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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战争适用于韩半岛的可能性研究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最近,第四代战争 (4GW)主张,非国家叛乱将是未来战争的潮流。此外,第四代战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争框架,即,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需要现有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发生彻底的改变。但是,第四代战争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并不能应用于现实。而且,第四代战争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夸大了叛乱的特点和历史的沉重感。尽管第四代战争是有缺陷的,但是许多韩国学者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概念。为了接受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就必须有一个将其概念化,并结合韩半岛安全环境评估第四代战争的过程。如果缺少了这个过程,那么只能说是在盲目的追随新概念。所以,该研究专注于这一过程。总之,第四代战争并不适合韩半岛安全环境,因此它是不准确的,也没有研究的必要。

  一、前言

  “第四代战争”一词首次出现在1989年William. S. Lind等人合著的论文“变化的战争样式:向第四代战争的转换”。文章中,William.S.Lind指出,《威斯特法伦和约》缔结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世界经历了以人力战为主的第一代战争,以火力战为主的第二代战争,以机动战为主的第三代战争,并提出了新的战争样式——“第四代战争(Lind,et al,1989)”。之后,William.S.Lind在《Military Review》上发表的“Understanding Fourth Generation War”一文中对之前的理论加以完善。William.S.Lind强调,在战争中,国家所处的垄断地位正在逐步下降(Lind,2004)。美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Thomas.X.Hammes在题为“21世纪第四代战争”的文章中,对William.S.Lind提出的“第四代战争”概念进行了具体化,并结合中国的人民战争事例和伊拉克战争事例(Hammes,2010),从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层面对战争的变化进行了解释。

  在韩国,关于“第四代战争”的概念也与朝鲜的威胁联系起来,并将朝鲜平时的挑衅样式纳入到战争的范畴。韩国有关“第四代战争”的研究,是以国防部所属研究机关为中心展开的(孙庆浩(音),2012,p.11)。

  “第四代战争”概念让人们关注到新的战争样式,使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现代战争的特征及朝鲜的威胁。不过,“第四代战争”也会模糊战争概念,并使战争准备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尽管目前有许多关于“第四代战争”的研究资料,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给“第四代战争”提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当然,以“第四代战争”的框架来看待战争的样式,的确可以解释很多迄今为止未能进行说明的东西。不过,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并不能够对新的战争样式做出一个充分的、全面的解释。从整体来看,“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具备模糊性的特点。由于这种概念的模糊性,也往往会混淆战争的本质。不论怎样,战争中出现新的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会因“第四代战争”的出现而出现,只不过是战争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必然产物。所以说,将战争中一些新的现象解释成新的战争,其实最容易混淆战争的真实本质。

  韩国国内的很多论文并未能明确提出“第四代战争”的具体概念。但是,却经常将“第四代战争”与朝鲜威胁联系起来,并试图提出“第四代战争”的应对方案。研究韩半岛环境下的“第四代战争”,首先要对半岛安保问题的特殊性进行分析研究。若缺乏这一过程,那么就是对新概念的盲目追随,并不具备实际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于“第四代战争”概念判断的朝鲜威胁与基于朝鲜一直强调的“统一战线革命战略”判断的朝鲜威胁,并无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由于“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存在模糊性,所以人们经常对研究“第四代战争”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本文的目的是明确“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分析评估“第四代战争”是否适用于韩半岛安全环境。通过对“第四代战争”的研究,将可以确立正确的战争概念,准确预测韩半岛未来战争样式,并为应对朝鲜多样化威胁提供有力支持。此次对“第四代战争”的研究范围包括对Lind和 Hammes观点的研究及对“新战争学派”的研究。这是因为,“第四代战争”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难以将其概念化。为此,有必要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新战争学派”。考虑到研究的目的,应该首先将“第四代战争”概念化。但是,因“第四代战争”概念本身的问题无法做到这一点,再加上韩国国内也没有系统整理“第四代战争”问题点的资料,所以本文首先对“第四代战争”概念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之后,文章通过与“新战争学派”的比较分析,提出了“第四代战争”的核心要素。然后,基于这些核心要素,评估了“第四代战争”是否适用于韩半岛。

  二、“第四代战争”概念存在的主要问题

  1.“第四代战争”概念定义的问题点

  Hammes指出,在“第四代战争”中,充分运用己方所有的网络资源,使得敌国政治决策者无法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的,付出的代价也会远远大于得到的东西。也可以说,“第四代战争”是叛乱行为的发展形态。“第四代战争”的核心是通过灵活运用政治意志,击退在经济上、军事上远远强于自己的敌人。在战争的推进过程中,将有效利用社会网络。显然,“第四代战争”与过去那种通过击退敌人军队而追求胜利的战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第四代战争”中,为了摧毁敌方的政治意志,可以通过网络直接瞄准敌国决策者们的心理(Hammes,2010,pp. 27-28)。

  虽说“第四代战争”的定义看上去气势宏伟,但是包含的很多内容与现有的理论其实是重复的。比方说,“动员所有网络”是“总力战”的主要特征。“第四代战争”指动员政治的、社会的所有网络,而“总力战”是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所有领域遂行的战争。“第四代战争”中的“让敌人认识到付出的代价也会远远大于得到的东西”,则与“遏制理论”并没有什么不同。另外,“第四代战争”是“纷乱战形态的发展”,而像“纷乱战”那种低强度争端形态实际上一直与传统战争并存。蔡命新将军在越南战争中,曾指挥过应对“纷乱战”的作战行动(赵相根、全炳三{音},2012年),英国军队也在马来亚进行过反“叛乱作战”(Smith, 2008,pp.250-254)。因此,“第四代战争”中强调的很多新战术样式和战争方法,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 。

