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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与空军独立行动的时代背景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当前,美国联合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中,最显著也是最值得称颂的一个特征,便是美国武装力量中拥有丰富空中作战资源的空军、海军(亦含与后者紧密相关的陆战队所拥有的空中资产),于过去30多年间在共同遂行空中打击行动领域,持续发展出一种愈加紧密与和谐的合作关系。然而,长期以来公众更为熟悉的海、空军种关系,则是源于美国武装力量体系各军种传统上在角色与资源方面存在的竞争所导致的持续的紧绷与对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敌对、竞争的关系并不值得夸耀,并应受到遏止。究其本质,军种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各军种对有限的防务资源的分配争夺,而这种“零和”博弈在过去曾主导了不同时期各个军种之间的主要关系。正如一名前战斗机飞行员、空军三星将军对此所评论的, “尽管在预算桌面上,军种间仍存在大量的讨价还价,但通常来说,这两个军种(海、空军)现在已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类似的,一名驻韩国美军的前空军部队指挥官最近也评论称,“作为驻韩国美军空中力量的指挥官,我不认为空军、海军抑或陆战队的空中力量,在联合空中行动中的贡献有什么差异……联合空中力量对于未来有可能爆发于此战区的任何行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按前海军飞行员武器学校教官、现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伊文•切尼克海军中将所言,当前这种合作、整合的趋势,“联合空中行动中,不论飞行人员制服上军种徽章如何,合作与联合正在成为美国空中作战人员所孕育的新的军事文化的一部分”。强烈支持这一事件的是,现在无论是位于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AFB)抑或法隆海军航空站(NAS),还是阿亚桑那州的犹马陆战队航空站(MCAS),经常可看到空军F-15或F-16飞行员,海军的F/A-18飞行员以及陆战队AV-8B飞行员就即将展开的联合空中行动热烈地进行三方视频交淡,有时在联合行动中,如果不通过飞行员们制服上的特定标识,或其军种徽章,也许根本无法判断他的军种隶属。

  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新近才出现的。正如前文所提及的,30年前,特别是冷战开始后以及越南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空军与海军在文化上仍在相当大地程度上保持着互相独立和互不兼容的姿态,当时两个军种哪怕在相似的空中行动中仍采用各自的、完全独立的术语体系与行动概念。可以说,那时两个军种的空中作战体系毫无互操作、兼容性可言。然而,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后,美国武装力量面临的大规模裁军及防务投入削减的现实,戏剧性地使军方高层及两个军种意识到,在冷战后的新的全球安全环境中,之前两个军种互不兼容、独自发展的路线必须得以修正。接着,两个军种,特别是海军对加强军种间在海空作战行动中的联合逐渐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并开始逐步调整其装备、条令和作战训练等方方面面,摒弃以往在公海大洋中单独与苏联海军角逐争雄的模式,以便适应新时代在全球濒海作战环境中与其他军种(特别是空军)进行更紧密的联合与合作。

  而从另一角度看,空军也迅速接受了新的现实,他们不仅对其训练、装备、条令等进行大量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而且还在平时训练和冷战后的多次军事行动中与其海军的航空兵同行们更密切地合作。通过结成更为紧密的搭档团队,展开多层次、全方位加强合作,两个军种都获益良多。战后,美国海军和空军在空中行动领域的合作最初始于越南战争后,当初,这种合作带有试验性质,之后在高层主导下,两个军种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展开更具互操作性和同步性的空中联合行动能力做出了大量努力。也正是从那一时期起,海军航空兵的战斗机和攻击机中队开始定期被空军邀请参加著名的“红旗”系列演习(此大规模多国联合空中演习举行于内利斯空军基地及周边空域)。经过近十年时间的磨合,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两军种在展开更具同步性的空中作战行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到2001年反恐战争中的“持久自由行动”以及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自由伊拉克行动”初期持续3周的主要作战行动期间,这种联合最终结出了硕果,两军种的无缝协同与联合水平达到新的层次。

