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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亚历山大退役后谈国安局和网络司令部业务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2014年5月8日,基斯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记者克里斯的采访,基斯•亚历山大退役后接受这次采访,谈国安局和网络司令部的业务、网络安全、间谍问题,也谈到地区冲突问题。它认为,全球化时代提高了战争的风险。他相信我们处于在一个冲突性的地缘政治动态环境中发生误判的概率正在上升的时刻。他认为在未来十年发生严重的地区冲突的概率比过去十年或二十年更高。

  简历

  基思•亚历山大,在2014年3月31日退休,美国陆军四星将军,美国国家安全局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他也是美国网络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美国网络司令部下辖海军第10舰队、第24航空队和陆军第二集团军。2005年8月1日到2014年3月28日他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2010年5月21日到2014年3月28日担任网络司令部司令。

  他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发生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全球反恐行动、本•拉登被击毙、发动进攻性网络武器(像“震网”)以挫败伊朗的核武器计划、针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网络攻击、情报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重大创新,和围绕爱德华•斯诺登泄露机密情报引起的国际争议等事件。

  一、对国家安全局/网络司令部的个人反思

  AFR:历山大将军,你为什么同意在退休后仅几周就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接受全面的采访?

  亚历山大将军: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根本上相信国家要求国家安全局所做的——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盟友、我们的军队,同时在世界上最全面的情报监督制度下也保护我们的公民享有自由和隐私——与大多数的报告的结论相反,国家安全局和我们所有的雇员都忠实地执行。

  美国国家安全局一直在履行其对国家的职责,但它正在不断被新闻报道所诋毁和歪曲。有媒体未经授权就泄漏偷来的美国情报——其中大部分无关美国公民和隐私,而是指合法的外国情报搜集——这样反而使公众错误地认为,国家安全局和雇员,正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或不当的事。

  然而,每一个独立调查,每一次独立审查,发现国家安全局所做的恰好是国家——更具体地说是国会和政府——要求我们做的。

  所以,克里斯,我的目的是在这样的采访中,是帮助澄清误会( set the record straight)。为了让人们知道真相。告诉人们国家安全局正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被要求这样做。

  在我看来,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个崇高的使命和它的雇员——在国内和国外的(我知道你已经跟一些在澳大利亚的雇员谈过)——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以保护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多次挫败全球恐怖袭击,并给我们的领导人提供他们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情景中决策需要的信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并希望我的回答将有助于回答你的读者。

  AFR:一个叫美国网络司令部的新机构,它看起来像国家安全局的军事部门(military wing of the NSA),成立于2010年。用你认为,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工作是什么,它与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有什么截然不同之处?

  亚历山大将军: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是互相促进的。自从在1952年成立,国家安全局是美国的密码编译和密码破译人员的总部,他们一直在给我们国家的决策者提供及时的和有价值的情报。

  国家安全局有两个主要任务。第一个是外国情报搜集:那就是收集国外的“信号”,或通信。国家安全局收集、破解、转化、分析和分发(通过许多媒介,包括电缆、光纤、无线电、卫星或其他无线信道)外国信号情报,用于情报和反间谍用途,以及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

  国家安全局第二个任务是“信息保障”,其涉及保护我们政府的安全系统。国家安全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防止敌人接触到美国最敏感的秘密——也就是,我们政府的知识产权,可以这么说。

  美国国家安全局也推进网络作战行动(network warfare operations),与那些由网络司令部进行的行动类似,以打败恐怖分子和在国外的其他威胁。这些行动受到美国法律和我们的严格的行政制度——其中包括情报部门的监察长、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司法部的监视科以及总统和他的政府的全面的监督和问责。

  网络司令部的任务有三个方面:首先,保卫国家免遭网络攻击;第二,运维和防御国防部的信息网络;最后,支持我们军队的作战指挥官,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网络能力,包括在接到命令后,进行全谱军事性网络空间行动,以推进我们跨越空中、陆地、海上、太空和网络等领域的军事行动。总之,网络司令部的任务是确保军队在网络空间有行动自由,并拒绝我们的对手做同样的事。

  AFR :你认为应由同一个人同时领导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它们都位于米德堡?批评者认为这给了一个人太多的权力,网络司令部现在涵盖了第二集团军、海军第十舰队和第24航空队。

