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关于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从盐咸地里爬出来的苦孩子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那是一片低产或不产作物的盐咸地，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18岁之前，我一直在那一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吃过一个苹果，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

上小学的时候.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垒起的。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大家睡通铺，一个人挨着一个人，浑身上下长满虱子、跳蚤和其他小生物。我每个礼拜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乾粮。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乾，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长的霉丝。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没有青菜，没有鱼肉，更没有食油。

　　197O年中专毕业后参军入伍，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别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在部队还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无线电和机械专业，所以很快成为训练尖子。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一旦业务上强了别人就会怀疑你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光专不红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我特地剃了个大光头，强烈要求到炊事班当了半年的“火头军”。还喂了半年的猪，而且在山上开了不少小片荒，种了好几块菜地，收成很不错。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我都是用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地钻研技术知识。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单纯业务观点”。可能是由于我“又红又专”，领导上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最初是送我去某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翻译的料儿。“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O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分配给我的学习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因为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

　　北大学习生涯改变了我的一生

　　阿拉伯语和她的文化一样古老，样子有点特别。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发音还有许多颤音，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由于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突然转学外语后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而外语则是死背硬记。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我费多大劲，都发不准确。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这下总算好多了。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还是军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粮票，待遇是不错的。为了学好外语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可能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什么炒菜，天天是抓几个馒头喝两大锅汤完事。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整整2斤，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北大是重灾区，受“四人帮”的影响极左思潮非常严重，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搞运动。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搞半工半读，而且还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前往灾区进行抗震救灾。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行政事务也很多。学外语需要天天读、时时记，不能间断，我只好抓紧星期天、节假日等时间自学，同时，还喜欢听一些中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讲座，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说来也奇怪，这些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我总是名列前茅。在毕业考试中，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据说像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工农兵学员应该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门，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使我感到我不适合当翻译。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而翻译工作又恰恰是一种因循守旧、死背硬记和文字到文字的死板工作。那个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出国、赚汇、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广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20多年矢志不渝，我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小路一直颠簸着走了下来。当年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进入暮气沉沉的不惑之年，曾与我一同共事的同学、同事有的当了大款、老板、经理、外企雇员、专业翻译、政府高官，而我还在从事我喜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仍然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先生。

　　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评职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牵连。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由于有多项成果获奖，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后转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已有十几部著作出版，并在一些学会和院校中担任常务理事、理事和兼职教授等职务。我虽然没法与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诉世人，不要嫌弃这些“工农兵学员”，他们毕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怎样？

　　告诉你我成功的秘决

　　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有后劲”。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种后劲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素质教育”。人才的培养，不能光注重分数，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长立志”。

　　我不懂医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但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人的智力是可以塑的。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们在用功，能吃苦，很勤奋，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这个意思。我在想，人的大脑或许有多个分区，功能各异，音乐、绘画、歌舞等文艺是一类，外语、口才、演讲是一类，数学、物理、化学、电子是一类，文学、历史、政治算一类，如此纵横交错，相互刺激，所以这些信息在大脑中经过相互碰撞后激活并产生智慧的火花，灵感、观点、创造、发明等新的知识随之而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小受点苦，受些罪，多干点力气活。多接触些社会，多经受些挫折，并不是件坏事，如今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但我吃苦、用功、自勉等学习、生活、处事的习惯依然如前。去年我在写《下一个目标是谁》这本书期间，便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人独处近20天，天天方便面、蒸南瓜、喝稀饭，整整过了20天的苦行僧生活。这些对别人讲可能没人相信，但我却自感苦中有乐。

　　我是个对家庭负责任的男人

　　一个人要想干事业，应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否则，整天愁人烦人的事情那么多，你怎么能够静下心来干事情？我们家三口人，我爱人、我，还有一个儿子。我爱人当过兵，在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医科大学担任辅导员，25年来一直做学生工作。现在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我们相识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从认识到结婚只有半年时间，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为什么要突击结婚呢？因为我要出国，而且在国外一呆就是两年，所以我就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

　　那个时候年轻，对于组建一个家庭以及未来的生活考虑很不周全。结果，我在伊拉克工作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我父亲才52岁就因突发脑溢血去世，而我对此则全然不知。再一个就是我那宝贝儿子降临人世。一年后当他见到自己父亲的时候，已经能够满地跑了，而此时，我们爷儿俩却形同陌路人，他当时肯定以为我是邻居家的叔叔。

　　或许是内心深处的良知和内疚，使我从那时候起就奠定了高度的家庭责任感，我认为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爱人上班远，每天走的早，回来的晚，所以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和管孩子，差不多都被我承包了。

　　为了给儿子做好每一顿饭，我经常到处采购，骑车到很远但价格便宜点儿的副食品批发市场，或到附近的自由市场跟那些莱贩子们郑重其事地侃价。久而久之，买菜做饭成为我业余时间消遣的一大爱好，特别是家中来了客人，是显露才华的好时机，客人们往往都是在惊愕之余开始欣赏我创作的美味佳肴。就这样，锅碗瓢盆交响曲我整整演奏了近20年，直到儿子上大学住校以后，我才从厨房中被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