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大屠杀30周年:30年了,25万冤魂的扣问

原标题:卢旺达大屠杀30周年:30年了,25万冤魂的扣问

这是4月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拍摄的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展出的遇难者照片。新华社记者董江辉摄

新华社基加利4月17日电 1993年8月,胡图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担任总统的卢旺达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阿鲁沙和平协议》,旨在解决权力分享、难民回国等关键问题,以结束长达三年的内战。

正当人们为和平的到来而松一口气时,1994年4月6日,在基加利机场附近,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机上的哈比亚利马纳、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等高官全部遇难。

这一事件就像一颗落在火药库里的火星,彻底引爆了卢旺达国内矛盾。

空难发生后,胡图极端势力迅速组建卢旺达临时政府,军队和胡图民兵在基加利四处筑起路障,严密检查人们身份证上的种族信息。

密谋已久的大屠杀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千山自由广播电台”宣称“图西蟑螂”杀害了总统,煽动所有胡图人去“砍掉高树木”。胡图民兵拿起棍棒砍刀,残杀无辜的图西人。

昔日的友邻也变为仇敌,胡图平民举起武器砍向图西邻居,抢掠、烧毁他们的房屋。短短一周内,基加利有2万人丧生。就连胡图人中的温和派、女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也被胡图民兵杀害。

4月4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拍摄的布满弹孔的房屋。保护女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的10名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官兵在此遇难。新华社记者董江辉摄

屠杀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多年的混居使得村民十分清楚邻居的种族身份,许多躲藏到田野、森林、沼泽和山丘中的图西人也无法幸免。妇女当着自己家人的面遭到殴打、强奸、虐待,最后被杀害。孩子们眼睁睁看着父母被虐杀,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

“我失去了65名家庭成员。最后,我们设法找到并埋葬了其中21人。”当时,图西人杰奎琳在附近挤牛奶逃过一劫,回到家后看到的是亲人横死的惨状。

她和一些幸存者逃到附近的尼亚玛塔教堂寻求庇护,那里挤满了恐惧、绝望的平民。“我们以为不会有人在教堂杀人,但很快民兵来了,他们用手榴弹和枪摧毁了教堂。”

尼亚玛塔教堂位于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红色砖墙上的弹孔和豁口如今仍然清晰可见。教堂旁的遇难者遗物展厅里还放着小学生的作业本和文具,但它们的主人再也回不到课堂。

教堂后面的“万人坑”旁,竖立着遇难者名单墙。据讲解员介绍,有6000余个名字记录在墙上,“更多的遇难者至今查不到身份,很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不在了”。

在持续百日的大屠杀中,卢旺达全境血流成河,尸骸被随意丢弃在房屋中、田野里、马路上。桥梁、道路、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也遭到破坏,暴力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国家。

4月7日,在卢旺达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及夫人珍妮特向遇难者敬献花圈。新华社发(西里尔·恩德格亚摄)

“国际社会辜负了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出于蔑视还是懦弱。”4月7日,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卢旺达大屠杀30周年纪念活动上回顾那个至暗时刻。

卢旺达地方政府当局协会秘书长拉迪斯拉斯·恩根达希马纳告诉新华社记者:“当我们谈起所谓的国际社会时,更多是指西方世界。”

二战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决心不再让种族屠杀的悲剧重演。然而,当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选择了沉默,任由暴力蔓延。当时,美国政府高官拒绝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定义此事,目的就是逃避履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的救援义务。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一次讲话中所说的:“我们最终是否干涉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冲突,必须取决于美国利益的份量。”

4月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人们在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参观遇难者名单墙。新华社记者董江辉摄

大屠杀十周年时,在这场惨剧发生时担任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指挥官的加拿大人罗密欧·达莱尔回到卢旺达。他对当年西方的袖手旁观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当时,它们关心的是南斯拉夫,是与欧洲安全保障紧密相关的复杂问题,而在卢旺达发生的只是部族纷争。而且南斯拉夫是白人社会,卢旺达是黑人国家,在战略上也不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被认为是‘人口过剩国家’。”

1994年7月,时任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卡加梅率军攻入基加利,很快便控制全国,终结了这场百日惨剧。此后,约200万胡图人因担心遭到报复而逃往邻国成为难民,难民营人满为患、脏乱不堪,数以万计的卢旺达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在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展厅墙上,刻着一位幸存者的控诉:“当人们在纳粹大屠杀之后说‘不会再让其发生’时,是否只是针对一些人,而不是针对所有人?”

4月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拍摄的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墓地(下)与遇难者名单墙(上)。墓地里安葬着超过25万名大屠杀遇难者的遗体。新华社记者董江辉摄

30年过去了,虽然卢旺达已走出阴影,但在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过去140年、粉碎殖民主义的非洲独立运动过去60多年的今天,一些非洲国家仍饱受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殖民遗毒之苦,深陷冲突战乱之中。

乌干达政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认为,这些内部分裂的种子源自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殖民统治时代就已生根发芽。即便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后,依然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导致国内矛盾难以化解。

阅读全文:南方觉醒丨“千丘之国”余烬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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