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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谍战目标仍是情报 007式间谍已成过去

  以往那些引人入胜的间谍传奇故事如今恐怕只能从小说中看到了。数字时代的间谍一天之内破解的信息,甚至比一千个詹姆斯•邦德穷尽一生时光所能破解的机密还要多得多。

  数字时代的谍战

  (美)基思-麦尔登 李彬 编译

  老行当,新目标

  在冷战末期,大厦将倾的苏联疯狂热衷于核武器的发展,企图毁灭整个世界。然而,苏联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中却缺少强大的经济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20世纪最具威慑力的武器当属氢弹。

然而进入21世纪的电子时代后,氢弹的光芒在电子的巨大威力面前逐渐暗然失色。未来的超级大国将不再是核武大国,而是那些能够在经济竞争和数字战中充分利用电子力量的国家。

  在未来的战争中,各国间谍获取他国军事机密的首要目标仍然不会改变,但他们的兴趣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是,国防基础设施正由以往以“子弹”为基础转向以信息为基础。历史终将证明,间谍们以对手的“信息”为主要目标展开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将是明智的选择,也更具战略眼光。

  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前身为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高官曾形象地指出,“世界上存在友好国家,但不存在友好的情报机构。”甚至在冷战结盟最为广泛的时期,各主要大国搜集情报和破解密码的对象,既包括敌人也包括自己的朋友。冷战期间出现的东方阵营和西方联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对抗双方,如今在新的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也将不复存在,以往传统的以朋友或敌人划分国家利益的理念如今也需要重新定义。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历史等纽带关系将继续淡化,并将逐渐被贸易伙伴关系及其他经济互助关系所取代。如果交易划算,敌人的朋友也可能成为我的朋友。军事同盟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经济伙伴关系。全球化经济竞争的胜利者可能会结成区域性经济联盟,共享情报信息,共同加强各自和整体的经济实力。

  数字化谍战新技术

  间谍们传统的情报搜集、通信联络和情报分析技术以及反间谍手段,在数字时代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情报搜集新技术

  近30年前开始的“锁眼”卫星计划使得美国具备了卫星实时侦察、数字成像能力。而高性能计算机也为这些“太空中的间谍”实施全球实时观测提供了精确指导,不再需要考虑云层、恶劣的天气和黑暗等因素的影响。通过红外摄像机、雷达和先进的传感器,间谍卫星拍摄图像的分辨率甚至可以达到一英寸。当然,具有战略意义的间谍卫星与具有战术意义的小型无人驾驶飞机也可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担负情报搜集的任务。小型无人驾驶飞机通过巧妙的伪装,可一次性在敌方领空滞留多日。

  新研发的“太空耳朵”,其正式名称为“气象测绘卫星”,将继续偷听在空中传输的各种形态的联络信号。随着无线电话和电脑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信号和数字化数据通过无线频率发送。这些数据和信号都有可能被气象测绘卫星的天线接收并传送至地面接收站,以供情报分析之用。在消费市场上出现的语音识别软件,其实在各国情报机构中已应用了20多年之久。语音识别软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过滤不必要的杂音,可以还原多种机密通讯信号。

  互联网向“信息高速公路”转型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互联网信息搜集模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说过,间谍所必须了解的知识中有90%都是可以公开获取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知识库,互联网已成为大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智囊库。开启这个知识宝库的钥匙就是高速的互联网接入、先进快捷的互联网信息共享以及高性能电脑的分析处理能力。通过电脑对数以十亿计比特数据的分析处理,才有可能发现隐藏其中的机密信息。强大的互联网浏览器和各种代理,穿行于形形色色可信任或不可信任的电脑和网络之中,并记录下他们的秘密。在不久的将来,聪明的电脑程序员可以通过基于电子技术的“虚拟代理”破解相应的机密信息。他在一天之内破解的信息,甚至比一千个詹姆斯•邦德穷尽一生时光所能破解的机密还要多得多。

  克格勃间谍约翰•华尔克被捕后曾经指出,美国的防御措施只能用来对付外来间谍,而无法防备背叛的国人。用金钱从叛国者手中购买秘密,仍是获取有效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果真的可以用金钱收买那些有权接触重要机密的叛徒,那么区区几百万美元则有可能会换来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经济回报。面对如此高额的回报,情报机构何乐而不为呢?以往敌方情报机构通常依靠直觉和知情人透露的信息来判别哪些人可以招募为新间谍。负债累累者、高消费者或事业上的失意者都可能是间谍招募的主要对象。如今,数字时代的间谍们可以通过电脑程序在互联网上对一些人群进行信用检测,还原他们的消费习惯、负债情况、医疗记录以及工作变更情况。通过对还原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中鉴别可能的招募对象。在此,互联网成了一种定位工具。利用这种定位工具,情报机构可将目标锁定于一小撮人群,并根据他们的弱点分别进行开发利用。

  随着商业全球化和金融联锁化的深入发展,情报机构将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向国际金融业渗透。

  通信联络新技术

  对于在敌国从事情报事务的间谍,他们面临的致命危险并不是发生在窃取秘密之时,而是发生在与本国总部或上线联络时。冷战时期,间谍常用的联络手段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对于高度警惕的反间谍机构来说,这些手段不堪一击;而且如果可疑的间谍行为早已被监控的话,这些手段还将成为被对方抓获的铁证。美国1985年抓获的约翰•华尔克以及1994年抓获的阿尔德里奇•阿麦斯,都是在与苏联或俄罗斯上线联络时被发现的。阿尔德里奇•阿麦斯被认为是对中央情报局造成最大危害的变节间谍,他向前苏联出卖了几十名美国情报人员的名单,其中大部分都被处死。

