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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与空军的进一步联合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如果说“持久自由行动”是一次定制的海、空军一体化联合打击战役,其后于2003年4月在伊拉克爆发的、持续3周以推翻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候赛因及其社会复兴党为目标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同时证明之前海、空军联合行动的高效性,特别是考虑到此战中空军得以全面发挥其战术进攻能力,使其成为一次海、空军投入更为平衡的联合空中作战。2001年1月,美国政治决策层决定将进攻矛头再次指向伊拉克,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海空战争进行准备,海军方面,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签署命令,要求海军尽快向伊拉克周边海域集结至少5~6个航母战斗群。此时,海军的“星座”号航母战斗群已部署于波斯湾,另一艘“哈里•S.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也已部署于东地中海;接着,海军电令“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从其当时的锚地澳大利亚出发,火速前往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该战斗群刚刚结束了为期6个月的中东部署刚返回澳洲休整,但此时它将再次重返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刚在美洲加勒比海区完成预部署前检修,在接到部署命令后也开始火速向海湾地区进发;第5支航母战斗群“小鹰”号战斗群则由西太平洋海区奔赴北阿拉伯海,同时为填补因该战斗群移防造成的军力真空,空军紧急向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增派了F-15E机群。第6支编队“卡尔•文森”号则从本土向西太平洋海区进发,视情对行动实施增援;“尼米兹”号战斗群也于1月中旬由本土圣迭戈出发,前往西太平洋海区接替从西太海区移防走的战斗群,并在途中完成为期3周的部署训练演习。最后,刚刚在2002年12月结束为期6个月中东部署(执行“南方监视行动”)并已返回本土东海岸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接到96小时应急警报,如果需要将在紧急补给后前往西南亚地区。

  截止至3月第一个星期末,海军已有2个航母战斗群(“西奥多•罗斯福”号和“哈里•S.杜鲁门”号)部署于东地中海海域,另有3个以上的航母战斗群(“小鹰”号“星座”号和“亚伯拉罕•林肯”号)完成了向阿拉伯海北部海域的部署。上述每个战斗群除作战支援战机外,平均都配备有50架左右的战斗/攻击机。通过快速的兵力机动,政治决策一旦做出美国武装力量就迅速地在战区集结了压倒性的海空力量。此外,考虑到“亚伯拉罕•林肯”已在中东地区史无前例地长期部署达9个月之久,海军决定“尼米兹”号战斗群迅速赶往中东接替前者的任务。无论如此,到3月底“自由伊拉克行动”(OIF)正式开始前,海军已在战区部署就位了5支航母战斗群,另有超过40艘且配备大量陆攻型战斧巡航导弹(TLAMs)的盟国水面舰只和潜艇,配合海军航母的行动。此外,得益于战区附近国家的支持,空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部署了F-15E、F-16和F-117战机,在该国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了大型加油机、多型ISR支援战机;另有超过200架的空军战机(F-15、F-16),则被部署于战场前沿科威特的两个机场内;同时空军还在周边土耳其、阿曼和阿联酋等国机场也部署了大量战机,做好了实施一次大规模多方向空中战役的准备。除前沿部署的战术战机外,参战的空军战机还有部署于后方英国费尔福德的14架B-52重型轰炸机、以及部署于迪戈加西亚基地的B-1和B-2轰炸机,其中4架B-2战机是战前由美国本土怀特曼空军基地紧急部署到迪戈加西亚。

  海军陆战队方面,为加强参战的第1 陆战队远征军(1st MEF,由陆战队中将詹姆斯•康韦指挥),陆战队高层为参战的陆战队第3航空联队增隶了60架F/A-18“大黄蜂”战机。截止战争爆发前,美国海军及陆战队共向战区部署了超过700架战机,空军部署了863架战机,加上联军投入的战机数量,在“自由伊拉克行动”实施的主要作战阶段(3月20日~4月9日)内,共有1801架战机参与了空中打击战役。海军方面参战的空中力量具体包括,舰载机部队(海军及陆战队)的236架F/A-18战机、56架F-14战机、35架EA-6B电子战机、40架S-3巡逻机以及20架E-2C预警机,陆战队还有另130架陆基战斗机和22架KC-130加油机参战。

  后来,战前一系列突发事件的严重削弱了美国及其盟国为即将展开的空中战役,特别是两艘部署于地中海东部准备借道伊西北部邻国领空对其实施攻击的航母编队(“哈里•S.杜鲁门”号和“西奥多•罗斯福”号),由于土耳其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最后时刻拒绝了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向伊拉克发动进攻的请求。土方的拒绝意味着美国的战争努力受到重大挫折,并使战争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海军原计划由这两个位于地中海的战斗群计划通过土耳其领空攻击伊北部的目标、帮助那里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还准备通过土领空向伊境内目标发射陆攻战斧导弹;而空军早前也装备在土耳其的incirlik空军基地部署加油机为海军舰载机提供作战支援。而如今,这一方向的作战通道被关闭后,海军只得重新设定这一海域海空力量的行动路线,舰载机和导弹只能通过伊西部的以色列和约旦领空实施作战行动,这虽然有利于降低打击兵力的途经距离,但也使这部分兵力原定打击伊北部目标的计划受到影响。当时一些小布什政府的高官急切地与以色列磋商,以便如果土耳其仍继续拒绝开放其领空,得以继续在行动中利用前者的领空。但时任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其国防部和中央司令部的高级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得出结论认为,在这场以推翻一个伊斯兰政府为目的的战争中,如果利用一个犹太国家的领空将在政治上是过于冒险的;鉴于此,拉姆斯菲尔德的替代方案是,如果土耳其仍坚持其立场,那就重新将两艘位于东地中海的航母部署到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这样的话,其舰载机的每次出击任务就多飞行数百英里,而为其提供作战支援的保障飞机也必须耗费更多的燃料和时间。

  直到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才与土耳其、叙利亚等国达成协议,得以使用后者的领空发动对伊拉克的进攻,但这也致使部署于“哈里•S.杜鲁门”号航母上的舰载机第3联队和“西奥多•罗斯福”号的舰载机第8联队,缺席了头两天的进攻。到战争第三天,这两支航母战斗群的舰载机才得以蜂拥而起,它们伴随着由土耳其地面进入的特种作战力量向伊北部境内的目标发起攻击,直接促成多支伊伊北部政府军在战争初期就向联军投降。

  事实上,“自由伊拉克行动”展开的当夜,扣动“扳机”的确切时间直到最后一刻才被美国领导人敲定,因为乔治•W.布什总统和他的决策团队相信,根据情报显示当晚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将会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巴格达近郊的一处确切的地点会面,因此他们在等待情报确定会面的确切时间,以便行动当夜首波进攻能实现对伊领导人的“斩首”。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总统下达行动开始的指令后,空军的F-15E重型攻击机和皇家空军的“狂风”GR4型战斗轰炸机迅速升空,它们的任务是为2架空军执行“斩首”行动的F-117开辟一条安全的进攻通道,海军的数架EA-6B电子战机群则为首波突击行动提供电子支援,2架F-117紧跟攻击机群奔赴情报显示的会议地点,但最终它们并未成功实现预定目标。当夜,紧随着首波攻击,部署于伊周边海域的多艘战舰接连发射40枚陆攻型战斧导弹(TLAMs),分别袭向多处可能藏有萨达姆的场所。正如之前在“联盟力量行动”和“持久自由行动”战局启动时那样,海军的EA-6B电子战飞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伴随着首波攻击战机发起攻击,其卓越的电子攻击能力成为确保首击成功的重要助力,即使空军出动F-117、B-2这样的隐形轰炸机时也是如此。

  次日早晨,作为对昨晚美国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回应,伊拉克向科威特发射了多枚阿巴比尔-100型战区弹道导弹。此时,海军部署于波斯湾北部的阿利•伯克级宙斯看驱逐舰“希金斯”号则发挥了战术弹道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作用,其雷达系统值更官在伊军第一枚导弹发射后2秒,就从雷达上发现了升空的导弹并预报了可能弹着,随即立即上报预警信息。中央司令部很快将此预警情报报知部署于科威特爱国者防空导弹部队,后者随即成功实施了反导拦截。在另一个反导作战战例中,一艘位于波斯湾的宙斯盾战舰同样侦测到伊军发射的弹道导弹,在上报的预警信息中,海军战舰不仅报知了导弹发射的相关信息,还将根据其飞行弹道反演出的可能发射点位置也报知给CAOC,后者随即指令两架在附近空域待机的F-16战斗机迅速飞赴发射地点搜寻其导弹发射装置,由于情报传输迅速、及时,空军战机亦成功摧毁了发现的发射装置。此外,与“持久自由行动”类似,海军的舰载E-2C预警机也在行动期间发挥了重要的空中指挥与控制功能,它们负责协调、组织联合空中力量遂行了大量低空复杂空域背景下的战场遮断(AI)和近距离空中支援(CAS)任务,有时也指挥空军的战斗机前往任务区域。而在一些远离空中指挥控制节点(预警机、CAOC)但又需要与空中部队协调行动的情景下,比如空军向前沿陆军部队派驻的行动联络军官、需要空中支援的陆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等,E-2C也能充当起空中通信、数据链接中继的作用。

