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助中国军事工业突飞猛进 一国帮了大忙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建国后不久新中国就面临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向亚洲地区波及的局面。本文就在当时的安全保障环境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进行了怎样的军事工业建设构想、经历了如何一个过程，以及构建了怎样的一个政治体制等几点进行讨论。

　　针对以上几点问题，本文尝试从中国的安全保障战略和军事建设计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中国政治体系的形成三个视点出发进行解析。

　　另外，本文将明确以下几点。第一，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关于军事力量的构成构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建国前后的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业建设方面的构想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随着国共双方内战的结束，国家向着和平建设局面转变；为了准备解放台湾，加强海军和空军的建设；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逐渐建立起现代军事工业体系。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军队的参与和与美国进入实际上的战争状态，向和平建设转变的局面被打断，另外，由于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实施遥遥无期，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到次要地位，而加速进行军事工业建设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

　　另外，随着计划经济中工业化的进行，加速发展军事工业建设成为可能。在参加朝鲜战争之后，中国陷入美国的包围之中，而为了与美国对抗，加快促进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苏联的援助也使军事工业的建设得到加强。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要加快国家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二，中苏军事同盟因为朝鲜战争而迅速得到强化。苏联不仅仅是向中国销售武器，同时也在支援中国的军事工业建设，中国的武器、装备也因苏联援助而向现代化迈进。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从原先各国武器充斥的状态开始向标准统一化的苏联式武器转变。另外，中国一直以未来本土能够自主生产武器为目标，所以非常重视技术的引进。

　　第三，关于政治体制，伴随着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军事工业建设的加强和计划经济建设的实施，构建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政治体制成为一种必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中央政治领导集权化开始形成。但是，在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构造开始重组，结果是引起强烈的权力斗争。

　　山口 朝鲜战争和中国的军事工业

　　1.问题的所在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讨清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与中国的军事工业建设有关的构想和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最终是要构筑一个怎样的指导体制。

　　关于中国的军事工业，我们暂且不讨论19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中国的军事工业计划和构想几乎不怎么明确，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军事工业计划和构想在内容和形成过程上有许多不明确点。当然，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建构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其具体内容也不甚明朗。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思路点来理解考虑。第一点，中国的安全保障战略和军事建设计划之间的关系。安全保障战略是军事力量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军事工业建设也与军事力量的构建有着莫大关系。从理论上来讲，安全保障战略如果有所变化，与此相对应，军事实力也势必会有所变化。因此，军事工业建设的计划与安全保障战略有着很大的联系，军事工业建设计划必须放在安全保障战略的大范畴之中来理解。特别要考虑的是，在建国初期，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安全保障战略有着极大的影响。

　　进一步讲，军事工业的建设与国家整体的经济建设有着很大的关联和影响。武器生产的基础是钢铁、机械等重工业。为了加强军事工业建设，就必须发展与之相关的重工业。因此，军事工业建设计划的变化，最终也会反映在国家整体的变化之中。

　　第二点，中苏关系。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为了与美国对抗就不得不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同样，来自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可或缺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仅仅是向中国销售武器，还有对中国建立军事工业方面的支援。当时的中国，在技术力量和工业生产力方面上十分落后，根本不可能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为了将来自己国家能够自主生产出武器装备，来自苏联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必须要探讨苏联对中国的武器销售和对中国军事工业建设方面的援助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

　　第三点，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方面出发来理解。也就是说，中国为了建设军事工业，建立起了怎样一个政治指导机构和制度；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有着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特征就是分散性，而这种分散性特征又是如何转变为集权性的，或者说并没有完全摒除这种分散性。

　　本文拟从以上几个视点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军事工业建设有关的计划构想的变迁做实证性的解释说明。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军事工业相关的直接先行研究，首先谈谈丸山钢二的论文（丸山钢二：《共和国成立期的军事战略和军需产业》，久保亨编著《1949年前后的中国》，汲古书院，2006年，第213-240页）。丸山的论文是在没有先行研究的情况下，对事实关系做了明确说明，特别是他认为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虽然他的研究有着先驱开拓性的贡献，但是他的研究缺陷是并没有全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且，在资料方面，他过于依赖《中国兵工企业史》等通史性质的著作，对于近年来公开的资料，他并没有好好利用。其次，张小明和曲爱国等人探讨了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军事力量现代化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对于军事工业建设计划的制定过程却几乎没有研究讨论涉及到（张小明：《朝鲜战争和中国——对战略、国防以及核开发方面的影响》，《防卫研究所平成18年度战争史研究国际公开报告会报告书》，2006年；曲爱国《抗美援朝战争曾促使人民解放军装备建设突飞猛进》，《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3日）。第三，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友好合作方面的研究虽然有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几乎没有关注中国方面的构想和计划（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1999 年；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Hua-yu Li, 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1948-1953,(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6）。其他还有，张小明对朝鲜战争和空军建设的有关研究、服部隆行对朝鲜战争时期的中国军事战略的有关研究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不是从军事工业的建立角度出发来探讨的（Xiaoming Zhang, 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服部隆行：《朝鲜战争和中国：建国初期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安全保障问题的研究》，溪水社，2007年）。

　　另外，关于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也相当多。特别是有许多研究指出朝鲜战争时期的战时动员对中国的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泉谷阳子：《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大众运动和社会主义体制》，御茶水书房，2007年；金野纯：《中国社会和大众动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权力和民众》，御茶水书房，2008年；奥村哲：《中国的现代史：战争和社会主义》，青木书店，2000年；山口信治：《以毛泽东的战略转换为主的新民主主义段阶构想的放弃》，《亚洲研究》，亚洲政经学会第54卷第1号，2008年，第22-39页）。但是，这些研究由于过多地把关注点放在了战时动员方面，反而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实际军事力量和对工业基础的理解。

　　在资料方面，在中国几乎不可能看到有关军事方面的官方文书。本文所使用的是中国在1990年代后半期以后所出版的一手或二手资料，是有关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领导者的各种文选、文集和年谱。近年来的中国政治史研究并没有充分使用这些资料，因此，本文拟对这些资料整合，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同时，也灵活运用回忆录。特别是最近原彭德怀的军事参谋王亚志的回忆录已经出版，这对于详细描述中苏军事合作关系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2.参加朝鲜战争前的军事工业建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到参加朝鲜战争为止的这段时期，其军事工业建设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点，随着战争的可能性减小，其军事工业生产量也逐渐减少；第二点，国家开始讨论计划将分散的军事工业生产逐步统一化，加强管理，而这又将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渐渐走向正轨；第三点，因为计划进攻台湾的原因，海军和空军建设大大受到重视。

　　（1）军事工业生产量的减少

　　三大战役过后，中国共产党基本确定了在国共双方内战中的胜利局面，而军事工业的任务也开始有所变化。也就是说，随着大规模的重要战争即将结束，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维持原来最大限度的军事工业生产了，而且，作为承担国家国防任务的产业，必须要作出一些相应的产业调整。