  当然,从理论上看,美国海军与空军的军事行动一体化仍未完全成熟,理论界人士也意识到两军种的合作仍有潜力进一步向深度推进,但这种合作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两军种高层领导者和基层战斗员对此也是持一致看法的。故而,对本研究而言,最重要的目标便在于厘清两军种联合与合作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揭示未来海、空军更加紧密合作与联合的发展趋势,进而突出未来战争中美国广泛应用陆基、海基打击力量以具联合性理念,进行真正同步行动的现实。更进一步的,这种源于海、空军在空中行动领域的联合,有可能继续进化为更为适应未来需求的作战理念,使美国武装力量在空中和海上行动更为紧密地结成一个整体。

  本文探究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海军与空军开启历史性合作关系以来,两军种在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中所结成的合作关系的演进与演化历程,特别是两军种新空中系统的采购、军种间共同的空中行动战术的发展、和平时期联合训练、联合行动指挥与控制、应急突发事件中的联合行动以及现实的联合作战实践等事宜。研究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列举、归纳出两军种时至今日已在联合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且还要对那些仍未得以解决或未研究涉及的联合行动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以便两军种实现为紧密、协作的行动同步与联合能力。根据两军种理论界的看法,未来这种日益增长的同步联合能力将同步在三类独立但却相互关联的任务领域展开,包括空军与海军作为独立军种实施军种间的联合海空行动、联合力量行动中空中与海上力量的联合海空行动,以及任务区域级海空两种力量在空海天甚至更为广泛的作战维度(网络及电磁)中实施的联合行动。在本章探讨的海军、空军力量一体化过程中,一些内容主要涉及战略、战术和行动级的概念与构想,一些内容则更多地与特定任务的行动流程与指挥控制程序有关(这主要是制度层面上强化两个军种的行动兼容与互操作能力)。

  在评估两军种联合水平的研究中,首先应强调的一点是,在美国武装力量的军事实践中,空军与海军整合了的、一体化的作战行动只是在近期才得以实施。作为美国武装力量中一支老牌军种,海军在其成立的两个多世纪中,始终自豪并习惯于独立地在公海展开军事行动,这种行动模式导致的必须结果就是海军必须具备完全独立、自给行动的能力,而且考虑到海军的全球性质,它还要能迅速适应远离美国本土海岸的全球海洋、濒海作战环境,以便能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美国海军自建立后,很快就采取了战线前推、前沿部署的进攻性战略,到了海军发展最为鼎盛的冷战时期,海军更是唯一一个随时处于前沿及待命行动状态的军种。基于此原因,很大程度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海军和空军之间在战术层次上的行动整合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相对而言,当时军方高层以及海、空军指挥机关,对两军种间行动整合的主要关注点仍在减少军种间的冲突与摩擦,根本无从顾及真正的联合。因此这一时期,两军种不仅在理论上,在真正实践领域,其日常任务和对作战行动的规划都是相对独立的,两者采用各自不同的作战体系在完全不同的任务环境中行动。当然,这也就更谈不上任何较低行动层面上的同步与联合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连致力于实现这种联合都不太可能。因此,毫不令人奇怪的,海军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衍生出的军种文化,无疑明确地将其涉及航空力量的各类训练、日常行动及作战任务,排除于同样以空中力量见长的空军的同行范畴之外。

