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秘闻罕见揭秘：八万亡灵等回归

　　屈原在《国殇》辞赋中写到，“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颂扬那些为国捐躯者们的魂魄必定成为鬼域中的英雄。2011年9月，19具中国远征军遗骸归国，这意味着，那些在异国他乡飘荡多年的鬼雄们，终于有了一条回家的路。

　　六十多年来，他们的尸骨为荒烟蔓草遮盖，他们的名字为时间所掩埋，而他们的魂魄却时刻都在寻找归家的路。一个甲子的时间，这条归家之路险阻且漫长。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寻找阵亡将士遗骸，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历史信念的践行，这种信念即是：生者必要得到哀悯，死者必要得到尊重。

　　中国远征军，六十年迟归路

　　2011年9月13日，19具在缅甸寻获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官兵遗骸，在口岸边防武警的军礼中，回到祖国。这是中国军人海外遗骸的开始。回望缅甸，还有约八万亡灵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中国远征军阵亡官兵遗骸归来的这一刻，虽然晚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还没有上升为国家仪式，虽然还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毕竟，这是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归的开始。

　　在迎接忠魂回国的现场，一位名叫吴缘的中年男子抱着叔叔吴其璋的遗像来到现场。吴其璋，中国驻印军独立步兵一团少校连长，战死于密支那，尸骨无还。吴缘说，他期待着叔叔的遗骸也能早日回家。

　　回望缅甸，还有约八万亡灵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被毁掉的墓地

　　第一次寻访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是在2008年4月，那时我刚刚开始采访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幸存老兵，许多老兵向我提起那些兄弟们的墓地时，都一脸茫然。

　　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清明节，我早早地去集市上买了一束菊花，在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会长李心远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叫三英里的地方。

　　“这里就是。”李心远指着眼前一块荒地告诉我。荒地蒿草丛生，旁边住着一户人家。

　　“这里？”我有些疑惑，没有墓碑，总该有个土堆呀；没有土堆，荒草总该有人清理吧！

　　在后来的介绍中，我才得知，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尽数被毁。密支那的华侨艾元昌说，他亲眼看到这些墓地被毁掉，“骨头扔得到处都是。”

　　同样在西保，墓地附近的住户隆冬也亲眼看到墓地被毁时的情况，“骨头被挖出来丢掉了。”那时户隆冬只有5岁，根据年龄估算，墓地被毁掉大概是在1957年左右。

　　而这并不是中国远征军墓地的第一次劫难。八莫的华侨赵田福说，远征军阵亡将士在八莫的墓地被毁掉后，当地华侨将遗骨收起来，重新安葬在八莫往北两英里的地方，并修了一个纪念碑，“后来排华事件发生后，这个纪念碑又被毁掉了。”

　　今年3月，我们在八莫找到了这个只剩下半块的纪念碑。扒开荒草，隐约可以分辨出墓碑上的字“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还原被毁掉的部分，应该是“新三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台湾的资料记载，孙立人得知新38师在缅甸的墓地被毁掉后，仰天长叹，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到后山上给这些缅甸的孤魂野鬼烧纸纪念。

　　“那是中国人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

　　在密支那，至少有三个驻印军的墓地，分别是第14师、新30师、第50师。

　　我第一次去的密支那三英里的墓地，就是新3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这里有很大一部分被密支那第二中学占据，校园的门卫同样说，以前建学校时，发现很多尸骨。今年3月，我再一次去这里时发现，原先荒芜的那片空地，已盖起了新房子，主人说，在挖地基时，就挖出了许多尸骨。今年9月份迎接回国的19具遗骸，就有10具是在这里找到的。

　　密支那的另一个墓地位于恩仁区第五组，这里的住户多比由说，“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多比由的多个邻居，也都提到同样的说法，“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或者请和尚为他们念经。”

　　那是一场发生在雨季的战争。

　　有很多年长的华侨，还清楚地记得第5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师长潘裕昆的题词：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第50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校长是一个缅族中年妇女，名叫海开努，她告诉我，她是1990年到这个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后来学校的学生就经常因各种意外受伤，北面的高埂上，经常会有汽车翻下来，她认为是惊动了亡灵，就请和尚来念经，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

　　密支那的老兵李光钿就居住在第二小学旁边，几年前在后院里种菜时，就挖出过骨头和子弹。

　　自从在院子里挖出过骨头后，李光钿把菜园子改成了花园，种了满园的玫瑰，五颜六色。

　　“二战时，中国胜利了，但在战后，日本是胜利国”

　　在缅甸，和毁掉的中国远征军墓地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和慰灵塔。

　　密支那有一个著名的“招魂之碑”，修建于一个卧佛寺里。这个寺庙由日本人捐建，在缅甸这个佛教国家，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招魂之碑”碑文上说，在密支那，3400名士兵像樱花凋落那样英勇地战死了，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而“招魂之碑”上使用的石头总数正好3400块，与日军在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

　　这种“煞费苦心”的纪念，在缅甸还有很多。在实皆省的自敢山上，在日本人捐建的一个佛像手中，端着一个牌位，我用长焦拉近了看，上面竟然写着“独立辎重兵第二联队战殁者之灵”。而在另一个巨大的佛塔底部，密密麻麻地刻着每一个阵亡者的名字。

　　在自敢山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碑，上面写着“台湾同胞战殁英灵纪念碑”。二战时，时被日本殖民的台湾，有许多人从军。看着这个碑，我们内心五味杂陈。