　　在从1949年6月2日至13日期间召开的全军兵器工业会议上，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减少军事工业的兵器生产（杨立三年谱编辑组编：《杨立三年谱1900-1954》，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1949年6月2日记事》，第215-216页）。在6月10日的会议上，中央军委后勤部提交了《全国兵工现状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共有160家兵器相关的工厂，其中迫击炮弹生产工厂有51家，榴弹生产工厂有10家，手榴弹生产工厂有14家，枪用雷管生产工厂有10家，枪炮生产工厂有7家，钢铁工厂有2家，机械工厂有11家，机械修理工厂有8家，燃料工厂有3家，炮弹附属工厂有12家，化学工厂有19家，甘油、酒精生产工厂有5家，发电厂有2家，皮革工厂有2家，汽车修理工厂有1家，瓷器生产工厂有1家（中央军委后勤部：《关于全国兵工现状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239-247页）。从以上报告内容可以得知，在当时的军事工业生产中，相对于武器生产，弹药的生产是主流。这是因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更多的是依赖缴获而不是生产。6月28日，以会议的讨论结果为依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今后兵器工业生产有关的决定》（中央军委后勤部：《关于今后兵器工业生产有关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258-259页）。在规定中，制定了以下的减产计划。具体平均每月的枪类子弹生产量仍为现在的500万发，60mm迫击炮弹从41万发减产到16万发，82mm迫击炮弹从33万发减产到6万发，120mm迫击炮弹从33000发减产到4000发，手榴弹从150万发减产到10万发，信号弹从9万发减产到5万发。

　　同时，工厂的合并及整顿工作也在进行。1949年10月23日，杨立三在给朱德的报告中写道，从6月份以来，原来的160家工厂经过合并，减少到33家，另外，在华北、东北、华东地区，军事工业工厂的工人数量也从94000人裁员到67000人（杨立三：《新形势下的军械状况与兵工生产》，杨立三文集编辑组编：《杨立三文集》上卷，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500-501页）。从其他资料来看，当时与军事工业相关的工厂数量是解放区的94家和从国民党统治区域接收过来的68家，通过合并、整合后的数量为41家（陈平、刘国冬、秦文主编：《新中国的基本建设：国防工业卷》，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11页）。之所以有数量上的误差，是因为这些工厂中包含了10月23日以后所接收的部分。总而言之，可以确定的是，军事工业工厂的整合工作在逐步进行。

　　关于军事工业的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考虑的呢？共产党的军事工业领导者们首先必须做的是对军事工业的现状进行调查。他们特别重视的是对工业集中的沈阳、鞍山及大连等东北地区，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地区，包括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现状把握。1949年9月，重工业部部长陈云携包括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在内的视察团考察了重工业的行业状况。杨立三是负责军队后勤补给任务的干部，刘鼎有着在德国和苏联留学的经验，是长期从事与兵器生产有关工作的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杨立三和刘鼎二人在军事工业建设上有着很大的贡献。视察团以沈阳、鞍山等地的东北地区为中心，对华北、华东的工业基地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另外，在1949年11月，刘鼎赶赴重庆对原国民政府的第21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吴殿尧：《刘鼎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95-396页）。之后，刘鼎又于1950年1月与苏联专家一道赶赴山西省太原市，对原阎锡山创办的兵工厂进行了调查（吴殿尧：《刘鼎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97页）。

　　1950年7月19日，刘鼎、杨立三二人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国防工业建设初步意见》（杨立三、刘鼎：《国防工业建设初步意见》，杨立三文集编辑组编：《杨立三文集》、下卷，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78-85页）。作为国防建设方针的这份意见指出：第一，制定五年计划，力争在5年后训练出拥有高机械化的强大陆军、能够击退任何空袭的空军以及一支小规模的海军；第二，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以东北（沈阳）和西南（重庆）为主要基地，华北（太原）为次要基地，同时指出也要在西北地区建设军事工业。另外，为了完成以上计划，还提出3点要求：第一点，设立制定计划的机构组织；第二点，确保足够的财政支出；第三点，设置相关研究机构。

　　在军事工业转型和减产工作中提出的《国防工业建设初步意见》，采取了伴随社会经济好转和重工业建设进行的同时、实现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方针。为此，即便武器弹药装备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也要满足最低限度的要求，这是意见给出的军事工业建设的目标。1950年5月16日，周恩来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指出，要把这条方针作为军事工业迈向现代化工业的指导思想。但是同时也指出，必须要坚持稳步前进、阶段性建设，而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必须缩小建设规模。在缩小规模巩固之后再继续前进（周恩来：《在全军参谋会议上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18页）。

　　（2）海空军建设和苏联

　　这时期的中国逐渐从战时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但是，除了派军队进驻西藏地区和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之外，还剩下一个重要悬而未解的问题，即收复台湾和其它沿岸岛屿。而为了收复这些地区，海空军是不可缺少的军事力量。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全由陆军组成，根本没有海空军，因此需要从零起点建设。1949年4月23日，海军成立；1949年11月11日，空军成立。在海空军的建设上，来自苏联的援助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关于空军建设。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给出指示，必须要做好收复台湾的一切准备，除陆军以外，还必须要依靠空军（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卷，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466-467页），之后，开始进行空军建设。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王弼、吕黎平也一同前往，与苏联方面商量空军建设事宜。据吕黎平回忆，刘亚楼关于空军建设方面，曾说过为了准备来年（1950年）解放台湾的协同登陆作战，我方需要300架到500架飞机来成立空军战斗部队，因此希望得到苏联方面的援助（吕黎平：《吕黎平回忆录》，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473页）。另外，刘亚楼也说明，从日本和国民党方面接收的一式战斗机和P-51战斗机中，能够用于作战的不足30架。结果，代表团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共从苏联购入434架军用飞机，同时，与苏联方面缔结协议，苏联方面同意支援中国建设6所航空学校、1家飞机维修工厂和6家小型飞机维修工厂（服部隆行：《朝鲜战争和中国》，第52-54页；吕黎平：《吕黎平回忆录》，第477页）。

　　在这之后，中国方面为了准备对台湾及沿海岛屿作战，至少四次向苏联提出要求购买空军相关的装备器材。1950年2月11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希望苏联在向中国派遣出专家之外，同时向中国销售飞机和发动机的部件，以及弹药等等。2月15日，毛泽东同苏联方面签署购买298架飞机等装备的合同条约（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950年4月13日条，第120-121页）。3月8日，刘亚楼再度签订购买弹药的合同（周恩来：《军事订货与聘请空军顾问》，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4月13日，为了准备1950年6月预定开始的舟山群岛作战以及同年8月开始的金门岛作战，毛泽东再次购买各种器材和弹药（毛泽东：《关于购买空军装备器材致斯大林电》，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

