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被公认为是一次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败。以色列国防军既没有达到其战略目的,也不能摧毁其预期的战略目标。真主党没有落败,事实上,它比以色列有史以来的阿拉伯对手国家做得都好,让其领导人获得了狂热的崇拜。以色列开除了军事领导人并组建调查小组,对政府在处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过程开展自我批评,改进其战时经验不足的问题。
其中表现出最大不足而且伤亡最多的是空中力量。各种批评的声音都与以色列国防部过渡依赖空中力量有关。在一个代表性的检讨报告中,一名以色列议员质问道,“为什么我们不限制对空武的使用?”。对空武的局限性很少有系统性的分析,不论事对短程火箭的局限性,还是不对称战争的局限性都很少。这会造成任何“学到的教训”都可以看做空武在不对称行动中的失败,而不是仔细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空中力量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本章的目的是解决分析性的缺点。首先,特别说明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使用空武的动机,坚持空中力量可以在现代战争中减少伤亡数量,而忽视了其他战略的可能,包括空、陆结合战略的平衡性,这种方式可能是达到其目的更加有效的措施。其次,评估了为什么依赖空中力量打击不对称对手会造成反效果,提出民众和士兵混杂难以避免对平民造成伤亡。真主党对媒体进行战略性地运用,利用附带伤害的后果扩大了其思想和招募活动受到的支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欲与以色列为敌的生力军。第三,本章进一步扩宽分析范围,评估了空中力量在不对称战争中的效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是否意味着军队应该降低在不对称战争中对空中力量的运用,还是平叛和反恐行动都依然需要空中力量? 虽然叛军或恐怖分子对典型空战的防御能力越来越高,但是本章总结认为在不对称行动中完全抛弃空中力量是不明智之举。
一、空中力量的魅力
为什么空中力量会成为替罪羊的原因之一就是:空中力量是以色列国防部在战争中的主要军事工具,但是它的效果让人失望。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从未表示会部署大量的地面部队。地面部队只是最后的一种选择,从未对其进行认真考虑。只是在战争的34天中最后一个周末,以色列开始动员足够多的预备役部队发动地面进攻。两天之后国际社会介入干预,按照联合国1701号决议实施停战措施。为什么以色列领导层会如此信任空中力量而毫不考虑地面部队呢?
有些观点认为这是受参谋长丹尼尔•哈鲁兹的影响。哈鲁兹在2000年和2004年间担任空军军官和以色列空军司令员,他极力支持以空军为基础的战争计划并寻求将陆军排除在外。他曾经辩称,“许多空中行动都是在没有陆地部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人员伤亡比较敏感。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一般不会派遣陆地部队……”。在面对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时,哈鲁兹将自己有意动用空中力量的想法解释为,除非是打算一步步攻入黎巴嫩,否则我们不会考虑使用地面部队。
虽然哈鲁兹明确知道空中力量可以省却庞大数量的地面部队,但是他对地面部队的厌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年前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以来的警惕心理。害怕陷入“黎巴嫩泥沼”和经历了大量的地面部队伤亡之后,他逐渐得出了依靠空军取胜的理论,以此取代了那种通过剧烈和勇猛的部署来获得本•古里安式决定性胜利的模式。以色列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后占领黎巴嫩的18年痛苦经验,让以色列不愿再次派遣地面部队到这片土地上。地面行动自身的风险让以色列方面不想再次使用地面部队。相反,空中打击几乎是“零风险”。以色列空军自从1986年损失了一架“鬼怪”飞机之后就没有任何飞行员伤亡。地面部队变成了防御选择,这种概念的体现是几支旅的裁减,坦克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以色列已经停止了采购顶级“梅卡瓦”(Merkava)坦克的活动并提高了在远程轰炸机上的投入。面对只是营救两名陆军人员的任务,为什么还要让更多的人被俘呢?
