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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情报简史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本文是美国陆军情报与保密司令部迈克尔•E•毕格罗所撰写的美国陆军情报简史。本文以时间发展为顺序介绍了美国陆军情报从萌芽发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以独立战争、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节点展现了美国陆军情报在其中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文章客观实在、朴实无华,对历史的研究透彻而广泛,值得深入阅读。文章编译如下:

  引言

  截至2012年1月1日,军事情报(MI)兵种诞生已经五十载了。当1962年刚刚成立时,军事情报兵种是陆军的最新型兵种,此时距离上一个兵种——陆军运输兵的成立已经有20年之久。时至今日,陆军情报兵仍是陆军十五个基础兵种中最“年轻”的兵种之一(其中只有陆军航空兵和特种兵在它之后成立)。但是,虽然可以说情报兵种是一个相对的新生事物,但是陆军中的情报作战和情报活动却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本文的主线就是自18世纪以来陆军情报发展的过程。在本文中,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为一系列扎实、稳定的持续进步,正是基于此,陆军情报兵发展成为了陆军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

  独立战争时期的陆军情报

  1775年7月,乔治•华盛顿将军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掌管了新成立的大陆军司令部。在接下来的8年之中,他对于军事情报的重要作用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由于时常需面临实力和数量都胜于己方的英国军队,华盛顿迫切需要强大的情报保障来发现敌军的薄弱环节,同时隐藏己方军队的弱点。正是由于情报给陆军胜利所带来的强大优势,华盛顿同时担任着自己军队的情报部长,亲自分析处理进入到司令部的各种信息。

  为了搜集关于敌方的各种信息,美军指挥官所依赖的都是十八世纪常见的那些传统的情报获取手段,即侦察部队和间谍。为了侦察敌方作战前沿,华盛顿将军动用了许多部队,例如托马斯•诺顿中校的突击队,伊莱莎•谢尔登上校的大陆第二轻龙骑兵团,正是这些作战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侦察作用。不仅如此,从战场之外来看,华盛顿将军还倚重于他的间谍网络。为了保证他的部队能够获得足够的情报,他从不仅仅只依靠一种情报来源或一套情报系统,最后在整个战争中建立了许多的间谍网络,比如约翰•克拉克少校在费城的部队以及伊莱亚斯•代顿上校在斯公顿岛的部队,他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英方兵力和作战计划的关键信息。

  其中有一支间谍部队效率极高,他们是本杰明•陶尔美治少校在长岛指挥的卡尔柏间谍圈(Culper Spy Ring)。陶尔美治手下有两个最著名的间谍,一个是来自于长岛的亚伯拉罕•伍德哈尔,另一个是来自于纽约城(NYC)的罗伯特•汤赛德。卡尔柏间谍圈的名字就起自于伍德哈尔和汤赛德的行动代号:塞缪尔•卡尔柏。陶尔美治于1778年秋季开始组建这个间谍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提供关于驻扎于纽约城英军的情报。组建之初,伍德哈尔自己以看望其姐姐的私人原因为幌子来四处搜集信息。但在1779年6月之后,他的主要任务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仍然在做着侦察监视驻扎于长岛英军的一些工作,其主要任务即已变为接收并传递汤赛德的情报。汤赛德是一个与英国军方签约的商人,因此就其身份而言,汤赛德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机会很多,不仅如此,汤赛德还经常光顾一家许多英方高官频繁出入的咖啡馆。

  汤赛德将他的情报通过一名通信员交给伍德哈尔,这个通信员常常是奥斯丁•罗伊——一位在锡托基特的小酒店服务员。罗伊利用买方需求的名义(这一需求常常是由汤赛德提出的)在这座城市中往返来回。回到家之后,罗伊将情报放入一个盒子之中,并将盒子埋在一处预定开阔地,伍德哈尔在该地域找回盒子,并在情报中加入自己的所观所得,而后将其交给一位长岛的捕鲸船长凯莱布•布鲁斯特上尉。然后,布鲁斯特会将情报通过船只跨越长岛并交给陶尔美治,陶尔美治加入他自己的分析之后,通过一整套分发流程将情报传递至华盛顿的司令部。

  随着卡尔柏间谍圈的日趋成熟,其情报方法也更为稳健。起初,间谍们提交的情报是使用普通墨水书写出的未加密信息。直到1779年5月,这种危险的方式就被替代,转而使用一种保密墨水,这种墨水晾干后笔记消失,需要使用一种特殊试剂才能使其复现出来。这就能够允许汤赛德的情报存在于空白的纸张上,出现在空白的小册子上,或者存在于私人信件的字里行间。正是由于利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即使如果英国人截获了情报,情报本身或者情报源都不会暴露。此后又过了一小段时间,陶尔美治又在其中加了一项保密措施,即设置一套密码并提供一份保密手册。密码相对比较简单,是将情报中的字母进行随机的替换。而关于加密手册来说,陶尔美治(托马奇)使用二位数字码来代替字典中的750个单词,而后增加了53个三位码来指代重要的人名和地名,例如华盛顿、纽约、长岛。他准备了三本这样的手册,一本交给汤赛德,一本留给自己,一本交给华盛顿本人。可消失的墨水配以密码实施的加密方式使得英国人根本无法发现,保证了卡尔柏间谍圈的安全性和秘密性。

  卡尔柏间谍圈最令人注目的成功是在1780年的7月。由于预计到在罗得岛会到来一支法国陆军部队,华盛顿指示托马奇搜集一些关于英军在长岛和纽约城活动的态势信息。托马奇迅速地执行命令,并查出英军计划在法国军队建立防御和协调美军之前就要实施对法国人的攻击。正是由于这份情报的支持,华盛顿能够迅速地调动他的部队来对曼哈顿进行佯攻,从而迫使英军停止针对法国的作战计划。正是由于卡尔柏间谍圈所获取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才使得华盛顿将军队与英国军队建立起了决策优势。

  然而,大部分卡尔柏情报并不是那样壮观而引人注目的。托马奇和他的组织也还需要确定英军部队的位置,绘制地图和防御性草图,标明英军船只登陆和起航地点,以及评估英军士气。也正是基于这些更为普通寻常的信息,华盛顿将军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前方的准确情报,从而帮助他全面掌握英军在纽约城和长岛的作战态势,为其作出科学决策并指挥作战奠定基础。

  卡尔柏间谍圈的成功可归咎于以下几个因素。有一点可以确定,组织中间谍人员的决心在它的成功中占据着很重的分量。该组织并不简简单单地将人员组合起来,它是一个经过细致计划、科学指挥而构建的间谍系统。在系统顶端,华盛顿始终与托马奇保持着密切联系,确保了指令的精确和力量的集中。在系统底端,每个个体都有其专门的特派任务并有其固定的情报获取模式。在系统中端,托马奇负责向其下线人员提供必需的资源,包括保密墨水和加密手段,并保障其与下线间高效顺畅的通信。另外,托马奇还要为他的情报组织明确整体的发展方向。

  当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卡尔柏间谍圈及华盛顿的其它间谍组织停止了情报活动,并最终予以解散。更为重要的是,陆军在很大程度上将战争中所学到的情报战经验抛诸于脑后。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陆军情报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19世纪早期的陆军情报

  没有一位向华盛顿将军那样具有情报思维的指挥官为其掌舵,新国家的陆军在实践方面未作出任何努力,他们无法收集和分析关于潜在敌人的相关信息。从国家层面而言,美国陆军部的核心层将其大部分精力集中于解决保障和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忽视了解决作战计划方面的问题。在战场上,指挥官同时担任他们自己的情报官,严重地依赖着间谍或骑兵的简单侦察方式。

  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一件情报方面的积极事件,这是美军从1812年的战争中所获取的经验。1814年,美国陆军部成立了一个地理工程师分队,其职责是勘察并绘制地图来为军事作战提供保障。在接下来15年的时间里面,这些工程师经历了一系列重组与合并,最终在1838年成立了地理工程师精锐部队。按照陆军传统来回溯到1803年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时代,这些探险家在南北战争数年间对美国西部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与地图绘制工作。最终,这支精锐部队于1857年绘制了第一幅密西西比以西的综合性地图。更重要的是,这些地理工程师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关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理和人文情报,为开拓美国西部铺平了道路。

  1857年,地理工程师部队绘制了第一幅密西西比以西的综合性地图。

  在1846年美国对墨西哥宣战之后,陆军的现状是缺乏作战以及情报的准备。但是,在1847年3月至9月的墨西哥城战役中,MG•温菲尔德斯•斯科特为其作战部队构建了一个高效的情报层次结构。为了实施战术侦察,斯科特扩大了他的骑兵队伍,吸纳了一些工程师,包括罗伯特•E•李上尉和皮尔斯•G•T•布瑞加德一级中尉。这些军官负责侦察潜在的突袭路线并确定敌方的位置,他们不止一次的为斯科特提供关键信息,为从侧翼突袭敌军提供支持。

  此外,斯科特还大范围地使用间谍来获取信息。伊桑•阿伦•希区柯克中校是斯科特的监察长,由他来负责管理秘密部门,分发酬金并构建联系渠道。在1847年6月,希区柯克雇佣了曼纽尔•多明戈斯,它是一个著名的墨西哥黑帮头目,并且最终由他掌管着由100至200的监狱犯人组成的组织。该组织名为“墨西哥间谍公司”,由许多的导游、通信人员、侦察人员和间谍组成。这个组织确保着美国人对墨西哥的军事动向了如指掌,通过其手下的工程师、侦察员和间谍,斯科特能够获取关于面前的敌人和战场的大量信息与情报。

  温菲尔德•斯科特少将的情报活动是自独立战争以来最为成功的行动。

  斯科特实施的情报战成为了自独立战争以来最为成功的案例,他们留下了宝贵的传统。他组织旗下的成员开展信息搜集活动并且管理他的秘密组织,但最基本的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情报官。虽然李上尉和其它的工程师为他提供了一种侦察方式,但是他更为依赖于跟华盛顿将军类似的传统情报来源:侦察员和间谍。一旦战事结束或者斯科特军队返回美国,大部分的情报系统就解散了,甚至在斯科特成为陆军司令之后,也没有在建立集中式情报组织或机构方面采取任何措施。再次指出,军事情报已经被遗忘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次战争爆发的时候。