  类似的,空军的B-1轰炸机在执行任务途中,也可利用其机载运动目标指示雷达(MTI)充当起某种临时ISR平台的角色,以迅速锁定这类运动时敏目标(TST)的地理坐标。可能的话,它们也能将坐标传输给附近的海军攻击机,由其发起实时打击。而海军的EA-6B除执行伴随电子保障外,还与空军的EC-130“独奏突击队员”和“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一起,向伊拉克民众及其部队播放了大量心理电无线广播、对其无线网络实施了电子入侵。空军的E-3“望楼”机载预警和指挥控制机(AWACS)则专门担负起动态的空中任务重调整和目标再指定任务,得益于之前几年各军种对联合的高度重视以及经过多年来建设与磨合,各军种的联合行动效率已有较大提升,这导致空中行动中大量临时性的任务调整,所以E-3预警机就开始专门负责起协调各军种战机任务临时变更、任务更新的工作。特别是在行动开始后的第一周,大量任务变更甚至使多架E-3预警机也不堪重负,因此空军的多架E-8“联合星”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载机(JSTARS)和RC-135“联合铆钉”电子机,在行动第一周的三天沙尘暴天气里也负担了这类任务。在这三天沙尘暴天气里,之所以需要空军出动那么多具有雷达目标引导功能的支援战机,除分担E-3预警机的任务外,海军舰载机原来配备的激光制导设备在这种恶劣天气下无法使用,只得转而使用卫星制导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s)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行动开始几天的沙尘暴停止后,空军的RQ-1“掠食者”无人机就开始飞赴战场上空为海军战机提供JDAM打击指示,空军的特种作战司令部联合终端攻击控制人员也开始从地面向伊境内渗透,为海军战机的JDAM攻击提供目标更新坐标。行动期间,空军的另一种高升限长航时无人机RQ-4“全球鹰”也与海军战机大量配合,利用其机载合成孔径雷达(SAR)探测伊军隐藏的目标,比如被植被伪装覆盖的装甲车、隐匿于沙尘暴中的导弹发射装置等,发现这些目标后,RQ-4即将其坐标通过CAOC实时传输给附近待机的战机,比如海军的F/A-18战斗机,后者的飞行员即可利用这些信息发动精确攻击。

  即使在行动初期的那几天沙尘暴天气里,当时战场大部分地区的风速达到25~50节、能见度普遍降低到不足300英尺,但参战的海、空军空中力量并未因恶劣的天气条件而显著减少出击架次。有趣的是,伊拉克军队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当一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部队(麦地纳师)试图利用天气的掩护进行战术机动时(当时该师准备前出攻击美陆军第3机步师进抵巴格达以南约50英里处的一支前沿部队),它的指挥官错误地以为美军战机将无法在这种天气下有效作战,但实际上海、空军的机群仍照常升空并抓住这样的战机向该师发起猛烈攻击,大量精确制导弹药摧毁了数以百计的伊军装甲车辆。在这次发生于行动尾声的进攻中,空军和海军战机不分昼夜、无视天气情况,对伊军精锐地面部队发起高效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伊军地面常规部队,为后继攻占巴达格创造了战机。

  据统计,在整个“自由伊拉克行动”主要作战阶段,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空中部队为完成41404架次出击任务,其中海军、陆战队由航母甲板和大型两栖攻击舰甲板起飞出击的架次达到14000次。在这1.4万架次的出击中,战斗机出击架次5568次、加油机出击2058架次、E-2C出击442架次、其他ISR战机出击357架次(行动持久的3周时间内,海军出击的ISR战机架到占同类战机出击总量的25%)。此外,海军参战的5个航母战斗群护航舰只还发射了总共超过800枚的陆攻战斧导弹。

  在“自由伊拉克行动”期间,海军参与联合空中作战行动指挥机构的程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战前组建的联军联合部队空中力量司令部,担任其副职指挥官的是时任海军少将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少将曾担任法隆的海军打击和空中作战中心指挥官。他不仅是海军派驻至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的最高代表,私下里也是该中心指挥官(莫斯利空军中将)的密友。因此,可以想象这种亲密的私交,在指挥与控制空中行动时无疑也会更为顺畅。此外,在CAOC具体事务的执行层,海军军官也担任大量部门主管和参谋工作,比如中心最核心的作战计划部门(负责行动中所有的目标分析、选定与武器指定业务),其负责人就由海、空军军官担任(空军上校道格•埃伦布施、海军上校拉塞尔•彭尼曼);另外,资深的海军上校威廉姆•格特尼(现升任少将)则在CAOC中担任了海军空中力量联络协调官。行动期间,海军全面、深入地介入CAOC的日常运作,与其在12年前的“沙漠风暴行动”中所遭遇的令人不快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当时CAOC机构中的岗位几乎都由空军军官占据着,海军虽然也派遣有人员,但数量太少、职务较低,根本无法影响中心的日常运作及决策过程 。

  “自由伊拉克行动”前夕,时任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官的中将蒂莫西•基廷,当时亦出任联合部队海上力量指挥官(CFMCC),在部队仍在集结期间,就开始忙于特色将派驻到联合部队空中力量所属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的参谋人员,为人员挑选制定标准等事务。有时,一些很好的人选未能满足选拔的要求,则会被要求参加相当的短期培训,以期能适应CAOC参谋的业务需求。最后,海军为CAOC选拔了101名合格的参谋业务军官,他们,其中有近一半的人选拔自以往有CAOC工作经历的海军预备役军官(主要是第二、第三舰队退役军官),其他的人员来自海军航空武器学校、海军打击和空中作战中心(NSAWC)和舰队舰载机联队等。与以往相比,此次行动期间海军对CAOC运作和决策过程的影响史无前例的增强,特别是各个重要部门、关键岗位上都配备有海军出身的军官。最后,在所有CAOC的人员配备中,海军人员占到总数的20%。

  此外,在具体行动和战术层面,5个航母舰载机联队在参与行动的联合空中作战时,也比以往更为顺畅地融入到空中任务命令(ATO)的指挥控制流程中。海军采取的措施包括,5个舰载机联队分别向CAOC派驻有专职联络军官,由后者负责对CAOC提供咨询和建议,使各自联队能够在每天制定的ATO文书担负合适的任务。而且,战前海军还开发了专门的软件,用以分析空军制定的ATO电子文件,航空联队无论在舰上作战简报室,还是在空中,都能很方便地使用此类软件从复杂的ATO文件中提取出本级部队相关的任务,以及与其行动相关的各类注意事项、行动涉及的支援保障项目等。实际上,这种紧密合作关系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以前海军和空军航空部队在法隆和内利斯双方基地的联合训练、演习,为战争期间双方合作的默契与协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武器装备方面,海、空军除了使其战机平台具备指挥通信上的互连、互通、互操作能力外,还努力统一了双方的弹药,如果需要的话,海军的战机也能使用空军的弹药或利用后者战机上的目标指示装置实施攻击。战争期间,空军参谋长约翰•尤姆珀中将就评论称,战争初期由于沙尘暴的影响,联合空中部队的激光制导武器效能受到极大削弱,海军舰载机部队当时短缺的GPS制导弹药,如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很大比例都是由空军临时供给的。正是由于双方在战机平台、弹药上的互操作性,满足了海军舰载航空联队的作战需求,确保其作战正常进行 。

  总体看来,“自由伊拉克行动”是一场真正的多军种联合作战行动,在空中战场方面,海军和空军的空中力量实现了以往所设想的那种全面的整合与一体化。按照两名撰写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历史的军事历史学家的话说,海、空军空中力量的联合见证了“一种摒弃了传统的狭隘观念的新型军种关系的形成” 。时任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空军上将理查德•迈尔斯,不仅对行动期间海、空军之间紧密无间的配合,也对联军之间密切的联合,后来也评述称,“这是一次巨大的收获” 。正如行动期间担任联合部队海上力量指挥官(CFMCC)的海军上将基廷所评价的,“自由伊拉克行动”主要作战阶段具有以下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即在军种联合领域,“它达到了我所想象的最高水平……参战的各军种部队(包括行动自由度较大的特种作战力量),在行动中紧密配合、互相协作,无论行动的各级联合计划组织与控制机构,还是各基层作战部队,相互之间都以理解、友谊、熟悉和信任的态度共事……所有力量在陆军上将汤米•弗兰克斯(时任联合力量总司令)的统率下,成功完成了为期近三周的联合作战任务。”在基廷看来,弗兰克斯虽是陆军将领,但他完成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他以公平无私的姿态,向所有参战军种成功灌输了信任、友谊和友爱精神,促成了此次联合行动的圆满成功 。

  海、空军整合中浮现的新趋势

  21世纪之初,美国武装力量所进行的两场战争中,海军与空军的空中力量日趋完善的整合,使我们见证了两个军种自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以来,在联合之路上取得的巨大进展。这两场战事不仅见证了海军和空军所属的庞大航空部队日益融合的过程,更见证了这种融合成产生了战斗力巨大的飞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卓越的战争结局。最后,两场战事还显示出海军与空军对基于效果的作战思想的逐渐承认与接受,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两个军种通用的联合空中任务规划、组织与管理机制,也由双方充满间隙和冲突,逐渐成熟至双方的和谐与同步。而且更特别的,2001~2003发生的两场战争期间,先由海军主动调整以适应空军主导的联合空中任务规划管理机制,而在此基础上,到2010年前后“空海一体战”作战思想出炉后,空军又开始以西太战区海空联合战场(海军第七舰队责任区)为背景,参与并融入以海军主导的联合行动规划管理机制之中。正如海军在“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伊拉克行动”中所显示的那样,联合部队空中力量主导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其日常制定的空中任务命令(ATO)电子文件已能通过SIRPNet网络实现向海、空军相关部队的自动发布,战事期间,海军航母战斗群每隔1小时就会自动获得此电子文件的最新更新 。此外,受到两次战争经验的推动,为确保相关部队指挥官能更好地融入联合作战指挥控制体制,海军要求其航母舰载联队指挥官及其他航空部队指挥官,在战前必须花费更多精力来熟悉、掌握战区内联合空中作战中心的运作及其所负的职责。例如,如果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海空力量需要再次介入中东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战事,参战的航母舰载联队及其他航空部队指挥官,将会提前100余天赶赴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熟悉掌握空中作战计划、组织与控制流程,与CAOC各级参谋、主管建立紧密联系,只有这一步骤完成后,他们才会被授予合适的指挥岗位。和平时期,海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官也会定期参加空军在佛罗里达州赫伯特菲尔德举办的“空中打击任务规划课程”,如果有海军军官调任至战区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任职,他们还要赴阿拉巴马州麦克斯威尔空军基地,参加为期一周的联合部队空中力量指挥官(CFACC)课程学习。

