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开展部门间对话以顺畅执行维稳重建等任务

外交官L-保罗-布雷主持联军临时管委会议，图中是在巴格达的美国白宫代表的成员。

　　来自国家安全技术人员和分析学家的最平常的抱怨之一就是部门间的合作被破坏了。进入不同的美国政府部门从事普通的和相关的政策制定是人们都会遇到的顽疾。二十年前，相似的批判也出现在军事联合方面的缺少合作——在作战行动时两个部门之间缺少协调和沟通。在1986年制定相关的奠基性的法律——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来修复这个问题，该项法律改变了自1947年制定国家安全法之后都没有改变的国防结构。

　　在20年后的今天，尽管在改革过程的每一步中联合都遭遇到官僚政治的愤恨和偶尔的阴谋破坏活动，但是它却是构成美国军队整体作战行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政府部门的维稳和重建行动，重新定位部门间的合作来制造一致的、连贯的所有政府部门都遵守的国家政策将不再变得困难。这项挑战需要一轮新的机构上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新的具有技能和知识的部门间领导人要摘掉“官僚政治的大礼帽”。

　　在过去的十年里，部门间的合作已经变得越来越关注冲突后的维稳和重建，它的“短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些改革已经被采纳，但是它们被证明是不够的。虽然修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看起来像是枯燥的画电路图练习，但是这种措施还是远远好于平日里的官僚争论。当各部门在争论、维稳或是重建行动时执着于不一致的观点时，后果可能是严重的——包括浪费资源、不能达成目的、减少公共支持和损失不必需的生命。

　　“在阿富汗，构建一个国际联盟的过程就会被不同的国家和国防部的不同部门的不同方法所妨碍”

　　 部门间匮乏合作的例子在最近美国的作战行动中大量出现。例如在阿富汗，构建一个国际联盟的过程就会被不同的国家和国防部的不同部门的不同方法所妨碍。外交官们寻求广泛地国际支持，包括在“永久自由行动中”有尽可能多的合作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军事策划者们关注于军事效能，仅仅需要有意义的而不是表象性的军事联合贡献。尽管所有的目标都是有理由的，但是失败的原因在于将它们协调在一个单独的国家政策中，这种失败意味着潜在的成员国接受到了混淆不清的信号，这取决于他们所要对话的美国官员。这种联合的缺失导致了外交上的挫折和怨恨，也导致了盟国不情愿地参与对塔利班战后的维稳努力。

　　 在伊拉克，这种部门间协调不畅的后果，甚至是更加显而易见和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部门间的策划过程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主要部门为了战后重建，仅仅是在主要战斗行动开始前的8个星期才命名的。这样的话，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协调计划，这种观点可以在伊拉克的战斗行动计划1用15个月制定或二战期间在占领日本和德国之前花了几年的时间制定占领计划两者之间进行简单地比较就可以得到。

　　 在协调非军事和军事的努力上的失败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伊拉克占领期间的效果。联军临时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长官，外交官L•保罗•布雷默和美国高级军官，中将Ricardo•Sanchez，经常见面但是从来不建立任何程序来超越“点对点”式的政策协调2。这种延迟的发生意味着联军临时管委会数月以来在巴格达城外缺少一种明显的表现，同时，军事指挥官们在各自的作战区域内统治和处理其他非军事事物时，通过制定不一致的政策表现出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因为联军临时管理委员会不得不将很多变化的，在某些情况下矛盾的政策协调到一个单一的连贯的政策，所以这种动态的变化使得的它的任务甚至变得更具有挑战性。建立协同国家政策的失败，包括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之前和之后占领期间，繁多的冲突后维稳和重建的复杂任务的计划，做出无法统计的大范围的混乱、延迟和人民的挫折，使得叛乱发生。这种叛乱已经花费了超过三千五百亿美元，据称已经失去了2800多名美国军人和上万名伊拉克平民的生命3。

　　Nora•Bensahel博士是在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科学家。美国空军的Anne M•Moisan中校是一名国防大学国家政策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