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紫禁城（上）
正文：
1937年2月，在绥远抗日战争中，大胜日本人的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收到了中共当时转来毛泽东的亲笔贺信，信中写到“先生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四万万人闻知，神之为王，气之为壮，诚属可贺可敬”。
1948年9月，一场被称为中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在东北大地上展开，交火双方有近七百万人参与了这场生与死的决战，两军的统帅分别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经过辽沈战役52天的较量，国民党输掉了最后一个回合。从此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而毛泽东则给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温济泽（时任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当时我们把稿子发出去，那是兴奋的，提早一年半可不短哪，现在一年也容易过，从前在打仗的时候也容易过，但是（战争进程）缩短了一年半，那个时候觉得毛泽东是神。
辽沈决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在北平和南京两次吐血，而毛泽东在拿下东北的第四天，又在徐州动了手，东北进师，中原开战，华北在一瞬间变成了一夜孤舟。谁都不怀疑下一场大战轮到华北了。
1948年6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踏进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他决定就在这家农家小院里于蒋家王朝最后的决战。六个月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会上华北国民党军行动的方针，蒋介石认为应放弃平津，华北守军60万人南撤，以加强江南防务。偏在这时有人站起来说，委员长华北的战局还不至于那么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机的办法，说此番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二级陆军上将傅作义。
傅作义，字益生，山西溶合人，23岁进入阎锡山部队从排长逐级升任师长，1931年36岁的傅作义当上了军长，同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绥远省主席，此后的17年傅作义一直在绥远苦心经营。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傅作义心想，如果真要放弃华北撤往江南，他的20万人马就会被蒋介石吞并，此傅作义就以主战派姿态出现，慷慨陈词，坚决留在华北。其实，放弃华北也不是蒋介石的初衷，而且固守华北也能阻挡共军南下，给他加强长江防线赢得时间。就这样傅作义和蒋介石以两种不同的心态在华北的问题上达成了统一。
而傅作义主战的目的根本不是想打，是为了走或者和，至于走，傅作义准备回他经营16年的绥远老家，自己东山再起。如果走不了，那就和，傅作义仔细研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他准备以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在华北与共产党平分秋色。鉴于以上种种盘算，傅作义在军事部署上可是煞费了心机。他把蒋介石的中央军摆在北平以东，既靠近南撤的出海口，又赢了东北野战军的锋芒，而傅作义的部队则部署在北平以西，冲着回松绥远老家的方向，如有不测，中央军和缚家军可以各奔东西。
塘沽港，是国民党华北守军南撤重要的通道，此时解放军的统帅部更在乎华北守军撤退带来的后果，傅作义20万人马退回绥远，对西北战场而言，总是一块心病，而30万中央军才海上南撤又给蒋介石江南防线平添四个兵团，能否将50万国民党军留在华北就地解决，成了当前的关键。
而目前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如果傅作义指挥的50万人马决定现在就撤，仅靠我华北40万野战军能挡住吗？1948年11月16日清晨，这封毛泽东亲笔询问东北大军能否结束修整，提前入关的电文已经发出。
阎仲川（时任东野作战科长）
当时东北的领导，包括林彪和罗荣桓他们还感觉有些困难，还给中央发个报，说是太急了吧，二十、三十万俘虏要消化，这部队还没有没有休息，还没有补充，棉衣还没补上。
52天的辽沈大战东北野战军伤了元气，提前入关的确十分困难，就在统帅部考虑东野暂缓入关请求的第二天，一个让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了。
1948年11月18日，傅作义突然派人到石家庄找中共接洽，声称傅部决定起义，并要通电全国。这可是突如其来，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就在21天前，傅作义还抽掉五个师在离西柏坡仅300多华里的保定秘密集结，意在趁华北空虚，直捣中共首脑所在地西柏坡。
临行前傅作义特别关照华北剿总政功处上校督察员王跃，共产党的要人都在西柏坡，他们都操南方口音，手指被烟熏黄的就是。你们对高级俘虏要以礼相待。由于偷袭计划走露了风声，西柏坡已严阵以待，就在辽沈大战结束的第二天，国民党军撤回了北平。
此事仅仅过去20天，傅作义就发生的这么大的转变，谨慎的毛泽东还来不及揣摩对手真正的心态，但有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此时首先是面对一旦傅作义起义，蒋介石极有可能下令中央军镇压，并将华北守军从海上撤走，而要应付这一局面，只有东北野战军立即入关。
三年前毛泽东选择了东北壮大与对手最后决战的实力，当时出关的我11万人马今天变成了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进关来。
李国玺（时任东野一纵334团4连班长）
我背的一个冲锋枪，是汤姆式的，十斤半，四个大梭子，一个手榴弹，还有一袋小米在脖子上跨着，六七十斤，一天八十华里到一百二十华里急行军进关。
八十万解放军，十五万民工，十万匹战马，五千门火炮，如此百万铁流，山摇地动，这大概是解放战争中最壮观的一次兵力调动。就这样东北野战军于接令后分三路跃过悄然跃过长城，逼近华北。