空中力量的吸引力是经过多次战争建立起来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空中力量和远距离精确打击武器就可以威慑敌人并赢得胜利。例如,在不使用任何地面部队的情况下,只进行了78天的空袭,联军就成功迫使塞尔维亚总统屈服,离开了科索沃并接受了G8条款,这个过程为空中力量的成功提供了说服力极强的证据。也有观点认为空中力量是与地面部队协作才获得成功,俄罗斯不再支持塞尔维亚,科索沃解放军的协助下结束了科索沃战争。但,这些行动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国防部对空中力量的依赖,他们把空中力量看做以最低代价赢得胜利的必要手段。在黎巴嫩使用空中力量就是这种战略的反映,以色列领导人曾把“黎巴嫩看做北约在科索沃空中行动获得成功的另一个版本”。国内各派系也都希望可以保证经济稳定为主,让高风险的战略如会产生大量伤亡的战略比较不受欢迎。如一名曾访问该地区的分析人士称,“以色列政府近年来逐渐注重振兴经济发展,他们不愿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证长期的安全,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影响市场繁荣”。在以色列,成功与失败的衡量时根据死亡士兵的数量来衡量,而使用地面部队会比空中力量造成更高的伤亡率。但是,这种衡量标准会不可避免地限制达到国家目标的选择范围。如一名以色列批评人士指出,“如果计算伤亡会让人犹豫不决,而下定决心则会带来战略性胜利,那么这样的益处怎么会当做损失呢?是强调战略目标还是强调人员损失呢?”。
个人观点、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之后的战略文化转变、90年代冲突带来的教训、对伤亡和不稳定的厌恶,这些因素都让以色列军方和政治领导人更愿意利用空中力量和战略轰炸来硬的战争,而不愿使用陆地部队。空中力量被认为是伤亡率最低的获胜方式。以色列坚持认为可以利用远距离武器和对平民造成的痛苦让他们对真主党的支持变成反对,对“真主党的冒险主义制造局部政治反应”。根据这种观点,空中力量可以在达到这些战略目标的同时降低以色列国防部的伤亡风险,它将会比地面部队做的更好,因为“任何地面战争都会造成伤亡”。
低伤亡率的作战需要和愿望按照不同方向发展。“停止喀秋莎火炮对以色列社区的破坏,释放两名被俘士兵”是两个主要的战略目标。这似乎需要更多的地面部队同空中力量协作。但是军方和政治领导人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战略。在一份语气尖锐的战后分析报告中,一名出色的以色列专栏作家证实了以色列国防部的问题,“通常,战争狂将领和战争贩子政治家都被指责为愚蠢。但是,在战争最后,以色列的各级精英都被称为愚蠢,他们让以色列生活在幻想中”。这个幻想的现实基础是,以色列想用利用各种必要的措施来保卫其利益,通过各种措施来限制伤亡率并强调远距离空中力量的应用,这些都限制了国防部的选择范围,也破坏了它保护自己的能力。作者为以色列领导人做了个总结,“这造成一场悲剧。它想要阻止流血的企图却造成了血流遍野的结果”。
这些话听起来与克劳塞瓦茨很类似,后者对战略限制的可能后果提出了明智的建议:善良的人们认为肯定有某种办法可以兵不血刃地击败敌人,他们认为这才是兵法的真正目标。虽然听起来很美,但是这是一种必须要改正的错误观点:战争是危险的活动,善心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掩耳盗铃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是错误的行为。
如在黎巴嫩战争中的空中力量,这种限制是无意义的,这给以色列军事策划者布了一个迷局。如果利用远距离、低风险的空中力量战略无法削弱敌人的能力,而地面部队有可能遭受大量的伤亡,那么面对这种小范围的恐怖袭击,怎样才是最佳的反应措施呢?