　　在密支那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个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塔顶上的钟表是来自日本的西铁城。

　　居住在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华侨陈国胜说，大约二十年前，有几个日本和尚找到他的母亲，说是准备在路口修建一个塔，但他们家门口三棵高大的椰子树挡了风水，希望能砍掉，作为交换，对方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录音机。没想到，等修好后，才发现是一个慰灵塔，“母亲至今还很内疚。”

　　慰灵塔修好后，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大批的日本人来这里鞠躬。后来，他又重新在家门口种了三棵树。

　　看着日本人一批一批地在家门口祭祀亡灵，陈国胜心里时常会有些酸酸的味道。这种酸酸的味道，在我们重返缅甸的过程中，不时会涌上心头。

　　在仰光，专门有一个日本人墓地，里面修建了无数的纪念碑，其中在骑兵第55联队的纪念碑旁边，立了一个小的马魂碑。为死去的战马立碑，在自敢山上也有，有一个碑文里，有纪念763匹军马的字样。

　　其实在仰光的日本人墓地，更让我感到酸酸的是，这里不时会看到背着双肩包的日本青年，一脸虔诚。

　　“二战时，中国胜利了，但在战后，日本是胜利国。”居住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多次对我感叹。

　　杨子臣近年来一直牵头呼吁重修中国远征军墓地，但一直没有结果。今年3月27日，杨子臣最终抱憾而去。

　　铭记每一个为国死去的人

　　今年2月，我和戈叔亚、邓康延、常博、高飞、黄睿等再次前往缅甸，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我第10次前往缅甸了。

　　我们第一站到达仰光郊外的盟军墓地，这座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管理。在其官方网站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英国国家一级财政拨款机构，其宗旨是“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应该被用真名和墓碑或纪念碑铭记”。

　　这座墓地的负责人奥斯卡见到我们一行，非常惊讶地上前询问：“你们是韩国人？日本人？”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他又问：“中国台湾？”确认是来自中国大陆后，他又问：“是来缅甸旅游的，还是中国石油的投资人？或者来缅甸做宝石、木材生意？”

　　“我们是来缅甸寻找老兵的。”

　　“真的吗？”奥斯卡惊讶地说，“中国人来这里寻找老兵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你们比较健忘？”

　　那一刻，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无地自容。

　　根据网站介绍，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创建于1917年，是应英国贵族费边•韦尔倡议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它管理2500座墓地，其中葬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170万英联邦战士。该机构总部的信息服务部门有三十多名员工，专门维护档案资料，向咨询的公众提供信息。2010年，委员会回复了2.6万封问询信件、邮件和电话，约两百万人访问其官网。

　　其中仰光的这个墓地有6347座墓穴，“有英国本土，澳大利亚、印度、刚果等9个派兵到缅甸作战的英联邦军队。”

　　英国前首相安东尼•艾登的儿子西门•艾登就是在缅甸战场上牺牲的一名空军，也安葬在这个墓地。奥斯卡带我们来到他的墓碑前，让人惊讶的是，从墓碑上，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首相的儿子。奥斯卡解释说，“在战场上，每一个士兵，都是为了他的国家和人民在战斗，他们的牺牲都是平等的。”

　　正在向我们讲解时，奥斯卡突然激动地说，“你们知道吗？这里还安葬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士兵。”随后他带我们一一寻找那些标注着“China”的墓碑，总共找到了三十多个，“你看，他们都死于1944年的春天。你们知道吗？安葬在这个墓地的士兵，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来自他们国家的人或者他们的亲人来看望，但是这些中国士兵，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或者你们不知道他们安葬在这里？”

　　奥斯卡说，他还知道有五个来自中国云南的挑夫也安葬在这里，“他们牺牲的时候，表现了和军人一样的英勇，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的家人，甚至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名字，只能把他们安葬在这里，给他们军人一样的尊敬。”

　　在奥斯卡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墓碑，在本应刻着姓名的地方，写着一句：KNOWNUNTOGOD（他的一切上帝知道）。

　　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国行动终于开始

　　今年2月的缅甸之行，我们的重点是对缅甸的幸存老兵和墓地情况做一次全面的普查，除过对幸存老兵进行经济上的帮助之外，还希望能搞清楚当地墓地的情况，以便为将来的重建以及迎接遗骸回国做一些准备。

　　从缅甸回到云南后，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约见我们，了解此次考察情况。当我们提出应该尽快迎接中国远征军遗骸回国时，黄毅部长立马拍板，今年就做。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太多的外交和政治因素，在分析了缅甸的现实情况后，我们建议，应该先由民间组织试探性地牵头来做，官方在背后给予强力支持。这一建议也得到采纳。

　　半年之后的9月13日，由云南省侨联、云南省黄埔同学会主办的“忠魂归国”活动终于启动，六十多年前阵亡在缅甸的19具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分别从云南的瑞丽和腾冲口岸回国。19具遗骸分别寻获于密支那的原30师墓地和西保的原50师墓地。

　　参与遗骸寻找的一位华侨说，在密支那的原30师墓地寻找遗骸时，还发现了一个军用水壶，水壶里面还有半壶的水。

　　迎接海外遗骸回国，这对大陆还是第一次，加之政治和历史的原因，这个活动在策划初期就有很多争论。比如在讨论遗骸回国时应该覆盖什么旗帜时，就有很多种说法。最终二战史研究专家章东磐等人力争，盖上当年的新一军军旗，这也成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亮点。

　　虽然还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毕竟，这是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国的开始。

