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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亚历山大退役后谈斯诺登危机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2014年5月8日,基斯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记者克里斯的采访,基斯•亚历山大退役后接受这次采访,谈国安局和网络司令部的业务、网络安全、间谍问题,也谈到地区冲突问题。它认为,全球化时代提高了战争的风险。他相信我们处于在一个冲突性的地缘政治动态环境中发生误判的概率正在上升的时刻。他认为在未来十年发生严重的地区冲突的概率比过去十年或二十年更高。

  简历

  基思•亚历山大,在2014年3月31日退休,美国陆军四星将军,美国国家安全局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他也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美国网络司令部下辖海军第10舰队、第24航空队和陆军第二集团军。2005年8月1日到2014年3月28日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2010年5月21日到2014年3月28日担任网络司令部司令。

  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发生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全球反恐行动、本•拉登被击毙、发动进攻性网络武器(像“震网”)以挫败伊朗的核武器计划、针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网络攻击、情报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重大创新,和围绕爱德华•斯诺登泄露机密情报引起的国际争议等事件。

  一、加密和零日辩论(ZERO-DAY DEBATE)

  AFR :解密敌对方之间发送秘密信息的编码一直对世界大战的结局至关重要的(例如,解密德国的恩尼格码机),对于确定像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的位置以及防止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制造核武器也很重要。然而,许多人现在认为,情报机构不应主动破坏加密标准或技术,因为它对全球通信的完整性至关重要。你怎么认为?

  亚历山大将军:二战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一个密码机构,具有制定和破解编码的责任。国家安全局也是这样做的。

  有趣的变化是加密技术扩散到日常生活中。它曾经是,比方说,只有德国军队使用加密设备来加密他们的消息。但在今天的环境中,加密技术被嵌入到我们所有的通信中。

  当政府要求国家安全局搜集有关恐怖分子X的情报,而他使用公开可用的工具来加密他的消息,像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外国情报机构做出回应,说“对不起,我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密代码。

  但是,同样的规则适用于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程序,就像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任务遵循的一样。所有活动都是为了针对合法的、具体的外国情报目的。我们专注于我们的敌人使用的通信,我们必须破解以完成我们的任务。

  美国国家安全局也严重依赖于防御。我们断然不会削弱防御美国的通信,或折中降低(water-down)安全指南,以获取外国情报。

  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安全局已经通过把我们发现的漏洞透露给负责制造或开发系统的人,增加通信保护。

  AFR :像世界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的国内保护角色是保护和确保美国政府的机密,同时具备外国信息收集的责任。请问国家安全局需要积极主动地寻找加密标准和技术、美国政府采用的软件和硬件中的漏洞、后门、零日漏洞,以便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机密吗?

  你说的没错,国家安全局有责任确保我们的政府的和盟友所有的通信、重要信息是绝对安全的。

  国家安全局必须了解和识别技术工具——我们的政府依赖于这些技术,以保障这些系统免受敌人刺探——中的所有的漏洞——编码错误、后门、零日漏洞等。国家安全局必须能加密我们国家最敏感的秘密信息,要使我们有信心,这些信息不被外部各方最终泄露。

  要求国家安全局不去发现我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弱点,或者不寻求破解我们的对手使用的代码以加密自己的信息,我认为,这是误导的。

  恐怖分子使用与我们使用的相同的技术产品和Web服务。那么,当法院、国会和政府说,“好吧,如果你打算那样做,你必须遵守规则。”我们密切遵守那些规则。

  这是一个很难谈论的领域。想象一下,在20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你问我是不是真的要入侵并破解日本和德国的代码。我怎么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如果我确实知道,了解日本的意图并解开了“英格玛”机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今天。很难公开讨论和辩论在电码的编写和密码破译方面我们做什么,这样会为敌人提供破坏我们的安全的见解。

  AFR:量子计算将如何改变全球情报搜集竞争?

