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战略地位

资料图：中国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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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美国政府实行“重欧轻亚、先欧后亚”政策之机，迅速向太平洋和东南亚侵略扩张，缅甸成为盟国和日本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根据盟国的总体部署，中国政府组织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开辟了缅甸战场，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从中国和盟国对日作战战略构想及其实施情况加以分析，以正确评价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在盟国对日作战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虽然它发生在远东战局的一角，却牵动着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纵观中国与盟国对日作战战略构想形成及其实施的过程，中国军队入缅在盟军的对日作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一、打破日军战略图谋，掀开盟军亚洲战场胜利反攻的序幕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南进势如破竹，盟军在东南亚的防御迅速瓦解。一直被视为战略重地的马来亚、新加坡不到70天就遭到毁灭性打击，菲律宾的抵抗也只坚持5个多月，而防务薄弱的缅甸保卫战却坚持了5个半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十万军队的支援。

　　日本侵缅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断绝中国外援通道，迫使蒋介石政府就范；直接威胁英属印度，并与德国在中东会师，以缅甸为基地，与英美长期作战。这样，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在盟国对日作战的战略中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英国希望中国给予其军事援助，将日军钳住在缅甸，以确保其远东的核心堡垒一一印度，丘吉尔宣称，非有中国的帮助，“无法谈持久的战斗，也无法谈保卫腊戊和仰光之间的铁路线”，[1]“他们在远东的战线就要成为一条没有后方的悬孤”。[2]而美国则认为中国战场与它更有直接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纽约时报》即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之战事，即为我等之战事，中国对日本施用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将军愈有战胜之机会”。[3]美国在它无力移主力于太平洋时，特别希望中国能够牵制、消耗日军，防止日本乘机夺取澳洲和整个太平洋；同时，美国也很看重缅甸战场，将它视作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西冀和关系中国战场存亡的关键。因此，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不单具有维持蒋介石政权的作用，而且负有稳定盟国远东重要战区一中国战区和中缅印战区的局面，阻止日本进一步南侵，特别是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的义务。缅甸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两个堡垒--新加坡和印度的枢纽，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前，英国在缅甸的防务非常松弛。对英国而言，缅甸是印度的前哨，保卫缅甸最根本的是为保印度。在许多英国人看来，缅甸的意义实际在于维持中国的对外交通线，巩固蒋介石政权，那么直接获利的是中国人，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人，因为缅甸的得失关系着美国在远东的战局和霸权；而对英国，其失陷并不产生牵动全局的重大影响。

　　然而，由于中英两国战略的分歧，特别是英国的阻挠，中国军队迟迟不能入缅及早布防，致使中国军队错过了防御部署的有利时机，自始至终处于被动的状态。但是中国军队作战英勇，屡挫敌锋，给日军以重创，连不可一视的日军也惊呼：“南进以来，从未遇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队。”[4]在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多次给英军以支援，特别值得一树的是仁安羌大捷。1942年4月，远征军新三十八师113团在仁安羌油田解救了7000名英军、500名美国传教士、记者和被俘的英军，并伤敌500余人，中国军队只损失100余人，这一战绩轰动了盟国。为此，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113团团长孙继光都受到了英国政府颁发的奖章。

　　缅北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战场，尤其是盟军太平洋上的反攻。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马歇尔主张在缅甸采取行动，以此牵制日军，使之无力增援太平洋，中国军队的英勇奋战，正是实现了盟军这一战略。中国军队不仅给日军以牵制，而且给日军以重创。至1945年初，中国远征军全歼日军第十八师团和五十六师团的全部五万余人，重创敌第二、三十二师团，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同时，缅战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日军企图以陆军与美军决战的信心。美军转入反攻后，日军在太平洋上接连道到失败，但日本仍认为失败仅是在海上和空中，而对陆战尚抱信心，缅战以后，日军不得不承认“在缅甸战场上，自夸精锐的日本陆军被他们一向所轻视的中国军队打垮了”，它“给日本军部一个严重的打击”。[5]这对1945年后盟军全面对日反攻并最终取得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支援欧洲战场，有效配合盟军的“先欧后亚”战略

