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力量比任何其他军事活动都更能影响有关战争中的道德观点。一战时对空中轰炸的争论在二战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20世纪的战争中平民伤亡率占到10-15%，而当前的战争中平民伤亡率占到了75%，平民伤亡率比其他任何道德评判准则对政治和战略决定的影响都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中的空中力量运用以及相关的争论，都对当今的冲突起到了长远的、难以言明的影响，特别是当前想要改变世界秩序的全球萨里发圣战。冲突中的中东国家利用英国和美国在二战时期的行动做为榜样并以此做为动用武力的借口。以色列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这么做。
最近，如“基地”组织也在叙述中引用向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并以此为借口，称恐怖主义只是为了自卫。在当前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中，空中力量造成的平民伤亡对盟军在该地区的行动造成了巨大威胁。但是皇家空军对空战造成的道德或士气影响却没有太多的研究。目前已做的研究工作的趋势是解释当前武装冲突的规则。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历史是任何军队的自豪源泉，但是历史也记录了某些军队不愿讨论的形象污点。空中力量的污点历史为国际上各方在政治说辞中大加采用，所以这些问题即难以避免，也不能忽视。
本章讨论了早期对空中力量应用的道德争论，以便理清战略重点和道德考虑之间的关系。文章对比了中东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观点和说辞。目的不是为了比较彼此的道德规范，而是揭露这些争论的异同点。道德是主观的，它与价值观有关。本章注重与战争开战方式有关的道德。
一、道德与战略优势之间的关系
人们常常会想利用暴力来达到政治目的，同时处于道德原因又希望可以限制暴力。为了保持这两种愿望之间的平衡，制定了各种哲学、原理和法制性的内容。受到圣•奥古斯丁和其他学者支持的《正义战争》是最主要的西方法典。它和其他法典的中心思想是鼓励尽量降低对非战人员不必要的伤害。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对平民的攻击偶尔会被认为是有利自己的行为。放弃这种有利机会同大部分军事战略的基本性质相违背。如卡尔•冯•克劳塞瓦茨说的，“为战争哲学引入一种节制规则简直是荒谬”。在典型的战争中，战略和道德之间是永远难以达到平衡的，此类战争中的争端都是双方专业的士兵之间在遥远的战场或是公海上解决。社会的工业化让战争从19世纪以来改变了很多东西。武器生产和对军队的后勤支持都成了潜在的目标。“全面战争”的概念应运而生。
军事作家，包括意大利空中力量的支持者朱里奥•杜黑都意识到单独运用空中力量的可能性，他们的设想是高爆炸弹可以摧毁房屋和建筑，燃烧弹可以继续对残留的设施进行破坏，毒气弹可以阻止消防和急救人员救助建筑物和伤员。杜黑的原理是以平民为目标。英国军事作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也把破坏平民的正常生活看做一种战略以达到快速迫使敌人投降的目的。因此，以市区和平民人口为目标的空头炸弹战略就产生了。英国曾利用类似的战略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大部分著名的战斗时20年代皇家空军对叛乱的库尔德村民发动的攻击，是“空中管制”概念的组成部分。
虽然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军事思想家和政治家，包括丘吉尔都支持“战略轰炸”的概念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说服财政部采购远程轰炸机，但是这种概念还是引起了公开的担忧。30年代出现了一种积极反对轰炸并认为其违法的运动，人们认为空头轰炸会死亡大量的平民。
支持轰炸平民和持反对意见者之间的摩擦让人们对空中力量的道德观有了深入了解。政府、教会、公众和皇家空军都参与了讨论。
（一）两次大战期间
空中力量对其他军种的支持效率在一战中可见一斑，而二战时人们把它看做一支拥有独特能力的部队，不断挖掘它的可能性。空军部的一份内阁办公室文件总结了当时的情形：空中在西线战争中得到长足发展，它可以直接与敌人的飞机交战，也可以同陆军和海军协同作战。在更多的战场上，如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飞机证明了自己特用的能力。
在这些新战场中，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空军的表现尤为突出。皇家空军的“空中管制”行动成为了英国在中东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而且1922年10月空军再次领命执行伊拉克行动，派出了8个战斗机中队和轻型轰炸机，4个装甲车单位，打击土耳其和纳吉迪对伊拉克的袭击以及伊拉克境内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叛乱组织。