  亚历山大将军:如果量子计算机可以研制成功,其将显著改变全球情报和通信领域。在量子计算机面前,目前大多数加密系统都是脆弱的。

  二、斯诺登危机

  AFR :你为什么决定在2014年上半年从国家安全局局长职位上退休?这关系到斯诺登事件吗?

  亚历山大将军:我在2005年接管美国国家安全局,我知道这是一个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因此,在2008年,我准备在2009年夏天退休。国防部长盖茨打电话给我,说:“嘿,没那么快。我们要和你在一起。我们要把你的任期延长一些,至2012或2013年 ”。

  所以在2012年,我知道我会在2013年退休,但我从国防部长帕内塔和马蒂•登普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得到电话,他们又说,“没有这么快。我们想把你的任期延长到2014年的春天。”

  所以我们做了讨论,并决定了时间段——再担任一年半才退休,将好在斯诺登事件发生之前一点——那我会在2014年年初退休。但后来,其实在2月我推迟了我的退休一两个星期,从3月14日延至3月28日,以确保迈克•罗杰斯海军上将 [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完成了他的确认过程。

  这就是经过。有人问我,“难道你不希望你早点退休?”而你会以一个轻松的方式回答, “当然,我不想在指挥的最后一年每天挨‘钢丝刷’”。

  在另一方面,我认为[副局长]克里斯•英格利斯和我当时可能是两个最好的国家安全局的人选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有些困难。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展现给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家伙们,我们如何对他们最高的崇敬——“你们继续保卫国家,我们来应对外部的煎熬”。

  现在,我必须跟你说实话,克里斯,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压力!

  AFR:2013年6月,你真的主动提出辞职,但奥巴马政府叫你不要吗?

  亚历山大将军:是的。我想,当人们都在说,对泄漏机密,“谁应该承担责任?” 我说,“我”。“这是我的机构。我是局长。最终,我负责。如果大家都认为应该有人要因泄漏而被解雇,那么应该是我。而所有其余的人所做的都是我们要求他们做的。如果你想解雇某人,那解雇我吧。”

  我记得国家情报总监、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白宫工作人员说,“好吧,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的评论是,“你知道,我认为我自己应为这个机构的行动负责。如果你们想追究谁的责任,看向我。别看我的任何其他人,是我。”所以,我那样做了,他们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谢谢你志愿提供这些信息。现在回去工作。”[笑]

  AFR:全球媒体一直强烈批评美国情报界和国家安全局,特别是在斯诺登泄露了机密的国家安全局材料之后。在罕见的公开场合,你说你的印象是你认为这些报道是存在问题的。那么,在您看来,美国的和国际的媒体报道斯诺登的泄漏信息,是非常错的?

  亚历山大将军:我认为全球媒体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收集所有美国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内容,并阅读这些材料,但是我们没有干这些东西。

  现实情况是,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案》(FISA),国家安全局必须发现一个可能的原因并获得授权,才可以收集一个特定的美国通讯。

  我们正在收集所有无辜的人民谈话的内容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将是一个非常低效利用我们有限的智力资源,并会与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完全不一致。

  每一个智能评审组和每一个情报监督机构已证实,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从事这种类型的监视。但媒体始终表征国家安全局,因为这样做,当我们都没有。

  法院、奥巴马政府和国会都发现,我们只做了今天的政府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这是直接回应美国的决策者和军事指挥官给我们的收集情报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盟友之要求。

  所以,如果认为我们正在截获每个人的通话、阅读每个人的电子邮件,我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我们必须修正。

  AFR:决定授予《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普利策奖,因为他们揭发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大规模秘密监视活动,通过积极报道,激发了关于在安全和隐私问题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的辩论。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亚历山大将军:我非常失望,我们已经奖励那些把这么多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人。

  AFR:报道斯诺登泄漏信息的好处大于披露产生的长期成本吗?

  亚历山大将军:不,根本不是的。

  AFR :斯诺登件事如何影响了国安局里面的士气?