二此时的毛泽东又出现了新的忧虑，如果在东北主力到达平津之前，傅作义集团突然撤退怎么办？毛泽东在寻找能留住对手的办法，最终这位军事家在地图上盯住了张家口。张家口是国民党察哈尔省的首府，他西接绥远，南临平津，是傅作义西退绥远的必经之地，因此张家口的得失牵动着傅作义高度紧张的神经。毛泽东决定就在张家口动手。
1948年11月29日，华北解放军包围了张家口，后来的战士把这一天的军事行动确定为平津战役平时的标志。
毛泽东打算用包围张家口的方式达到以下目的。一、把傅作义的主力从北平吸引出来；二、即使蒋介石马上下令华北守军撤退，傅作义也绝不会丢下张家口五万多嫡系而独自南行；三给东北野战军入关争取时间。
毛泽东特别关照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这次行动仅仅是包围，而不是攻打而不是夺取，对杨成武部八个兵旅来说面对张家口的五万国民党军实际上是薄皮包了一个大陷，因此在保卫张家口的同时，毛泽东还急调华北杨得志部和东北先遣兵团程子华部，火速赶往平彰县配合这次行动。此时的西柏坡，密切地注视北平，傅作义能派出援兵吗？
张家口告急，傅作义在他剿总办公室里背着手踱步，半晌没有说话。傅作义心里明白，如果就一个杨成武，张家口守军完全可以应付，但共军如有他图，则不能让张家口有任何闪失，无论如何都要把西退绥远的道路畅通，保持到最后一刻，傅作义决定出动他的快速部队王牌三十五军，三十五军，组建于1931年作为第一任军长的傅作义率该军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功勋，抗战结束后，登上蒋介石战车的三十五军，又成了进犯解放区的急先锋，傅作义入住华北剿总后三十五军换上美卸装备，是傅作义嫡系之嫡系，是傅全部军队之灵魂。
姚子俊（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辎汽团上校团长）
他最嫡系的一个三十五军，装备相当好，完全是美式装备，要坦克有坦克，要武器有武器，要什么有什么。
在张家口被围的第二天，傅作义向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交代，快去快回要狠一点，一来解张家口之围，二来打掉华北共军的幻想，免得老来找事。随即，三十五军的两个师，分成400辆汽车，直奔张家口。
为保护三十五军安全，傅作义又下令将13个师的兵力防守重心移往北平至张家口一线。如此看中退身之路的傅作义，这次近十万之众的军力调动，正中毛泽东下怀。
不到24小时，三十五军就开进了张家口，一路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军长郭景云跳下车在哪？喜欢硬碰硬，打痛快仗，这就是郭景云。郭景云是贫家子弟，他早年在田里拽着牛尾巴耕田时就对乡亲们说，我长大后的志愿是当兵吃粮，果然他如愿以偿，在傅作义眼里，郭景云是一员猛将。此时这位王牌军长憋着劲要和杨成武见个高低。出乎郭景云的意料，他的主力在张家口外围刚交上火，共军就撤得无影无踪，郭景云大惑不解，共军为何纷纷撤离？
此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正吐着一缕尚未散开的烟圈，他对眼下的局面十分满意。如今傅作义主力的大头已摆上的案板，只待援军一到便一齐动手，下决心不让三十五军回的北平的毛泽东紧急催促已在途中的程子华部和杨得志部，加快速度赶往平昌县。
可是就在毛泽东悄悄调兵遣将之时，三十五军突然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即返北平。原来东北先遣兵团奉命赶往平昌县路过密云时，想搂擦打兔子拿下密云城，结果暴露东北主力进关还耽搁了两天。当傅作义听说带皮帽子的东北大军已打到密云，大为震惊，即令在张家口的三十五军返回北平。情况来得如此突然，本来杨成武部就是以弱为强等待援军，此时更是没有重兵阻拦三十五军，眼看对手数百辆卡车突破防线夺路东去。
听说三十五军冲出毛泽东大发雷霆，毛泽东认为，如果让王牌三十五军返回北平，西归无望的傅作义很可能下决心带着他南撤，那统帅部为平津战役所做的种种运筹和努力就功亏一篑。目前，能否在三十五军返回北平的必经之地，下花园堵住他，它便成了整个的关键。毛泽东把这道军令下达给正在拼命赶路的华北二兵团杨得志部，措辞严厉的电报没有留任何余地。如果该敌由下花园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二兵团除了以最后速度从涿鹿赶往下花园外，还给兵团已经在下花园一带的冀热察地方部队12旅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挡一挡三十五军，于是12旅就以悬殊的兵力迎战三十五军，最终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拖住对手12个小时。而不知为什么摆脱了12旅的阻拦后，三十五军并没有大步流星向北平开进。却在傍晚将车队拐进了位于下花园的一座小城。
对三十五军从张家口一出来就屡遭共军拦截堵击，但又没有大部队没有正面作战的这种现象，不是没有人表示怀疑，当时三十五军副军长王雷震曾表示出解放军有大批援军到来的忧虑。
张鸿恩（时任国民党三十五军政工处长）
王雷震说咱们在这个地方，守不能守，攻不能攻，而且咱们的任务是回北京，咱们应该连夜走，总而言之没有听王雷震的话。我在车底下站着，郭景云也在跟前，我们参谋长，还有那个参谋处长都在旁边，这样就鸡鸣驿呆下了。
鸡鸣驿这个宁静的夜晚对三十五军来说不知是福是祸。也就在三十五军夜宿鸡鸣驿的当晚，华北2兵团昼夜兼程赶往下花园，正朝近路涉过冰冷的大洋河，就在下花园已近在咫尺时，突然接到报告说，三十五军刚刚开拔向新保安开进。2兵团晚了一步。
徐通（时任华北二兵团22旅排长）
这个时候过了河以后，来了一个骑兵通信员，那个骑兵通信员的那个马呀，跑得浑身是水，说营长，团长命令你们，要向后转，向西八里跑步前进。
追，下花园距新保安整整十公里。后来成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大将在回忆录中对这场惊心动魄的堵截这样写道。如果让三十五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那我们二兵团是交不了帐的。那关键的十公里，二兵团几乎是飞过去的，终于样杨得志部以八个师兵力将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团团围住。
黄树英（时任华北二兵团八纵64团连长）
我们这个旅和三十五军是死对头，早就想歼灭它，这个时候咱们抓住了战机，大家都是迫不及待地要攻城，但上级当时不让攻。
李力（时任华北二兵团22旅66团参谋长）
那是三九天哪，都冻冰了，天气非常冷。大家非常焦急。我们旅的干部，他也经常到我们的阵地上来，我说为什么不打？咱们准备好了为什么不打？大家都不理解。
