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称美空中威慑力量应配合其外交政策目标

　　2000年6月，位于德国拉姆施坦因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驻欧洲司令部研究与分析中心主任约翰D.W.科利准将公布了其长达万页的关于科索沃“联盟力量”空中战役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声称，“我们有能力在与米洛舍维奇的较量中征服他。

我们有能力依靠强大的空中力量来应对这类目标。”

　　以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意图是，试验为了应对未来几十年可能爆发的冲突所需的军队结构。科利将军的评述以及“联盟力量”行动的结局支持了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空中力量是解决外交问题的一种物美廉价的军事手段，同时也支持了已经被政治家们普遍接受的三个公理：一是空中力量挽救了美军地面士兵的生命。二是先进的精确制导弹药减少了附带伤害，从而使得战争的血腥程度降低，战争从道义上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三是对尖端技术的恐惧心理迫使敌人屈从于我们的意志。总之，空中力量的倡导者们宣称，空中力量是一枚银制的子弹——一种可靠的、无懈可击的、可以普遍使用的手段。

　　尽管科利的观点公正地颂扬了美军协调一致的行动，但是，人们不应盲目地接受其报告的结论，过分相信空中力量的总体效果。对于任何战略决策者或政治家而言，相信仅仅借助空中力量就可以征服敌人是危险的。“联盟力量”行动是对北约意愿和凝聚力的一次成功试验。但是，此次行动的价值不在于其胜利，而在于其存在的问题和过程的荒谬上。

　　虽然“联盟力量”行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此次行动也让军方意识到空中力量作为一种强制性工具的局限性：空中力量的使用绝对不是没有风险和代价的。这些教训令美国军方和高级政客们警醒，迫使他们不再过分相信其威慑的能力，而是寻求对威慑概念更深层次的理解，以便明确定义美军在国际冲突中的角色和能力。

　　威慑与屈服

　　“联盟力量”行动伊始，空中力量能够阻止难民流的预期就让人们对于空中力量的能力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实际情况是，没有哪一种军事手段能够真正阻止80万科索沃阿族人以联军可以接受的代价出逃。决策者们之所以选择空中力量，是因为空中力量是一种可以快速实施的工具，尽管空中力量对于地面的情况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国防部的许多人，包括那些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执行过飞行任务的人，都对空中力量的局限性有着强烈的担忧。最初几天的轰炸过后，飞行员们的反应映证了许多专栏作者们的疑虑：“空中力量能够采取何种行动来阻止难民流？”塞族军队努力将阿族人驱逐出科索沃。飞行员们明白，他们的任务不是阻止难民潮，而是动摇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统治。米洛舍维奇最后的投降令那些在战争中实际飞行的人像普通民众一样感到奇怪。许多飞行员不相信11个星期的轰炸直接导致塞族军队撤出科索沃。“联盟力量”行动是一个特例，北约幸运地做到没有占领科索沃，威慑政策就发挥了作用。称此次行动为特例还因为，此次行动中，所有参与者的附带损失被降到了最低。

　　国防部门面临着一种挑战，因为其上一场重大的胜利——“沙漠风暴”行动也是一个特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伊拉克人选择了同样的手段打击盟军；例如，萨达姆没有使用化学武器进攻以色列城市。而伊拉克军队的火力要小得多，且伊军的训练程度也无法与美军相提并论。第二，战场很明确，作战区域封闭。但是，决策者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我们的幸运，他们把昔日的那些胜利作为美军能力的样本，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北约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有多么幸运。第一，塞族人的综合防空系统无法对盟军的空中战役构成实际挑战。塞族军队将其宝贵的资源——地对空导弹、高射炮、坦克、装甲车和其它重型装备珍藏起来，等待盟军收缴。事实上，北约遇到的不是真正的对手，甚至连初级对手都称不上。如果塞族防空系统的攻击性再强一些，北约将会损失更多的飞机。

