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和约：这不是和平而是二十年休战

资料图：德国人游行反对《凡尔赛和约》。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法美三个“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战胜了德国。美国作为新兴的一极踌躇满志地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地位，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和旧欧洲的列强，欧洲列强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开始崩溃。这一历史进程从一战结束开始，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正式完成。二战的最终结局就是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出现，昔日统治世界的欧洲列强就此退出世界外交权力结构的中心舞台。

　　一战结束后，得益于德国的战败，法国在欧洲大陆重新获得了自普法战争失败以来梦寐以求的霸权。法国凭借着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地位主宰着欧洲大陆――它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拥有德国萨尔煤矿的开采权，其丰富的煤铁资源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的实力；它占领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莱茵河右岸50公里内的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法国通过和比利时、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一方面对德国进行战略包围，一方面对新兴的苏维埃俄国进行“防疫”隔离。在两次大战期间，正是法国建立的这个安全体系，有效地保卫了欧洲的和平。

　　法国战后外交战略的如意算盘是依靠在战争期间确立的与英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操纵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组织，组建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安全网络，维持凡尔赛体系，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压制德国的东山再起。可是历史仿佛换了一个主角，悲剧照样上演――法国要永久地压制德国，而德国如同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一样，要收复失地，向宿敌报仇雪恨，于是法德矛盾继续成为欧洲大国外交的轴心，最终把整个欧洲和世界都带入了战争深渊。

　　另外两个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则另怀鬼胎。英美两国作为法国的盟国，虽然表面上不便于公开反对法国的欧洲霸权，但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贯反对欧洲大陆上的单一霸权而不管这种霸权是何种性质，会导致何种结果。外交理念的高度一致，促使老盎格鲁帝国―英国和新盎格鲁帝国―美国在扶植德国，削弱法国的外交战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不仅联合起来挫败了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而且极力扶植德国削弱法国，防止欧洲大陆被法国掌控。于是乎法国外交不得不在两条外交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面对德国的东山再起，一方面要面对英美的刻意削弱。一战结束后，世界财富和权力的中心已经向美国倾斜，战前的英、法、德、西欧三强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变成了英美（在财政上）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美英联合的力量是法国所不能抗拒的，因此法国外交注定将走向丧失独立性和主动权的道路，最终不得不推行一味追随英国的对德绥靖外交政策。法国的衰落，使得欧洲安全体系的支柱动摇，德国从此无法制约，最终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凡尔赛和会:扬汤止沸，抱薪救火

　　在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会上，法国依仗着战胜国的地位，对德国极其苛刻，下决心要永除后患。但是在英美两国看来，如果德国被法国肢解，那么法国将彻底掌控中欧和东欧，加上法国原来已经占有北部非洲和地中海东岸地区，对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也有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将对英国在埃及和中东的存在造成巨大压力。英国一向在欧洲大陆奉行扶弱制强政策，其敌友转换完全是视英国的国家利益而定，其作风铁面无私，丝毫不动感情。因此，英国毫不拖泥带水地把法国当成了外交遏制的对象。

　　美国隐藏在和平面具下的真实目的是依仗急剧膨胀的经济与财政实力来夺取世界霸权。为此，美国总统威尔逊前无古人地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号称要改变旧欧洲的权力政治，以民主与和平这种理想主义的外交原则来取代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历史经验却证明，威尔逊这种理想主义者带来的问题比他们打算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麻烦，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那恰恰是因为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原则。

　　另一个次要的战胜国意大利则和法国唱对台戏，针锋相对地支持奥地利和匈牙利，并力图掌控阿尔巴尼亚，把亚得里亚海变为意大利的内湖。意大利还打算在地中海范围内重建霸权，与法国的利益严重冲突。日本则“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避免参与鞭长莫及的欧洲大国博弈，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东亚和北太平洋地区，尤其是打算利用欧洲列强和美国集中力量参加欧洲的造成的权力真空而独霸中国。

　　几个在一战中失败的大国则被逐出了国际舞台。西方列强干涉苏俄革命失败后，苏维埃俄国便完全从一切国际组织中消失，退隐在欧洲的西部边疆。奥匈帝国被分裂，从它的废墟中诞生了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成为南斯拉夫王国一部分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明智”地选择了法国作为靠山，可是事后证明，法国这个靠山根本靠不住。在法国的庇护下，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扩大了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成了小协约国，作为奥匈帝国的替代品，准备对德国进行两线作战，以避免法国单独遭受德国的压力。事实上，法捷同盟甚至加上法国与捷、罗、南三个小协约国的同盟都根本无法起到法奥同盟那样的作用，只是聊胜于无。波兰在法国的大力支持下重新立国，使得一战前德国和俄国互相接壤因此也互相制约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复存在，波兰滥竽充数地占据了俄国从前的位置。

　　凡尔赛会议的组织者宣称要如同维也纳会议一般缔造欧洲的百年和平，但是维也纳会议之所以成功，维也纳体系之所以长存，是因为当时的外交决策者的深谋远虑和恩威并用。当时的战胜国对战败国（法国）宽宏大量，以避免战败国激烈的对抗情绪；极力营造国际共识，以消除挑战者的觊觎之心；在地缘政治上围堵挑战国，以遏制挑战者卖弄实力；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能确保执行外交决议的机制（神圣同盟组织及其会议）。对比之下，凡尔赛会议和凡尔赛体系没有一条做到了，几乎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对战败的德国诛求无已；坐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对民主的挑战而无能为力；在地缘政治上为德国制造了无数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乞灵于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但是应运而生的国际联盟组织却成为外交史上著名的清谈馆和废纸篓。

　　归根结底，凡尔赛和会最大的错误，便是对德国的无比苛刻。让德国承担无法承担的巨额赔款，造成了日后的鲁尔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引发了德国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为希特勒上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割让德国的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东方面临着一大堆小国的包围，在地缘政治上制造了极大的隐患。事实上希特勒的上台，德奥合并，捷克和波兰的被抛弃；西方与苏联和平阵线的破裂，都在凡尔赛和会上定下了框架。针对《凡尔赛和约》，一战时协约国军队的统帅，法国元帅福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

　　德国外交:卧薪尝胆，铤而走险

　　虽然推翻了专制好战的德国君主制度，但是民主制度在德国的建立并未如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能成为德国与西方的共识。在德国国内，由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德国魏玛共和国成了替罪羔羊，再加上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战争赔款，民主政府成为人人唾弃的对象。

　　德国战败后，苏德两国因为共同的孤立处境而同病相怜。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苏德两国为了打破外交上和经济上的孤立，1922年在热那亚会议上签订了“拉巴洛协定”。苏德互相接近，突破了西方大国对这两个“国际弃儿”的孤立和封锁，为两个国家的初步复兴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