  此外,正如前文提及的很多例子所显示的,近年来海、空军在联合作战领域取得的最大进展并非海军习惯了空军的ATO机制,抑或空军接受了海军对联合空中任务规划的特殊要求,而是两个军种之间“超越”了传统的利益争夺,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种双方心理上的变化和接受才是至关重要的。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强调“超越”而不是“克服”利益争夺,意味着海军与空军的军种归属仍然存在,就会存在利益之争,而强调“超越”表明两军种已认识到在未来发战略安全环境下,建立更为紧密、深入的联合关系,将是比因利益而突显双方分歧更为重要的事务。甚至就在两次反恐战争之前,海军航母战斗群在多次行动中担负起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展示了其不断提升的作战能力,正如两名观察家所评论的,海军与空军将继续“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对峙与分歧”,即便现在已极为强调联合,但只要两个军种仍继续存在着,它们之间的联合就决不会像单个军种内部那样和谐与同步,而且它们“就预算分配、作战主导等问题的争论仍将继续,无论这些争论公开化,还是保留在桌面之下,它们都将始终存在着”。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下,两个军种在共同的作战领域里已取得比过去几十年间更为有效的成果 。正是在这种稳定的融合趋势驱动下,大量两个军种以往所固有的狭隘的紧张关系,比如上文提及的海军长期以来诟病的、而空军却一直坚持的联合空中任务规划流程与概念,现在已成为两个军种共同接受的内容。

  在战术或者说作战平台层面,海军对空军主导的空中作战规划、组织与控制装备体系的适应最早始于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比如,为了解决电子化ATO文件向海军舰只的传输与兼容问题(这也是海军在海湾战争后明确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海军部长于1992年签署命令为海军所有编号舰队、各特遣部队旗舰,以及未来即将服役的新战舰,都配备空军开发的计算机辅助飞行管理系统(CAFMS);有了该系统,就能极大地方便航母舰载部队飞行规划部门将其行动计划以兼容的格式上报给联合部队空中力量的指挥官(JFACC)及其指挥机构,同时亦能方便及时的收获每天CAOC发布的ATO电子文档。海军高层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通过为舰队部署类似CFAMS这样的信息系统,共享诸如目标、武器类别、行动流程这类信息,从技术层面上消除军种之间的藩篱,使海军舰载机联队从最初的任务规划到最后的执行实施,都能与空军、联合部队空中力量指挥机构紧密合作 。

  另外,从空军的角度看,并不总是海军主动寻求适应空军根深蒂固的习惯,比如修订自己的空中行动规划模式与流程,尽可能采用空军现有的ATO流程。在“自由伊拉克行动”期间,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就曾为促进参战军种加强合作,而敦促海、空军强化相互理解与信任,对此时任空军总参谋长,尤姆珀上将就坦率地承认,也可能是含蓄的,海军提出的一些关于空军ATO流程缺乏效率的批评有其合理的成分。按尤姆珀上将所述,“其他军种认为,空军的ATO制定流程周期长达72小时……事实上,这只是外界的误解,ATO的规划、制定周期确是72小时,但这仅表明CAOC会提前对3天后的空中作战行动进行计划,并不意味着制定它需要72小时;至于它的执行则可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可以说它的执行周期完全是实时的”。他接着评论称,“今天,当走进一处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的作业大厅,你会看到什么?作业大厅会按涉及的军种来划分大致区域,来自各军种的参谋业务人员会端坐在本军种区域的工作站前,相互之间用极具军种色彩的俚语来沟通、交流。那么当需要与其他军种的参谋人员沟通时,会怎么做?他们会站起来,径直走到需要交流的军种工作区域,用另一套更为正式的术语体系就需要沟通的话题与对方作业人员交流,后者再将前者的意图以本军种的用语输入工作站” 。尤姆珀上将的意思非常明确,他需要在像CAOC这样的联合指挥机构中,各部门的军种组成人员之间在横向上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只有各军种人员以统一的术语和标准,真正建立起具有联合氛围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可能地提高联合效率,缩短“传感器到发射平台”的行动周期。

  重新回顾空军与海军进入信息化时代后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两个军种几乎同步启动其信息革命,但两军种采取的路径却完全是平行而非渐近趋同的。然而,随着美国武装力量在外层空间、网络电磁空间大力推进信息化转型,美国逐渐构建起全球化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卫星通信链接、诸如Link 16等战术数据链、各军种作战平台连接性提升,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多次重要的局部战争的需求牵引与刺激,美军军事理论界最终形成了强化多军种联合能力的共识。这进而又使之前空军少将约翰•L.巴瑞和詹姆斯•布莱克所描述的海空联合,“通过提升(军种间)真正的互操作能力,完成行动部队的功能整合,最终达成军种作战能力的数量级提升”真正成为整个武装力量建设的方向 。事实上,上述对联合效果的预期,部分地已超出海军在冷战末期,对其构建具有联合性质的“协作式交战能力”(CEC)的设想。海军所预期的这种能力,强调天基侦察监视平台的建设,以及发展使军种内部各兵种(也包括有限的军种间的)能够应用通用作战态势图的能力。协作式交战能力最初制定的需求,也包括与空军等军种建立更紧密合作能力的设想。最早在1993年,海军启动了一个能力展示项目,项目演示了海军大西洋舰队指挥官与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陆军司令部相互连通的潜力(后来亦将海军大西洋舰队所辖陆战队部队包括进来)。

  海军当时发展的协作式交战能力(CEC),除了为其舰队提供拓展的海上作战环境感知的主要目标外,还具有拓展战场感知和濒海作战力量通用作战态势图生成及运用能力。而随着CEC能力适应范围的不断拓展,海军也日益感需要建立更为集中的指挥与控制体系来适应扩大了的战场领域,而此前海军执着于行动效果而更习惯于分散化的指挥控制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海军于上世纪末率先提出“网络中心战”概念,这后来成为与空军等其他军种形成更紧密联合能力,乃至所有军种强化的概念“萌芽”。正如海军空中系统司令部指挥官于1999年提出这一概念时所称的。“我们已耗费整个十年时间来专注于更优良的互操作能力,‘沙漠风暴’中获得的经验及教训证明,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与其他军种联合遂行任务……我们必须能自由地通信、交流——无论在计划阶段还是在行动执行过程中——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或部署的系统都应明确地强化这种能力” 。

  为了实现这样的未来行动构想,海军必须进一步构建出具体的行动场景,而海湾战争后海军为实现“由海向陆”战略的转变而新关注的濒海地区作战行动,则成为这样的具体场景。以濒海作战行动为例,海军当时努力实现的目标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作用,推进海军力量向与濒海相连的内陆地区投射,该目标的实现不仅要求海军拥有绝对的制海权,而且对其他四维战场空间(空、陆、天、网电)也要实现主导和控制。与上述构想相关的目标,则是海军要继续发挥其前沿部署、机动灵活的军种优势,在危机爆发后率先进入战场遏制危机,为后继进入战区的空军及陆军部队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作战概念最顶层的目标在于,海军应具备高效可靠的、由海向陆的纵深打击能力,而由海向陆所带来的作战环境及平台的复杂化又驱动海军由以往的“平台中心”向注重联合的“网络中心”转变。这种转变的实质,正如当时海军退役将领斯科特•雷德所称,“力量态势”(force posture)而非“力量结构”(force structure),才是海军行动时应注重的方式 。

  网络中心战概念自提出后,随着对其认识和探讨不断深化,理论界终认识到它的应用范围不仅限于海上力量。相反的,它提供了一种超越“平台中心”观念的思维,使得联合行动的诸军种力量能够更精确、灵活地发挥其作战效能。在新的“网络中心”观念下,纵向的按军种归属划分的技术隔阂将被会统一的、兼容性强的军事信息网格所贯通,所有作战要素、单元以及原来用途单一的系统,将会在这样互相连接的网格连接下成为新的整体。从本质上说,“网络中心”行动强调是网络上大量计算节点之间密集的信息交互作用和影响,以及因信息互相作用与影响而带来的平台战斗效能跃升。隐含在这一思想之后的理念最初由海军中将亚瑟•塞布罗夫斯基于1998年明确提出,之后时任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海军上将又评论称,海军,作为一个整体,正处于“由我们所说的‘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转变之中” 。