　　第二，80万阿族难民潮水般涌入邻国的戏剧性一幕强化了北约的决心。如果科索沃没有出现人道主义危机，那么美国与其盟友将很有可能会在行动的时间和范围等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1999年4月，与南联盟冲突最激烈之时，适逢北约成立50周年，北约各盟国领导人齐心协力，努力使行动获得了成功。最终，北约在“联盟力量”行动中的“马蹄铁”战役幸运地没有被称为种族屠杀。如果米洛舍维奇命令大批杀害科索沃的阿族人，而不是强近他们逃离科索沃，那么故事的结局可能就会表现为空中力量乃至整个美国军力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将塞族军队逐出科索沃，迫使其停止种族屠杀，需要大量的地面部队。如果果真如上文所预计的那样，美国似乎也不会对数以千万计的科索沃阿族人被屠杀袖手旁观，但是，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将严峻得多，而且代价也要大得多。

　　“联盟力量”行动开始时，大多数美军人员都听到或读到了克林顿总统对美国人民所做的演讲：

　　我们的进攻有三个目的：

　　第一，展示北约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决心。

　　第二，通过使米洛舍维奇总统付出一定的代价，迫使其放弃继续进攻无助的民众。

　　第三，如果有必要，通过严重削弱塞尔维亚人的军事实力，降低未来塞族人对科索沃发动战争的能力。

　　肩负着这种使命，飞行员们不无讥讽地彼此开玩笑道：“现在我们将如何阻止种族清洗？如果塞族人让阿族人排好队向他们射击，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可能会从他们头顶飞过，扔下照明弹，然后对着他们大喊，停止射击！”不论瞄准具和雷达多少准确，飞行员驾驶着战机都无法轻易地感知其机身下战场的全貌。

　　人们甚至期望机组成员能够透过浓雾轰炸有卫星图像的一个固定目标。高技术能够帮助飞行员确定攻击建筑物的哪一部分可以取得最佳效果，甚至还可以预知能够对周围环境造成多大的损伤。但是，所有这些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能够成功躲避诸如肩扛式防空导弹这样简单的个体防空或由多功能雷达组成的复杂防空系统。人们还寄希望于机组成员能够阻止携带轻型武器的军事警察杀害赤手空拳的普通民众。显然，飞行员所肩负的使命与他们自身的能力之间相差悬殊。

    空中威慑力量只是一种手段

　　在庆祝达成政治目的的同时，美国必须牢记，应配合其外交政策目标，特殊使用军事力量，而不是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所取得的胜利”。“在现代战争中，破坏能力与牢固地获取或保持能力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空中力量只具有破坏能力，不具有获取或保持的能力。如果空中力量是唯一的手段，那么主要问题是，敌对一方能够承受多大的损伤。这是一个与击败敌人没有必然联系的军事战略问题。主动权掌握在了受打击一方，因为其对所造成的痛苦的反应决定着轰炸的时间跨度和效果。

　　如果敌人毫赌一把，那么威慑政策将是冒险的，而且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正如“联盟力量”行动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丝毫不见减速的科索沃阿族难民潮就曾令北约对于空中力量效果的极度自信产生过动摇。但是，空中力量最终还是在包括迫使塞族人投降和保障北约领导的占领军进驻科索沃等方面取得了成功。“联盟力量”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此次行动中，地面部队在没有遭受恐怖分子抵抗的情况下就顺利地开进了科索沃。“联盟力量”行动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高强度地使用了空中力量，而是下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临地面入侵的威胁；没有俄国人的外交支持；空中行动所带来的严重破坏。

　　最终，“联盟力量”行动成为军事威慑的范例。军事威慑是一项巧妙的，充满智慧的行动，因为在此类行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被打击的目标，也不是实施打击的军队，而是对于军事威慑的反应。而且，在此类行动中还无法预测动用军队的效果。军队是有承诺的，如果所打击的目标的行为举止没有被改变，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扩大或承认失败。

　　授人以柄

　　“联盟力量”行动最初错误的估计来源于1995年“显示力量”行动中对波黑塞族成功的空中打击效果。波黑在1994年就已经被一分为二，而且战斗已经逐渐平息。然而，这种相对的平静在1995年春天随着波黑克族的进攻戛然而止了。在很多的场合下，北约轰炸了波黑塞族的缓弹药存放点，包括塞族扣压来自于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UNPROFOR）几百名欧洲维和人员的弹药库。因此，威慑性轰炸产生的效果适得其反。

