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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概念与透明度和信任建立措施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讨论了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经典的“建立信任”概念,以及其应用于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太空武器,以及在非军事领域,如救灾。

  在考虑采用多边办法以减少网络空间中发生冲突的风险的时候,决策者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不同于传统的军备控制和信任建立,焦点不能放在“武器”、军队或政府/军事控制的资产和设施上,因为这个领域的基础设施具有军民两用的性质,而且大多数为私人所有。此外,全球经济融入网络领域,使基于国家的监管难以奏效。然而,由于网络空间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成为军队和国家行动的工具,如间谍活动和宣传传播工具,人们普遍达成的一致共识是在多边合作的层面对于某些活动施加一些限制并采取措施以减少冲突的风险。然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仍然没有展开,因为国家之间就相关的法律义务、威胁、什么构成了攻击、对威胁或攻击的适当的/负责任的响应行动是什么等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大多数西方国家认为,进入网络空间的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它必须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其他国家则倡导“信息安全”的理念,如果政权的稳定或生存被认为受到威胁的话,就会限制其公民进入公共网络空间的权利。显然,这两种意识形态是直接冲突的,这使得通过多边的方案解决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的努力变得复杂化。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预见一系列预防性的和危机管理战略,可以确保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用网络空间。在国家之下的层次,战略应包括提高人们的认识,以及提高个人电脑、服务器和网络的安全水平。要想使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更加稳健和有弹性,只能通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来实现。政府和产业界能够加强民间实施应急计划的准备状态,以及为操作人员提供最佳实践指导和培训。如果一次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发生了,早期预警和快速反应是非常重要的。鉴于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性,国家将需要合作努力,以确保网络安全,因为很多的威胁,如网络犯罪或网络恐怖主义,是不受国界控制的。但是,还缺乏一个核心的国际机制,讨论相关的战略——然而有许多论坛关注不同的侧重点。这也阻碍了国家的努力——建立规范、共同的安全标准,以及调整或加强现有的法规、执法和信息共享。

  由于对使用网络工具会引发冲突甚至导致传统战争的可能性的担忧日益上升,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有同样担忧的国家已开始做出努力,找出切实可行的透明度和信任建立措施,以避免在使用网络领域时发生的错误估计或误解。在2010年,联合国的政府专家小组达成的共识对今后的行动提出了五个建议,其中包括“各国之间进一步加强对话,以讨论国家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规范,以减少集体风险,保护重要的国家和国际基础设施”,而且,特别是“建立信任、稳定和降低风险的措施,以解决国家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问题,包括国家之间交换在冲突期间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意见”。

  第一章探讨了问题的多个方面,包括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网络空间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第二章讨论了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经典的“建立信任”概念,以及其应用于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太空武器,以及在非军事领域,如救灾。第三章分析了传统类型的信任和信任建立措施(TCBMs)在网络领域应用的可能性。

  第1章 民事和军事网络威胁:身份不明和归因

  全球网络域的特性包括技术的入门门槛低,个人用户只需要起码的技能,各种形式的数据能够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复制、交流,这已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全球互联互通性。在其影响深远的报告中,约瑟夫•奈(Joseph Nye)描述了网络空间的主要特征,论述了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比起世界政治的传统领域,进入成本低、匿名性和面临的脆弱性的不对称意味着更弱小的行为者更能够在网络空间行使硬实力和软实力。”仔细研究目前发生的网络事件表明,不同行为体出于不断变化的动机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网络冲突。

  使用高级网络技术(如僵尸网络)的有组织的全球网络犯罪越来越多成为各国担忧的问题。恐怖组织目前为止还只是使用网络空间招募追随者,组织筹款,但不能保证未来只限于此。“激进黑客”(Hacktivist)群体,如“匿名者”(Anonymous)和LulzSec正在挑战黑客不喜欢的公司、机构和政府机构的政策或行动。

  在西方,有不断的传言称,由国家机构支持的“网络战士”在系统地攻击政府。在有关“震网”攻击细节暴露后,又发现了蠕虫和木马,如“火焰”、 Duqu木马和“高斯”(Gauss),可以发现先进的间谍程序大量使用了网络工具,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恶意软件的来源还不清楚:这些行动是国家资助的还是私人行为呢?动机是什么,哪里来的资源?是国家在准备发动网络战争吗?

