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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太平洋门户:澳国防战略和澳美联盟的未来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澳大利亚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当前的地缘政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在身份上属于西方,地理上则靠近亚洲,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世界超级海军的保护,先是英国皇家海军,后是美国海军。在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南海地区作为潜在冲突地的角色日渐突出,澳大利亚在中美地缘战略博弈上的地位也日趋重要。本文从美国的角度对美澳军事同盟进行分析。它阐述了美澳军事同盟的现状,详细介绍了目前澳大利亚的近邻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并概述了这些发展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澳大利亚思想流派;介绍了澳大利亚可以对地区安全和威慑做出更大贡献的四种方式;前瞻了澳大利亚的防务建设需求。报告编译如下:

  一、简介和摘要

  澳大利亚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型岛屿,位于亚太地区的边缘,正面临一系列看似矛盾的问题。澳大利亚在身份上属于西方,在地理上则靠近亚洲,所在整个历史上,本身不得不采取一个复杂多面的方式来寻求安全。这个国家还秉持独立大国的传统,堪培拉也经常表现出自力更生的强烈愿望。 这种两面性已经体现在作战和战略方面,既不断追求更大的前沿存在,又有大陆防御主义的坚持,在两间之间不断振荡。这种战略定义本身的矛盾,因为冷战时期的情况而复杂化,因为那时美国的安全问题的重心在澳大利亚的区域外。虽然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越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士兵都并肩作战,但美国的战略重心是在中欧前线,而非南半球浩瀚的热带海洋。9/11事件之后,这两个国家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开展反暴乱作战行动,澳大利亚士兵都曾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

  由于世界的重心正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大国博弈的焦点逐渐进入澳大利亚的海上后院,澳大利亚已经从地缘政治的“后卫”转成为“顶级中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战略重点区域第一次重叠。这种力量优先性的重叠可能意味着美澳关系将是21世纪最特殊的关系。

  本报告从美国的角度对美澳军事同盟进行分析,因为这一关系正处在新时代的风口浪尖。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处,这里似乎是印度洋-太平洋公地“看门人”的理想位置,可以紧盯对抗性的水域,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中发挥核心作用。

  本报告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它阐述了美澳军事同盟的现状,详细介绍了目前澳大利亚的近邻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并概述了这些发展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这些变化非常强烈,澳大利亚内部正在孕育一场关于未来与美国防务关系的战略辩论。本报告简要概述了正在进行的辩论,并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澳大利亚思想流派:联盟极简主义、联盟极大主义和渐进主义。澳大利亚的战略文化中许多传统的核心假设正在被推翻,美澳同盟越来越被视为维持地区稳定的一个基石。

  基于这些观察,本报告的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澳大利亚可以对地区安全和威慑做出更大贡献的四种方式。这些作战角色的分类如下:

  支援性保护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战略纵深和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澳大利亚可以在提供进入、培训机会、后勤和维修设施以及支持盟国的军事力量的维修设施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印度洋-太平洋了望台:澳大利亚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并和美国有着几十年密切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合作的历史,这为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侦察上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绿水看守者:澳大利亚在地理上接近关键东南亚水道,在具有挑战性的两栖和濒海作战上也有丰富的经验,处于在与印度尼西亚一起保护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的理想位置。

  外围发射台:澳大利亚漫长的海岸线和地理位置,使其便于在印度洋实施外围作战,如在西太平洋爆发冲突时实施海上拦截行动。

  在深入分析每种角色时,本报告讨论了澳大利亚的新一届领导层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国家的未来防御能力,胜任其作战环境和新兴的军事战略。它探讨了澳大利亚目前关于空中力量和潜艇的辩论,认为澳大利亚非常需要获得更远航程的空中能力(包括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需要获得核动力潜艇、无人水下航行器和潜艇供应船。第三部分总结时指出,如果澳大利亚政府资金和预算不存在较大程度的一致性,美澳同盟可能无法发挥其巨大的潜力。

  二、美澳防务关系新时代的开端

  (一)澳大利亚战略环境的转变

  亚洲的经济和军事崛起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重塑的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经济,还有其对威胁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中国。事实上,中国崛起对澳大利亚而言有双重意义,既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又是其最大的潜在军事威胁。在对自然资源庞大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大量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天然气,并已成为这个岛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西部都是一个闭塞落后之地,但目前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原因就在于西部和西北部沿海地带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尽管这个州的人员占澳大利亚总人口不到11%,但它提供了所有港口的46%,并有整个国家的天然气储量的绝大部分。 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的进口量占到了澳大利亚所有出口的35%以上,是五年前的水平的两倍以上。澳大利亚的出口也日益多样化,近期增长较快的是高价值的药品和医疗产品。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为澳大利亚农产品的头号出口目的地。虽然这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也引发了各界对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对中国这个出口买家的依赖已经超过了过去63年里任何其他的贸易伙伴,超过了二战之后其对英国的依赖。” 一些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警告说,澳大利亚的对外依赖程度,会使其更容易受到中国经济短期内震荡的影响,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警告说,中国对矿产品的需求是不可持续的。

  澳大利亚的尴尬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事实上,堪培拉对北京的军事快速现代化和在领土争端问题展现的日益强硬的姿态的担忧正在稳步增长。自2009年广为人知的“无瑕”号事件以来,中国在与从美国和越南到菲律宾和日本的多国在海上打交道时,逐渐采取边缘性的政策,尤指政治上将某危险政策推行到安全的极限。 正如一位澳大利亚评论员最近指出的那样,“中国希望可以忽略东盟开启的集体安全协商,而对那些与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有岛屿主权争议的国家施加双边性的压力,各国对中国宣称良好意图的信心已经有所动摇。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安全认知影响力的增长,导致了整个国家对战略方向进行深刻的重新评估。

  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的庞大需求,带动了该国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大发展,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大大加深了与印度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这是另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强国。印度不仅仅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应对中国扩张一个潜在的力量。这种认知被更广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家视印度为一个良好的外部平衡者。 澳大利亚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已经导致它扩展战略构想,并对亚洲新兴安全架构有一种更全面的解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一直固守凝重的太平洋中心世界观。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经济和人口中心都呈簇状分布在东部海岸线上,而澳大利亚的最大的盟友,美国,却坐落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所以才会出现“澳大利亚美国湖”的说法。因此,澳大利亚广袤和人烟稀少的西部海岸当面的印度洋一直是澳大利亚“被遗忘的海洋。” 过去十年中,这种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印度洋不仅被视为世界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是战略意义重大的地区。这在澳大利亚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有着突出的反映,这份白皮书强调了“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经东南亚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圆弧已经出现。” 虽然白皮书承认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圆弧更多是一种亚区域的安排,不具整体性, 但这是澳大利亚观察家注意到官方第一次将印度洋-太平洋定义为战略性区域。

  对澳大利亚而言,东南亚构成了这个新兴的安全架构的联结点。东盟集团有着2.1万亿美元的GDP总和,富裕的中产阶级正稳步崛起,这个地区正逐步被视为澳大利亚出口和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2年,澳大利亚与东盟的双向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总额达到了为874.8亿美元。2009年,澳大利亚与东盟和新西兰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 Free Trade Agreement )。2013年9月外长毕晓普( Julie Bishop)宣布,任命澳大利亚首任驻东盟大使。

  印度尼西亚是澳大利亚关于东南亚战略思考的核心,需要特别注意。在私人谈话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国防官员比较容易将印度尼西亚的战略位置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与19世纪加勒比海对美国,或者低地国家对大英帝国在整个历史上的重要性做类比。 作为一个崛起的经济大国,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最近超过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国土由东至西长达3000英里,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拥有超过2.42亿的居民。澳大利亚认为,进一步改善其与印度尼西亚的军事、经济以及外交关系是其最重要的优先事项,这个邻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成功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也是因为地区安全大结构的未来。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评论到未来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时指出,如果印度尼西亚成为澳大利亚的盟友,“其战略的体重会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主要的海上强国,足以保护其海上通道对付敌对势力,这样也有助于保护澳大利亚的利益。” 雅加达已经开始表达了这样的雄心,2011年12月与韩国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签署了在2020年前采购3艘209/1200型柴电攻击潜艇的合同。

  整个亚洲大力发展海上力量的不只是印度尼西亚一个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投资发展高端的海军资产。特别是潜艇的扩散促使堪培拉更加关注,在存在海上领土争议的东海和南海潜艇的扩散更为明显。 十年前澳大利亚还是一个站在全球地缘政治边缘的国家,而如今正迈入本世纪最拥挤和激烈的地缘政治区域的中心。

  (二)新的战略趋同的时代

  自成立之初澳大利亚一直在努力解决一个悖论:它的文化接近西方国家,而地理距离却远离西方。这种孤独感促成了自英联邦早期时代以来澳大利亚身份认同的独特性,正如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爵士的名言指出的那样“年轻的澳大利亚殖民地之间,以及与大英帝国的关系,都是亲属关系。” 以此二元性为基础,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假定澳大利亚是一个撕裂的国家,徘徊在文化断层线上,寻找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其他人则试图用“有限性”的概念来定义这个年轻的国家:澳大利亚是一个处在两个不同世界之上的有限国家,可以进入两个不同的世界,但在任何一个世界中持续存在都是不可能的。 在现实中,澳大利亚的这种有限性正在摆脱负面因素的角色,随着世界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澳大利亚两个世界交汇点的位置正在成为其最大的资产。

  过去的几年中,华盛顿强调努力通过“支点”或“再平衡”走向世界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心,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偏轻”,而欧洲和中东地区“超重”。 2011年,美国时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指出:“过去十年的历程中,我们(美国)已经在中东走了一点点弯路……我们的未来将从根本上由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来主导。 官方文件已经以书面形式明确了这种战略导向,宣布到2020年美军将有60%的空中和海上资产转移到亚洲战区,并解释说,“虽然美军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安全,但美国必将然将在亚太地区实现力量的再平衡。”