　　随着波黑塞族在两个安全区——萨拉热窝和斯雷布雷尼察展开进攻行动，暴力冲突开始不断升级。斯雷布雷尼察的状况尤其糟糕——整个世界对发生在这里的大规模屠杀、放逐束手无策，最终于7月16日在波黑塞族的进攻下失陷了，最后，在1995年8月28日，当波黑塞族炮击萨拉热窝一处市场，夺走了近40人的生命时，迫使北约不得不发动“显示力量”行动。在该行动中，来自八个北约盟国的共293架战机在两星期内出动3515个架次。战役既定目标是使军事力量平衡向有利于波黑克族一方的改变，胁迫波黑塞族放弃其对克族的军事进攻并接受和平协议。最初，攻击主要集中在塞族的指挥控制系统中心、苏制“萨姆”导弹和高射炮阵地，以及辅助雷达和通信设施。换句话说，那就是他们将目标集中在波黑塞族的防空体系上。稍后，他们又将攻击的目标转向了波黑塞族的弹药库、炮兵阵地、通信链路、补给站等，最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到了一些关键性的、有助于塞族军事行动的桥梁。然而，这样的空中打击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波黑塞、克两族的军事力量平衡。而是由克族的地面进攻最终完成了这种军事力量平衡的转变。

　　空中打击从9月2日开始停止两天，以测试塞族是否愿意遵守北约的要求，这让人想起了1972年越南战争中辉煌的“后卫II”行动及与北越进行巴黎和谈。在此期间，北约举行了一系列威慑性演习。空军参谋长罗纳德•佛格里曼将军强调说，轰炸的目的“不是要完全地挫败塞族武装，而只是减轻对塞族对联合国安全区的围困，并遵从联合国命令，从而向有利于和谈的方向转化，并最终结束战乱。”

　　最终，在北约安全保护区内销毁了进攻性重型武器，并重新开放进出萨拉热窝的机场和道路。或许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战役的成功为10月14日在巴黎签署的代顿和平协议奠定了基础。

　　得自“显示力量”行动的经验似乎已经成为空中力量是一种有效威慑工具的有力证明，从而忘却了实施这种战略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代顿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指出，空中战役已经在帮助谈判取得令人接受的成果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事实上，代顿协定的签署完全来自于一些偶然事件综合产生的效果。两次军事行动将波黑塞族从克拉伊纳地区——北约空中战役及波黑克族地面进攻地区——赶了出去。克族进攻的结果导致了波黑在1994年被分成了面积几乎相等的两部分，因此，剥夺了波黑塞族最些年所获得的大部分利益。此外，米洛舍维奇在代顿协议中被抛弃，以此来保护一个适当的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因此，空中力量仅仅是推动波黑塞族走向谈判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查找代顿协议中的不足之处是对威慑效果所进行的一项的严肃分析。纵观整个“显示力量”行动，使冲突逐步降级的权力始终是掌握在波黑塞族手中，其在作战中的疼痛值是谈判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波黑塞族一直加速暴力活动并持续围困萨拉热窝和斯雷布雷尼察？如果米洛舍维奇一直支持波黑塞族进攻？那么，北约盟军或许就将处于“联盟力量”行动的境地：实施富有特色的“炸弹与祈求”战略。

　　威慑的局限性

　　“联盟力量”行动极端注意力量的集中使用和破坏用。行动遗留下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有关战争法规的问题， 这是判断是否为战争行为的准绳。科索沃战争或许已经改变战争的实质，同时这也改变了战略、战术及通常我们所认为的战争特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给日本和德国造成了他们可能造成的一切损害。在冒险与生存的抉择中，麦克乔治•邦迪说，在制定轰炸广岛的计划时，美国政府上层没有一个人提出平民伤亡的问题。相反，在海湾战争中，联军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求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毫无疑问，这儿有一条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科索沃的学习曲线。今天，寻求政策的目的性和对平民的蓄意伤害，不管是对美国公众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不可接受的。