  亚历山大将军:这个问题又回到了2008年国防部长盖茨的决定,我认为一个人来负责两个组织机构,那是正确的。

  在2008年国防部长盖茨做出了这一决定,实际上记录在一份备忘录中,在2009年6月才公开。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拥有网络空间的的技术专长,不花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和金钱,网络司令部无法轻易复制这种能力。

  因此,国防部长盖茨和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国家安全局的独特功能。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使命集,但都从共享技术和资源中受益。

  但需要一个领导者吗?我认为,鉴于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之间在业务和技术方面的协同性,统一指挥和统一控制具有显著的优点。

  如果这个领导人可以从情报的角度清楚地看到国家需要哪些,以及网络防御的需求什么,他就能够快速、高效地做出决定,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

  而如果他不能做出决定,它可以上报指挥链。如果它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你可以把它报告给总统、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DNI)。

  如果你使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的领导分开,风险是这两个独立的组织机柜会日渐疏远,我想,这将会对国家未来的网络作战和安全造成损害。

  AFR:那么,能讲讲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成立的?

  亚历山大将军: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历史可以回溯到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密码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它负责破获外交电码,然后是美国陆军的信号情报处(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它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破解了由昵称为“红”和“紫”的密码设备加密的日本外交电文。信号情报处的解密帮助决策者在二战之前就了解了日本的意图,可靠地阻截了太平洋战争。杜鲁门总统在1952年设立了国家安全局,整合了陆军和海军的密码功能,破译国外的编码,同时保护我们自己的通信。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局仍然保留这两个核心任务。

  AFR :不管正确与否,过去你已经被描绘成一个非黑即白的(monochrome fashion)。我们希望得到一些更精细的个人的见解。从你个人的角度,领导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最好和最坏的时刻是什么?

  亚历山大将军:嗯,克里斯,领导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为什么呢。这是非常庞大的队伍。你知道,在八年八个月的时间中,我每天都工作,并与那些奉献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国家的人共事——保护我们在国外的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并与我们的盟友合作。而且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完成使命。

  当你在你生命的尽头反思,你回过头来看,你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是有意义的一生吗?”,我的回答是,“绝对”。

  我们不会成为百万富翁,但我们会做的事情是其他人不可以做的。我们挽救了大量的生命,与一些世界顶尖人才一起工作,并克服了对其他人而言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识别并阻止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又遵守了全面的、保障公民自由和隐私的法律和行政监督制度。

  我们取得的大部分成功不能与人津津乐道。但在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的人们知道它们是什么。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说,我们使世界更安全,我认为就是伟大的东西。这是一个独特、幸运的人生体验。

  AFR :澳大利亚信号部门的伊恩•麦肯齐,告诉我类似的东西。他说,澳大利亚信号部门“需要真正聪明的人,包括语言学家、工程师、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政治学家,尝试做一些几乎不可能的事”。你可以深入一点,更具体地谈谈?

  亚历山大将军:好,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时刻可能是在2005年和2006年的伊拉克,伤亡人数上升显著——每一天都有十几个盟军士兵被打死或打伤的——主要是路边炸弹或简易爆炸装置引起的激增。

  国家安全局有一个想法,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这个问题。这包括广泛收集叛乱分子的通讯,然后,关键的是,压缩我们把获得的可操作情报交给最终用户手中的时间。我们成功地从约16小时降低到大约一分钟,这是非常可喜的。

  国家安全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部署了6000人——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只有一个目的:保护我们的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

  戴维•彼得雷乌斯(退役四星上将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其他人说,国家安全局在伊拉克用的创新和努力是有用的,用他的话说,对于打击叛乱的网络,“绝对是无价的”,显著降低了简易爆炸装置导致的每月伤亡人数,并保持联军的安全。

  这是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之一:你想想,这些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进入伊拉克,进入阿富汗,“暗中行动(pulling wire)”(指管理网络电缆的技术人员术语)就拯救人的生命,而不顾自己安危,这太精彩了。我们在这些战争中失去了22位密码学家。因此,也不是没有严重的牺牲。