　　“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

　　在接幸存老兵以及遗骸回家的过程上，不时会有人告诉我，这是国家应该去做的事。针对这样的质疑，我都会解释，这是国家和公众都应该去做的事，谁都不能缺席。

　　在缅甸，考察了众多日本人修建的纪念碑之后发现，这些碑更多的，是来自民间人士的捐建，有退伍老兵组织、企业以及个人等，虽然其中也能找到一些官方给予强力支持的痕迹，此外仰光的盟军墓地，虽然其管理机构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是政府拨款，但其却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老兵回家”活动虽然也是一个草根的公益活动，但一直都有官方的支持。三年多来，我们帮助三十多位流落缅甸、云南等地的老兵找一失散约七十年的亲人，并寻找资助接他们回家探亲。我和多位朋友已于近日申请成立基金会，我们的基金会有一个设想，就是建立一个无名抗战英雄墓地，寻找散落在全国以及海外的无名抗战英雄遗骸，将他们归葬，每一个遗骸都有一个墓碑，虽然一时无法确定他们的姓名、找到他们的家人，但我们会留取DNA样本以及寻获地的详细资料，为找到他们的亲人留下一丝机会。这些都离不开官方的支持。

　　在看过缅甸的日本人墓地和盟军墓地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对待英雄的理念上，还有很多差距，我们对个体和生命的尊重，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向曾经的敌人或者盟友学习。

　　在缅甸，被毁掉的，不仅仅是中国远征军的墓地，还有对这段历史的记忆。生活在曼德勒的老兵张富鳞曾跟随部队败走野人山，想起那些死在原始森林中的早已化作泥土的数万名兄弟，他常常老泪纵横，“我们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遗忘。”

　　日本：在遗骨与亡灵背后隐忍

　　在研究写作滇西抗战历史的这些年里，笔者无数次地与“遗骨”与“亡灵”问题遭遇。在拙作《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序章中，笔者尽量以平静的心情写道：“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但当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中国及其盟国美国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在眼前赫然对比，郁结于胸的痛楚与悲愤是难以抑制的。最让人难以面对的，是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和做法。

　　节节败退之际，脖子上仍挂着骨灰盒

　　1944年，日军在滇西战场上遭受惨重失败，战死的日军尸骨遍地。战后，日本方面曾绘制了滇西地区遗骨分布图，日军遗骨分布为：拉孟（松山）阵地1250人，红木树附近100人，龙陵周边2937人，腾冲城及周边1800人，瓦甸及大塘子附近200人，桥头街及冷水沟附近100人，芒市及上街附近878人，遮放及滇缅国境附近400人，保山附近约200人⋯⋯合计约8265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资料只是日军在松山、高黎贡山、腾冲、龙陵等地阵亡后“弃尸”的情况，并非其阵亡的全部数字。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资料，在滇西战场上，侵华日军共战死14052人。但除了在松山、腾冲两地因“全员玉碎”而无法收尸，在其他各地的战斗都属被击溃后还是收敛带走了部分尸骨。

　　据很多抗战老兵回忆，当年跟日军作战时，即便打了胜仗，也很难看到日军尸体，他们对收敛处理阵亡人员尸体极为重视。在日军传统中，战场上弃尸是对军人归属感的伤害，会严重影响部队士气；另外，日军非常好面子，即便从“护短不示弱”的角度考虑，也会及时处理阵亡者遗骨。

　　据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李嘉祜1944年4月20日呈报《腾冲敌情报告书》载：“⋯⋯（日军）凡有伤亡，必严密警戒不令人见，焚烧扫除后方才解除警戒”。在松山战役中，日军指挥官曾下令“处理”重伤员，要么用手榴弹自杀，要么吞下用来代替毒药的升汞片。实际上，这种办法已属“人本”之举，在过去流动性较强或仓促间失败的作战中，日军对重伤者甚至“活杀”。“⋯⋯每有伤亡，必将死尸抢运后焚化，决不留一具尸首与人看见。轻伤者抬回医治，重伤者虽其人尚能言动，要求抬回医治，皆不听，每以大刀砍为两段，以马驮之而回”。从这些事实来看，至少在操作层面，日军处理遗骨的做法并非纯粹基于“人道”，或者对于牺牲精神的呵护，反而强烈地体现出将人作为战争工具和材料的色彩。这也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最近在读军事科学院编译的内部图书《日本陆军统帅纲领与统帅参考》，这是1928年、1932年日军为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中将以上）颁布的战略战术法规及诠释文本，日本自卫队又于1962年重印，作为干部、军事研究家的必读书籍。在书中笔者发现，对于“靖国亡灵”的祭祀，曾被列为日本帝国核心的统治权，由天皇直接行使。具体表述如下：“日本帝国鉴于立宪政治的弊病，为了限制其危害，规定统帅、祭祀、奖励等统治权均不由国务大臣辅佐行使。这就是帝国宪法的精神。”文中所说的统帅权即为兵权，这正是日军被称为“皇军”的缘由；而祭祀权竟位列其次，可想这个问题在日本帝国政治构架中的地位。

　　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笔者认为军旗与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是解读日军这只凶猛怪兽的秘密所在。实际上，军旗对应着统帅权，靖国神社对应着祭祀权，如果再加上对应奖励权的荣誉勋赏制度，对于日本帝国“精神”的理解就大致全面了。