  另外,原有的“低强度争端”、“非正规战”、“非常规战”、“纷乱战”、“游击战”、“恐怖主义”等概念,“网络战”、“混合战”等新概念与“第四代战争”概念之间具体有什么样的联系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因此,有人质疑是否有必要使用“第四代战争”这一用语对已有的战争概念进行重新定义。

  “第四代战争”中关于“破坏敌政治意志”的论述与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一观点相一致,关于“不追求通过击退敌人来取得胜利”的内容与现有的“机动战理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

  在“第四代战争”中提到了政治意志的重要性,并强调比起物理层面,精神的、道德的水平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这一点在过去的战争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正义的战争理论”就与此非常类似。

  甚至连“第四代战争”理论的提出者Lind 和 Hammes,在定义“第四代战争”时,也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Lind指出,Hammes将“第四代战争”定义为“纷乱战”是不恰当的,这是对“第四代战争”的片面解释。如果“第四代战争”被解释成“纷乱战”,那么应对“第四代战争”的方法很容易让人误解成反叛乱方法。Lind强调,“第四代战争”的核心是国家正当性危机(Lind,2013)。从上面的内容中可以看出,“第四代战争”的研究者们在战争概念、战争理论等问题上并未形成普遍共识。

  2. 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认识战争

  “第四代战争”是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解释战争的。即,每一个时代的战争,都是基于上一个时代的战争演化而来的新的战争形态。不过,在以进化论观点解释“第四代战争”之前,我们需认真研究“战争是否真的正在进化?”这一问题。

  不过,如果基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进行分析,那么“第四代战争”中关于战争进化的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本质要素由“憎恶之心”、“可能性”、“偶然性”、“理性”等构成,这些本质要素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只是战争的样式在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战争的本质因素是基于战争的主体——人的本性。只要不考虑战争实施主体——人的因素,战争的本质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若要对战争的进化过程做具体说明,首先就要对现有的主流战争观——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驳斥,但是,“第四代战争”理论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第四代战争”的倡导者并没有对战争的本质进行研究,而是将重点放在战争样式的研究上。可以说,关于“第四代战争”基本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的发展战争遂行方式如何进化,近代国家建立以来战争样式如何演变上。也就是说,对战争样式变化问题的讨论替代了对战争本质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犯了认识论的错误。这就如同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在商业交易过程中由物物交换进化到使用货币时,价值交换的商业本质发生变化一样。(赵汉胜{音},2010b,pp.159-160)。

  若“第四代战争”强调的不是战争本质,而是战争样式的变化,那么逻辑上的错误将非常明显。这是因为所有战争都是具备差异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样式完全相同的战争。

  3. 随意的划分战争时代

  Hammes从“民主国家”诞生之后的17世纪后期的欧洲战争开始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近代国家形成之后,拥有大规模军事力量的国家间发生了战争,当时的战争是以国家为中心进行的。近代的国家体制从结束30年战争的《威斯特法伦条约》开始出现。条约签署后,欧洲300多个欧洲领主国拥有了选择自己国家宗教的权利。这样就渐渐形成了“主权”概念和“民主国家体制”。

  当然,《威斯特法伦条约》是形成近代国家体制的起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若要研究战争,需分析基于宗教概念的近代国家体制形成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若要将“第四代战争”的概念限定在近代国家的形成之后,那么需要明确指出近代国家形成之后的战争变化。但是,除了战争的行为者由“领主国家”变成“民主国家”,我们在战争的本质和样式上看不到任何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近代国家形成之后,君主拥有了军事力量。由于作战上的失败会给国家经营带来致命的打击,所以君主们都竞相发展军事力量。当时的作战形态为“有限战争”。

  以《威斯特法伦条约》的缔结为起点来研究战争,这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思维方式。除了欧洲之外,世界很多地区都发生了战争,而且在欧洲地区之外发生的多次战争在战争史上的研究价值更大。另外,第一、二、三代战争的定义是基于欧洲战争史确定的,而“第四代战争”却对未经历第一、二、三代战争的亚洲、中东、非洲地区发生的战争事例做出说明。很明显,在这一方面“第四代战争”的概念缺乏逻辑性。

  另外,战争时代的划分标准也不明确。“第四代战争”虽从战争遂行主体着手展开研究,但是第一、二、三代战争却以战争遂行样式为基准进行了分类。也就是说,“第四代战争”中使用了战争样式的变化和战争主体的变化两大标准,这使得逻辑的一贯性未能得到保持。近期,Hammes又提出“第四代战争”已发展为被称为“开放战”的“第五代战争”。对此,一些人批评道,这种战争时代的划分缺乏连续性和一贯性 。总体来讲,关于“第四代战争”的时代划分是非常随意的。

  4. “第四代战争”事例不具备普遍性

  Hammes以中国的人民战争、越南战争、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活动、伊拉克战争等事例对“第四代战争”做了说明。不过,对战争事例深入研究分析后发现,在这些战争事例中很难发现普遍性。表-1列出了Hammes提出的“第四代战争”事例的主要特征。

  当我们对战争行为者、进行决战、战争类型、战争结果等决定“第四代战争”主要特征的要素进行单纯地比较分析,结果未发现哪个要素具备普遍特征。为了能够证实支持“第四代战争”概念的战争事例并不具备普遍性,我们有必要对各个战争事例的内容和“第四代战争”的特征进行具体比较。(注:考虑到人们对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纳入战争范畴存有争议,因此未将这部分内容列入分析对象之中 。)