　　存在限制军队破坏性使用的激烈舆论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当考虑到空中力量的使用时，有两种观点比较突出。

　　第一，相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面对的威胁及战争中亚洲和欧洲所遭受的轰炸而言，大部分的美国军队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并没有应对过针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而没有必要特别地使用军队。因此直接威胁越大，我们就越容易做出其它应受谴责的事情来。诸如在科索沃战争中毫无私心的干涉来讲，美国对民众伤亡的容忍度在减少。

　　第二，我们已经相信，精确打击就能达成限制破坏性使用军队的目的。满天飞舞的激光制导炸弹准确穿过建筑窗户的图片并不应该掩饰它具有破坏性这一事实。因为发生在科索沃的事实证明，意外事件仍然经常发生，民众的损失依然悲惨。

　　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和美国人民对失去生命的敏感直接影响着“联盟力量”行动的实施．最小的附带伤害使得战争在普通民众眼中变得相当的成功。然而，这些条件限制了盟军快速实施威慑性空中战役打击塞族军队的能力。虽然道义上考虑可以有效地限制威慑战略，但是，实际作战中的限制也同样妨碍了战役的胜利。

　　“联盟力量”行动表明，确定敌人重心和选择打击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就南斯拉夫战略目标确定而言，行动中执行飞行任务飞行人员的想法就与盟军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及联合部队空军司令马丁•肖特中将的想法完全不同。

　　在不久前一次著名的电视电话会议交流中，肖特很满意地表示，最终决定是，北约作战飞机将打击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塞尔维亚特种警察总部。“这是皇冠上璀璨的宝石，”肖特说道。

　　“对我而言，皇冠上的宝石是当那些B-52轰炸机呼啸着飞过科索沃上空的时候，”克拉克回答说。

　　“你和我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我们拥有不同的宝石，”肖特说。

　　“我的宝石比你的更加贵重，”克拉克说。

　　肖特一直反对战役中无限制地选择目标。在参议院陆军委员会前的陈述中，他一再重申，“我坚信，制止种族清洗最好的出路在于深入领导层的心脏，然后迅速地、准确地、尽可能地插上一刀。”而另一面，克拉克，却始终认为，空中战役的目标应将集中到在科索沃正在施行种族清洗行径的野战部队，因此主张使用B-52轰炸机轰炸在科索沃的塞族军队，而不是将目标集中在贝尔格莱德，这样将产生出更加强烈的影响。

　　克拉克与肖特在关于南斯拉夫战略重心上所产生的分歧对未来空中力量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在有人提倡实施如肖特所说的那种轰炸战役时。该理论认为，这些目标是敌人的致命弱点；如果被摧毁，领导层将变成一座孤岛，而敌人的军队也将因缺乏指导，在较轻的军事压力下就会土崩瓦解。在“联盟力量”行动中，这些目标包括米洛舍维奇、他的亲信，以及归他所有的工业和建筑物，比如反间谍机构、保安部队、效忠于他的部队和相关的通信设施。

　　这样的一种战略已经在历史上被证明是无效的。由军队实施的战时偷袭行动成功案例也只有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实施的偷袭珍珠港行动，而且这次行动也并没有影响到整个战争的结局。1989年在马拿马实施的军事行动表明，想要找到敌人的领导人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当时美国军队逮捕曼努埃尔•诺列加将军花费了数天的时间。同样，在海湾战争期间打击候赛因的努力也被证明是途劳无功的。肖特的战略类型同时也牺牲了美国的道义主动权，带来的却是一场冲突，根本不顾及总统关于不得暗杀外国政治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此外，任务的完成也并不能保证冲突的结束或就能得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成功。在“联盟力量”行动期间，不管他们有多么的鄙视米洛舍维奇，塞族人民却是十分憎恨联军的轰炸行径。塞族人民身穿向他们射击样式T恤衫的图像应该警醒我们，这种打击是不大可能结束米洛舍维奇对南斯拉夫的政治控制或打破人民的意志的。事实上，导致米洛舍维奇倒台是一场国内的民主运动，而不是一次空中战役。