　　在这一制度和文化理念指导下，日军在相关问题上的做法极为引人注目。

　　通常情况下，日军对阵亡者的处理遵循着一套完整的制度。一般为，在战场上及时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装在骨灰盒里携行；待战事告一段落后，由各级指挥官亲自主持，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择机运回日本安葬，灵位入祀靖国神社。若遭遇惨败战事，难以及时处理完整的尸体，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以专用的“化学燃烧毯”或干脆架上柴火烧制成遗骨。到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战争时期日军一首广为传唱的军歌，即为《怀抱战友的遗骨》；除非遭到惨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绝不抛尸弃骨。

　　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物。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全员玉碎”，日军是不会如此狼狈的。

　　战后的几十年，日本人在费尽心力地弥补着这个缺憾。

　　■“搜骨”经历漫长坎坷，但日本人执着如初

　　在日军野炮56联队战记《炮烟》一书的附录中，有一份日本战后在缅甸收敛阵亡人员遗骨的资料，是自1975年首次向缅甸派出“收骨团”赴缅，直至1980年派出“慰灵团”来我国云南活动的大事记。每次收骨回国后，日本国内的各部队战友会即组织慰灵祭，资料中还附有侵占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龙兵团）及其所辖野炮56联队的历次祭奠活动的详细记录。

　　这一切的发端，是日本于1973年发起成立“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推动日本政府厚生省于1974年制定出“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并为即将派出的“全缅战联协”团员募集活动资金，在当年4月和10月两次共募得8500万日元。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缅甸战场的阵亡人员约为13.7万，因此留下大量未能及时处理的弃尸。

　　1975年，第一次“收骨团”踏上了赴缅旅程，成员由141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10名，老兵90名，阵亡者遗族25名，还有志愿者组成的“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15名。此次，共收集遗骨10717柱。

　　1976年，第二次“收骨团”赴缅，此次由163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12人，老兵100名，阵亡者遗族40名，“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10名。此次共收集遗骨12589柱。

　　以上两次共搜集遗骨23306柱。

　　日本方面如何在缅甸打开的局面，笔者未见详细的资料，然而“金钱铺路”这一点却是不会错的。

　　战争时期，缅甸为英国殖民地。日本为实现侵缅意图，战前即派遣特务赴缅积极活动，以支持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为诱饵，组织昂山、奈温等一批缅甸民族精英在日占区台湾、海南予以培训，又秘密遣返回国组建缅甸独立军，在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时积极配合；当时，中国派出远征军第一路赴缅与英军并肩抗日，很多缅甸人却对我怀有深深敌意。虽然昂山后来看清形势，于1944年倒戈加入了反法西斯战线，协助盟军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投降，但1947年英国又反悔当初允诺缅甸独立的协议，指使歹徒刺杀了昂山，使缅甸人深受伤害。此后，缅甸民族主义意识日趋浓烈，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昂山的继任者奈温以仇华反共为政治基点，铲平了缅甸境内的大量中国军人墓地和纪念碑，却对前来收骨、慰灵的日本人予以配合。

　　从1975年开始，在政府、财团和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人在缅甸打通了种种关节，在各个战场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还是居民房，日本人皆重金买下做祭祀之所，甚至，为战死缅甸的军马也立了纪念碑。距曼德勒三十多英里、伊洛瓦底江边的自敢山，为缅甸著名佛教胜地，山上山下佛塔林立。风光最佳处，有一座由日本人出资修建的巨型鎏金佛塔，是其悼念战死者亡魂之所，白色佛塔基座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几千个日本军人的名字。以这座塔为中心，四面有日本人修建的各种慰灵塔、悼魂碑、镇魂牌。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量日本人在僧人带领下来这里进行祭祀活动。日本人为在缅甸和滇西战死的800匹军马所建立的纪念碑，在它旁边，还有一块由台湾人立的台湾籍日军战死者的纪念碑。

　　几乎与在缅甸的活动同步，日本人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云南的活动。虽然期间经历漫长坎坷，但日本人却始终执着如初。

　　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云南昆明。他们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阵亡日军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这是作家邓贤在《大国之魂》中提及日本最早为滇西遗骨问题与中国方面的交涉。

　　1978年，原侵华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后来这本书写成了，就是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异国的鬼》。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人却个个愁眉不展，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临行前，他们面西肃立，而后长跪不起。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奠日军亡灵的。

　　1980年1月，日本人终于在战后首次踏上滇西的土地。这次，由日本“全缅战联协”派遣的“云南地区慰灵团”来到中国。大概在外交接洽环节，日方已考虑到在中国收骨不会成功，这一次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了10个人来摸情况，成员由清一色老兵组成，以甲谷秀太郎为团长。这次品野实又积极争取，却仍未能被选中，大概因为他在战争时期仅参加了龙陵作战，不属最重要的亲历者。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0个日本老兵中，有从松山战场奉命逃出去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在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据品野实《异国的鬼》一书记述，“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得到了滇西战场上的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的日本人终于可以以“旅游观光”的名义来到滇西。在松山旧战场上，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祷告⋯⋯当地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日本老者，曾带着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有当地的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逃出去的日军炮兵中尉吧？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1980年起他来滇西十多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族，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所驻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阵亡者立碑之事，却属非分之想。

　　笔者在滇西采访期间，常常听到当地人说起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这些，自然是日本方面在通过外交努力无果，从而私下活动后播散出来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据载，“云南地区慰灵团”自1980年起至1990年代，至少4次来到云南，曾改换名义为“日中友好恳谈会”，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年7月，日本“全缅战联协”常务理事甲谷秀太郎一行4人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参加活动的老兵们当时已六七十岁，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