从包围张家口到包围新保安，西柏坡就一直在营救这种围而不打的局面，毛泽东用了两千余字的电文，来说明这种执行起来分寸感极强的作战计划。就是这种不打的打法让毛泽东得到了对手彷徨的战机，当北平清醒过来的时候，华北50万守军的长蛇阵被解放军切成五块，使傅作义既不能打，也无法走了。
华北战局的发展，超出了傅作义的意料，尤其是他的王牌三十五军被围在新保安的事实，使这位性格内向的总司令再也无法保持平时那种处变不惊的矜持。在新保安被围的第四天，傅作义派出了第一轮谈判代表，此人非军方人物，而是华北剿总的喉舌，《平明日报》社的社长崔载之。
杨格飞（时任北平《平明日报》副社长）
崔载之出城那一天，我在报馆正写社论，电话把我叫做到他家，都管傅作义叫缚先生，说缚先生决计与共产党和谈，现在指定，就是崔载之和（李）炳泉，今天晚上就出城，他扮作一个商人，我当时穿的长袍大褂，他穿的制服，他说你得把衣服给我换一换，他穿我的长袍大褂出的城，
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带崔载之一道出城。此次谈判，傅方提出解放军停止攻击，让出南原机场，并要求撤围新保安放三十五军一马。而平津前线解放军代表则强调一切谈判条件以国民党军队解除武装为前提。首次谈判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第二天，傅作义对他的参谋长李世杰说，双方条件差距太远，根本不能谈，你好好准备打仗吧。
此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就更成为战局变换中的焦点。新保安是平彰公路旁的一个城堡，据说是明代为抗击外族入侵而修建的，有东西南三座城门，整个镇子以钟鼓楼为中心，分东西南北四条街，新保安这个地名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慈禧太后逃难西安途中在此住了一夜而赐封的，三十五军被围困在新保安已经快半个月了，刚被围的时候，军长郭景云亲自督战，周密组织，拼死想杀出一条血路，结果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强大反击。郭景云这才意识到他这一万多人马，只能在这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城里，固守待援了。
李出樟（新保安居民）
这个房子就是他（郭景云）的办公地方，还有副军长，还有政工处长，副军长就住东院，这里东房是电台。
郭景云十分清楚，围城的华北共军是三十五军的老对手，年初涞水一战，三十五军吃了大亏了。师长被打死，军长自杀，郭景云兼任军长才十一个月，又和华北共军狭路相逢，几番突围不成，郭景云下决心，在城里挖沟筑壕，等待援军，但他手下的士兵似乎信心不足。
陈金发（时任国民党三十五军信号兵）
以前没见过解放军，后头一看人家的衣裳什么的，一看，小伙子们挺精干的，哎呀，原了，不行了。心里说是根本不行了。那会儿你不敢逃，师里头搁了好几口铡草的刀，到时候铡你了，你敢开小差？
在三十五军被围的第八天，杨得志和罗瑞卿以平彰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给郭景云发出了劝降书。郭景云根本没有打算投降，他把三十五军团以上军官集结在一座清真寺里，信誓旦旦说，民国十六年，副总司令带我们守琢州、漳州，张学良率兵攻打三个月未能夺下，我们今天守新保安，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有了这三安，就能保住我三十五军长远永久的平安。
北平的傅作义无论是打还是和，他都不能没有王牌三十五军，在郭景云被包围的当天，傅作义不惜命令104军和和十六军两个军去接应王牌军突围。但是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有人想到了他的前面。
郑维山（时任华北二兵团三纵司令员）
我这个人爱想这些怪事，我就怀疑傅作义的嫡系，傅作义的心肝肺是三十五军，我们包围三十五军，傅作义会不会来接应？我脑子里就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我就要处置这个问题了，我就从凡山堡派出一个侦察班，沿着洋河，那个地方不是有河吗？沿河的南边向东侦察。
小分队的侦查完全证实了郑维山的预料，东面有大股的敌军隐蔽的接近新保安。郑维山为难了，因为兵团给他的任务是在北面围住新保安不能有任何闪失，可听任敌增援部队逼近新保安后果也不堪设想。郑维山当机立断留下四个团继续围城，他率主力打增援之敌。
在距新保安十公里的简滩，郑维山主力与敌104军遭遇并展开激战。正在这时兵团一封急电送到郑维山手上，上面写着中央军委并高郑维山，郑维山擅自将三纵队围城部队主力调至沙城地区，若三十五军逃跑，郑要负完全责任。
郑维山（时任华北二兵团三纵司令员）
当然这个我是豁出来的，最大的冒险，那是准备，准备砍脑袋的。
兵团的电报居然没有能改变郑维山的决心，这位15岁就参加红军的湖北麻城人，认定只有打掉接应之兵，才能围城中之敌。与104军发起多拨次的集团冲锋，向新保安逼近，新保安城中的三十五军则以炮火开道，开始向外突围，而我阻拦部队绝不让104军和三十五军靠拢，这是一场恶战。
我马圈检滩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两军打成了一场血与火的拉锯战，在兵团后续部队的增援上，最终104军和三十五军近在咫尺却难以会合。郑维山擅自行动的七年后，毛泽东授予这个40岁的小个子中将军衔，后来又任命他为北京军区司令员。
1948年12月27日7时整，统帅部终于向包围新保安城12天的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憋足了劲的官兵，用156门大炮向新保安猛轰，炮击两个小时候，解放军从炮火摧开的城墙缺口突入城内。
徐通（时任华北二兵团22旅排长）
黑夜里那么一打，就跟一片火海一样，打出来打在城墙上，暗堡里头，城墙的暗堡里头，打出来以后一片火海，而且还有好多曳光弹，搀杂着曳光弹打出来，它是很凶的啊。
三十五军的确拼得很凶，这个军从连长到军长，都是傅作义亲自任命的，都是所谓夹生驹子，绝不会投降，所以巷战打的异常激烈，攻城部队从房上打到房下，跃墙破壁，步步紧逼郭景云的军部大院。
张鸿恩（时任国民党三十五军政工处长）
郭景云本人，他不相信优待俘虏，他认为咱们当了俘虏的话，把解放军当猴耍的话，何不自己，搞不好设置受到处决，你不能光听人家喊优待俘虏，他不相信。
四面楚歌的郭景云不相信从张家口一出来所向披靡的三十五军会遇到这么多的麻烦，他不相信在鸡鸣驿宿营一个晚上，就会导致他面对的兵力由一个旅魔术般的变成一个兵团，他不相信傅作义总司令会救不了他，他更不能相信，几百辆卡车，全副美式装备的三十五军，会断送在他的手中。打到最后，郭景云同他的前任一样，也选择了他别误选择的归宿。