  1861年4月,这个国家再次地卷入到冲突之中,这一次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战争。南北战争的现代化特征与大规模性扩展了情报搜集的范围,这也超出了传统意义上长期建立起来的间谍和侦察方式。随着电报通信广泛地应用于战场与司令部之间,双方都试图通过窃听线路来搜集情报,这也就迅速导致了最初的编码和加密方法运用于其中,南北战争作战双方都拥有杰出的加密方法及破密高手。南北战争中,双方也使用了旗语来进行战术通信,虽然这一手段比起电报来说其创新性要逊色许多,但旗语手段极易遭受敌方的干扰和中断,这也是战场加密以及代码方式的运用更为广泛。由于为便于通信,旗手往往设置于制高处,所以这些旗手同时也能观察敌方动向,因此这也成为了战场信息的重要来源。战场双方也都是试验了热气球的方法,但除了最初成功之外,在1863年6月前双方都停止了这种空中行动。

  由于北方和南方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共享同一种语言和文化,所以作战双方的情报来源都是随处可得的。任何一方的指挥官对敌方的报纸都十分感兴趣,虽然这些报纸上经常充斥着谣言和假话。从捕获的文件中,能够得到对方关键的战斗命令信息。通过对犯人、俘虏、逃亡人员、奴隶、难民以及平民的询问或审问,辅以细致且有条不紊的分析,也能够得到关于敌方战斗命令、位置以及动向的有关信息。

  在传统情报手段中,侦察人员的作用是逊于间谍人员的。整体来看,南北战争中的间谍往往经常被过分夸大,他们所能获取的准确情报信息远小于独立战争中谍报人员的成果,甚至都少于墨西哥战争中情报人员的成果。另一方面,成群的侦察人员渗透到敌军前线的后方,他们向各自的指挥官提供了大范围的战场信息,这些信息既可能包括河流中浅滩的位置,也可能包括敌军的位置信息。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最重要最宝贵的情报是关于陆军中骑兵部队的有关信息。不管来自于其他情报手段的信息,南北战争中双方指挥员都需要运用骑兵来获取战场的即时情报,从而保证战场上的胜利。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不管是联邦一方还是邦联一方,二者的陆军都没有根据情报信息来做好作战准备,都没有建立高效集中的情报机构来整合利用多种多样的情报手段。因此,战场上的指挥官只能自行部署各自的情报搜集力量,他们各自雇用间谍、派出侦察员并给这些人指派情报任务。其中一些指挥官亲自部署指挥情报活动,还有一些指挥官将指挥权交给其他人员来进行指挥。这种非集权式的指挥行动使得情报体系结构变成了“大杂烩”,许多情报活动都出现了重叠现象。

  当麦克莱伦•乔治•布利顿将军在1861年夏季担任联邦军队总司令之后,他启用了阿伦•平克顿来主持组织情报间谍机构。平克顿曾是一个私人侦探机构的负责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平克顿突出抓了(CI)工作,打击了南部邦联在华盛顿周围的间谍机构。但不幸的是,作为一位情报指挥官来说他并不成功,他所对敌军作战力量的估计常常言过其实。在南部邦联一方,罗伯特•E•李将军从来没有在其指挥的北弗吉尼亚陆军中建立情报机构,他倚重的是骑兵部队指挥官,J•E•B•斯图尔特少将,被人称为“陆军的眼睛”。在西部,格伦维尔•道奇少将是位于密西西比,科林斯(Gorinth)的联邦部队指挥官,他组建了一个超过百人的间谍机构,并成立了一支侦察部队,其活动范围波及亚特兰大、乔治亚,向南至蒙哥马利、亚拉巴马。从以上的三个典型案例能够发现,当时的情报活动绝大多数都是临时性的,其范围也十分有限,并且对指挥官分析能力的要求也很高。

  在1863年2月,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少将,波托马克(Potomac)陆军的指挥官成立了军事情报局(BMI),该局在乔治•H•夏普准将的领导之下。与南北战争中其它情报机构不同的是,军事情报局(BMI)并不是一个应急性的临时机构,相反,该局成为了波托马克(Potomac)陆军的一个常设机构。军事情报局(BMI)一直追随着它的指挥官,为夏普准将以及上级提供者即时的情报信息。正常情况之下,该部门有70至80名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侦察人员,但夏普在司令部内还有几个助手,约翰•巴布科克和约翰•麦肯迪先生都是夏普的得力干将。巴布科克曾是一个平民,后来成为夏普的首席长官,掌握着军事情报局(BMI)的讯问和地图,并负责对战场命令进行存档。麦肯迪负责组织侦察行动,配合讯问活动,并在需要时负责组建其它的“相关部门”。

  侦察人员是军事情报局(BMI)的情报搜集利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经验丰富的士官(NCO)。这些士官可能会渗透至无人区甚至是敌后,并依照夏普的专门指令开展侦察。有时,他们可能负责侦察敌军动向,有时他们可能需要勘察道路情况。他们还经常联合其他南方部队内派出的间谍,共同反馈回侦察的情报。这些侦察员的行动为军事情报局(BMI)获知敌军位置和动向奠定了基础。

  除了侦察员之外,夏普还能够通过讯问敌军俘虏和逃亡人员的方式来获取高价值的情报。为审讯俘虏,夏普和他的助手们研究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化的质询问题:被审讯人所在团、旅、师、军的标识;被审讯人参军的时间地点;所属部队的具体位置;所属部队开至前线的时间;被审讯人被俘虏或逃亡的具体原因。他们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问一些其它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的答案通过仔细甄别,去除掉夸大和错误信息之后,巴布科克就能够针对李将军的部队整编出一套详实的战场记录。截至1863年中期,夏普的情报部门就对处于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每一个邦联方的师、旅团级单位了如指掌,包括其指挥官及位置方面的信息。

  此外,军事情报局(BMI)还有一些其它的信息来源。骑兵的侦察报告、通信兵对邮箱的侦察、捕获的信件以及通信窃听都是夏普及其部队所采取的方法。公开报纸也是军事情报局(BMI)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这是因为报纸上信息的重点是里士满(Richmond)的军事、经济、政治形势。简言之,在美国的军事情报领域,夏普开创了全源搜集情报信息的先河。

  当夏普向其上级陆军长官报告时,他并不是汇报原始的资料,而是汇报对敌军及战场态势全面仔细分析后的成果。以侦察和审讯两种方式为重要支撑,夏普构建了一套可信性验证标准,来对进入军事情报局(BMI)的其它来源信息进行可信性验证。通过汇聚这些全源信息,经过比较、分析、精简最终形成报告,以每日一报的形式提供给波托马克(Potomac)陆军指挥官。

  在军事情报局(BMI)刚刚成立不久,就为联邦方拟制作战计划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1863年4月,胡克针对李将军的部队计划了一次合围作战,即昌塞洛斯维尔战役。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了解掌握战场态势,要对敌军作战力量、位置和动向了如指掌。夏普对此作用巨大,在4月中旬,军事情报局(BMI)的一支侦察部队发现了一个情况,在李将军大部队的西北方向,邦联方部队(敌方)存在一个较弱的防御区域。同时其它的侦察部队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基于这些信息,巴布科克对战场情况进行了描绘,敌方兵力估计为55,300人,但仅有2%的兵力用于防御该区域,根据这一情况,胡克将其部队部署于李将军部队的侧翼。但不幸的是,胡克的部队未能抵挡住侧翼的猛攻,从而也就失去了军事情报局(BMI)为其带来的情报先机。

  1863年6月,夏普及其军事情报局面临了更为巨大的挑战,即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追踪一股敌军行踪的任务。李将军出于从弗吉尼亚转移战场的目的,欲将其转移至联邦方的领土之上,因此,在昌塞洛斯维尔战役胜利之后,他命令其部队行军至谢南多亚河谷。5月下旬,夏普就查明了李将军的意图,但还未确定其准确的行军目的地。很快,夏普派出了他的侦察员对重要的浅滩和峡谷进行侦察,来确定敌军(邦联方)部队的动向。到6月12日,夏普就调查清楚了敌军目的地及其动向,这就为联邦部队的及时追击并最终在6月30日于葛底斯堡的宾夕法尼亚小镇形成地势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在1863年7月的前3天,联邦部队和邦联部队曾在葛底斯堡发生过一次冲突。随着双方部队于7月1日和2日进行战斗,夏普的主要任务是升级和细化敌军的行动情况。由于对来自于敌方战俘点点滴滴信息的充分利用,军事情报局(BMI)领导层判断得出,邦联方部队除了乔治•E•皮克特将军的四个旅之外已全部参战。尽管这一成果是在激烈的战斗条件和强大的作战压力下产生的,但其判断的准确性却是非常高的。在7月2日的晚上,夏普与波托马克陆军部队新任指挥官乔治•G•米德将军进行了会面,夏普向其报告指出皮克特的部队仅剩下少量的新兵,正是由于这个报告,使得联邦部队指挥官下定决心继续战斗。战况也如预料一样,李将军最后指挥皮克特的新兵部队在7月3日发起了最后一波攻击,最终导致了失败,联邦部队因此获取了胜利。

  作为战后的重要力量,夏普及其军事情报局继续在弗吉尼亚战场上为联邦部队指挥官提供情报。最终,他们支持着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带领联邦部队与李将军及其部队进行对抗。为更好的发挥自身作用,夏普拓展了其情报来源渠道和自身的装备设施,它加强与里士满(Richmond)亲联邦方人员的联系,比如伊丽莎白•范卢和塞缪尔•鲁斯,并且建立了5个“中转站”来对范卢和鲁斯手下间谍所获信息进行传递。除此之外,他还建立专门机构来监视敌军铁路情况,从而发现敌军大规模行动。最终,李将军根本就不能在格兰特将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大规模调动部队。在1865年的春天,军事情报局发现李将军部队在彼得斯堡周围部署防御,随即联邦部队指挥官开始制定作战计划,进而爆发了最后的阿波迈托克斯(Appomattox)战役。

  1865年4月南北战争结束时,双方陆军的大规模机动和战场情报搜集部署嘎然而止。除了军事情报局获得成功之外,陆军在类似情报机构或组织的构建及发展上毫无建树。这再一次说明,战争中所带来的观念和体制上的改变随着和平的到来而被人们迅速地抛诸脑后。