　　1990年，陈晓耘应邀参加了欢迎甲谷秀太郎的宴会。甲谷认为陈晓耘是日本公司雇员，似可信任，所以在昆明逗留期间曾多次到陈晓耘工作之处拜访。陈晓耘了解到，甲谷参加过侵缅战争。一次，甲谷将一份滇西各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给了陈晓耘，其中《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即腾冲，为旧地名）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1944年6月至9月的战斗情况。甲谷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做了谢罪，同时希望收集遗骨的事能有所突破。在多次通过外交的、民间的交涉未果后，甲谷希望陈晓耘能帮他在此事上做些工作，回到日本后又多次来电。但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所以婉拒了他的请求，并请他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那么，当年日军丢弃在滇西的遗骨情况到底如何呢？

　　据资料，有少量是在战死后由日军自行处理的，活下来的日本老兵曾记录保存下来一些资料；大量的则因无法及时收尸，在战后由当地人收敛掩埋了，由于当事人纷纷离世，已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但是，当地也保留下了日军丢弃的一些遗骨，并挖掘出了一部分，至今仍集中保存着。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是国内最早披露这一信息的人。2002年，方军在龙陵采访见证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时，曾看到了这些日军遗骨，并在《保山日报》首次报道。据当时龙陵县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1988年至1989年，县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组织挖掘的目的，一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骨和遗物被装在陶罐和木箱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县史志办的仓库内。据闻，2005年龙陵抗战纪念广场落成，这些东西又被搬迁到了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方军曾对所看到的日军遗物做分类介绍：

　　有五个陶罐装的骨灰，是日军第56师团将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兵烧成骨灰，带入中国滇西的。据说日军当时曾准备带着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庆去。装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

　　当年战事结束后，当地群众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而收敛日军尸体，属于草草掩埋。1988年，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装在本地烧制的三十几个陶罐里。

　　此外，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日军的钢盔、皮鞋、饭盒和炮弹等物品，装在二十几个木箱里。

　　据闻，日本方面看到后，曾与中国外交部交涉，希望就此遗骨的返还问题进行磋商。但此后的消息是，当地政府回应本地并无此物，媒体刊载的消息属作者个人行为，本地不予证实。

　　“与时间赛跑”的“搜骨事业”

　　《看历史》文│余戈

　　2011年“两会”上，解放军人大代表、作家裘山山提出了收敛缅甸阵亡将士遗骨回国安葬的提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热议。该提案是否通过，通过后将如何实施，目前尚未见进一步消息。

　　实际上，中国政府面对“海外收骨”问题已有时日。

　　2008年12月，一些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称，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现了国军抗战将士的遗骸，这些官兵是在战场上被俘后被日军强迫至此奴役的劳工。次年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巴新的中国抗战将士遗骸问题，我们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予以纪念。此后，由海峡两岸和谐发展基金会组成的活动筹备组，于当年清明节前后赴现地考察中国抗日将士的墓地，并为迎接遗骸做准备。

　　但这件事后来的结果是，台湾方面派出的现地勘查人员，抄录下了可辨识姓名的636名抗日将士英名带回台湾，于2009年3月7日举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军阵亡将士总灵位”安灵典礼，将抗日将士英灵入祀台北圆山“忠烈祠”。

　　尽管遗骸没有归葬大陆，这也算一个安慰吧。

　　据报道，2011年中国政府低调启动了境外烈士墓园和纪念设施国家保护工程。8月18日，民政部优抚局的官员向《凤凰周刊》记者披露，“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的搜集工作已经在数月前开展”；“在2014年到来之前，境外烈士墓葬的迁移、修缮、整合工作将完美结束”。由于此项海外烈士墓园保护工程仅限于中共建政后的战殁军人，国民党远征军的境外英魂未来会否被纳入官方视野，一时间，网友们议论纷纷。

　　此后的一条新闻又让人们看到了希望。2011年9月13日，在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共同努力下，19具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被从缅甸迎送回国，郑重地安放在腾冲“国殇墓园”。长期从事抗战老兵公益事业的孙春龙说，此举“已经开启了中国军人海外遗骸回国的第一步”。

　　此时，已经比1974年日本厚生省制定“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晚了37年。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然而，当我们开始着手此事，能否做到“后来居上”而不留遗憾，却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这方面，借鉴“他山之石”是非常必要的，而最应当学习的是日本的经验。

　　三十多年前，日本政府启动“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时也是低调行事，在我们忙于“文革”无暇顾及之时，他们在扎扎实实地办这件大事。这是一件已持续近四十载的漫长工程，目前日本对海外遗骨的收集工作已近尾声，行事风格却越来越显得高调。

　　2010年7月18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宣布，组成以阿久津幸彦首相辅佐官为领导的政府“特命队”，展开对太平洋战争末期硫磺岛战役相关遗骨的收集工作。12月14日，菅直人登上硫磺岛视察政府“特命队”收殓日军尸骨的工作。登岛后，菅直人换了一身蓝色制服，在执政党民主党和在野党自由民主党等议员的陪同下，分别前往自卫队基地跑道西侧和南部折钵山山脚的两处发掘点视察。其间，菅直人还戴上白色棉纱手套，跪在地上收敛遗骨。