空中管制战略是建立在“士气影响”概念基础之上，它依赖于无处不在的空中力量和贝都因人“安分守己”的现实，因为他们难以区分“轰炸和侦察行动”。当他们不守规矩，需要给予教训时，“空中力量就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一次利用炸弹和机枪的空袭常常会产生压迫性的局势，有时甚至为使敌人立刻投降”。为了达到“士气影响”的目的，查尔斯•汤森指出，“需要展示暴力手段，让敌人恐惧”。这只有在造成人员伤亡才能达到。简单来说，这意味着将可能对整个村庄进行轰炸，以此作为对叛乱或拒绝交税等行为的惩罚。
但这种行为后果引起了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批评。空军部长利用一系列有关轰炸效果的文件来反驳这些指责。文件中提到，“所有战争都是野蛮的”，在空中行动中，攻击者的性命会更长一些。空军参谋则提出一种无情的人道主义话题，他坚持认为轰炸会迫使敌人投降，从而会降低伤亡数量。
伊拉克地区的平民伤亡有很多有意思的解释。特伦查德向议院解释这种问题，称，“这些部落喜欢打仗，他们不反对被人杀死”。
这种论断认为阿拉伯人接受被轰炸的命运。一名英国指挥官认为，阿拉伯人“似乎不会因为妇女和儿童被炸死而产生憎恨情绪”。但是最终的妇女和儿童伤亡数量让丘吉尔也感到不舒服，特伦查德认为难以区分士兵和非战人员，所以伤亡数量常常报告为“大量”，而不列出年龄或性别等细节。
1932年，在伊拉克的英国高级专员发出警告限制皇家空军行动，因为“平民一词在伊拉克和在欧洲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因为这些部落武装完备，让所有男性都成为了潜在的战士”。据劳伦斯称，在阿拉伯人眼中，空投炸弹“不是惩罚，而是来自天堂的不幸”。
在伊拉克使用空中力量的经验做为加强目标服从性的有效手段，英国政治家和皇家空军军官一直保持这种战略和作战概念，长达数十年。第45中队指挥官在1924年报告中称：阿拉伯和康尔德人现在知道了轰炸的后果会造成伤亡和损失，他们知道整座村庄会在45分钟内被横扫一平，居民中的三分之一会被杀死或致伤，根本没有表现英勇的机会，也无法逃出生天。
中队队长阿瑟•哈里斯采取了库尔德斯坦的空头轰炸战略，在二十年后的德累斯顿完美地再次体现了这种战略。哈里斯并不把自己在伊拉克和德国的所作所为看作是谋杀或恐怖主义。他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保证英国的军事能力要比对手优越的必要手段。针对当地的行为，必须要通过集中惩罚来加以威慑。
美国曾获将军职衔的比尔•米歇尔也大力支持利用高爆炸弹和燃烧弹来摧毁敌人重要的中心地点，包括人口居住地区。他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战略有什么法律或道德缺陷。1937年4月26日，德国对西班牙格尔尼卡镇轰炸，这成了后来整个欧洲和亚洲利用空中力量进行市区破坏的样板。
但是空中管制对中东国家人口的影响并没有进行仔细分析。初步证据显示，英国殖民政策激起了一种军事形态的伊斯兰主义，这种情形直接影响了当前的全球萨里发圣战意识。哈桑•巴纳从1928年开始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以此作为穆斯林在殖民压力下的政治和社会反应。同时，T•E•劳伦斯领导领导一支阿拉伯部落，利用自己的宗教派系控制了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五十年之后，在该国大学中受教育的一名瓦哈比教年轻人肯定读到了巴纳的声明，如：被统治和压迫的日子已经过去。欧洲不能够再利用铁与火来控制东方国家。过去的一切与事件的发展、国家的发展、穆斯林人民的觉醒和战争创立的规则与感觉不再相符。这名年轻人就是本•拉登。
（二）二战
英国皇家空军在二战初期主要以军事目标为打击对象，但是逐渐开始转移到城市中心的平民身上。开始是工业和运输设施，但是由于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难以防备德国的防空力量，只好进行夜间轰炸，这使得本来精确度就不高的空投炸弹更是大部分都偏离了目标。次级目标，或被委婉地称作“推及效果”，也就是对德国人民士气的打击，逐渐提上日程。这种概念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变成了具体的英美联军政策：破坏和分解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削弱德国人的士气直到他们放弃武装抵抗。
这种命令至少让英国直接以德国平民为目标。英国，还有后来的美国在道德意识上呈弹性状态，在必要的情况下加强或限制。在汉堡达成的“区域轰炸”政策让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德累斯顿和其他地区的攻击都是以摧毁整个人口中心为目的。
