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军事评论让我成名

　　他作国防报告时，有老将军握着他的手说：“你做的事是对国家民族大有好处的事。”他签名售书时，有小学生跳到他面前说：我们看得懂你的书，我们喜欢看。他是个军事评论家，他的专业很专，但老百姓给了他明星一样的待遇，给他写信，从外地到北京看他，给他寄吃的东西，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人物背景：

　　张召忠，1952年生，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国防大学基本系进修，现任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

　　有多项成果获国家部委及军队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

　　1993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成绩突出的国防科普作家”。

　　历任多家学会、协会常务理事、理事，被多所院校聘为兼职教授。

　　代表性专著有《海战法概论》、《海洋世纪的冲击》、《现代海战启示录》、《兵器知识库》等。

　　1999年以来新著有《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战争离我们有多远》、《下一个目标是谁》、《话说国防》、《网络战争》、《明天我们安全吗》等。

　　采访张召忠是我的朋友马玲的推荐，她在香港大公报做记者多年，以采访重要人物见长，她说张召忠是一个值得你做的人物，于是就在一个下午，在国防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我见到了这位深受老百姓喜爱和关注的军事评论家。他非常健谈，于是我成就一篇文章也就不会是难题了。

　　关于目前的世界格局

　　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战略调整，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战略调整期。冷战持续了四十多年，美苏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前苏联在战后抢走了飞机大炮，而美国人则抢走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科学技术资料。二战以后，美苏形成了两个超级大国。

　　第二个战略调整期是过去的十年。那是“和平主义”泛滥和战略格局严重动荡的十年。以前苏联解体为标志，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裁军、大撤军和大规模削减军费军备，从而让人们觉得世界和平了，所以都把注意力放到发展经济方面。这期间世界上出现了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趋势。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上的一体化，主要原因是由于信息和网络的出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3年率先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NII），掀起信息技术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浪潮，并从1994年开始，把原属国防部的内部网络“阿帕网”向全球开放，形成现在的因特网。网络把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了一起，把不同种族、不同信仰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联系到一起。在科索沃战争以前，许多人以为多极化已经形成，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多极化还是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正在形成之中，离真正的多极化还差得很远。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30万亿美元左右，美国占了差不多一半，而中国在2000年才达到一万亿美元，看来从经济上说我们对美国的制约力是有限的。从军费上看，全世界年军费总额一万亿美元左右，美国占了三分之一，中国只有120亿美元，在全球军费比例中微乎其微。

　　1000年前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后来衰败了、沦陷了，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今年开始的未来1000年，中国将向何处去？最关键的是看未来10-15年，这是一个千年一遇的战略机遇期，过去1000年从未出现过，今后1000年可能只有这一次，所以我们应该格外珍视，要抓住这个机遇，发展和壮大自己，增强综合国力，不要总是想着打打杀杀，痛快完了怎么办？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成名，那么我提醒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才考虑要不要做名人

　　成名没有让我感觉痛快，相反让我感到很烦恼。香港媒体把我称为“中国首席评论家”。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国内搞军事评论的人很多，许多人甚至默默无闻地研究了一辈子，而我却当上了首席，人家就会不服气，凭什么是你？这座次是谁给排的？

　　人一出名，走到大街上，就会有人把你认出来，这很让人烦，因为你已经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了。时间上，要耽误很多，很多人给你写信，十分热情，你说该不该回信。要回信，你就得花费大量的时间，不回信，就怠慢了人家。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要来看你，没有打招呼，很多人就已经到门口了，从新疆、从东北、从全国各个地方过来。人家说不为别的，就来看看你，五分钟可以吧，只要知道你好就放心了。这种事儿让你既感动又感到有负担。

　　不是名人，说什么都行，没人在乎你。自从成为所谓的名人之后，虽然全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人家却以为我是军方的代言人，这样就给我很大的压力，说什么、写什么都要非常慎重。

　　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主要特点是性格开放、豪爽、不自私，善于开拓创新。这样的血型帮助我渡过很多难关，否则将难以承受作为名人的压力。当名人的感觉就像是“围城”和“笼中鸟”，在外面的人看着很好玩儿、很风光，当你自己进去了，就会大喊上当，后悔不迭。好在我这人心理素质特别好，现在已经修炼到很高段了，已经到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境界。你说我怎么好，或怎么坏，都无所谓。我现在要说的是成名之前心理上要有一个承受力，要是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成名的时候，很乐，结果乐极生悲，没几天就被打倒了。许多名人都是这么被打倒的，须知，“捧杀”比“棒杀”更凶险！