表-1:T. X. Hammes提出的“第四代战争”各事例的主要特征。
表-1:T. X. Hammes提出的“第四代战争”各事例的主要特征。

  (1)中国的人民战争

  中国的人民战争很难视为“第四代战争”。首先从战争的时机来看,是不合适的。Hammes称,“第三代战争”的时间是机动战形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人民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的,从上世纪3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国防军事研究所,1996年)。前面已经提到过,“第四代战争”是基于进化论的概念进行解释的。若被列入“第四代战争”的中国人民战争早于“第三代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从逻辑上来讲,这显然存在明显的错误。当然,Hammes也曾解释说,战争样式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变化的,数十年之前起就会出现一些具体征候(Hammes,2010,pp.52-53),不过很多学者还是愿意将中国的人民战争——“运动战”列入“第三代战争”中的机动战范畴进行具体说明。(陆军教育司令部,1996,p.48)

  另外,从毛泽东的“战争观”来看,毛泽东领导下的游击战是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的。即“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逃我追”,然后合理选择作战时机,通过决战,力求将敌人全部歼灭。毛泽东认为,并非只有正规战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比起正规战,毛泽东更为注重非正规战。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与过去那种主力对主力的“决战”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不同之处是如何创造“决战”的局面。很显然,在创造“决战”局面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会是各不相同的。

  (2)越南战争

  Hammes还将越南战争列入“第四代战争”。但是,越南战争与“第四代战争” 中的其它事例不同,是国家与国家间的正规战。依据1954年7月20日签署的《日内瓦和平协议》,以北纬17度线为基准,北方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北越政府,南方成立了以吴庭艳为首相的南越政府。1954年,越南战争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南越、北越政府间打响。越南战争是正规部队之间的战争,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对抗。当时,苏联和中国向北越提供支援,美国和法国向南越提供支援。可以说,越南战争是在传统的战争模式下进行的战争。特别是在1974年美军撤出后北越发动的统一战争,更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的战争模式。

  Col. Harry Summers上校在其题为《战略论:对于越南战争的批判性分析》的一书中指出,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美军的军事战略是片面的。美国之所以在越南战场上失败,除了因为越盟军队的游击战术充分发挥了作用,而且还是由于美军自身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越盟的军事成功是“第四代战争”的胜利。

  (3)基地组织活动

  基地组织是宗教色彩很浓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势力。基地组织反对与西欧势力密切勾结的一些中东地区政权,警惕欧洲势力渗透中东地区,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欧势力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基地组织的目标是在中东地区建立泛伊斯兰国家,促使沙特阿拉伯政权等与美国勾结的政权崩溃,推进美军从中东地区撤离(崔镇泰{音}2006,pp. 26-27)。不过,基地组织在“目标”和“手段”间未形成均衡。因此,从现实上来讲,将很难实现预定目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地组织使用的“手段”仅局限于“恐怖主义”。事实上,“恐怖主义”无法使对方发生根本的改变,只能使对方认识到己方的不满。(李胜万{音},2010,p.55)。

  Hammes指出,在最终阶段,正规军使用军事手段来击溃、歼灭对方是“第四代战争”的主要特征之一。那么,人们会质疑,“基地组织”这种非国家行动者是否会具备能够颠覆沙特阿拉伯、美国的军事手段。显然,“第四代战争”中,存在高估像“基地组织”这种非国家行为者威胁的倾向。“第四代战争”常常假设集中所有力量去应对敌人,而事实上,这些非国家行动者根本不具备那么大的能量。举个例子来讲,9.11恐怖事件发生之际,“基地组织”支持的塔利班政权几乎占领了阿富汗全境。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迅速介入阿富汗事务。当时,美国向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对立的北部同盟提供了有效支援。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北部同盟很快重新掌握了阿富汗的主导权,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势力迅速弱化。如果基地组织真的具备了强大的实力,那么他们不会选择无差别的恐怖暴力活动,而是会集中力量去促成阿富汗的统一。Hammes称,这是由于“第四代战争”的实施者单纯的失误所导致(Hammes,2010,pp. 220-221)的结果。但是,以失误来说明战争,显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

  (4)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从“第四代战争”的观点来看,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未适应新的战争样式。在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在之后的作战中却陷入艰苦的战争泥潭。那么,美军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试图从军事作战的本身去寻找答案,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困境的原因,实际上是来自美国对战略状况的错误判断。李根旭(音)指出,当时,美国判断,伊拉克国民会认为美军是“解放自己”的军队,因此会受到伊拉克国民的热烈欢迎,但是现实情况却是,伊拉克国民认为美军是占领军。不但如此,美国也未能真正理解伊拉克内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李根旭(音),2010,p.92)。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是由美国挑起的。主要军事作战结束后,因宗教、民族、人种的严重对立,持续不断的争端最终演变成“内战”。显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中国的人民战争、越南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人民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有着明确对立的政治势力。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根本分不清敌我政治势力,换句话来讲,政治意志的投射对象不明确。不但如此,战争中,不但对美国抱有憎恨之心,而且在不同行为者的作用下,不同民族间、不同人种间、不同宗教间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定义为“第四代战争”,那么究竟是谁向谁发起了“第四代战争”呢?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不是为对抗美国而实施的“纷乱战”,而是因美国的军事介入使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种族差别问题表面化的“内战” 。