  行为者的类型也千差万别。“白帽”(White Hat)黑客,或者“正派”(ethical)黑客攻击计算机系统纯粹未来娱乐,或被一个组织雇佣以揭示安全漏洞。“黑帽”黑客侵入计算机系统却是为了谋取私利。网络罪犯包括非法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取银行账户的小偷,还有那些威胁这样做以从私营部门勒索钱财的人。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小,很难截然分开,但很多时候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是相同的。2011年由欧洲议会发起的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网络威胁都是利用松散连接的网络,行为者会迅速改变身份,而政府采取反应往往是在预定的机构环境中”。

  国家行为者:迎接网络战?

  安全公司和学术研究机构已经断言未来国家可以利用网络威胁打击另一个国家。一些人认为,网络战已经是真实存在的,并有能力摧毁现代国家。负责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事务的前美国国家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写道,网络战“已经揭开了序幕,因为国家[通过]互相入侵对方的网络和基础设施,已经准备好了战场”。2012年互联网安全公司McAfee警告称,基于对250个全球领先机构的一项调查,一场“网络军备竞赛”正在进行。它说,受访者的全球专家中,57%的人认为在网络空间中的军备竞赛正在上演。在另一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1年的研究不赞成这种悲观看法,因为要想实现对国家基础设的大规模的破坏或损害,攻击行动需要高水平的协调,需要大量的筹备工作、协调和资源。

  但是,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到网络威胁处于上升趋势,未来国与国之间发生网络冲突的可能性会成为现实。如果网络攻击造成大规模破坏,冲突可能升级,导致全面的武装冲突。毫无疑问,许多国家现在正在发展军事网络作战能力。如前所述,本研究发现了六个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军事化网络策略,两个国家正在考虑军事化网络策略,30个国家把网络安全作为一个军事优先事项。詹姆斯•刘易斯解释说,一些国家的军事条令已经包括“可以利用网络能力,进行侦察、信息作战、干扰关键的网络和服务、发动网络攻击,网络作战能力是电子战和信息作战的补充”。他分析的结论是,“只有少数‘网络大国’能够通过互联网下达软件命令,造成物理破坏的的能力”。不过,他指出一些国家正在发展军事能力,而且“随着技术和工具的商品化,非国家行为者将获得这种能力”。

  很显然的是,世界各军队必须保护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外界攻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国家的军队制定战略以保卫这些资产和网络;还不清楚的是应该如何制定这些策略,以免危及国际安全与国际社会稳定。我们不太清楚的还有进攻性网络工具出现后如何在战争中使用,对国际稳定、危机升级、作战、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不幸的是,关于“网络引发的”(cyber-enabled)冲突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在什么条件下将部署和使用军事性网络工具?危机时刻这会否导致冲突升级或减低冲突的等级?谁对损害负责,以及对手会如何反应?在网络空间什么是自我防卫、进攻和防守?在什么条件下网络攻击可以称着“武装袭击”,引发传统冲突?未来的战争和军事活动会伴随着来自互联网的攻击吗?

  目前,政策制定者、军事思想家和法律学者之间就什么是网络战仍然存在分歧,这个问题对于试图预测未来的国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网络战”可以看作是经典战争的互补力量,类似空中力量,它可以用来通过攻击其重要的基础设施,以攻击一个国家的心脏。然而,究竟什么会战略性网络攻击仍然没有共识。例如,网络破坏(cybersabotage)与网络攻击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此外,军方现在非常依赖计算机系统和网络并使用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资产,以执行日常任务,这是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网络技术具备军民两用性质。这会促使网络领域更适合“战术”作战吗?这会让公众/私人资产成为合理的目标吗?