  表现这种差异与独立最经典的实例,便是越南战争期间两军种的行动案例。从整体上看,两军种完全不同的军种文化与行动流程,使得其展开任何某种形式的空中联合行动几乎都不可能。在越南南北空域共同对敌的时期里,两军种航空兵的战斗飞行行动几乎毫无协调,某军种的战机在空中遇到另一军种的同行时,只是简单地相互规避。这种独立作战、缺乏协调的结果,就是濒海战区空权不可避免地碎片化,特别是空军和海军行动层级的指挥官,出于尽可能保存各自作战能力的考虑,而使本占据着的绝对空中优势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效能。由于当时糟糕的计划协调,以至于有观察家评论称,这正是“典型的指挥不统一所造成的恶果”。可能最早于1965年,美国武装力量最初发起针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日常轰炸行动,即“滚雷行动”以来,美国军方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任务期间需要对集中于任务区域、但分散在各军种中的空中作战资产,进行更好地整合、控制与协调。接着,为协调共同参与此行动的海、空军在任务区域内协调行动,时任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CINCPAC)开始指派专门代表负责“滚雷行动”日常行动的计划协调,代表协调的对象则只限于战区内行动的海、空军较高层级的指挥机关,包括司令部驻南越西贡的美国空军第7航空队,以及部署于北越外海“扬基站”(Yankee Station,位于越南东部海域 17°30'00“N 108°30'00”E)的海军第77航母特混舰队。然而,当初对行动进行协调的努力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当时海、空军空中部队指挥官对上级安排的协调机制并不满意,但为了提高共同行动的效能,两军种开始尝试自主建立某种协调机制,即海、空军联合建立的所谓的“任务路线区域”(Route Package)体系,根据此任务协调体系的安排,越南北方作战区(越南南北方军事分界线以北区域)被分为多个地理区域,各区域分别以顺序的数字编号相区别(共划分了7个作战空域)。海军的第77航母特混舰队负责其中的4个任务区域,包括第2、3、4和6B空域,上述四个区域都靠近海岸线,这主要是考虑到航母舰载机的航程限制以及航母有限的架次出动能力。而空军第7航空队则负责分布于内陆的第1、5和6A空域。

  当时这些海、空军种航空人员以及作战行动规划人员口中所称的“任务路线区域”也被视作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拉马纳的战争升级战略中的一部分。具体来说,那些被编以较大数字的任务区域通常是包括更多的防护严密的战略性目标。比如第6号空域内就涵盖有越南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高度防护的河内—海防地区、北越方面的米格战斗机基地以及大量高价值的基础设施目标。正是由于其集中了大量目标,因此这一作战空域也被分为两部分,即6A和6B空域。其中位于西侧内陆的6A作战空域划给了空军,而濒海的6B空域则由海军负责。

  这种简单地将作战区域人为划分开的做法,实际上是鉴于当时海、空军空中作战行动缺乏协调与同步现实,不得已而采取妥协之举,它完全与空军自二战乃至更早之前所形成的有关空权及空中力量使用的理念背道而驰。在美国空军仍处于陆军航空队的早期,鼓吹空权的人士,比如威廉姆•“比利”•米切尔准将就竭力要求将所有空中力量和资源置于统一的指挥下。后来,空军很多形成于二战时期的基本理念,就强调和要求由唯一的指挥官和机构来统一协调空中力量的使用,以充分发挥空中力量本身灵活、快捷的特性,最大限度地体现空中力量在跨战区行动时的效能。然而,越南战争期间,参战美军复杂、混乱的指挥组织体系,使得由单一一名指挥官完全控制、协调整个战区空中行动的理想状态根本无法实现。同时,由于当时空军和海军在空中作战实践及任务计划、实施流程等方面存在着大量差异,使得正式的空中行动联合指挥与控制体系完全无法建立,这也使两军种根本就没有机会整合其空中作战能力以收获更高的作战效能。例如,在当时,如果要协调从泰国空军基地起飞的空军战机与从东京湾起飞的舰载机,共同对越南北部某个目标实施攻击将极其困难。因而,当时无论从意图还是最后实现的效果看,空军与海军虽同在越南北部一同作战,但两者的空中战场显然是互相分割和独立的。