  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叛乱集团”的攻击行为并不是为了“第四代战争”里所指的获取民心。随着持续的暴力活动,局势更加不稳,社会治安更加恶化。另外,在“第四代战争”中,是从战略层面上利用平民,从而攻击对方的战争遂行意志。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平民的伤亡促使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相互敌视的程度达到顶点。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2001年以美国军事介入开始的阿富汗战争中,积极应用了“第四代战争技术”。通常,特种作战只是对正规作战起到支援的作用。但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的特种作战成为战争的主要模式,其它作战仅仅是辅助的、次要的。主张“第四代战争”观点的学者甚至批评美国未能适应战争样式的变化,而事实上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系统地使用了“第四代战争技术”。因此,以“第四代战争”胜利的观点去解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其实是错误的做法。

  三、“第四代战争”概念化:“新战争学派”

  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第四代战争”本身存在很多问题。若要将“第四代战争”概念化,需去除“第四代战争”中存在的逻辑错误,并将“第四代战争”概念需要阐述的核心要素凸显出来。为此,我们将“新战争学派”的讨论范围进行了延伸。“新战争学派”是在“第四代战争”概念出现之前,以新的视角去研究战争的。可以说,“第四代战争”概念是在积极吸收“新战争学派”主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第四代战争”和“新战争学派”看待战争的角度、观点非常类似,是可以进行相互对比分析的。另外,“第四代战争”虽然是基于“新战争学派”的主张发展起来的,但是在“第四代战争”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如果我们把“第四代战争”与“新战争学派”进行比较分析,将可以在尽可能避免逻辑错误的前提下,发现“第四代战争”的核心要素。

  1. “第四代战争”和“新战争学派”概念的比较分析

  代表“新战争学派”的学者主要有Martin van Creveld 、Mary Kaldor 、Herfried Munkler 、Rupert Smith 。表-2中对“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的观点做了比较分析。

表-2: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的特征。
表-2: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的特征。

  从表-2中可以看出,“新战争学派”(A)主张的内容和“第四代战争”(B)主张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比方说,“武装力量的超国家化现象”(A-③/⑩,B-⑧),“非国家的/超国家的因素增加”(A-④/⑤,B-⑦/⑩)、“战争的长期化”(A-⑨, B-⑤)、“非对称现象”(A-⑪, B-②)等是“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概念中共同涵盖的内容。

  “新战争学派”(A)和“第四代战争”(B)的不同之处主要有:“新战争学派”强调,战争中“无政治目标”(A-②),战争构建起自己的生态系统,并朝着“战争的商业化和世界化”的方向(A-⑦)发展;“第四代战争”则重视“政治的力量”。另外,“新战争学派”说明了“憎恶之心和暴力性的极大化”(A-⑥)的状态;“第四代战争”指通过“利用所有可用手段”(B-③)、“最终阶段使用军事(常规)手段”(B-⑨)、“作战整合能力”(B-⑪)等,高效、系统地运用军事力量。在“对平民的武力使用”(A-⑧,B-⑥)方面虽然表面上观点一致,但是,“新战争学派”指因暴力的极端性,对平民无差别地使用武力;“第四代战争”则指从战略层面对平民使用武力。显然,“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所指的概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除此之外,“新战争学派”从逻辑层面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A-①),阐述了战争本质的变化,并将“基于正统性(人种、宗教的战争)(A-⑫)”作为主要说明对象,但是“第四代战争”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论述。下面,将这些内容以图形形式表现出来。

图-1:“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
图-1:“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

  前面已经提到过“第四代战争”存在很多问题。为了能够准确阐述“第四代战争”,明确定义“第四代战争”,有必要去除“第四代战争”中存在的逻辑性错误。

  2. 不同于“新战争学派”的“第四代战争”的独有特征

  在第二部分中提到“政治意志”是“新战争学派”中所不具备的“第四代战争”的一大特征。不过,政治意志是所有战争中都需要普遍考虑的一个方面。因此,不能因“第四代战争”强调政治意志的重要性,就将政治意志视为第四代战争的独有特性。“新战争学派”中,通过说明“无政治意志现象”和“战争的商业化和世界化”,将战争和政治联系起来,这与以往基于政治目的说明战争的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可以认为是“新战争学派”的独有特性。

  在“最终阶段使用可用的所有手段”、“军事(常规)手段的使用”、“作战整合能力”等方面,“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存在明显缺陷。“使用所有可用手段”与现有的“总力战”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同。“第四代战争”的事例中,“最终使用军事(常规)手段的战争”只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越南战争。事实上,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越南战争只是在演变成决战时采用的方法上与现有战争有所不同,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与过去的战争完全不同的要素。因此,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越南战争划入“第四代战争”这一新的概念范畴显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另外,在“第四代战争”中假定行为者具备“作战整合能力”,这在某种程度过高评估了非国家行为者的能力。与此相反,“新战争学派”在解释“卢旺达事态”、“波士尼亚事态”等“武力使用极端化”状态时,提出了过去的战争中未发现的新的战争样式。从中可以看出,“新战争学派”提出的概念与现有战争概念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对平民的武力使用”问题上,“第四代战争”指出,平民伤亡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从战略层面上运用了平民的牺牲。但是,从“第四代战争”的实例中可以看出,由于战略层面上运用了平民的牺牲,所以并没有导致伤亡者增加的后果。因此,如同“新战争学派”主张的一样,平民伤亡者增加主要来自极度憎恶。从中可以看出,在解释平民伤亡增多的原因时,“第四代战争”也未能做出准确说明。