  亚历山大将军:很明显,它已经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士气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会告诉你,这也影响了我们的盟国所做的工作。他们在做的正是他们的政府要求他们做的。他们不应该被嘲笑,他们寻求合法的和合理的捍卫自己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奥巴马总统在1月17日的讲话说得好[亚历山大引述了,见下文] :

  “[由情报和通信技术审查小组的]初步审查,我已经了解的东西,没什么表明我们的情报界一直寻求违反法律或者是傲慢对待他们的同胞的公民自由。与此相反,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其行动很容易受到事后质疑,成功没有得到报告,但失败可能是灾难性的——情报界,包括国家安全局,的男性和女性工作人员,一贯遵循旨在保护普通人隐私的协议。他们没有滥用权力,截听你的私人电话或阅读私人电子邮件。当犯了错误——这是任何大规模而复杂的人类组织不可避免的——他们在改正这些错误。他们默默无闻,常常甚至无法与家人和朋友讨论他们的工作,在国家安全局的人知道,如果另一个9/11事件或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发生时,他们将被国会和媒体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知道。”

  另一个人,他了解这些信息的好处,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杰夫•斯通(Geoff Stone)。现在,斯通教授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以当他们告诉我,他是这个评审组的一员,我意识到,“哇,好吧,最终,这可能不是对我们的一个公正的评价”。

  但是,当他来了以后,他遇见了我们好几次,我获得机会和他交谈,他告诉我,“你知道,国家安全局深深打动我的是,你和你的人所做的是真诚的和崇高的——它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使他更惊讶的是,斯通教授认为,国家安全局是被批评者“在媒体中严重和不公平的妖魔化了”,这是他的原话。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做自己该做的工作,不是一个流氓机构,没有肆意横行,无视宪法和美国的法律,”他告诉我们。

  和一些人一样,他一开始很怀疑美国国家安全局,斯通教授最终发现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有很高的诚信度,并深深遵守法治”。

  我们邀请他来在米德堡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讲话。而他是这样说的:

  “从一开始,我带着我的职责,我是审查小组的一员,对国家安全局有极大的怀疑。我是一个铁杆公民自由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美国宪法学会委员会的前主席。说我对国家安全局持怀疑态度,说实话,一点不过。

  回来后,我对国家安全局的看法,我发现相当令人惊讶。我不仅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自9/ 11事件以来,曾帮助挫败无数的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恐怖阴谋,而且我也发现,它具有高诚信度和尊重法治。

  像处理极其复杂的问题的任何组织一样,国家安全局有时在执行其权威时犯了错误,但它总是在发现这些错误后报告它们,并努力认真纠正错误。审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明知或故意从事非法的或未经授权的活动。

  这并不是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应该有所有给了它的权威。审查小组发现,许多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的项目是非常有问题的,很多需要改革。但是,指导国家安全局开展这些计划的责任不在于国家安全局,而是行政部门、国会、以及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它们授权了这些项目——有时没有足够的重视对隐私和公民自由带来的危险。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了它的工作 ——它实施了它被赋予的权威。

  我心疼认识到,勤奋、敬业、爱国的国家安全局雇员,他们本来可以在私营机构获得更高的薪酬,但是他们决心帮助保护他们的国家免遭攻击,他们都被新闻界痛骂,而这不是他们的严重失误,而是由总统、国会和法院负责的。

  当然,“我只是服从命令”并不总是一个借口。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安全局都不应该实施明显违法或违宪的项目,否则,它应该有理由拒绝执行由国会、总统和司法机构赋予它的职能。

  AFR :当斯诺登回来,如果他回来了,有什么要发生,你的个人看法是什么?

  亚历山大将军:好。我觉得他应该面对同行审判(a trial by his peers),而这正是我们的司法系统的要求。

  我的意思是,有12人应该听到正反双方的论点,并确定斯诺登先生的命运。我想他也真正理解了他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伤害。

  AFR:那么,斯诺登已披露的多少是合法的告密者,有多少是非法的披露,这些是合理的和合法的情报收集的绝密信息?