　　从盟军总体战略部署看，缅甸战事是盟国“先欧后亚”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是这一战略部署下的重要一役，保卫缅甸既反映了中国抗日战场的要求，也反映了英美等国的基本立场。对中国而言，滇缅公路是中国物质来源的一大命脉，被视为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蒋介石表现非常迫切和积极。但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迫切和积极从总体上符合盟国共同利益的需要。缅甸失守后，收复缅甸在英美的对日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盟国收复缅甸，不仅可以恢复中印英美的海上交通，而且可以拿它作为太平洋上的反攻基地，收复缅甸，是“真正准备大陆反攻的有利步骤”。[6]尤其美国把取道缅甸，打通中国陆上通道，以中国为依托作为反攻日本的捷径，中国军队第二次入缅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的。蒋介石认为：“(1)规复缅甸可建立反攻日本之基地，使盟国尔后攻势作战容易；(2)可巩固印度，彻底击败轴心国会师中东之企图；(3)打通中印交通，使美国援华物资大量输入，极早完成中国总反攻之准备；(4)牵制日本陆海空军使不能再行增辟战场”。[7]当然。蒋介石战略的出发点是维护他自己的统治政权，争取更多的美援。但是，在这一根本目的之下，也有其某些程度上针对日军侵缅目的，符合盟军对日战略指导原则的一面。

　　德黑兰会议后，由于苏联的对日参战，美国放弃了打通滇缅公路，以中国为基地反攻日本的战略，但是并不可因此贬低中国战场、中国军队的作用。历史事实是，虽然苏联参战对于打败日本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消灭日军的主力是中国战场。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奋战，已在东方毁灭性地打击了日军。而当美军从中太平洋反攻日本时，中国军队在缅的作战为它们的进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在盟军对日战略中的战略地位，它是保证盟国先欧后亚全球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是盟军总体战略部署下的重要战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打通了援华物资的通道，对中国战场的胜利起了支援作用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随着日本侵华的不断深入，为数不多的工业城市、港口相继沦陷，因此，无论是盟国维持中国战场以牵制日本的需要，还是蒋介石获取外援充实力量的需要，确保中国与外界交通线的畅通一直是紧迫的问题。日本一直把缅甸作其南方防务的边睡，认为占领缅甸“无论是在切断援蒋公路，对重庆施加军事压力，还是策动印度反英的政略和战略施策上，都具有战争指导上的意义”。[8]

　　由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戌的滇缅公路自1938年9月通车后，一直成为中国外援物资运输的大动脉，特别是1940年9月日军切断滇越铁路之后。滇缅路即成为国民党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对蒋介石来说，要粉碎日军通过缅甸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并且实现追随美国、争取美援的战略构想，必须确保滇缅公路的畅通无阻。

　　1941年初，中英两国开始酝酿军事同盟。太平洋战争打响后，蒋介石力争保住缅甸的态度更加明朗。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订《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形成对日军事同盟。国民党政府成立以军令部次长林蔚为团长的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和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任司令的昆明防守司令部；陆续调部队驻守在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沿线；调第五、六、六十六三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进驻云南待命。蒋介石向英方表示“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谴八万人入缅作战”。[9]以后他多次向英方表示了这个意愿，但未能得到英方接受。1942年2月日军轻取毛淡棉，进逼仰光，应英方的请求，中国政府即派三军开赴缅甸。

　　1944年5月为了配合远征军缅北反攻，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向黎贡山、龙陵和松山等地之敌发起强大的攻势，并迅速拿下高黎贡山。但在松山、腾冲、龙陵等地却因工事坚固，守敌顽强，攻克十分不易，战况异常惨烈。经过远征军官兵半年苦战，牺牲一了数万将士性命，才于9月7日攻下松山，9月14日克服腾冲，11月3日攻占龙陵，11月20日占领芒市。1945年1月，滇西远征军攻出国门，于27日与驻印军在芝友会师。缅北、滇西反攻战历时一年半，以盟国方面完全取得胜利而告结束。

　　中国军队收复缅北，打通了中国与盟国的陆上交通线，而且使空运航线在缅北有了一个中转基地--密支那，这样就使中国得到的外援大大增加了。1945年初，中印公路终于通车，同时，与公路平行还铺没了一条输油管道，随后大批战略物资输入中国国内，其输量非常可观。1945年1月至8月，通过空运、中印公路和油管运送的援华物资共达49.6万吨，这些战略物资对中国战场物质力量的补充起了一定作用。在此基础上，国民党拟定了装备35个美械师和若干特种部队的方案，准备大反攻，对此，何应钦有过评价：“因得此次物资之运输供应，我国军大部遂获重新装备迅速恢复战力”。[10]远征军反攻滇西缅北的胜利，打通中印公路，这无疑加强了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反攻的胜利，赶走了滇西缅北的日军，这就完全解除了我国西南边境所受的威胁，粉碎了日本南方军北进和其向中国派遣军南下会合的企图，从而为我军抗日总反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2][3]戴孝庆、罗洪彰：《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7、17、48页。

　　[4]《重庆扫荡报》，1943年11月26日。《戴安澜将军传》。

　　[5]日本历史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文版，第42页。

　　[6]《新华日报》1943年1月22日

　　[7]《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

　　[8]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749页。

　　[9] 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287页。

　　[10]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1982年版，第481页。

　　作者简介：张 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务部军事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