  像比尔•麦克瑞文(Bill McRaven)海军上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他策划了“海神之矛行动”——这是杀死本拉登的突袭行动,立下了大功),他也慷慨地解释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作用。麦克瑞文把他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操作员——我们国家的矛的锋刃——描述为“信号情报狂热追随者(Sigint junkies)”。他告诉我们:“ 我们得到的信号情报中,90%的真实情报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生死取决于我们从你的家伙那里获得的信号情报的质量,在12个月内完成的1700次行动中,91%是由信号情报支持的,并且80%是由它引发的……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是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帮助我们赢得这场战斗”。

  当你得到这样的反馈,你看到实际的结果,你不禁对自己说, “哇,这真的是很特别。”

  AFR:那么你最困难的时刻?

  亚历山大将军:除了在冲突中失去人员,我们的机密外交情报能力泄漏到媒体可能也是我面临的一些最糟糕的时刻。

  但它不只是斯诺登。而是成千上万的勤劳和爱国的美国人,他们不顾安危,并积极挽救那些在战争地区服务的人的生命,却被记者报道的事情诋毁,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些事实。我认为这是绝对错误的。

  AFR:在个人层面上,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领导这些拜占庭组织并具有防止另一个9/11事件的责任,你有没有觉得很难处理由此带来的压力?而因此,你有没有感到孤独,还是你总是无条件的支持你的上司?

  亚历山大将军:嗯,我认为当孤军奋战时,每个人都感到孤独。但我们有所有的政府部门、国会和其他人的支持。

  做这样的工作带来的压力将因能干的助手而减轻。克里斯•英格利斯担任首席行政官和国家安全局的副局长,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他绝对是一流的。我遇到每一个问题,通过与他合作而得到解决,我们将为国家安全局和国家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同样,在网络司令部这一面,我得到乔恩•戴维斯中将的帮助。他也是很精干的。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技艺精湛。他曾任网络司令部的前身——网络占联合功能司令部——的副司令,他帮助我们确保准时建立了网络部队。所以,我与很多了不起的人一起工作——所有岗位上的人。

  虽然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艰难的工作,但回报大于成本。想想挽救别人的生命,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是你做到的。或他们没有机会知道。但如果你在晚上回到家,你知道两个人,或整个小分队,能活下来,因为是你和你的同事们所做的,这是无价的。

  在阿富汗,我们获知针对挪威护卫舰的攻击。我们能够在他们受到攻击之前与他们联系,为他们提供他们生存需要的信息。

  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一年后,挪威人给以回报,并用他们掌握的情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主要领导人。

  这些共同的经验说明,不管它有多难,不管你面对什么,在这一天结束时,你对自己说, “哇,这是非常独特的,这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我们的事业,是了不起的。”

  AFR:在3月的退休仪式,在据报道登普西将军的讲话称,在米德堡你具有007停车位。这是真的?

  亚历山大将军:是的。这表明,在国家安全局的家伙有幽默感。当时他们重新分配停车场,他们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约1000个车位。我们打算从001开始到999。而我打趣说, “我想我会得到007,对吧?”他们笑了,那就是我的停车位。我们会拿这个开玩笑。但我想像在《真实的谎言》中阿诺德•施瓦辛格被记住。我女儿的印象会更深刻!

  AFR:你真的有一个好莱坞的布景设计师,模拟链接陆军情报部门的星舰企业号(Starship Enterprise)和安全司令部“信息优势中心”的一座桥梁?这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亚历山大将军:嗯,加我澄清一下故事的真相,我到那里之前它实际就有了。所以,我继承了信息优势中心,我相信我的前任的想法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信息战和网络等等,因而我们如何帮助建立团队精神,并拿出一些东西,帮助陆军想想这个新的观念?我们必须让人们充满活力,实施这项任务集。我们得让他们进来,并创造性地启发把不同的数据放在一起,以帮助保护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相信我的前任——以及他们带来的有想象力的和一些伟大的人——的关注点,是如何把独立的信息融合在一起,以这样一种方式,帮助我们的分析师理解数据的含义。如何用来保护我们的网络和利用我们在网络战中的优势。这就是意图。而且我觉得结果不仅仅是在未来陆军网络兵团的发展。

  AFR:在总统布什和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局主任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你有没有更喜欢哪个总司令?

