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1955年大授衔，有三位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仅授大校军衔。
当时共设立了三种勋章，即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这三种勋章分别对应三个历史时期，也就是土地革命（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每一枚勋章，又划分为三个等级。
在64万参与评衔的将士中，获一级八一勋章的178人，其中大校仅3人：罗厚福、辛世修和周时源；一级独立自由勋章313人，其中大校仅5人：王作尧、尹先炳、张维翰、罗厚福和方子翼；获一级解放勋章993人，其中大校包括罗厚福、尹明亮、吕黎平等100人。
同时获得三个一级勋章只有144人，包括10元帅、10大将、47上将、59中将、15少将，以及1位开国大校，就是罗厚福。另外还有2位转入地方没有评衔，就是海南的冯白驹和抗联的周保中。
按常理，获一级八一勋章的老红军革命20多年，怎么也会被授予将军军衔。罗厚福、辛世修和周时源都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但都被授予大校，罗厚福还获得了三个一级，为何也仅授大校？
一级八一勋章
一、罗厚福：从一级到一级，再到一级
按照大授衔时，三个一级勋章的认定条件：
1、一级八一勋章，红军师级及相当于师级以上干部；
2、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八路军（新四军）旅级及相当于旅级以上干部；
3、一级解放勋章，解放军军级及相当于军级以上干部。
罗厚福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游击师的师长。
罗厚福出生于“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这里走出了62位开国将军，包括陈锡联、谢富治、韩先楚、郭天民、周纯全、王建安等6位开国上将，王近山、刘昌毅、秦基伟、张仁初等12位开国中将，以及44位开国少将。还有230位没有参与评衔的将领，包括董必武和李师长。
在黄麻起义的影响下，20岁的罗厚福参加了鄂东北的赤卫队，第二年参加了红军。
从游击师的战士、连长、营政委一直做到游击师师长。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罗厚福带着这支千左右的游击师坚持3年游击战，被后来新四军5师的李师长誉为“大别山的一面旗帜”。
抗战时期，罗厚福任新四军5师14旅旅长、一分区司令员。解放时期，任鄂西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是开国大将王树声，第一副司令是开国中将刘昌毅，第三副司令员是开国中将张才千。
开国中将张才千
二、“三个一级”仅授大校的两种说法
解放武汉以后成立的湖北军区，和1957年的“湖北省军区”不同。
当时的湖北军区相当于“兵团”级别，军区司令员是大将级别的李师长，副司令员也是后来的开国大将王树声和开国上将王宏坤，作为军区副参谋长、副政治部主任的罗厚福，妥妥的正军级。
如果是这样的定级，1955年9月罗厚福至少应是少将军衔。
但是，1952年开始的军衔评级，罗厚福仅被定为正师级，授衔时对应大校军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才导致一个正军级干部被降职为正师级，与将军擦肩而过？
一种说法，是军功不够。罗厚福在红军时期，一直是偏师做一些牵制工作。抗战时期，短暂任14旅旅长后就到了地方军区。解放时期，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实际是副军级。
第二种说法，是建国初期“非法集资”给单位创收，还接受一位被当地政府处分的保长当工人，从而被组织做出降职处分。还有第三种说法，罗厚福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岳父贩卖大烟土，被组织处分。要不是老领导李师长说清，罗厚福授衔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不管哪一种说法，罗厚福最终被授予大校。直到1961年，才被晋升为少将。
开国大校罗厚福
三、幸世修：从一级到二级，再到二级
获得一级八一勋章的第二位开国大校，是屡次重伤的幸世修。
辛世修是江西南康人，15岁参加了红军，先后担任通讯员、班长、排长。从红军大学毕业后，升任红九军团3师8团政委。湘江血战后，辛世修任团政委。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九军团随红四主力南下，后改编为红94师，幸世修任政委，师长是开国中将萧新槐。1936年1月，辛世修升任红32军政治部主任。
红九军团随红四南下的这段经历，对辛世修以后的评衔多少有些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辛世修曾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巡视团主任、干部科科长，团长是开国中将文年生。辛世修作为独1旅副政委参加了齐会战斗，战斗中身负重伤，后任独1旅代政委。
1946年5月，幸世修在冀热辽军区发动的古山战役再次身负重伤。
解放时期，多次重伤让辛世修失去了重返一线的机会，后调任四野铁道兵团参谋处长，又改任训练管理部行政副处长，建国后到了军医大学任物资保障部部长。1952年定级正师，1955年授大校。
辛世修红军时期是副军级，但由于伤病影响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时期的发挥。
开国中将文年生
四、周时源：从一级到二级，再到三级
罗厚福三个时期一如既往稳定，辛世修抗战和解放时期欠佳。
而第三位获得一级八一勋章的周时源，则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时期肉眼可见地步步下滑，从一级八一勋章，到抗战时期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三级解放勋章，落差非常明显。
辛世修是出自红一的将领，而周时源和罗厚福都是出自红四的将领。
罗厚福多数时间，都是作为偏师和地方部队出现的，属于“绿叶”一类的干部。而同为红四将领的周时源，则出自红四主力部队。周时源是安徽省金寨人，15岁参加红军，很快成长为红军营长。
1934年8月，青龙观战斗，周时源和2营配合兄弟部队歼敌1个旅，战后2营被总部颁发“夜袭常胜军”奖旗一面，周时源被提升为团长。红一、四会师后，周时源任红4军11师政委，师长陈锡联。
抗战时期，周时源任新四军6支队3团团长，1942年回抗大学习，抗战胜利后任吉林乾安县长。1946 年7 月，调任辽西军区保1旅3团团长，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渡松花江、锦州战役、天津战役。
由于特殊的工作原因，全面抗战开始到大决战结束的12年，周时源一直任团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时源任西江军区司令员，还是正团级。所以到了1952年，周时源的评级就难坏了“好婆婆”总政主任罗荣桓，最终只能在少将和上校之间取了一个折中，授予大校军衔。
当然，周时源的高开低走并非能力问题，主要是组织安排的工作有所不同，长期在地方部队影响了后续的晋升。授衔以后，周时源不久即升任28军副军长，又在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开国大校周时源
综上可知，无论罗厚福、辛世修还是周时源，都不存“低授”的问题，除了罗厚福是因为犯错误临时降级，从少将改为大校。辛世修和周时源，则是因为身体和工作调动原因，造成高开低走没有评将。
授衔以后，辛世修离开了军队系统，罗厚福和周时源则先后晋升少将。1961年到1965年，先后有554位大校晋升少将或新授少将。由此可见，三位一级八一勋章获得者授大校军衔，也在情理之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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