　　想做成点事儿，舍不得花力气肯定不行，许多年轻人急着成名，我说我在你们那个年龄还什么都不是呢。

　　每一个名人后面，都有一番酸甜苦辣，而且不是一般的酸甜苦辣。都是非常艰难的。做学问的人不太可能存在偶然性，成名需要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因为你的著作和观点需要被广泛的认可，你的预测和推论需要时间和实践的验证。但为什么有的学者会年轻一点，我想和领域有关。比如信息、网络、经济、电视、艺术等那些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专家学者的年龄就会年轻一些。军事专家，绝对不可能年轻化，因为军事是一个实践性和外延性太强的领域。一个真正的军事专家，必须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专家，必须是一个通晓危机、冲突和战争的专家，特别是要有战略观念，要懂政治、外交、经济，要善于把许多各不相关的知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起来，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看法，所以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起码要25-30年。

　　我在1970年当兵之前就用了两年时间专门学习机械和电子工程专业。1980年到2000年，一直搞科研和教学。我学过机械，能拆装柴油机；学过电子工程，能装配收音机、电动机和发电机；学过阿拉伯语，在北大毕业时用阿拉伯文写的毕业论文得了满分，以后出国担当翻译；学过英语，毕业后就翻译出版了一本英文小说，此后多次出国兼做口语翻译，并长期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从事研究和教学；从事和研究过各种武器装备，搞过导弹、登上过十几个国家的战舰、随潜艇多次出海下潜、搞过多年的陆战装备研究，还参观过数十家中外军工企业；两次参加国际海战法专家会议，并撰写了海洋法和海战法专著；从1982年马岛海战开始，对每一场危机、冲突和战争都进行过专门的评论，形成了独特的评述特色；已有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面世，内容涉及到科技装备、现代战争、军事法规、国际战略、国防与军队建设等诸多领域……

　　现在的年轻人着急，我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不是。美国总统里根曾经任命过一位31岁的海军部长莱曼，此人有句话说“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我认为此话有道理。越是外行，东拉西扯地谈起战略来滔滔不绝，可你问他几个技术、装备和作战方面的问题却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浮躁、虚化和泡沫效应。

　　我经常劝说我的研究生，要踏踏实实地学技术，只有掌握了技术，才能了解装备；只有了解了装备，才能使之与作战相结合；只有在装备和作战之间找到契合点，才能创新出战法；只有对技术、装备、战术、战役，特别是联合战役掌握得差不多了，这时你才能学着谈论一些战略问题。谈战略也是先小后大，先了解本国，再言亚太，再谈全球。否则，就会出现顾此失彼，把芝麻当成西瓜，或者不知深浅地大胆预测，结果往往预测失灵，屡遭失败。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军事和其他领域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小时候的理想有两个，一是当农业技术员，一是当作家或诗人。结果，技术员没当成，但喜爱文学却给了我广阔的思维空间

　　小时候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当农业技术员，种菜、种果树或者是搞农业机械。我喜欢泥土的味道。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喜欢农业科技，特别喜欢创新，那时看的许多书都是农业科技方面的。结果这个理想没有实现。还有个理想是当诗人当作家。小时候我喜欢小说，几天看一本。看《三国演义》、《红楼梦》、《野火春风斗古城》，非常痴迷。我现在想来当时的农村非常浪漫，早晨上学四五点钟就上路了，快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初升的太阳，看到农户的炊烟，整个人就会很激动。那时我开始写诗，小学四年级就发表过作品，小学、中学期间侧重写小说，在北大上学期间写过大量诗歌、散文。我做报告，从来都不用稿子，有人以为我是刻意卖弄，其实不然，我一读稿子就好像变成了机器人，非常不自在。许多人怀疑我背后有“写手”帮忙，其实我写文章写书，从来都是自己干，就连讲课的多媒体软件、所有的打字、绘图等都是自己用计算机完成的，没有人帮助我，包括我的家人。有人认为我写那么多东西一定很累，我感觉不累，因为我喜欢干这些，有爱好，感到用计算机写东西有点像弹钢琴，创作的确是一种享受，我经常把计算机当作我倾诉的对象。现在想来，许多都是受益于小时候喜欢文学。文学给了我很大的思维空间。