  亚历山大将军:显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政党,他们看待事情是不同的,但是当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和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的决定,我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非常接近。就如何保卫我们的国家免遭恐怖分子和其他威胁的危害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我看到他们做出了几乎同样的决定。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总统决定继续执行改进的FISA业务记录程序(它允许收集通信“元数据”,这一直是许多美国公众辩论的主题)的原因。他看到了国家安全的价值。

  虽然我认为奥巴马总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元数据收集的问题,许多人预期他会取消这项计划,但是他看到在保卫我们的国家方面这种能力的重要性。

  二、 国家安全局的业务

  AFR:斯诺登事件引起对情报收集的成本和好处的反思,一些国家安全局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已经淡出公众视线。你如何评价国家安全局在一些事件中的角色,其中包括追踪本•拉登的人的通讯,据说这对于最终查明和消灭他是至关重要的(斯诺登披露的2013情报预算中提到的)?国家安全局介入帮助阻止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又是怎么回事?

  亚历山大将军:克里斯,在你所说的这两种情况下,可以肯定,我们的国家和你的国家,在共同努力,将使用所有可用的情报来完成这些任务,并且这样做,限制了使用武力。

  我认为在奥巴马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做出很好的平衡。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我们与盟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一直很出色。

  虽然我不能评论具体行动——我只是强调约翰•麦克劳克林的意见——他担任中情局副主任和代理主任有一段时间——因为能够直接回答您的问题。约翰说,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非常重要的基础”。他继续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削弱其他情报机构的作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安全局决定哪些漏洞需要通过情报收集等手段来填补。这是因为国家安全局的有关外国发展的信息是如此全面,通常非常可靠。它是为在战斗中的美国部队提供情报支持的核心。任何“遏制”该机构的努力都必须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变化的风险严重损害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在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进行行动的能力。根据我的经验,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触摸与美国公民有关的任何数据之前,都会非常谨慎。

  AFR:你可以说一些关于拉登突袭行动吗?

  亚历山大将军:当然不可以。原因是,如果我要告诉你的东西有可能泄露信息,可能会限制我们在未来反制威胁的能力。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坏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局已经作出了决定,不谈论我们的具体作用。我们很高兴说,我们很自豪能够成为这次行动的参与方。

  但有两次行动,可以跟你说,让大家知道国家安全局的贡献。比尔•麦克瑞文说,当他回顾特种作战,解救美国公民人质显然是关键。他指出,这个领域,国家安全局,同样是一个宝贵的合作伙伴。在这些情况下,特种作战司令部请求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师进行快速监测和通报人质情况分析。

  麦克瑞文列举了2009年4月悬挂美国国旗的船“马士基阿拉巴马州号”被劫持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营救期间,好莱坞的电影把此推到了世人关注的焦点,麦克瑞文说,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的情报,确保特战队员知道了海盗的计划和意图,以及附近其他海盗船和战斗人员的位置。

  第二个近期发生的例子是2011年10月美国医生杰西卡•布坎南和丹麦公民波尔•齐斯泰兹在索马里绑架。在被绑架后三个月,确定杰西卡•布坎南博士的健康状况有生命威胁。当她的健康一天一天地恶化,司法部正式要求国防部提供援助。

  美国国家安全局为国防部提供了关于布坎南博士、丹麦公民、他们的绑架者的位置所需的关键情报。根据这个情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成功解救了布坎南博士和齐斯泰兹。

  我只想告诉你,当你想到全球反恐是什么样时,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国家安全局使用各种各样的功能,以挽救人们的生命。

  让我忧心忡忡的是斯诺登把机密情报泄漏给媒体,我们正在失去这样的功能,因为被披露给我们的对手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三、网络威胁、网络战和武装冲突的危险

  AFR:全球化已降低全球战争的概率吗?

  亚历山大将军:不,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提高了战争的风险。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认为冲突的风险在上升和下降,在波动。我相信我们处于在一个冲突性的地缘政治动态环境中发生误判的概率正在上升的时刻。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发生严重的地区冲突的概率比过去十年或二十年更高。

  AFR:如果非要你具体指出和排名目前西方盟国面对的主要国家安全威胁,根据预期伤害(例如伤亡概率),或是您认为的任何最适当的排列这些风险的基准,你怎么看?