  现代陆军情报的第一次进步

  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大部分的陆军部队被解散,沿着美国西海岸被分割为许多分散的连队,主要任务也变成了维持驻地的治安。为了支持军事作战行动,1866年国会授权成立一支印第安人组成的侦察部队。这支部队征募本地人入伍,并与正规军作战,最重要的是他们保留下了宝贵的追踪和侦察技能。到1880年左右,陆军情报活动已经被限制在战术侦察行动上,这些战术侦察行动由美国西部一些独立的侦察分队和骑兵部队来完成。

  为了应对这种前景堪忧的发展态势,陆军建立了处于国家层次的第一个永久性情报组织。在1885年10月,陆军准将理查德•C•德拉姆,时任陆军行政总长,创立了军事信息部(MID),该部是行政总长办公室的一个下属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在德拉姆的指挥下搜集有关外国陆军的数据。为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德拉姆要求陆军高层领导应命令其各自的下属在国外访问时要加强情报收集,并且回国后还要提交报告。成立之初,该部门的角色是一个储存军事信息的被动知识库。

  直到1889年,该部门担负起控制和管理陆军新型外交官制度的任务,使其有机会进行主动搜集行动。1888年,国会批准了陆军新型外交官制度,陆军往海外他国首都派遣了外交武官,比如柏林、伦敦、巴黎、维也纳、圣彼得堡。更为重要的是,作战部长需要将这些外交官所获信息汇总到军事信息部(MID)。至1898年,陆军已构建起16个外交信息站,分布于欧洲、墨西哥和日本。直至20世纪40年代早期,外交官制度已经发展成为陆军战略情报搜集力量的重要基础。

  在1898年4月与西班牙开战的时候,陆军第一次在冲突之前初步进行了情报准备工作。此后六年间,军事信息部(MID)一直在针对古巴进行战场情报和作战态势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战争爆发之后,关于加勒比海附近可能作战区域的详尽地图已经准备完成。古巴境内的西班牙作战力量也被准确获知,该情报就来自于马德里的陆军外交官塔斯克布里斯上尉。1898年4月,亚瑟•L•瓦格纳少校,时任军事信息部(MID)主管,就将富有经验的军事观察人员派往古巴和波多黎各来搜集有关敌军作战能力的专门信息。安德鲁•S•鲁万少尉奉命去古巴,而亨利•H•惠特尼少尉则被派往波多黎各。在美军开始行动之前,二人都带回了宝贵的情报信息。随着战争继续,军事信息部(MID)还发布了有关加勒比海国家的战争手册。

  在美国海军在马尼拉海湾获得巨大胜利之后,陆军于1898年7月向菲律宾派出部队。美军在与西班牙军队作战中轻松获胜,但随后又与企盼独立的菲律宾人进行了作战。为了能够获取战术侦察之外的菲军信息,位于马尼拉的美军指挥官成立了反对派档案局,专门来进行捕获文件的翻译和比较工作。1900年12月,该局变成军事信息局(DMI),其任务范围也超出了文件捕获之外。

  时任马尼拉军事信息局(DMI)主管的是拉尔夫•万德曼上尉。他曾在瓦格纳少校的军事信息部工作过。在万德曼的领导之下,该部门明确了其基本任务,加强了与其他情报机构的联系,为战区指挥官提供情报以及菲律宾反对派头目的有关资料。在各个地区的层面上,各指挥官分别派出情报人员来对周边环境、社会态度、反对派组织部队位置等信息进行搜集。1902年,马尼拉的这个情报部门变成了华盛顿军事信息部(MID)的一个下层部门。

  一年之后,美国陆军部军事信息部经历了重组。1903年,陆军部伊莱休•鲁特部长成立了陆军第一届参谋部来进行管理、情报和计划三个方面的工作。陆军参谋部第二部需要吸纳军事信息部(MID)的功能,第二部的主要职责是:搜集并传递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情报;指导管理外交官制度运行;监管地图制作工作以及其他的相关信息搜集活动。至此,情报工作的地位已经与其它作战功能的地位基本等同。

  但是,这种地位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后面的几年中,陆军情报组织不幸成为了官僚制度的牺牲品。1908年,陆军将参谋部第二部军事信息部(MID)与第三部进行了合并,其职责是应急计划和作战计划的制定,被称之为战争大学部,事后证明,这一合并限制了陆军情报作用的发挥。陆军的情报功能由战争大学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军事信息委员会来担负,这就使得它不能为整个陆军提供情报,而只能为战争大学部一个部门来提供情报。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外交官制度被扩展之外,该委员会所能产生的情报越来越少。到1915年,这个委员会已经退化成了一个字面上的单位而已。

  当国家层面的陆军情报工作已经消失殆尽的时候,这一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进步。在1916年3月上旬,墨西哥革命领袖潘科•维拉突袭了哥伦比亚和新墨西哥城,并且杀害了十几名美国人。为应对其突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令约翰•皮兴克准将带领一支师级部队对墨西哥进行惩罚性打击,消灭维拉的游击队力量。皮兴克准将极为推崇情报在作战中的巨大价值他指派詹姆斯•A•赖安少校为此次作战行动的情报官。赖安少校组建了一个高效的“情报信息部门”来提供有关墨西哥北部的详细信息。赖安和他的继任者,尼古拉斯•W•坎帕诺尔上尉充分利用了本地人在提供信息方面的价值。主动巡查方式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除了有大量的骑兵侦察力量以外,这次作战是最后一次利用印第安侦察人员。

  新的情报综合技术已经用于支持这些传统的情报搜集方式。本杰明•D•弗洛伊斯少校带领第1飞行中队进入墨西哥,该中队配有8架飞机,该中队进行了数次侦察性飞行,飞机装备有空中照相设备。陆军通信兵部队运来了其新型“无线通信车”来支援皮兴克的作战部队,该车由运输车装载无线电设施构成。虽然该车是用于通信工作的,但车载设备可简单改装而为情报工作服务。在很多情况下,无线通信车常用来监听墨西哥政府通信。虽然这次惩罚性行动所取得的成果甚微,并且没有捕获潘科•维拉,但皮兴克的部队最大范围地运用了陆军内大量的情报设备设施。

  在维拉实施突袭的同一个月中,时任少校的万德曼向其上级提交了数份报告,描述了在陆军部队中情报工作的现状。当时,万德曼已经有着情报工作的丰富经验,曾在华盛顿和马尼拉工作于军事信息部(MID),曾在中国进行过地下工作,曾担任过参谋部地图制作部门主任。他于1915年7月重返陆军参谋部,并且发现当时的陆军内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情报工作。在他的报告中,他敦促重新组建一个军事信息部(MID)来独立进行军事情报信息工作。起初,陆军领导层要么拒绝,要么忽视了万德曼所提的建议。

  直到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万德曼的建议才获得成功。在一次通过正常渠道上报建议遭拒之后,万德曼开始游说时任美国战争部长的牛顿•D•贝克。部长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于1917年5月3日成立了由万德曼任主管的军事情报部。陆军再次拥有了军种层面上的情报职能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军事情报”这一新名称的使用(作用强于军事信息)是新方法运用的象征,它意味着在后面18个月的战争期间军事情报将被广泛应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情报的发展演进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在美国,军事情报已经发展成为战争部参谋部下的一个成熟机构。与此同时,在法国,约翰•J•皮兴克将军的美国远征部队(AEF)为满足战术的作战需求,成立了其下属的战场情报组织。这两条主线共同推进了情报在陆军中作用的发挥。

  在战争部,万德曼的军事情报部低调地运行了起来。除万德曼之外,该部还包括两个军官和两个平民书记官,实施其职责却是很重大的。除了长期以来监督外交官的传统任务之外,该部门还负责管理情报活动的政策与计划,以及控制陆军的军事反间谍系统。最终,该部门从一个计划性机构发展称为了一个作战性机构。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万德曼将部门内的信息分成了“主动”情报和“反”情报两种。主动情报包括从敌方搜集信息,反情报则指拒绝敌军对己方部队的情报活动。随着部门的发展壮大,万德曼的行动也在这两个方面不断地拓展。

  在战争部层面上,万德曼在主动情报搜集方面所做的最具创新性的贡献就是密码破解能力的形成。1917年6月,他成立了编码与密码局,并任命曾在国务院担任过编码书记员的赫伯特•O•亚得利少尉为局长。在亚得利的领导下,该局开始为战争部信息进行编码,并且在密码分析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中有一个案例,该局破解了一个德国密码,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德国间谍,洛萨•韦茨克的落网。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亚得利所领导的人员总共包括151名密码破译人员、书记员以及翻译员。在战争期间,该局共分析了11,000份国外消息,破译了8个不同政府使用的多达50种的编码方式。

  万德门还拓展了搜集其它国家情报的方式和来源。他的团队不仅仅只搜集有关敌军及作战能力的相关数据,还开始关注于搜集有关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重要信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开始与全球范围内的多家美国军方和非军方机构、甚至还包括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来共同协作开展情报活动。但是这种协作由于距离原因成效并不明显,比如美国远征军情报机构离敌人仅3,000英里,显然它更便于在欧洲战场上搜集情报。这种过远的距离也使得人们对境内与海外机构间进行协作的兴趣有所降低。

  在反情报方面,军事情报不需要处理可能的间谍活动、恶意破坏活动以及针对陆军的颠覆活动。起初,万德曼仅仅是提高了警觉性,并且对华盛顿地区的战争部办公室加强了安全保卫。1917年6月,他组建了一支安全部队,其初始任务是进行保卫工作,随后开始负责军队人员及政府官员的人身安全工作。之后,该部队在纽约城及其它大城市都建立了办公室,同时还设置在港口等位置来搜集反情报信息。该部门还与其它政府机构建立主动联络方式,特别是与司法部加强联络来共同处理针对陆军及其它作战机构的平民恶意破坏。

  万德曼还十分关注陆军内部可能会出现的潜在威胁。随着军队的征兵来源既有平民又有外国驻民情况的出现,他确信由于德后裔美国人人口众多,德国人肯定会利用征兵机会向军队派出特工人员。虽然这些特工人员并不一定都是间谍,但他们肯定会消极工作甚至扰乱士气。为应对这种情况,万德曼在陆军内部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情报网络。这种扩展的内部反情报网络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近400人的地下特工网络,该网络遍布于陆军的团、营级单位,有的连级单位甚至都有。但这一套系统运行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许多事故报告,从而极大拓展了战争部情报组织的职能。

  随着战争部情报机构不断地发展壮大,其职能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使得情报机构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1918年2月,该机构升级为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个分支,其独立性更为凸现。由于规模与复杂性的不断增大,万德曼感觉到需要为组织内的结构和工作过程建立制度,他将他的团队分割为8个不同的子部门。

