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烈罗忠毅：笑看生死的新四军抗日尖刀

罗忠毅。

　　罗忠毅，1910年出生在湖北省襄阳县襄城(现属襄樊市襄城区)二郎庙街一个贫农家里。

　　少年时代的罗忠毅，体格魁梧，性格憨厚，喜欢动脑筋想问题。他懂得爱、知道恨，他恨那如墨似漆的黑暗社会，他恨那榨取血汗的军阀、官僚；他爱他受苦受难的父亲，他爱和他父亲一样的穷苦百姓。他要进学堂，拜良师，学到报国救民的真理，打破旧世界，铲除人间的不平。他曾多次向父亲恳求：“不要叫我学生意，叫我上学读书吧!”罗忠毅10岁的时候，父亲同意他进襄阳模范高等小学读书了。

　　在启蒙的学生中，罗忠毅年龄较大，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糠粑粑，常受富家子弟的嘲笑，罗忠毅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一心刻苦读书，想从书本里学到本领。然而，事与愿违，当时的襄阳模范高等小学毫无例外地处在“黑暗沉霾，一团暮气”之中，课本中的文章大都是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品。罗忠毅对学校的那一套说教慢慢地反感起来。

　　正在这时，贫病交加的父亲含恨离开了人世。罗忠毅万分悲痛，他想，天总是要亮的，黑夜总会有尽头!我不能再像父辈一样去做忠实服役的20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1924年，革命先躯者肖楚女，第二次到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他把鲁迅的小说、杂文和李大钊的《今》等文章作为教材，在课堂上讲授，引导学生反帝、反封建，追求科学与民主。他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宣传《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并且亲自撰写《新聊斋志异》和《基督教底唯物营业》等文章，揭露襄阳道尹熊宾假慈善真狡诈的伪君子面目，痛斥了襄阳天主堂总司铎车格里披着宗教外衣用精神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无耻行径，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擦亮了受欺骗人民的眼睛。这时罗忠毅才14岁，虽然对革命道理不怎么了解，但在进步思想熏陶下，幼小的心灵，掀起了波澜。7月，二师掀起了反对反动校长单家淼的学生运动，罗忠毅怀着反抗的怒火同大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后来，革命浪潮由学校波及到社会，由反对反动校长单家淼发展到抵制英、日货的反帝斗争，置身在火热斗争浪潮中的罗忠毅的思想境界更加开阔了，他开始向往革命，感到只有革命才是他要走的光明大道。罗忠毅和他的小伙伴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肖楚女、鲁迅、李大钊等人的文章，欢欣雀跃地参加学联领导下的各种活动。

　　1927年，罗忠毅目睹了大革命的风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为他以后参加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1927年7月，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十四路军十二师三十四混成旅旅长高树勋奉命率部到达襄阳。不久，高树勋提升为十二师师长。他决定在师部试办一所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派员到南阳和襄阳招收学生兵，校址就设在襄阳模范高等小学内，罗忠毅听说这支部队受过革命的影响，还唱国际歌，于是，决心效法班超，投笔从戎。

　　这所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襄阳住了两个月，就迁到河南确山去了。不久，冯玉祥不准军队办学，遂改为学兵营。在确山整编时，罗忠毅因身材魁梧，性格泼辣，被选到骑兵连当兵。

　　1930年，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十四路军孙连仲所属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诸师，被蒋介石缩编为两个师，番号改为二十六路军。蒋介石把这支部队视为杂牌军，在军饷、供给方面远不如嫡系部队优厚，广大官兵对这种歧视十分不满，蒋介石派到该军的政工人员也与该军官兵格格不入，敌对情绪很深。特别是学兵，除每天操练10个小时以外，还要进行抬土、挑砖、修路、种树等许多杂务劳动，很多学兵都忍受不了。罗忠毅却样样抢在前面干，他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主动帮助没有文化的战士写家信，教他们读书、写字、唱歌，为他们排忧解愁。罗忠毅朴素诚实，态度温和，亲近群众，很多下级军官和士兵把他视为知己。他勤奋好学，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一有空就读书；他虚心诚恳，不耻下问，拜一切人为师，学一切之长，他常告诫那些空谈报国之志的战友们说：“赤手空拳到哪里也不能救中国，应当立定志向，埋头苦干，争取掌握一定的武器和兵权，寻机报国”。

　　1931年春，罗忠毅所在部队由山东调到江西，参加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围剿”失败后，二十六路军奉命进入周围都是红色区域的宁都县城，因为经常受到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困扰，加上薪饷得不到保障，生活低劣，疫病流行，死亡率很高，每天达一二十人之多，致使人心动荡，军无斗志，厌战思乡，纷纷要求回北方老家。