二、美国观点
从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观点。在战争开始时，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经常谴责英国空军对德国城镇进行夜晚轰炸的不道德行为。美国士兵更希望在白天对军事目标进行轰炸。美国有航行高度高、自卫能力强的飞机，所以可以在白天飞行而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另外精确性也是一个原因。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的炸弹和飞行人员精确度可达两英里。美国空军司令员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积极反对英国让美国采取同样战略的企图。因为在某些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看来，英国是恐怖主义行径。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国保持了温和态度。他们没有参与英国的夜间轰炸，但是同意与英国合作对人口中心在白天进行全体轰炸。阿诺德将军谈及道德问题时，称：停止对平民的屠杀，需要引起大量的毁坏和伤亡，让平民要求他们的政府停止抵抗。
德累斯顿是最有名的案例。皇家空军采用哈里斯的“双重打击”战术，利用轰炸机投掷了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这种战术是在第二轮的空袭中以消防和急救服务为目标，阻止任何制止轰炸效果的机会。当美国轰炸机第二天早上抵达时，几乎没有剩下什么目标值的摧毁，但是他们还是对街上的幸存者进行扫射，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估计德累斯顿死亡人数达25000到10万人。在德国其他城镇也发生了类似的空袭。
四、恐怖主义行径
美国陆军战争大学的雷蒙德•威尔考克斯中校，在他的研究项目《德累斯顿轰炸的道德观》中经常用到“恐怖”一次来形容英国皇家空军的战略轰炸。但是他从来不用这个词来形容美国队空武的应用。相反，他称之为“虽然我们并不同意英国恐怖轰炸的目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同意了运用轰炸”。威尔考克斯承认美国在日本利用火海战术类似于德累斯顿行动，而且美国最终使用原子弹袭击广岛和长崎杀死了14万人来结束战争。恐怖主义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它可以用来形容别人、甚至盟友，但是从来不会用在自家人身上。五十年之后，一名洞穴人会形容美国在二战期间对日本的空袭为恐怖主义，而再过五年，他可能会对美国实施恐怖主义。
近期披露的英国政府机密信件和记录似乎接受了英国二战政策涉及运用恐怖手段的说法。德累斯顿轰炸之后，丘吉尔首相写信给伊斯梅将军称：我现在怀疑我们轰炸德国城市只是为了制造恐怖，虽然这次行动有各种其他借口。要不是的话，我们占领一座彻底遭到破坏的地区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需要更注重军事目标，而不是仅仅制造恐怖和毁坏。
这一文件不仅显示了用“恐怖”一词形容盟军的轰炸行动，而且也承认了对公众和其他机构在这个政策上做了不同的表述。它进一步显示对这种政策的限制是受到未来战略和政治目标的驱动，而不是受道德观驱动。因此，这个文件很可能会被本•拉登和其他恐怖分子做为借口。
五、教会的作用
在二战开始之前，某些宗教领袖希望教会公开反对“利用恐怖轰炸虐杀无助的平民”。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其中对轰炸道德观最有效的攻击是皇家空军志愿预备役部队的约翰•考林斯教士领导的。他创立一个由军人组成的“上帝变容协会”。协会巧妙地抗争空投轰炸的滥用和不道德行为。但是协会没有能说服大部分英国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徒。教会提出的一种观点是“两害取其轻”：生活中很难确定决对的正确和错误，所以通常是两害取其轻，对好战的德国人发动空袭总好过牺牲我们自己的国人。
教会采用的另外一种观点是轰炸战略的明显效果。坎特伯雷大主教针对批评声音发表公开信：在我看来，我们完全不必要发动战争，除非我们可以或者相信我们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行动。如果信仰让我们加入战争，我们主要的职责就是有效地战斗。这个考虑需要优先于其他任何内容。最恶劣的事情就是无效的战斗。因此，虽然我同意你们的观点，战略考虑并不是唯一因素，但是它对我们行动的开展起决定性作用。
教会的观点是参加战争的目的必须以“效用”为指导，而效用由战略必须指导。因此，战略考虑就是道德观点的基础。这说明把平民做为目标是战略必须。教会的观点反映了英国和美国政府、军队和公众的流行观点。战略目标至上和战斗效率也都与哈里斯的隔热道德哲学有关。维尔登认为对德国城镇的轰炸可以降低该国战争意图。轰炸目标进一步扩大到了防御、维修和生产机构，防止它们用来抵抗英国盟军，这些行动都加大了伤亡数字并延长了战争期限。也就是说区域轰炸扩大了敌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防御压力。