  据塞布罗夫斯基中将介绍,他在构设网络中心战概念框架时,从以太网的创造者罗伯特•梅特卡夫所归纳的“梅特卡夫定律”中得到了模糊但关键性的启发,该定律规定:一组网络体系,其健壮性和性能直接正比例于组成该网络的节点数量的平方。正如塞布罗夫斯基中将自己解释的那样,信息网络的价值在于“当网络中的信息以零时间延迟、100%的精确度,满足100%的相关需求时,就将实现我们所向往的信息优势”。他继续评论道,网络中心战通过实现对上述信息优势的获取及应用,“将使以往基于物质消耗的战争方式,转变成更具效率的战争方式,而后者以更快的指挥控制及行动节奏、作战要素之间积极主动的自同步为显著特点” 。以典型的防空压制作战(SEAD)为例,传统的SEAD行动是单个平台与平台的对抗,比如一架携带有反辐射导弹的攻击机,它在空中巡逻,在发现地面防空雷达的辐射信号后,其飞行员要做的就是迅速占据攻击位置并尽快发射其反辐射导弹,否则就有被对方攻击的危险。此时,地面防空导弹单元可能也发现了潜在的危险,他们会采取关闭雷达的办法来应对攻击,抑或等待危险过去后再开机攻击空中目标。而新的网络中心战环境下的SEAD作战,则不再只限于平台之间的对抗,更多地体现为体系之间的竞争。同样在发现地面防空导弹单元辐射信号后,可能就无须由发现了此辐射源的巡逻战机发起攻击,相应在它可能会利用机载侦察系统,并结合其他侦察传感器组,获取此防空火力单元的综合信息(火力单元、雷达、后方指挥控制站点的坐标等),再由己方多种火力平台(战机、巡逻导弹或陆军远程制导火箭等)对整个目标体系实施全面打击,同时彻底地摧毁目标体系。

  正如海军的马克•菲茨杰拉德将军所说,海军构想其网络中心战能力初期的应用,正好在2001年“持久自由行动”中由航母舰载力量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按将军所称,网络中心战革命所导致的第一项变化,是海军航空兵的精确打击能力;其次,则是海军、舰队的无线通信构架由模拟转向了数字时代。在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时,并非所有的海军战舰都具备收发电子邮件的能力,当时各舰只的无线通信带宽仅以“比特”(bits)级,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海湾战争时期联军CAOC每天的ATO文书须由信使飞机以纸质文本的形式递送给各航母编队。而在2001年后反恐战争的两次战争中,这一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每天的ATO文档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几乎做到了实时传输与更新。类似的,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几乎每一个需联军空中战机打击的目标,在行动都要经战前简报为飞行员加以确认,至于未经作战简报确定的、行动中实时出现的目标则需地面机构层层耗时费力的层层确认。而十多年之后,航母舰载机联队虽然在行动前仍需要进行作战简报,但不再在简报上预先确认目标,而是在战机升空后,通过预警机或地面指挥机构实时为其传输并指定目标,至于行动中临机出现的时敏目标,通过快捷的“情报—决策—打击”体系,也能迅速为战机指定。在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海军几乎完全以模拟通信的方式与其他军种建立联系,然而,到2001年以后在“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伊拉克行动”中,海军也像空军一样处在完全数字化时代的边缘。由于数字处理技术以及通信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变革,航母战斗群在处理指挥与控制作业时已完全建立于便捷的信息技术之上,作战信息在海军战机与诸如预警机、地面指挥中心这样的指挥控制节点之间来回传递 。

  到了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参战的美国武装力量展示出比以往更为同步的联合关系。正如一名当时在中央司令部供职的参谋军官所称,“每个平台都有传感器与其相连” 。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自由伊拉克行动”期间,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配备有协作式交战系统(CEC)和“联合火力网络”(JFN),使组成该战斗群的所有舰只之间,能够共享作战信息,比如,一艘宙斯盾驱逐舰可在自身雷达不开机的前提下,根据同编队中另一艘宙斯盾战舰的雷达预警数据来发射本舰的防空导弹。后来,随着 “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及其配备有新系统的E-2C预警机赶赴战区,部署于战区的海军舰队的协作式交战能力又有进一步拓展。联合火力网络(JFN),实际上是海军引进并改进自陆军的战术开发系统(TES)的传感器整合机制,该系统使航母能够接收机载平台(比如空军的RC-135“联合铆钉”侦察机)获取的侦察图像和信号情报(SIGINT)。类似的,海军在2000年后逐渐为其舰只及战机平台配备的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MIDS)、基于Link-16数据链制式的安全无节点、抗干扰战术数据链,也使这些平台实现了与其他配备类似系统的他国(其他军种)平台的互连、互通与互操作。到2003年“自由伊拉克行动”结束后,海军的一个舰队已配备有超过上千个Link-16数据终端,而且在联合任务中,其他军种配备有同样终端的平台也能很容易地纳入庞大的网络中。正是在无数这样的平台、单元逐渐由模拟连接转变为数字连接方式后,为下一步实现规划中的网络赋能行动的能力打下了基础 。正如马克•菲茨杰拉德将军所暗示的那样,“我们所试图最终打造的……是一支完全联合化的军队,我们希望将网络连接进所有飞行员的座舱里,拥有这样的能力使飞行员在高风险的作战任务中能从容地向指挥中心询问,‘好吧,我的目标的特征是什么?希望它们与掠食者或是全球鹰无人机最后传来情报相一致’”。他接着补充道,“转型不再仅仅是针对平台单一的改造,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投射平台与十年前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几乎完全相同……改变的只是传感器、武器系统以及它们之间、它们与投射平台之间的数据链接” 。

  为更好地实现新出现的跨军种联合空中行动,海军与空军加强了各个层次的合作,特别是自新世纪以来,两军种开始注重自顶层开始加强各自力量的联合设计与构建。“自由伊拉克行动”主要作战阶段结束后,空军负责开发其多传感器指挥与控制星座网络(MC2C)的机构与海军负责其力量网络(FORCENet)的机构很快就启动了联合性的开发项目,发展一套以网络为中心的共同行动构架,该项目旨在将两军种原来各自的专用网络合并、整合成双方共同采用的网络体系,最终实现美国武装力量所有四个军种的共同应用。空军的指挥与控制星座网络连接着空军主要的空中传感器平台,比如全球鹰、掠食者无人机,以及E-3机警指挥控制机等,其用途在于为空军的空中杀伤平台提供统一制式的信息。另一方面,FORCENet网络则是海军为实践其网络中心战理论而开发的、连接其主要情报、作战平台的网络系统,与空军的指挥与控制星座网络类似,它也是一套连接着各类传感器、武器系统、现有指挥控制系统,乃至指挥员个体的无缝网络体系,其目标旨在通过将前沿部署舰队所有作战要素、平台,以及后方指挥控制机构连接起来,实现强化海军作战体系感知、定位、通信、毁伤及评估等方面的能力。与此类似的,两军种还在诸如ISR管理、目标识别确认、战术数据链以及联合战术无线电等相关领域,努力实现联合与共用。在一系列努力下,两军种在共同涉足的空中领域中的作战体系,其兼容性、互操作能力得以迅速提高,双方在空中作战行动的计划及控制模式方面也迅速融合,这使得两军种各自的情报、行动网络化体系,其获取、流转和处理的信息物理基础趋于兼容与一致,进而导致双方在执行层的行动整合比以往更为容易。对此,海军FORCENet的官员就称,海军已将空中作战领域视作一类有利于海、空军试验其联合化的网络中心战概念与能力的优势作战域;两大军种在此领域的成功双将进一步获得更高级联合指挥机构,比如武装力量联合部队司令部(JFCOM)的青睐,而后者作为一个存在的机构实体,更有优势向所有军种推广这种联合概念 。

  2004年初期,空军和海军接着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来推进联合,两军种共同草拟了持续强化联合的规划性文件,促进双方建设的各自以网络中心为指导的基础设施更具共享性,并致力于构想更易于联合作战行动的概念。海、空军在2004年的联合举措,最初来自于当时两军种高级将领之间的一次非正式会晤。当时,空军作战整合部门的负责人、时任空军中将托马斯•霍宾斯,与负责海军战争需求与项目的副海军部部长、时任海军中将约翰•纳斯曼,举行了例行会谈。双方对话的成果除上述共同起草的联合规划外,还决定两军种联合建立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研究双方在指挥、控制、通信和计算机(C4)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系统的整合措施。正如当时在空军指挥控制与情报、监视和侦察中心(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主管空军指挥与控制星座网络(MC2C)部门的负责人、时任空军中校瑞克•帕恩特所解释的那样,“我们正试图尽早与海军讨论整个体系的顶层架构问题,如此,等它们搭建完毕,双方的C4ISR体系就能更为全面地整合” 。

  当然,这一时期海、空军在此方面所启动的开发项目,很多都与两军种共同担负的空中任务相关。作为一个展示这种在共同空中作战域展开整合与联合的例子,两军种都寻求共同更新其各自的目标侦测与定位系统,空军当时采用的是“雨滴”(Raindrop)系统,而海军所采用的系统则称为“精确定位工作站”,两者虽有较大差异,但其用途都是实现共同的目标测量。但在2003年底,就在前文所提及的两军种签署持续强化联合的规划性文件之前,相关的项目都放缓有的甚至停滞下来,比如当时空军主导的一项升级其“分布式共同地面系统”(DCGS)的项目,就延迟了实际进展,该系统用于接收和处理来处机载侦察平台的情报信息,而放缓升级开发过程就是为等待海军相关的作战使用需求能够一起整合进该系统之中。另有一些项目被放缓,则是需要对海军与空军指挥控制系统实现更多的兼容性和通用性。到2004年初,两军种在共同完成联合政策文件时,双方高层在一系列基础性问题上达成一致,比如不必放弃现有体系完全重新开发,明确并认可双方从各自底层传感器融合着手的联合战略。双方当时宣称的目标是两军种利用各自现有的情报及指挥网络,通过修正与改进,实现两套的网络的互连、互通和互操作。具体而言,空军的指挥与控制星座网络、海军的FORCENet网络仍继续保留,但两者都需进行修改与完善,以使能与对方的整套传感器体系、指挥控制网相兼容,以便空军(或海军)能方便地应用对方传感器体系收集、处理的情报,进一步缩短一方在利用另一方资源以实现目标发现、定位、瞄准与跟踪,以及与之交战时的时间延迟。如此以来,海、空军就能在不扩张本军种建设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高双方资源的使用效能,最终达到提高作战能力、灵活反应的目标。