  因此,不同于“新战争学派”的“第四代战争”的独有特征存在逻辑上的错误。所以说,若要将“第四代战争”概念化,去除这部分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3. 不同于“第四代战争”的“新战争学派”的独有特征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第四代战争”的特征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与此相反,“新战争学派”的特征从逻辑上来讲,似乎更具有其合理性。“新战争学派”强调“基于正统性的战争”,并提出合理的说明方法,对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发生的宗教纷争、部族仇杀、种族排斥等进行了解释,而“第四代战争”中根本没有论及这一方面,很明显,“第四代战争”逻辑上缺乏普遍适用性。另外,“新战争学派”不是从战争样式的变化去研究战争,而是从战争本质的变化去研究战争。这样,“新战争学派”可以有效避免“第四代战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能够对战争中出现的新的现象做出合理说明。出现这一局面,主要是“新战争学派”的主张内容具有逻辑合理性。

  不过,对于“新战争学派”的主张还是需要以批判性思维去做客观分析。“新战争学派”区别于“第四代战争”的独有特征主要有“抛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政治意志的投射对象不明确”、“暴力的极端性(野蛮性)”、“战争的产业化和世界化”、“对平民的武力行使”、“正统性(人种、宗教)的战争”等。“新战争学派”强调,形成过去主流战争观的《战争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因此,“新战争学派”的很多研究都是基于“摆脱克劳塞维茨化”而展开。(注,Rupert Smith(2008,pp.88-89)曾主张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框架内,实现模式转换。)也就是说,“新战争学派”反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三位一体”的主张,强调三位一体中的一极——“理性与合理性”并不存在。因此,只有分析研究“摆脱克劳塞维茨化”,才可能对“新战争学派”主张的核心观点及主要特征进行准确评估。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战争的本质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今天,我们有必要研究利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能否解释现代战争。换句话来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今天是否还可以适用。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可能正确认识战争,而认识战争与军事力量建设、军事力量运营直接相关。因此,从军事的观点来讲,如何认识战争是极为重要的。

  在多数情况下,利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来解释战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比方说,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行为者具有以国家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因此假定战争的行为者具有单一性。但是,在今天的战争中,战争的行为者多表现出非国家性、超国家性,而且容易受到内部、外部的各种影响。当然,克劳塞维茨也承认国家之外的行为者,强调国家是战争本质投影的对象。(许男星{音} 2005, pp.315-319)。不过,考虑到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时代背景,很难做出没有“国家中心性(nation-centric)”的论断。换句话来讲,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是在假定行为者的单一性。因此,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来说明当今战争中行为者复杂多变的相互关系,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的。特别是最近,作为新的战争行为者倍受关注的私营军事公司(PMCs)、军产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等,他们的目的并非向对方投射意志,努力谋求胜利,而是为了一已私利,保持并扩大争端。对于这种战争行为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根本无法解释得通的。

  虽说,克劳塞维茨将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对立起来,强调因“摩擦”必然只能出现“现实战争” 。但是,随着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通向绝对战争的通路始终敞开。换句话而言,就是在假定会发生绝对战争的状态下进行战争。正因为如此,“现代战”为避开相互毁灭,提出了威慑概念(Deterrence)。由于存在相互威慑,战时与平时的区分模糊化。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很难说明“威慑”这一概念的。可以说,“威慑”不是绝对战争的现实战争化,而是在假定现实战争的绝对战争化。

  不过,“理论”是对普遍现象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说明所有的现象。如果能够对所有现象进行说明,那么就不是什么“理论”,而是“法则”(Waltz,2000,pp. 9-34)。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种“理论”,即便无法对一些现象进行说明,也不能因此断言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已失去作用。但是,若“新战争学派”主张的新的战争现象不断涌现,那么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不过,深入研究“新战争学派”主张的内容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能断定新形态的战争一定会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我们在讨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否有用之前,应首先研究“新战争学派”主张的新的战争现象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持续出现,是否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实,只要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新战争学派”主张的新的战争现象并不一定在未来战争中会占据支配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出现这些现象的地区并非位于世界的中心部位,而是位于世界的边缘——非洲、东欧、中东等部分地区。若要断言发生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战争形态将会代表未来战争,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目前,位于世界中心部位的国家依然保持着以国家为中心的军事力量,这些国家间的冲突——在“中国威胁论”下的G2格局、强国间的海洋和领土争端等问题,依然是国际安全事务的主要讨论对象。

  “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主张者们提出的战争事例大部分集中在边缘国家,因此人们提出了关于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从属问题。今天发生在边缘国家的很多冲突和争端,其实都是由中心国家的象征——西欧列强引发的 。中心国家常常借助强大的军事力量军事介入边缘国家的内部事务。换句话而言,边缘国家的纷争问题不只是边缘国家自身的问题,还与中心国家息息相关。即,今天的争端虽发生在边缘国家,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从属于中心国家。不难预计,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间的军事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从属性将会进一步加深。正因为如此,中心国家将持续发挥战争主要行为者的作用。

  另外,若要证明“新战争学派”主张的新战争样式向整个世界蔓延,需证实这种新战争样式的效率性。比方说,“第四代战争”的主张者们强调,随着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的以消耗战为中心的战争样式(第二代战争)逐步退出舞台,并出现基于强大火力和快速机动力的战争样式(第三代战争)。我们都清楚,第三代战争遂行方式的高效性在世界很多争端地区都得到证实。但是,“第四代战争”以非国家行为者为中心的分散战术为主要特征,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第四代战争”具有明显的高效性。像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一样,战争行为者间在文化上、宗教上存在明显差距的事例并不是很多。比方说,在社会、文化、宗教相似性很高的韩半岛和台湾海峡等,发生国家间(政府间)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背景下,“第四代战争”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赵汉胜{音},2010a,p.230)。