六、法律考虑
随着战略轰炸的出现，法律和道德之间的摩擦也显现出来。1907年《海牙公约》第2条规定，海军轰炸中对包含有军事目标的城镇轰炸而引起的“不可避免损毁”，可以免除指挥官的一切责任。这一公约未能强调需要合理避免平民伤亡，这意味着它成为任何情况下的轰炸带来的平民伤亡的合法借口。这条规定的关键是军事目标。这个定义太过笼统，因此很多行为都可以看做是合法的。对这个条款的滥用不仅包括英国政府。1938年6月21日，张伯伦宣布了英国空战三原则：不应蓄意轰炸平民，只能袭击军事目标，尽量避免轰炸平民。
集体惩罚在二战以前不属于非法，只是纳粹杀死了法国和意大利平民做为对抵抗组织的惩罚之后才被定位非法。虽然英国采用的集体惩罚概念是一种政治工具，但是英国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从未使用空中力量进行集体惩罚。其中主要原因是害怕公众影响。因此，公众的支持是英国政府决定执行空投轰炸以平民人口为目标的原因。
当时一个主要因素是缺乏可以执行国际法的独立团体。罪行认定只能依靠战争法和相关条约，特别是面临战略不利情况时，1930年，英国首相适当地表达出：那些公约、条约、协议或任何其他类似的东西在战争中是否有效？老实说，我很怀疑，我怀疑我们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遵守。如果一个人有了某种武器，在他背靠墙壁将被杀死的时候，他就会使用这个武器，不管是什么武器，也不管会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进行还击。
因此，法律争端同道德争端类似，后者的中心原则是基督教徒的献身价值观，无辜者可以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掉。这种“更大的利益”常常会要求无情的决定，不仅针对敌人，有时也针对自己人。有些学者认为，1940年10月，丘吉尔已经通过对德国机密通信内容解密得知对方将对考文垂发动大规模空袭。如果通知皇家空军和该市对空袭进行防备就会引起德国的怀疑，从而失去英国获悉情报的重大战略优势。所以丘吉尔决定不做任何特别防御准备。后续的空袭中超过500名英国平民死亡，他们本来可以获救的。平衡“更大利益”和无情的行动决定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央情报局本•拉登小组组长迈克•斯盖尔叙述了本•拉登在平衡无情与最高理想时所作的努力，他那美国历史上的一名重要人物，约翰•布朗的思想斗争进行了对比：约翰•布朗和本拉登代表了各自的社会团体，他们都面临最高理想与无情决定的两难决定。
无情和非法是两种不同内容。按照戴维•霍尔的话来说，“无情是不快乐的，但并不一定是非法的”。德国空中行动受到英军地面部队领导人的谴责，但也是说对方野蛮，而不是指责其非法。有意思的是，盟军限制其空中力量的原因是出自战略考虑，而不是法律或道德考虑。当时德国在战略轰炸能力上具有优势，因此英国和法国都尽量避免与之在战略轰炸上竞争。在二战爆发初期，英国、法国和德国都表示空中力量只能用于“严格的军事目标”。当时，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空投轰炸的毁灭力量。面对皇家空军对柏林的轰炸（这次行动时因为意外事故在伦敦投掷一枚炸弹），德国人针对英国城镇发动了轰炸。
七、以色列声明
英国在二战时期使用空中力量以及带来的道德争论都成为了以色列领导人的借口。以色列的行为对了解全球萨里发圣战的战略和言论目的都非常重要。首先，中东地区的政治言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以色列的言论会引起阿拉伯人的反对，反之亦然。第二，以色列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曾是也将继续成为全球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组织的痛苦根源和行动的动力。
1982年，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称，以色列空袭造成黎巴嫩平民伤亡无异于英国皇家空军二战期间给丹麦造成的伤亡。贝京指出，1945年3月21日皇家空军对哥本哈根一处纳粹盖世太保总部发动的攻击造成了超过80名儿童、20名修女和3名消防人员的死亡。实际上，皇家空军已经在竭力避免造成平民伤亡并利用“蚊”式飞机进行低空袭击。但是不幸一架飞机集中了一座高塔，砸中了学校，而其他飞机认为火光是攻击目标。这是一个错误，它让皇家空军竭力避免的平民伤亡的后果显得更加悲惨。梅纳赫姆•贝京的言论转移了一部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