　　硫磺岛是西太平洋小笠原群岛的一座火山岛，位于东京以南约1250公里处。1945年，美军登陆硫磺岛并与守岛日军展开约一个月的激战，约两万名日军士兵和6800名美军士兵战死。据报道，此前日本已收敛遗骨8715具；“特命队”工作半年收敛遗骨约三百具，还有约一万三千万名日军尸骨没有得到收殓。对此，菅直人向媒体表示：“这是国家的责任，也是义务。至今硫磺岛的战死者只收集了4成的遗骨，进展太缓慢了。”

　　在二战结束60周年的2005年，日本政府曾称，战争期间死在海外的240万日本人中，有一半找不到遗骸。据日本厚生省公布的数据，已经验证身份的死亡人员约为八十五万，包括30万平民。还有35万无法确定身份的遗骸已经找回，被埋葬在东京都千代田的“千鸟渊战殁者墓苑”。另外还有大约116万散落在地域辽阔的旧战场——从太平洋上的硫磺岛、塞班岛、冲绳岛，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和缅甸，再到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如前所述，日本厚生省制定缅甸战场“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是1974年，但实际上搜集遗骨的工作，则于1951年美国单方面邀请52个国家对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的次年即已实施，最初主要由日军遗族参与；而日本政府则于1967年第一次派遣了太平洋战场“搜骨团”。截至2009年，即已向海外派遣“搜骨团”240余批次，共搜集遗骨近四十万柱。

　　对于搜集到的遗骨，日本政府均由国家出资，指定东京牙科大学等十几个医学机构进行DNA鉴定，而后交还日军遗族手中。DNA鉴定是通过对牙齿或指骨细胞染色体的比对来判别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据报道，2005年在东京霞关的政府联合办公大楼里陈列着近七千根遗骨，而等待鉴定结果的遗族超过了一千人。厚生省社会援护局的一位人士指出：“考虑到遗族的老龄化，工作人员会尽可能早地判明遗骨的身份；但由于技术上难度较大，只能与时间赛跑。”

　　日本搜集遗骨工作，走的是官民结合的路子，官方由日本厚生省组织领导，民间则由各界志愿者组成一支支“搜骨团”，官民之间配合协调，在长达数十载的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专业化的操作套路。

　　从1975年日本赴缅甸“搜骨团”组成情况可知，每支队伍均由厚生省官员、幸存老兵代表、阵亡者遗族及志愿者多方构成。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能做成，关键在于日本防卫厅和厚生省保存着较完备的阵亡者名簿，死亡时间、地点记得一清二楚，如此才能按图索骥。并且，每次都派出了各部队老兵代表，他们知道在哪里打过仗，谁在此处阵亡，所以在“收骨团”中起主导作用。近年来，随着旧日军战友会老兵大量离世，日本国战死者遗体收容团、日本遗族会、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空援队等志愿者团队（NGO/NPO组织）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里，值得一提是“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JYMA）。

　　“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由1967年成立的日本“学生慰灵团”发展组建。该组织的活动目标为：一是在日军“玉碎”战场慰灵，建立慰灵碑；二是调查当地政治、经济、地理、风俗；三是向当地人介绍日本文化，传达亲善。据介绍，加入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并参加收骨活动，需经历填写入会志愿书、选考、宣誓入会、派遣志愿发表、派遣队编成、参加培训班、出发准备、政府派遣、归还提交报告等九个环节，经过锻炼后均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绝非一般的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那么简单。

　　从日本政府于1968年向太平洋贝里琉岛派遣第二批“搜骨团”始，初期的日本“学生慰灵团”即派代表参加，截至2009年已参加244批次“搜骨团”行动。这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考虑——对于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搜骨事业”（JYMA官网语），也许只有一代代青年人的加入，才能最终贯彻到底；而在这一过程中对日本青年进行精神熏陶，更有着难以言说的深意。

　　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从海外搜集到的遗骨，除少数经过DNA鉴定被确认身份而交还其亲属，大多数都是经粗略判定属于日本人的无名战殁者。对于这些数量巨大的遗骨如何安置，从一开始日本方面就做了长远设计。1959年3月，日本政府在东京都千代田建成“千鸟渊战殁者墓园”，集中埋葬了此前收集到的87000柱无名阵亡者遗骨，竣工时举行了追悼仪式。1965年3月，在此举行了“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并从次年起，每年春季均举行“千鸟渊战殁者墓园拜礼式”，以迎接不断从海外搜集回归的无名阵亡者遗骨。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预先建立一个这样的全国性无名阵亡者公墓及连续性的接纳遗骨制度，“搜骨安灵”工作只能是一桩带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新闻事件”或“政绩工程”。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旧日本帝国将统帅权与祭祀权视为统治权核心，无疑源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理念，但他们在漫长的坚持、发展和弘扬中，让今天的我们已难以辨认其渊源并能真正予以理解。

　　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里，保存着一面步兵第321联队军旗，这是日本战后一个叫做“神道天行居”的右翼宗教组织隐匿保存下来的，这也是世间仅存的一面日本军旗。“神道天行居”的发起人是一个叫友清的僧人，其人极力倡导所谓“灵的国防”的思想。以到处在日军昔日战地修筑“慰灵”设施和举行祭祀为主要活动。

　　作为“精神国防”的基础，当然是守护“靖国亡灵”，将其当作一枚被冰藏的“精神原子弹”。这正是日本在“遗骨”和“亡灵”问题上全部努力的深层动机。可以想见，只要供奉着这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大和民族的“理想之花”就随时可能重新绽放。

