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
《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特约撰稿戈叔亚 缅甸密支那报道
“几年前在这里种菜时,还挖出过骨头和子弹。”李光钿指着自家院子里的花园说。李光钿是中国远征军71军28师的一位炮兵排排长,曾驻守怒江。抗战结束后,流落缅甸密支那至今。
李光钿的家在密支那第二小学的南面,学校的北面,是一条高埂,也被叫作第一条马路。这条马路高出地面一两米,是中国驻印军反攻密支那时和日军争夺最为激烈的一个地方。
1943年10月雨季结束后,中国驻印军展开全面反攻。始于1944年5月17日的密支那攻防战,则是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最为激烈艰苦的一战,中国驻印军历时两月多,以伤亡6600余人的代价,攻下了这座战略重镇。
密支那第一条马路的南面,包括第二小学以及李光钿家的所在地,都曾是中国驻印军第5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
自从在院子里挖出过骨头后,李光钿把菜园子改成了花园,种了满园的玫瑰,五颜六色。
老兵自己用小刀挖出弹头
“在第一条马路北面的一棵大树上,有一个日本人脚已经残废了,他被绑在树上,用机枪打中国兵,打死了好多人。”李光钿虽然是滇西远征军,没有参加过入缅作战,但流落缅甸之后,他听说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居住在缅甸九谷的蔡振基,曾是第50师150团的译报员,有一天午夜,150团接到上级总攻命令,包围密支那,“上面有我们的战机向敌人轰炸,后面有炮兵支援,打得非常激烈。当时是雨季,坑道里都是水,战士们就泡在水里和敌人打仗,日军的工事相当坚固,且暗堡多,非常难攻。”
“从印度雷多反攻开始,中国驻印军一路就没有打过败仗。”蔡振基告诉《望东方周刊》,“部队在前面打,后面就是美国的筑路队和油管敷设工程队,紧随其后一步步往前推进。”
蔡振基所说的这条新修的路,就是后来被称作的史迪威公路。此外,密支那又是缅北滇缅公路上的重镇,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国陆路对外通道全部失去,国际援华物资只能绕道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通过危险且运输成本巨大的“驼峰航线”。而同时铺设的中印输油管,在当时则是世界上最长的油管。
如今,这些被废弃的油管,被制作成电线杆或者围栏,遍布整个缅北。
时任《武汉日报》随军记者的戴广德,在回忆文章中说,1944年5月17日,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成群结队地飞临密支那上空,炸弹像冰雹似地倾落在密支那,敌人狼狈逃命。下午一点钟,我军占领了整个机场。18日,新30师89团降落在飞机场上,“从此后,敌我展开了主力战,我军使用火焰喷射器对市区进行猛烈的‘火攻’。”
四川省金堂县的老兵杨耀胜,曾是新30师第90团的一位士兵。“老子高兴惨了,我们都是美式装备。”杨耀胜提到密支那一役,非常激动地对《望东方周刊》回忆,“飞机在密支那机场一降落,我们就抱着枪开始打了。”等到真正开始打仗,他才发现有些美式装备并不合适,“密支那当时是雨季,我们穿的美军大皮鞋动不动就粘在泥里,太沉,过水坑的时候游不动,还不如光着脚。”
而就在杨耀胜兴高采烈地述说这些精彩的细节时,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的营长就是在打密支那时,头部中弹牺牲,营长是好人哪!”杨耀胜说,他的营长当时还是中共地下党员,湖南湘潭人,看到连长经常打他,就把他调到营里当司号员。
密支那一役,也给杨耀胜的屁股上留下一颗弹头,直到2008年,伤口又开始发炎,杨耀胜就自己用钳子和一把小刀把弹头挖出来。至今,疤痕仍然十分明显。
密支那成为一片废墟
钟云清的连长也死在了密支那。
钟云清的家在广西北流,目前居住在缅甸曼德勒。抗战爆发后,按“三抽一”的规定,他毅然报名参军。1943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钟云清被编入新38师,乘坐飞机抵达印度受训,任上士班长,随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
大反攻一路势如破竹,但中国远征军付出的代价亦是相当惨重。
钟云清记忆最深的是大反攻时,他所在的班新补充了5名战士,而这5名战士刚上战场就全部牺牲了,掩埋好他们的遗体,钟云清才想起来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随即失声痛哭。这时,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没想到,连长在后来抢夺密支那机场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在密支那,中国驻印军打得非常辛苦,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二战史研究专家晏伟权告诉《望东方周刊》,他的岳父潘裕昆就是攻打密支那时的第50师师长,“密支那攻防战到了最后时刻,日军负隅顽抗,强攻损失过大,师长潘裕昆少将决定组织敢死队智取,感人的是,应募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名额,150团少尉排长崔复生没报上名,放声大哭,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添加进去。”
“8月5日,我军完全占领密支那及附近区域,终于结束了80多天的激战,敢死队功不可没。”晏伟权说。
战后流落缅甸的老兵王子安曾是新38师野战医院的一名少尉,他认为自己能活下来,就是因为自己是军医,在后方工作,“真正在一线打仗的人,能活下来的不多。”即使如此,危险还是时常发生,在反攻密支那的战斗中,他和5名医疗兵到前方的救伤所准备工作时,突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王子安被炸翻的泥土掩埋,等他从土里爬出来,发现5位医疗兵已经全部牺牲。