  亚历山大将军:我关注最多的是恐怖分子和网络攻击,比如针对贵国和我国。这两个威胁,对手可以到达我们的家园,真正伤害人民。我认为,这些风险正在增加。我们要在他们到达之前理解危险,我们而且要能够减轻危险。一会我会谈谈这一点。

  然后我谈谈区域威胁。我认为这些问题也在凸显。看看在克里米亚发生了什么事吧。再看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朝鲜的问题。我想,在北非、中东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事情,让你可以得出结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太稳定的地方。我认为这些正在发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他们也在不断深化。

  所以,好不奇怪,我很着急,因为在需要有效的情报以帮助理解和管理这些危险的时候,我们正在破坏着我们获得可靠情报的能力。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恐惧。

  回顾一下:威胁发生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生得快。恐怖主义和网络攻击是我最关注的两个问题。但它们与地缘政治裂痕混合在一起。

  AFR:那么中国和它的领土争端问题呢?

  亚历山大将军:嗯,我谈谈中国,我希望中国将仍然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中国在[尖阁列岛/钓鱼岛]海岛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在中国南海的各种纠纷导致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抵制,最终,我希望中国能够从这些事情中足够清晰地认识到,以理性的方式回应这些紧张关系,是符合其最佳利益的。他们不想以俄罗斯的方式,单方面获取领土,因为这样做将不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所以我认为中国实际上会退步。至少我希望他们会。

  现在,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很担心,如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越南和其他国家,它们必会加强措施,并说,“如果中国要这样做,我们国家需要更多武装”。我认为发生地区军备竞赛对大家都不好。

  AFR:日本正在增加其国防开支,以应对中国的威胁,并期待加强与主要合作伙伴,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防务交易。我们应该欢迎日本的军事化吗,还是这会引起担心?

  亚历山大将军:如果中国继续采取入侵行动,我相信我们应该欢迎日本的进一步军事化。

  AFR:你对普京在克里米亚的策略有何想法,是否为中国建立了不良的先例?

  亚历山大将军:嗯,有很多俄罗斯公民在克里米亚。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地位已经下降,我认为普京总统希望看到俄罗斯是一个世界大国。我觉得他在思考怎样保障自己的边界和他的遗产。而且我觉得有更多的事情发生。这是我的猜测。我说的是乌克兰东部和其他东西。

  我希望这不会为中国建立先例,他们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看法。我认为他们会以更长的眼光看待事情,我不认为他们会警告日本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像你们、菲律宾和越南——如此做法是激进的。

  我认为战争会极大地伤害中国及该地区,我认为中国明白这一点。中国正在迅速增长,并有良好的贸易合作伙伴,这是增长必不可少的。战争将显著影响他们的经济。

  AFR:在过去二三十年,西方面临的严重威胁的发生频率有何变化?威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改变了很多,或者它只是与新技术——互联网和使能威胁的技术相同呢?

  亚历山大将军: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的频率变化了很多,特别是在恐怖主义方面。

  让我为您提供一些我从马里兰大学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START)项目得到的一些全球恐怖主义数据 [参加图表]。

  我认为这令人心寒。像巴特•格尔曼[美国记者]这样的人说,国家安全局是“在炒作威胁”来证明我们做的,但让我给你数据,这是马里兰大学恐怖主义与恐怖主义应对策略全国研究联盟(START)项目供给政府的,国务院在其《各国反恐怖主义形势报告》(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中采用了。在2012年,他们说,全世界有6771次恐怖袭击,造成超过11000人死亡,仅在伊拉克就超过2436人。在2013年,即增长到10301次恐怖袭击,造成20641人死亡,其中在伊拉克有7000人。

  所以,当你看看在伊拉克发生的事,发生在叙利亚的事情,埃及等地区的不稳定,我的客观判断是,国家安全危害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该数据能够支持这一点。

  如果您思考不稳定,例如中东,我关注的是个人和/或国家会误判,会导致一些坏事发生。

  AFR:当你说到“误判”,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最糟糕的情形?