新保安战役结束之后，华北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几位领导专门到三十五军军部后院察看了郭景云的尸体，他们派人为这位曾经抗过吃的军长买了棺材，将尸体收殓后，埋在新保安城外不远的火车站旁，并用枕木作碑，上书国民党中将军长郭景云之墓。
郭永安（郭景云之子）
那对我来说是感激的，因为在战争中，那么一个战役，打得那么残酷，伤亡那么多，而唯独对他，有一个棺材，穿上衣服，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共产党）做得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不管这个事情谁做的，但是做得是很人道的。
难以预料的是，五十年前战争留下的这段往事，竟成为半个世纪后一次无巧不成书的际遇，我们和郭永安先生都不曾想到的是，当然处理郭景云后世的那位解放军战时，今天跟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袁汝逊（时任东野八纵22旅摄影干事）
当时棺材很难找，最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棺材，因为郭景云是个军长，不管怎么样，既然兵团给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就是要处理得比较好一点，当时就给他连棺材，到入殓，到衣服都是比较好的，血给他擦了以后，都给他擦了一下，给他入了殓。
1948年12月23日解放军张家口的战争又打响了，新保安的战局像一场巨大的洪水，冲垮了守军的心理防线。张家口五万之众的队伍，无心恋战，望风披靡，到处都是俘虏，有的地方竟拥挤着上万人，俘虏们也是又冷又饿，抱怨没饭吃，解放军的后勤人员一面组织食品，嘴里一面嘟囔着说，谁料到一万人能抓几万人啊。
大镜门这座建于明朝的关隘，见证了多少次这座城池的失而复得，1946年9月，傅作义与华北部队在济宁会战时，占了上风，于十月占领了张家口，傅作义曾授意手下起草并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说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参加所谓两万五千长城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据说朱德总司令拿着电台报务人员抄收的这封信说，把它向连以上的干部宣读一下，这叫激将法。
仅仅两年，这座塞上名城又换了主人，1948年12月23日的北平街头流传着两则新闻，一则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三十五军全军覆灭，另一则是一夜之间北平街头到处张贴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的约法八章。紧接着25日新华广播电台，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人为头等战犯，傅作义榜上有名。
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打击，使傅作义的精神几乎崩溃。
刘乃济（时任傅作义秘书）
一种悲观的情绪笼罩了他，当时他是两个吉普车，他到哪讲话，我在后作坐着，还有一个卫士，他（傅作义）突然间，在那个吉普车上猛一蹬，我们几个彼此，只能互相相视而笑，为什么？在车上他还是想事，他想到这个前景啊，不妙。
就在战犯名单宣布的第二天，傅作义召回谈判代表。第一次北平和谈中断了。傅作义的心态共产党十分清楚，他多次表示要通电和平，是他既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又不愿投降共产党，更不愿战败做俘虏，面对傅作义的摇摆不定，大度的毛泽东给了对手一个体面的回到谈判桌上的机会。西柏坡在发给平进前线司令部的电文，其中第二连指出，傅作义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列为战犯，我方这样一宣布，傅在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增强了，但实际上则同我们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傅立此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为战争罪犯。北平地下党派专人向傅作义传达了这封电报的内容。这无疑是让傅作义在疑无路处又看到了柳暗花明。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再次派人出城谈判。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根据傅方要求及解放军答应的条件，双方基本达成以下几点。一，傅作义军队调出北平、天津两城，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对傅作义不做战犯看待，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三，对张家口、新保安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这次谈判形成了一份谈判纪要，并特别在纪要后的附记栏内注明1月14日是傅方对此纪要答复的最后期限。
而北平方面迟迟没有答复。傅作义认为，目前的这个谈判纪要还不是理想的结果，到像是无条件投降，尽管是谈判言和，也不能都让你共产党占了便宜，时至今日傅作义认为自己应该而且也能够还有一搏，因为他手里有一张牌那就是天津。
天津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朝时期叫直沽，明代改直沽为天津，意思是天子经过的渡口。解放前夕，天津已有人口两百万多万，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把守天津的最高指挥官是傅作义的心腹陈长捷，此人与傅作义同为保定军校毕业生，对傅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杨格飞（时任北平《平明日报》副社长）
围城了以后，天津，陈长捷给（傅作义）打了几次电话，他都不亲自接，他叫参谋长告诉陈长捷，他说你守，就有办法，别的不说。
北平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回了电，中心意思是推迟平津两城守城部队出城时间。天津守军也没有按期限答复平津前线司令部，既然傅作义又把天津作为新的筹码，军委主席毛泽东便断然下令，那就打下天津，给傅作义看看。
日出紫禁城（下）
正文：