原中国驻印军新30师90团二少校翻译官卢少忱向《望东方周刊》回忆,密支那收复当日,他随部队进入市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全城几乎没有一处房屋完整,原本茂盛的树木已枝叶无存,日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腐烂臭气冲天。
美国第236工兵营号兵Raymond Kappila向《望东方周刊》回忆,当年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密支那机场的抢修,“当时运输任务紧,晚上就在跑道两边点燃篝火引导飞机起降,但总有些家伙开着P-40战斗机从南端冲出跑道,掉到江里。”
2005年,Raymond Kappila重返密支那,但他未被允许进入当年作战的密支那机场。无奈之下,Raymond Kappila拿出随身携带的旧军号,站在铁丝网外最后一次吹响熄灯号。他所在的连队,当年有36个兄弟战死在这里。
被永远铭记的日本军人
密支那战役,连同发生在滇西的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并称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战场的三次“玉碎战”。即使日军当时的战报,也称密支那战役“全员英勇玉碎”。
其实在密支那战役中,有大约800名日军逃走。
在云南腾冲被俘的日本老兵吉野孝公回忆录中有一个故事:
日本投降后,日军俘虏在被送到汉口途中,一名年轻的俘虏赶上来问:“听说你们是缅甸的部队,我的父亲是水上少将,谁知道他的情况?”队伍中有人回答:“令尊阁下已经在密支那战死了!”这位年轻人表情木然,尔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根据《望东方周刊》从日本获得的资料,这名年轻的战俘叫水上澄,被遣送回日本后,多次前往密支那,并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伊落瓦底江为父亲立了一块“镇魂碑”。他的父亲水上源藏是日军在密支那的最高指挥官,最后被逼至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
在许多日本幸存老兵的眼中,水上少将让人“尊敬”。资料显示,在密支那战斗的最后关头,日本33军司令部向密支那守军发来电报: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当时在起草电报时,有人就质疑,应该是“水上部队死守密支那”,但时任33军高级参谋的政信坚持要这样发。政信后来回忆说,他这样发是有原因的,在诺门坎(内蒙)战役中,就是因为不准士兵撤退,后来回来的士兵都上了军事法庭,他之所以发这个含糊的电报,就是在最后时刻,以牺牲水上少将而换取更多的士兵活下来。
水上源藏显然是看懂了这份电报,在最后时刻,他命令残部突围,而他本人,则以自杀来执行了“死守”的命令。
板口睦就是密支那战役中的幸存日本老兵,晚年时他重返这里,在水上源藏自杀不远的地方,捐建了一个卧佛寺,随同卧佛寺竣工的还有大门东侧的“招魂之碑”,碑文上说,在密支那,3400名士兵像樱花凋落那样英勇地战死了,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云南恒益集团公司驻缅甸工作人员苏祖葵告诉《望东方周刊》,他每次去密支那出差,都要去看一下令人深省的“招魂之碑”,细心的苏祖葵发现,碑体上使用的雨花石总数正好3400块,与碑文中提到的日军在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
下雨的时候,还能听到打仗的声音
在密支那的一个十字路口,还有一个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塔顶上的钟表是来自日本的西铁城。
居住在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华侨陈国胜说,大约20年前,有几个日本和尚找到他的母亲,说是准备在路口修建一个塔,但他们家门口三棵高大的椰子树挡了风水,希望能砍掉,作为交换,对方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录音机。没想到,等修好后,才发现是一个慰灵塔,“母亲至今还很内疚。”
慰灵塔修好后,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大批的日本人来这里鞠躬。后来,他又重新在家门口种了三棵树。
看着日本人一批一批地在家门口祭祀亡灵,陈国胜心里时常会有些酸酸的味道,“密支那当年有很多远征军的墓地和纪念碑,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去扫墓。”
陈国胜所说的“当年”,已经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事情了。生活在这里的老华侨艾元昌告诉《望东方周刊》,密支那最少有三个驻印军的墓地,分别是第14师、新30师、第50师,但后来因为败退缅甸的国民党部队打败了缅甸正规军,一气之下,当局捣毁了这些墓地,“推土机把墓地夷为平地,尸骨到处都是。”
有很多年长的华侨,还清楚地记得第5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师长潘裕昆的题词: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第50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校长是一个缅族中年妇女,名叫海开努,她告诉《望东方周刊》,她是1990年到这个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后来学校的学生就经常因各种意外受伤,北面的高埂上,经常会有汽车翻下来,她认为是惊动了亡灵,就请和尚来念经,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
位于密支那三公里的密支那第二中学,曾是新3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校园的门卫同样说,以前建学校时,发现很多尸骨。
密支那的另一个墓地位于恩仁区第五组,这里的住户多比由告诉《望东方周刊》,即使是现在,周围的住户修建房子还能挖出尸骨,“以前的话更多,除过尸骨,还有炮弹,药瓶,注射器,有些尸骨,手里还握着刺刀,尸骨一碰就碎了。”