  此外,为计划和管理情报与反情报活动,万德曼在情报机构专门人事制度构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17年7月,陆军组建翻译员部队(COI)来保证专业译员队伍的足够数量。该部还包括17名上尉,41名中尉和72名准尉。万德曼及其机构负责该部队的人员征收与审查工作,保证翻译员部队(COI)在战争期间保持稳定。初期,陆军将这些译员派往驻法国各部队的司令部。战争末期,部分译员也在陆军总部服役。

  1917年8月,陆军为回应驻法国的美国远征军的请求,组建了情报警察部队(CIP)。在法国,美国远征军为应对德国人可能是使得针对美国部队的破坏、间谍和颠覆活动,请求总部协调50名熟悉外语并经历过警察培训的连级军官。陆军总部决定为情报警察部队(CIP)增配50名准尉。为保障完成这项人事性任务,万德曼遇到了许多困难,最终采取在纽约和新奥尔良各大报纸刊登广告的方式来进行人员招募。1917年11月下旬,随着第一批招募人员抵达法国,万德曼申请了250名情报警察部队(CIP)特工人员在美国进行反情报工作。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仅在法国一个地方,就有超过400名情报警察部队(CIP)特工人员,他们调查了3700件案子并消灭了230名敌方特工。

  1918年6月,世任中校的马克伯勒•丘吉尔成为了万德曼的继任者,他随即启程赴欧洲来调查美国远征军(AEF)的情报作战情况。3个月之后,新任的陆军部长佩顿•C•玛驰将军重组了战争部参谋部。他重新成立了军事情报部(MID),并将其列为参谋部四大基本部门之一,将其在陆军部中的资料研究职能恢复为情报职能。正是在这种新型的体制之下,情报部门得到了持续发展。其中一个部门是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该机构于1918年2月就开始在墨西哥边境执行监测任务。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该机构已经建立起多个监测搜集点,其中位于缅因州修尔顿地区的一个点专门负责监控德国的外交和特工通信。在1918年11月敌军消失后,军事情报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82名军官、250名情报警察部队特工和1000多名平民的庞大组织,负责执行计划和作战的双重任务。

  1917年6月,皮兴克率一个小型司令部抵达法国,经过发展,这支先头部队已经成为拥有100万人的美国远征军。为了合理地指挥和控制这支部队,皮兴克需要一套现代管理组织制度,其中也包括情报体系结构。为此,他要求他的军官学习法国和英国先进的组织体制。至1917年7月,他将他的下属布置于法国一线,并将组织分为人事、情报、作战和保障四个部分。在美国远征军司令部,这些部分都被分配了对应的部门代号,分别是G1,G2,G3,G4。到1917年底,所有的美国远征军作战单位从军到营都实行了这样的组织体制。因此,“2”就成为所有各级情报职责的代号。

  美国远征军的参谋部组织结构及有着法国部队特征,其情报体系亦受到了英国军队的影响。在1917年的7月和8月间,时任美国远征军G2部门主管的丹尼斯•E•诺兰少校,对法国和英国情报理论及过程进行了调研。经调研发现,法国和英国的体系都非常高效,诺兰基于英国体系对其下属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强调对作战进程中敌军战斗序列的显现。至1917年12月,诺兰的情报体系已按此机制开始运行。

  美国远征军的情报体系运行依赖于两个基本原则:独立和互相依赖。从营级单位往上,每个作战单位都沿其作战前线拥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员,以此来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与此同时,美国远征军的情报体系是互相依赖的。在各级单位中,每个情报部门都在搜集研究敌军相关信息,并将成果递交至各自指挥官,进而一级一级上交给更高级别司令部门。以此对应的是,高层司令部门在研究上报信息,并加入各自渠道所获情报及其结论之后,将情报信息进一步反馈给下级部队。这种信息交换过程对于高层和底层情报机构都是十分重要的,向上,这一机制能够提供敌军信息;向下,能够为作战部队提供敌军态势并帮助其验证结论。

  在团、营级别,所有的S2部门都是负责沿其作战前线进行敌军信息搜集活动。除了其内部的分队之外,这些部门还有各自专门的间谍和侦察员。间谍人员跟随巡逻队和袭击部队进入敌军防区,进而获取关于敌军的战场的所有可能信息。侦察员的任务主要是随着战线的推进来构设观察哨或监听哨。最后,S2部门将其所获信息传送至上级部门。

  在师一级层次,G2部门主要负责提供敌战线前沿2英里左右的战场情报。通常小型G2部门以战场情报为主要职责,主要由1名专业译员、1名地图制作人员以及少量士兵组成。专业译员的任务通常是监督全师对战争俘虏的审讯,并收集所捕获的敌方文件。情报部门管理指导渗透以及其它地面观察行动。甚至在有些情况下,G2部门还负责指出下级团、营向情报官所上报情报之中的错误。

  兵团级G2部队的职责是监视敌军前线部队在其前沿2至5英里区域的动向。为完成这项任务,兵团下属的情报部队力量更加强大,所配属的资源也更加充足。俘虏和捕获文件需要接受更为严格细致的审查。声波测距和光学测距分队针对敌军装备实施监视,这些手段通常会增大兵团监视站的作用范围。除此之外,兵团级情报设备还包括空中照相与监视观察设备,这些设备常装配在飞机或吊挂在气球上。兵团级G2部门内有一部分人员专门来进行对空中照相和侦察的结果进行整理和分发。另外,每个兵团内都有一个由12名反情报警察人员组成的反情报部位。

  在野战军级,G2部门有超过50名军官和过百名士兵组成。美国远征军的两个野战军都增编有空中侦察单元。一个地形勘察营能够为陆军G2部门提供大范围的作战地图,并且分发这些地图信息。第一支陆军情报部队还有专门探测敌军无线通信情况的无线电侦听分队。

  在这一互联性情报体系结构的顶端是远征军司令部的由诺兰掌管的G2部门。诺兰将其大型的情报组织分为4个子部门。一是军事信息子部门,也称G2-A,负责研究由远征军战术单元及其它G2子部门提供的大量信息,并产生最终的情报报告成果。该子部门能够勾勒描绘出情报领域(人员、图像和信号)的全部情况来提供作战情报,同时它也能提供政治和经济情报。在G2-A部门之下,有一个无线电情报单位专门从事密码分析,并为其它陆军部门提供信息解码的必需素材。

  美国远征军的“秘密部门”是G2-B部门,负责指导地下情报搜集和反情报行动。该部门掌管着几个间谍网络的运行,其中就包括“火车观察者”,他们是专门负责监视德国铁路运行情况的人员。在反情报方面,美国远征军起初是十分依赖英国和法国支援的,但是随着情报警察部队(CIP)规模的扩大和能力的增强,使得G2-B部门在这一领域也越来越强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情报警察部队的间谍特工们在前线的所有地区都部署工作,能够覆盖到军师一级。

  G2-C部门是组成最为复杂的部门,包括地形勘察、地图供应、声波侦听和光学侦察等,能够为美国远征军(AEF)提供地形情报以及战斗地图。该部门与第29工程队进行合作,来为美国远征军提供大型地图喷绘设备,为陆军部队提供地形信息服务,同时还负责控制声波侦听和光学侦察部队。最后是G2-D部门,是G2的审查和出版机构,负责处理出版和审查方面的事务,同时负责管理专门用于削弱德军士气的美国远征军战场宣传计划。该部门还负责指导著名的军事报纸《星条旗 Stars and Stripes》的出版工作。到战争结束时,诺兰的情报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战区情报中心。

  随着战争进程的逐步推进,美国远征军的情报部队已发展的非常高效。在1918年10月中旬,第二陆军的G2部门与S2部门进行协同合作,来查明前方德军的准确部署情况。这一行动始于美国远征军G2部门的一项德军战斗序列制图计划,其目的是勾勒出从北海至瑞士一线德国陆军师一级的详细部署。第二陆军G2部门指挥官查尔斯•F•汤姆森上尉,依靠自身部队的设施和分析能力,分发了一条印于1:100000地图之上的图像情报信息,这一情报将8个德军师的部署分解至团一级,其中还包括了油料、炮兵、侦察兵和步兵的情况。随后第五兵团G2部门指挥官约瑟夫•W•史迪威上尉(后来在二战中在中国战场扬名的美国部队指挥官),发布了一条情报信息,该情报进一步明晰了敌军3个师在作战地域的态势情况。进而,史迪威确信他下属的空中照相分队能够深入至敌军师一级,这种照相手段覆盖关键地域、叉路口和敌军战壕一线。

  第28师G2部指挥官威廉•H•克伦宁上尉,利用其所获情报来引导下属团营级S2部门的行动。同时,S2部门负责指挥巡逻行动,并部署观察哨来发现德军前哨基地一线及防御地域。并且,各团、营级单位还要捕获德军俘虏,并将其送到师G2部来实施审讯。正是从这些俘虏的口中,G2部首席审讯官厄恩斯特•霍华德上校明确了德军各团位置及识别信息,前哨基地力量情况和雷区位置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信息使28师对面前德军224师各团位置的掌握程度比其上级还要清楚。其后,霍华德及其下属构建了28师面前之敌的详细部署,其中包括了各团、营、连位置,指挥所位置、雷区位置,并将这一情报成果上报至军一级单位。在之后的作战中,基于这些前沿情报信息,汤姆森制作了德军224师的详细部署图。经战后调查验证,这一情报极为准确。

  美国远征军构建情报组织与战争部成立军事情报部是同步进行的,但二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由于皮兴克所构建的情报体系,使得陆军情报部门获得与陆军其它职能部门相同的作用和地位。诺兰创建了G2/S2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为21世纪战役战术级情报工作活动提供了基本框架。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美国陆军情报演进历史的重要分水岭。不管是在战争部的情报作用,还是在战场实际的情报职能方面,情报的作用在复兴,情报工作组织地位也与其它主要管理和作战方面的职能机构地位趋于平等。陆军进入了反情报和信号解码的新领域,并且已经开始利用全源手段获取情报。除了采取审讯战争俘虏、捕获军事文件以及地面侦察等传统情报来源之外,信号情报(SIGINT)和空中照相等新型手段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战争部和战区两个层面,军事情报(MI)概念的范畴已扩展至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