遗憾的是,这是以色列领导人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难题。如果决定发动报复性袭击来让真主党释放两名被俘以色列士兵,那么他的战略选择就非常有限。虽然领导人义不容辞地需要制定一种战略来完成救援被俘士兵和接触真主党的武装,但是领导人和国内其他人没有接受陆基战略的准备。
维诺格拉特委员会内部报告证实了这种观点。委员会发现:某些政治和军事领袖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已经超越了战争的年代。在这种假设下,以色列国防部不需要为“真正的”战争做准备了。以色列整体安全战略需要进行系统化和成熟化,需要考虑如何动员和结合所有的资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精神、文化和科学力量等,来应对面前的挑战。
战争的天性就是流血牺牲。国家领导人的任务就是为国家提供安全和赢得战争,确立战略目标并利用适当的工具来完成这些目标,即使这些工具可能会造成伤亡。拿黎巴嫩来说,希望经济和社会稳定,又不希望太多的人员伤亡,这限制了政府的选择范围,领导人要不就按照现实调整这种观点,否则就不要发动战争,除非它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获胜。
二、黎巴嫩战争中的空中力量:成功与失败
虽然黎巴嫩战争中的空中力量作用有限,但是也不能说是完全失败。以色列国防部以空中力量为主,消灭了真主党500架战斗机并迫使其余真主党力量撤出利塔尼河南部。空中力量摧毁了几乎一半未使用的远程火箭和大量的黎巴嫩设施。战后,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表示,如果他事先知道以色列的报复手段的话,他在抓捕以色列的那两名士兵时会更加谨慎,这显示2006年8月的冲突让他不愿给以色列造成太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以色列国防部可能会遇到问题,但是其坚决的战斗信心给真主党进一步的挑衅造成了威慑。虽然以色列国防部没有修正其空海联合战术,但是它已经展示出让人信服的报复措施,这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优势。
以色列国防部的表现和战后分析都深深的不满。如维诺格拉特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的,战争的后果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对战争结果以及其作战方式深深的失望”,有一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空中力量既没有达到以色列的战略目的:将两名士兵活着救回,而且也没有能够阻止真主党每天100枚火箭攻击以色列的行动,直到联合国停火协议达成。这种危机感是合理的。它认真考虑了战争短期内就结束并导致了令人失望的结果的原因。
维诺格拉特报告提高了几条线索。报告指出,“对于导弹攻击的反应措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动长期的地面行动占领发射导弹的地区,但是这种行动会有很大的伤亡率,这些困难在政治领导人下达攻击命令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根本的原因是真主党针对以色列发动非常规战争,也即条令中解释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之间为了对某地区人口的统治和影响导致的暴力冲突”。美国军事条令中的非常规战争包括:时间长、军事和非军事措施结合、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和警察部门的暴力人员或组织、为了争取控制和影响而斗争、东道国人口的支持……,非常规战争超越了军事范畴,涉及了政治、心理、信息和经济方法。
非常规战争的方法就是通过非传统的方法消耗对手,而不是与其正面对抗。美国联合参谋(J-3)指出,“常规战中的战术和作战技能不能保证非常规战争中的行动和活动在战术、作战和战略上的成功”。以色列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
同那些与以色列进行常规的部队间对抗的阿拉伯国家不同。真主党没有高价值的目标和重要的能力系统,如工业设施和指挥与控制节点等,真主党主要的目标就是其领导人、野战部队和武器,而这些都隐藏着平民中间很难当做攻击目标。这些目标非常分散,缺乏明显的结构。真主党依赖无数的行踪不定的喀秋莎火箭和不对称战术,在平民集中居住地区发动袭击,频繁地移动他们的攻击能力避免被敌人摧毁。要打击这些目标,以色列国防部试图利用远程炸弹和火炮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击败对手,这无异于海底捞针。
以色列国防部的这种战略也许可以威慑和分散真主党的士兵和火箭,但是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色列的“强大的常规战争优势”和物资以及技术优势都没有赢得战场上的胜利,因为真主党“扭转了数十年阿拉伯军队的耻辱,从以色列2006年的猛烈攻击中幸存了下来”。
针对真主党的不对称战术,以色列国防部的成功目标规定为利用远距离打击能力杀死真主党领导人和摧毁机动的火箭发射装置。以色列国防部不仅击中的目标有限,而且也造成了黎巴嫩平民伤亡。远距离武器难以分辨真主党士兵和黎巴嫩平民。结果造成1100名平民伤亡。黎巴嫩政府计算伤亡人员的时候不会区分真主党士兵还是平民,这部分显示了近距离区别两种人的困难,更不用说从远距离攻击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了。虽然以身着便装的士兵和从平民地区攻击的战术有些冒险,但是敌人造成的附带伤害让真主党更容易获得同情和支持来反对以色列。