“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多比由激动地说。多比由的多个邻居,也都提到同样的说法,“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或者请和尚为他们念经。”
那是一场发生在雨季的战争。
原新38师汽车兵杨伯方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当年孙立人军队每打完仗,都会留下一些伤兵守墓,说等战争结束之后,就接这些亡灵回国,“谁能想到,他自身也难保。”
在密支那,就留有看守墓地的伤兵。艾元昌说,他们分别是广东的周朝贵、湖南的刘龙,以及一位姓石的四川兵,“但他们后来连自己都没有回得了国,死在了密支那。”
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缅甸战役结束后,杨耀胜回了国,随后又经香港前往东北,参加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
其实即使在缅甸战场上,也发生过“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情。
“日本18师团没少死人,但有一天清理战场时发现,怎么打死的日本兵身上还有中国字呢?后来团长告诉我们,关东军中有中国东北人呢,鬼子占领中国东北,强迫中国人当炮灰。这种情况,在台湾也有呢。”杨耀胜说。
让人唏嘘的其实不止于此。《望东方周刊》在缅甸实皆省的一座山上,发现一个日本人立的纪念碑,上面竟然写着“台湾同胞战没英灵纪念碑”,立碑者称“为在大东亚战争中作为日本兵士出征的台湾籍众英灵祈福,并为战后五十年尚不能亲自参拜同胞者代立此碑”。
前往东北的杨耀胜,后来又随同部队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印迹依然跟随了一生,即使他多次改名:黄万成、黄良、杨朋……
在采访杨耀胜时,躺在床上的他时而大笑,时而大哭。
“我们没有战死,但我们活得很痛苦。”居住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建达告诉《望东方周刊》,两次见到杨建达,他手里都拿着一份2005年的《联合早报》,报纸已经泛黄,但被一张塑料纸精心地包裹着。这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谈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文章,也提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反思和救赎,文章结尾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看到一些城市用彩车欢迎八路军老兵的动人情景,但若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欣悦。
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努力下,生活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都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在老兵李光钿的家门,《望东方周刊》发现,他将领取这枚纪念章时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正中央,并且上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胡金(锦)涛军委核准由缅甸密支那侨团代表颁发远征军奖章”。
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曾是新38师喷火排的战士,他时常梦到死去的兄弟,“祖国给我们发了纪念章,承认我们是英雄,但那些死去的兄弟,也应该得到尊重。”
1995年1月28日,杨子臣联合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李云、孙增官、黄艳麟、葛永昌等,联名向缅甸国家秩序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重建远征军烈士墓,“吾辈亲历战斗,幸而生存者亦垂垂老矣,实不忍令维护国际正义保卫人类和平之神圣史绩就此湮没,浴血奋战壮烈捐躯之忠魂无所归依。”
“我们几位老兵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缅方终于有所松动,但我们现在老了,我们也没有能力,这件事情又被搁置起来。”2011年3月15日,杨子臣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而当年上书缅甸中央的5位老兵,时仅剩李云和杨子臣在世。
杨子臣的家在密支那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不远处,就是日本人修建的大佛寺,每年,他都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来到这里,这个在密支那打败了日本人的中国驻印军老兵,难掩内心的失落,“你说,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在采访结束仅仅12天后的3月27日,《望东方周刊》得到消息,杨子臣去世。
(感谢常博先生、厦门莫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云南普洱德福经贸有限公司为此次采访提供支持)
下期预告:采访组一行在缅甸寻访月余,终于在八莫找到了残存下来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碑,虽然只剩下半块,但毕竟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为先烈下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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