　　空军的建立，几乎全部依靠从苏联购买的飞机，因此中国方面开始考虑将来自己国家也能够生产飞机。1950年1月5日，何长工和刘亚楼提交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意见书》，同年2月，刘亚楼又提交了《关于航空工业初步性建设的意见书》。3月，在重工业部内部设立了航空工业准备小组（何长工传编写组编著：《何长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79页）。但是，由于建设航空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做支撑，因此，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何长工在回忆中提到，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济状况不见好转，人才和资金也非常紧张，所以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40-441页）。徐昌裕也讲到，在1950年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资金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准备集中力量发展航空工业（徐昌裕：《为祖国航空拼搏一生》，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为了准备解放台湾作战，海军也是必不可少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作为解放台湾作战的总指挥，指出对台作战的实际困难之一就是没有足够多的船只（粟裕：《解放台湾的困难与有利条件》，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三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43页）。粟裕在1950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华东军区内的大小船只共有80艘，但能够作战使用的只有26艘，而且由于海军没有海上扫雷用的装备，所以根本不可能应对水雷。另外，运输船只也是一个大问题，为了作战准备，至少需要500吨以上的舰船384艘、小型舰艇2640艘，但实际数量根本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粟裕：《关于对台湾作战问题的报告》，《粟裕文选》第三卷，第47-48页）。具体的计划究竟如何不清楚，但从收复台湾作战的视野考虑，海军的建设应当需要投入相当大的资金。据萧劲光回忆，1950年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3亿美元的借款协议，其中预定把一半都投入到海军建设中去（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3）组织

　　那么，为了具体实施军事工业建设方针，中国是怎样建立起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呢？在政府系统部门内部，1949年10月19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陈云任部长）。重工业部是管理工业的综合部门，具有管控钢铁、机械、化学、有色金属等十个部门的权限。重工业部内部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是兵工办公室（即后来的兵工总局，刘鼎副部长负责）、航空工业局（何长工副部长负责）和电信工业局（王诤任局长）等（何长工传编写组编著：《何长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73-474页）。而在军队系统内部，1950年1月，在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内设置了军械部（廖锋：《装备部及其前身发展沿革辩》，《军事史林》，2005年第12期，第38-45页；腾渊：《建国后军队武器装备管理体制的沿革》，《国防科技工业》，2009年第4期，第48-49页）。

　　但是，关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与军事工业相关的指导体制，到现在还有许多地方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规定了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是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除了共产党的军事领导者之外，还包含有许多其他党外的实权人物。这是为了建立以共产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及联合政府的需要，而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基础。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内部设有研究国防问题的国防研究小组（成员有张治中、刘斐、蔡廷锴、傅作义、聂荣臻、李涛、罗瑞卿）（刘庆方：《开国上将李涛》，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但是，关于这个包含4名非共产党员的组织机构的具体活动及作用却不是很明了。关于军事工业指导体制，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那就是朱德所发挥的作用。截止到国共内战结束为止，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军事工业指导者一直是朱德。这种情况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仍在持续，朱德不仅仅有过许多关于军事工业的发言，还经常进行视察。但是，关于他的具体地位作用，也有诸多不明之处。

　　对于军事工业的指导，实际上是缺少统一性。这是因为建国后不久，政权还不是十分稳定，而且当时采取的是大行政区、大军区制度，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也没有那么强有力，军队与政府的关系也是非常不明确。前面所提到的刘鼎、杨立三的《国防工业建设初步的意见》中，就提出了将来军事工业的领导体制问题，其中建议第一条是在中央军委下面设立兵工委员会；第二条是，如果第一条没有实行的话，就在中央政府的重工业部下面设立中央兵工署，同时接受军委后勤部的领导，即双重领导（杨立三：《国防工业建设的初步意见》，杨立三文集编辑组编：《杨立三文集》、下卷，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78-85页）。另外在1950年9月28日，杨立三对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先念说道，目前由于对兵器工业的生产状况不能很好地把握清楚，对各地区的检查组织也不能顺利进行，造成现在只能基于东北和华北的报告材料进行判断决策。杨立三进一步指出，在中央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统一的、强有力的全国兵器工业指导机构，而且国防工业建设方针也不明确，并且在从战时生产转向正常生产的过程中，今后的国防工业建设的方向也会不明确（杨立三：《全国兵工生产的统一指导》，杨立三文集编辑组编：《杨立三文集》、下卷，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110-113页）。至于空军和海军，其建设方向性也不透明。

　　3.参加朝鲜战争

　　（1）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三年发展计划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军事建设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中国对于自己国家的安全保障环境的将来发展状况，是能够预见到的。8月，周恩来针对未来形势说，美国如果要发动世界大战的话，则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因此，美国不太可能会发动世界大战，而是会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局部战争来推动计划发展。他要求，我国的军事建设应该立足于长期发展计划。如果现在不能做出长期的发展计划，那么首先也应该拿出一个至少3年的准备阶段期的建军计划。因此要制定以海军、空军和坦克部队为首的特殊兵种三年发展计划（周恩来：《十分准备，出手即胜》，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50页）。

　　在此基调下，1950年8月，空军制定出了《建设人民空军的四年计划大纲》。大纲中指出，要到1953年为止，建设成一支拥有4507架飞机、其中包含264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力量（张驭涛主编：《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另外，海军也制定出了《海军三年计划》。朝鲜战争对海军建设的影响在这个时期是有限的。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对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传达了一下方针：由于朝鲜战争，对台作战变得十分棘手，但是还要继续陆军复员工作和加强海空军建设，收复台湾作战时间会有所推迟（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950年6月30日条，第129页）。在从1950年8月10日至30日召开的海军建军会议上，制定了《海军三年计划》（张驭涛主编：《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6-27页）。计划中叙述到，要在3年时间内，依靠从苏联购买和本国制造，建设成一支拥有205艘舰船（55300吨）、420架飞机和36个沿海炮台的海军，同时，在上海、青岛、大连等地配备建立造船厂（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但是，这样制定的三年计划，说到底也只是停留在开始讨论将来构想的阶段，具体应该怎样实现这个计划还没有明确。

　　（2）参加朝鲜战争后的变化和决定建设航空工业

　　中国派兵参加朝鲜战争，这对于中国的军事工业建设有着极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使中国的对外安全保障政策出现了些许变化，在加强同苏联同盟关系的同时，军事工业建设的方针政策也有所变化。因为参加朝鲜战争，解放台湾作战被迫延期，海军的重要性有所降低，与之相对，空军的重要性突然提升。另外，陆军各军种的现代化也成为一个课题呈现在面前。出兵朝鲜后，陈云关于国家的财政方针说道，战争是第一位，市场的安定是第二位，其他方面是第三位，关于战争的财政支出放在最优先位置（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1-120页）。

　　为了从苏联购买武器和装备，中国以从苏联借款的方式获得了资金援助（关于苏联对中国借款的问题，之前所提到的沈志华、李丹慧的著作《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中有详细讨论）。1951年2月1日，周恩来在《关于苏联对中国政府提供军事借款的协定》上签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2月1日条，第124页）。根据该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亿3500万卢布的借款，中国用这笔借款购买武器装备、弹药、铁路器材。同年4月10日，苏联决定再次给中国追加提供3.4亿卢布的借款。9月8日，中国对斯大林提出请求，希望再次追加6亿卢布的借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9月5日条，第179页）。

　　在这里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在人民解放军参加朝鲜战争作战的时候，根本没有十分强大的空军提供保护，只能冀求于苏联直接出动空军以及苏联提供支援（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问题，请参照张小明的《Red Wings Over the Yalu》一书及平松茂雄的《中国和朝鲜战争》一书）。苏联方面派遣了13个航空师，在防守中国沿海上空的同时，帮助中国训练空军。不仅如此，中国还希望苏联能够在购买战斗机和建立本国的航空工业方面给予援助。周恩来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之前，曾请求斯大林出动苏联空军，同时希望购买军用飞机（周恩来：《关于苏空军入朝作战等问题给斯大林的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4页）。在购买军用飞机上，中国首先购买了总计369架“米格9”战斗机，但是，由于“米格9”战斗机在性能上大大劣于美国的“F-80”和“F84”战斗机，所以几乎没有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使用。因此，斯大林决定从1951年6月，向中国提供总计372架的“米格15”战斗机。在整个朝鲜战争时期，苏联总共向中国出售了1000架以上的“米格15”战斗机（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第47-48页。张小明：《朝鲜战争和中国》）。