  当前形势不断发展的本质加剧了许多障碍,不利于达成多边协议,以塑造网络空间中的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各国可能不愿意放弃使用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因为网络攻击被形容为“廉价的”和“不流血的”,所以它们可以提供战略上的优势。关于限制和约束,非常不清楚的是,如果有的话,哪种网络攻击行动可能会被禁止。网络技术是可以广泛获得的商业产品,因此非常难以控制。另外,对于国家发展军事网络能力的情况通常是秘密的,从而使多边对话变得更加困难。刘易斯贴切地总结道:“高度保密和薄弱的研究方法论导致决策复杂化了”。

  军事规划和努力制定制约措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识别任何特定的网络攻击的始作俑者。恶意的网络工具可以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也可以是“自产的”,以及所使用的计算机和算法也无法确定。因此,对于“网络空间军备控制”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把一次攻击归因于政府、机构、地点或特定的人。本•贝斯利-沃克(Ben Basely-Walker)的结论是:“即使可以高度确信行为人,证明行为是国家支持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是不可能的”。

  刘易斯的结论是:隐蔽性、易于获取和不确定性影响决定了网络冲突的特点,一个取决于放弃使用、限制技术、或尊约核查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对于减少国际安全面临的网络攻击的风险并非可行的方法形。想要通过一个总体的网络安全协议或条约以解决全方位的网络安全问题是不切实际的。

  第2章 信任建立措施的类型

  建立信任措施(CBMs)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以为实现各国之间的可靠的和平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关系。在不同的冲突领域,政治、经济、环境或社会的建立信任措施都是可取的。它们可以在相互对立的行为者之间或其他社会团体中建立政治的、行政管理的、军事的信任和信心。建立信任措施的目标是改变威胁认知,从而影响国家的关系和行为,达到预防冲突、更好的危机管理和解决冲突的目的。建立信任措施必须针对背景和应用领域具体实施。建立信任措施以及与建立信任措施成功与失败相关的措施的主要特征是互惠、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可靠性。

  如果建立信任措施直接关系到军事和安全领域,它们则被称为建立信任和安全的措施(CSBMs)。在条约的框架内,它们具备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约束力。它们可以是单边、双边、或多边的。它们的目的是防止暴力冲突的发生,在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后它们得到了详细阐述,有系统地实施。具体的例子是军事活动的现场检查或核实。鉴于国家之间存在普遍的不信任和猜疑,特别是在军事部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TCBMs)是在政治上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旨在减少国与国之间威胁,建立互相信任,使相互关系更加可靠和可预测。它们可以帮助防止对军事活动的误判,误判可能导致战争或不必要的军备竞赛。通常,建立信任措施、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被视为一个起点和桥梁,有助于未来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建立信任措施不能解决冲突,但它们为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并冲突解决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就是说,建立信任措施、建立信任-安全措施、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CBMs、CSBMs、TCBMs)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措辞往往可以交替使用——很难对这些工具做出精确的分类。然而,这些措施是军备控制的常用而且行之有效的工具。下一节将探讨这些措施的可选方案以及范围。

  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常用建立信任措施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发展和促进建立信任措施方面,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有很多的经验。其他区域组织,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和美洲国家组织(OAS)在讨论并建言有关地区问题时,也讨论了区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功能和落实方式。联合国裁军委员会(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Commission)制定了建立信任措施的指南,提交1988年5月28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列举建立信任措施的发展状况的主要目的是“减少甚至消除有关军事活动和其他国家的意图的不信任、恐惧、误解和误算的原因”。核心目标是“有利于防止军事对抗以及秘密进行战争准备,减少因意外引起的突然袭击和战争的风险”。

  在冷战时期由于对核战争的担忧的刺激下,现代“军控学派”提出并制定了许多不同的措施,以实现危机稳定、损害限制和战争预防。各种军控条约和措施相继出台,“对国家军事装备的部署和/或计划施加政治或法律上的约束。”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是军备控制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冷战初期,两个军事集团采纳了“核武器建立信任措施”, 这是增加透明度的第一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了可以直接有效沟通的热线,以防止因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而导致核战争的爆发。1971年,美苏签署了《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的风险而采取的措施的协议》。1977年,苏联和美国扩大了合作,签署了《建立减少核危险中心的协议》,旨在避免意外核战争。1976年苏联和法国、1977年苏联和英国之间也签署了《双边热线协议》。

  冷战结束后,建议降低部署的、装备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高警戒级别——解除警戒措施包括把弹头从导弹取下并把它们分开储存。1998年9月,美国克林顿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的声明,支持在莫斯科建立联合数据交换中心,就弹道导弹或空间飞行器发射方面,支持各个国家的预警系统获得的信息的交换。不幸的是,中心从未建成,但降低风险的措施,如早期预警,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对抗中是非常必要的。

