每一次战场的进行必定会导致子弹的大量损失，子弹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战场上最为必须的火器。1808年时，纸火帽被法国人巧妙应用，同时结合了针尖发火的技术。在1817年时，美国创造出新的设计方法，那便是把击发药放在铜盂中，火帽的有效运用非常有利于后膛装填射击武器的发展，让其发展可能达到快速提升的高速。从此以后，子弹在战场的运用量越来越大，由于现代战场的先进性及特殊性，可能需要损耗几十万颗子弹才能造成一个敌人的伤亡。但是子弹也会随着战场上出现的不同需求进行不断地更替，许多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在慢慢增长，大批量制造子弹的能力当然也是具备的，所以他们的供应量始终大于需求量，即使损耗很多也不会感到心疼，毕竟物品的大批量产意味着对于生产的机器可以尽情使用，都将会让整个制作成本都达到降低。
我们都早知道，火药的诞生最早是源于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随着火药的逐步发展，人们将其制作成为攻击力较强的火炮，并最早被我国所使用，随着阿拉伯商人频繁来往于丝绸之路进行商品贸易，他们也就此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使者，而火药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被传播到了西方，火药在西方人手里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大概在16世纪中叶，由火药制作的火器已经在欧洲战场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时候中国火器和西方火器的差距还并不是很大，到后来明朝被灭亡以后，中国火器和西方火器的差距被逐渐拉大，尽管中国是火药的发源地，但由于清政府后来的闭关锁国，让我国彻底断绝了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但中国却与西方没有了技术互通的机会，这也让晚晴时期，西方列强可以用他们火力强劲的坚船利炮，一举轰开中国大门，而那时的我们也才侃侃醒悟。当时国内不少有着思想觉悟的有志青年们，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不足，于是洋务运动开始掀起，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和工业技术，招揽高技术人才，开始真正属于我们的发展崛起道路，尽管这条路我们走得很艰难。
随着工业革命在不断的进行，各工业部门有了质的飞跃，军事上弹药技术有了新的发育土壤，子弹的潜能进一步被开发，越来越多的“新鲜”产品问世，子弹的杀伤力变得更强，可以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也就意味着子弹的制作整本会比原来高很多，枪榴弹，空尖弹，全金属子弹，专用墙角弹等子弹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是普通的子弹无法相比的，即使它的价格昂贵但是还是在不停的生产。就算制造成本高上天它还是不能对重型目标起多大的作用，不能够与战略导弹相提并论。就算子弹的杀伤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它也只有在小型战役中亮相表演，一旦战事升级，它的缺陷便暴露无遗，而且战争中弹无虚发的情况非常少，对子弹的需求一直很大，因此国家必要在子弹价格上严格把控，不能让子弹制作这个行业大发战争财，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购买子弹并不是犯法的，就像购物一样简单。
处于和平时代的我们，最初认识子弹一定是在影视剧中所看到的，但真子弹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少见的，想要生产出一颗子弹需要花费多少呢？实际上，子弹的类型影响着子弹的成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颗子弹只需花费大概6分钱的成本，按那时到现在的物价倍数来计算，那现代的平均每颗子弹成本可在1.2-1.8元之间，而7.62mm口径的步枪弹的成本价就会稍微高一些，大概在2-3元之间，手枪弹又不同，单颗成本约为1.5元，当然了，以这种方式进行计算是不太准确的，与实际相比的话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是并不意味着子弹本身的成本越高，它的价值就越高，更重要的是它的使用能否创造出有价值的成就，就好比晚清时期差点将晚清的李鸿章击毙的那颗子弹。
抚今追昔，看那落后腐朽的清王朝时期，就算是不看多方面都存在问题的朝廷，日本于我们而言始终都是梗一样的存在，其原本也不过是个东夷的弹丸小国，而且还是个要给我国王朝进贡的存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不大的弹丸之国，屡屡将一度繁荣昌盛的清王朝“凑”的体无完肤。虽然比起清王朝签订的所有条约，与日本签订的并不多，也只有8个。但是这八个条约，无一例外的都是丧权辱国，大名鼎鼎。其中，属于赔款条约的有3个，分别是《中日北京专条》（北京条约），于1874年签订，条约的条款是，清王朝要向日本赔款10万两抚恤金与40万两军费。1895年，也就是甲午结束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了，共计赔款2.3亿两，其中3000万两为“赎辽费”。而这已经是少赔了日本一亿两白银了。原因自然是因为李中堂在去往日本谈判的时候，遇险后换来的少赔一亿两白银。