1952年8月1日，解放军总部在北京先农坛举行庆祝建军25周年体育大会，毛泽东主席也前来观看，休息时，毛泽东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长的傅作义随便走走。走到天坛祈年殿时，毛泽东指着一处修补过的墙角风趣地问傅作义，以升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好不好？傅作义笑着点头，当时毛泽东与水利部长这段轻松的对话，源于三年前那场并不轻松的较量。1949年初，国民党占据的北平城，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上千门大炮瞄准了这座后来被称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城。
1948年10月7日，被东北占据搅得心有些乱的蒋介石从东北抵达天津，他忧心忡忡对天津师长杜建石说，华北将有大战，天津是最重要的地方，你要努力在此工作。结局果然被蒋介石言重，他说这番话后三个月后，东北野战军已经把天津围的水泄不通。1949年元月，国共平津大战进行到关键时刻，北平对谈判久拖不决，天津又拒不投降，毛泽东决定攻打天津。
天津城早在1947年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开始构筑永久性攻势。首先环绕天津84华里的城防线挖一道宽12米，深2.5米的护城河，又在护城河内侧沿线修筑碉堡276座，历时半年，完成的城防工程共耗资325亿法币。国民党把手天津的最高指挥官陈长捷，接到坚守就有办法的命令后，他下令清除了天津外围防线阵地前一千公尺以内的树木、草房、民居等，形成了外围20里的真空地带，并在环城攻势上布设了42公里的雷区，陈多次向部署表示，要战致屋无万瓦，地无净土，要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保卫天津。
从不手软的毛泽东在平津战役的决策当中却始终不愿意把北平、天津这两座城市列入优先攻击目标，这次傅作义用天津叫板，毛泽东在不得已同意攻打天津的同时还专门给林彪发电报说，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为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天津守军发出了亲笔信，明确表示本军希望天津和平解决，守军应放下武器，否则本军将实时攻城。所列几点限天津守军24小时内答复。
在天津民间谈判代表第三次出城时，带来了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的回信。
谭云鹤（时任东野司令员林彪秘书）
我看那个信是毛笔写的，他的口气挺大，说“堂堂国民党人岂能投资乎”，还有这样的话，原话我记得不太完全，大概是这个意思。
陈长捷的这种态度已在我军的意料之中，为了仁至义尽，解放军又于1月12日通知北平，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军最迟在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开出城外，否则我军14日攻城。
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前线总指挥由38岁的刘亚楼出任，这位东北野战军参谋长曾就读于福龙之军事学院，并参加过苏德战争。早在1934年23岁的刘亚楼就已经是红军的一名师长。天津守敌的总兵力共计13万人。我军攻城部队共计34万人。敌有火炮1600门，我有火炮3500门，天津大战一触即发。
1949年1月14日，是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是否攻打天津，给北平的最后期限，傅作义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但他头脑中存在的犹豫与幻想使他一方面对天津不放手，另一方面他在解放军期限的最后时刻派出了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邓宝珊早年系杨虎城部下，在驻陕北榆林期间，就同延安的领导人十分熟悉。抗日期间邓与傅结实并拜为结义兄弟，所以在天津战事迫于眉睫的紧要关头，傅作义指望邓宝珊能再度斡旋赢得时间。
刁可成（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少将督察员）
谈判我不参与我不能说，因为没有资格说，我算列席，傅先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天津问题，傅先生的意思啊，要保留着天津，傅先生为什么要保留着天津呢？他还是想着万一达不成协议啊，他的部队啊，还可以去天津，靠海，还可以回到台湾去。这是他的小算盘，可是咱们解放军明白这一点。
就在1月13日中午12点，平津前线司令部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守敌尚未遵命开出城外，由此看来，如仍无和平解决的可能，我军则与14日准时工程。所以当傅方谈判姗姗来迟时，天津已打响了。
谭云鹤（时任东野司令员林彪秘书）
当时就宣布了，天津我们昨天已经下命令打了，今天已经打起来了，天津不在谈判之列。
当傅作义得知解放军已开始攻打天津的消息后，并未过分表示吃惊，他认为解放军短期内打不下天津，邓宝珊也在谈判中建议，如果解放军三天之内打不下天津，双方停火，再把天津纳入谈判内容，傅作义甚至给周北峰回了一封措词轻松的电报，我弟与邓先生相断，斟酌办理。看来傅作义真是把宝压在天津了。
早在总攻天津的十几天前，陈长捷已从解放军打下天津外围东驹子受到了击打的震动，那是一个极为坚固的据点，他的一个团被消灭干净，只逃回了一个营长，还是半死的，被解放军的爆破筒震成了哑巴。陈长捷意识到他和部下要拼命了。他颁发了战场军纪，从士兵到团长，凡临阵退却的由上一级长官执行就地枪决。
眼看外围难以支撑，解放军的交通壕已经推进到离城防一二百米的地方，陈长捷下令，南运河提闸放水，时护城河水势暴涨，城防外十几公里一片汪洋。
范天恩（时任东野一纵作教科副科长）
打开天津最主要的一个难关就是克服护城河的问题，怎么克服护城河？这个问题啊，什么点子都出了，甚而言之坦克驾驶员都写了决心书，汽车驾驶员都写了决心书，准备把坦克开到护城河上去，豁上自己淹死，解决护城河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纵队首长批准了坦克兵这种大胆的建议，并当众宣布说，坦克要开到河底，人要活着爬出来，根据天津这座城市是南北长东西窄的特点，平津前线司令部制订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五个军并肩向西突击，指定在市中心的金汤桥会师。
金汤桥是天津海河上游的一座钢铁桥梁，五十年前那个总工总攻的早晨，这个桥上也弥漫着大雾。