三、媒体的放大作用
真主党利用清真寺和看护中心来隐藏武器和领导人,打击这些目标带来的伤亡在媒体上刊登的话,其后果会造成极坏的影响,让人失望。真主党智囊利用媒体作为不对称优势的放大工具。通过展示黎巴嫩的损失和描述以色列对平民不人道的攻击,真主党的行为激起了国内民众的同情和国际上的支持。
照片和视频有时也被蓄意用以反对以色列,这些都扩大了真主党的影响范围。除了周边地区的阿拉伯人支持真主党之外,联合国还发现了至少700名索马里伊斯兰士兵在战争期间进入黎巴嫩协助打击以色列。真主党很会利用公共关系,并成功地利用媒体招募了成百上千的外国士兵。真主党显然很清楚,“超过一半的伊斯兰战斗是在媒体战场中进行的”。
真主党的媒体战不仅带来了个人的支持,也建立了该地区主要国家对其支持。首先,它消除了沙特、约旦和埃及政府的反对并最终“转变了他们国内公众观点,对以色列的轰炸行为进行抗议”。其次,把同以色列的战争描述为全体伊斯兰战争,真主党可以获得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支持。虽然伊朗和叙利亚信仰不同,但是他们都一致发对以色列,把黎巴嫩当做战场更是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国家对真主党的支持。这些支持转化成了武器、士兵和资金支持,让真主党可以保持同以色列的军事对抗。
在战略考虑方面,要想赢得对手就需要综合自己所有可用的资源和力量。真主党在媒体上诽谤和中伤以色列的战术,从而获得了外界的支持,提高了其可用资源。而且,利用媒体还加强了对自己的支持。仅仅通过展示一部分抵抗以色列的能力和在真主党盟友中发表几次公开演讲,哈桑•纳斯拉哈就成功发展出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各种效果的综合应用和对真主党信心的增长,都让以色列获胜的代价进一步加高。
媒体报道也削弱了对以色列的支持以及其亲密盟友——美国的信心。国际社会大部分人认为以色列为了两位被俘士兵而攻击真主党的行为不正确。随着冲突的继续,真主党成员开始记录以色列毁坏平民资产的行为,这引起了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质疑。这并不是说以色列的方式完全不正确,而是说真主党利用对手条令的模糊性来引导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以色列政府后来也承认对贝鲁特轰炸和对平民造成伤害,这随着战争发展逐渐削弱了以色列的国际支持。
国际社会也逐渐开始质疑以色列的举措是否得当,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对黎巴嫩奥纳镇发动的不理智进攻。因该次行动造成的损失进一步扩大了对以色列举措的批评。国际社会的反应让以色列在48小时内暂停空袭行动,但是该袭击事件影响了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该次事件“以血淋淋的事实向美国展现了在当前中东危机面临的巨大风险”。美国曾一手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手努力减轻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并把它当做战略重点。随着在南部黎巴嫩血腥屠杀的一次次出现,让美国保持这两个战略重点平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奥纳镇袭击事件。
虽然美国依然维持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这些图片和事件显然缩短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时间,而这个决定进一步限制了以色列的战略选择。
四、不对称战争中的空中力量
虽然空中力量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它们在各种形势下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空中力量在战略攻击、防空、空中优势、太空抗衡、大范围地面行动中打击地面力量(近空支援),海上抗战和反情报行动中都有重要作用。但是传统的空中力量作战条令让它们只能在以常规作战为主。因为地面部队在进行不对称战争时,它们就只能用改变其战略和战术,例如从冷战时期的战略转变为反恐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空中力量就需要担任间接的支持角色,而不是直接参战。
主要原因就是对手的最大优势缺少高价值目标。这样真主党就类似其他的恐怖分子、叛军组织或其他利用非常规战争组织的战术。詹姆斯•克鲁姆和瓦莱•约翰逊认为,“一般来说,游击队和恐怖分子很少具备有价值的空袭目标,而且也没有多少机会让空中力量进行战略轰炸或任何大范围的攻击行动”。
虽然这种言论似乎有理,但是它可能给人一种错误的感觉,让人难以在空中和地面力量之间选择。依赖空中力量是一种误导,如果目标是解除敌人的武装和摧毁机动目标,那么利用地面部队就在所难免,但是空中力量可以起支持作用。
首先,在非常规背景下,空中力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通过地空联合行动来提供近空支援。美国在萨尔瓦多利用A-37攻击机和AC-47武装直升机,在阿富汗时利用A-10飞机,俄罗斯在车臣使用苏-25,印度在克什米尔使用米-17,这些都是空中力量代表地面部队行动并在适当时候对游击部队进行攻击的例子。在陆军“阿帕奇”直升机难以提高有效火力的情况下,F-15E和AC-130提供的紧急近空支援也是一种行动角色。