  亚历山大将军:是的,我可以。让我们看看世界的另一个区域。说亚洲。假设一个国家相信他们可以发生一次网络攻击,打击你的国家,但它不会导致实际的行为冲突。但在发动网络攻击后,假设他们真正攻破了你的证券交易所或暂时瘫痪了您的银行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

  贵国政府则认为它有必要报复。此外,还有一个不可预知的连锁反应,可能会导致彻底的战争。这是你为什么要极大关心在韩国和朝鲜发生的事之原因。我担心如果朝鲜对韩国发动网络攻击,如果他们那样做,韩国感到有必要回应。而我不知道这些红线是否得到很好的理解。有这些情境中,误判的概率很大,会给大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AFR:你说的是韩国以动能或物理的方法应对网络攻击,然后不断升级,导致针锋相对,最终整个半岛都采取强硬行动(off reservation)?

  亚历山大将军:是的。我关注在2013年三月和六月对韩国银行系统的网络攻击,本可能引发更多的不良反应。如果攻击更加严重,我们根本不知道南韩如何做出回应,以及我们是否可以约束这种反应。如果朝鲜攻破了韩国政府的网络,或互联网,或电网,又如何?韩国真实的回应是什么?而如果朝鲜同时在调遣部队,给人在发动一次协调的物理攻击的假象,又如何?

  我担心个人和/或民族国家误判的机会增加,因为他们不理解红线。红线缺乏透明度和共同的升级协议(escalation protocol),这个问题在网络空间特别严重。

  因此,我们看到,更多的人在使用国家对国家的网络刺探,有时是网络攻击,测试这些界限。公众知晓的是,我们已经看到用来攻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卡塔尔拉斯嘎斯(RASGAS)液化天然气公司和韩国的wiper病毒。

  AFR :“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它在变得越来越多吗?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电脑屏幕后面的人物可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就像自杀式袭击者一样?

  亚历山大将军: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网络恐怖主义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威胁。严重的网络威胁可以对我们的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造成经济影响。

  如果你把这些攻击扩展到攻击电网、运输系统等基础设施,就有灾难性的影响。因此,需要足够严肃地对待,国家安全机构需要提前行动,化解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正在共同努力解决这些网络威胁的原因。

  AFR :2007年,空军部长说,他将“统领网络空间”,就像“今天我们主宰空中和太空一样”。陆军说,“在网络空间……我们必须具备战略眼光,主宰信息环境。”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

  亚历山大将军:当你想到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你的火炮必须是最好的。你的装甲部队必须是最好的。您的步兵必须是最好的。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网络领域。您需要使用的部队也要是最好的。

  领导人要“主宰”与敌人遭遇的任何网络空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手可能会占上风。如果他们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占了上风,这可能意味着冲突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们很不利。如果你在侦查战中不利,你可能失去这场战争。如果你现在失去了网络战,你可能会输掉整场战争。

  因此,你需要主宰战争的这一阶段,以在下一阶段获得成功,或增加在下一阶段成功的概率。这就是我们的意思。

  AFR :你认为网络武器军备竞赛有多严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正在研制具备动能杀伤能力的攻击性网络弹药吗?

  亚历山大将军:我觉得每个国家都在朝着发展进攻性网络战能力这个方向努力。我现在真的不能详细谈这一点。我只是觉得这些能力正在发展,并会带来实际的风险,只能首先修复自己的网络安全,才能加以管理。

  AFR:“震网”是网络战这个新时代的预兆,第一次是在1982年破坏了苏联的乌连戈伊 ——苏尔古特——车里雅宾斯克天然气管道的中情局的逻辑炸弹吗?

  亚历山大将军:是的,但我不能谈论太多。我认为有这么多的进攻性网络力量的创新,这些说明一个新的时代在涌现。

  新时代不一定是震网蠕虫引发的。在2012年8月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发生的事,我认为,对于每一个人,那都是警醒。

  网络行为者攻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使用了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拒绝服务式攻击。这次袭击搏击美国的私有网络,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几乎瘫痪了美国一家大型电信公司。

  拒绝服务式攻击人员使用了一种病毒,它感染了沙特阿美公司的30000多台计算机的硬盘驱动器,覆盖和有效地销毁了数据。

  针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类似攻击可能对金融市场、通讯网络、以及健康和安全服务产生严重影响,仅举这几例。

  AFR:您曾说过,到2015年网络司令部将拥有13 支“进攻”分队。这些所谓的“网络战士”能够真正做什么呢?