　　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看历史》文│杨程屹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说：“搜寻失踪军人的遗骸是一个光荣的使命，是高贵的行动，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践行。”也许对于美国人来说，这项任务的意义并不在于数字，而关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民失亲之痛的哀悯。

　　1998年5月14日，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哀婉的风笛演奏后，身着制服的军人们挖开如茸绿草，将掩埋在黑色泥土下的无名士兵遗骸小心移出，送往国防部下属的DNA检测机构。

　　一个月后，这名士兵遗骸被重新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几行新字：“来自圣路易的迈克尔.J.布拉西，美国空军中尉，卒于越南战争。”

　　这仅仅是美国搜寻军人遗骸行动中的一个小事件。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一个名叫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美国军方机构多年来一直矢志不移地在世界各地执行着堂吉诃德式的任务：搜寻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遗骸，将他们带回美国，确认身份，并将他们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这样大费周章的行动对于信奉“入土为安”的东方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我们仅仅是想找到一把钥匙，帮助他们的亲人关上过去的那扇门。”美国驻科威特陆军武官马克•里维斯中校这样解释道。

　　■从未愈合的空洞

　　“敌人友人肩并肩，野草漫生在肋骨之间，闪着罂粟花的眼窝、生锈的武器，很快在荆棘之下被忘记。”这是挪威诗人豪格《朝鲜》一诗中所描述的硝烟散尽的战场，逝者如斯。

　　然而并非如此，至少那些在战场上消逝的美国士兵从未被遗忘。

　　“我的心里一直有个空洞，直到今天也没能愈合。”杜西娅•英格曼在普林斯顿的会议上对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官员们说。45年前，杜西娅•英格曼的丈夫，海军中校爱德华•罗米格在越南战争期间执行物资运送任务时飞机爆炸坠毁在南中国海。

　　时至今日，英格曼仍然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丈夫的情景：那是六月的一个清晨，她带着两岁的孩子向他告别，加尼福利亚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在丈夫的脸上映出些许斑驳的阴影来，英格曼有些隐隐的不安。爱德华？罗米格轻吻着英格曼怀孕5个月的肚子，承诺会平安归来。随后，他微笑着挥挥手离开家，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葬礼，没有遗骸，什么都没有。”英格曼对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的官员们抱怨道。

　　在美国，像英格曼一样翘首期盼着军人遗骸归来的人有很多。根据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的统计数据，二战期间美军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一共失踪了7.4万军人，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有八千一百多具士兵遗骸下落不明，加上在越南战争和波斯湾战争中失踪的军人，大约有8.3万美军遗骸仍待搜寻。

　　■“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找到他，并把他带回来”《拯救大兵瑞恩》里将军如是说，美国政府对每一个战场失踪士兵的家人也这般承诺道。

　　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甚至表示，在他进行的越南访问中，寻找越战中失踪的美军士兵遗骸将成为他的主要议程：“美国不会停止寻找，直到战争中失踪人员的遗骸都被送回美国。”

　　如果一切都像发号施令般简单，英格曼们就不必陷入漫漫无期的等待了。

　　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战争双方在《巴黎和平协议》上签字约定：“相互合作寻找战争中失踪的士兵遗骸。”但一直到80年代末，越南政府都否认他们曾经找到美国士兵的遗骸，也不愿意为美国提供任何关于士兵遗骸的具体信息。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的遗骸搜寻工作也遭遇了重重阻力，朝鲜政府拒绝提供战俘营地理分布资料，朝鲜方面认为这涉及到国家机密。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在二战战场上失踪的士兵，“二战家属寻找失踪人员组织”的负责人丽莎•菲利普斯说：“这些人是更老的一代，我们不知道该求助谁。”

　　随着时间流逝，那些能够为遗骸搜寻工作提供帮助的目击者、历史学家和DNA保存者或垂垂老矣，或相继辞世，这令美国政府感到忧虑。为了尽快找到那些消逝在异国土地上的美国士兵，美国国防部专门每年投入15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建立了一个由考古专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拆弹专家、老兵与DNA鉴定专家等组成的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小组。

　　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每年在国内召开10次失踪士兵家属参加的会议，以了解更多的失踪士兵讯息，同时也是为了搜集保存更多的DNA样本。在海外的遗骸搜寻行动中，搜寻人员借助全球定位系统、金属探测仪以及地层辐射雷达等高技术装备与当地政府进行合作搜寻。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指挥部副指挥强尼•韦伯说：“无论这个目标有多么渺茫，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手头的资源，展开更大范围的搜寻。”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些东西，任何与爱德华有关的东西，那都很棒。”在听说了失踪43年的美军飞行员劳伦斯的遗骸被找到的故事后，英格曼的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来自中国的小希望

　　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在越南和朝鲜长期求而不得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

　　在中国的遗骸搜寻工作是从二战期间失踪飞行员开始的。在1942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四五百架“飞虎队”战机坠毁在中国西南、中南各省的田野山头。在1942年开辟的援华空中运输通道“驼峰双线”一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多达1579人。

　　因为中国人对来华抗日的异国战士的特殊情谊，加之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与“飞虎队”飞行员在抗战时结下的交情，198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副司令员韦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在中国的遗骸搜寻行动也得到大力支持和帮助。

　　但美军在中国的遗骸搜寻行动并不一帆风顺。

　　首要的问题是中国方面怀疑如此费尽心血耗尽巨资地搜寻遗骸是否值得。中国诗人龚自珍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一直试图向中国人解释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动机很简单，就是把战友带回家，让他们能魂归故乡。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间关系。随着80年代末中美关系恶化，双方在军人遗骸搜寻方面的合作也陷入了僵局。这一切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得到改善。