　　肖特对选择南斯拉夫的核心领导层和通信设施作为目标的想法中所缺少的正是对轰炸战役总成本的考虑。我们在考虑战争成本时，不能只依据友军的伤亡来计算。肖特所考虑的战略重心只想到了巨大的道义成本。难道美国让贝尔格莱德变得暗无天日了吗？摧毁了所有的桥梁、清除了贝尔格莱德的领导，其结果已经造成了塞族人口的巨大流失，以及更多的像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之类的事件。那样的一场战役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它所造成的破坏远远比盟军领导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要大。这种战役也有过度使用武力的风险。事实上，威慑战略带来的破坏远大于美国在战役中的获利。正如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在这方面所提出的警告那样，那种“超级大愿意轰炸而不愿战斗、愿意给他人造成巨大的痛苦，以避免自己少冒风险…”的景象是令我们非常不愉快的景象。

　　然而，如果克拉克将在科索沃塞族军队作为南斯拉夫的战略重心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更多的努力应该被定位在那些军队上。但是，那样的一个重点，却再次证明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完全依赖准确而及时的情报保障。除了其它制约因素外，天气、地形、伪装及隐蔽等因素也总是影响军事行动的实施，常常比情报的影响更大。这些挑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导致错误地攻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后果。海湾战争宠坏的美国及其盟国，因为沙漠比南斯拉夫的山岳和森林提供了更加容易的情报和目标信息。塞族军队在更广的范围内隐蔽他们的武器装备，躲避来自头顶上空的侦察并分散他们的军队。

　　克拉克与肖特的分歧，外加他们在使用空中力量的共同想法，演变为空中战役第一周所实施的双轨战略——夜间攻击预定的科索沃塞族固定目标，白天则由飞行人员在科索沃上空盘旋，伺机选择塞族第3军进行攻击。白天出动飞机实施攻击被证明是事倍功半的做法。塞族野战部队基本上是不按指令行动，使用普通汽车及其它民众的车辆，而非坦克和装甲车。因而目标的选择显然变得十分的困难，以至于在冲突早期，联军很不幸就错误地攻击了贾科维察附近一个运送难民的车队，因为他们怀疑该车队是在为塞族武装运送军队。

　　飞行员从他们执行白天攻击任务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面对着严峻的目标选择问题。几十架飞机飞临科索沃上空寻找塞族军队，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一无所获。这些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大咧咧在站在空地上等着飞行员侦察到他们。此外，没有地面部队充当空中管理员，指示飞行员敌人的具体方位，找到目标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相反，炸弹却大部分落到了诸如公路这样毫无意义的“垃圾”目标上了，或者被直接带回基地以备第二天使用。

　　飞行员很清楚一枚被误导的炸弹或导弹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资源，但这并不能保证诸如意外地轰炸了多瑙河大桥那样令人伤心的错误不会发生，当时一列客车正好通过这座大桥。当然，精确制导武器可以出动较少的战机就能摧毁比以前更多的目标，但是，战争总是具有破坏性的，这与你是否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无关。

　　未来空中力量威慑性运用的经验与教训

　　当我们思考未来力量使用时，“联盟力量”行动给我们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尽管“联盟力量”行动不是一次惩罚性的打击，但是，惩罚性打击是一种政治行为，而空中力量却是达成政治目的的相关工具。那样的行动比将空中力量作为威慑性工具使用承担着小得多的风险。一般而言，惩罚性打击是为国内利益集团服务，很少需要达成战略效果。从1986年突袭利比亚到1993年使用巡航导弹打击伊拉克，再到1998年10月对伊拉克实施的72小空中打击，诸如这些行动已经满足了政治家们的要求。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基本上没有引起地面战略的一丝改变。