  除了战争部和美国远征军部队之外,诺兰的G2/S2体系结构还有一个特征,即从营级至战区级各个陆军单位中都有情报战士的存在。另外,陆军还有从事情报工作的其他单元,包括地形勘察工程师和空中侦察分队。虽然当时陆军情报还未被认可为一个官方正式专业领域,但陆军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领域对特殊技能的需求,并着手创建翻译员部队(COI)和情报警察部队(CIP)。对陆军情报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陆军开始积极总结汲取从其中所获得的情报工作经验教训。军事情报部(MID)出版了一系列全面详尽的手册,其涵盖了陆军高层及部队感兴趣的方方面面,包括墨西哥和俄罗斯。1920年,时任陆军部长的玛驰将军签署发布了情报规范(Intelligence Regulations),这是陆军级情报条令的首次诞生。这些规范条目源于美国远征军在情报方面所获的战场经验。此外,陆军战术部队为其情报部队配置了S2体系。当1921年皮兴克接任玛驰的陆军部长时,他按美国远征军参谋部的架构重组了战争部参谋部。最终,军事情报部部长成为陆军G2部部长,而成为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显然应当是诺兰准将。

  早年间,诺兰构建了军事情报军官预备部队(MIORC),来保留储备那些在战争中从事情报工作的大量军官人才。当陆军转入下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些陆军就能够迅速形成人力资源优势。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军事情报军官预备部队(MIORC)的军官人数已经增长到400-800人之间。

  然而,这些早期的进步随着时间逐渐消退了,这是因为美国又步入了和平时期,并且还面临着全球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财政紧缩需求。截至1927年,陆军在其人员和财政预算方面已纪紧缩到比战时3%还要低的水平。陆军G2部虽然仍挂名为军事情报部,其人数已从1920年总共230名军官、士官及地方人员紧缩至1936年的不足70人。由于缺少资金,G2部不得不削减外交工作站数量,但其职责仍以收集外国情报信息为主。由于缺少了外国针对陆军的间谍及恶意破坏活动的威胁,军事情报部的反情报部门也已不再运行。甚至,陆军参谋部许多指挥官都无法保住自己的职位。陆军G2部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常仅保留一位上校,这也是该部的地位基本上等同于二流部门的地位。

  一战期间形成的两支情报专业部队,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只有情报警察部队(CIP)保留了下来。在1921年3月,陆军解散了翻译员部队(COI),到1934年情报警察部队(CIP)也只剩下16名士官,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反情报特工而是解密文件的书记员。仅在一些海外机构和位于墨西哥边境的第8军还有一些情报警察部队(CIP)特工来提供有价值的反情报信息。

  尽管陆军情报在战争发生年间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但也有很多机会试验新型技术,比如空中照相和雷达侦察技术,但在信号解密领域却取得了最重大的成功。1919年秋季,当时从陆军退役的雅得利在纽约城秘密建立了一个政府性解密分析单元,这是一个由陆军和国务院联合出资创建的小型社会组织,被人们称为美国密室(Black Chamber),其主要工作是外交密电破译,该机构实现了一系列的显著成就,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1921-1922年华盛顿和平会议期间,通过破译日本外交密电,即是为美国外交家提供关键性谈判筹码。

  但是发展到1929年时,雅得利的单位已经越来越偏离主要方向。它所能提供的外交情报已经无法直接应对陆军的军事需求,而此时陆军也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因此,当国务院撤回针对该机构的投资时,陆军总部也随之撤资,这也导致了美国密室的关闭。由于提前预盼到了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陆军已开始着手将其密码破译职能赋予信号主任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hief signal officer)。1930年,陆军成立了信号情报处(SIS),其处长是威廉•F•弗雷德曼,他曾在美国远征军中担任过密码破译人员。弗雷德曼迅速开始组建其小型但十分精干的工作团队。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信号情报处(SIS)已经在菲律宾夏威夷分处以及美国西部和西南部建立了监视站网络。1939年,这些监视站由第2信号处连队负责管理,该连队是位于新泽西蒙默斯堡的一个集中式无线电情报单元。这种将无线电截获组织与分析人员结合的方式,在当时代表着陆军情报领域的一个最强大力量的崛起。

  信号情报处(SIS)最重大的成就是对紫密(PURPLE)的破译,它是日本用于外交通信的密码机。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着手进行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于1939年早期日本引进了这种新型的密码机。信号情报处(SIS)与海军联合协作,经过18个月高强度的工作努力之后,终于破译了密码。最后在1940年9月,他们发现了破解的模式,并利用一周时间第一次产生了对日本外交密电破译后的两个“结果”。信号情报处(SIS)专家随后研发了一部模拟机,用于帮助美国人能够尽快读懂这些信息。针对日本外交密电所进行的破译行动的代号为魔法行动,并且所获取的内容受到严格控制。经过接下来5年的发展,魔法行动成为了陆军最重要的单一情报来源。

  正当信号情报处(SIS)与日本密码进行努力斗争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WWII)在欧洲爆发,并且德国铁骑已经踏遍了那片大陆。尽管美国官方表示处于中立,但军事上已经开始慢慢着手扩充陆军及加大情报活动力度。1941年,在陆军层面上,军事情报处已经扩大至将近850名人员,这要比一年前的力量增大了近十倍。随着欧洲战场和中国战场进程的推进,军事情报部重新加强了在德国、日本以及拉丁美洲的情报搜集活动。美国传统战略信息来源——外交官体系,已经在50个国家派驻了136个外交站。与此同时,信号情报处(SIS)也在发展壮大,陆军还启动了战术无线电情报连队。

  为满足对战场情报官员日益增长的数量需求,陆军颁布了一系列战斗条令手册,其主题主要涵盖战斗情报、俘虏审查讯问和空中照相侦察运用。随着世界局势进一步紧张,陆军的安全保卫需求日益增大,1940年和1941年反情报警察部队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到1941年5月已经扩大至500人。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陆军情报方面在战争准备上已经有了大幅跨越。

  二战中陆军情报活动的指导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一战中所打下的基础。在国家层面上,陆军G2部已经成为参谋部的一个重要成员。对战场指挥官的情报保障都是来自于各级部队的G2/S2部门。陆军极为依赖的情报搜集来源主要包括空中照相以及1/4世纪之前就已经发展成熟的无线电截获手段。

  陆军G2部及其军事情报部(MID)处于陆军情报的顶端。与一战中特工性质不同的是,此时的军事情报部(MID)在1942年之后就没有了作战职能,取代这些的是进行政策制定、计划修订并指导全局情报工作的职能。与此同时,该部还负责与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协调情报活动。并且,它还负责全面指导以下3个陆军情报组织的活动:军事情报处(MIS)、信号保密局(SSA)和反情报部队(CIC)。

  1942年3月,陆军组织军事情报处(MIS)进行搜集、分析和分发战略与战术级情报。到1942年夏天,该处在战争期间担任处长的海耶斯•A•科罗纳(Hayes A. Kroner)准将的领导之下,开始发布一系列的战场公开情报成果。这些出版物涉及战术级敌军战术、机构、装备等方面,并且传播分发非常广泛。这些资料已经被专门用到许多前线指挥官和情报官员手中,通常是以课程学习的形式来提高情报素质。例如,军事情报处(MIS)在登陆日(D-Day)到来的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分发了全面的德国陆军相关的连级军官手册(Company Officer’s Handbook of the German Army)。

  在战略层面上,陆军领导层越来越开始依赖于从通信情报中所获取的信息。为了更为合理地利用这一重要的情报来源,陆军在1942年5月建立了特别支队(the Special Branch),并将其下属于科罗纳的情报组织中。时任上校(后任准将)的卡特•W•克拉克(Carter W. Clarke)在其副手艾尔弗莱德•W•麦考密克(Alfred W. McCormick)帮助下负责将多处截获的信息整合为大型的情报图像。起初,该处几乎独自评估和处理魔法(MAGIC)信息。1943年5月之后,该处获取了特别情报(ULTRA intelligence),这一情报源于英国对德国最高级无线电信号的破解信息。英国同意与美国陆军无限制共享这一情报,作为交换与美国共享魔法(MAGIC)情报。

  正是由于对特别情报(ULTRA intelligence)的获取,使得陆军在对德作战中能够得以利用有价值的战略和战役级信息。当然,魔法情报方面也起着同样的作用。通过魔法信息,陆军情报读取了日本驻德外交官大岛渚(Baron Hiroshi Oshima)的信息。作为日本陆军的一位将军,大岛渚是一个敬业的侦察人员,向东京寄去过数百封有关德军武装力量防御状态及作战重心方面的详细报告。

  为了确保通信情报来源充足,军事情报处(MIS)还启用了许多其它情报信息手段。在弗吉尼亚的亨特堡(Fort Hunt),该处建立了一个战略级战俘审讯中心,专门用于关押高层德军俘虏。在加利福尼亚的特雷西集中营也有一个类似机构,专门用于关押日本战俘。这两个机构在行动上是互相配合的。军事情报处(MIS)同时还管理着军事情报研究部门,该部门在华盛顿和伦敦都设有办公室,专门负责整理俘获的文件资料。最后,军事外交官体制成为了陆军战略信息搜集的主要手段。战争期间,军事情报处(MIS)的规模达到了最大,包括1500名军官、2000名现役军人和1100名非职业军人。

  1942年伊始,信号情报处建立了7个小型集成式搜集站,主要部署于从新泽西的汉考克堡至菲律宾的麦金利堡。在这些战场搜集点及对上司令部之中,信号情报处共有330名人员。一旦战争开始,信号情报处就将重点侦察日本军事通信,这些通信手段比其外交通信要更为依赖多样化的加密方式。这也就需要司令部分析单元和战场搜集单元共同协作并增大规模。战场搜集单元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两个大型搜集站的建立,其一是位于弗吉尼亚沃伦顿市的文特希尔农场(Vint Hill Farms),另一个是位于加利福尼亚佩塔卢马的土罗克牧场(Two Rock Ranch)。