  亚历山大将军:嗯,他不是一个告密者。告密者会告诉别人说:“嘿,我对这样或那样的做法有一个疑问”。我们的政府会给利益相关者许多这样的途径。他们可以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总法律顾问、他们可以通过总监察长。如果他们不信任任何人,他们可以去国会。

  斯诺登确实没有这样做。他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窃取机密资料,背叛我们的信任,并逃往国外,他想在公众捍卫他的行动。

  毫无疑问,斯诺登所的做的是非法的,泄漏的信息只有一小部分有关美国人的公民自由。在这里,我会鼓励你看看由Lawfare研究所与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出版的有关所有斯诺登泄露信息的摘要。

  根据这一份独立的分析:斯诺登已泄露的信息32次涉及我们国家的机密情报工具或方法;9次他泄露情报基地的海外地点; 25次涉及透露外国官员的身份、各国政府和攸关我们的情报机构能力;14次,他披露的信息有关促进我们的情报活动的企业和政府的信息;以及19次,他公开了国家安全局正在研究的技术产品和平台的信息。

  所以,斯诺登声称,他偷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机密,是处于善意的原因,但是当你看看Lawfare研究所的分析,他泄漏的涵盖我们国家的基本情报系统。

  这不能令人信服地认为,斯诺登实际上所做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美国公民自由和隐私的意识,他的披露只有很小的部分涉及到这些问题。

  AFR:你现在说他偷了的文件的数量吗?

  亚历山大将军:嗯,我不认为有人真正知道他带着什么,因为他做的方式,我们没有准确的计算方法。我们只知道他接触了什么,他已经下载什么,有100多万份文件。

  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给媒体的,你看到的给英国方面的,当英国逮捕了大卫•米兰(《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的合作伙伴)时,他有58000份机密文件。因此,我们知道,他给记者的文件,大概超过10万份,甚至更多。

  真正让我担心的是,他接触的很多的信息,对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部队的安全和保障,以及我们保护他们的能力产生直接影响。

  AFR:当你第一次了解了斯诺登泄密,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它花了你多长时间找出泄密的深度/广度,这么多的机密信息泄露长期后果是什么?

  亚历山大将军: 2013年6月5日,周三,是我第一次得到消息。我在德国会见我们的一些盟友,我们被告知一篇文章发表出来。当时我们不知道是谁做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到周四或周五,一两天后,我们的反间谍人员知道是谁了。而到了周日全世界知道是谁。我们花了几个星期,了解他做的事。

  AFR:你还记得你的反应是?

  亚历山大将军:当我发现了他偷的全部东西,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想,“为什么有人做这样的事?”我一直没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它地远远超出他明白地声称的他的动机。

  AFR:斯诺登泄密对(1)“五眼”情报搜集能力和(2)竞争国家的反情报能力的破坏,,你的真实评估是什么?在历史上,与其他情报/信息损失相比,请问这次的伤害性如何?

  亚历山大将军: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联合国家情报系统曾经遭受的最大伤害。有史以来最大的。它已经对我们保护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的联合能力产生巨大影响。

  有一天,我相信,因为斯诺登泄密,人们会丧生,因为我们将无法有效保护他们。

  想想在1998年,当有人透露,我们通过卫星通信手机监控本•拉登的通讯。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拉登的电话,他可以自由地去实施9/11阴谋。

  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监测拉登的通讯阻止9/11事件。但是,我们通过破坏性泄密,我们抛弃了这些工具。斯诺登已做的和那些帮助他正在做的,就更加糟糕了。而且我真的很担心,因为这些泄密,恐怖袭击会得逞。

  AFR: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情报界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特别就(1)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安全变化,可以减轻这种类型的信息丢失事件再次发生的风险;和(2)美国情报界采取的方法,需要向公众解释/沟通自己的行动,在媒体的攻击面前公开地保卫自己,并教育情报界知道其使命的重要性?