　　罗忠毅在高树勋部整整干了四年，职务仅是班长。四年的部队生活，深深地教育了他，他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目睹了红军在他们进军的路上留下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分田地”、“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欢迎白军兄弟们拖枪来当红军”的标语口号，两相比较，谁革命，谁反动，泾渭分明。他胸中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种，就会燃烧起冲天的烈焰来。

　　中共在二十六路军的秘密组织，针对这支军队的处境和广大官兵的思想动态，利用矛盾，因势利导。通过大量的工作和周密的计划安排，1931年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000多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旅长董振堂等率领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像平地一声春雷，震动了国民党反动营垒，打乱了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的部署，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也给罗忠毅找到了真正的归宿。罗忠毅随全军一起被编入红军第五军团，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走上了向往的革命道路。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罗忠毅所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按照红军建军原则，从组织上、政治思想上进行了改编和整顿。

　　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罗忠毅的思想感情有了急剧的变化，他看到解放区里，男女平等，官兵一样，感到一切是那样新鲜，他幼年时代埋在心底的久久不能解答的许多问题在这里都有了答案，他觉得壮志可酬了。他干得十分起劲，进步很快，不久即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罗忠毅入党后，学习更加勤奋，他既学文化，又学政治，还研究军事，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都有了显著的提高。1932年攻打赣州和1933年粉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作战中，他都冲锋在前，敢打敢拼，屡立战功。组织上根据他的表现，先后提拔他担任红军排长、士兵委员会主任、连长、营长、团长、福建军区第二军区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兼参谋长、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江南指挥部参谋长、新二支队司令员、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等职务。

　　罗忠毅担任领导职务以后，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信心更足。他不仅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组织观念，而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在他以后的战斗历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罗忠毅留在苏区打游击。当时的游击战争是十分艰苦的。敌人在军事上以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实行“铁笼围剿”政策，跟踪追击，四面堵截；在政治上，他们派特务、叛徒到处搞招抚诱降。同时，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要求部队冒险进攻中心城市和打消耗战，使根据地屡遭破坏，武装力量不断地受到打击。面对强大的敌人，罗忠毅无所畏惧，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出生入死，历尽艰险，率领福建军区第二分区机关直属队和明光独立营，转入岩(龙岩)宁(宁洋)连(连城)红九团的游击根据地，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无数困难，经历了上百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顶住了机会主义的压力，保护了人民，壮大了革命队伍，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罗忠毅在陈毅、张鼎丞、粟裕等同志领导下，以茅山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坚持苏南敌后战争。

　　茅山根据地地处长江下游的宁、沪、杭三角地带，北靠长江，东南和太湖遥望，可直达淞沪，西南丘陵绵延，与皖东南和浙江北部接壤，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汪伪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更把茅山视为腹肘之地。因此，建立和发展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茅山根据地的建立，像一把锋利的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使盘踞在南京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汉奸政权的首领们，惶恐不安。日伪屡次出动大批人马，对茅山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均被打败。罗忠毅的部队正是在反“围剿”、反“扫荡”的斗争中得到了壮大，为新四军东进北上创造了条件。

　　1938年1月，新四军二支队在龙岩成立时，罗忠毅是张鼎丞、谭震林的得力助手，他对部队的编组、训练、供给和卫生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巩固扩大部队。”他建议，“要以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建军原则来建设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党组织采纳了他的意见，部队开展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一、二支队奉命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江苏南部，不是指长江以南)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在一个3000人的盛大欢迎会上，罗忠毅诚恳表示：“今后在陈、粟司令和刘、钟主任的领导下，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他以愉快的心情，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配。

　　江南指挥部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一支队的，有二支队的，有军部来的，还有从团里调来的，相互之间不熟悉，工作不够协调。罗忠毅亲自做各方的协调工作，在运用党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遵守群众纪律等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这支部队由不到5000人，很快发展到13000人。

　　江南指挥部在水西村的日子里，罗忠毅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他平易近人，不多讲话。在生活上，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一起睡地铺；行军中，他背自己的背包，一次，他的警卫员生了病，他把马让给警卫员骑，自己则牵着马走，同志们都非常感动。

　　1940年1月19日，党中央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2月10日，江南指挥部留下原二支队的机关和直属部队，在江苏安中里村成立新二支队，罗忠毅任司令员，廖海涛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沪宁铁路以南的部队，主要活动中心是茅山根据地。不久，为了统一苏南(路南)党政军的领导指挥，以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三人组成苏南军政委员会。

　　秋天，皖南新四军军部电令二支队领导机关，由茅山南移到溧阳、郎溪地区活动。当时苏南地区的斗争形势紧张，敌人“扫荡”频繁，一团团长王丰庆，二团副团长李复，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罗忠毅和廖海涛决定把支队机关转移到西溧地区水西以北活动。在这里他们接送了新四军军部先后撤出来的两批人员共1500多人。