  在上个世纪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两个军种仍坚持着自己独立遂行空中任务的做法,在冷战末期特别是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尾声的1973年,基于对战争期间混乱经历的反思,海、空军高层开始寻求对过去越南战争8年间的独立空中作战模式进行一定的变革。尽管在整个冷战末期的几年里,海军高层明确其航母战斗群在未来世界海权争夺战略中最突出的任务,仍是直接与前苏联红海军在世界各大洋、公海上争锋,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航母舰载机与苏联远程和高性能的岸基航空力量在濒海和公海空域进行交战。这实际上仍继承了80年代初期里根当局所推崇的海上战略的概念,后者强调要对苏联采取进攻性姿态,具体而言就是前推海军在各大洋及重要海上通道上的力量存在。从地理角度上看,这一战略实施的直接后果便是将海军与空军的作战空域覆盖拉开了距离,比如,考虑到驻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空军限于基地和战机航程限制,以及海军舰载航空兵依托航母并前沿部署后的态势,海军空中资产的作战空域普遍比空军更广泛,在一些关键地区,两军种空中力量的行动范围差距甚至达到1000英里。如此在作战区域上的地理独立性,基本排除了两军种对战役或战术层面上实现跨军种行动联合、协调与同步的关注与兴趣。而且,在一些环境恶劣、缺乏空军基地支持的地理区域,比如北欧挪威海北部、北太平洋堪察加半岛,美国面临的任何可能与苏联的交战行动,可能都将单独由海军来实施。这种独立的作战环境和概念,相应地使海军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远程智能武器系统,比如出现于这一时期的AIM-54“凤凰”超远程空对空导弹(由海军舰载F-14战斗机搭载)和AGM-84D“捕鲸叉”远程反舰导弹。毕竟遥远、恶劣的环境且独立的作战模式,使海军不必担心这些远程武器可能造成的误击或是不必要的附带毁伤问题。

  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空军虽然面临着与海军非常不同的战场,但考虑到其作战空域受限于地面基地设施以及交战空域更为靠近城市等人口聚集区,因此空军的交战环境更为复杂。与海军更为关注1000英里以远的公海前沿战场环境不同,空军的重心仍在欧陆主体部分,即使在北约组织防区的边缘地带,比如挪威北部和苏联的科拉半岛、摩尔曼斯克地区,空军准备联合行动的对象也仅限于美国陆军和欧洲北约盟国的空军力量。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空军与陆军酝酿出了“空地一体战”。但同时,考虑到海、空军对未来任务预期和作战概念的极大差异,两者“完全处于不同的作战概念体系之中”也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当时海军两军种在作战环境、概念以及军种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全面差异,两军种航空兵在空中行动中也就事实上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例如,在越南战争结束不久的几年间,曾有空军飞行员与其海军同行共同举行过联合训练,他们就抱怨极其不适应海军及其飞行员的行事风格,后者经常在飞行计划的最后一分钟才通知他们行动变更的事宜,比如飞行计划、地面指控方案、无线电频率以及飞行路线或空域,有时甚至连飞行任务也会调整。在空军看来,这些都是毫无纪律、缺乏计划性的表现,而海军则认为由于舰上作战环境的复杂性,此类模仿实战环境下的临时变更更能体现其灵活性。相反的,参加此类联合训练的海军飞行员则同样不适应空军的风格,他们觉得空军对严格计划的遵循,只是和平时间用于观赏的花瓶,于战时的复杂环境毫无助益。在这方面,1991年一名海军低级航空人员对空军同行的评价就清楚地表明了两军种间不同的文化,“海军航空兵更习惯于认为,对于同一个任务,空军的逻辑在于,飞行员们只能严格按照命令要求执行;而海军的逻辑则在于,除非命令明确规定了他们不可采取的行动,他们就能去做任何想做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尼古拉斯-戈德华特法案》(国防改组法案,由竭力推动该法案的两名参议员命名,他们分别是亚利桑那州的巴瑞•戈德华特和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比尔•尼古拉斯参议员)之时,海、空军才开始在制度机制上缓慢、犹豫地迈开了建立更紧密合作关系的第一步。法案通过后,海、空军正式探讨建立和平时期的一体化训练的问题,特别是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这种合作更是率先展开。随着这一标志性的国防立法事件的深入实施,以及1987年正式确立了主要担负联合作战任务指挥的、覆盖全球的地理区域司令部,美国武装力量才真正第一次开始培育不同军种之间的联合特性。随着各级部队在各类训练、演习联合程度的不断深化,海、空军各级指挥官也愈发意识到两军种截然相异的作战指挥流程、武器装备以及编制体制,使得联合在兼容和互操作方面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两军种试图联合行动、训练的早期,就曾多次发生过训练中的误击事件,比如1987年9月22日,在当年的“决心展示”联合演习中,一架海军的F-14“雄猫”战斗机就偶然地将处于同一空域的另一架空军RF-4C“鬼怪II”侦察机击落。可以说,在海、空军进一步增强联合意识与能力的初期并不平坦。