  至于其他方面,比如训练与演习、人员交流等,海军与空军自越南战争后就开始朝着跨军种联合的方向稳定前提。多年来,海军战机飞行员例行性地参与空军经常举行的“红旗”系列多国大规模实兵演习(该演习自1975年底第一次举行),有海军飞行员因培训、训练、演习等原因,一年内光顾空军内利斯基地的次数甚至多达6次。至于海、空军更基础的生长飞行员正规训练(UPT),双方的资源及训练课程更是已完全整合在一起。比如,空军军官会指导、教授海军UPT的飞行训练,而反之亦然。此外,两军种还相互为对方飞行员、航空部队指挥官提供大量交换体验、任职的机会,而且这种交流并不只限于现役战机中队,还包括双方最先进的机型部队,甚至还涉及未装备部队仍处于试验阶段的机型。比如,最近就有多名海军少校被指派到部署于空军内利斯基地的第422试验和评估中队任职,并参与空军F-22“猛禽”第五代战斗机的试飞。此外,海军的E-2C“鹰眼”预警机的机组也会定期体验飞行空军的E-3预警机,有时因任务飞行繁忙,他们也会在模拟飞行器内试用。类似的,空军在“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不久,就将其EF-111型电子战战机全部退役,造成相当时间内空军缺乏专用电子战飞机,其电子战中队则被指定定期飞行海军的EA-6B电子战战机,以保持相应的电子战能力。

  海军与空军还经常让其武器学校、飞行学院内的教官去对方军种类似院校交换任职,这些感受过另一军方文化、习惯的教官,更容易体会到本军种以外另一种模式、文化的冲击,常常能发挥出“种子”的作用。这些交叉、交流任职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初期并不频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空军武器学校开始每年设立三个班次课程,其中两个专门供其他军种的交换教官学习,后来这也成为一种标准。来自米拉玛航空站的海军的TOPGUN教官每年4月会安排一周时间赴空军武器学校,专门集中试飞空军的F-15C战斗机。反过来,空军武器学校也会在每年8月利用一周时间到海军米拉玛航空站学习海军战机的飞行。类似的交流学习给了两个军种航空部队指挥官、教官和飞行员们难得的机会,了解、体会兄弟军种的飞行技巧、空中指挥控制程序,使他们能够比较不同的战术、战机技战术性能等诸如此类的事宜。

  后来,当空军武器学院开始改组,而海军位于米拉玛航空站的TOPGUN学校搬迁至法隆航空站时,这些交换学习的项目亦中途夭折(最后一次交换于1999年结束)。在中断数年后,经空军武器学院的强烈呼吁,最终于2006年6月重启了类似的交换项目。由于有以往经验,新的交换项目皆被两军种认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双方飞行部队通过课程掌握了大量他们在本军种内部不易学到的内容。例如,现在两军种的交流课程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 当前战术

   课程纲要

   威胁标准判断

   通信标准

   F-15与F/A-18战斗机技战术性能

   行动简报、执行和行动结束汇报流程与标准

   设施与支援保障资源

   当前和未来冲突

  2006年6月,空军和海军飞行人员的交换项目进一步向深度发展,双方飞行人员汇聚到海军航空基地后,每天会驾机模拟不同的交战场景,分别在空中进行激烈的对抗,空军的F-15与海军的F/A-18就经常成为对方的假想敌,此外两军种其他战机,包括F-16、F-5和F-14,甚至还有以色列国防军空军的“幼狮”战斗机,也经常会加入模拟交战。例如,空军武器学院的教官们会在上午模拟空中行动计划、简报过程,接着再带领双方人员升空与另一组海、空军混合配置的假想敌,按设定科目进行模拟空战训练,任务结束后还要模拟进行任务结束汇报。接着,下午则由海军方面主导;比如TOPGUN学校的教官,按上午同样的模式与场景再组织一次模拟演练。但在当年该交换项目结束后,并未立即决定次年再举办两样的交换课程,海、空军都意识到之前6年的交换中断,使双方相当数量的飞行员对对方军种缺乏了解,双方很多战术也都有了显著分化。所幸,双方意识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双方高层接着又于2007年6月又规划了一次这样的交换体验项目,并使这一项目制度化、经常化。2007年,海军TOPGUN学校的人员来到空军武器学院,由后者主持当年的交换课程。正如当时空军武器学院F-15C战斗机队指挥官根据其2006年交换课程的经验所得到了结论那样,“双方通过这些课程获益良多,很多事情如果不通过双方人员面对面的飞行与交流,恐怕永远也不会被察觉……每次这样的交流项目,可能是我们所花费的最值得的5万美元” 。

  现在,海军与空军在空中力量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TTPs)方面,已根据双方在内利斯和法隆航空基地进行大量交流的基础上,逐渐统一起来。正如新的联合出版物中所公布的那样,各个军种将在统一的作战程序、概念体系和术语标准之下,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双方对一些共同遂行的空中任务,如近距离空中支援(CAS)和空对空作战行动等,统一了共同的术语、无线电语音通信时的简码等项目,并同意制定正式的联合近距离空中支援标准与条令。特别是后者,是由于双方2002年3月在阿富汗实施“森蟒行动”时,因地面受攻击陆军部队实时应召两军种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时产生了龃龉,而刺激发展的。

  除了在传统安全领域外,两军种最具建设性的合作也发生在新兴起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军种力促其各自作战及作战支援力量参与更多的联合训练与演习,旨在进一步磨炼双方在遂行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任务时的联合能力。比如,近年来,海、空军在阿拉斯加海空空域展开的多次联合演习,演习场景就设定为多种国土安全科目、模拟自然灾难和恐怖主义事件,包括地震、恐怖生化攻击、空中或海上恐怖主义事件等。至于美国北方司令部2005年举办的“2005北方边缘”演习,更是以涉及海、空军军种力量为特点,参与演习的力量有海军水面舰艇编队,以及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航空部队。演习历时5天,从当年8月15日~19日,演练了包括海上联合搜救与监视、海空防务作战行动等多个科目。参演的空中力量包括空军的E-3预警及指挥控制机、陆战队的C-130运输机,海军的SH-60“海鹰”直升机和P-3“猎户座”反潜机等。此外,空军的F-15E攻击战斗机还在演练了低空进入对可疑载具实施威慑的内容。至于海军,在此次演习中最重要的则是首次演练了与空军互相交换指挥,实施联合海空作战行动的科目。事实上,在以往作战行动中,海、空军航空力量多次在战术层次上进行联合指挥与行动,但这些行动多在第三方(如CAOC)的协同下完成,而此次演习之所以不同,则在于海、空军战场指挥设施不通过第三方而直接对另一方战术兵力实施指挥控制。比如,演习中海军的战斗机中队在空军E-3预警机的直接指控下接敌,而空军的F-15E则被海军参演水面舰艇编队旗舰“拉塞尔”号驱逐舰控制,演练了海空巡逻及对敌水面可疑目标交战。演习结束后,担任海军参演水面舰只编队指挥官的第21驱逐舰中队指挥官,维克•墨尔加多上校报告称,“在海上行动演习部分,亮点在于海、空军参演力量实施了同步的海空联合监视与侦察,在发现演习设定可疑目标后,由海军的战舰直接召唤并控制附近空军的空军F-15E战机,对该目标实施了抵近侦察与威慑……演习展示了海、空军在国土安全防务领域内关键性的联合能力” 。

  最近,类似的海军与空军都有大规模兵力参与的海空联合演习则是2006年6月24日举行的“英勇盾牌’06”演习,该演习于当年6月19~24日在关岛附近海空举行,历时5天。参演的联合部队司令官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加里•拉夫黑德海军上将担任,联合部队空中力量司令官(JFACC)则由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担任(任驻夏威夷希卡姆空军基地太平洋战区空军肯尼迪战斗司令部指挥官),担任其副手的则是海军少将马克•爱默生(任驻法隆海军航空站的海军打击和空中作战中心指挥官)。“英勇盾牌’06”演习演习规模庞大,参演兵力达到2.2万人、280余架各型作战飞机、30艘海军战舰(包括海军“小鹰”号、“亚伯拉罕•林肯”号和“罗纳德•里根”号3支航母战斗群,及其所属的3个舰载机联队)。它也是自越南战区后,太平洋水域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现在,该演习已发展成为两年一次的、涉及多个军种和国防部门的综合性演习。据介绍,该系列演习主要专注于加强武装力量在遂行联合监视、跟踪与交战的能力,设定的行动场景涵盖广泛,战场领域则包括海上、濒海、陆地以及空中。