  美国在亚洲实施再平衡战略的决定已经对澳美联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尽管9/11事件之后的十年里,澳大利亚认为美澳联盟大部分体现在区域以外实施的联合行动上,例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遥远的陆地上实施的行动,但这两个国家现在都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视为他们未来联合作战的主要区域。澳大利亚的战略地理位置,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以及高度重视情报作用等因素使这个国家正在成为对美国来说日益宝贵的合作伙伴。整个混乱的20世纪,华盛顿与伦敦的紧密联盟为美国在欧洲提供了战略制高点,与此类似,美国与澳大利亚紧密关系也为美国提供了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维护影响力和军事到达的有效手段。澳大利亚正逐步远离亨廷顿所描绘的“撕裂的国家”角色,在华盛顿的决策者们看来,澳大利亚正日益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桥梁强国(bridging power)”,这个国家正在深化与不断上升的民主大国(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将在确保未来地区稳定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将美澳同盟阐述为“必不可少”。2011年,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决定,在达尔文容纳2500名美国陆战队员进驻。

  (三)致力于中间道路的中间力量:澳大利亚持续的战略辩论

  澳大利亚自认是“中间力量”,冷战期间一度陷入政治学家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所称的“联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斯奈德的理论产生于冷战期间,他认为,北约的欧洲列强们发现自己似乎永远处于一个两难困境: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截留的风险,同时又不断担心突遭美国遗弃的后果。

  第一次亚洲力量的崛起引发澳大利亚这样的担心是在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日本的军事能力与野心的不断扩张,澳大利亚政界的关注随着1921年英日海军条约的终止大大增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曾将这个条约视为地区稳定受到欢迎的标志。 一个潜在敌对的太平洋大国及其日益强大海军的出现,使澳大利亚认识到他不能再依赖其地理位置的孤立性作为主要的防御手段。相反,它变得更加需要大英帝国的承诺:在发生冲突时派出海军力量至新加坡提供脆弱的安全保障。

  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区域侵略行径不断升级,澳大利亚对公开谴责日本的行动犹豫不决,并努力避免任何形式的公开对抗。这种现象可以通过两个因素来解释。首先,澳大利亚认为自己越来越容易受到入侵的威胁。堪培拉决策者们怀疑英国战舰是否可以及时抵达新加坡击退日本侵略,也不认为美国在这样的事件中能够提供有意义的援助。 其次,澳大利亚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蓬勃发展,这个国家在堪培拉赢得了很多的好感。

  不难看出,这与今天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澳大利亚的战略界再次因为一个亚洲强国海军能力的崛起而惊动,澳大利亚战略专家圈子已经公开质疑美国安全保证的强度和耐久性。中国持续大量从澳大利亚进口商品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带来了很多好处,就像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发展给澳大利亚提供了贸易顺差一样。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和不断上升的安全忧虑,使澳大利亚的认知逐步陷入不安全状态,对于未来国内有着大量关于不确定性的争论。这个争论的焦点是美澳同盟的未来,以及其对澳大利亚和地区稳定的意义。澳大利亚充满活力的战略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但一般可以分为三种倾向或思想流派。

  联盟极简主义(Minimalist Alliance):联盟极简主义者认为,澳大利亚在被包埋在日益紧张的中美两国竞争之中,美国是否有能力担当一个亚洲地区长期可靠安全的提供者,这一点已经有严重的疑虑。他们对未来的构想是由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的,那就是中国崛起的必然性,以及美国衰落的难以回避。因此,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学会适应中国的雄心,澳大利亚应该寻求建立一种更加自主的安全政策。休•怀特是这一学派的主要倡导者,他曾假定,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不得不与中国在亚洲分享权力,因此应该承认,中国大片的海上围幕最将将在北京的势力范围上落下。 休•怀特对经典的海军理论家朱利安•科贝特爵士的理论做出了回应,他描绘了亚洲未来的海上前景,悲观地认为这里将成为一个“没有人的海洋”,没有哪个强国能够真正实现海上控制。 因此,澳大利亚首先应该着眼保持在中美竞争的外围,避开可能导致陷入执行海上拒止有力战略的困境。怀特的衰落论一定程度受到一些重要人物的认同,例如澳大利亚前任陆军司令彼得•莱希(Peter Leahy),他曾经对美国在该地区未来的主导地位抱有强烈的戒心,并质疑与美国深化军事关系的必要性,担心这会引与中国不必要的对抗。 各种在中国有既得利益的企业集团,特别是采矿业,也表现出对靠拢美国政策的强烈质疑。

  联盟极大主义(Alliance Maximalists):另一种观点和理论是联盟极大主义,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要加强安全,就必须要靠深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通过更加积极地发出澳大利亚与美国战略一致性的信号,并采取措施强化其对美澳同盟的防务贡献,堪培拉可以更好地鼓励美国维持其地区安全承诺,提高联盟发挥威慑作用的持久性和可靠性。联盟极大主义者们认为,上述情况只有澳大利亚能在地区危机或者冲突事件中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时才可能发生。例如,科科达基金会(Kokoda Foundation)的罗斯•巴贝奇(Ross Babbage)指出,澳大利亚应该拥有一支足以“斩断任何试图攻击澳大利亚的亚洲强国手臂”的军事力量,澳大利亚国防军并不仅仅要保卫澳大利亚的海岸,还要能够与美军一起在旷日持久的战役过程中积极扮演击败敌人的角色。 保罗•迪布(Paul Dibb)也指出,澳大利亚应该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参与应对中国恢复地区平衡的努力。 联盟极大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应该采取一种“通过惩罚来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拒止来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的政策,作为应对不确定性方案的一部分。正如巴贝奇所写的那样:“假设太平洋发生重大的安全危机事件,澳大利亚要完全依靠美国迅速而量身定制的军事支援,是一种完全没有可能性的幻想。”

  渐进主义者:介于极简主义和极大主义两者之间是渐进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对美澳同盟的价值有坚定的信心,但对美国的政策或可能的战略有所担心和保留。在他们看来,这未必足以保持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稳定。举例来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本杰明•斯格瑞尔(Benjamin Schreer)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澳大利亚应该寻求更深入地理解五角大楼新兴的空海一体战概念,掌握更多的作战细节,但要避免公开签署条约或对这个概念做出承诺,为的就是不要过于刺激中国。

  这些关于澳大利亚在同盟中作用的观点和分歧,远远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已经转化为政策。例如,尽管联盟极简主义的观点似乎对战略的制定几乎没有影响,但前任澳大利亚政府在极大主义和渐进主义理论之间的摇摆(有时候并没有决定性意义)已经很频繁。澳大利亚2013国防白皮书指出,“政府并不认为澳大利亚必须要在与美国长期联盟关系和扩大与中国的关系之间做出决择;美国和中国也没有认为,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篇文章阐述了对亚洲未来类似的看法,他重申了面对中国的野心要发出强化力量和决心信号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改善彼此间的军事关系,创造新的合作框架。 首相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的领导下的新自由国民政府(Liberal Nationalist Government )更强调联盟极大主义。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的新领导层而言,目前迫切需要将眼光跳出联盟的传统观念,因为这是目前固有局限性束缚的源头。

  例如,联盟极简主义者将亚洲大陆分成为中国和美国两大势力范围,这样的观点并不成熟。联盟极简主义论点的缺陷之一在于其隐含的假设,即目前的趋势线将继续存在,并且相信中国的持续崛起已成定局。事实上,中国领导层目前正面临着许多的未来挑战,从人口迅速老龄化到严重的资源短缺,从社会经济差距到不断增长的内部矛盾。 现政权的继续生存,以及目前的形势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整体影响,仍然不够明朗。 相反,美国衰落的预言可能被夸大了。目前,某些指标预示着经济复苏已然开端,正在进行的非常规能源革命可能加速美国的复苏。最后,联盟极简主义的论点不太重视该地区的中间力量,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不太可能悄悄默许在亚洲建立海上的中间王国。

  与此同时,联盟极大主义者积极主动的做法在许多方面会受到欢迎,但也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那就是澳大利亚国防军重点投资的领域可能只是作战结果有一线之差的领域。这可能会导致有限资源和努力的分散,如果更加集中用于适合澳大利亚近海区域作战行动所需的资产效果会更好,华盛顿可能也会将此视为澳大利亚可以做的最有价值的军事贡献。

  最后,渐进主义观点的风险是缺乏战略清晰度。正如过去军事效益研究清楚表明的那样,和平时期没有明确的战略方向会对冲突时的军事表现和未来部队结构有很大的负责影响。 过分渐进的方式带来的后果可能更糟糕,澳大利亚本可以要么选择极简主义,要么选择极大主义,而骑墙的立场可能使其不能为任何一种可能性做好准备。澳大利亚近邻正在进行的战略性转变强烈预示着这个国家需要更加富于创造性的国防战略,这个战略要充分考虑美澳军事联盟对于地区稳定的重要性。

  事实上,尽管有一些现象和澳大利亚过去黑暗的章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澳大利亚重蹈1942年秋新加坡陷落覆辙的可能性很小。 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澳大利亚目前的大国盟友没有在千里之外的澳大利亚海岸集中大量的军事资源的紧迫性。相反,华盛顿主要的战略关注区域是澳大利亚的家门口。这种“战略重叠”很可能成为澳新美同盟的长期性特征,这意味着造成自力更生和赞成强化美澳同盟之间由来已久的争论,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错误假二歧式的东西。任何持久的未来冲突最有可能由澳大利亚延伸的海上邻居(如中国)展开,因此,澳大利亚国防军应该把重点放在区域的海上突发事件上,而不是在遥远的地面战役,这对联盟双方来说都是切身利益。澳大利亚在这方面似乎有了战略共识,无论是在澳大利亚的重新追求使自己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还是迫切需要额外的国防开支以满足日益增长安全需求上均是如此。