最近，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西门•佩雷斯都明确反对英国媒体对以色列2006年对黎巴嫩发动轰炸行动的谴责。他们再次提出了英国在二战期间对德国造成的平民伤亡。内塔尼亚胡多次声称，英国和美国队德累斯顿的轰炸杀死了几万人，他们应该理解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只是为了对真主党“喀秋莎”火箭袭击以色列做出反应。实际上，德累斯顿在受到攻击之前没有证据显示它有火箭生产能力。这样的细节对历史学家或许有用，但是同政治言论却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依然是美国和英国对德国城镇发动攻击，以通过大量的伤亡削弱对手的士气。有了这个前例，美国和英国就无意识地为以色列和该地区其他活动提供了政治和道德借口，让人无法对那些披着自卫和战略必须外衣下对平民的大肆屠杀进行指责。
八、全球萨里发圣战观点
A：西方传统
全球萨里发圣战运动以“基地”组织为先锋，是对2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战略和道德传统做出的反应。空中力量控制范围广、效率高，而且成立不久的皇家空军也需要成为一个出色角色和资源，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各种战略的道德概念不断更新，特别是在对敌人作战人员的定义上。之前的分析认为战略性促进因素包括：
1. 全面战争概念。平民为战争提供了物资和政治支持，所以为了获得胜利需要把他们也当做目标；
2. 对平民人口正常生活的破坏可以降低他们对战争的支持，可以让敌人将原本用作攻击目的的有价值资源用于民事防御；
3. 武器精确度低，难以区别军事和非军事目标，因此形成了以平民为目标的战略；
这种对“作战人员”的重新定义包括了平民在内，这种定义是在为新的道德标准而辩护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辩护内容受到当局支持，而且教士给予了合法认定：
1. 战争的性质是残酷和泛滥的，无情的行为不一定非法
2. 攻击平民可以拯救我们自己的军队
3. 轰炸是人道的，因为长远来看它可以拯救平民的生命
4. 两害取之轻，杀死一些平民可以迅速获得和平好过长期进行战争而导致更多的人死亡
5. 每个人都是恐怖主义分子
B．“基地”组织的参与
“基地”组织和其他圣战运动都企图从信仰中总结出其合法性，而且在伊斯兰环境中推行自己的道德和战略行动。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没有和平传统。为了防御和合法目的，战争是可以接受的。伊斯兰教的开展规则比基督教更加精确，所以伊斯兰教的作战原则没有道德观弹性。非战人员伤亡，特别是妇女、儿童、老人和修士受到严格限制，同样对财产、作物和树木的伤害也一样不被允许。这些限制给圣战意识造成了很多负担，他们要为自己的行动提供辩解理由。在1982年真主党在黎巴嫩创建以前，穆斯林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不断活动，一种也包括非伊斯兰教组织，如巴解组织。这些组织杀害平民的理由类似于当前西方革命组织如爱尔兰共和军和红色军团。那些拥有政治力量的组织垄断了暴力，所以有必要利用暴力来获得权力。信仰上的理由是不相干的。
虽然，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宗教运动的外衣下活动，他们必须要为攻击以色列平民的行为找出理由。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据称是所有以色列成年人都可能受到以色列国防部的鼓动，他们都是作战人员，所以是合法目标。这与杜黑的空中力量原理的支持者提出的逻辑相同，只是在9.11之后被“基地”组织再次包装而已。同时，这种理由给一些“基地”组织的思想上造成了影响。本•拉登的顾问阿卜杜勒•阿扎姆就不赞成在非穆斯林国家发动圣战，也反对攻击平民。阿扎姆被暗杀之后，本•拉登才能于1996年发出指令，对西方国家宣战。他特别引用广岛和长崎为例子说明西方国家过去的暴行并认为对伊拉克的制裁是这种暴行的继续：利用氢弹攻击城市中的妇女、儿童、老人的行为还记忆犹新，就再次发生了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事件。之后又在伊拉克杀死了几万名儿童，这个数字还会随着制裁继续增长。
他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行为描述为饥饿的动物。他再次强调伊斯兰禁止将老人、妇女和小孩做为目标，并提供了穆斯林游击队在阿富汗的追踪记录做为证明。与西方国家不同，穆斯林尊重人权并以文明的方式行动。本•拉登曾在苏联-阿富汗冲突时期提议穆斯林游击队避免造成平民伤亡，因为平民都是自己人。本•拉登拒绝承认对自己恐吓无辜者、儿童和妇女的指责，他认为这些都是“贼喊捉贼，是为了欺骗大众”。大量证据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在穆斯林国家和其他地区杀死了男女百姓和儿童。