　　关于建立航空工业的问题，周恩来曾这样构想过，首先从能够掌握修理作业开始，然后到能够组装制造，最后再能够自主设计。1950年12月18日，以何长工、刘鼎、沈鸿（财经委重工业处所长）、段子俊（重工业部航空局代局长）为首的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决定和苏联方面商量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0年12月18日条，第108页）。周恩来、陈云同访苏团成员再次讨论，讨论问题是为了成立飞机维修工厂和飞机制造厂，必须赢得苏联方面的援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0年12月24日条，第109页）。1951年1月，代表团在访苏期间开始进行实际的交涉。

　　据何长工回忆道，这次协议交涉过程非常艰难。特别是苏联方面的交涉负责人维辛斯基并不认为目前的中国有必要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关于工厂的设计究竟是在莫斯科进行还是在北京进行成为争论的焦点（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442-449页）。另外，据沈鸿回忆道，苏联方面在同意援助后，又提议要在援助规模上达到1亿5600万卢布，何长工对此表示出了积极的态度，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如此充足的财政实力，他与中央商量后，希望苏联方面将规模控制在7000万卢布以内（沈鸿：《学习陈云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沈鸿文选》，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206页）。协议基本上是以苏联接受中国方面的意见而缔结的，2月19日，中国和苏联最终签署《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2月18日条，第131-132页）。

　　4月17日，《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出台，同时成立了军委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主任由聂荣臻总参谋长代理，副主任由重工业部副部长李富春担任（周均伦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1年4月17日条，第537页）。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飞机维修工厂的设立和军用飞机的维修（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02页）。另外，同时在重工业部内部成立航空工业局。成立之初的局长是段子俊，后由何长工担任局长、段子俊担任副局长。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没有设立在北京而是在沈阳。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所拥有的主要的6家航空工业相关工厂的4家都在东北（沈阳和哈尔滨各有2家）（徐昌裕：《为祖国航空拼搏一生》，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加上这些工厂，空军共拥有包括从国民党旧政权接收过来的16家工厂及武器工业部门，其中的2家工厂归航空工业局管辖（陈平、刘国冬、秦文主编：《新中国的基本建设：国防工业卷》，第46页）。之后的1951年8月21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即以现有工厂为基础建立维修工厂，在之后的3到5年间开设飞机制造厂，且以沈阳、哈尔滨、南昌、株洲等地的5个工厂为重点，这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对航空工业建设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47页）。根据这个方针，18家工厂中的11家得到整合，特别是在沈阳的战斗机维修工厂、哈尔滨的轰炸机维修工厂、南昌以及株洲的教练机维修工厂，集中了全部人员的百分之八十、设备的百分之七十（陈平、刘国冬、秦文主编：《新中国的基本建设：国防工业卷》，第47页）。

　　（3）海军建设的延期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海军的优先发展地位开始下降。1951年2月20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说，目前朝鲜战争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在战争进行的状态下，空军、炮兵、坦克部队和陆军装备的改善都是国防建设的重点，资金自然会变得十分分散，他并没有强调海军的特殊性（萧劲光：《一切服从战争，在困难中建设我们的力量》，《萧劲光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年，第273-274页）。但是，在党内并不是没有强调加强海军建设的建议声音，例如朱德就主张强化海军的建设，但是并没有得到回应和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徳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951年8月30日条，1411-1412页）。

　　由于朝鲜战争，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往后推迟，因此，海军的建设也就不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另外，适用海路运输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也很难从苏联购买到大型舰船。周恩来对毛泽东报告说，购买比较大型的舰船来用于海运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依靠水雷快艇、鱼雷快艇和其他器材来支持陆上运输，或者使用空中运输，其他之外的舰艇只能运输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周恩来：《关于海军建设问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9-81页）。

　　但是，沿海海岸的防御任务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1950年10月26日，毛泽东告诉萧劲光要他前往苏联访问，要求他和斯大林协商关于购买鱼雷艇、水雷、沿海大炮以及今后海军建设问题（周恩来：《毛泽东关于萧劲光等赴苏谈判事给斯大林的电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0页）。11月，萧劲光和海军参谋长罗舜初一同访问苏联，问题的协商进行的十分顺利。周恩来对正在谈判中的萧劲光指示道，如果三年计划不是非常容易决定下来的话，那么至少也要商讨来年的最低限度需要的部分和车辆能够搬运的防御设备（周恩来：《关于与苏联商谈中国海军建设计划事给萧劲光等的电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560页），关于这次访苏事宜，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如此谈到。

　　（4）组织

　　1951年1月4日，为了统一指导武器生产，成立了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在兵工委成立之前，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统一的指挥军事工业的指导机构，只是由杨立三和刘鼎等中级干部负责这些事情。为此，中央兵工委员会主任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担任，副主任由总参谋长聂荣臻代理和政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负责工业部分）担任，委员有军委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军委作战部长李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重工业部副部长何长工、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以及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宋劭文等人，兵工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由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任（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1951年1月4日条，第178页）。这样一来，在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干部领导下，军队的各兵种部门、政府的工业部门的领导者全都集中起来，关于军事工业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计划指导体系。

　　另外，重工业部兵工办公室改组为兵工总局（刘鼎任局长）。但是，像这样的组织机构改编并不一定与统一的指导实行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兵工总局，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兵工总局只直接指导华北和山东地区的工厂，另外其它的工厂隶属于各大行政区管辖（中共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撤销刘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处分的决定》，易辉、李滔主编：《刘鼎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03-412页）。

　　在军队方面，1951年6月8日，军委作战部内部成立了军务局，主要负责部队的编练和兵员、武器的调配事宜（刘庆方：《开国上将李涛》，第337-341页）。之后，又在军务局内部设置了装备科，主要负责装备的引进和分配。另外，在1951年10月，又成立了军委总军械部（陈锡联任部长），主要负责武器装备的管理及供给事宜。这个部门是合并了总后勤部军械部和炮兵军械部的功能作用。

　　（5）向苏联制式武器统一化的决定

　　1950年10月20日，关于兵器工业的第一次全国兵器工业会议正式召开。这次会议本来是要按照以往的方针商讨军事工业部门减产和行业转型的议题的，但是由于志愿军参战，会议成为了商讨关于战备和动员事宜的抗美援朝动员委员会，工作内容为进行紧急动员和延长生产时间，以及支援前线各项准备（李淹、易辉主编：《刘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而因为参加朝鲜战争，原来要进行的减产和统合整理工作也一举转变为扩大生产。