  展望未来,现在的问题是联盟双方如何能够从一个朝气蓬勃的美澳同盟中获得战略红利?新自由国民政府的上台提供了机会窗口,澳大利亚有可能把它的愿望变成一个更具体和持久的现实。本报告希望有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详细分析澳大利亚未来军力在作战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角色将以他们加强地区传统威慑、为美澳军事联盟的稳定做贡献的程度为基础。

  三、调整澳大利亚未来的军事角色

  随着北京继续扩大和加强其军事力量,华盛顿和堪培拉应该如何调整他们的联盟?如果美国和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的广阔地区展开影响力竞争,澳大利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强常规威慑和促进危机稳定? 最后,如果威慑失败和危机稳定被破坏,澳大利亚国防军在同美军并肩作战或者支援作战击败侵略行为方面可能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本章节的目的是为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尽管已经有许多关于中国和美国可能发生冲突的想定(这个时候澳大利亚可能被要求援助其长期盟友),但美澳联盟的未来和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可能发展和任何冲突的具体原因没有多少关系,而和冲突可能发生的地点有密切关系。例如,如果因为东北亚问题、台湾地位问题或者东海领土争端发生危机,堪培拉将不太可能提供重大的作战支援,因为主要的战区将远离其海岸。不过,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军事设施或情报、监视和侦察资产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话,澳大利亚仍然可以向美军提供重要的基地、后勤和情报支援。如果因为中国南海的海洋权利争端而发生冲突,那么澳大利亚将直接受到影响,因为其地理上接近这一地区,而且澳大利亚也是五国联防组织(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的成员国。 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可能会采取阻止中国占有任何领土的行动,或者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控制关键的海上咽喉要道,确保盟军运输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而敌人的航运可能被打乱。最后,未来数十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可能会从东亚转移到印度洋地区。特别是如果中国发展更多的蓝水海军能力,沿着印度洋海盆获得进入的支援性设施,并试图沿着遥远的海上交通线进行巡逻的情况下,这些交通线对其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前沿部署的中国空中和海上力量在中美发生冲突时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威胁(无论冲突发生在哪里),堪培拉必须为应对这种威胁做好准备。

  重要的是,如果冲突水平升级或变得旷日持久,这些想定和任务可能重叠。那么为了提高威慑力,本章概述了澳大利亚国防军四种不同的(但不相互排斥的)的角色:支援性保护区(Supportive Sanctuary),印度洋-太平洋瞭望塔(Indo-Pacific Watch Tower),绿水监护人(Green Water Warden),以及外围的发射台(Peripheral Launchpad)。

  (一)支援性保护区

  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是它的战略纵深,这个国家本身远离亚洲大陆,且有着辽阔的大陆腹地。随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基地越来越容易受到中国导弹的威胁,澳大利亚大陆,凭借其雄厚的基础设施和当地的技术专长,能够为联盟扮演后勤枢纽和中心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反介入武库正在不断扩展,其军事理论越来越强调导弹威吓和饱和攻击战役,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作为联盟作战行动中支援性保护区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澳大利亚仍然处于中国大量的常规导弹武库和攻击飞机的打击距离之外。虽然解放军可以构想向澳大利亚海域派遣潜艇,但在冲突时期,中国需要将其水下力量的绝大部分集中于第二岛链。“漫游”于澳大利亚周边的中国潜艇“狼群”可能进行深度布雷作战,或者对澳大利亚的港口和海上设施发动零星的导弹攻击。中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可能会小心翼翼地沿着澳大利亚漫长的海岸线实施插入,对军事基地或者后勤补给线实施袭击和蓄意破坏。为了对抗这些威胁,澳大利亚国防军将需要强化其关键的濒海通道的监视能力,加大军事基地以及弹药和燃料库周边的防护力度。然而在所有的可能性中,中国人突袭南方群岛地带从而“屏蔽”澳大利亚北部航线的做法,可能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针对悉尼港和纽卡斯尔进行的声东击西/骚扰行动相类似。这些攻击在心理上有破坏性,但对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海军作战的影响非常有限。 此外,中国的潜艇违背海洋地理的距离和特征,悍然攻击澳大利亚,其脆弱的态势将升高。常规动力潜艇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上浮水面很长的时间,从而暴露在攻击威胁之下,而中国核潜艇的噪声较大,也会陷于危险的境地。因为这里在敌手反介入区域范围之外作战的重要性日益升高,美国向澳大利亚部署远程突防的监视和打击飞机以及潜艇,将有助于保持地区总体的军事平衡。

  目前,美国的轰炸机联队和潜艇舰队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支撑点总体不足。在西太平洋,美国轰炸机和潜艇的主要基地是关岛,距离中国约1800英里。但是关岛可能已经处在中国弹道导弹的有效射程内,中国空中和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也可以对这里实施打击。在印度洋,英国的迪戈加西亚岛上也部署有美国资产。这个基地远在解放军导弹部队的打击距离之外,和关岛相比,此地到中国沿海的距离是其两倍,约3900英里。但是距离的增加会延长美军向潜在冲突区域航渡的时间,因而减少了驻扎、装载传感器和武器载荷的时间,削弱了美军的作战能力。

  至少从目前来说,如果美国要在中国导弹打击距离之外寻找潜在的作战支撑点,澳大利亚可以提供一些最优的地理位置。 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北部地区、昆士兰州(Queensland)的约克角半岛(Cape York Peninsula)以及西澳大利亚的各个空军基地,距离台湾海峡有2700英里,距离南海也有约1700英里。东印度洋的科科斯岛(Cocos Island)上有简易机场,这里更接近南海,距离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的海上战略阻塞点只有700英里。尽管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靠近珀斯)和南海之间的距离,和关岛与南海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但如果将斯特林基地作为美国核动力潜艇的前沿作战基地使用,将有助于战区内港口选项的分散化,也就可以提高美军潜艇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作战效力。这些基地和关岛不一样,都处在解放军现有的常规导弹部队的打击范围以外,也处在那些还在发展的导弹打击距离以外。 随着美国对南海关注力度的加大,澳大利亚北部的空军基地和靠近珀斯的西部海军基地,对美军来说将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项。

  安德鲁•戴维斯和本杰明•斯格瑞尔已经指出: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美军的存在比他们自身的存在要重要得多。这等于是宣告我们在亚太地区不断发展的中美竞争中的战略意图。 澳大利亚已经越过这一战略卢比肯河(Rubicon),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达尔文,并共享松峡(Pine Gap)和埃克斯茅斯(Exmouth)的情报、通信和空间监视设施。(译者注:卢比肯河是一条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河流,为意大利和山南高卢的古代界河;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率部队跨过此河进入意大利,违背了将领不得率部越出自己行省的法律,这样使自己向罗马元老院和庞培宣战,接着发生了三年内战,最后恺撒一方取得胜利)此外,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对美军在澳大利亚设立军事基地持欢迎态度。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Gillard)联合宣布了两个部队态势方案,内容包括加强飞机合作。正如最近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指出的那样,“有望加大美国空军飞机至澳大利亚北部轮换部署的力度。”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赫伯特•J•卡莱尔(Herbert J. “Hawk” Carlisle)将军在最近美国的防务记者的一次讨论中,证实了华盛顿和堪培拉已经就美国空军资产到澳大利亚北部轮换部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部署协议,因此像达尔文和廷德尔这样的基地会越来越重要。从空军的角度来看,进入达尔文和廷德尔的可能性是两个最佳的选择。廷德尔可能是美军最先轮换部署的基地,投入部署的将是战斗机、加油机,将来的某些时候也许是轰炸机。双方已经就轮流部署问题进行过基础性的讨论。 美国空军资产在澳大利亚西北部进行非永久性的轮换部署将不会只有利于华盛顿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美国地区军事力量态势的调整过程中,澳大利亚自己也大大获益。进入澳大利亚的印度洋岛屿领土和斯特林海军基地能提高美国和澳大利亚军队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美澳在一个资源丰富但人口稀疏的国家地区的双重存在,可以为共同防御提供机会,有助于击败未来的侵略或者针对近海油气平台的恐怖主义行动,也可以通过发出联盟稳固的强烈信号来加强常规威慑,对付中国可能更加咄咄逼人的行为。

  1、允许进入西北部的空军基地

  澳大利亚西北部的空军基地可以提高美军在西太地区的战略纵深,可作为远程监视和打击飞机投送和回收的基地。这些基地也可以部署空中加油机,只要美国能够在此储存足够支持空中加油作业的燃油。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侦察机和轰炸机,并作为战术战斗机的“空中桥梁”,加油后可以到中国南海执行作战任务,轰炸机加油后可从迪戈加西亚飞个来回。

  目前,澳大利亚在北部的廷德尔皇家空军基地只有一个F/A-18战斗机中队。 达尔文是目前澳大利亚北方唯一可以部署空中加油机和轰炸机等重型飞机的空军基地,只是作为盟军举行演习临时进驻飞机的基地。除了这些基地中,澳大利亚西北部还有两个“裸基地”,一是科廷(Curtin)基地,一个是利尔蒙斯(Learmonth)基地。昆士兰州的约克角半岛还有第三个基地谢尔格(Scherger)。 澳大利亚廷德尔皇家空军基地只有一条很短的跑道,但其它基地的跑道长度都在10000英尺以上。 不过如果部署像空中加油机和轰炸机这样的重型飞机,跑道可以扩展到11000英尺。这些基地还需要停放大型飞机的机库。 澳大利亚西北部大多数空军基地都已经拥有飞机掩体,可以容纳十到二十架战斗机大小的飞机,但除了廷德尔基地,其它基地都靠近大海,因此需要额外的掩体以防止飓风。要容纳隐身飞机,就需要建设专业的气候控制掩体。最后,改进燃料处理设施和平行滑行道将有助于提高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节奏。