  06年该演习结束时,各军种投入的战机共完成约2000架次出击,德普图拉将军称“演习为所有参演海、空军战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不仅要在演习中接近实战的独特环境中演练联合,而且也要体验、经历联合时不同避免的‘摩擦’……你会发现在演习中并不是所有事都会像你所预期或计划的那样,它们总会有所偏差,而演习正为我们和平时期提前应对这些挑战提供了机会”。关于此次大规模联合演习所致力于达成的联合、同步等目标,他继续说道,“行动中,我们对海军、空军,抑或其他那个军种的部队所遂行的单独行动不感兴趣,我们接受的观念是空权必须采用多维、综合的方法来获取并保持……我们感兴趣的是,确保编成内所有力量采用统一、协调的措施,通过相互间无缝的配合与同步,来实现指挥官的总体意图” 。

  在为期五天的演习里,海军参演兵力主要有“蓝岭”号指挥舰、3支航母战斗群。空军参演兵力主要包括B-2隐形轰炸机群(驻密苏里州怀德曼空军基地的第509轰炸机联队)、驻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的F-15C战斗机群(第18战斗机联队)、驻日本三泽空军基地的F-16CJ战斗机群(第35战斗机联队)、驻阿拉斯加州埃尔曼多夫空军基地的F-15E攻击机群(第3攻击机联队)以及大量太平洋战区和美国本土的空中加油、预警机等支援保障力量。陆战队出动的兵力则有6架驻日本岩国空军基地的F/A-18C战斗机。在演习途中,被编定为第7航母打击群的“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指挥官,海军少将米切尔•米勒就评价称,“不同军种参演部队、平台之间的联合互操作能力,是我们成功应对未来太平洋周边战事的关键。类似‘英勇盾牌’这样的演习将使我们有机会检验、评估我们的联合指挥、控制与通信能力” 。与此同时,空军肯尼迪战斗司令部作战行动部门的保罗•哈恩少校也非常赞同米勒将军的看法,他后来在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习,通过模拟出的高度真实的演习场景,我们有机会与海军同僚们演练各个层次的联合、互操作能力” 。

  陆基和海基空中打击力量的新协同增效

  正如前述章节所叙述的,美国海军与空军的空中力量在21世纪之初进行的两场战争中,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紧密合作与联合。正因为有了这些鲜活的战争实践,我们更容易地确信联合的前途。正如一名受尊敬的船舶设计师、同时也是一名倡导以广泛、积极手段推进美国海权的学者于1998年写道的,“航母搭载的和全球范围内以陆基基地为依赖的战术机群,以美国本土的战略轰炸机群配合,在未来冲突中将结成互相支援、共同行动的整体” 。无疑的是,过去长期以来,海空两个军种在强化联合、合作,以相互提升作战效能方面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近年来在现实安全环境以及国家投入防务的资源总体处于缩减的现实下,两个军种一方面基于共同的使命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为强化在未来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作用,启动了现在看来卓有成效的合作。但不能不看到的是,在五角大楼博弈日趋激烈的防务预算争夺领域,作为作战领域有相当部分重合的海军与空军,相互间的竞争意识和姿态无疑仍将长久存在的,这可能也是永恒存在于两个重要军种之间的重要主题。

  但无论如何,上文述及的现实世界中的联合经历仍强烈地暗示,当美国需要在一场未来战争中进行重要的空中战役时(考虑到空中战场的重要性,这几乎成为必然),两个军种应该以一种更为互补性的姿态展开合作。毕竟,在之前“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伊拉克行动”中,联合行动的海、空军并未在行动资源和任务等方面表现出对立、竞争,而是相互支援与配合,共同实现行动目标。事实上,从作战的角度,而非从部门官僚利益的角度看,空军与海军长期在传统空中投射领域上的投入以及由此所而具有的空中力量,应该也能够成为联合部队指挥官的互补的空中力量要素,两者并非“零和”性的竞争关系。毕竟,无论空军的陆基轰炸机或战斗、攻击机群,还是海军航母搭载的战斗、攻击机群,两者在功能、特点上并非简单的重复和冗余,而是既拥有一定的能力叠合,又相互突出区别与特色。整体上,海军与空军的空中力量能够相互补充与配合,并在联合的基础上以整体遂行全谱空中作战行动。可参见图10.1 。

 


  图2-1:军种空中力量的属性与特点

  比如,空军的远程隐身轰炸机群,可轻易灵活地打击濒海地区纵深受敌方严密防护的目标,而航母舰载打击战斗机群即便在有组织的空中加油支援下,也不容易实现同样的作战效果。即便危机爆发突然,危机地区附近并未部署有海军的航母打击群,或者形势要求迅速对目标进行打击,空军的远程轰炸机群仍可直接由本土基地起飞,经多次空中加油从合适的空域实施突防并攻击,过去空军已不只一次地展示过这种能力。而与轰炸机完全不同的是,海军的航母舰载机群则提供一种持续性的力量存在,只要航母部署到合适位置并得到充足的后勤支援,它就能“始终将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敌人头顶” 。但是,要明确的是,海军航母舰载部队在应对即时性的危机响应时,其最大的不利因素,它们可能就在正确的地点,或者在极短的响应时间内赶赴危机地区,这常使它们无法成为决策者最首要关注的解决方案。以最极端的情况来对比,空军远程轰炸机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们能在接受任务的20小时内,飞临爆发于全球任意地点的危机地区。至于轰炸机部队的缺陷,无疑则是一旦其弹药完成投掷,即使能在目标上空滞留再久也失去意义,而要重新装填并发挥作用,中间仍存在相当长的间隔期。可以看出空军的轰炸机群与海军航母舰载机在功能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特别是在任务区域部署多艘航母后,后者将能提供前者所不具备的持续存在能力。

  因此从海、空军空中力量所具备不同特点的互补性角度,在一场联合空中战役中,空军的陆基轰炸机群、战术战斗机群与海军舰载机群之间完全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可能性也是海、空军在911事件后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上空所展示过的。关于这一点,正如一名评论家在这两场战争很早之前所言,“轰炸机能够迅速响应危机,飞越极远的远离向战区日益增多的不同目标投掷大量炸弹,但它们缺乏短时间内再次装填整备重返战场的能力;而航母舰载力量可实现感觉得到的力量存在,而且无需任何国家同意是否能使用其机场设施,但在危机爆发的头24小时内缺乏快速的响应能力;至于陆基战术机群,它们具有较高的重复出勤率,也能用于展示力量存在,但它们的部署与应用并不得不依赖于邻近战区的前沿机场,很多情况下,取得这些机场的使用权受制于多种因素”。简而言之,每一种空中力量都有其优势与缺陷,任何一种能力缺失都会使美国保持其全球利益的能力受损 。

  特别的,作战行动中陆基和海基空中力量都会面临空中加油,而这一领域的需求恰可体现出两者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共生关系。正如海、空军战术机群在“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伊拉克行动”所显示那样,海军舰载机群要在可持续的前提下,发挥其较高的任务效能,无疑需要空军和盟国的大型加油机支援。然而,在空军战术机群缺席的条件下(比如因缺乏足够数据的前沿机场),这些徘徊于战区边缘的大型加油机也需要空中保护以防备敌方可能的威胁,而这种保护正是由海军舰载战斗机提供的。对于后一种情况,发生在遥远的阿富汗战场上的“持久自由行动”恰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这场空军战术机群缺席的战争中,海军的战术机群和空军的大型支援保障机群将两者之间高度互补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如此,两者才得以发挥出各自最大的效能。正如一名空军人士在十余年前所做出的判断那样,“美国所有的陆地、海上、空中和空间力量应该成为一个整体,问题不在于哪个军种更为优越,而在于这几个军种如何适当、均衡且可负担地发展” 。

  正如“持久自由行动”经历所证明的,当前海军对于某些形式的联合行动非常感兴趣,比如利用空军加油机与航母舰载机群配合,共同实施内陆纵深打击任务,至少这可体现出海军的主导性作用。曾于1996~2000年期间担任海军作战部长(CNO)的杰伊•约翰逊上将,在观察到阿富汗战争中海军舰载机需要依赖空军及联军的空中加油支援,才能深入阿富汗内陆上空时,也承认海军的成功“有赖于联合力量的支持与贡献”。前海军作战部长进一步评论称,“如果海军要超越历史传统所赋予其的角色,进而在未来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克服地理上的遥远距离对大陆深处的战场施加其影响’,就必须更多地依赖于其他军种和力量的支援” 。因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海军舰载机群仍作为联合力量中的一部分,它就必须要学会适应并习惯在联合行动环境下(比如ATO机制)作战,只有如此,它才可能得到友军或盟军不可或缺的重要空中支援与保障。

  实际上,海军战术舰载机群与空军加油机的联合并不总是非常理想,在2003“自由伊拉克行动”中,由于一系列与前沿基地限制有关的后勤因素以及空军自己也有大批战术机群参战,使空军加油机无法全面对海军舰载机群进行保障,特别是海军部署于东地中海的2个航母战斗群,就曾因空中加油问题而与空军产生过摩擦。而之前两年“持久自由行动”的经历又表明,即使战争发生在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海军舰载机群仍然能得到空军加油机的充分支持。这至少说明一点,两个军种联合的实现也是有其前提的。阿富汗战争中,联合部队海上力量指挥官(CFMCC),美国海军摩尔中将在战后一次采访中,对此就提供了很好的说明,“在此,我必须向美国空军和盟国的加油机,以及海军自己的S-3加油机致以敬意,是联合部队的精诚团结与合作,我们才得以发起一场完美的空中加油支援行动,使我们能够在距离海边数百英里的战场上空维持长久的战术空中力量存在” 。

