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泽生 田倩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已推行10年，因美国政府换届、政策偏好和战略重点的差异，这一战略从最初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的“印太战略”，推行以援助和军事为推力的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大国竞争和博弈政策。在美国不断加大赌注、加深与中国战略竞争程度的新时期，评估美国“重返亚太”的效果和约束条件，有利于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牵引的亚太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和油气等关联产业的发展态势及其外部环境变化。
“重返亚太”战略的演进动因
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会议上提出“重返亚太”这一概念，表明奥巴马政府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APEC峰会上高调提出“转向亚洲”，配合其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的决策和行动，开始筹划将战略重点转移到亚太。2012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声称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区域进行军事力量转移，实现60%战舰部署到太平洋的目标。从“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数年酝酿，是美国政府逐渐摆脱次贷危机后，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制衡对象之首要目标的显化过程。
10年来，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经历了激励“代理人”竞争、直接对抗、拉拢盟友竞争3个阶段。在2012年开始的战略推行早期，美国主要利用激励日本、菲律宾等国充当“代理人”与中国竞争的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
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2012年9月，支持日本政府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了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严峻争端；另一方面，2012年，在菲律宾非法对中国黄岩岛海域捕鱼渔民实施抓捕后，怂恿菲律宾于次年发起了所谓“仲裁案”，多方挑动南海争端。基于代理人竞争的政治事件足以使美国为“重返亚太”战略找到撬动大国竞争的支点，这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机恰好对应。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凭借军事基地和特定国家援助的域外竞争并不足以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发展，“代理人”竞争方式并未产生美国预期的效果。
因作为“代理人”的特定国家在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恶化后遭受了巨大的经贸利益损失，这些国家必将事后重新评估担当“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并确定后续是否继续承担“代理人”角色。菲律宾在政府换届、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即果断放弃担任“代理人”角色，日本亦在安倍政府第二任期内力图使中日关系回暖，这就倒逼“重返亚太”战略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转向“美国优先”以及对华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直接与中国竞争和对抗。
因“美国优先”排除了进一步开放市场来换取他国经贸利益提升的可能，美国影响亚太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工具仅余援助一途。但提供援助受“美国优先”约束，其激励亚太国家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尽管美国直接上场与中国博弈避免了驱动“代理人”竞争的不可靠结果，但也限制了美国自身的经贸利益。包括穆迪公司在内的多项研究显示，中美“贸易战”90%以上的关税成本由美国承担；而且，从中美贸易额以及中国产业和外经贸发展看，直接对抗策略并未奏效。由此，拜登政府上台后，其“重返亚太”战略又转向依赖拉拢盟友+“价值观外交”的策略。因“美国优先”等因素的掣肘，除延续既有的贸易、科技对抗举措外，援助和政治结合成为美国拉拢亚太国家疏离中国的主要手段。
“重返亚太”战略面临的多重困境
“重返亚太”战略本质上要求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与资源投入到亚太区域，以遏制竞争对手并维护其霸权和垄断地位，但这一战略推进至少面临以下4方面困境。
有限注意力与霸权需求间的错配
“重返亚太”的字面含义似乎说明美国离开后重新进入亚太区域，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美国将注意力放在非亚太热点地区，如中东、伊拉克，以及“9.11”后的阿富汗等地。而“重返亚太”只是将注意力和相匹配的资源重新配置于与中国竞争的亚太区域。
“重返亚太”战略的矛盾在于，美国绝不会允许任何区域出现“挑战美国利益的国家或抑制其影响的地区性集团”，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面对变化的世界必存在时间维度上的错配需求。这一点在乌克兰危机及相应的驱动美国将注意力重新配置到欧洲方向的需求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头痛则医头，脚痛则医脚，维持霸权的动态且庞大的注意力配置需求远非“重返亚太”乃至后来的“印太战略”所能满足。