  当时,这架空军的RF-4C侦察机由位于西德的苏伊布鲁克空军基地起飞,该机配备着当时极为先进的战术电子侦察系统(TEREC),该系统设计用于探测并能地理定位陆基防空导弹(SAM)雷达的辐射泄漏。而另方面,那架F-14战机当时则从附近地中海海域的“萨拉托加”号航母上起飞,准备配合空军战机完成演习的科目。演习的目的在于检测空军TEREC系统根据航母战斗群中舰只的电磁辐射,对其进行探测与定位。演习期间,空军RF-4侦察机在进入海军舰只雷达探测范围后,即被后者发现,当时这架战机正在与一架KC-135加油机汇合并进行空中加油。海军编队指挥官随即指令这架F-14战机赶赴发现空情的空域实施侦查。随后,F-14机组抵近目视观测到RF-4战机在完成空中加油后下降高度脱离了加油机。在向舰队报告了观察结果后,F-14战机随即收到了一连串无线电警报呼叫,“红色警报,武器自由施放”,这实际上是当时演习中海军模拟施放武器的标准的呼号(与其相对的是呼号命令则是“保持武器锁闭”)。突然收到的这一呼叫,让那名缺乏经验的F-14驾驶员慌了神(他刚刚独立驾驶这种战机),他急忙询问其后座的雷达拦截控制军官(RIO)这是否意味着需要进行武器发射。据后来称,那名雷达拦截控制军官当时的回答是,“当然,击落它”。

  毫无疑问,这名雷达拦截控制军官本应清楚这只是演习中的模拟呼号,但由于当时他的无线电频段并未与其飞行员的一致,因此未收听到指挥舰发出的此模拟呼号,加之当时机舱内嘈杂的环境,使之根本未意识到飞行员询问的真正含意。结果,那名飞行员很快就给一枚AIM-9L近程红外导弹充电预热,并很快向那架RF-4C战机发射。碰巧的时,当时飞行员所发射的第一枚AIM-9L导弹因故障未能脱离机载挂架,而F-14战机此时已飞近到目视接触RF-4C的范围内,其飞行员仍在想着继续向目标发射导弹,这次他再次发射了同样的导弹。而第二枚AIM-9L导弹正常的点火并迅速击向RF-4C战机的尾部。而更碰巧的是,第二枚AIM-9L导弹发射时已处于其最小发射射程之外,其弹头并未被引信引爆,因此它只是猛烈的撞击了RF-4C战机尾部的水平尾翼,当即使空军战机失去控制。由于事出突然,两名空军战机驾驶员在意识到受到攻击,加之战机失去控制后,两人立即跳伞并成功逃生,由于事故空域在“萨拉托加”航母附近,两人很快被航母派出的搜救直升机救起,当时两人仍不清楚其战机为何突然失控。最后,这起不幸的事故被定为海军的A级事故,两名海军飞行员也被解除军职并除役。

  当时的这次事故揭示出的深层次问题,就在于80年代空军与海军在建立合作训练、作战的初期所遭遇的重重挑战。首先,事故虽然不幸,但也表明两个军种此时真正开始在尝试在未来的海空行动中建立更紧密和合作关系。其次,它表明事故亦表明双方在有关合作的很多重要领域仍存在着亟待弥补的差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提供了一次戏剧性的证明,表明双方如果要建立更紧密的联合伙伴关系,其在和平时期付出的代价可能相当高昂,但与战时所收获的更高的作战效能相比,这样的付出仍非常必要。虽然如此,这次事故仍成为海、空军致力于整合其作战能力的标志性事件。知远/扬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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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UN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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