  升级科科斯群岛空军基地的基础设施将需要更大的投资。目前岛上还没有飞机掩体,停机空间也很少,燃料储存和泵送能力非常有限,只有一条8000英尺长的跑道。岛上的空气控制和维护设施也需要升级。 不过科科斯群岛的基地经过升级后,可以作为海上巡逻机的起飞基地使用。虽然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更接近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的海上咽喉要道,但它主要的作用是一个非法移民拘留设施,可能限制其用于其他用途。此外,圣诞岛上的机场坐落在海峰的顶部,旁边就是一个悬崖。这意味着,将其跑道延长到11000英尺以上可能非常困难。罗斯•巴贝奇指出,利尔蒙斯实际上可能是成本更低、更好的选项,因为这个基地的位置比达尔文更靠近南海,更利于后勤补给。 澳大利亚西北部主要的作战基地和“裸”基地以及科科斯岛的位置,将大大增强澳大利亚和美国空中力量在关键的海上阻塞点和东南亚附近的持续存在。

  将美军的远程打击力量分散到更多的基地,可以降低任何强国在冲突之初试图进行沉重一击的诱因。中国实施首波军事打击的诱因降低了,危险稳定性就可以提高了。

  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打击力量,还可以强化非核威慑,因为敌人可以看到,任何侵略或胁迫的行为,都可能面临强大的常规反应。安德鲁•戴维斯和本杰明•斯格瑞尔都认为:“只要美军在澳大利亚的港口和机场有军力存在,它所能提供的常规威慑的水平,将远远超出澳大利亚国防军可以提供的水平。” 因为这些原因,使用这些基地的可行性,已经成为美澳双边工作组讨论美国进入澳大利亚设施诸多选项中的焦点。 不过,美国的国防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没有兴趣在澳大利亚获得永久性的军事基地。 美国的政策似乎很明智,他们只要借用一个地方而不是一个基地,希望与澳大利亚国防军一起在轮换的基础上共享这些军事设施。

  将这些基地用于盟军定期的空中行动,将使澳大利亚国防军对这些基地的思考有一个概念上的变化。从历史上看,裸基地仅仅只有少数人员操作和维护。澳大利亚国防军使用这些基地的概念是,在危险时刻将飞机从南部的主要作战基地集结到北部基地。但是这个概念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增强危机稳定性,因为危机时刻飞机进入这些基地可能被看作是一个逐步升级的举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调整成新的态势进入稳定的使用和维持基地的状态可能更好,轮换部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监视和打击飞机,基地的维护和支援也更完善。

  使用西北部空军基地最大的障碍,可能是为它们提供补给的后勤挑战,当然改善这些设施的成本也很高。更多地使用远程操作和高度可靠的无人系统可以减轻这种担心,因为这些平台的使用可以显著降低部署人力需求。遥控驾驶和任务管理可以进一步减少远程基地的人力数量,以及由此产生所需的建设投资成本。

  然而,正如澳大利亚国防军态势评估报告总结指出的那样:燃料储存和供给是这些空军基地的关键限制因素。前进基地的有效性取决于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个月而非几天或者几周)供应充足的燃料实施高节奏作战行动的能力以及维持可靠供应链来支持这些行动的能力。

  澳大利亚的广阔无边为它提供了战略纵深方面的关键优势,但也带来了与管理这些绵长的后勤供应线相关的后勤方面的挑战。事实上,目前澳大利亚所有能生产喷气燃料(JP-8)的主要炼油厂都集中在其南部海岸,从东部的布里斯班延伸到西部的珀斯。这个时候还没有足够的管道将燃油输送到北部的作战基地,所以油和喷气燃料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进行船运。所有的可能性中,燃料将通过铁路运至北方港口,如达尔文,然后用卡车运送或通过当地管道运送到其他空军基地。不幸的是,在雨季,连接裸基地到北方港口之间的道路可能会无法通行。 改善连接到这些基地的公路和铁路,加强国家的基础设施“内骨骼”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

  假设在冲突中油轮可以将燃料持续输送至需要的地点也是草率的。像油轮这样的补给船只,在冲突中是有吸引力的目标,并可以被看作是限制美国主导的空中战役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建立澳大利亚北部沿海炼油能力,战略燃料储备,燃料分配网络和燃料的存储容量应被视为首要任务,不仅要使用这些空军基地所产生的作战效益最大化,而且要作为降低美国跨太平洋补给线脆弱性的一种手段。

  澳大利亚空军基地也应该储备预置装置、零散配件和精确制导弹药,以供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军用飞机使用。美国和澳大利亚应该考虑储存常用的武器,包括AIM-120先进中程空空导弹、“鱼叉”反舰导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空中发射MK-46鱼雷和空中投放型水雷。在建设这些库存设施时,澳大利亚应充分考虑到前面提到的这些战略性基地遭受特种作战攻击的可能性,建立专门的基地保护设施,进行常态化的周边安全巡逻。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改善空军基地以支持联盟空中行动将需要额外的投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澳大利亚建设廷德尔空军和北部海岸的3个裸基地已经花费了约8亿美元。 在西北部建设分配管道网络可能需要相当大的成本,但也会产生更多的军事效益。由于该地区在澳大利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随着采矿和天然气产量的提高,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将支持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安全目标。不过,升级的预算可能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关键问题。尽管成本很高,但升级澳大利亚的战略基地,并允许美国军队通过轮换部署的方式共用这些设施,将为美国提供利用澳大利亚地缘战略地位的手段,同时可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国防关系,提高美澳军队的联合作战水平。

  2、支持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的潜艇作战

  澳大利亚还可以在广泛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支持美国潜艇作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美国潜艇部队可能会在今后的区域性冲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反潜战仍然是美国海军保留了无与伦比的能力的领域。此外,潜艇凭借自己的隐身能力和作战环境的特点,是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中脆弱性最低的力量。一个地区冲突初期,核动力攻击潜艇和巡航导弹潜艇很可能是在高度争议海域深入活动最有吸引力的选择。事实上,潜艇可能是能够执行某些关键任务唯一立即可用的作战力量,这些任务包括:攻击陆上目标、在敌港口布雷、拦截敌方舰艇、压制敌方的地面防空系统,方便友军实施空中行动等。

  虽然核潜艇的作战续航能力最终会受到艇上装载的粮食供应量的限制,但它们也面临着若干其他限制。美国核动力攻击潜艇比柴油动力潜艇有更大的有效载荷能力,但这两种潜艇都不能在海上卸装武器。因此,美国潜艇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性的作战困境。它们可以被用于反潜战以外的任务,但会很快耗尽艇载有限的鱼雷、水雷、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以及反舰巡航导弹。此外,核潜艇可以节省他们的武器拦截敌方返回港口的潜艇,但这要以牺牲执行其他时间敏感的任务的有效性为代价。

  因为美国越来越依赖核攻击潜艇和巡航导弹潜艇秘密渗透和突入敌人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作战区域,所以在敌人导弹和海军平台打击距离以外的多个地点投送和回收潜艇也越来越重要。如果不考虑极端潮汐周期的影响,澳大利亚北部海岸港口将是美国海军潜艇理想的停泊地。即使在退潮期可以进入,潮汐运动和障碍物(如沙洲和珊瑚礁)也会使潜艇的进入复杂化。此外,港口基础设施将需要大量的浮动船坞。虽然斯特林海军基地和北方港口达尔文相比远离一些作战海域,但这里在美国看来仍然是有吸引力的选项。

  美国潜艇靠泊斯特林海军基地会减少过度依赖迪戈加西亚岛和关岛的风险,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后方进行维修,补给和武器装载。 不像关岛,斯特林基地远离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常规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潜艇部队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互操作性。最重要的是,在印度洋增加一个潜艇港口,可以同时增强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可用的作战力量。

  要支持未来的美国潜艇部署,需要对斯特林海军基地进行多项升级。码头可能需要扩建以容纳更大的美国潜艇。通向科本克湾(Cockburn Sound)的港口和航道需要疏浚。必须建造特种弹药的储存、导弹装载起重机以及维护设施。特别是,这个基地为“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垂直发射系统重新加载对地攻击和反舰导弹的设施将是重要的资产。经过这些升级后,斯特林海军基地可能成为美国潜艇重装武器或进行维修一个相对安全的大后方。

  (二)印度洋-太平洋瞭望塔

  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与美国开展情报、监视与侦察密切合作几十年的历史,为美澳扩大印度洋-太平洋侦察体系,在太空和网空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艾伦•霍克(Allan Hawke)和里克•史密斯(Ric Smith)在堪培拉的最新防务力量态势评估报告中指出:“澳大利亚的网络与空间能力是越来越重要的优先事项...... ”

  依靠现有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澳大利亚可以获得其本土北部海空域敌对舰船和飞机的精确位置和移动动态,从而为美军部队提供情报支援。这方面的一项重要能力是澳大利亚的分布式、多静力“金达莱(Jindalee)”超视距雷达网(JORN Jindalee Over-the- Horizon Radar Network),这个网络可以监视澳大利亚北部1000到3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通道。 “金达莱”超视距雷达网能够探测和定位飞机、导弹和船舶,允许澳大利亚监控关键的海上咽喉要道,以及通向其北部的海上通道。展望未来,“金达莱”超视距雷达网可以进行升级,从而以提高探测和跟踪弹道导弹、隐身飞机和巡航导弹发射的能力。澳大利亚也可以考虑接近其他区域国家建立更多的侦搜站以增强“金达莱”超视距雷达网,从而提高该系统对澳大利亚最北部的监控能力。