有限资源激励与亚太国家利益的错配
“重返亚太”战略第一阶段的教训表明，美国依赖个别“代理人”的博弈设想和行动难以充分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美国需要给予充分的激励才有可能撬动或影响亚太国家的选择行为。
不同于冷战时期，美国已缺乏大幅开放市场来满足亚太国家经贸利益的能力和意愿。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和退出TPP等自贸协议的系列行为凸显了美国不愿以共赢方式满足亚太国家经贸利益的行为取向。即便是为了拉拢他国而使用的对外援助，也面临可用资源不断衰减的困局。美国援助占GDP比重已降至0.05%，创二战后新低。
研究显示，美国援助占GDP比重低于0.07%就不会产生贸易促进效应。由此来看，现有援助规模仅具有象征意义，亚太各国对此也心知肚明。拜登政府在今年5月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公布的1.5亿美元援助受到各国嘲笑也在情理之中。至于美国模仿中国提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如同之前提出的“重建美好世界”倡议一样，也很难让域内国家相信其可行性并受其激励。
驱动盟国跟从目标与盟国利益竞争现实的冲突
“重返亚太”并要求盟国跟从实际上是美国主导供给的俱乐部产品，但作为供给者的美国却有很强的公共产品私物化动机，产生俱乐部产品供给与内部竞争性共存的矛盾。
因“重返亚太”第二阶段对华施压获取收益的目标并未实现，美国力压盟国跟从其对华竞争过程中，还有强烈的与盟国竞争以获益的现实需求，以便从盟国处得到的竞争收益弥补对华竞争的战略成本。
美国极力撮合的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CHIP4芯片联盟中，既有拉拢日本、韩国实施对华芯片封锁的战略目标，又有强迫韩日等国家和地区芯片技术与产能转移至美国，以达到在零和博弈基础上重振美国的芯片产业。在美国提出的《通胀削减法案》中，既有为激励美国消费者购买北美产电动汽车、振兴其电池等原材料和电动汽车产业而做出的大额补贴，也客观上对具有强竞争力的韩国、欧洲盟国汽车企业构成明显歧视。以上冲突为美国借助盟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制造了不可避免的障碍。
自我商业利益实现与大国竞争目标的冲突
鉴于中美两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高度融合和经贸利益交织，在“重返亚太”实现大国竞争目标的过程中，微观企业和特定企业的具体利益与抽象的、维持霸权目标和垄断优势的“重返亚太”战略目标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以美国发动的科技战为例，在严格实施高技术芯片、生产设备对华限制的同时，美国又因企业压力放松芯片禁令，允许对华出口。而通过中国市场份额维持其高科技产业规模经济产量并为研发和意图的长期技术领先融资，是美国商业利益实现的内在经济机制。
在“重返亚太”的大国竞争论者看来，这不足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相关产业进步。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同样因应自我商业利益而豁免所需关键矿物和商品进口，这些相机抉择的战略实施形成了他国视界中“重返亚太”战略的内在不可靠性。而增大竞争筹码所激发的产业、企业和消费者反弹以及外化的供应链、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等问题，又倒逼决策者谨慎考量竞争行为强度，形成有力的掣肘。
“重返亚太”战略
无益于亚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过去10年，国际市场结构中的垄断者维持其垄断地位并遏制潜在竞争者的意图和行动都是“真”的，但在多重约束和困境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目标的实现确是虚妄的、“假”想中的。
在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和平稳定、共同富裕、清洁美丽、守望相助”之亚太才符合地区国家的普遍利益。相比之下，“重返亚太”战略明示的零和博弈、冲突对抗理念不能带给亚太国家稳定和发展。美国既无力也不愿以市场开放、共赢和良性竞争的方式助推区域经济增长，其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10年来，美国惯用的以援助和军事、政治施压及拉拢的政策伎俩面临可用资源的下降和边际效应的下滑，对待盟国和伙伴国的方式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抱怨、抗议和反对，这是“重返亚太”战略不具生产性而仅具分配性职能的必然后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APEC领导人峰会上反复申明的那样，中国将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继续同世界尤其是亚太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这意味着，中国正协力亚太各国提供共同发展和繁荣等公共产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相较于美国联合少数盟国和伙伴国建立的“小院高墙”、损人利己的俱乐部产品，亚太乃至于全球各国都将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做出拥抱增长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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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琳琳
校对：蒋伊湉
审核：王勇 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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