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活动通常在军事学的领域内运用各类社会科学(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对军事活动的这种看法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新鲜，因为它来自于本国科学思想的早期发展阶段。然而，今天这种对文化与军事之间关系的理解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它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前，有些分析家(其中一些后来移民国外了)已经将国内军事活动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虽然他们从未对这种观念予以证实。

　　有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当代俄罗斯专家都在自发地分析军事学概念的文化基础。然而，如果哪位读者翻阅军事条令或百科全书，他肯定找不到“军事文化”、“军人文化”、“军事环境中的文化工作”这类概念。

　　现在，文化逻辑分析已经为国内社会科学界广泛地接受。文化科学为跨学科领域的分析开辟了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可以重新考察文化与军事活动的关系。例如，历史文化逻辑使我们可以追踪和比较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的文化演变，从而揭示其普遍性和特殊性。军事侵略来自于人类文化的早期野蛮阶段。事实上，当部落之间运用肢体对抗和相对简单的武器(棍棒、斧头、长矛、弓箭等)来解决部落间摩擦冲突时，军事侵略就已经诞生了。

　　行为学家、考古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喜欢将军事活动固有的原动力归咎于人类的生物本性和社会文化本性。勇敢、防御和进攻的冲动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文化的塑造，这种冲动本身也确立了行为准则、文化价值和文化象征。此后，这些文化因素又不断地为军事侵略注入新的能量。

　　一方面，古人一直渴望在征服者来临时保护他们的领地和亲属，他们只是想保存自己的部落，这是非常自然的。另一方面，在和平时期，部落团体的剩余能量不断地聚集，人们需要找到发泄这些能量的途径，这也促使他们发动侵略。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在文化演变的最近阶段，研究人员再次遇到了这些不协调趋势的挑战。例如，美国历史学家S•麦特恩——他对当今美国社会条件与鼎盛时期罗马帝国公民心理状态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下述观点：在物质福利、社会稳定和世界领导地位的背景下，检们的好战心理和对军事胜利的渴望会发展为狂热的自我欣赏，而这正是文化危机即将到来的特征。原始社会的好战部落在取得丰硕战果的同时，却无法从军事活动过渡到有效的长期占领。但在其后的人类历史阶段中，当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贫富分化开始出现时，军事活动中出现了专业人员。事实上，导致军事活动独立于整体文化框架的主要因素，是国家机器的形成。

　　国家和社会的需求都促使军事活动演化为调节内外部关系的工具。国家享有为公众利益而运用和发展军事活动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严格禁止其它团体或公众组织运用这种活动，以防止其谋求小集团利益或达成反社会目的(犯罪集团、恐怖组织等)。

　　例如，I.A.伊林就反对L•N•托尔斯泰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呼吁。伊林先生相信人人都是被迫向善的，邪念和恶行应当被压制。他进一步指出，任何社会在某些情况下都会诉诸强力：首先，当出现威胁社会安定团结的罪恶时；第二，当无法利用其它途径消除罪恶时；第三，为维持文化秩序和道德准则(正义、扶弱、保护财产等)时。

　　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军事活动需要具备合法、有组织、有技术含量等特征。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对其进行复制和开发(通过专业训练和军事演习)。在这种地位上，军事活动与所有其它形式的公众活动相互作用，强化了其在文化体系中的功能。

　　当今生活方式和后工业化文化，当然容易显著地影响军事行动各要素(作战武器和军事装备、体能、心理稳定性、军人的文化和道德基准)的相互关系。以20世纪的战争为例，军人技能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性已经提高了很多倍。但与此同时，很多紧迫的问题也涌现出来。经济发达国家的军人身体不够健康，心理和精神状态也很脆弱。例如，参加过越南、索马里军事冲突和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国军人，有很多相似的心理、行为和精神症状：他们的备战水平迅速降低，他们讨厌始终呆在敌对的外国文化环境中，他们更担心不利的作战过程和自己的阵亡，他们越来越盼望尽早返回家乡。美国公民也不愿意支持长年累月的海外军事行动，这也是影响士气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