  最重要的多边核协议是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在1995年该条约被无限期延长。它的目的是防止核武器和核武器技术的扩散(第1-3条),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第4条),并推动核裁军目标的实现(第6条)。一个自治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负责核查不扩散条约的遵守,其他任务包括核安全、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按照第4条和平利用核能条款,建立对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和不转移核材料的信任机制,是不扩散机制的一个关键目标。

  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区域机制是1986年阿根廷和巴西达成和解之后于1991年设立的阿根廷-巴西核材料审计及监督署(ABACC)。阿根廷-巴西核材料审计及监督署是一个双边“保障机构”,由两个国家共同管理,以保证所有的核材料只用于和平目的。

  这些协议都包括核查、咨询、研讨会和具体的可操作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或者建立信任措施,这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减少了核武器领域的误解和误判导致武装冲突的危险,并为一个国家引发的“战争爆发”建立了额外的保障。

  传统的军控措施还包括禁止发展、储存和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1972年签署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TWC)禁止为非和平目的而发展、生产、储存、或获得生物制剂或毒素,以及任何相关的运输手段。《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没有核查机制,但缔约国已同意自愿措施,申报非常安全的设施或异常疫情。1993年签署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使生产、储存、保有、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为非法行为,并建立了自己的核查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这两个公约在本质上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并旨在消除基于军民两用物质——即在日常生活中有重要用途的生物和化学物质——的武器。虽然具体制定了禁止的化学或生物制剂的名单,两个公约还对未来类型的制剂做了全面规定。体现在两个公约中的“通用目标标准”允许制定禁止制剂的灵活列表。与定义相关的复杂的技术和法律问题、工业设施的获得、前体核查等等经历了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

  虽然核、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军控协议主要是基于对前体物质和材料的控制,另一种方法是限制或管制武器运载系统,如导弹或飞机。导弹是最普遍的投送系统,但军备控制协议没有对其全面限制。对武器出口供应方的管制,如1987年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都有助于延缓区域导弹计划和阻止与非成员国的技术合作。许多与导弹有关的建立信任措施已经提出,但从来没有得到普遍实施。一个相当成功的协议是《海牙反弹道导弹扩散准则》,其目的是弹道导弹的扩散更加透明。第一个国家签署这个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准则是在2002年11月,目前其签署国已增加至134个国家。会员必须在弹道导弹发射、航天运载火箭发射和飞行试验前发布通知,并提交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年度政策报告,包括在过去一年发射的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数目。虽然这个准则提高了对弹道导弹扩散的重视和透明程度,但是重点领域被排除在外,如巡航导弹,它也可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协议没有涉及到巡航导弹。

  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是缔约国同意的特殊军事条款和冲突预防措施,“以消除不信任,否则可能导致武装冲突”。它们可以是双边或多边协议,也可以单方面实施,如果一方实施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以诱使他人采取相应的行动的话。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旨在影响一方对另一方的意图的认知,因为对潜在对手的能力和国家军事条令的误解可能导致武装冲突。“为了消除这种不信任,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致力去除一个国家军事政策的内在模糊性,使它们变得更加透明,或者作出修正,保障它们引发军事侵略的可能性明确减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既不能解决冲突,也不能保障不会发生战争,但它们可以显著增加国家之间的信任、早期预警和预见性。从长远来看,他们可以修改、转变和改善国家间的关系,增加稳定性,并为达成有效的武器控制协议作好准备。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一直是讨论发展多边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主要论坛。