  亚历山大将军:我认为第一个教训是围绕更有效地减轻内部威胁。我们已经国家安全局内进行重大的改善措施,以确保我们不会再有类似事件。

  现在,这并不意味着人不能带着某些材料跑到国外,但我们有检测和减少内部风险的措施。我们提出了我改善们的系统的42种不同的方法,我们不仅在国内分享,而且与我们的盟国分享。所以,澳大利亚信号情报部门的人们知道这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我们不仅保卫我们自己免遭来自内部的威胁,而是继续加强我们的系统的防御,避免来自外部的威胁。

  AFR:就情报界的经验而言,它如何与公众和媒体互动,管理这些危机?

  亚历山大将军:我不知道。很难谈论这些事情,你真的需要保密,以保护生命。

  国家安全局和我们的情报机构都坦言惧怕处理公共关系。而部分原因是,没有人愿意把泄露我们如何追踪拉登那个错误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极其害怕泄露可能会伤人的东西或者可能泄露给敌人一些信息源和方法带来的风险,,我们限制我们几乎所有说的东西。

  我们并没有向公众很好地解释自己的底线,所以公众没有底线可以参照,以此评估新闻界关于我们的报道是否合理。

  因此,当现实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考虑到保护隐私和公民自由,反而非常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我们做错了什么,并想保守秘密。

  我们必须变得更加透明,即使这意味着在泄露我们如何运作的同时接受更大风险。这将是一个挑战,国家安全局如何在透明度和保密之间的平衡,但我相信有办法,我们可以谈论我们生活的危险世界,在信息时代执行信号情报任务面临的挑战,以应对威胁,我们需要根据法治,并非常小心地行动。

  公众参与流程的一部分,必须帮助人们理解存在的、非常健全的法律、行政和国会监督框架,当我们实施这些方案后,要继续发展,这涉及我国政府所有三个部门。毫无疑问,我们得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做得更好。

  AFR :因为斯诺登,国家安全局与美国科技公司的关系是否遇到了麻烦?比较其他国家,全球高科技公司、美国监督制度以及个人私事的保护,又会怎样?

  首先我认为在美国的大多数个人和公司都想要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盟友,他们希望确保我们都在维护公民自由和隐私,这是我们的自由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媒体的说法可能危及美国产业的销售,威胁到了一些美国最重要的公司的声誉,并导致一些人质疑他们的用户信任承诺。这些质疑是不当的。

  美国科技公司在全世界是最安全的。国家安全局应该做得更多,以澄清公司对保护个人隐私的承诺,公司在这一点上到底做到何种程度。我们必须向公众解释,我们的外国情报收集项目不涉及高科技公司肆意向政府提供批量信息,这些公司和我们的政府受到法院、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严重制约。

  FAA702(“棱镜项目”)迫使我们的科技企业提供信息给情报和执法部门,这类似于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项目。

  例如,通信元数据中继保留政策,已在欧洲和西方国家和许多非民主国家实施。我认为,没有谁比美国更严格地管理和监督这些项目。

  有趣的是,评估美国政府访问有关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在云电脑中存储的私有数据的能力。信息保密和政府数据访问的两个法律专家最近完成了对10个不同的政府访问云中的数据的能力所进行的比较分析。这项研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日本、西班牙、英国和美国。

  作者指出,欧盟国家被要求存储有关个人通信的所有元数据的时间为6-24个月,还发现,在一些关键领域,美国法律给政府获取个人数据给予了更多的限制。“法国的反恐法律使美国爱国者法案看起来“娇媚”(引用该研究)。

  AFR :作为国家安全局局长,你后悔你所做的任何收集情报的决定,在事后看来或斯诺登泄密引发的争论来看?

  亚历山大将军:不!当我回顾过去的12年多里,从没有来自海外的重大恐怖袭击——我们看到了在国外恐怖事件越来越多,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我们来看看我们已经成功保卫我们的国家免遭恐怖袭击,这不是靠运气的。

  这是情报机构、军队、执法部门和我,当然包括国家安全局,的大量艰苦工作,共同致力于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

  如果我们没有一些工具,如果你问:“那么,如果我把工具抛弃,我们历史会重演吗?”我不希望看到的是能力退化会允许另一次9/11袭击的发生。

  而这正是我所关注的。我关注的是,我们正在观察到,网络和恐怖袭击不断上升、地区紧张局势日益频繁,破坏我们的情报能力将让我们的人民面临风险。

  AFR :你认为斯诺登是被操纵的,或是在与俄罗斯和/或中国情报部门积极合作?