　　其次，“联盟力量”行动告诉了我们军队，潜在的敌人自“沙漠风暴”行动以来的几十年里已经学会了什么。在这两次战役中都执行过飞行任务的飞行员均面对着来自敌人无处不在的致命“萨姆”导弹的压力。伊拉克的防空部队在“沙漠风暴”行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百枚高速反辐射导弹（HARM）如雨点撒向伊拉克防空部队的侦察预警雷达上。伊拉克雷达操纵手被迫在剩下的作战中使用消极工作模式，以躲避反辐射导弹的打击。这个经验在塞尔维亚并没有被丢失，他们将最好的“萨姆”导弹都隐蔽了起来，并将“萨姆”导弹的雷达都置于关闭状态，而是利用几百套过时的装备张扬地摆出来引诱联军反辐射导弹。在整个“联盟力量”行动过程中，“萨姆”导弹对联军的威胁始终存在，但是在“联盟力量”行动期间，反辐射导弹的使用被事实证明却没有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那么有效。在过去的10年里，塞尔维亚军队以及其他潜在的敌人已经掌握了未来空中优势潜在的不足，特别是如何给予敌以地对空的威胁。

　　第三，“联盟力量”行动应该成为一个警告。“沙漠风暴”行动以后，埃略特•科恩就曾对空中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效应提出过警告。空中力量常常被看成为当所有的外手段均用尽时的补救工具。然而，轰炸不是一种战略，并且威慑性轰炸战役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绩可言。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对使用空中力量所带来的风险及成本持更加小心的态度。

　　美国的决策及其军队的运用

　　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执行过飞行任务的飞行员现在在科索沃上空飞行可能会感觉到比地面部队要更加安全一些。地面部队正在执行沉重的停火任务以及其它一些在科索沃最危险的行动。科索沃维和任务“联盟力量”行动的延伸，而且美国及其盟友不应相信他们是在执行一场没有成本的行动。

　　军队的人道主义运用，像在科索沃所进行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不太可能得到减少。正如前中央司令部指挥官、海军陆战队退役的安东尼•津尼将军2000年3月份在美国海军学院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所说：

　　我们今天正在做诸如人道主义行动、后果管理、维和行动及强制和平之类的事情。…并且在其它的一些地方，我们可能会遇到将美国推到战争境地的诸多困难。但是，我们对此知道多少呢？我们只是不停地抱怨。我们打算抹去韦伯杰和鲍威尔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抛向我们的文职领导。…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正卷入大量稀里糊涂的军事行动之中——这些行动被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人道主义和经济上的考虑厚厚地掩盖。而且代表美国——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他们将不得不处理这些混乱的状况，并将每件事都拉到一起来。

　　军队用于国家建设及完成文职领导所赋予的其它任务时，被设计得并不是很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军队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言人将继续面对这些挑战。正在认真反省驻科索沃部队、北约领导下军事力量的克拉克最近抱怨说，他要求罗伯特•科默和民间行动和驻科索沃的CORDS去处理维和及国家建设任务。直到美国重建其非军事外交工具为止，但是，军队或许只是美国方便地改变战后冲突形势的一个组织。为了避免推卸其领导责任，美国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国际上的非凡作用，并理解和接受军队要在这些含混不清、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下作战的现实。当决定使用军队时，美国必须准备迎接各种可能的后果，伴随义务而来的是成功，抑或是失败，这谁也不可预知，以及战争的成本又将会是多少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决策者们已经寻求军事手段解决了许多政治问题。总统一直以来对寻求军事上的帮助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国际形像的卓越表现。它似乎认为，没有人民或国家能与美国的军事相匹敌。今天的事实证明，美国对于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表现得过分的自信。

　　就军队的使用而言，问题通常在于是否使用军队，而不是如何使用。军队将继续保持完成有关任务的能力，而且，美国军队经常在各种军事行动中扮演主角。然而，在“联盟力量”行动中所取得的非同凡响的成功带给领导层是危险的自信。维持美国大国地位取决于美国适应战争迷雾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拥有压制性的火力。威慑战略的成功运用也要求美国不仅要做比拥有飞机和武器更多的事情，而且还要保持对希望完成任务一个现实的理解。

　　译自：华盛顿季刊

　　作者：美国海军陆战队 斯科特•A•库珀上校

　　编译：知远/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