  此外,从“金达莱”超视距雷达网获得的数据应与从其他各种传感器获得的情况相融合,这些传感器包括澳大利亚的“楔尾(Wedgetail)”空中预警与控制飞机、“霍巴特(Hobart)”级防空驱逐舰、空基传感器,还包括高空长航时(HALE high-altitude, long endurance)海上监视无人机和P-8“海神”海上巡逻机等其他空中情报搜集平台。澳大利亚Vigilare指挥控制系统就是设计用来执行这个任务的,可以强化一系列盟国传感器的数据融合。澳大利亚计划建立一个新的“战略融合整合设施(Strategic Fusion Integration Facility)”来整合从“金达莱”超视距雷达网、各种侦察机(包括“楔尾”预警机和P-8海上巡逻机)、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和其他来源获得的数据。 澳大利亚和美国可能会考虑使之成为一个能够在两国军队间处理、开发和分发情报、监视与侦察信息的共享设施。这样做会大提高他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态势感知能力。

  澳大利亚也可以考虑,通过深化与美国在空间监视和控制领域的合作,来助力盟国防御作战。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是追踪空间碎片、观察区域太空发射、确定太空系统轨道行为变化的理想的位置。这一点对监控中国的卫星发射活动特别有用。澳大利亚西部人口稀少,减少了无线电频率干扰卫星信号的可能性,澳大利亚西部沙漠的无云条件对卫星跟踪极为理想。

  美国正在开发“太空篱笆(Space Fence)”,以作为其升级的太空监视网的一部分,提高空间态势感知能力。2010年,澳大利亚与美国确立太空态势感知伙伴关系。2012年的澳美部长级会议上,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美国将于2014年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E. Holt)海军通信站部署一部C波段空间监视雷达。 该系统将扩大美国太空监视网络的覆盖范围,提高其监测航天发射和跟踪卫星的能力。 两国还同意将“搬迁美国先进的太空监视望远镜”,以对C波段雷达系统进行补充。同意建立一个宽带全球通信卫星星座的联合通信网关,以提高西太平洋军事网络通信能力。为了应对美澳天基防务合作大发展的形势,堪培拉的2013年国防白皮书宣布,增加空间训练的人员,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空间投资及与美国开展合作的效益。

  最后,加强澳大利亚的网络和电子战能力,也可加强盟国监测网络空间的能力,并可以在冲突期间扰乱敌方情报、监视与侦察和指挥与控制系统。澳大利亚战略家罗斯•巴贝奇建议,澳大利亚应该对高等级网络和信息战能力进行持续投资,这有助于保卫澳大利亚和盟国系统,也有助于渗透、破坏或者损毁敌人关键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其他高价值电子系统。 澳大利亚的信号情报专长可以为一流的网络战能力提供基础。网络能力是保卫澳大利亚的网络、跟踪或者破坏敌对网络所必需的。 网络防御的问题已经在澳大利亚获得了足够的重视,最近的媒体报道对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 Australia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新总部的明显的网络盗窃计划表示愤慨。 为了应对国家的工业和军事机密安全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挑战,澳大利亚政府于2013年1月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Australian Cyber Security Center),将过去分散于几个不同机构的网络安全职能集中起来,希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实施更大协调的措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步骤,不过澳大利亚一些安全分析家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应该走得更远,因为该国还没有一份明确的国家网络安全计划(National Cyber Security Plan),其经济和技术基础设施仍然是有企图的敌手诱人的目标。 相反,获得进行网络战攻击的能力可以为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提供一种急需的非对称优势,使其能够阻止更强大的传统对手,使其攻击行为付出严重的成本。

  (三)绿水守望者

  澳大利亚的战略文化在整个历史上都有几个明显的矛盾,其中有一些被人称为“大陆反射(continental reflex)”,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导致其向有内转的倾向。这导致了下面的结论,“澳大利亚人是有着大陆构想的沿海人民,澳大利亚是一个焦点向内的岛国。” 事实上,多年以来,澳大利亚战略家们倾向于将靠近他们北部海岸布满岛屿的水域视为保护大陆的护城河,而非海上机动空间。这种态度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澳大利亚历史发展的产物,一直以来这个国家都受到超级海军的保护,先是英国皇家海军,后是美国海军,它无须投入巨量的经费来发展海上力量,只需要为这种强大的海上安全保证支付一定的费用。1969年美国提出并实施“关岛主义(Guam Doctrine)”之后,至少澳大利亚在二十年里防务规划的重点是大陆防御,或者说实施狭义的海上拒止战略(或者是建立某些人所说的“蓝水马其诺防线blue-water Maginot Line”),即阻止敌人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和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之间的“海空通道”进入澳大利亚本土。 澳大利亚最新的国防白皮书似乎确定了有选择性的海上控制态势,而非某种单纯的拒止战略,这份白皮书指出,澳大利亚海上战略的结构性支柱之一,不仅仅是阻止敌人对澳大利亚实施攻击或者试图胁迫,而是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及相应的航线上实施和维持海上控制。这种多元化的方式更加强调作战的灵活性和联合作战的高层次。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米兰•维戈(Milan Vego)指出,通过将濒海作战能力、两栖登陆能力、岸基火炮和有效的空中支援相结合,小国可以使冒然进军弧形地带的强大敌手付出沉重的代价。 澳大利亚的位置相对接近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南部,军队将多样性及其高水平联合作战结合起来时, 意味着它可以在控制龙目岛和巽他海峡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控制印度尼西亚海峡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国防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比有多个内在的优势。这个区域性的亚战区可能会成为关键的军事点,特别是在一方成功封锁极为关键的马六甲海峡的情况下。如果发生这样的冲突,其焦点无疑已经从中国的近海转移到靠近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海外贸易航线。虽然中国军队在南海和东海作战时会享有“主场优势”和内部通信线的优势,但如果战场进一步往南转移时这些优势将不复存在。

  和澳大利亚国防军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印度尼西亚群岛时,没有多少空中掩护,情报、监视与侦察非常有限,通信线路也十分脆弱。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而言,争夺海上咽喉要道意味着他们要在距离基地1800英里以外的海域部署和维持海军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大多数的(以及规划发展的)海军力量,都没有争夺这些海峡所需的作战航程。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在盟军部队的攻击面前将十分脆弱。虽然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也许能够使一些大型水面舰艇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施封锁,但其情报、监视与侦察将非常有限,而反舰弹道导弹也不可能用来打击小型舰只。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只允许少量的舰船通过少数几个关键的海上阻塞点,因此澳大利亚国防军通过海上巡逻飞机、护卫舰和潜艇可以建立有效的阻塞点控制,从而形成作战优势。

  澳大利亚要实施更广阔区域的海上控制,可能需要更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力量,但局部海上控制可以靠一支规模较小的力量来实现。澳大利亚军队靠近他们的母港和空军基地,不易受到攻击。因此,澳大利亚国防军数量有限的飞机、潜艇和舰船可以将其主要的负载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打击能力,而非自卫系统。 澳大利亚实施海上阻塞点控制的努力,将形成四条作战线:

  1、保持连续的广域海上监视

  澳大利亚军队应在海峡附近保持飞机和舰船的持续不断监视。鉴于海峡周边的海空域十分拥堵,要使用各种传感器来探测和识别飞机和舰船。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可以长时间留空,对敌人的军舰和货轮进行全天候探测,并为其它海上巡逻机和海军作战舰船进行目标指示。“楔尾”预警机可以提供针对敌机的早期预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国防军组建过一支精锐的Z-突击队小组,负责与美国潜艇联络,监控和破坏日本海军在群岛水域的部署,在关键的海峡附近担任“海岸观察家”,提供有关敌人行动的关键情报。 澳大利亚国防军的特种作战部队可以抵近龙目海峡和巽他海峡,担任这样的任务,向盟国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提供地面情报。

  2、建立一定范围内的空中优势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飞机可以通过利用关键的海上咽喉要道上两个优势为海上打击创造条件。首先,因为解放军很少飞机有足够的航程飞到这里,所以澳大利亚不需要在海上阻塞点附近空域进行持续的战斗空中巡逻。尽管中国的轰-6轰炸机可以投送反舰巡航导弹和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但到这个地区没有战斗机的掩护,面对攻击十分脆弱。其次,解放军海军挑战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空中战斗巡逻能力一般会仅限于防空驱逐舰,如“旅洋II”级(052C型)导弹驱逐舰。但这些战舰必须要穿越中国南海才能到上述海峡附近挑战澳大利亚飞机。所以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早期优先事项,是消除解放军海军防空的力量。这种形式的压制敌防空防御有两个办法,一是用潜艇在敌驱逐舰向南方航渡的过程中实施拦截;一是装备有隐身远程反舰导弹的远程飞机实施拦截,如美国海军正在研发的远程反舰导弹,可以突破“旅洋II”级驱逐舰的拦截系统。这种导弹运载飞机不一定是超音速或者隐身的,但需要长航时和大负载能力,能够装载远程反舰导弹和可能的远程防空武器。由于解放军可以投入作战的防空驱逐舰数量相对较少,所以澳大利亚国防军在实施此类作战时不需要投入大量部队。