李鸿章的原名叫章桐，字渐甫，号少荃，曾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相比于其他人，他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还是有所了解的，李鸿章作为当时北洋通商大臣，在位多年，正因如此才让他有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所以别轻视了北洋通商大臣这个官职，这可是一个手握重权的官职，通商、洋务、外交、海防、关税方面的事务都需要他来打理，这样一个有洋人交往经历，又有能力，还位高权重的大臣，便成为了签订条约，为国谈判的不二人选，况且当时慈禧太后也是格外信任李鸿章。很多人因为李鸿章同意了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其都有非常负面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卖国贼，但你们是否有设身处地的考虑过，在当时那样一个世界格局之下，跟列强讨价还价？其实清朝根本没有那样的资本，李鸿章自然也是希望能够拯救中国于水火，但他能力再大，权利再高，也无法改变中国当时落后就要挨打的现状，他能做的也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为中国争取最后的最严。
1894年，中日之间的战火被点燃，史记“中日甲午战争”，结果我们自然是明白的，清王朝败给了曾经自己的进贡国。此后李鸿章被派往了日本马关与日本进行谈判，白银三亿两，是起初日本一口咬定的赔款，经过双方代表几番谈判后，都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谁都不肯让步，谈判进度也就一直没有进展。不过在谈判期间，李鸿章在回旅馆途中的一次意外让事情有了转机，日本激进分子小山丰太郎袭击李鸿章，一声枪响之后，一颗子弹贴着李鸿章的脸飞了过去，他国外交使者代表着什么不用多说，这此次李鸿章在日本遭遇意外，对于日本而言是有弊的，于是，李中堂顺着线就给日本施加压力，压低赔款。最后，难以顶住压力的日本政府作出了退让之举，只要了2亿两白银。换而言之，这颗意外的子弹，让清政府少赔了1亿两白银，而这天价般的1亿两白银放到现在，那就是约等于1100亿人民币的巨款。所以，李鸿章当日的这枚子弹有了一个特殊的定义，史上“昂贵的子弹”。
这颗子弹价值不菲，因为它的存在直接清王朝减免了一亿两白银，自从那以后，西方列强变得越加疯狂，知道了清朝的无能和软弱，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向清政府割地赔款，堂而皇之索取利益，这不明摆着抢吗？对于此时的清政府所面临的的困境，我们或许只有两个词来描述，落后挨打和割地赔款。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在北京正式签订，当时清朝出面签字的是李鸿章、许应马癸。但是在条约签订之前，也是经过了多轮的协商，李鸿章却始终坚持着要香港只能“租借”99年，虽然当时的我们难以有和西方大国商讨的资本，对于当时的李鸿章而言，他内心很明白别看99年和100年只有1年的差距，但二者本质上大不相同，因为当时国际上有一个惯例，对于一国领土，就算是名曰“事实占领”，但其实是指一块领土如果被别国统治100年，那么100年之后当地居民可不受任何国家的约束，自行选择自己的未来，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李鸿章在与英国谈判时，始终坚持租期为99年所幸正式因为李鸿章在这次谈判桌上的坚定，这才为香港后来的回国之路提供了前提条件。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在跨越了无数的低谷后，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功崛起。我们已经从黑暗走向了光明，我们不再是其他人口中的东亚病夫，不再是只能默默忍受列强入侵的中国，不再是一次次割让土地的中国。有位伟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历史的车轮不断的向往前推进。经过漫长的摸索，于是我们迈向了光明。哪怕雪灾降临，天寒地冻也不能磨灭我们的意志。2020是让国民骄傲的一年，终于实现了全面脱贫目标的新中国以强者的姿态，让世人为之瞩目的成就登入了世界的巅峰。万籁俱寂，一起倾听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这就是这个时代赋予新中国的声音。
提及李鸿章，可谓是很多人都给予批判的态度，批判他作为晚清的第一重臣，却只会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可实际上，单方面凭借这一点去评价他所有的功过是不公平的。作为晚晴时期的著名外交家，在位之时，可谓是全都在为了国家的外交而努力，没错，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上都有着李鸿章三个字，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已经算是竭尽所能的为国家考虑了。那些对外关系交涉失败的背后，其实就是因为朝廷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造成的，而这些颜面扫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显然还是那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那些平日里不干实事的“贵族”，只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将过错全部交给“门面”李鸿章。所以，对于李鸿章这个人，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大环境却评价，或许就像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若是让我们去担任他的职位，只会更糟。至少别的不说，他竭尽所能之后，没有让中国完全沦为样南亚国家那般完全成为殖民地，也为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存了一定的根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