  欧洲的信任建立和安全建设措施

  在欧洲, 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之后,建立信任措施是防止在高度军事化的中欧地区发生突然袭击或大规模进攻行动的措施。《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要求各方对参与人数超过25000名士兵的有计划的军事演习进行提前通知。1986年,《斯德哥尔摩协议》降低了强制通报的门槛,并提出必须邀请来自两个超级大国军事集团的观察员。1990年《维也纳文件》出台了一系列现场检查措施,比如每年交换信息,包括国防预算和规划的新武器系统的信息,以及建立北约军队和华约军队之间的定期对话机制。冷战结束后,《维也纳文件》在1992年、1994年、1999年和2011年进行了修订和更新。维也纳文件与《1990年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紧密相关,这个条约签署于1990年11月19日,1992年11月生效。《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被看作是欧洲安全的重要基石,是通过合作方法以增加全球稳定和安全的典范。它是军控历史上最大的裁军行动,促进了欧洲政治架构的转型。与常规武器控制制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开放天空条约》,这是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1992年签署的,于2002年1月1日生效。三十四个签约国同意通过配有经过认证的传感器(光、红外线)的飞机在彼此的领空进行航班监视,涉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广泛区域。特别装备的飞机上配备来自其他成员国的机组人员,这样就可以不依赖于昂贵的卫星技术而实现对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合作性监视。这些程序也可以用于具体冲突地区的危机管理目的。《开放天空条约》是无限期的,终止需要提前6个月预先通知。条约原则上是开放的,接受新缔约国的加入,拉丁美洲也努力想建立这样的地区性程序,但没有达成协议。

  与《维也纳文件》与《开放天空条约》相结合,《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在欧安组织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具备透明度、促进对话和合作的机制。通过在温哥华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区域实施通告和核查,它实现了一个具有信任、稳定性的网络。通过超过5500次实地核查,30个《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成员国建立了欧洲的透明性。一个后续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修正条约》(Adapted CFE Treaty)1999年在伊斯坦布尔签署,但北约国家从来没有批准它。俄罗斯联邦在2007年12月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2011年北约也暂时终止了这个条约,常规武器控制机制前途未卜。尽管——或者因为这种缺失——在欧洲的常规武装力量还继续需要建立信任措施的帮助。

  其他地区也获益于欧洲的完善的常规武器控制制度。在1996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协议》就是以《维也纳文件》为蓝本。它对武装部队和重型武器的部署地理位置以及军事演习进行了限制。它是代顿协议——从1995年起发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体和平框架协定——的一部分。一个联合咨询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这个协议。

  欧洲以外地区的建立信任和安全建设措施

  代价惨痛的战争后,通常会实施去军事化,设立低度部署区(Thin-out zones)以分散常军事力量。1973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十月战争后,《西奈临时协定》在脱离接触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设立低度部署区两侧的非军事缓冲区是依靠空中侦察和早期预警传感器的联合国部队来实施监督。后来,1978年9月的《戴维营协议》也设立了低度部署区,奠定了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达成和平条约的基础。1994年,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双方宣布放弃以武装部队威胁对方,同意制定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1991年到1995年间的旨在在中东地区实施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会谈——例如在军备控制和区域安全谈判中安排通报某些军事活动,避免海上事故,海上搜救协调,军事接触,建立热线——最终因埃及和以色列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无果而终。

  在南亚,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已经被用于缓解边界上的紧张军事局势,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1972年印度和巴基斯坦承诺对在克什米尔使用武力保持克制。198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的协议禁止对核设施的攻击,以防止对对方的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达成的《防止侵犯领空协议》和《军事演练、演习和部队调动的提前通知协议》,以保证彼此的领空安全以及用于。在1962年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国和印度采取了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沿喜马拉雅边境的西段——所谓的实际控制线——建立了20公里的非军事区介绍。90年代,中印政府达成的协议增加了新的义务,限制在控制线周围部署军队。

  冷战结束后,朝鲜、韩国和美国试图在朝鲜半岛引入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1991年《和解、互不侵犯、交流、合作协议》签署,其中包括“建立联合和解委员会以及联合军事委员会,负责制定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包括军事演习的限制和预先通知,军事情报和人员的交换,以及在国家军事命令部之间设立热线电话”。尽管做出了不断的努力,如1992年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声明》以及1994年《美利坚合众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框架协议》,目前朝鲜核计划的和平解决似乎遥不可及。要注意的是,虽然缓冲区或低度部署区可以提高攻击的预警时间,但是武装部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部署。

  日内瓦裁军谈判和美洲国家组织举行飞专家会议和研讨会,最终于1995年达成《圣地亚哥宣言》,呼吁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实施一系列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这导致了1998年的《圣萨尔瓦多声明》,其中包括如政治交往、边境合作、军队合作、军事开支合作等等条款。