第二,有些空武支持者认为空中优势可以限制对手的选择。叛军或恐怖分子没有先进的空军,他们只能利用不对称战术应付。因此,“空中力量可以限制冲突范围,阻止敌人行动升级”。持这种观点的人员,如兰德公司人员对美国和英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为有不同意见。因为盟军在机载情报、侦察和监控上的优越性,叛军难以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发动大规模轰炸或任何其他常规反应。作者也提到,为对手提供常规部队的邻国也都是威慑对象。这种观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西方国家的军队在打常规战比不对称战更加成功,强大的空军限制了对手可以应用的工具。
第三,除了这些优势以外,空军还提供了其他关键的支持能力,如空运、指挥与控制、补给、侦察、监控与情报、撤退和后勤支持等。例如机载侦察,可以追踪对手的活动,引导地面部队找到敌人的武器藏匿地点,利用机载火力提供支援。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掠食者”、“全球鹰”、“收割者”和机载卫星装备可以进一步扩大这种优势,因为它们可以更深入渗透到敌人地区并搜集情报以打击敌人,提供了战略优势。在后勤补给方面,空军可以保护供应线免受游击队的攻击。空中力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一名空中力量分析人士称,如果在阿富汗不适用空军,“美国和北约的基地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越南奠边府。之前的阿富汗入侵者,如英国和苏联都因为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通信线路而被打败”。
本文的目的不是证明空中力量在非常规战争中的不足,而是为了展示在空中力量和地面部队之间的选择不是孤立的。虽然空中力量不如在常规空战中的直接贡献大,但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经验不能用来将非常规战争中的空中力量全部否决。如阿富汗战场上的国际合作展示的,空中系统虽然不像地面的陆军和陆战队系统那样担任直接的角色,但是它们是地空联合作战的重要部分,在非常规战争中一样如此。
五、结论
考虑到空中力量在打击不对称对手上效果有限,而且国内趋势也不喜欢利用地面部队来打击真主党,那么以色列的战略选择会是如何呢?以色列不能在自己的城镇被轰炸,士兵被俘虏的情况下视而不见。新政府认为需要自卫和进行报复。虽然空中力量为领导层提供了一个展示其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满足社会利益的方式,但是这种执行上却面临着困难。从这些困难中可以吸取怎样的教训呢?
第一个教训不是说空中力量是彻底的失败,而是它并不能保证可以为领导人提供他们所期望的结果。空军只能是空陆联合团队的一部分,特别是针对分散而混杂的目标时。战争是有风险和代价的,除非一个国家想要获得胜利,否则他就需要在发动战争前三思而后行。拿以色列来说,它坚持认为利用空中力量来获得“成本较低”、伤亡较少的胜利,但是这只是一种短视性的选择观点,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观点。
第二,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空中力量的缺点是应对非常规战争不足。虽然空中力量可以在常规战争中做出有用的贡献,但是在游击作战环境下,其能力就受到了限制。空中力量不但不能削弱敌人的意志,而且会不可避免带来平民伤亡,只能激起人民对以色列的反抗情绪。因此,摧毁真主党“喀秋莎”火箭的努力最终起到了反作用,因为这种行动把人们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战后,《华尔街日报》评论称,“以色列猛烈的轰炸日以继夜,毁灭了南部黎巴嫩和贝鲁特部分地区,黎巴嫩领导人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以色列,而且时不时地表扬真主党的战斗”。黎巴嫩政府对以色列的强烈支持随着黎巴嫩平民地区频遭攻击而削弱,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以色列军事措施的持续能力。
第三,常规军队与不对称对手的战争结果显示,不仅空中力量,而且所有军队在这种非常规环境中的能力都受到限制。如一份兰德公司的平叛文稿中指出,“对战斗能力的依赖过高估计了它的能力,而且忽视了非战斗人员的影响和他们对战争结果的态度”。诚然,在不对称和非常规背景下,对手缺乏大型的工业、通信或军事中心,因此战略重点就成了平民的意愿,双方都想要通过“媒体战”来赢得民心。如黎巴嫩战争中加入战斗的外国士兵和平民所显示的,“民众”不一定只代表某一个国家的民众,而是那些有共同思维的个人,不管他们住在索马里、叙利亚、黎巴嫩还是埃及。
对手利用人员伤亡做为政治手段来获得支持,那么任何一种造成伤亡的军事行动都会激起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情绪。因为意识上的对抗和军事对抗程度相当,所以只用军事手段难以令对手屈服。在利用军事力量的同时要结合更广泛的公共关系和政治战略才能摧毁对手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因为不对称战争时意识抗争的一部分,任何战时军事战略必须要结合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中东和平进程需要各国强调他们的公共关系政策来弥补东西方的意识差异。只有西方国家在获得了公共关系战场上的优势之后,他们才会获得在坦克、导弹和飞机组成的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作者:莎拉•克雷普斯
编译:知远/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