　　苏联的援助也一下子大幅度增加。首先，中国所需要的是步兵装备。1950年11月5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请求说，为了在朝鲜作战的部队，请苏联方面给我方提供36个师的步兵装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0年11月5日条，第92页）。斯大林同意了这个请求。1951年1月到2月期间，中国方面给出了具体详细的要求，苏联方面也给予了满足。但是，苏联所提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是以前的武器，是苏联军队不再使用的淘汰武器（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31页）。

　　中国志愿军在参战最初阶段对联合国军是具有压倒优势的，但是随着后勤补给线的不断延伸，反而渐渐地被联合国军的现代武器的火力所压制，特别是在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1月25日——4月21日），志愿军的进攻被阻止住。朝鲜战争有向长期化发展的趋势。

　　战争长期化的看法在中国领导层中占据主流位置应该是在1951年1月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和聂荣臻等人提议，因为战争有朝着长期化发展的趋势，因此，为了志愿军能够长期作战应该把若干个师轮番交替参加朝鲜战争（周恩来：《志愿军赴朝轮番作战部署的若干改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58-161页）。另外，在毛泽东于1951年3月1日发给斯大林电报中（周恩来起草）也提到这样的看法，眼下从在朝鲜战场进行的战役来看，敌人的大部分力量并没有被歼灭，而且也没有从朝鲜撤退，因此，歼灭这些敌人需要花费时间。据此，朝鲜战争有朝向长期化发展的可能性，我军必须要做好至少两年时间的准备（周恩来：《必须准备长期作战》，《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62-165页）。

　　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现代化武器的威力感到十分震惊。1951年3月1日，毛泽东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感触到：目前朝鲜战争的困难是敌人的火力太猛烈，由于我军的运输能力太弱，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物资都损失了，而且，敌人还在继续增强，到6月末有6、7万人将要达到朝鲜战场，但是我方却没有空军掩护（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1951年3月1日条，第193—195页）。另外，解放军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武器，根本没有对抗联合国军坦克的办法。为了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加速发展军队的现代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也指出，朝鲜战争的经验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以现有的装备根本不可能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所提起的现代化目标的物质基础就是最新的装备（周均伦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1年7月9日条，第540页）。杨立三也说道：去年（1950年）夏天之前，我们大家都还认为天下太平，考虑着应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好转，逐渐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为此，我们制定了三年计划。但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来，给我们大家敲响了警钟，时间根本不允许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来实现原先的军队现代化计划。因此，杨立三主张更改朝鲜战争之前制定的计划，加速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杨立三：《军队改装的意义及现代化后勤工作》，杨立三文集编辑组编：《杨立三文集》下卷，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207-214页）。不仅仅军队干部有着这样的想法意识，周恩来也提出，根据参加朝鲜战争的结果来看，必须加快推进军队的现代化脚步。我国军队的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只有一边战争，一边推进军队的现代化才是最根本的（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1951年8月22日条，第227页）。

　　为了实现军队力量的现代化，必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是从苏联购买武器，而另一方面是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工业。195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陈述到，经过8个月的战斗，痛感到我方军队与敌人的装备实在是天壤之别，现在非常有必要改善我军的装备，希望斯大林更够在武器援助和发展军事工业上给予帮助（毛泽东：《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现代化的骨干》，《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06-507页）。对于发展军事工业的必要性，朱德也反复多次强调。1951年，朱德在对军事工业生产指示中要求到，要制定军事工业五年发展计划，力争实现武器装备的自给自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951年5月10日条，第1403页）。6月30日，在召开的全国军工会议上，朱德也提出建立坦克、飞机、大炮、化学等工厂以及造船厂、炼油厂，是建立现代化国防的需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951年6月30日条，第1406页）。

　　为了统一性的计划生产武器，对于中国必不可缺的一点是要在武器标准上的统一。1950年11月5日，在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这样说明道，过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主要依赖于从敌人手里缴获，枪的口径是五花八门，造成弹药生产上的困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0年11月5日条，第992页）。这个问题成为推进兵器工业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强调了中国兵器工业生产向苏联武器标准统一化的必要性，他说，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以及目前中国兵器工业的陆军步兵武器生产能力，我们制定了未来兵器工业发展的计划。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兵器工厂应该生产和苏联兵器工厂一样的产品。如此以来，我们才可以在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希望苏联政府方面能够向中国提供各种武器弹药的制造技术使用许可证书，首先当务之急是和苏联陆军同一标准口径的步兵用的武器和弹药的制造技术使用许可证书。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生产同样标准的武器（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5月12日，聂荣臻代表兵工委向毛泽东报告了兵器工业的建设方案，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其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点，兵器工业的建设计划应该基于范畴更大的国防建设计划来制定，从现在的国际形势出发看，考虑到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确保大陆的安全，必须要保持有180个师的国防军队。这些军队的装备必须基于朝鲜战争的经验来进行改善；第二点，尽可能实现国防军队装备的自给生产；第三点，原则上，各种武器的口径和标准应该同苏联保持一致；第四点，不仅仅采用从苏联购买武器和招聘专家的一般方式，而且还要尽可能的引进技术（毛泽东：《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484页）。

　　根据以上方针，中国同苏联签署了关于购买武器和技术许可证书的生产合同。从1951年5月25日，以徐向前总参谋长为团长、由刘鼎和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等人组成的中国军事工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毛泽东对代表团指示到，一定要推进协商武器购买和目前兵器工业建设有关的事宜（李淹、易辉主编：《刘鼎》，第100-101页）。这次访问苏联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协商关于60个师的装备更新问题，另一个是要取得兵器工业建设上的援助。毛泽东强调说，针对朝鲜战争的武器购买，与从长远眼光考虑下的兵器工业建设之间并不矛盾。即195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给徐向前的电报中所指出的，为了应对朝鲜战争而购买的60个师的装备，同时也是解放军现代化的核心，另外，将来所预定的180个师国防部队中剩下的120个师的装备，要在3-5年内由自己国家的兵器工业生产出来（毛泽东：《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现代化的骨干》，《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06-507页）。

　　首先关于60个师配置的武器购买问题，斯大林在很快同意了提供装备本身之后，又针对中国方面的要求提出了基于师的编制上还必须要配置有坦克和炮兵的建议，并且给出了编制表方案，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请苏联提供六十个师装备并在六个月内运至中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04-505页；毛泽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等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11-512页）。这个编制表是以苏联军队编制为基础制定的，规定一个师（14963人）要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自行火炮团、一个独立高射炮营和一个反坦克炮营组成（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但是，在武器提供时间上，中国方面的要求和苏联方面的答复有很大的分歧。毛泽东希望能够在年内全部提供，而与此相对，斯大林从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了斯大林所规定的时间安排（毛泽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等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11-512页）。结果，双方达成协议，规定截止到1954年10月为止，全部提供完60个师的装备，中国完成军队的装备更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7月29日条，第164-165页）。