  非军事的信任建立措施——更宽广的定义

  在冷战期间,建立信任措施主要集中在“硬”的安全问题(即它们是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以防止在欧洲爆发武力冲突,减少军事集团的边界周围的军事紧张局势。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议定书》(Helsinki Final Act)也包括了一系列非军事的建立信任措施。对于非军事的建立信任措施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但由欧安组织预防冲突中心制定的《欧安组织非军事信任措施指南》给出了以下定义:

  非军事的建立信任措施是指在冲突周期的所有阶段和跨越安全的三个方面实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或文化领域的行动,目的是提高透明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冲突方之间的信任和信心水平,以防止国家间和/或国内的冲突发生,或(重新)升级,为持久解决方案铺平道路。

  建立信任措施在国内冲突变得非常重要,期间警察和安全部队与武装反对派或准军事部队对抗。欧安组织经历了对地区产生了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影响的国内冲突。民事的建立信任措施(CCBMs)旨在建立民间团体,如族群或代表少数民族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信任和信心。冲突各方参与透明的讨论或决策过程,可以帮助减少各族群之间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民事的建立信任措施可以沟通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例如,在冲突后的情况下,冲突各方之间的沟通中断或复杂化了,民事的建立信任措施有重要作用。民事的建立信任措施的讨论能够把相关负责人及代表汇聚一堂,并帮助奠定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基础。

  一些传统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技术对民事的建立信任措施也有用。例如,设立热线,警察和非军事力量之间的直接交流有助于增强国家机构的信心,促进合作。

  网络空间和外空的活动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

  网络空间是由有军事以及商业和民用的双重用途的技术为主导。这个技术领域中私营部门行为体控制了大部分资产。在这两个方面,网络空间与太空领域非常相似。导弹和火箭技术是军事有效载荷——如核武器——的载体,但是也可以作为民事的或商业的有效载荷的太空发射载具。外层空间,像网络空间一样,是国家和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资产——尽管它大部分是高度商业化的基础设施。因此,研究已经提议在外太空实施的透明度和建立信心措施,为未来的网络空间解决方案提供参考,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外层空间的总体国际框架包括“和平利用”和“免费使用”的概念,这些原则编纂在1967《外层空间条约》(OST)中。虽然《外层空间条约》第4条禁止在轨道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常规太空武器的部署和使用没有明确排除在外。《外层空间条约》签订以后的几十年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已经采纳了一些举措,以防止太空武器化和保护空间环境免受潜在武装冲突的影响——其中包括2008年由中国和俄罗斯联邦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提议,建议达成一项条约,禁止在太空部署武器。出台了《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和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打击外空物体的条约草案》。从90年代中期开始,裁军谈判不断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成功,就有关军事性航天活动达成任何多边协定。

  事实上,由于大部分致力于制定双边或多边的空间军备控制措施的努力前功尽弃,最近努力保护空间域的工作都集中在建立信任措施的制定和行为规范的发展。

  2008年12月,欧盟公布的《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守则草案》,随后在2010年进行了修订。这项工作旨在建立无法律约束力的空间行为规范。拟议的国际规范的目的是加强“外层空间的安全、保障和预见性”,包括了民用和军事的条款。例如,该提案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空间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空间物体之间的碰撞或任何形式的有害干扰”。(第4.1条)。

  联合国于1991年开始研究外太空领域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在2006年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由俄罗斯联邦牵头,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这些措施提出具体建议;俄罗斯联邦于2009年提出了一套详细的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基本的透明度措施、空间活动的“道路规则”。2010年,联合国大会授权一个政府专家小组探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这个工作组2012年7月开始工作,将在2013年7月结束。最后要就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问题向秘书长提出一系列建议。被广泛讨论的概念包括发射的通告、轨道变化和卫星再入大气层的高风险。此外,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包括69个会员国,正在研究新的多边的自愿措施,以确保空间环境的“长期可持续性”。虽然这种工作是高度技术性的,主要关注“最佳做法准则”,这些措施是确保空间操作安全和可靠性需要的,比如在轨道上的物体数据的交换措施,也是功能性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预计这项工作将在2014年完成。 知远/安德万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505/n399157817.shtml report 12224 讨论了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经典的“建立信任”概念,以及其应用于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包括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太空武器,以及在非军事领域,如救灾。在考虑采用多边办法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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