  3、开展反水面战和反潜战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必须要为迅速对付空中和水下资产探测到的敌方力量做好准备。中国基地设在海南岛的常规动力快速攻击潜艇可能会穿越南海,到达巽他海峡和龙目海峡,从而威胁到盟军船只,实施封锁作战。澳大利亚国防军武库中实施反水面战和反潜战最有效的平台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潜艇,它可以在解放军水面舰艇和潜艇一路南下的航线上实施拦截。实践证明,在巽他和龙目海峡的浅水水域,声学探测十分困难,澳大利亚的常规动力潜艇很难被探测到。 在作战层面,人们可以构想这样的场景,美国和澳大利亚水下力量进行一定的任务分工,美国的核潜艇负责在南海的深水区域打击中国的潜艇,而当中国的潜艇试图逃离深水猎杀区南下时,澳大利亚的常规潜艇就会在群岛水域设伏拦截。关掉发动机并潜伏在靠近关键海上阻塞点的海底附近,澳大利亚的潜艇可以让的中国船只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机外传感器的指引下,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可以使用P-8“海神”海上巡逻机或者未来的长航时大负载无人作战飞行器,这些平台可以是即呼即到的导弹撒波器,也可以“种下”声纳和智能水雷。

  澳大利亚与中国发生冲突时能否在印度尼西亚本土或主权水域部署军力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雅加达与北京的关系。印度尼西亚一直奉行不结盟的政策,历史上一贯坚持中立,所以这种情况只有中国的行动被视为侵犯了其主权和独立时才会发生。 如果印度尼西亚默许(无论是明里暗里)这样的军力存在,那么巽他和龙目海峡就为有效部署沿海反介入系统提供了独特的地理条件。尤其是巽他海峡,其东北端极窄宽度不到15英里。配备了反舰和防空导弹的澳大利亚地面部队如果可以隐蔽部署到苏门答腊的图阿角(Cape Tua)或者爪哇岛的普加角(Cape Puja)的丛林地形中,就可以形成多层次的封锁力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陆边缘部署机动式反弹导弹发射器,将大大增强盟国一方面可移动和快速部署的沿海火力。

  4、封锁和护航行动

  澳大利亚与执行封锁作战相关的主要责任,将是护卫友好船只顺利通过海上咽喉要道。这将是一项平台密集型的任务,需要大量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船只。鉴于每天有大量的船舶通过海峡,海上拦截作战很容易消耗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主力水面作战舰船(12艘护卫舰、14艘巡逻船和9艘反水雷战舰)以及它的两栖舰船。两栖舰船可以作为指挥舰使用,搭载有直升机和钢质气垫船。为此,正如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可能会更多地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一样,澳大利亚国防军可能谋求进入印度洋和中国南海其他国家的港口和机场。例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能允许澳大利亚从他们的基地进行海上侦察巡逻;菲律宾可能允许澳大利亚国防军的飞机降落,或者海军船只进行港口访问。

  (四)外围的发射台

  澳洲也可以在印度洋扩展的外围作战中扮演发射台的关键角色。事实上,虽然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向敌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区域有效地投送力量上,但也可以实施外围作战,使侵略者承担更大的成本,削弱其继续发动战争的意志。 正如科林•S•格雷(Colin S. Gray)指出的那样, “拥有一支二级规模陆军的海上力量,如果质量不差,可以通过外围袭击或者在远离大陆强国力量重心的地区实施战役,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谋求优势。” 海上力量在外围等待击敌、通过水平扩展作战区来破坏大陆强敌重心的能力,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潜在的优势。一些美国战略家们已经指出,这应该成为美国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战略选项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及其盟友应该首先重点实施外围作战,使中国绵长的海上交通线处于危险之中。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商品在海外市场的自由流动非常敏感。中国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大多数海上贸易都要通过印度洋。沿着这片广袤的海洋高速公路来限制海上贸易的能力,有助于阻止冲突;如果威慑失败,中国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时也要付出更加高昂的成本。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应该进行一定的分工,美国将主要部署在西太平洋战区的心脏区域,而澳大利亚则担任后卫,从其广袤的西部海岸到印度洋实施颠覆性的外围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可能会填补美军在西南太平洋的空缺,与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实施远程封锁,使用其空军和海军力量限制开往中国的商业航运。

  澳大利亚也可能参与在印度洋打击孤立的中国海军特遣部队的作战。战事开始时,中国海军一部分力量可能会横跨印度洋-太平洋分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或者依托共用设施执行作战任务,比如巴基斯坦莫克兰海岸(Makran coast)的一个深水港——瓜达尔港。 这些部队一旦投入作战行动,可能对盟国经过印度洋的海军资产和商业运输形成威胁。澳大利亚国防军可以主导或者参与一场在印度洋东部和南部海域针对孤立的中国海军特遣部队的作战行动,可以做出重要贡献。印度洋要比南海要辽阔得多,而且少有争议的区域。然而在未来,印度洋北部海域的一半将有可能从一个相对开放的侧翼变为一个对抗性的区域,因为中国的侦察打击体系正在往西南方向发展,可能会覆盖印度洋-太平洋海盆的大部分地区。

  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将发现自己在外围作战方面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任何一支在印度洋执行作战的力量面临的首要作战挑战是“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珀斯和斯特林到达尔文间的距离超过1864英里,从柏斯到迪戈加西亚的距离超过3266英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澳大利亚现有和计划发展的常规动力潜艇部队,在靠近北部海岸的群岛水域部署1至2艘潜艇很长一段时间都有相当的困难,更不用说在辽阔的印度洋实施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行动了。澳大利亚分析家(如本杰明•斯格瑞尔)已经强调了这些限制因素。他指出:“常规动力潜艇不适合印度洋作战。” 因为没有能够保持下潜状态跨越大洋实施作战的核潜艇,面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区域岸基反介入能力,澳大利亚要在印度洋实施收缩性的外围作战,可能主要依靠空中力量。有两个平台凭借其续航能力和海上侦察能力,似乎特别适合于海上远距离拦截作战:P-8“海神”海上巡逻机和MQ-4C“特赖登”广域海上监视无人机。

  今年早些时候,堪培拉已经表达了对采购7架MQ-4C“特赖登(Triton)”广域海上监视无人机的兴趣。这种无人机可以以330-360节的航速连续巡航近30个小时,可以覆盖数千海里的海域,被一些澳大利亚国防分析家称为“有潜力在印度洋上空提供移动卫星监视覆盖的平台。” “特赖登”无人机可以搭载近1000磅的传感器和/或武器,可以是炸弹,未来可能装载反舰巡航导弹,因而是实施扩展海上拦截作战的理想平台。尽管人们对于澳大利亚武装无人机系统的潜在后果有很多的疑虑,但像“特赖登”无人机这样的平台具有双重用途的特点,可以为堪培拉的决策者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从而促进而不是破坏危机稳定。MQ-4C“特赖登”无人机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时的航程可达2000海里,可以对澳大利亚数量越来越多的P-8A海上巡逻机形成补充,那么后者可以更集中地执行反水面和反潜战任务。这两种平台通过有力配合,可以在印度洋用于扩展的反舰作战行动。

  四、根据作战需求来发展军事能力

  在概述了澳大利亚在区域威慑中可以发挥的各种作用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澳大利亚国防军目前的采购计划?在第三章也是最后一章,本报告分析了存在矛盾的三个新兴领域,其中澳大利亚的采购计划似乎是与其最迫切的作战需求并不一致。尽管有2009年和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概述的战略抱负,澳大利亚在其周边海域进行持续高强度作战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其海上和空中打击系统的航程、续航力和装载容量有限。尽管澳大利亚正在采购一些远程情报、监视与侦察资产,特别是“楔尾”预警机和P-8海上巡逻飞机,但澳大利亚国防军缺乏足够的长航时海上监视和打击资产和加油飞机,不能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持续行动。如果澳大利亚继续过度投资于在远程突发事件中用途有限的短程战斗机,这种情况只会恶化。 尽管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采购计划无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国家亟需的是一种航程更加平衡的空中能力。澳大利亚的“科林斯”级潜艇同样缺乏远程巡逻必需的续航力和有效载荷,在关键的海上阻塞点附近也只有有限的驻扎能力。而且澳大利亚依赖于少数老化的海上平台,其中许多已经不能满足战备的需要。最后,在没有更多预算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军事能力将无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

  (一)澳大利亚关于潜艇的争论

  采购12艘常规潜艇扩大规模的计划,是澳大利亚的未来规划兵力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海上纠纷众多、军事采购激增且迅速变化的安全环境中,潜艇正被亚洲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视为具有成本效益的力量倍增器。 澳大利亚的战略著作经常提醒大家注意东南亚拥挤航道上潜艇扩散的潜在不稳定影响,表示对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和近海基础设施面对水下威胁的脆弱性十分担心。2009年,澳大利亚国防白书提出:“将潜艇舰队的规模扩大至12艘,以确保危机或者冲突中有足够强大的水下力量保卫我们的通道(如果必要包括自澳大利亚可观的距离内),”保护和支援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其它资产,并承担一定的战略任务。具有隐身性和其它强大作战能力的潜艇对澳大利亚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澳大利亚国防军在潜艇方面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现有“柯林斯”级潜艇的改进型号,这是国产潜艇;二是从国外订购军用现货型潜艇,可能是欧洲的设计。然而在2013年,最新的国防白皮书宣布决定在商用现货的基础上对未来潜艇的选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而非把资源重点投入改进“柯林斯”级潜艇或者新设计一型潜艇上。国内各方都重申了在阿德莱德(Adelaide)建造本国未来舰船的愿望。就他们的决定来说,这是长期性基础性的投资,可以增加工作机会,同时也是最大程度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的重要手段。

  然而还是有几个问题和这个决定纠结在一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澳大利亚未来潜艇舰队几种所需的能力表示,选项最好是核动力潜艇,而不是常规动力潜艇。就在2009年国防白皮书发表后不久,澳大利亚及海外的几名观察员都在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因为这个岛屿大陆的战略地理位置和海洋作战环境带来的巨大的距离,澳大利亚可能发现自身处在一种没有结果的诉求中,那就是建造一种“常规动力的核潜艇”。