  亚历山大将军:我认为他现在正在被俄罗斯情报界操纵。我只是不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多深。但是,这是我作为一名情报专家的猜测。

  我怀疑俄罗斯情报部门正在鼓动他做些什么。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只打算让他做有利于俄罗斯的事情,帮助改善斯诺登的信誉。他们不会做会伤害自己的事情。而且他们不会允许他这样做。

  所以,我不认为斯诺登正在做的一切是利他主义的。事实是,他在俄罗斯,他们不会允许他做一些有损他们的利益的事情。他们正在寻找利用他,让他的行动损坏美国的利益。

  AFR:斯诺登在国家电视台问俄罗斯总统一个问题,关于俄罗斯是否从事那种斯诺登揭露的美国实施的大规模监控活动,您如何看待这一背后的战略目标?

  亚历山大将军:我想,这个可能是有组织的,以帮助改善斯诺登的可信度,以便他能继续做事情,表明他是一个独立的人。这就是我的看法。

  尽管人们可能在想斯诺登动机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将他绳之以法,但是我认为你想我和我的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继任者应该真正担心的是,我们正在做的一切,以保卫国家和保护我们的人民——尽管伤害了我们的情报系统。

  所以,我们绝对需要知道为什么俄罗斯要参与斯诺登事件。我认为,现在这是执法、反间谍和那些相关领域的工作。

  我们情报界的其他部门需要说,“好吧,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更加难以保护我们的前线。但是,我们不动摇,让我们尽我们的最大能力保护我们的国家。

  AFR:一方面,斯诺登声称要为自由和公民自由而战,挫败政府未经授权的大规模监督活动,而在另一方面,接受世界上非民主国家的安全港,并积极寻求逃脱美国司法系统,这是明显的相互冲突,我们怎么看呢?

  亚历山大将军:是的。结论是斯诺登不是正直的。

  AFR :关于“棱镜项目”的初步揭露造成美国公民,也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公民,感到非常震惊,他们每天使用在线协作服务。你有同情他们觉得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吗?

  亚历山大将军:是的,我当然同情那些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的人。有很多新闻报道曲解国家安全局的业务,我很担心。

  问题是,在报刊上它被描绘为每个人的数据已被“棱镜项目”刺探,这是错误的。人们被误导,我相信这对不起我们的国家。

  事实是,很多人使用这些类型的现代媒体。好的和坏的人都用。政府已经要求国家安全局要做的就是去找到坏人,无论他们在哪里。与产业界合作,以确保你找到他们,与法院合作,让你做正确的。但如果一个坏人使用这些媒体平台之一策划攻击,国家安全局的使命是帮助从宪法和美国法律的范围内制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接受指示,以符合法律的方式履行我们的使命,我们制定了监督机制,以证明我们正在做的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能够解释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记者走了出来,耸人听闻地宣称一件事,但是我们所做的却非常不同。我们不擅长解释它。

  我们已经开始解决这些普遍存在的误解,并尝试在未以不损害我们的能力的方式更好地沟通。

  AFR :你觉得斯诺登泄密会减少西方情报机构之间情报共享,因为恐惧内部威胁?

  亚历山大将军:我希望不会,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我们的“五眼”情报共享联盟是一个伟大的合作,我们有几十年历史。

  与你的人和我们的其他主要合作伙伴合作,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国家安全局和它的合作伙伴提供的价值。我已经私下给每个国家交谈过,他们表示,“我们需要国家安全局保护我们。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不停止保护我们。我们知道你们提供的安全”。 知远/安德万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529/n400216682.shtml report 11458 2014年5月8日,基斯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记者克里斯的采访,基斯•亚历山大退役后接受这次采访,谈国安局和网络司令部的业务、网络安全、间谍问题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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