　　12月，敌人对茅山地区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日军在廷陵、九里、丁庄、西阳、柳如等处，强奸妇女，乱杀无辜。留在茅山地区的新三团和当地党政军同志在罗忠毅、廖海涛等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1年1月，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动员八万多军队向皖南正在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率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二支队与军部联系中断，为了避免损失，罗忠毅、廖海涛和邓仲铭针对当时情况，决定部队分散行动，大家一面坚持战斗，一面设法和上级联系。

　　2月初，苏皖区党委在溧阳绿家庄召开会议，讨论党政军各部门的行动和工作。罗忠毅和邓仲铭等对皖南事变后苏南的形势作了分析，要求苏南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从思想上做好最困难的准备，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争取最后胜利。

　　会议决定由廖海涛带一部分机关人员和四团二营到太隔地区活动，并向太湖以东开展工作。罗忠毅，邓仲铭仍留在溧阳地区坚持斗争，收容皖南事变中失散人员，保护革命力量。

　　2月中旬，罗忠毅、邓仲铭带领机关和直属部队，到宜兴地区与廖海涛汇合，并向太湖地区活动。当时，苏皖区党委和二支队领导们仍没找到上级党组织，直到3月才接到陈毅来信和电报密码。

　　接上关系不久，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恢复新四军番号，扩大新四军编制，五个支队改成七个师的番号，茅山地区的部队属于第六师，六师师长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二支队改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罗忠毅兼任十六旅旅长，廖海涛任十六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胜为十六旅参谋长。

　　十六旅成立不久，谭震林由路北苏常太地区来到宜兴地区与十六旅旅部汇合。

　　5月21日，驻溧阳、宜兴、张诸地区的国民党第四十师和挺进队三个团共1000余人向我驻戴巷、黄金山十六旅旅部和四十六团进攻，沿途实行“三光”政策，妄想肃清和赶走革命武装。

　　当时溧水、茅山地区都还没有恢复，十六旅旅部一直驻在黄金山，四十六团驻在戴巷一带，旅部党委决定对进攻的顽军坚决予以回击。决心一下，谭震林坐镇指挥，罗忠毅亲临前线指挥作战，5月21日下午，顽军出动两个营的兵力。第一次向我阵地进攻，由于罗忠毅指挥得当，全体指战员奋勇杀敌，到黄昏时全歼顽军一个连，击溃一个营，残部即仓惶逃窜。初战告捷，谭震林和罗忠毅料到顽军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遂布置四十六团及其他部队，选择有利地形，埋伏起来。不出所料，第二天顽军集中两个团的兵力，第二次向黄金山阵地扑来，顽军进入火力圈后，罗忠毅命令伏兵出击。经过半日激战，歼灭顽军两个连200多人，缴获100多条枪，残部向溧阳、南渡方向逃窜。顽军恼羞成怒，拼凑集结了三个团的兵力，于24日由国民党四十师师长亲自指挥，再次向黄金山阵地发动猛攻。顽军的行动，早已在谭震林、罗忠毅等的预料之中，他们指挥所部已抓紧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在黄金山两侧构筑了工事，准备迎战。战斗开始以后，罗忠毅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四十六团集中主力向顽军背后攻打，击中了顽军要害，加上群众的大力支援，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顽军已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罗忠毅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又歼灭顽军两个营，这次战斗，前后持续了四天，共歼顽军四个营，击溃七个营，俘虏500余人，缴获战利品很多，仅子弹就有几万发。

　　黄金山战斗是坚持苏南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是关键性的战斗之一，这一仗一举收复了溧水，恢复了茅山地区，恢复和巩固了新四军在溧阳的阵地。这一仗锻炼了新四军四十六团的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坚持苏南斗争的信心，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的“新四军被消灭”的谣言，从而改变了敌顽我斗争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皖南事变后的危急局面，使溧阳以塘马为中心，成为苏南区党委和十六旅的活动根据地。此后两溧地区稳定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罗忠毅针对当时形势，抓紧时机，对部队进行了整训。

　　1941年秋，日本侵略者从中国抽兵参加太平洋战争，为了减少苏南新四军十六旅的威胁，确保其后方基地安全，11月28日，日军发动了震惊苏南的塘马战斗。

　　塘马是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坐落在溧阳县西北约20公里处的丘陵地带，它东面是长荡湖，北邻金坛、句容，西近京杭国道，沿线设有日伪据点，东南面是溧阳，属国民党统治区，驻有顽军。塘马在敌顽我三角斗争中，地理位置很重要，当时，新四军十六旅控制着塘马东西、南北各20公里的一块地方，其外围还有几公里至十几公里的游击区。中共驻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十六旅教导队以及前来集训的部队都驻在这里。