　　关于在兵器工厂上的援助，中国方面希望的是能够根据生产技术许可来获得技术。1951年7月12日，毛泽东在发给徐向前的电报中指示到，首先要以苏联现有的武器弹药为标准，确认在口径和制式上和其保持统一，然后，在工厂建设上，要优先考虑签订武器的设计图纸和工厂设计的两种协议（毛泽东：《关于同苏联谈判订购军事装备和兵工建设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33-534页）。1951年10月18日，中国代表团和苏联正式签订了《关于中国工厂获得苏联型炮弹弹药制造的特许权、苏联方面交付苏联型炮弹弹药的样本和技术资料以及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的协定》。根据此协定，中国获得了152mm榴弹炮以下的8种陆军装备的技术生产许可权利和制造技术的援助（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6）和计划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军事工业建设和重工业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开始军事工业建设意义重大的话，那么也可以说这是面向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在从1951年2月14日到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到，要把“准备三年、计划经济建设十年”的思想彻底灌输到省市级别以上的干部头脑中去，同时也提到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沢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147页）。另外同时设立了第一次五年计划领导小组。小组以周恩来为首，包括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2月14-16日条，第130页）。除陈云和薄一波以外，其他四人都兼任中央兵工委成员。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了从1953年开始计划经济建设的决定，其重要性在此之前就有提到过（泉谷阳子：《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大众运动和社会主义体制》；丸山钢二：《共和国成立期的军事战略和军需产业》；山口信治：《以毛泽东的战略转换为主的新民主主义段阶构想的放弃》等）。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在参加朝鲜战争之后，为应对战争而突然转向制定的“国防第一、市场的安定第二、其他第三”政策方针的原因。关于这一问题，现在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方针最迟在1951年1月末，已经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达成共识。例如，据《毛泽东经济年谱》叙述到，在1月28日，毛泽东起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要点，当中便已经有“准备三年、计划经济建设十年”的文字了（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951年1月28日条，第288页）。

　　据此，则可以有以下结论。即“准备三年建设十年”方针的提出，是为了应对朝鲜战争有长期化发展的趋势的。2月17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进行的经济恢复工作，是为了巩固基础，为了开始新的建设做准备。从现在形势来看，朝鲜战争将要进入长期化作战阶段，并不是一两次战役能够结束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作战，一方面要建设国防力量，同时还要加紧国民经济的恢复。坚持作战和建设相结合、边打边建设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2月17日条，第131页）。3月6日，李富春强调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继续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扩大侵略战争规模，因此，国家为了巩固国防，一定要拥有一定的国防力量。……首先要把部分精力投入到若干个和国防、民生相关的最重要的基本项目当中去，积累经验，为今后的长期建设做准备（李富春：《一九五一年工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李富春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年，第80-89页）。

　　1951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在即将到来的长期经济建设中，把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作为发展计划的中心工作。在当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以及紧随其后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第3次会议上，决定了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的计划经济建设方针。关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详细情况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文件中叙述到，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力争在20年时间内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首先重要的一点，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是能够促进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的（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消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75页）。

　　4.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的制定

　　（1）各军种、兵种的五年计划和军事建设五年计划

　　在1952年春夏之际，制定经济建设以及军事建设的五年计划的工作在顺利进行。1952年5月，在党和军队的内部正式传达“边打、边稳、边建（在作战和安定经济的同时，还要建设）”的方针政策。在从5月17日到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提出“根据党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指导方针，建设费用必须要高于军事费用支出。关于军事费用支出能节约的地方一定要节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2年5月17-19日条，第238页），明确指出，在继续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促进工业建设的发展。

　　第一次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的进展。1952年7月，以陈云和李富春为首的小组，制定出了《从1953年至1957年的计划草案》。在该草案中叙述到，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强化国防力量，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向前发展。计划方针把工业作为重点。工业建设中，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五年计划必须对国防和长期建设有利（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伝》，第421-423页）。

　　在兵器工业方面，1952年2月，刘鼎根据之前徐向前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制定了两分计划，分别是关于现有工厂再重组计划的《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新建设计划的《新建兵工厂五年建设大纲》（吴殿尧：《刘鼎传》，第410页）。同年5月21日，中央兵工委在收到这两份计划后制定出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2年5月21日条，第239页）。在决定中，兵工委同意了刘鼎提出的《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新建兵工厂五年建设大纲》，规定要把18种武器（15种是苏联技术许可生产，另外三种是自主设计）统一标准规格，把武器配属给三军各部队，统一7.62mm、12.7mm、14.5mm三种口径的武器，同时大量生产这些武器（吴殿尧：《刘鼎传》，第410-411页）。周恩来关于以上决定特别指出，我们现有的兵器工业，在质量技术标准上，与国防部队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他还特别强调了统一和计划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2年5月21日条，第239页）。6月，第二次全国兵工会议召开，会议向各地负责人传达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在会议上，李富春发言说，兵器工业是工业中首要发展的，在今后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力争要优先发展兵器工业，其他行业都要为之让步（吴殿尧：《刘鼎传》，第412页）。7月26日，周恩来把这些要点以《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的书面形式提交给了中国中央。在报告中提出了“要用3到5年的时间巩固基础，使中国陆军的武器和弹药、海空军的弹药能够在本国生产，自给自足”的目标，同时确定寻求苏联的援助（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1952年7月26日条，第280页）。但是，上述中的15种武器的绝大部分，和60个师的装备一样，都是苏联的旧式装备，苏联给予的援助当中并没有最新式的装备，这一点非常明确（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69页）。

　　在这个时期内，兵器工业以外的各军种、兵种也相继制定了五年计划。例如，1951年9月15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向聂荣臻主张道，我国军队在进行现代战争的时候，坦克部队不足，因此非常有必要编成数十个步兵师的坦克部队，而且，在五到十年后，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坦克制造厂（许光达：《关于装甲兵部队建设的设想》，《许光达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248-250页）。另外，在1951年12月10日，李富春报告了关于航空工业在三到五年内完成从修理到能够制造的发展转变的计划（周均伦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1年12月10日条，第544页）。在12月12日，由周恩来提出的海军建设五年计划也制定出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12月12日条，第203页）。12月9日，有聂荣臻提出的特殊兵种建设计划也进入了审议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1年12月9日条，第203页）。

　　除了这些计划之外，制定国家层面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计划也非常有必要。周恩来向总参谋部指示要策划制定包含军事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计划的军事五年计划。受此指示精神，在聂荣臻的指导之下，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张震、雷英夫起草了计划草案。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各军种、兵种的司令员都参与了这个草案的起草过程。

　　1952年4月4日，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粟裕向军委提交了《战略方针确定、国防建设制定计划》的报告。粟裕在报告中指出，军事建设计划是对应国家战略方针和国家的工业建设计划应运而生的，另外还要基于现状制定出空军和海军等军种三到五年内的建设计划，同时还要有陆军全部的编制和装备计划。但是，各个方面之间不能很好地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一个问题（粟裕：《略方针确定、国防建设制定计划》，《粟裕文选》第三巻，第71-75页）。粟裕的想法是，如果军事建设计划不把国家的整体战略、作战的对象、防御的方向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就无法确保计划的可实效性。5月9日，粟裕听取了海空军、特种兵种的五年计划，从以上考虑可以看出他在总结汇总各个五年计划时可谓是绞尽了了脑汁（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再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年），1952 年 5 月 9日-10日条，第331页）。

　　1952年5月30日，围绕总参谋部各部制定的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展开讨论的会议正式召开（张震：《张震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474页）。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首先要对国家的安全保障环境进行判断，针对来自朝鲜、台湾、印度三个对新中国的安全形成威胁的方向进行应对。中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等一系列军事行动，是对中国进行封锁的战略（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pp.92-121）。周恩来在针对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事件时发布的生命中说道，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给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周恩来：《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9-31页）。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参战后也反复发表声明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军事五年计划正式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把中国国内分成了死守区、坚守区和机动守备区三个区域（张震：《张震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475页）。