  据统计,两场战争中主要作战阶段,两军种都发挥出了各自的优势。例如,在阿富汗战争中,空军轰炸机群虽只完成了总出击架次的10%,但这些为数不多的轰炸机却投下了近80%的弹药量,包括大量卫星制导的JDAM弹药。另一方面,尽管海军舰载战术机群从巴基斯坦以南的阿拉伯外海起飞,担负了空中行动的主力,但它们的成功行动仍离不开空军加油机的支持。考虑到美国不可能在阿富汗周边国家取得前沿战术机场的使用权,如果由空军从位于波斯湾的机场起飞前往阿空域实施打击,那么这些战机同样需要在空中加油的支援下完成任务,而且陆基机群如要实现海军舰载机群的作战效果,其战机一次任务的滞空时间可能长达15小时之久,这根本无法维持。

  此外,由于在两场战争的后期,由于美国的政治努力,最初曾经缺席的某个军种空中力量得以最终出现在战场上,比如阿战后期,美国获得了巴基斯坦西部部分机场的使用权,使空军战术机群得以应用,所有的四类空中力量(航母舰载机群、空军轰炸机群、陆基战术战斗机群和陆基大型支援机群)构成了联合部队空中力量指挥官实现其行动目标的重要支撑。当然,海军或空军的支持者与其继续毫无意义地争论航母、还是陆基战术机群孰优孰劣,不如以两个军种最近的作战经历作为一种新的模式,以寻求未来新的合作。正如十多年前一名作者就提出的,“强化三位一体空中力量(远程轰炸机、陆基战术机群与舰载战术机群)之间的协同增效,使它们共同构成美国完整的空中力量体系” 。前海军大西洋舰队舰载部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约翰•马扎克,就曾明确地表示,“不应再在几种空中力量之间分为优劣……‘持久自由行动’已令人信服地展示出20世纪的那种军种竞争与对立,在21世纪与当前合作与联合主题格格不入……简而言之,各军种所拥有的空中力量不应被视为资源和任务的竞争对手,而应成为未来战场上合作伙伴” 。

  未来的挑战与机会

  自30年前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与空军在空中战场的联合已显示出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当时,海、空军之间像今天这样的联合几乎根本不存在。从越南战争期间,海、空军互相诋毁对方军种的战争贡献,到21世纪全球反恐战争中坦率地承认对方的关键性参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尤其体现了双方的联合日渐成熟,当然,要实现理想中的无缝、深层次整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无可怀疑的是,海、空军在空中战场联合仍是迄今为止美国武装力量联合能力发展得最为成熟的一个战场领域。正如前任海军打击和空中作战中心(NSAWC)指挥官,马太•莫菲特少将最近就此所评价的那样,在联合空中战场,海、空军正朝着形成完全融合的方向前进着 。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认为,各军种联合的历程目前已到达这样一种程度,即海军与空军在空中战场的联合已成为一种范式,可作为其他军种追求在各战场领域进行联合的阶段性目标,比如海军与空军在水面战场上的联合,空军与陆军在地面战场上的联合。对此,前者如海军最近提出的“空海一体战”,后者如最早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空地一体战” 。

  这一趋势并非现在才刚刚开始,正如前文所述,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萌芽了,而且它也并非完全由军种自发自愿地追寻,相反的,从相当程度上,它源自诸多客观世界中的现实,比如防务资源缩短导致各军种无法在同一作战领域内全面重复投资、技术的发展促成军种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并且更易进行,以及来自政治高层的主导和促进等。当然,无论如何,当前海、空军在空中加强联合与合作的趋势,本质上仍反映了双方高层和一线战斗人员重新认识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能够成功地体现并满足了双方在作战层面上的关注。

  当然,两军种的联合并非已很完善,对于那些仍有待解决的领域,还需要空军与海军进一步向深层次、宽领域加强合作,通过不断的协商、改进来完善。比如,两军种高层常提及的战术部队、作战平台之间的通信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注意。在战术通信领域,当前两军种仍存在着带宽限制、基础指挥信息网络制式不同等问题,据各种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两军种在技术层面形成更紧密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仍在于双方的C4/ISR体系整合。例如,如要解决带宽限制的问题,按空军和海军的观点,在不大幅提高战场带宽容量的前提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采用动态带宽管理系统,它将能自动优先处理接受到的重要信息。

  空军与海军之间长期存在的另一个联合障碍,至少在海军看来,则是与现代空中作战越来越密切相关的电子战领域。在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结束不久后,美国空军就淘汰了其24架老旧的EF-111“大鸦”电子战机,主要嫌它维护费用过高,这导致在此之后空军就缺乏专用的电子战战机。而海军和陆战队的EA-6B“咆哮者”电子战机此后则担负了所有的战术电子战任务,致使其过度使用,这也事实上成为美国空中能力体系中的一块“短板”。当然, EA-6B自担负起海、空军战术电子战任务后,迄今其大体上也能应付海、空军使用需求,但这种战机改装自老式的A-6型攻击机,很快也达到其服役年限,而由F/A-18战机改装的新版E/F-18G“咆哮者”直到2009年初才能入役。而根据海、空军种间协议,空军的战术电子战任务仍将由海军机种提供,这也意味着自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垄断”战术电子战任务的海军,仍将继续负责提供防区外电子战能力。因此,海军航空兵高层强调,空军很快就将不得不做出决定,继续与海军合作以增补EA-18G服役前的电子战能力真空期 。

  在EF-111退役后,空军曾有一段时间急迫地希望改装一定数量的B-52轰炸机,使其成为远程防区外电子干扰机(SOJs),以应对因海军EA-6B逐步退役而造成的战术电子战能力缺口,最初国防部对此也持赞同态度。但随着该项目的进行,空军不得不放弃了此B-52改装计划,这主要是由于军方对其性能需求不断提升、进而导致进度拖延以及各项费用猛涨,使项目预算由最初预计的10亿美元陡增至70亿美元。正如经历该项目的时任空军参谋长莫斯利将军事后的反思那样,“我想,有机会参与该项目的人士回顾其发展历程,一定会发现SOJ项目与当初设想时的差别非常大,以至于完全可视作两个不同的项目” 。在这一点上,海军的认识是明确的,那就是现代战场上电子战和电子战机是确保任务成功和任务战机生存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海军看来,空军的发展战略并不注重电子战,而是将更多资源放在战机平台的低可探测性能(隐身)上;与电子战技术相比,空军向隐身技术的投资更大。对此,正如现任海军打击和空中作战中心(NSAWC)指挥官最近就此发表的看法,“两个军种必须认清现实,空军或海军的某种空中能力缺陷未来很可能将长久存在下去,只有通过在诸如平台等硬件和战术、技术和程序等软件方面的全面深入合作,海、空军才能应对未来战场的挑战……考虑到现在两个军种多少仍在按自己的愿意发展其能力,那么预示着未来要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现实留给空军的时间已然不多了” 。至于电子战方面的好消息,则是空军最近又起了重启SOJ项目的意愿,但已不准备在B-52基础上修修补补了,而是积极寻求与海军合作引进后者成熟的E/F-18G电子战机,或者以F-15E或UAV为基础引进海军的电子战技术,启动自己的防区外电子战机项目。早在2006年底,空军也曾再次考虑将部分B-52轰炸机改装成远程综合性电子战机,同时为防止该项目因费用超支,专门为其划定了20亿美元的红线,但后来因考虑到B-52轰炸机服役期超过半个世纪而只能作罢 。

  在空中战场,还有大量可供空军与海军形成更紧密联合关系的领域,下列所列的只是相关机构在进一步加强军种间联合事宜可能发挥的作用,部分具体项目亦值得空军和海军就进一步研究:

   未来海、空军的深入联合与合作,也许需要武装力量联合部队司令部(JFC)的密切参与,以便发挥出联合空中力量的最大作战效能;

   和平时期,两军种应该制度化、经常化地启动贴近现实的联合训练和演习,以便在平时就能充分完全地找出战时联合导致的摩擦与冲突点,具体的联合训练、演习项目可能包括空军派出其更多作战、支援保障联队,赴法隆航空站参与航母舰载机联队的部署前集训和检验;而海军则更多地参与空军的“红旗”系列演习及其他大规模军种联合评估训练项目;

   研制新的分布式联合任务训练模拟系统,新系统的开发虽然在初期会要求两军种投入大量资源,但长期看来,它所发挥的训练效益却能节省因大量动用实装和兵力而飞涨的燃料及相关消耗;

   从全面的角度看,空军和海军应该考虑优化并联合使用双方的综合性训练场,特别是空军、海军和陆战队的航空部队训练基地、靶场多集中于美国本土西南地区,比如空军的内利斯基地和海军法隆航空站复合体,如此以优化双方训练场地和项目,节省两军种因重复建设而造成的浪费。同时整合双方的训练场所还可从客观条件上加强两军种的联合;

   以海、空军传统上在空中战场的联合,进一步向水面、水下战场领域,未来双方的联合空中作战应将水面舰艇的防空作战、空中反潜作战等传统上由某个军种独立实施的行动样式包含进来;

   在联合训练的科目设置上,就根据现代战争形态的发展进一步演化与拓展,比如两军种未来的联合不必再局限于空中战场领域,而应向外层空间和网电空间的联合行动科目拓展;为研究未来在新的领域内的联合,海、空军也许应该共同出资建立新项目的研究资金池;