　　罗忠毅领导的新四军十六旅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它的建制共有三个团，即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当时四十八团已调往苏中，实际在茅山地区的只有四十六、四十七团。旅部特务连随旅部机关行动，担负着保卫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任务。11月26日，新四军情报人员获悉日军近来集结兵力，有偷袭、“扫荡”行动迹象的情报。接到情报后旅部于翌日下午4时召开机关科以上干部及部队营以上的干部会议，研究分析敌情。当时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日伪准备在塘马地区袭击我军，另一种可能是日伪向驻溧阳的国民党顽军发动进攻。两者比较，进攻我军的可能性大，罗忠毅当时作了三点部署：第一，加强战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第二，加强巡逻、警戒，派出侦察员向瓦屋山方向侦察；第三，兵工厂、被服厂坚壁清野，做好行动准备。

　　27日深夜，日军南浦旅团出动了步、骑、炮兵2000余人，伪军800余人，分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向塘马地区奔袭。

　　28日清晨，塘马战斗打响了，罗忠毅和政委廖海涛亲临前线指挥。罗忠毅从敌人射击的准确、冲锋的顽强上判断出这批敌人，大部分都是日军，并且来势凶猛，大有一举消灭我苏南党政军机关的企图，于是，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坚决阻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他在塘马村桥头，沉着地指挥党政军机关过桥，并命令旅参谋长王胜、旅部组织科长王直带领机关迅速向东转移。这时，敌人的炮弹已到塘马村头，罗忠毅屹立在桥头，等机关全部过桥后，立即同廖海涛率旅部特务连，在塘马东边王家庄，选择三面环河的有利地形，吸引敌人的火力，抗击敌人进攻。敌骑兵遭到二营六连的顽强阻击，死伤累累，战马也被打死打伤十余匹，敌人不得已又转向王家庄。这时，罗忠毅发现敌人已形成对我阵地的包围，为保存力量，减少损失，他要廖海涛带特务连先撤，由他指挥留下的部队继续同敌人周旋。但廖海涛为了整个机关的转移，为了使后方的1000多人走得远些，脱离危险，执意不肯走，坚持要罗忠毅先撤。等廖海涛被说服正要撤退时，日军又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爆炸掀起阵阵尘烟在阵地上腾空而起，散发着呛人的火药味，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罗忠毅拾起一位牺牲战士手中的三八盖枪，等敌人逼近时，大喊一声“打!”密集的枪弹、手榴弹射向敌人，四五次反复冲锋以后，敌人败退了，我们的部队得到了喘息。

　　不久，日军冲锋又开始了，并且比以往更凶猛。罗忠毅叫道：“共产党员站出来!真正革命的同志站出来!和敌人拼到底，怕死的，不是好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响应罗司令的号召，死要死到一起!”顿时很多刺刀拉出了鞘，上在枪尖上。

　　自动站好队，临时编好连，这一个重新整理是在半梭机枪的射击时间里完成的。罗忠毅命令机枪手：“把机枪架到村子外面去!”接着向大家说：“我们的子弹完了，手榴弹也光了。我们要用刺刀，用拳头，用枪托子向南突围。”他的手举得高高的，然后很快地落到面前：“打，现在就行动，向南出击”。

　　日军的一阵机枪扫射和炮弹搜索以后，没有遇到火力的还击，于是三四十个日军便一窝蜂前进了。日军冲到离我前沿阵地几十米的时候，我机枪近距离扫射，打倒了一批日军，接着罗忠毅带领几十个战士，一跃而起，猛虎一样扑上前去，敌人冷不防，很多日军死在战士们的刺刀下。日军又拥上来一批，将死在稻田里的日军拖了回去。接着打起更猛烈的机枪和炮弹。庄子里的人都被炮弹压到村子外面，机枪手也在转移阵地时牺牲了。罗忠毅亲自拿起机枪，弯着腰跑着，打着。他向同志们说：“我掩护你们向南冲!”又在稻田里和日军战成一团。日军一个个倒下来，新四军战士也一个个倒下来。塘马战斗是残酷的。罗忠毅和廖海涛亲率直属队200余人和20倍于己的日军兵力，展开血战，搏斗竟日，歼敌数百人，终于使党政军机关的同志和部分群众安全转移。罗忠毅、廖海涛不幸壮烈牺牲。

　　新四军军部得知罗忠毅等指战员壮烈殉国的噩耗后，为烈士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发出电文说：“罗、廖两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罗、廖两同志壮烈牺牲，全军一致追悼，昭彰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