　　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纲要描述了一下的构想。第一点，以陆军和空军的建设为重点，海军建设的目标是完成近海防御作战和沿海防御任务；第二点，要形成在主要干线上歼灭敌人的能力；第三点，军事工业在生产力上，要有平时100个师装备的生茶能力和200个师的储备装备；民用工业在战争状态下，要有生产武器和弹药的能力。另外，具体到各军种的建设目标上，陆军在和平时期要拥有100个师共160万人的规模，在战时要立即能够扩充到300个师的规模。空军要保持有150个飞行团、6229架飞机和45万人的规模（张震：《张震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476-477页）。而海军要保有785艘舰艇（前面提到的曲爱国论文）。据张震回忆，重视空军建设在军队领导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张震：《张震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476页）。

　　1952年6月24日，聂荣臻和粟裕向毛泽东提交了《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初稿》（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粟裕年谱》，1952年6月24日条，第333页。而《聂荣臻年谱》中记载的时间则是7月上旬。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收录的注释来看，《粟裕年谱》的记述是正确的。周均伦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549页。以及《对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初稿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4页）。同年7月18日，毛泽东对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人表达了对初稿的赞成和许可，同时示意刘、朱、陈、林彪等人阅览初稿的底稿（《对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初稿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4页）。而周恩来和彭德怀认为这关乎计划的制定，没有必要允许他人阅览底稿。另外，朱德与计划的制定并没有关系。

　　（2）新军事建设计划和对苏交涉

　　在制定和实施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以及军事建设五年计划上，中国欠缺相应的资金、技术、设备以及计划制定方法有关的知识，因此，来自苏联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达了希望中国代表团能够访问苏联，在制定五年计划方面能够与苏联协商合议，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2年3月27日条，第228页）。之所以前面所说的各军种、兵种的五年计划制定和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的制定会如此紧张，是因为要与苏联协商的原因。

　　1952年8月15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开始访问苏联。代表团除周恩来之外，主要成员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宋劭文、能源工业部长陈郁、森林工业部长王鹤寿、华东工业部长汪道涵、军委通讯部长王诤、刘亚刘、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雷英夫以及工业部门的中坚干部（吕东、柴树藩、沈鸿、袁宝华等人）（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23页）。代表团和斯大林进行了三次会谈，除了讨论朝鲜战争的情势和军事援助之外，还向斯大林提交了三分文书，分别是《关于三年来的中国国内状况以及今后五年的建设方针的报告要纲》、《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中国军事建设五年计划》，希望苏联方面更够给中国制定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和军事建设五年计划以帮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2年8月23日条、1952年8月28日条，第257页）。

　　斯大林和周恩来在会谈中谈到了朝鲜战争的战争指导方针和中国的五年计划、中国的国内问题等各种议题（关于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相关的记述，请参考Stalin’s Conversations: Talks With Mao Zedong, December 1949-1950, And With Zhou Enlai, August-September 195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6-7, 1995）。在9月3日的会谈中，谈到了中国方面提出的五年计划方案。斯大林首先指出了中国设定的20%的经济增长率太高，另外还指出了军事建设计划和经济建设计划中应该包含的要点，同时还表达了中国对军事的投资比率过高的见解。据周恩来的解释，中国计划在一般工业中投入77亿卢布、在军事工业中投入45亿卢布。而军事工业中的45亿卢布的具体分配是，60个师的装备购买费用是9亿8500万卢布，海军装备购买费用是21亿2600万卢布，空军装备购买费用是12亿卢布。斯大林虽然对这种平均分配资金感到不满，但最后还是表达了一定的理解。另外，在人民解放军的规模上，周恩来的设想是，陆军要拥有102个师共计320万人，空军共计150个飞行团共计1万3000人。周恩来全面承认了制定五年计划有一定的困难性，还指出，特别是制定出包含军事在内的全面的计划是困难的。在与苏联商议的同时，计划也不断得到反复修改，最后，为了继续商议事情，李富春等一部分干部继续留在苏联。

　　留在苏联的李富春等人和苏联方面仍在商量摸索可行性的计划。1953年1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关于李富春提出的兵器工业生产建设五年计划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主张道，现在的工厂规模不宜过大、进度不宜太过冒进，必须要同重工业的发展步调相结合，要适度缩小前年所制定的军事计划的规模（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1953年1月22日条，第291页）。3月5日，聂荣臻也指出，关于装备购买问题，在大体上必须要修改计划。……今后的炮兵装备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生产。空军的装备主要也要靠我们自己生产，在最初的三年内，虽然我们不得不依赖购买，但应该缩小这个购买的数量。过去我们对海军装备过于持乐观态度，但是，现在根本是行不通的（周均伦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3年3月5日条，第559页），表达了对缩小计划的支持。

　　兵器工业生产建设计划的缩小，是根据经济建设计划整体的缩小而改动的。中国欠缺制定计划的知识、技术和人才，要想把各个部门的目标全部纳入计划的采取范围内是比较勉强的。伴随着计划规模的缩小，兵力编制的计划按说也应该有所缩小，但是，关于这一点却不是很明确。从1953年到1954年期间，在彭德怀的主导下，计划规模再度缩小。

　　1953年5月15日，全权代表李富春和苏联政府签订了《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援助协定》等8项协议。在协定中规定，到1959年为止，在过去三年的50个工厂建设项目基础上，苏联帮助中国完成141个工厂建设改造项目。周恩来对此评价说，伴随着苏联政府对中国91个工厂项目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工厂项目的帮助、以及对中国经济其他方面的种种援助，中国人民将要逐渐建立起自己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迈进是有着巨大的作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3年5月19日条，第301-302页）。

　　这个时候苏联所援助的156个项目工程（实际上是150个项目），是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其特征是当中和军事有关工业的比率是非常高的，约占三分之一之多。例如，据推算有军事工业项目44个（航空工业12个项目、电子工业10个项目、兵器工业16个项目、宇航工业2个项目、造船工业4个项目）、冶金工业项目20个（钢铁工业有7个项目、有色金属工业有13个项目）、化学工业项目有7个、机械加工项目有24个、能源工业项目有52、轻工业项目有3个（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5页）。

　　另外，关于海军建设方面。由于海军在中国军事建设当中处于非优先发展的地位，所以和苏联的协商也不是很顺利。1952年4月24日，萧劲光和罗舜初访问苏联，关于海军建设方针和五年计划的内容和苏联方面进行协商。苏联同意在五年内向中国海军销售共18亿卢布金额的255艘舰艇（包括8艘驱逐舰、21艘潜水艇、120艘鱼雷快艇等），但在支付形式上双方却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结果不欢而散（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王焰：《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952年11月29日条，第537页）。同年11月29日，在第五次军委例行会议上讨论了海军建设计划。彭德怀提议在4月份协议的基础上缩小规模，以获取技术为要点（王焰：《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952年11月29日条，第537页）。中苏双方的交涉根据这条意见再次进入协商程序，1953年3月，罗舜初为了促进协议的签订再次访问苏联，6月4日，双方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三年间向中国方面销售9亿卢布金额的舰艇（建成舰32艘、半建成舰49艘）（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85页。）这个协定被称为《六四协定》，成为中国海军建军的基础。