1949年1月14日上午十点，解放天津的五百多门大口径火炮对预定目标开始了轰击。
范天恩（时任东野一纵作教课副科长）
那个时候都争先后，就是打仗前仆後继，前面倒了后面上，我就生怕你跑到我前面去了，死没关系，人得上去，这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八军在右边，三十九军在左边，这两个军并肩突击。
按照总攻部署，炮兵首先对敌前沿攻势进行40分钟的破坏射击，在总攻发起前，还要进行三分钟的急袭射击，可就在我压制炮火还在轰击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裴飞正（时任东野一纵337团一营长）
我们开始呢，就按照那个部署走（行动），结果那个三十九军，他炸那个铁丝网，拿个红旗，往那一跑就插到铁丝网那儿去了，他也开始爆破了，我们这个三连连长史德宏是一个英雄啊，我也在那儿，就看着三十九军抗着红旗就上去了，三连连长说，三十九军已经发起进攻了，那个时候又听不见，机枪、炮打得嗡嗡的，听不见，我就摆手说不是不是，他呼一下子，因为我们这边铁丝网已经炸开了，桥也弄上了，他哗一下就上去了，这三分钟急袭射，没打。
前线指挥所看到了这一幕，突击队提前三分钟冲上去，会被自己的炮火误伤，刘亚楼大声喊道，给我要一纵指挥所，真不象话，尖刀连怎么可以不按规定来呢。
范天恩（时任东野一纵作教课副科长）
这时候把（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急得这个时候是打正规战还是打时间的？不光你一个营一个师的问题，它有个全线的问题。
李天佑紧急命令炮火向前延伸，但打红了眼的尖刀连还是在敌前沿十分猛烈的情况下，冲上下去，尖刀连为提前三分钟发起的冲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连牺牲40多人。
突破口的激战是惨烈的，国民党的守军甚至从地堡里涌出来和解放军进行殊死搏斗，他们后退就得死，夺回突破口是守军唯一的生路，而打开突破剖是尖刀连肩负的使命，伤亡惨重的官兵与敌人展开了血刃格斗，伤员拉响了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最终经过的城防被我军撕开，战士们攻入天津城内。
攻打天津是解放战争中我军参展兵种最多的一次战役，主攻方向的部队每个排都配备了两辆坦克，那个时候坦克内部没有无线电装置，很难与外部联系。
董来扶（时任东野特种兵纵队坦克团驾驶员）
（指挥全靠）连喊加动，向左，用脚丫子或手拍我的肩，手很少，因为他车长就在上边，向左，一蹬，向右一蹬，蹬头顶，停车，他一着急了以后，左左左，右右右，所以你的骨头都散了，你们说我身体好，跟那个时候锻炼也有关系。
北平和西柏坡一直在关注着天津激战的结果，但直道天津外围的防线被突破时，北平的口气仍然没有软下来，对天津守军的命令还是那句话，再坚持两天和一定会有办法。直到解放军已突入天津市内，直逼守军核心阵地，天津已回天的时候，傅作义要亲自和陈长捷通话。
智南屏（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天津打到那个时期，就是有线的电话不通了，用无线电话，无线电话跟天津那联系，我是听见他电话上说，说什么，他电话上，他说，可以可以，行，可以，派人出去，可以。就这么着，啪，电话挂了。
傅作义在最后的关头同意陈长捷放下武器和解放军谈判，可这位警备司令和完全丧失抵抗能力的守军哪里还有和解放军坐下谈判的资格。就在几个小时以前，陈长捷还准备在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召集一次挽回败局的会议，在他指挥所的墙上还挂着一张记录国军1949年全年战况的一览表，屈指数来，共军却已经打到门口了。发起天津战役的第二天早上八点，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六连的官兵找到了这个地下室的入口，闯了进去。
邢春雷（时任东野一纵334团副排长）
我就用枪对着他们喊投降，人家陈长捷坐着根本没动，出来的是那个姓林的还是姓刘的，反正他两个军长出来一个，出来说，司令说了，要找你们前线指挥官谈判，或者起义，要求起义，我说没起义那一条，接着王义凤说，这就是我们前线指挥官，他说了就算，他要你们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我说就是投降，无条件投降。就是现在了，快。
石益民（时任随军摄影记者）
从那地下室，俘虏一个一个地出来，在出来的时候，我就拿着机器拍，也不知道这俘虏是哪些人，还不知道呢，拍完以后，他们都穿着国民党的棉衣，那个军官都换了一般的军装了，拍完以后，我就问，这是什么人啊？是他警备司令陈长捷，我说这赶得巧，我挺高兴。
北平那道守住就有办法的命令，使陈长捷一次次放弃了解放军给他的机会，直到他今天做了俘虏，也没有见到北平的办法。据说这位中将警备司令，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愿意见傅作义，并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服刑期间托人买来《资本论》，他要从头研究共产党。天津坚固的城防和十三万守军，原本是傅作义关键的赌注，可我军只用29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
在解放战争之初，斯大林建议中共拍摄一部反映战争过程的电影纪录片，并表示苏联愿意派人支援这部记录片的拍摄工作，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次在天津战役结束时，随军摄影队就精心组织了这个会师金汤桥的场面。四十年后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大决战》摄制组，仍然选择在天津金汤桥上，再现那个激动的场景。
韦廉（故事片《大决战》导演）：天津市政府、市委，天津人，对我们支援特别大，从早上七点半停到下午五点半，二十一条街道，十三条电车和公共汽车路，派了两千个警察，是万人，用直升飞机拍的金汤桥会师，拍了一个很壮观的场面，这个将来很难再拍了。
这座始建于光绪32年，76.4米长的刚架开启桥，距今已有93年的历史了。50年前这座桥上的激战与呐喊已化为今天的和平与宁静了，金汤桥已不是战争中必须夺取的目标，它又成为天津海河上的一座普通的桥梁。天津战役我军伤亡23799人，据说当年在这里鏖战的解放军战士在攻克天津的当天就撤出了天津，他们当中有的人再也没有见过金汤桥和这所漂亮的城市。
天津解放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傅作义，也震撼着北平，战争一步紧似一步终于逼近这座名城，在天津被攻克27天前，解放军已并林北平城下，北平往外界的只有铁路和机场了。丰台不仅是北平重要的铁路枢纽，还是傅作义重要的军用物资集散地，可丰台之争，傅作义又没有争过解放军，不仅失去了丰台，而且很快丢掉了南原机场。北平从地面到空军的生路全部中断。