  2009年的白皮书提出了这个国家未来潜艇部队的性能要求,说明如下:我们的主要作战环境中长远的距离和潜在的突发事件,需要未来的潜艇要求高水平的机动性和续航能力。这些潜艇要能够在我们的战略通道和作战区域内进行长时间、远距离的隐蔽巡逻。他们需要所有频谱内低信号特征,包括在更高速度的情况下。

  在谈到这些需求时,两位分析师指出:“这些都适用于核潜艇的需求。” 其他澳大利亚分析家,比如罗斯•巴贝奇和西蒙•考恩(Simon Cowan),也建议澳大利亚装备核动力潜艇。 实际上,虽然常规动力潜艇在濒海的浅水水域有一定的作战优势,但这些优势会因为最大航速、深水潜行、传感器和载荷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而显得用处有限。未来澳大利亚潜艇可能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行动,所以续航力将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这表明,虽然可能常规动力潜艇在浅水区更易于隐蔽,但它们在关键的区域不能停留很长的时间,加上航渡距离远则更困难。这些局限性将伴随着在它们部署距离的延长而增长,所以说澳大利亚潜艇在印度洋北部或中国南海的作战行动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很有挑战性。

  从战略角度来看,澳大利亚需要核动力潜艇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的潜艇才满足续航速、高速隐身和更大的负载的要求。 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的尺寸是“柯林斯”级潜艇的两倍以上,并具有几乎无限的航速、更高的速度和更好的隐身性能。它有更强的武器载荷能力,总共可以装载38枚MK-48鱼雷或者UGM-84“鱼叉”反舰导弹。 “弗吉尼亚”级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装载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攻击型潜艇,这种系统可以发射更多数量和种类的武器。 而且,核动力潜艇的续航能力和有效载荷可以让澳大利亚维持一支规模较小但战力强悍的潜艇部队。例如,澳大利亚可以用6艘核动力潜艇来替换其现有的6艘常规潜艇,而不是试图采购12艘常规潜艇。单艘核动力潜艇的成本在24-26亿美元左右,采购成本可能要比本国建造“柯林斯”级潜艇的替代者要高一些,但能提供更强大的能力。

  由于美国正在建造核动力潜艇,所以澳大利亚选择核动力潜艇将可以更快地服役。 最后,“弗吉尼亚级”级潜艇的垂直发射系统将确保澳大利亚潜艇部队能够与当前和未来的美国鱼雷和导弹相互操作。

  尽管核动力潜艇有很强的吸引力,但真正选用这种潜艇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最突出的障碍是,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公开排除采购核潜艇的可能性。 前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解释了不主张装备核动力潜艇的决定,他说:“澳大利亚没有足够的核电行业或核能发电专业知识或经验,我们的潜艇舰队基础不牢。”。

  2013年的白皮书证实,先前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排除用核动力潜艇来取代“柯林斯”级潜艇的考虑。” 新自由国民政府是否重新考虑澳大利亚的立场还有待观察。即使澳大利亚要重新考虑,美国是否愿意向澳大利亚国防军出售或者出租核潜艇还不清楚,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本土没有民用核基础设施,难以保证反应堆适当的安全和维护的情况下。不过美国和澳大利亚可以同意通过在美国的支持设施中维护和修理澳大利亚核潜艇,来弥补这一不足。如果斯特林基地会用来支持美国的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潜艇,那么在这里设立联合基地也助于缓解澳大利亚使用美国设计的核潜艇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风险。然而,因为没有民用核工业,澳大利亚将依赖美国的支持,甚至可能需要部分美国船员来操作其潜艇的核反应堆。虽然这一点美国可能会同意,但澳大利亚在政治上仍然是不可接受。此外,由于美国核潜艇设计的高度敏感性,技术共享协议的谈判可能将极为困难。澳大利亚发展国产常规潜艇,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经费上看,任务将极其繁重。事实上,澳大利亚第一艘新潜艇最早在2033年之前才能服役,所以“柯林斯”级潜艇和其替换潜艇之间存在服役的时间鸿沟。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估计,“柯林斯”级潜艇的替换者研制建造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采购的总体预算可能高达330亿美元。 这主要是由于澳大利亚国防军在排水量和航程方面有独特需求,而且澳大利亚将不得不为本国建造付钱。和这样的努力相关的很可能有严峻的挑战。事实上,即使有援助,澳大利亚也可能缺乏以合理的成本和可靠的时间表建造先进潜艇的能力。

  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人力。事实上,澳大利亚目前装备使用6艘“柯林斯”级潜艇都稍显吃力,所以是否能够培训合格的人员来操作12艘常规潜艇还是一个问题。 目前有一种趋势,许多潜艇兵正希望在几年后离开军队,加入非常需要他们专业技能的私营企业,所以澳大利亚国防军在人力的挑战可能会加重。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已经启动了一系列的计划来充实潜艇艇员的数量,但这些计划能否最终取得成功仍然不得而知。除了人力资源的限制外,“柯林斯”级潜艇还有许多技术和作战性能方面的不足,包括有缺陷的发动机和发电机造成的功率限制,包括目前艇上为核动力潜艇设计的美国传感器。 2011年的一份国防部报告严厉批评了澳大利亚现有潜艇舰队在作战上存在的缺陷,尖锐地指出,截止2009至2010财年的7月份约有32%的潜艇兵力已经处于不适航的状态。尽管自那份报告发布以来,潜艇部队的战备状况有所改善,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使人们对澳大利亚计划中的未来潜艇舰队充满担忧。因为“柯林斯”级潜艇本身存在一些先天的不足,所以如果堪培拉当局选择改进这种潜艇,使上述担忧加重。

  如果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无法克服出售或出租美国核动力潜艇面临的政治和技术挑战,更好的办法只能采购日本的“苍龙”级潜艇。“苍龙”级潜艇缺乏核动力潜艇那样的续航能力,但它装备有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所以保持下潜状态的距离要比“柯林斯”级潜艇大好几倍。这种潜艇也没有核动力潜艇那样的有效载荷能力和垂直发射系统,但是其尺寸与“柯林斯”级潜艇相当的欧洲AIP潜艇相比,要大得多。 去年,日本政府放宽了在一定条件下对武器出口的限制,为与澳大利亚开展更大的军备合作创造了条件。虽然说要现在日本完全放开出口管制,直接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可能不太现实,但堪培拉有可能利用“苍龙”级潜艇的推进技术,来自行研制的“柯林斯”级潜艇的替代者。澳大利亚战略部门的人员已经认识到了澳大利亚和日本在潜艇技术方面开展合作潜在的转型性的特点。他们指出,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目前正在开发的潜艇推进系统试验床可以得到“重要的日本技术的输入”,对澳大利亚有巨大的好处。

  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长期人手短缺,因此需要更高程度的自动化,需要投入更多发展无人水下潜航器。澳大利亚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指出,未来的澳大利亚潜艇应能够输送无人潜艇航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正密切注视无人潜航器技术的发展。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被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海洋作战环境所包围的国家来说,无人潜航器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无人潜航器有着不受乘员限制的理论的高续航力,可以作为分布式的力量倍增器发挥作用,清扫雷场,并以有人平台无法比拟的方式提供关键信息。

  除了这些特征外,无人潜航器还可以隐蔽行动,由于其低的声学特征、相对的低成本和冒险进入浅水或非常深的水域的能力。无人潜航器的一些局限性也限制了其满足大规模水下军事需求的能力,比如说无人潜航器速度较慢,动力有限(这限制了其续航能力),而且与浸没式的系统进行有效的通信、指挥和控制存在固有的困难。但是未来,随着无人潜航器推进技术和自主任务管理的改善,无人资产将在塑造水下战场环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中等强国来说,人口规模小但技术素质高,加大对无人潜航器技术的投资,以创造一支无人和有人平台混合的水下舰队,可以为堪培拉提供一支与其份量和海域空间相适应的未来力量。

  最后,澳大利亚也可以通过装备1艘潜艇供应船,来提高潜艇的区域作战能力,斯特林基地可能是一个合适的母港。目前,美国海军只有2艘潜艇供应船在役,一是设在关岛,另一艘在迪戈加西亚。如果澳大利亚能够获得1艘潜艇供应船,这将意味着对联盟的一大贡献,也是澳大利亚自己的潜艇部队的力量倍增器。拥有潜艇供应船对澳大利亚自己的“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以及其后续的潜艇)更有价值,可以缓解这种潜艇因为续航力不足而面临的一些挑战。1艘澳大利亚的潜艇供应船可以向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潜艇提供后勤支持,提高这些潜艇印度洋东部咽喉要道附近海域活动的能力。如果科科斯群岛的泻湖可以部分深挖,以容纳潜艇供应船和潜艇,它可能是一个适于应急补给和重新加载武器的地方。1艘潜艇供应船可以作为澳大利亚北部环礁和小型港口的补给和武器输送平台使用,从而减少潜艇返回斯特林基地或其他遥远的港口的次数。