  “新战争学派”主张的集中发生在边缘地区的新的战争现象,其实是局部的、从属的现象。因此,断定这种现象是战争的主要样式其实并不具备说服力。当然,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来说明“新战争学派”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新战争学派”主张的新的战争样式是局部的、具有从属性的战争样式,那么即便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无法明确说明这些新的战争样式,也不能因此断定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已失去作用。

  四、韩半岛适用可能性评估

  通过对“新战争学派”和“第四代战争”概念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适用于“第四代战争”概念的核心评估要素。即不同于“新战争学派”的“第四代战争”的独有特征,不但缺乏逻辑性,而且与原有战争概念并无本质区别。可以说,比起“第四代战争”概念,“新战争学派”概念更具逻辑性。不过,从区别于“第四代战争”、以“摆脱克劳塞维茨化”为核心展开的“新战争学派”来看,其主要特征并不能说是主导未来战争的现象。因此,遵循“新战争学派”这一概念,同样具有明显局限性的。

  不过,“第四代战争”的概念中与“新战争学派”共有的“武力的超国家化现象”、“非国家行为者的增加”、“战争的长期化”、“非对称化”等特征,在逻辑上并不存在矛盾之处。此外,“第四代战争”也没有像“新战争学派”那样是基于“摆脱克劳塞维茨化”而提出的,因此也没有必要去考虑“第四代战争”是否会在未来战争中占据支配地位。从与“新战争学派”共有的“第四代战争”的四大特征来看,其意义在于:第一、从新的观点和角度去看待战争;第二、将“第四代战争”的逻辑错误最小化。可以说,这四大特征是现代战争的主要特征,是评估“第四代战争”概念适用可能性的基准。下面,以这四大特征(核心要素)为基准,在充分考虑韩半岛安全环境特殊性的基础上,评估了“第四代战争” 适用于韩半岛的可能性。

  1. 武力超国家化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国家的正统性

  今天,军事力量的超国家性已引起普遍关注。很多军事专家们指出,冷战体制崩溃后,在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化的大趋势下,安保领域的商业化、军事武器的低廉化导致武力的超国家现象加速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非对称武器正在向恐怖集团、无赖国家扩散。“第四代战争”也强调,现有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武力垄断状态正在发生改变,武器向非国家行为者扩散,武装力量呈现超国家性。最近,被视为非国家行为者的私营军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PMCs)也发展成为战争行为者。从中不难看出,国家武力使用的垄断原则正在逐步弱化。

  那么,“武力的超国家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呢?”、“在韩半岛是否出现了武力的超国家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其实很难马上做出回答。这是因为,对于确立了牢固的国家统治体制的大部分民主国家而言,不大可能会出现武力的超国家化现象。与此相反,随着民主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作用不断扩大,国家会强化对军事武力的管制。我们都知道,像“私营军事企业”的行为者的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武力垄断原则或国家主权受到影响或冲击,而是国家(特别是强国)为了适应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有效利用了“私营军事企业”,国家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好处。(赵汉胜{音},2012,p.40)。

  从韩半岛的情形来看,国家统治体制是牢固确立的。在这种背景下,在韩半岛出现武力的超国家现象的可能性较低。从根本上来讲,韩半岛分裂的直接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分裂,韩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各自代表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韩半岛,南北韩政府的代表性极为明显。

  很多关于“第四代战争”的论文在预测与朝鲜的战争时都强调,未来的韩半岛战争将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一样,在击溃朝鲜的主力部队和政权后,直接陷入混乱的状态中,武力的超国家现象会凸显,游击战、恐怖活动、叛乱战等低强度冲突将持续下去。不过,问题是在朝鲜的领袖领导体制下,是否会真的出现“军阀化”现象。在朝鲜,军队是党的军队、领袖的军队,战争是为了最高司令官进行的,是在最高司令部的命令下实施的。平时,朝鲜军部的势力是置于劳动党的强有力的管制之下。因此,即便是在战争状态劳动党的管控受到限制的情形下,也将很难出现军部势力的“军阀化”局面。

  今天,金正恩的军方亲信绝大部分都是政治军官,负责朝鲜军队政治工作的总政治局局长崔龙海并非军人出身,而是从劳动党内部一步步走上来的。可以说,朝鲜最高权力者牢牢地掌握了军队,对军部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朴英泽{音},2012,p.106,p.112)。在金正恩体制下,30人的朝鲜核心领导层中,有25人是劳动党出身,从中也不难看出,军部的势力已被削弱(金庆进{音}、郑源烨{音}, 2013)。因此说,过高估计朝鲜军部的影响力,强调朝鲜政权崩溃后,军部将建立起自己独有势力的说法,其实是基于对朝鲜政治体系的错误理解做出的错误判断。

  另外,像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样,在主要军事作战结束后,战争进入长期化的直接原因,并非在于军事作战本身,而是由于未能准确分析宗教、人种、民族特性,对战略状况做出错误判断所导致的。从军事作战的角度去分析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遭遇的困难,显然是错误的方法。即便有军事作战的因素,像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在特定作战环境下的战争事例,也不一定能够适用于韩半岛的作战环境。事实上,从根本上来讲,伊拉克、阿富汗的作战环境与韩半岛的作战环境有着很大的区别。