此时的傅作义，正陷入巨大的心理矛盾之中，在天津失守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发来电报，下令华北守军南撤，傅作义本人直飞南京，在这之前南京方面已三次派人专程来北平劝傅作义南撤，其中包括蒋介石派儿子蒋纬国带亲笔信向傅表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时至今日，南京三拨说客已陆续无功而返，北平被重重包围。尽管傅作义早已无南撤的意愿，但按共产党的和平条件，他还没有痛下决心，今天的现实，使他变得异常脆弱而敏感，傅作义不仅一次问他的参谋长，和谈算不算投降？
20万国民党军把手的北平城，成为人民解放军平津战役中最后的一个堡垒，为攻克十几座厚厚的城门和坚固的城墙，围城部队进行了充分的演练。
阎洪滏（时任东野五纵作教参谋）
因为北平这个城墙和宛平的城墙是一样的，能把宛平城墙炸开，北平的城墙就能炸掉，在宛平，军里组织了一个爆炸试验，成果很好，用两千公斤炸药就可以把城墙连城门一块给它炸掉。
北平城内的任何目标都在人民解放军火力有效射程之内，根据当时计算，围城的数百门火炮如果齐射，一分钟之内就能像北平城内发射千发炮弹，可是那些大口径摧毁力极强的炮弹，无法回避的却是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里面有数以千计的宫殿庙宇，有无与伦比的景观园林，有享誉世界的文化遗迹以及二百万老百姓的身家姓名，一旦炮响，用不了十分钟，这座三朝古都就会玉石俱焚。
面对世界独一无二的紫禁城，无论是谁将它毁于战火，都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毛泽东在发往平津前线的电报意思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任何部队，任何人都不得在金銮殿前拴战马。
李英（时任东野三纵宣传队分队长）
那时候有几张图告诉部队都知道，哪是北海，哪是天安门，哪是颐和园，哪些地方不能打。
记者：有要求吗？
李英（无视任东野三纵宣传队分队长）
有要求。下边传达得清楚的，大体上从哪进，打进以后这个路线，那时北平地下党，华北程工部都弄得很清楚。
北平地下党不仅对城中的布城情况十分清楚，而且地下电台也成了解放军炮兵的眼镜。在华北守军南撤已彻底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发报给傅作义，要求将将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及部分武器空军南京。并约定南京专机降落在北平东单临时机场，解放军炮击封锁该机场时，得到了城内地下党的配合。
何钊（北平地下党译电员）
咱们的大炮打进来以后呢，常常有时候瞄得不太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回电报，就说某月某日某时，炮炮弹点距东单机场，是东大约多少多少距离，或是南大约多少距离提供这种情况，这种印象比较深。
攻下北平城对解放军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傅作义心里十分清楚，现在能保护他的已不是他手下二十万军队，而是这座无价之宝的紫禁城，的确西柏坡在夺取这座特殊的城市当中，表现出了少有的耐心。毛泽东给了傅作义充分的考虑时间。神通广大的地下党把天津《大公报》当记者的傅东菊调回北平，傅冬菊后改名傅冬，是的大女儿，早年在重庆读书时，就经常去共产党的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后参加进步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在堂堂华北剿总总司令家里偏偏就有一个伶牙俐齿向着共产党说话的女儿。
傅冬（傅作义之女）
就是在他们的谈判代表几次出城的那段时间，他没事干了，就看了水浒了，在家里头，我看他从来也没看过小说，坐在那看水浒。其他我倒没觉得，反正就是心情不好，老是闷着走来走去。
就在傅作义的态度还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北平市民公布了关于和平解决问题的约法八章，使原本战争气氛越来越紧的北京城，要求和平的空气越来越浓。
在北平举行的河北七省市参议长代表及各界名流会议上，组成了北平民间和谈台湾团，推举原北平市师长何思源为团长。可就在组成和谈台湾团的第二天凌晨，何思源位于王府井西拉胡同的住宅发生了爆炸。
何鲁丽（何思源之女）
我当时震昏了，一睁眼首先看见的是天空。就是已经炸了一个大洞，我父母就到我们这屋来，随即他们的北房就爆炸了，我哥哥他们也起来了，接着他们那边爆炸。就是整个北房一串爆炸。
在这次南京政府保密局策划的爆炸案中，何思源的二女儿何鲁美被当场炸死，夫人和家人均被炸伤，何思源左臂受伤，对轰动全城的爆炸案，南京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共军攻城，打击和平使者。第二天，何思源及和谈谈话团一行十一人已经坐在城外解放军为他们洗尘的宴会上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政委莫文骅出面接待。
莫文骅（时任东野四纵政委）
送他们回去以前，我带他们去看炮兵阵地，我给这些炮给他们看，我说你这个北平的城门，几炮就打开了，当时我想甩两炮给他看看，算了，我想算了算了，我喊傅作义老老实实地，这样呢，他们就回去了。
徘徊的傅作义多次对共产党的诚意表示过冷漠，然而这种冷漠让他在新保安和天津战役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49年1月16日，就在打下天津的第二天，傅作义的谈判代表终于在北平和平解决初步协议上签字。并请解放军派人先期进城，共同草拟和平条款。时年39岁的苏静被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选为第一位进入北平城的解放军正式代表。
苏静（时任东野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当天夜晚傅作义就来看我了，告诉他们说，你们谈吧，怎么谈都行，但是要谈就要写一个东西，就一条一条写了，写了十八条。
1949年1月20日，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共18条终于达成，其主要条款规定，自1949年1月22日10时起，双方休战，城内国民党部队以原建制，原番号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地点，于1月后实行整编。