   多军种联合空中作战训练中,还应将陆军的“爱国者”战区防空体系也包含进来,目前陆军已介入了空军的“红旗”演习,很快也将进驻到法隆航空站,联合参与海军的航空部队训练 ;

   开发和部署兼容性好的软、硬件资源,比如各军种指挥控制系统软件和通用战机功能拓展荚舱,充分利用两军种平和时期的联合训练与演习,来检验完善这些共用软件与硬件;

   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带来的便捷性,使空军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空中作战中心能够实时参与两军种联合训练与演习的计划、组织与控制,平时没有实际作战任务的本土基地,比如空军的内利斯、兰利和希卡姆基地,参与海、空军在法隆或世界其他地区举行的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的ATO制定与控制;

   开发和部署实现地理分布式日常联合训练任务后汇报的视频会议手段,现在完成联合训练但在异地分散降落的战机,其飞行员在进行任务后汇报时只能通过电话;

   除海、空军军种间的联合外,还要将与美国空中力量协作密切的盟国,比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空中力量也整合到这一联合过程中,后者空中力量的硬、软件与本国高度通用,他们在未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联合作战行动中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现在起就应努力推进这一进程。

  上述很多有价值的项目已由两军种的相关机构(空军内利斯基地的战争中心和海军法隆航空站的海军打击和空中作战中心)严肃的讨论和考虑,对于这些项目而言,目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则在于资金匮乏。至于可能使海、空军进一步加强战场整合的硬、软件领域,比如条令、组织、训练、物资、领导和教育、人员和设施(DOTMLPF),也都需要加大资源投入以更好地满足未来的联合需求,也许两军种也应严肃考虑下述领域的措施:

   持续寻求更好的措施,以横向整合空军的指挥与控制星座网系统与海军的部队网系统,其使具备更好的兼容性;

   两军种应更为重视联合空中作战中的电子战手段建设,形成差异化的、互有侧重且互补的电子战能力;

   未来十年内,海、空军应逐渐淘汰其老旧战术机群,并统一换装高度通用化的单一机型——F-35多用途战斗机,考虑到陆战队也将大量采用这种新战机,海、空军在加强联合过程中,也应以新机型换装为契机,加强与陆战队在空中战场,空海及空地战场的联合力度;

   两军种的高层也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沟通,以便就两军种联合的优先事宜达成协调、一致的意见,毕竟一些联合项目和倡议具有明确的急迫性且更为重要,自上而下地推进联合的有序展开。

  最后,在研究与分析评估领域,还有一项具有高回报价值的研究项目,就是综合、细致地回顾研究过去海、空军联合空中行动的任务报告以及其他联合训练、演习和作战行动的记录、报告和纪要。包括历年来海、空军举行的“堪萨斯全球枪骑兵”、“流沙”、“粗糙鹦鹉螺”、“北方边缘”、“英勇盾牌”、“红旗”演习,1991以后在伊拉克南北部地区建立并维持禁飞区的“北方监视”、“南方监视”行动,以及“审慎力量行动”、“联盟力量行动”、“持久自由行动”和“自由伊拉克行动”等空中作战行动,通过寻找海、空军空中联合力量在这些联合训练、演习和作战行动中出现的协同失灵、联系不畅等问题,暴露联合期间两军种在装备、编制体制、文化习惯等方面导致摩擦的差异,以便未来有针对性的调整与修正。

  为体现军种间联合行动的复杂与困难,最后特以海、空军联合行动时的一次实战战例来加以展示和说明。事实上,在战术层次,不同军种隶属的作战平台经常会遭遇突发性因素而造成种种问题。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美国海、空军联合实施 “审慎力量行动”的一次空中任务中,空军一架F-15E战机在战区向目标投下一枚2000磅重GBU-15炸弹,该弹药采用光电制导,凑巧的是,在其投掷空域附近恰有一枚海军F/A-18战机发射的AGM-84E防区外陆攻导弹(SLAM)经过,更凑巧的是,两枚弹药的制导系统发生电磁互扰,按当时一名空军技术顾问的话说,“这让每个人吃惊不已”。干扰导致GBU-15弹药光电制导设备传输给武器控制官的目标区域图像(本应显示在F-15E战机后机舱显示屏上),显示在了附近海军F/A-18战机后舱控制军官的显示屏上,而后者当时正在利用此显示屏制导其发射的SLAM导弹。结果,当时两架战机都未意识到因弹药电子系统互扰造成了武器失灵,特别是海军战机更是反复向目标发射其SLAM导弹,正如后来评估所写道的,“由于指令制导机制失效,海军战机累计浪费了7枚SLAM导弹而一无所获”。这一代价高昂的事件至少表明,未来冲突中,在某一共同作战领域内,联合行动的军种部队不但要协调其作战平台的电磁频谱使用,还要非常注意平台所搭载制导弹药的电磁频谱,以防出现互扰。对于前者,目前军种、各级部队都已比较重视,而对后者的关注度很多时候明显不足 。类似的技术问题虽然都很易让人忽略,但在实战中它们都被证明是值得研究的。

  在未来进一步融合的道路上,这些问题也为两个军种留下了继续完善的空间。当然,自越南战争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海、空军之前在联合道路上的步伐虽然踟蹰,有时甚至还有反复,但它们在这条道路取得的进展至少证明其方向是正确的,它值得两军种、甚至更多军种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前行。同样的,这条道路代表一种方向、范式,不仅可用于共同占据空中战场的海军与空军,也可供同样涉及某些共同战场领域的其他军种借鉴与参考,比如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的空地一体化战场 。

  事后看来,那些亲身参与并致力于海、空军联合进程的海军航空兵高层领导人,无疑会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两军种实质性地展开联合的开端,也就是“沙漠风暴行动”结束之初,是海军更为主动地采取适应性的转型姿态,坦率地说,当时海军无论其领导层还是一线作战部队,都清楚地意识到与空军相比,他们面临着更大的转型和适应联合形势的需求,因为海军之前形成其独特的行动文化模式、指挥控制流程,及其装备技术标准的战略安全环境基础,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全改变了(前苏联解体导致的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战略环境突变)。因此,这几乎自然而然地强迫海军以更急迫的心态来面临自身的转型,以此来保持对新突显的后冷战时代新形态安全威胁的适应性。正如海军打击和空中作战中心前任指挥官马克•爱默生少将最近就此所评论的,“冷战结束后,海军在新的战略安全环境中无疑处于劣势,它不得不进行显著的转型和改变,‘沙漠风暴行动’无疑提供了一次让海军更清楚意识到其转型必要性的机会” 。然而,在海军艰难转型的同一时期,空军发现在新的战略安全环境中,也要被迫放弃很多在过去几十年应对不同类型空中挑战期间所积累起来的狭隘的、偏执的观念、习惯和文化,也许其最为根深蒂固的倾向,正如海军航空兵当时所观察到的,就是过于坚持“空军的方式和传统”,这意味着如果其他军种想要在空中战场与空军联合,就必须按空军的行事方法和模式进行,这从一开始就不易与其他军种建立积极、互信的关系 。那即是说,最初的联合过程中的机制性障碍一经形成,两个军种将发现即便双方按同一套“剧本”(ATO)行动,也会龃龉频生,前述讨论中很多类似的证据和事件也暗示,两军种如果不能消除、调整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很难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实际上,海、空军军种高层领导人近十多年努力培育的、双方在空中战场的联合趋势,应当被视为两大军种近期建设发展的最大成就而得到赞赏,并应成为其他军种在类似有联合关系的战场领域效仿的榜样。更进一步说,尽管本专著前面的讨论可能给读者传递出一种印象,即联合的过程可能是既容易,又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实上,联合在军种层面次并不困难,但在具体行动的战术层面,高度协调、同步的联合则必须克服、跨越很多障碍与根深蒂固的习惯与传统,对两个军种而言都是如此。实事求是说,组织机构,特别是军事组织机构,通常是非常保守的,它们更倾向于抵制变革而不是积极拥抱,过去的历史和经验已反复证明了这点 。同时,也正是这些历史和教训表现了真正的客观教训,可供我们借鉴如何从实践的角度促进军种间的融合。

  更为鼓舞人心的是,由于两大军种内部对未来联合抱有强烈意愿的和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有识之士们,他们在整个联合进展中所扮演的导向性作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各自军种内部逐渐培育起的对联合氛围与意识,已使这一趋势不再像以往尝试的那样,可能由于军种领导人更替、战略形势变化而半途而废,而成为一种不可扭转、抗拒的必然趋势。更可喜的是,原来两军种以个位数计的有识之士们,其联合意识现在已扩散到双方数量更巨大的中层人员思想中,比如军种司令部负责战略计划的部门负责人、战区司令部空中力量指挥机构的作战、计划参谋,各主要战区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各级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参谋等,这种自双方领导层,延伸至具体筹划、组织的中层的格局,将确保双方持续改进其原来各自的军种文化,并培育、形成更为成熟的联合文化,其最终导向是实现更具效能的跨军种联合作战能力。今天,在具体的行动和战术层形成的类似共同意志和目标比以往更显重要,特别是在美国发现它正越来越依赖于其多军种的联合行动,以应对全球不断变化着的战略安全态势,以及威胁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的潜在对手。知远/扬羽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307/n396240662.shtml report 32588 如果说“持久自由行动”是一次定制的海、空军一体化联合打击战役,其后于2003年4月在伊拉克爆发的、持续3周以推翻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候赛因及其社会复兴
(责任编辑:UN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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