  从军事作战的层面来看,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是美军实施的远征作战(Out-Land Operations)。未来,韩半岛若爆发战争,战争将在韩军的主导下推进。这与美国在其它国家实施的“远征作战”相比,无论是从战争遂行意志,还是从战斗精神层面来讲,战争强度和力度上都会有明显增强。美军在远征地区遭到敌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时,若局面恶化,则完全可以撤出这一地区。但是,在朝鲜的军事作战,对于韩国而言,则是无法撤出的“国内战争(In-Land Operations)”。不过,在韩半岛主要军事作战结束后,即便新的矛盾出现,在韩半岛走向统一的大趋势下,国民的意志可能会发挥投射效应,从而有效克服和消除各种困难和不确定因素。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韩半岛处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环境下。从地缘政治特点来看,韩国、朝鲜、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保持着强有力的国家统治体制。在东北亚地区,东亚特有的儒教文化和欧洲国家体制相结合,形成了极为牢固的国家统治体制。另外,地区内国家因海洋争端加剧,竞相扩充军备,加快发展军事力量。在这种背景下,非国家行为者很难发挥出什么明显作用。

  2. 非国家行为者出现的可能性:安全环境的特殊性

  “第四代战争”中将非国家行为者的增加视为主要特征之一。因此,在韩半岛安全环境下非国家行为者是否会增加,将会直接影响到“第四代战争”的韩半岛适用可能性。换句话来讲,非国家行为者将是评价“第四代战争”的韩半岛适用可能性的重要指标。不过,从韩半岛安全环境的特殊性来看,非国家行为者增加的可能性非常小。

  首先,在韩半岛,有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行为者,韩国和朝鲜一直维持着“主敌”概念,随时都有可能走向对抗、发生直接冲突。朝鲜在“解放”之后,曾对韩国发动过无数次挑衅活动。虽然这些挑衅样式与“第四代战争”主张的战争样式相同,但是其行为的主体势力分明是国家行为者——朝鲜。为了预防和遏制这种挑衅行为,需向朝鲜政府传递明确的信息。也就是说,如何投射己方意志,朝鲜政权会做出何种反应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韩半岛安全环境下,行为者是极为明确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其它行为者的介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近期,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G2国家的对立正在形成。位于G2国家政治势力接合点的远东地区,将会汇聚国家行为者。在这种背景下,远东地区传统的安保模式及“同盟”这一主要安全手段将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冷战虽然早已结束,但是在远东地区意识形态和理念依然严重对立。考虑到韩半岛特殊性的安全环境,尽管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在韩半岛,传统的安全模式依然会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在说明韩半岛安全环境的特殊性时,不得不说明朝鲜的双重性。韩国和朝鲜是由单一民族分裂成的两个国家,军事上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与此同时,南北韩还需加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朝着半岛的和平统一方向去迈进。也就是说,虽然南北韩从根本上来讲,处于对立状态,但是随时都有可能开通合作窗口与渠道,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当然,韩国应确立起牢固的军事对应态势,努力实现“吸收统一”。不过,若过于侧重于对立对抗,那么将会使统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困难重重。总之,在这种双重结构下,南北韩问题随时都有可能从对立对抗转向和平和解。如果不能准确理解韩半岛安全环境的特殊性和双重性,那么朝鲜问题将很难得到真正解决。

  3.韩半岛战争长期化的可能性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每年都会公布失败国家(Failed State)指数 ,朝鲜被列入其中。这些失败国家的主要特征为,即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状态,也会继续维持独裁统治,将维护政权视为最优先目标。同样地,朝鲜也把国家战略的重点放在维护政权和体制上。“第四代战争”是弱者对强者发起的战争,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推行战争长期化战略。因此,在“第四代战争”中,弱者会尽可能避开与强者的直接对抗,通过战争的长期化、持久化,打击、摧毁对方的战争意志,等到力量实现均衡或占据优势时,再实施军事作战。

  如果朝鲜采用了战争长期化战略,那么朝鲜政权在战争初期阶段被推翻的概率会很大。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不仅仅看到了美军在主要军事作战后陷入游击战、恐怖主义活动等低强度战争,同时还看到了萨达姆、本•拉登等核心政权势力全部死亡的最终结局。若朝鲜将战争引向长期化,虽说会给韩美同盟军队带来很多实际困难,但是,朝鲜政权势必会在战争期间被推翻。因此,比起采取战争长期化战略,朝鲜更有可能会最大限度地缩短战争时间,然后通过政治协商,努力营造有利于其政权生存的环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朝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粮食困难。很明显,朝鲜并不具备遂行长期战争的能力。换句话来讲,若要进行长期战争,朝鲜需要向前方部队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食及弹药,但是朝鲜在这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虽说朝鲜储备了一定规模的战争物资,但是毕竟其生产能力低下,一旦战争陷入长期化,因物资短缺,必须导致其战斗力急速下降。另外,朝鲜的社会基础设施落后,道路、铁路发展很不完善。一旦韩国通过军事作战成功切断朝鲜的军需物资补给线,那么朝鲜将很难将战争持续下去。

  另外,一些主张“第四代战争”的人担心,朝鲜拥有约20万人的特种部队,如此规模的特种部队渗透到韩国后方地区后,可能会把战争推向长期化。事实上,即便这些特种部队成功渗透到韩国,他们也不可能得到韩国居民的支持。特种部队使用便携式武器,如果得不到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援,将难以隐藏下去,也无法开展长期的军事作战。朝鲜的特种作战部队渗透手段有限,在进行渗透的过程中,绝大部分都会被歼灭,剩下的一小部分人员也很难在都市化程度很高的韩国潜伏下去。另外,韩国居民报告网非常畅通、发达,人们只要发现可疑情况就可以随时报告,因此朝鲜的特种部队人员不大可能在韩国成功地隐藏下去,并开展后续的军事作战。