李竭忠（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政工处宣传科长）
在49年元月21号晚上，我们在中山公园水榭厅，那是剿总政工处发布新闻的一个点，每天都有专人发布作战新闻，那天呢，是最后的一次。那个会议是我主持的，宣布和平协议是我们政工处的副处长剿总处的副处长阎又文。
就在北平守军陆续准备出城我军尚未接管的时候，平津前线司令部突然接到一封傅作义的来信，信中表现出异常的冲动和不满，宣称请共产党指定监狱，战犯傅作义前去报道接受惩处。傅作义的激动和不安是事出有因的，早在天津打响时，傅作义始终让天津守住，直到破城时他还发电让天津守军设法夺回突破口，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傅作义还是心存幻想，为敦促傅作义早下决心，在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平津前线指挥部让傅方谈判代表带回了措词相当严厉的最后通牒，并声明此通牒在必要时公开发表，由于傅方代表见通牒言词激烈，当时就没敢直接交给傅作义。
傅冬（傅作义之女）
我一看那信写得很严厉，因为这都已经解决了，然后突然来这么一封信，国民党的部队还有一部分在城里，我说我父亲这要生起气来，这北京又要打起来了，起码就要乱了，所以我不敢给他，我就把它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拿书，报纸夹着上面盖了报纸，他没有看到，那么后来一下该登报了，登报了，他气坏了。
不难看出，傅作义当时无法理解又必须承受的是，共产党既不可因他过去之过而抹煞今日之功，也不可因今日之功而含混过去之罪过，所以当傅作义见到人民日报登载的这篇通牒，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
李接忠（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政工处宣传科长）
最后想到的话是，我一定要见见毛主席，这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对他的态度怎么样？
西柏坡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会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一行，傅作义说主席，除抗日外，我傅作义罪恶不小。毛泽东说你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傅作义说，抗战时期，我就想到延安聆听教诲，一直脱不开身，今天如愿以偿，毛泽东说，蒋介石没有给你机会，不过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啊。
1949年1月29日晚上，北平地下党艾山按时打开电台联络在联络结束时，对方报务员小刘用英文打出短语，内容是老头明天到你家来。老头，是北平地下党对华北程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的别称，此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刘仁同志明天到北平来。
艾山（北平地下电台报务员）
他要能到北京来我家来，那一定就是解放了，那一定就是要进程了，所以我心里就觉得，怎么说这个呢？怎么能到我家来呢？我就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说你再重复一次，他又重复一次，确实是这么一句话，老头明天要到你家去，我说解放了。
1949年1月22日上午10点北平城下敌对双方正式停火，国民党20万守军正式开出城外，准备接受改编，为避免城防移交出问题，双方都按照和平协议对所署部队做出了严格的要求，就这样还是出现了问题。
1月31日中午12点半，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1师奉命接管北平西直门的防务，可到达西直门时，国民党守军只交出城门哨位，但不交城门楼上的哨位，说是没有交到交城楼的命令，这一下可把解放军第四纵队政委莫文骅惹火了。
莫文骅（时任东野四纵队政委）
我说楼上为什么不交啊？他说没命令，我就火了，我把炮一炸，交不交，不交我开炮。
为避免冲突，莫文骅还是找到了城防交接联合办事处的解放军代表陶铸。
莫文骅（时任东野四纵政委）
陶铸马上找到国民党的代表，他们都在那里嘛，国民党代表说，交交交，马上打电话，你先回去，我就回来了，我还没回到西直门，他们已经交了城楼。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举行了入城式，入城部队按照步兵、炮兵、装甲兵、骑兵等序列依次从前门、永定门、西直门等进入北平市。今天，我们还真的在前门地区找到了亲眼见过入城部队的老人。
郭建章（北京市民）
一进来这部队，我就挑大拇哥，为什么？规矩整齐。
就在北平国民党二十万守军出城接受改编的当天，蒋介石下野了。历史有许多看似相关的巧合，当1948年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这个农家小院安顿下来的时候，蒋介石仍然住在南京黄埔路他的总统官邸，而今天毛泽东准备启程去北平城的时候，蒋介石却要回浙江溪口他的乡村老家了。其实这只是9个月零29天的变化。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早在1919年，毛泽东曾来过北平，那时他不过是一位26岁的青年，今天毛泽东自己大概也未曾料到，当天他这位月薪只有几元钱的图书管理员会在三十年后来北平掌管全中国的政权。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的西郊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36门火炮向空中发射了144发不具任何伤害意义的炮弹。以庆祝北平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北平各界欢迎解放的人群里，傅作义先生也来了，毛泽东主动上前紧紧握住了傅作义的手。
1949年4月1日，世界和平大会组委会收到了来自中国北平的和平通电，随即在巴黎和布拉格的会场上宣读，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五年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1949年10月19日，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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