  (二)建立一个航程更均衡的空军

  要实施外围作战,需要优先发展远程监视和打击飞机。澳大利亚正在采购P-8A“海神”海上巡逻机,以取代其老化的P-3“猎户座”巡逻机,并已经有6架装备有能够探测和定位数百英里之外目标的多用途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楔尾”远程早期空中预警和控制飞机。 正如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es)已经观察的那样,澳大利亚国防军承认澳大利亚需要提高其持续性的广域海洋监视能力:控制我们的空中和海上通道的能力一直是几十年澳大利亚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思维。国防总是需要保持海洋监视能力,保持在必要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拦截飞机或船只的能力。 在这方面,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可以作为多任务平台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只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红外和光电传感器,还有可能投送海上攻击弹药,或作为其他飞机的视距的通信节点使用,特别是在需要卫星通信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在打击距离上的真正挑战,在于其对战斗机的选择。事实上,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并没有正在获得更远程的监视飞机,而是选择了航程较近的打击飞机系统。2010年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F-111战斗轰炸机退役,除了P-8A“海神”海上巡逻机外,澳大利亚缺乏任何形式的远程甚至是中程打击飞机。澳大利亚未来的空中计划主要内容是装备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机,但这些飞机缺乏能够实施有效远程打击的航程和续航能力。如果没有空中加油,F/A-18E/F和F-35A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将被分别限制至390英里和584英里(假定没有副油箱),两者都将不足以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实施拦截作战。即使有空中加油,澳大利亚的战斗机部队仍然难以在冲突中留空执行任务较长的时间,因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只计划装备一个中队的KC-30空中加油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卡罗•柯普(Carlo Kopp)估计,5架KC-30空中加油机,只能满足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机队空中加油需求的25%。 这意味着,尽管KC-30A空中加油机有两个锥套和输油管系统,既能够给战斗机加油,又能够给像“楔尾”预警机、P-8海上巡逻机和C-17运输机这样的重型飞机加油,但是对于高节奏作战行动来说,数量上仍嫌不够。因此,因能不能部署到其他国家的前沿基地,澳大利亚将无法利用其远程监控系统的覆盖范围。不管怎样,这会使澳大利亚高度依赖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美国军队对此也有庞大的需求。因此,澳大利亚需要迫切考虑近程和远程监视和打击系统组合的平衡问题,考虑再采购空中加油机。加快研发HALE无人机用于海上监视,以对澳大利亚的P-8海上巡逻机部队进行补充,并考虑前面提到的将它们改装执行海上拦截任务和监视任务,将是审慎的做法。鉴于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飞机不太可能在高度对抗性的空域中对由先进防空系统组成的防御网实施作战行动,所以澳大利亚可以牺牲一些近程飞机的隐身性能,提高续航能力和负载能力。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首脑,空军中将杰夫•布朗(Geoff Brown)最近再次强调了空军未来的攻击机装备反舰导弹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现在应该考虑美国正在研发的远程反舰导弹(LRASM Long-Range Anti-Ship Missile)。远程反舰导弹的射程是目前的“鱼叉”AGM/RGM-84反舰导弹的三倍,而且对先进的防空雷达系统以及遭到拒止的通信环境有着很强的突防能力。因为其射程和隐身能力,这种导弹将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最好的防空驱逐舰实施海上打击的理解选择,而且可以多各种长航时大负载的飞机平台上发射。

  华盛顿正在考虑让B-1这样的传统远程打击平台退役,所以有一部分可能会被移交给堪培拉的盟友。B-1轰炸机可能不具备执行突防任务所需的隐身特性,但这种局限性对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影响并不大,因为这支空军不太可能进入高度对抗性的空战环境作战。除了续耐力强外,B-1轰炸机的三大炸弹舱可以携带多种武器,包括水雷,包括高达24枚的联合空对面防区外导弹和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一些人已经指出,B-1轰炸机最近在反暴乱作战中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的经验可以适用于太平洋海域,这种轰炸机依靠其一体化的狙击手先进瞄准吊舱,不仅可以瞄准阿富汗地区简易公路高速行行驶的卡车,还可以瞄准打击亚洲濒海海域分布可能十分密集的小型导弹快艇。 B-1轰炸机经过适当改装后可挂载远程反舰导弹,使其成为海上打击行动的理想平台。他们还可以携带AIM-120中距空空导弹实施防御型的空战任务。执行反水面战和防御空战为主的空中战斗巡逻,将使美国的打击飞机放开手来执行其他的任务。虽然高昂的作战成本无疑会阻止澳大利亚组建一个或两个中队,不过可以通过吸收美国剩余B-1轰炸机备件的方式来缓解预算困难。

  如果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将获得B-1轰炸机,沿着西北海岸的某个地方设立轰炸机基地将很有意义,可能在廷德尔或利尔莫斯。再次,这样做需要改进“裸基地”,包括延长跑道,扩大斜坡空间,增强燃料储存和泵送能力,对这些基地进行投资建设,对美国的吸引力也会增加,他们或希望与澳大利亚共用这些基地。仅仅拥有这样的远程打击能力,可以帮助弥补堪培拉决定逐步退役F-111轰炸机这样的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所形成的战力缺口。它也将向潜在对手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并加强澳大利亚的传统威慑。

  (三)需要加强预算支持

  最后,所有这些建议要付诸实践,都离不开澳大利亚政府在预算上的持续努力。澳大利亚不只一次地发生,预算与战略目标不相匹配的情况。例如,1987年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呼吁对将国防预算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6-2.9%,以支持防务改革。然而现实中的数字显示,随后的几年国防预算实际上是下降到不足GDP的2%。许多改革措施没能落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水面舰队并没有如计划那样增加至16或17艘战舰,数量一直停滞在12艘。

  2009年国防白皮书的计划仍然显得雄心勃勃,呼吁在国防预算到2018年实际增长3%,到2020年实际增长2.2%,以支持20年的发展计划。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不幸的是,这些承诺仍未兑现,2009年和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发布之间48个月的时间里,有近180亿美元的预算遭到削减或者推迟。 这已经引发了华盛顿对澳大利亚国防开支和未来力量设计水平的担忧;这种政策风险使得联盟内部出现不和谐。2012年7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海军上将访问堪培拉时曾警告说,“国家的防务之门不是说每年根据经济的糟糕情况想打开就打开,想关闭就关闭的,军事方面的投资有着长期性的特征,需要大量细致严谨的规划。”洛克利尔说:“我们在展望未来的安全环境时,既希望有长远眼光下制定的防御规划,也希望这样的计划背后有相应水平的资源支援。” 平均而言,澳大利亚国防预算占GDP的份额从2001年开始大约在1.8%上下浮动,而去年同期的预算被大幅削减至GDP的1.59%,是19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再次承诺,将增加国家的国防预算。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指出,根据当前的计划,国防预算在未来四年里将增加3.6%。但澳大利亚政府是否会履行这一承诺还有待观察。 和许多美国的欧洲盟友经济疲软不一样,澳大利亚的经济依然强劲,并以稳定的速度继续增长,尽管最近采矿业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收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13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2013年和2018年之间澳大利亚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1%。 因此提高国防开支似乎是没有结构性障碍的。

  澳大利亚政府不仅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也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在军种间做好预算的平衡。虽然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摩擦,但要更好地使澳大利亚未来的部队结构和相应的海上作战环境相匹配,这是一个必要的措施。澳大利亚的地面部队,除了其特种作战部队外,未来数年随着军队撤出阿富汗,可能很少会再有更多的部署。没有额外预算的情况下,缩减陆军的规模可能是必要的,以向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和空军投入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可能需要复员或转入预备役,在需要时再集结,这可以降低每名士兵的战备成本。此外,澳大利亚可能会选择延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使用的地面系统的使用寿命,而不是立即采购更换车辆。 将澳大利亚皇家军团(Royal Australian Regiment )配属专用两栖战斗大队,使陆军迈向“海洋化”,在战略上合理性很强。 然而事实证明,继续将大量的预算投资于昂贵的两栖登陆平台上可能是不明智的,这种舰船面对反舰导弹正越来越脆弱,成为“浪费型”资产的风险正越来越大,仅仅适用于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和软实力投送任务,能够以更低成本来执行海上运输任务的舰船(如美国的联合高速船)可能更好。

  五、结论:从距离的限制到正在接近的挑战

  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在他的权威性的澳大利亚历史研究中,描述了这个年轻的国家如何在远离全球事务的喧嚣和变化的孤独感中定义自己的战略。 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正联手进入印度洋-太平洋世纪,堪培拉不再面临这样的挑战。正因为世界的地缘政治的震荡而接近现实的挑战,澳大利亚已不再受到距离的限制。澳大利亚身陷两大洋之间,已经认识到战略中心地位正在增长,重新强调海上力量,有希望加强能力以推动区域发展的愿望。

  由于美国正在亚洲推行军力“再平衡”战略,其与澳大利亚的联盟已经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华盛顿和堪培拉的共同利益在该地区已经产生了“战略重叠”,对美澳安全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澳大利亚内部关于联盟的纠结,以及加速发展高端军事能力的愿望,越来越被视为对这两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有利。通过深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澳大利亚既可以加强本土防御能力,又可以加强常规威慑。因此,关于澳美联盟价值优劣的澳大利亚战略的争论,似乎越来越过时。事实上,澳大利亚战略界的观点仍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思想流派,当代的讨论也越来越务实地聚焦于澳大利亚未来在地区维持一个稳定的常规军事平衡如何发挥核心作用。

  从这种观察出发,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以澳大利亚目前和预计的力量结构的详细分析为基础的。这些建议参考了美澳军事同盟可能最大的价值和澳大利亚国防军未来核心的行动。每种作战角色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的战略重点,但都应该被解释为互补,而非相互排斥。

  尽管认可澳大利亚军事战略的大方向,本报告也对某些领域提出了担忧。正是因为位于两大洋之间,距离遥远,所以澳大利亚新政府考虑未来的平台发展时,航程和续航时间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能对航程更远的空中资产和空中加油机进行再平衡,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可能难以满足澳大利亚未来的作战要求。同样,澳大利亚的潜艇舰队的发展计划不仅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可能不足以应对在遥远的亚洲海域长时间执行作战任务的挑战。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以更一致的姿态来满足他们军事预算愿望的时候了。毕竟,没有充足的资金,最好的计划也会前功尽弃。 知远/陈传明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423/n398696803.shtml report 34498 澳大利亚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当前的地缘政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在身份上属于西方,地理上则靠近亚洲,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世界超级海军的保护,先是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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