　　人的一生都会面临许多选择，我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向着专家层面靠近的，所以我成为了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我的人生中有过几个重大的选择，第一次重大选择就是去当兵。70年代，独生子是不能够当兵的，我自己特立独行，结果还是当了兵。这是一次重大的选择，否则就成不了今天的军事专家了。

　　第二次的转折，是1974年的10月份，在部队里被推荐上了大学。我是从农村来的孩子，在部队没有任何后台和关系，但部队还是把我推荐上了大学。开始是到哈尔滨学工科，后来被招到北大学语言，那是自己经历的一段很不平常的时期。

　　1980年又一次转折，是我在伊拉克当翻译的时候。当时，我处于两伊交战的战场之中，已经当了十年兵的我却对装备、作战和军事似乎一窍不通，眼睁睁看着飞机在头顶上飞，不知道是什么机型，看着坦克、装甲车在公路上行进，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交战双方的战场态势会怎样，一点都不明白。作为军人，正是在那个特殊的战场上使我感到了无知的耻辱，这件事对我以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回国以后，如果我转业，会挣很多钱。因为当时的外语人才还很缺乏。但我却反其道而行之，毅然把阿拉伯语丢弃了。这种语言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我学得很好，又出国锻炼两年，一般来讲应该以此为基础进行发展。可我认为激流勇退最好，放弃阿语的同时，我开始脱产学习英语和日语，这叫背水攻坚，结果是令人满意的。英语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多次出国期间我担任口语翻译，日常工作当中，我有条件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信息，从而使我的眼界更加宽泛，思想能够与世界同步。

　　最近的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98年5月份，从那时起我调到国防大学工作，担任教研室领导。国防大学是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是将军的摇篮，学员来自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国防大学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学校领导的关怀和良好的学术氛围给了我做学问和表达思想的机会。20多年学术研究积累的能量基本上在最近两三年中得以集中释放，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1999年我出了三本书：《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战争离我们有多远》和《下一个目标是谁》；2000年我推出了《话说国防》；今年则出版了《网络战争》和《明天我们安全吗》。此间，还撰写了大量论文，参与过许多电视和电台的访谈及评述。我一直以为，作为专家必须有真才实学。但同时，又不可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如果没有国防大学这个舞台，如果没有媒体的传播，如果没有最近几年的良好的学术氛围，我可能什么都不是。此外，国防大学还给予我最为珍贵的学习机会，去年，我利用一年的时间，学习了我最缺乏的知识门类——联合战役学。

　　签名售书时，许多小学生挤在前面，说他们喜欢看，并且能看懂，这让我很高兴，通俗易懂和学术水平并不矛盾。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终身难忘的，他一辈子都没有直起过腰。他去世了，但留给我的是谦虚朴素的作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从小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家庭。我吃到的和见到的第一个苹果是在1970年，也就是在当兵之前。我们那时根本没有零花钱，吃肉一年也吃不了一次，困难时期，每天都有好多身边的人饿死，这对幼小的我在心灵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的父亲因为给地主扛长活而终身驼背，一辈子都没有直起过腰来，80年代，我在国外的时候他去世了。父亲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花言巧语，他那种朴实无华的作风给了我非常大的精神力量。

　　我是苦孩子出身，许多在别人看来的苦在我都不算什么。写作时，我可以一连吃很多天南瓜，用微波炉一转，菜也有了，饭也有了。

　　我是农民出身，看到雨，就知道应该播种，不种庄稼误了农时到秋后就会颗粒无收。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我都要分析和评述，就像是为赶农时而忙于播种的农民一样。我很少说大话、套话、空话，我实在不愿意用这样的东西来耽误别人的阅读时间，写书也一定要有新的东西奉献给读者。这些骨子里的基础都是父亲给的，从来不靠别人，一切依靠自己，我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没有走过后门，更没有为自己的晋升跑过和要过什么。我的书，我的报告，究竟有多少领导和专家听懂了，我并不是太在意，但是让那些普通听众听懂了，我会非常感动。知识分子，不能只满足于自己在那里自说自话，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要真正的能和普通的百姓沟通，做对国家有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