因为美国部队在阿富汗不发动地面进攻的战略现实和意识到需要做出某种动作激起美国入侵穆斯林国家，本•拉登的道德标准必须要改变。9.11事件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袭击发生之后和受到穆斯林内部的指责，本•拉登为其行动做出了道德上的解释。他辩称，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所有人都可以参选，他们可以对他们国家的行为负责，而且他们的政府需要为死去的穆斯林人民负责，所以美国公民被杀是合法的。这个逻辑可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它与英国在20年代袭击库尔德村庄之后的借口是一样的。
“两害取其轻”的概念在伊斯兰原理中不存在，所以在圣战组织中近期开发出了一种“应得惩罚”概念来让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在伊斯兰法律中应得惩罚是允许的，但是圣战意识把这个规则扩宽，从而提供了一块道德遮羞布。“基地”组织对9.11事件的解释是利用应得惩罚或教训，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撤出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军队。这种逻辑与丘吉尔在二战中的感觉相同，他曾说，“那些曾经对人类犯下恐怖罪行的人们现在正家里战战兢兢地等待应得的惩罚”。丘吉尔认为应该把德国城市中千万人死亡看做是必要的，是一种“更高程度的正义”。
“基地”组织和其他圣战运动都知道在这种“诗歌般的正义”中的评判者是人们大众。与美国和英国在二战中对道德观的争议不同，圣战组织把任何可以进行讨论的话题都放到互联网上。他们利用任何机会来突出西方军事行动的赤裸裸的野蛮行径和双重标准。虽然西方国家空军在2001年期间的阿富汗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能力，“塔利班”组织还是有效地开展心理战术来诋毁西方国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在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美国飞机和智能炸弹攻击的目标中，80%是老百姓。半岛电视台播放的恐怖画面表现了美国的文化和道德观。那些在妈妈怀抱中死去的孩子、变成废墟的清真寺和里面的人员、村庄以及居民被毁坏等等这些画面。这些都是美国轰炸造成的。
这种言论工具都曾组成大众军事宣传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不同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当回想到美国和英国运用空中力量的行动，当联想到其他当代冲突如伊拉克和苏丹，这些都成了有力的刺激手段。这些刺激进一步加深了对北约建立安全阿富汗的工作遭到了猛烈抵抗。
九、结论
空中力量和道德是战争中两个联系最为紧密的因素。在战略优势和道德限制之间的矛盾，早期的空中力量运用历史显示了战略优势受到不同程度的道德限制，包括对作战人员的定义。两战期间中东的空中管制政策对英国空军和政治战略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帮助他们形成了二战战略。这些证据显示英国的政策也影响了圣战组织运动。两战期间和二战时期都展现了道德弹性的促进因素以及对道德观的不同见解。这些见解都是当局提供给大众并受到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皇家空军空投轰炸曾被看做是恐怖主义。而英国似乎也私下认可这种指责。
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上对平民进行轰炸和对基础设施进行破坏的例子，都被中东冲突各国加以利用，其中包括以色列。圣战运动开始辩称自己采用更高的道德标准，但是在面临战略选择时被迫修改自己的道德标准。他们杀害平民的道德和理论逻辑都是学习了二战期间英国采用的类似标准。
法律观念是道德争论的一部分。但缺乏有效和独立的国际执法部门，让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大肆忽略或强加解释。
媒体的影响和公共观点的压力是最终的裁判。圣战组织非常了解这一点并积极向目标受众传达自己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激起穆斯林国家地质西方国家最大的力量源泉。
会造成少数平民伤亡的轰炸可能被看做低风险的军事手段。但是从政治观点来看，它可能会有负作用，特别是当前全球和历史范围都意识到了“附带伤害”一词。在这个精确制导武器的时代，我们需要精确制导的战略思维。空战和政治战需要加以协调，道德约束是政治战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阿夫扎尔•阿什拉夫
编译：知远/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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