  由于部门内部人员增多并出于安全的考虑,信号情报处(SIS)从华盛顿的一个小镇搬迁到了弗吉尼亚位于阿林顿的一个旧女子学校。处于阿林顿及其战场搜集站的士兵都受到第2信号营(前身为连)的行政管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信号情报处经历了两次名称更改:第1次是1942年称为信号安全处(Signal Security Service),随后是在1943年称为信号保密局(SSA)。虽然威廉•弗莱德曼仍位于该组织的核心,但其指挥官已经变成了普雷斯顿•W•考德曼上校(后任准将)。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信号保密局(SSA)在破译日军密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每次俘获到日军信息时,该局的规模都会随之扩大;1943年,该局扩大了十倍,聘用了大量的非军队工作人员。为了应对原始资料的增长,该局使用了近400部IBM穿孔卡片机。同时,该局还扩大翻译活动规模,这主要运用于印度、厄立特里亚(Eritria)、关岛以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搜集站。另外,阿林顿方面还能收到从美国战术无线电情报单元所上报的译文和信息,这些信息来源于英国及其它盟国所提供的资料。战争结束时,信号保密局(SSA)已达到10371人(包括777名军官、15名士官、3918名男女士兵和5661名非军人工作人员)。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信号保密局(SSA)位于陆军通信部长的管辖之下。但是,1944年12月,军事情报处(MIS)拥有了对该局的作战控制权,并开始指挥其搜集、处理和特征分析行动。这也就意味着陆军最重要的单一高层次情报来源的主要用户和生产者都是同样的一个情报机构。

  1942年2月1日,陆军将反情报警察部队的名称由CIP改为反间谍部队(CIC)。这一新名称能够更好地反映其职责,此时该部队已经不再承担警察的任务。但是,起初反间谍部队(CIC)所担负的任务与一战时反情报警察部队(CIP)担负的任务基本相同,都是调查颠覆破坏性活动的行动。但是这些调查行动由地方指挥官指挥,而并不是由部队指挥官指挥。由于地方指挥官并不能够控制反情报作战行动,导致该部队的任务性质基本上是行政管理性的,主要包括招募、培训和管理陆军的反情报人员。

  1943年1月,反间谍部队(CIC)将其司令部迁至马里兰岛的巴尔的摩(Baltimore),位于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的校园之中。从那时起,该机构有了一个新的角色。除了美国本土仍需要使用调查人员外,反间谍部队(CIC)的特工们开始运用战术手段向海外侦察。反间谍部队(CIC)建立了一个部署集结地域,位于霍拉伯德兵营(Camp Holabird)附近,从而开始了与陆军情报方面进行联络。至1943年7月,这支部队已经拥有了543名军官和4431名现役士兵。

  在总监察长签署了一项对反间谍部队(CIC)调查流程极为重要的报告之后,陆军指出该部应主要运用于海外战区。大部分美国本土的特工与普罗沃斯特•马绍尔将军下属的犯罪调查人员进行了合并,从而成立了一个新型统一的保密情报部队。随后,陆军撤销了反间谍部队(CIC)的部署集结地域,取消了反情报部队主任一职。

  美国陆军开发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是自1942年春季之后启用反间谍部队(CIC)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例外之一,当时由约翰•兰斯德勒(John•Lansdale)少校(后任中校)指挥一支反情报分队来为该计划提供安保。当项目组总部从芝加哥迁至田纳西的橡树岭(Oak Ridge)时,兰斯德勒的特工负责采取手段监控绝密文件资料,阻止其丢失。经过了两年的时间,他们进行了1500多次调查活动,来发现由于无意谈话或处理文件失误所造成的漏洞。最终,这支分队在项目组的办公室、工厂和实验室都部署了专门的特工人员,来发现安全保密隐患,阻止针对该项目的间谍活动。

  随着1945年5月欧洲战场上战争的结束,在德国对陆军反情报的需求日益增大。并且,对日本开战的悬而未决情况也增大了对反情报特工人员的需求。但是,此时的陆军缺乏有效手段来培养新的反情报专家或重新调配现有人员。反间谍部队的不足使陆军丧失了基本的反情报保障支援能力。最终陆军于1945年7月重建了反间谍部队(CIC)及其总部指挥官,几个月之后在霍拉伯德兵营建立了一个新的反间谍部队中心及学校。8月,普罗沃斯特•马绍尔将保密情报部队的特工派遣回G2部,也使其最终又合并为反间谍部队(CIC)。

  反间谍部队(CIC)、信号保密局(SSA)和军事情报处(MIS)都为美国战争部工作提供了情报支援保障。此外,这三个机构还为全球范围内各战区作战行动提供了战场上的人力资源保障。反间谍部队在海外建立了241个分队,其中有85%依靠该机构自己的力量。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这些分队越来越成熟,发展为每17个人1个作战单位并配属给每1个作战师、更大规模编队及后方地区。军事情报处(MIS)向战区保障了四种类型的情报专家:战争俘虏的审讯人员、军事情报翻译人员、图像分析人员和战斗序列分析人员。前三种小组中,每个小组由2名军官和4名士兵组成,最后一种小组由1名军官和2名士兵组成。师一级G2部通常配属2个审讯小组及其它类型小组各1个。级别更高的部队则配属更多的小组。

  仅在欧洲地区,军事情报处(MIS)就招募使用了3500名军官及其他人员来组成专家组。除了上述的各种小组和分队之外,信号保密局(SSA)还派出了无线电情报排,甚至后期还派出了情报连来支援战场行动。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该局基本上运用一个连来保障每个军、集团军和军团。该局还派出了站区级特别信号情报(SIGINT)部队来为这些无线电情报连提供情报分析方面的支援。军事情报处(MIS)的各种小组以及反间谍部队(CIC)的各个分队都被配属于各级部队的G2部;但是,信号保密局(SSA)的无线电情报连则属于其体系单独管理,各级的G2部通常对其实施作战控制。

  在登陆日(D-Day)之后的几个月中,美国陆军派遣了2个军团、6个集团军、15个军和61个师至欧洲西北地区。支援这些部队作战的陆军情报体系部署到了从前线到英国官方办公室的方方面面。这一情报体系依赖于几乎全部的情报手段,包括从步兵侦察与俘虏审讯到信号情报分析与空中照相等多种手段。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一情报体系的成功依赖于各级部队的G2与S2部门,正是他们支援着陆军从连级至军团级单位的作战行动。其中最为有效、最为成功的一支部队是第三集团军的G2部。

  第三集团军指挥官乔治•S•巴顿中将就是一位极其善于运用情报的指挥官。就算是会承担风险或遭受无法预计的损失,他还是那种极欲洞悉敌军一切动向的领导者。因此,他极为赞赏由奥斯卡•W•库奇上校所领导的陆军情报体系,不管是在北非战役还是在西西里战役中,曾任G2部部长的库奇上校作为巴顿将军的情报官都为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1944年2月当库奇开始掌管第三集团军G2部时,他就按照自己以往的工作经验将该部划分为5个职能分部门:行政管理、战斗情报、G2空中方面、保密方面、雇佣军方面。这个部门为巴顿及其司令部提供了战场态势感知和作战目标信息。并且,该部门还与陆军内部其它情报力量进行协调合作,完成与其它低级和高级司令部之间战术信息的交换。虽然这个G2部门本身规模相对较小,仅有19名军官和25名士兵,但该部却需要指挥下属军事信息处(MIS)和反间谍部队(CIC)各分队共超过400人的军官和士兵。1944年7月初库奇的G2部抵达法国,8月开始遂行作战任务。

  当时审讯战俘是最为重要的单一情报来源。事后有人调查,二战中超过1/3的战场情报来自于战俘的招供。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俘虏数量的庞大(4个陆军审讯小组每天能处理超过5000名战俘)。1944年12月的1个案例就能够证明审讯战俘的价值,在第三集团军准备突袭德国齐格菲防线(the Siegfried Line)的时候,G2部获悉一个俘虏的德国将军非常清楚第三集团军所面临的德军防御部署细节。在库奇发现这个德国人愿意招供之后,他就开始实施审讯,最后的结果是,这位将军不仅掌握防御部署,还参与了防御工事的构筑。结合库奇部所提供的地图和航拍图像,这位德国军官定位了防御部署和脆弱地域。这些情况一经明确,G2部就将其标绘到地图上,并分发至各作战单元。但遗憾的是,阿登战役中断了第三集团军对这一情报的运用;取而代之的是,G2部将这些情报转交给了第七集团军,并获得了巨大的情报优势。

  第三集团军最有力的情报搜集资源是XIX空中战术司令部(TAC,第三集团军的空中作战力量)下属的第十侦察大队(10th Reconnaissance Group)。该大队由G2空军部负责协调,受哈罗德•M•弗勒上校(COL Harold M. Forde)指挥。弗勒上校下属的人员除了一小部分在陆军司令部进行计划拟制工作之外,其余人员全都在XIX空中战术司令部(TAC)。在空中战术司令部中,空中侦察协调指挥官专门负责联合陆军和空军的侦察行动。在飞机场由地面联络官负责联系领航员,并传播结果。在照相飞行中队飞机场,军事信息处(MIS)的图像分析小组集中于图像中心,来对侦察图像进行分析并形成报告。

  通过运用G2部的空中力量,库奇在集团军部队前方150英里空域派出空中分队执行空中侦察任务。空中侦察行动能够侦获敌军动向和主力部队位置。在第三集团军在法国作战期间,这种侦察方式十分有效,致使德国军队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攻击集团军腹地。空中侦察提供了有关作战地域和敌军防御部署的详尽信息,尤其是在定位敌军装备方面十分有效。例如,1944年9月敌XII军团实施攻击之前,图像情报对敌军221处装备位置进行了准确定位,这也使得第三集团军能够对来犯之敌予以消灭。

  在战俘审讯和空中侦察两种手段之后,无线电情报就成为了最为高效的搜集来源。通过与其它作战连队的协同,由300人组成的第118信号情报连能够对德军进行无线电侦听、边防哨定位及有限的通信信号分析与解密。第118信号情报连还与其它连队进行协同,并向G2部上报截获的战场信息。他们所产生的信息在平坦地域特别有效,例如1944年8月发生在法国的作战行动,利用从敌军装甲车和装甲掷弹师截获的无线电通信信息,第三集团军无线电情报连整合出了敌军战斗序列及其作战行动。随着战役进程的发展,G2部进一步将其情报成果整合成了通用情报图。

  第三集团军特别保密官美尔文•C•海尔福斯(Melvin C.Helfers)少校负责接收并整合战略级信号情报(SIGINT),他通过评估特别情报(ULTRA intelligence),并将其上报给巴顿和库奇,并且帮助整合其它来源情报。虽然特别情报提供的是一些有关敌军反进攻的信息,但这些情报都会成为整合其它来源情报的线索。这种方式非常契合库奇所提倡的全源情报概念。