　　1996年10月2日，两个在广西猫儿山采药的中国农民潘奇斌和蒋军在悬崖断壁上发现了在二战中失踪的美军飞机遗骸，火速上报给政府。随后，中国政府将此事通报给美国大使馆，中美两国派出专人前往广西搜寻机组人员的遗骸。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大山野岭里，美国人和当地人一起用原始的农用工具，甚至用手挖土，最终找到了美军机组人员的遗骸。后来，中国探险家严江征带着80岁高龄的飞虎队老兵汉斯，穿越云南高黎贡山雨季的山岳丛林，找到了汉斯的队友于1943年坠毁在这里的第53号运输机残骸⋯⋯

　　“二战”飞行员遗骸工作成为了美军遗骸海外搜寻行动的突破口。同时，随着中国掌握的一批朝鲜战争档案解密，为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工作人员获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管理的2000名被俘美国军人最终命运带来了曙光。

　　1996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马尼拉和克林顿的会晤中详细讨论了美国士兵遗骸搜寻工作的合作事宜。2008年2月29日，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在上海签订合作备忘录，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的工作全面启动。同年4月，美国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DPMO）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就备忘录实施细节达成一致。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授权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美国政府海外行政合作支持服务购买计划（ICASS），向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每6个月支付7.5万美元，以帮助美国搜寻在华失踪的士兵遗骸。

　　英格曼希望45年前消失在南中国海的丈夫遗骸能够在中美合作搜寻背景下被找到，她相信“美军的传统是不抛弃每一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正是在“带每个人回家”这样的理念支撑下，除了与中国的合作，美国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办公处在朝鲜、菲律宾、越南和老挝等国家坚持不懈地开展士兵遗骸搜寻工作。

　　为了顺利在越南进行遗骸搜寻，美国同意每年支付100万美元帮助越南建立自己的失踪士兵搜寻机构，作为回报，越南方面放宽了美国对越战中死亡失踪士兵档案的查询限制。

　　此外，在美国政府压力下，朝鲜曾经在1990年到1994年间向美国政府交付了208具美军遗骸。1996年，美国开始同韩国和朝鲜方面正式谈判，寻求在两国境内联合搜寻失踪美军遗骸。截至2005年，美朝在朝鲜境内进行过32次联合挖掘，共挖掘出美军遗骸二百二十多具，其中有20具已被证实是美军士兵遗体并已送还给他们的亲人。由于朝核危机，从2005年年底开始，美国在朝鲜境内的搜寻工作被迫中止。经过五年的停滞后，2011年8月，朝鲜终于同意让美国在朝鲜境内重启士兵遗骸搜寻工作。

　　然而，这仅仅是全世界失踪美军的一小部分，失踪美军的数字随着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扩大作战随时在增加。搜寻小组成员美国人类学家安德鲁•蒂莱尔说：“我想，有人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你们永远无法完成这项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开始？’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有个结局，重要的是将事情本身作为一个目标，只有这样，这些人的故事才会被人们铭记。”

　　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曾说：“搜寻失踪军人的遗骸是一个光荣的使命，是高贵的行动，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践行。”也许对于美国人来说，这项任务的意义并不在于数字，而关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人民失亲之痛的哀悯。

　　“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也渐渐老了，我想要有一个结束，为爱德华举行一个真正的仪式。”英格曼看着刚刚做完DNA登记的女儿，这样说道。

　　没有一人遗留在异国他乡

　　《看历史》文│梁捷

　　2009年7月，澳大利亚军方在越南与老挝边境附近一处偏远的山坡上最后两名失踪士兵的遗骸得以运回国内。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三军没有一人遗留在异国他乡。

　　上世纪6、70年代的越战，除了北越、南越和美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比如韩国、中国、泰国、菲律宾等等，澳大利亚也在其中。据统计，从1965年6月澳大利亚第一次派兵到越南，加入美国173独立空降旅，一直到1971年澳大利亚完全撤离越南，总共有5万多名澳大利亚军人先后服役于越南，16个旅参与军事行动，504人死亡，三千多人受伤。

　　这五百名多澳军阵亡士兵的遗体，当时基本都被找到，运回国内安葬。只是还有6名士兵一直失踪。六十年代后期，与美国同步，澳洲国内反战呼声越来越高，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民众反战，政府不得不开始撤兵。1971年12月，最后一个澳大利亚军人离开越南。不久，美国也全面撤出越南，1975年，越共统一越南，战争结束。

　　越战之后，澳洲逐步调整外交政策，融入亚洲，开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可是在越战中失踪的6位士兵的遗骸，始终是澳洲人的一个心结。

　　又过了几十年，2007年到2008年间，4名失踪士兵的遗骸偶然被发现并被运回澳大利亚，失踪人数减少到2人。具体而言，1970年11月3日，迈克尔•赫伯特和罗伯特•卡弗这两名士兵驾驶一架轰炸机完成一项夜间轰炸任务，在返回基地途中在一处偏远丛林中坠毁。由于无人知道飞机坠毁的准确地点，所以一直难以查明他们的下落。

　　2009年4月，根据相关线索，澳大利亚军方在越南与老挝边境附近一处偏远的山坡上终于发现了失事飞机的残骸。7月，这两名士兵的遗骸被找到并得到确认。时隔近39年，两人的遗骸得以运回国内，这也标志着澳大利亚参与越战痛苦历史的完全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