  今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将会持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若韩半岛战争陷入长期化,周边国家势必会积极进行调节。韩国也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若因持续战争,必使韩国经济受到重创,那么将会给韩半岛周边国家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严重打击。前不久,从爱尔兰开始的经济危机,快速蔓延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就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韩国经济陷入极度困境,那么影响到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积极追求国家利益,将经济增长视为最高目标。若韩半岛的长期战争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将会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关乎中国进步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和美国正在形成某种力量平衡。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国内经济还面临诸多难题。中国若要与美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力量平衡,需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支撑。因此,中国将继续追求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利其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将会全力防止韩半岛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如果战争爆发,中国也将会为尽快结束战争而做出具体努力。不但是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也会在此问题上形成高度共识。总之,经济上的高度依存,使得安保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安保问题。因此,在周边国家的调停和斡旋下,韩半岛发生长期战争的可能性很低。

  4. 对非对称现象的评估

  非对称现象可以追溯到战争历史的发端。2,500年前,孙子就曾在《孙子兵法》中指出“兵者,诡道也”,“战者,以正合胜”(金光洙{音},1999,p. 37,p.157),强调了“用兵之道乃示假隐真,疑兵取胜”,“以奇策妙计取胜”的道理。从战争的发展史来看,战争中的非对称性一直受到重视。特别地,从军事层面来看,真正的对称(非对称因素全无的对称)是根本不存在的(朴昌熙,2008,p.180)。因此说,“第四代战争”和“新战争学派”关于非对称现象是新的战争现象、在韩半岛只有朝鲜使用了军事非对称手段的主张,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朝鲜拥有的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战能力等,对于韩国而言,是非对称战力。不过,韩国及美军拥有的精确制导武器、航母战斗群、海军陆战队机动部队等,对于朝鲜而言,同样也是非对称战力。也就是说,非对称作战并非只能是弱者向强者发起的,强者同样可以对弱者发起。在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战争中,非对称作战是为获取战争胜利而采取的必要方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Hammes在“第四代战争”中举例说明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第四代战争”行为者采取的非对称战略并非是主动选择,而是一种被动选择。毛泽东之所以采用游击战,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实力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的正规精锐部队相比拟,要与国民党军队直接对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做准备。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反美势力之所以选择游击战术,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说,非对称战略实际上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总之,“第四代战争”和“新战争学派”中,将战争中的非对称现象视为新的战争现象,但是非对称现象并非是最新才出现的。另外,弱者针对强者采取的非对称战略,并非是主动选择,而是被动选择。

  五、结论

  文章基于“第四代战争”的4大核心评估要素,对“第四代战争”的韩半岛适用可能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韩半岛特有的安全环境下,出现新的战争样式的可能性非常小,总体来讲,韩半岛安全环境需在传统的安全框架下进行分析。如果在现有的韩半岛安全环境下,以“第四代战争”、“新战争学派”的视角去看待战争,那么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战争准备。

  “第四代战争”概念中强调,基于“国家对国家间正规战”的大规模军事力量建设已不具备现实性。(金钟夏{音},2010,p.39)。如果韩国接受了“第四代战争”的概念,韩国军事力量建设方向则需做出具体调整,即,将战力发展优先次序由正规战调整为非正规战。如果韩国军事力量建设重点放在步兵(执行反叛乱战、治安恢复、和平维持、重建支援等任务)和特种部队上,那么韩军能否有效遏制朝鲜挑衅,遏制失败时在最短时间内能否摧毁朝鲜军事力量还是一个未知数。

  分析“第四代战争”概念时,不能忽视现实背景及政治背景。在美国,“第四代战争”概念成为批评以技术为中心的军事力量建设的主要工具。Hammes在文章中曾基于“第四代战争”的概念,对以技术为中心的美国防部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在韩国,“第四代战争”概念也被认为是说明朝鲜挑衅行为、亲朝势力活动等战争概念,提高国民安保意识,加强平时对应态势的重要工具。但是,从现实的、政治的层面来讲,“第四代战争”概念的正当性实际上是得不到有效保障的。

  很明显,若针对需要而引入的战争概念,不能有效应对未来的各种战争样式,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方说,美国在军事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潜在敌国)时,“第四代战争”概念是否有效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第四代战争”概念不能发挥作用,那么是否还要根据其它需要而另外引入新的战争概念呢?美国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因未能准确判断战略环境而陷入苦战之中。但是,基于这种战争经验,就主张战争的模式或本质已经发生变化是非常极端的想法。其实,战争的样式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而战争的本质,只要人类处于战争的中心,就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战争样式是多样化的,需要我们做的只是针对不同的战争样式做出不同的应对。所以,我们要警惕草率预测未来战争样式的错误做法。如果我们断定“A”为未来的战争样式,那么敌人就会对我们发动“B”样式的战争。战争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与其它社会活动不同,战争是人类对人类的屠杀过程。为了能够在这种战争悲剧中生存下来,我们需要以创造性思维寻求合理方法。克劳塞维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就战争的理论化提出过警告(克劳塞维茨,2009,pp. 192-193)。如果草率预测未来战争,不但使我们看不到战争的本质,还会使整个战争准备出现重大错误。显然,需基于各个战争的特殊性去研究战争。通过选择过程,对战争进行划分的做法,只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困惑。

  我们需要警惕全盘接受海外新概念的一种倾向。“第四代战争”的概念是由美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提出的,主要基于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经验。可以说,“第四代战争”是美国为寻求当前突破口而集中展开的学术研究。当然,战争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值得我们去参考与借鉴的。不过,若我们全盘接受基于这种战争经验的理论或概念,那么实际上是将我们引向后退之路。 知远/珠峰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506/n399217566.shtml report 22387 最近,第四代战争(4GW)主张,非国家叛乱将是未来战争的潮流。此外,第四代战争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争框架,即,要想赢得战争的胜利,需要现有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思想发生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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