  海尔福斯以0900每日简报的形式来上报特别情报。除了巴顿和库奇之外,仅仅还有6为军官能够阅读这些情报。利用一张专用的态势地图,海尔福斯将其笔记改用常用地图引用来进行描述,他还利用从其它G2来源所获取的信息来完善尽可能全面的情报图。巴顿将军极为推崇特别情报的价值,并且他从未落下过任何一份特别简报。库奇将海尔福斯提交的信息融入于对敌军态势的评估之中,海尔福斯少校可以在任何时间直接向库奇汇报紧急特别情报。如果有必要的话,库奇会根据情报来提醒G3部注意或直接报告参谋长。

  到1944年,每个集团军都配属了一个来自于战略处办公室(OSS)的特殊情报分队。在第三集团军,G2部和这个分队之间关系极为密切。战略处办公室(OSS)分队负责招募特工,并将他们安插到德军后方来收集情报。分队向德军前线和后方成功派出过100多次任务,并为G2部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对第三军G2部来说,全源信息是很重要的。一种手段的不足可以由另一种手段来弥补,例如,如果天气条件不允许第十侦察大队飞机飞行,G2部还能通过审讯战俘、特别情报、抵近侦察等方式来收集信息。除了能够互相弥补各自不足之外,各情报手段之间还能够互相支援。例如,第118信号无线电情报连得到无线通信频率后,就可以向审讯和捕获文件分析小组提供这些支援性信息。这种全源情报系统就是第三集团军平衡而精密的情报搜集体系。

  平衡的情报搜集能力使得库奇能够准确评估敌军态势。但是,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是,指挥官库奇本人的思路是非常清晰、非常可观的。在1944年7月底,盟国军队实施了诺曼底登陆。在8月和9月,美军第一、第三集团军开始进入法国战场。盟军部队都很乐观地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但库奇却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1944年8月底,他预测德军虽然损失惨重,其前沿防御力量仍然很强大,并没有溃不成军。库奇报告指出,德军仍在向战斗中派遣部队,虽然这些部队对于增强其防御能力作用不大。但借助于天气和地形优势,库奇相信德军仍会负隅顽抗一段时间并可能发动壕沟防御战。因此对于库奇而言,战争还没有结束。

  随着盟军日益逼近德国边境,德国人的抵抗也越来越猛烈,盟军的前进步伐极为缓慢。此时,乐观的声音出现了,其它盟军的情报官确信德国军队已成为强弩之末,再无法组织进攻行动。

  库奇在这个秋季仍不断地侦察监视。十月底,他发现德军从前线撤回了装甲部队,将其部署到了艾弗尔地区直接面对第一集团军,其北部是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由于这些敌军在艾弗尔地区会威胁到第三集团军向东南针对法兰克福的进攻行动,因此库奇极为关注这股敌军。11月,陆军G2计划对艾弗尔地区铁路集结的部队以及公路交叉口进行空中照相侦察。尽管当时天气状况十分恶劣,图像分析人员还是发现了装载着装备和车辆的近百个车厢在铁路上行进。

  在1944年12月9日简报中,库奇概述了艾弗尔地区德军的规模及作战能力。通过库奇的估计,德军有9个师(其中4个接壤)直接面对第一集团军VIII军。这支敌军部队与第三集团军规模相当,相当于两个半师的作战力量。G2部最后的结论是,这些师的主要任务是应对来自第一或第三集团军的威胁,将盟军其它援军吸引到艾弗尔地区,实施破坏性或牵制性攻击。

  这个结论主要是依靠以下几个线索产生的:①德军在战术上于艾弗尔地区预备了两个装甲师共105辆坦克。②在前述的9个师之中,后备的5个师都经过休整和改编。③为了支援地面作战,德军还集结了1000架战斗机。④艾弗尔地区的作战区域不适宜盟军冬季作战,但却有利于德军进攻。

  正是基于库奇的简报,巴顿决定继续按作战方案指挥第三集团军对法兰克福实施攻击。但与此同时,巴顿将军还开始着手应对德军可能的破坏性攻击。之后,巴顿将军还有更为全面的计划来对抗甚至比库奇估算的更为巨大的威胁。12月9日,巴顿迫使敌军更改进攻方向,并从敌军20个师的反进攻区域南侧撕开了一条裂缝。截止到圣诞节,第三集团军攻下了重要公路枢纽巴斯托尼市,这就像一把利剑插入了德军腹地。战局态势最终步入了德军极为不利的方向。

  虽然阿登战役中的情报案例最为典型,但第三集团军G2部在欧洲战场9个月战争中所作的工作是全面成功的。正是由于G2部全源侦察和对敌作战能力客观评估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三集团军反应极为神速,并经常能够把握利用敌军软肋获得作战胜利。

  在距第三集团军G2部所在位置半个地球的敌方,查尔斯•A•威洛比准将(MG Charles A. Willoughby)所处的作战环境在战场态势和地理环境方面与第三集团军差异极大。威洛比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司令部G2部部长。当时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是从澳大利亚沿新几内亚岛至菲律宾一片广阔的未开发区域。作为一个战区的首席情报官,威洛比负责的情报机构是多国性且服务于三军的情报机构,并且与库奇的情报体系类似,该机构的运行也依赖于多种情报手段来源。

  在1942年春季和夏季,威洛比组建了战区G2部,其行政管理处负责管理G2部的人事和财政事务,而作战处、战斗序列处、计划与评估处则负责提供情报分析和管理情报成果分发。总之,该部的角色是一个中级联合情报中心,并参与联合情报计划工作。此外,该部还负责协调战区特工搜集活动。

  在1944年中期,G2部由36名军官和100名士兵组成,该部是一个为联合、多国性战区服务的情报机构,除此之外,威洛比的G2部基本上还是以陆军传统在进行运转设置,并受美国陆军高层领导指挥(麦克阿瑟将军的整个司令部各部门都是如此)。威洛比依然按照常规的协调机制来与战区海军和陆军航空兵首席情报官进行协同合作。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的情报搜集机构同样是多国性且服务于三军的。

  这些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是盟军翻译部门(ATIS)。西尼•F•马仕比尔上尉(后任少校,Sidney F.Mashbir)在战争大部分时期负责指挥盟军翻译部门(ATIS)。虽然马仕比尔的人也负责审讯俘虏的日本士兵,但该部门的大部分工作是处理大量的捕获文件,保证这些译文能够为G2部和其他太平洋地区情报机构进行情报处理提供素材。在该部门最鼎盛的时候,共拥有超过两千名军官和士兵,其中有1/3的人员专门为战术行动提供直接支援,这种支援方式通过直接向战场上各集团军、军、师级G2部直接派遣审讯人员来达成。盟军翻译部门(ATIS)大部分由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组成,其中也还有一小部分英国人、加拿大人和新西兰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盟军翻译部门(ATIS)翻译了超过了2千万页的捕获文件。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文件之中最为重要的是1943年5月捕获的日本陆军《陆军军官登记簿》,太平洋战区情报分析人员通过这份由三卷组成的文件,首次对战区内日本陆军编制有了全面认识。几个星期之后,整份文件被复印并分发至太平洋战区的每一个盟军部门。这份文件为太平洋战区G2部进行战斗序列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盟军地理部门(AGS)由澳大利亚少校威廉•V•贾丁布雷克指挥。该部门负责为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司令部进行计划与指挥作战行动提供战区相关地理信息。这一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大部分西南太平洋地区都没有详细的地理信息和地图。尽管如此,盟军地理部门(AGS)在每次作战之前都进行地形勘察、地图绘制和手册编写。由于有了地图和照片的保障,这些手册包括了对战区地形特征、登陆地域、运输条件和卫生条件等的详尽描述,并在每次作战之前都被广泛地分发给各级指挥官、参谋人员和作战部队。由于对地理信息的需求量极大,威洛比后来评价到盟军地理部门(AGS)是仅次于盟军翻译部门(ATIS)的重要G2部情报机构。

  G2部直接控制的最后一个机构是盟军情报局(AIB),该局组织结构为伞状结构,包括了各种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另一个澳大利亚人,C.G.罗伯茨准将指挥盟军情报局。到1944年中期,该局共下属5个主要部门:其中2个为职能部门,3个为地区性部门。职能部门负责实施特别行动,地区性部门主要包括东北方向(新几内亚地区东部及周边岛屿)、荷兰以东西印度群岛方向、菲律宾方向,其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遗憾的是,搜集情报和指挥特别行动的双重任务常导致二者互相竞争而发生冲突。

  尽管存在内部冲突,盟军情报局(AIB)还是为太平洋战区情报活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海岸观察哨——1939年由澳大利亚人建立的沿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海岸线的高效观察哨网络,就提供了有关日军空军和海军动向的高价值情报信息。盟军情报局(AIB)还派出侦察人员对新几内亚海岸地区实施侦察,提供预先突袭的侦察和引导信息。

  虽然威洛比对太平洋战区的通信情报机构——中央局(the Central Bureau)没有作战控制权,但他能够从该局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与其它情报组织的结构类似,中央局也是一个多国性联合机构。该局由4个美国无线电情报连和10个英国联邦同级别分队构成,主要运用通信侦听手段来进行密码分析,其主要司令部位于澳大利亚东部的布里斯班(Brisbane)。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在后来的前线军事部署中,该局派出了一个加强梯队来伴随保障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由麦克阿瑟的首席信号官斯宾塞•B•阿金上校(COL Spencer B. Akin)在一个美国和两个澳大利亚副官的战术协助下负责指挥其作战行动。截至1943年,该局人员已扩大至超过1千人。

  起初,中央局的情报多来自于对日本通信的分析,而并非来自于对其进行的解密。通过运用监听日军无线电呼叫信号、消息地址、优先级以及流量分析手段,重构了日军无线电通信网络,推断出了日军的指挥链路。在1942年和1943年,中央局实现了三大解密方面的重要突破。第一,该局破译了日军空对地(地面控制站领航通信)无线电通信密码,使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G2部掌握了战区内日本空军部署情况。第二,1943年4月,中央局联合阿林顿(Arlington)的信号保密局(SSA)破解了日本陆军水上运输密码,为掌握日军护航动向提供了详尽信息。第三,破解了日本陆军干线通信密码。这一情报不仅为麦克阿瑟的部队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目标数据,还为威洛比和他的分析人员提供了有关日本军事力量位置及动向的精确信息。