  亚历山大将军:他们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指挥当局提供在危机中可以使用的额外选项。

  四、间谍/监视情况

  AFR:在对公众监视感动恐惧的情况下,你曾经说过:“最大的讽刺是我们是唯一没有刺探美国人民的机构。”美国人的监控有多少是由其他政府进行的?它比我们在冷战时期看到的是大或少呢?

  亚历山大将军:间谍活动非常多。但是大部分不是针对公民个人,因为他们与民族国家的目标是不相关的,只会浪费自己的情报时间。

  但是,有针对私营企业的工业间谍活动,针对我们的知识产权的研究和开发库,以及能给国际竞争对手提供商业或军事优势的任何目标。

  今天,间谍活动的程度远远大于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事实上,我的评价是,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从美国偷走的知识产权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最快速的非自愿性财富转移。

  我们需要关注的,要有越来越好的计算机硬化技术,硬化存储和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的网络,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也依赖这些。这是国家安全局业务的信息保障。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大多数正在开发的破坏性网络工具并未积极部署。我们需要利用这个机会窗口,更好地发展我们的网络防御。

  当你看看政府在保护最有价值的信息资产方面已经做出的投资,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帮助私营部门做同样的事情。对于愿意利用我们已经为政府开发的安全措施的那些公民,我们必须提供同等的机会,让他们“入选”我们的网络防御。

  国防部副部长比尔•林恩和我谈到过,要建立一个“安全区”——个人和私人公司可以选择加入,用政府拥有的最好保障保护他们的数据。当我们想实现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们不得不慎重考虑。

  AFR:在您看来,比起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确实在美国所做的,国外的安全机构,包括那些在欧洲、俄罗斯和中国的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实施了公众监视?

  亚历山大将军:当然。只要看看俄罗斯的《系统操作调查活动》(SORM) 1、2和3。 SORM是强制监视系统,1995年成为俄罗斯的法律,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和其他七个俄罗斯安全机构监视各种各样的国内通信。根据世界政策研究所(World Policy Institute),SORM是“合法拦截所有的电子通讯的俄罗斯国家制度”。他们说:

  “SORM-1系统捕获电话和手机通讯,SORM-2拦截互联网流量, SOR -3从各种形式的通讯收集信息,长期存储用户/对象(subscriber)的所有的信息和数据,包括实际的录音和位置”。

  2012年俄罗斯引入了全国互联网过滤系统。俄罗斯还要求其电信公司传回他们看到的任何数据,无论身在何处。全部内容,所有的。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并不需要去法院,说我会做A、B或C,亦无像我们所有的法院和国会层面的监督。

  所以,当你研究俄罗斯的监视活动,你发现他们这样做可以为了不同的原因。他们能为了国内政治目的,他们可以为了国际问题,做这一点。

  相比之下,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收集是基于特定的外国情报需求,我们必须保护这个国家免受恐怖袭击。这就是我们可以访问FISA元数据的唯一原因。我们不能将它用于国内政治目的或任何其他许多内部原因,比如像俄罗斯那样。

  任何客观的分析表明,美国人的隐私权利受到的保护远远超过你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发现的水准,当然我们的公民自由都大大优于你在中国和俄罗斯发现的。

  AFR:一些律师说,没有国际法阻止国家间的间谍活动,间谍活动被称为国际法的“消亡点”。所有的国家都在开展“经济间谍活动”,以不同的方式。但美国一直试图声称它与中国不同,不从事间谍活动为了使私人富裕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可信的说法?

  亚历山大将军: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具体来说,我们用情报来帮助保护我们的国家,以确保我们做出最好的决策。我们不偷数据以帮助我们的商业行业。 知远/安德万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529/n400216564.shtml report 14319 2014年5月8日,基斯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的记者克里斯的采访,基斯•亚历山大退役后接受这次采访,谈国安局和网络司令部的业务、网络安全、间谍问题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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