　　（3）组织机构的统一和整合

　　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设施，来实现权力的中央集中化。1952年11月26日，为了制定第一次五年计划，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分良成：《现代中国的政治和官僚制》，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62-75页）。成立之初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和政务院同级别的拥有极大权力的政府机关。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为邓子恢，委员包括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张玺、安志文、马洪、薛慕桥等人。国家计划委委员还包括各大行政区的负责人，从机构的成员构成可以看出这带有促进集权化的意图。而且，计划委员会包括了高岗、彭德怀、林彪、黄克诚等军委委员，可以看出在实行第一次五年计划中试图要加强对军事工业强有力的统一指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内部部局单位中包括第二机械工业计划局，这是为了指导军事工业建设。

　　1952年8月7日，重工业部划分为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部门，军事工业由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为赵尔陆，副部长为张霖之、万毅、刘鼎）主要负责。原重工业部的兵工工业局和坦克工业局归第二机械工业部管辖，刘鼎暂时继续担任局长一职。另外，航空工业局也归第二机械工业部管辖，原局长何长工调往地质部，赵尔陆兼任局长一职（毛泽东：《对二机部初建情况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63页）。与此同时，船舶工业局归第一机械工业部管辖。伴随着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成立，各大行政区的兵器工业管理部门也陆续撤销。1953年4月，电信工业部门也归属第二机械工业部管辖，军事工业实现了集中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编：《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四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347页）。

　　1953年3月10日，党中央决定加强对政府部门的指导确定了党内对政府系统的负责人。在国家计划方面，由高岗负责；在财政经济方面，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在外交方面，由周恩来负责；在监察、民族和人事方面，由邓小平等人负责，这些措施加强了党对政府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领导的决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第67页）。另外，为了加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作用，在相关的各经济部门也决定指定指导干部。其中，高岗全部负责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能源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等工业部门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财经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第180-182页）。

　　1952年7月9日，周恩来提议负责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同时也应该担任兵工委员会主任一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952年7月初条，第247页），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王焰：《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952年7月9日条，第530页）。而当时高岗和邓小平推荐彭德怀负责军委工作，毛泽东对此也表示同意。1953年5月，设置总参谋部兵器装备计划部（廖锋：《总装备部及其前身发展沿革辩》）。兵器装备计划部是承担了原军委作战部军务局装备科的作用。

　　如此以来，在开始计划经济建设同时，中央集权化也在进行，而众多和军事工业相关的中坚干部遭到降级或下位。虽然原因不甚清楚，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1952年年末，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批判。从12月27日到29日期间，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内部召开了批判刘鼎错误的座谈会。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大多数干部对如此突然的批判也感到大为震惊，但因为是上级的指示、组织的决定，所以只好顺应时势，对刘鼎进行批判（吴殿尧：《刘鼎传》，第421页）。刘鼎被批判的错误主要有：因为对兵器工业生产持有消极态度，导致妨碍了兵器工业建设；对朝鲜战争所要求的任务（武器生产）不负责任；对兵器工业产品的质量低下问题负有责任和官僚主义等六点（前文所提《关于复查刘鼎同志一九五三年所受处分问题座谈会纪要》，《刘鼎纪念文集》）。1953年4月6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对刘鼎同志过去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文件，刘鼎被降级，撤销了第二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

　　在从1951年末开始到1952年开展的反干部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杨立三也受到了批判。1951年12月，毛泽东在推进三反运动过程中，指出了军队的后勤补给部门也存在问题，特别对杨立三个人和后勤部进行了批判。12月13日，受到批判的杨立三在对毛泽东的报告中进行了自我批判（杨立三：《向毛主席的报告》，《杨立三文集》下卷，第233-235页）。之后，杨立三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上，对自己和后勤部全体的工作也进行了反思和自我批评。自我批判的内容是自己不重视政治而陷入经验主义、只考虑军队的事情而不考虑国家的财政状况（杨立三：《关于后勤工作的检讨与今后的意见》，《杨立三文集》下卷，第263-242页）。毛泽东虽然对杨立三的自我批判表示了肯定，但还是于1952年10月15日，任命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而杨立三降职为副部长。

　　不管怎么说，这一系列批判虽然只是针对工作上的问题进行的，但是，对于朝鲜战争时期兵器工业相关的政策执行负责人进行的批判，也有若干对战时领导体制的批判的隐藏联系，这多少有点涉及政治的含义。当时的中央正在进行机构整合，权力斗争也因此而起（参照Frederick C.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Inc, 1990；浅沼かおり：《农业集体化政策决定之前的政治过程1949-1955年》，亚洲政经学会，1995年），而被批判的干部们很有可能是中央政局变动的牺牲品。

　　5.结论

　　本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是进行了怎样的军事工业建设构想、经历了如何一个过程，以及构建了怎样的一个政治体制等几点进行了讨论。文章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因为朝鲜战争，中国的军事力量的构筑构想有了很大的变化。建国前后的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业建设方面的构想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的：随着国共双方内战的结束，国家向着和平建设局面转变；为了准备解放台湾，加强海军和空军的建设；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建立起现代军事工业体系。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向和平建设转变的过程被中断，另外，由于解放台湾的作战开始遥遥无期，海军建设的重要性越显下降，而加速进行军事工业建设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特别是因为中国直接参战建设计划发生了急剧变化，从这个意义来看这可以划分为一个时期。

　　另外，军事工业的建设可以说是与计划经济的工业化同步进行的，随着计划经济中工业化的进行，军事工业建设得到了加速发展。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之后，中国陷入美国的包围之中，而为了与之对抗，加快促进军事实力的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苏联的援助也是军事工业的建设得到加强。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要加快国家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背景。为了实现计划经济化，可以说经济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或者说推进国有的社会主义化是非常合理的政策。从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期，比当初所计划的要更急于进行社会主义化的背景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安全保障问题（关于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化的问题，请参考山口信治的文章《以毛泽东的战略转换为主的新民主主义段阶构想的放弃》）。

　　第二点，中苏军事同盟在朝鲜战争时期一举得到深化。苏联不仅仅是卖给中国武器，同时也对中国的军事工业建设进行援助，正是基于苏联的援助，中国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才有所进展。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从各国武器五花八门的状态开始向苏联式武器统一化。而且，中国为了将来自己能够独立生产武器，非常重视技术的引进。但是，苏联并没有给中国最新式的武器和飞机，苏联方面有了一定的保留。这可以从斯大林的判断看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54年赫鲁晓夫决定提供给中国最新式装备为止。

　　第三点，从政治体系来看， 参加朝鲜战争和之后持续加强军事工业建设、开始计划经济建设，是构建中央集权性质整体体系的必要。从这个意义来看，为了制定和实施第一次五年计划，进行中央集权化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同时伴随发生的还有党内权力构造的再重组，结果就是引起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中，中坚干部受到冲击，刘鼎等人遭到批判和降职。这体现出了中央集权的组织原理和中国共产党原本所持有的显著的分散派别主义性格特征之间的巨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