  互联网的出现,完全将间谍的这个弱点变成了一个便利条件。间谍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与总部联络,而不必担心会被抓获。如今,间谍们可以通过各种看似很清白的方式进行情报传递和联络。间谍们之所以如此大胆,其实是因为这些数据传送方式与正常的互联网使用方法交错运用,几乎可避开侦测。当通过互联网传送或接收情报时,其真正的接收者或发送者都是经过了多种伪装方式。间谍与上线的联络因此更加便利,以往的联络曾需要数日或数周的时间,如今则可在几毫秒内实现。先进的加密技术也可应用于情报数据的加密和伪装。加密后的数据附在语音、音乐或视频信号中,可以随意传向全球的任一角落。即使是世界上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也没有这种处理能力,也无法从数以万亿计比特的数据中发现可能隐藏的信息。

  情报分析新技术

  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刻,东德的反间谍工作做得最为彻底。国家安全部制定了庞大的监视计划,偷偷拆看和拍摄来自国外的邮件,并偷录了数十万条对话和电话录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库,然后再对这些信息数据进行转录分析。然而,这项浩大的工程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围,即使最终能发现什么天大的机密,但是由于无法及时进行转录分析并加以利用,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由于缺少现代计算机的辅助分析,整个东德最终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

  情报分析员一直以来都是间谍世界里的“无名英雄”,没有夸夸其谈,只有默默工作。他们将来自全球各地的杂乱无章的各种信息最终转换成为有用的成品情报,为各国政治领导人或军事指挥官做出明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处理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人工智能软件和人工神经网络的辅助,现代计算机能够从各种来源的信息中识别出特有的蛛丝马迹,并做出预测和判断。这都是人类直觉难以企及的功能。显然,这些信息都并不太起眼,但正是隐藏在其后的重要线索有可能最终构成了一份“情报杰作”,并可能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

  反间谍新手段

  同样,反间谍机构在对付外国间谍时,如今也得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趋势,加快数字化手段的运用。敌对的反间谍机构都会利用强大的神经网络和大规模的数据库进行个人身份信息分析,从中识别外国间谍。

  可以想象,在数字化世界里要想伪造个人简历和掩护身份是多么的困难。在数字化时代,以往通过地址、职业、社会关系等资料进行身份识别的传统手段,如今已让位于新型的互联网鉴别方式。对于那些工作或旅居于国外的没有官方掩护身份的情报人员,驻外记者、贸易代表和留学生等都是常用的掩护手段。以往中央情报局只需为他们编造标有家庭住址的驾照或表明身份的名片等材料就很管用了。然而,互联网的应用使得这种简单的手法很快面临严峻的挑战。通过互联网查询当地的财产税记录、投票记录以及职业协会会员等信息,可以很快鉴别出掩护身份的真假。因此,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要想编造出有效的掩护身份,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额外投入和长期的运筹规划。

  老手法,新应运

  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处曾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展开协同行动,破坏德国的通讯、运输和生产系统。这些艺高胆大的特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欧洲敌占区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如破坏电线杆、扒铁轨、干扰用于生产战争物资的原材料装船发运等等。这些破坏活动都是旧时代战争中典型的间谍手段,但危险性极高。

  而对于数字时代的间谍们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几千英里外的计算机终端完成同样的破坏任务,却不会有任何人身危险。数字间谍们利用数字技术攻击敌人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同样可以达成上述英美前辈们的战果。多数国家的国有信息基础设施的弱点在于,通信、商业和国防等领域都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管理。计算机网络起来好象进行了严密的防护,其实存在很多漏洞。这也是1941年珍珠港悲剧产生的原因。同时,许多国家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发展计算机网络,加速对敌方计算机网络的研究,为未来的“网络战”做准备。

  目前,可在战时激活的计算机病毒已得到了开发和利用。可以想象一下,当敌友双方90%以上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被嵌入“特洛伊木马”病毒后,又会是怎样的恐怖场景。“特洛伊木马”病毒一旦被激活,可以有选择地瘫痪敌人的电脑系统,严重影响其经济、通信和国防体系的正常运行。战争尚未开始,便已提前宣告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暗杀曾被一些间谍机构视为一种战争手段和间谍战术而加以运用。在冷战期间,苏联集团曾经对那些流亡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实施暗杀计划。克格勃在西德暗杀了乌克兰流亡人士班德拉和里贝特。而最臭名昭著的暗杀事件当属“雨伞暗杀”。1978年夏末的一天,一位名叫乔治•马科夫的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在伦敦一个车站被一名攻击者用雨伞尖刺伤大腿。马科夫发起了高烧并在四天后死亡,死因是一种蓖麻毒菌。

  然而,在数字世界里,可能的暗杀目标已发生了变化。不管现代计算机技术如何发展,几十年内各国都会依赖嵌入计算机中的芯片。这种非常重要的部件控制着电力、通讯和运输网络中关键的交换系统。如果某一天负责系统维护的关键人物突然消失,那么就会面临这样的现实:系统因无法正常运转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就暗杀效果而言,与未来战争中暗杀关键的系统程序员或网络专家相比,那些针对政治领袖的暗杀行动就显得尤为小儿科了。

  不过,对于专业情报机构来说,他们的首要目标仍将是获取情报,而不是暗杀,正如克格勃第一总局一位退休军官所说,“当你拨出枪时,情报已不复存在。”

  那些引人入胜的传统间谍故事如今只能从小说中去寻觅了,在新世纪里,情报机构将最有效地利用数字化间谍技术和手段,以崭新的面貌开展情报工作,为国家和民众谋取不可估量的利益。

(责任编辑: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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