  出了上述的四个情报机构之外,威洛比还接收和使用来自于海军与陆军航空兵方面的情报信息。这两个军种都各自运行着自己的通信情报网络,并向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G2部提供信息。战后证明海军情报在战争早期极有效用,这是因为起初日本海军就是在西南太平洋地区控制敌人的。战争期间,威洛比实施空中侦察和照相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空军第十五飞行队。由于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G2部面临的情况远没有库奇的G2空中侦察体系在协调和处理空中情报信息方面的情况复杂,因此威洛比能够正常接收空中和照相侦察报告。

  到1944年春季,威洛比的G2部已经具备了多种形式的情报搜集、情报整合和情报评估能力。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的情报分析人员与其它情报机构、以及各情报机构之间都进行密切协作来产生更具价值的情报。对于盟军地理部门(AGS)的工作而言,该部门的重要信息来源就是第十五飞行队的空中侦察行动,此外,长距离大范围的地面巡逻侦察也能够为盟军地理部门(AGS)提供战区地理信息。盟军翻译部门(ATIS)定期向G2部战斗序列部门提供素材和资料,使战斗序列分析小组能够获取并更新其数据库,《日本陆军军官登记簿》的捕获也为这项任务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仕比尔负责的盟军翻译部门(ATIS)也为迅速将捕获的密文资料上报至中央局制定了常规程序。在中央局方面,该局需定期与海军无线电情报组织交换信息,此外,该局还有权直接向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G2部上报任何从解密信号中获知的战斗序列信息。

  1943年,澳大利亚和美国部队沿新几内亚雨林地区向其西北地区推进。麦克阿瑟将军计划沿岛屿北侧海岸推进至他的最终目标——菲律宾。他设想了一系列两栖作战行动来绕开并围歼日本守卫部队。但遗憾的是,在1943年当时的浅滩太浅,使得日本军队能够向西突围逃窜。借助新几内亚战区复杂恶劣的地形条件,装备更为精良的日本部队能够持续阻止麦克阿瑟部队的行进,并阻挠了麦克阿瑟迅速迂回至菲律宾这一作战计划的实施。在1944年的前几个月中,威洛比一直在运用其情报体系来探寻部队加速推进的方式。

  起初,威洛比及其组织评估了对爱塔佩(Aitape)实施进攻的可行性,该地区在敌军防线之后约250英里处。2月,G2部开始侦察100英里纵深地区,主要是印度尼西亚的霍兰迪亚(Hollandia)地区。在2月中旬,从一个日军师部捕获了日军通信信号密码本,这对威洛比进行可行性评估提供了极大帮助。这些密码本对于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情报机构而言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意外收获。中央局开始阅读分析大量的日本通信信息,来分析产生战斗序列数据,并为G2部分析人员制定计划提供信息。

  在1944年2月威洛比对霍兰迪亚(Hollandia)敌军进行的评估工作中,他指出日军在新几内亚中心地区持续增强海岸防御兵力。他对敌军力量评估的情况为,敌军将42000人部署到从马当(Madang)附近地区前线至韦瓦克(Wewak)以西地区约150英里范围内,但要比霍兰迪亚(Hollandia)敌军少3000人。鉴于霍兰迪亚(Hollandia)地区日军部队相对较弱,威洛比建议在该地区进行两栖登陆作战。正是主要基于此次的评估结论,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其司令部开始制定1944年4月对霍兰迪亚(Hollandia)地区日军进行作战的计划。

  在3月和4月,基于作战行动计划,西南太平洋战区(SWPA)G2部保障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参谋人员掌握新几内亚中心地区敌军情况,同时全面分析霍兰迪亚(Hollandia)地区的敌军部署及规模。3月底,威洛比发现敌军开始向西侧转移,同时他还注意到霍兰迪亚地区敌军规模开始增大,虽然该地区大部分部队都是防御和保障力量。他仍然坚信,对登陆作战的最大威胁还是来自于日本空军。此外,G2部还指出日军仍然认为盟军的下一波攻击将会发生在位于霍兰迪亚东部的韦瓦克(Wewak)地区。

  4月22日,美军部队在霍兰迪亚登陆,这一行动令日本守卫部队大为震惊,仅耗时4天时间就实现了重大胜利。这其中情报所发挥的作用极其巨大,正是由于G2部准确查明了日军在其后方纵深防御的薄弱环节,才致使胜利的到来。当威洛比警告敌军空军是最大威胁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其轰炸机对霍兰迪亚日军机场进行了毁灭性袭击。在地面部队进行备战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依据G2部得出的敌军守卫部队规模扩大的评估结论,增加了攻击部队力量。

  为了能够更为准确地评估新几内亚地区敌军态势,中央局采取了高效的信号情报(SIGINT)手段;与此同时,其它的战区情报机构也向G2部提供有关敌军和战区的信息。盟军地理部门(AGS)为G2部制定计划提供了重要的战区地理信息,并为连排级作战部队实施登陆提供了战场地理手册。盟军翻译部门(ATIS)所捕获的文件资料同样为作战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信息。如果没有在1944年1月所获得的师级密码本,中央局就不可能在破解日本陆军通信方面取得重大胜利。第十五飞行队的空中侦察和盟军情报局(AIB)所部署的海岸观察哨都是获取有关敌军水上运输及动向信息的最佳情报来源,在1944年早期这两种手段与其它情报手段在侦获日军部署和活动方面都极其重要。简言之,在霍兰迪亚(Hollandia)地区,盟军对各种情报手段的运用十分成功。

  在霍兰迪亚(Hollandia)地区的胜利登陆表明威洛比指挥的情报行动非常有效。西南太平洋战区G2部及其情报机构一直保障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部队直到战争结束。威洛比本人也一直担任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直到占领日本以及朝鲜战争时期。

  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陆军情报失去了一些自1918年以来拥有的工作领域和特权。在1947年至1961年间,美国成立了一系列的情报机构:1947年的中央情报局(CIA),1949年的武装部队安全局(后称国家安全局NSA),以及1961年的国防情报局(DIA)。这些机构都需要从陆军得到有关情报指导与生产方面的任务和资源。国防情报局(DIA),是陆军情报任务历史上唯一存留下来的机构,主要职能是控制军事外交官体系,这也是自1889年以来重要的外国情报来源。

  随着陆军情报慢慢放弃它在国家层面上的大部分情报职能,在陆军司令部它也在失去以前的地位和作用。在1956年机构重组之后,陆军司令部配备了几位副职部长来专门负责人事、作战和保障任务,级别都是陆军中将,但是陆军情报部长却只是少将级别,同时兼任负责情报工作的陆军副参谋长(ACSI)。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最大的陆军情报机构是陆军保密局(ASA)。1945年9月15日,该局作为陆军的信号情报部门替代了信号保密局(SSA)。陆军保密局最初所用的情报搜集装备是许多固定的野外观测站,这些观测站部署于美国、德国、土耳其、非洲和太平洋地区。为了弥补这些固定式装备的不足,该局还运用了半固定式的小型机动设备。通过大型战区司令部例如德国方向和太平洋方向的战区司令部在实战中的指挥运用,陆军保密局对这些海外单元的指挥控制已经十分严密,但其情报指导和情报处理活动还集中于位于阿林顿的司令部之中。1951年以后,陆军保密局局长为少将级别,1955年以后,该局长可直接向陆军参谋长报告。

  反间谍部队(CIC)首脑也是一位少将,但是与陆军保密局(ASA)局长不同的是,他从未获得过战场作战行动控制权。反间谍部队(CIC)中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行政管理与培训机构。反间谍部队(CIC)的首要任务是支援陆军的正规部队。这支部队半数以上的人员都被部署于海外,主要是两个较大的单位:一个是德国的第66反间谍部队特遣队,另一个是日本的第441反间谍部队特遣队。由于冷战时期保密工作的需求,在苏联及其华沙公约组织同盟国实施的间谍刺探活动的威胁之下,反间谍部队在美国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到冷战后期,6支装备精良的反间谍部队(CIC)特遣队来为陆军重要区域提供保障,还有1支特遣队专门用于保障华盛顿的军事区域。总之,反间谍部队的作战行动是分散的,它们要受到各个地区和战区指挥官的控制。

  1950年6月,朝鲜半岛战争的爆发使得陆军情报界措手不及,迫使其重新开始着手满足各级的情报需求工作。为了能够为战场指挥官提供情报保障,反间谍部队(CIC)和陆军保密局(ASA)不得不迅速组织力量并在战场初期派往朝鲜。战争结束时,情报行动的运行机制基本上与1944-1945年间的情报活动类似。从战场的集团军级到营级单位,各级的G2部与S2部,都增强配属了情报专家小组,来为他们各自的指挥官收集和提供情报。尽管如此,陆军也开始建立战场大型情报组织来取代小型独立的情报连或特遣队。

  在朝鲜战争中,情报组织编制首次编为分队和情报营。战争期间,陆军配置了两种类型的情报单位来专门满足不同的战斗需求,分别是军事情报服务局和通信侦察部门。军事情报服务局(不要与二战期间的军事情报处MIS混淆)主要有情报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包括图像分析人员、审讯人员、战斗序列分析人员,这些专家都被集中到了大型的行政管理机构。在战区层面上陆军共建立了三个这样的分队:日本的第500分队,德国的第513分队,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第525分队。这些分队将其专家配属至各建制营、连、排级单位,从而支援最低到师一级G2部的行动。

  陆军保密局(ASA)也构建了分队式的组织结构来直接支援战场作战行动。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第501通信侦察分队一直负责指导配属的3个营、5个连的作战行动,以此来支援朝鲜战场上美国第8军的作战。依照这样的模式,反间谍部队将其大型的特遣队划分成了分队,包括德国的第66反间谍分队(1952),位于格鲁吉亚麦克弗森堡(Fort McPherson)的第111反间谍分队(1958)。此外,第902反间谍分队(1952)在负责情报工作的陆军副参谋长(ASCI)的直接控制下负责实施特别和高层次情报活动。

  在陆军军种层面上,继任的陆军情报副参谋长(ASCIs)都在极力寻求陆军情报集中化的模式,它们的努力集中到了霍拉伯特堡(Fort Holabird)。1954年,反间谍部队(CIC)中心变成了美国陆军情报中心,伯尼法斯•坎贝尔少将(MG Boniface Campbell)任中心主任一职。在其任职后的几年中,坎贝尔控制着几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包括陆军图像分析中心,以及G2部记录设施内存放的陆军调查文件(后被称之为调查记录库)。1961年1月,时任陆军情报副参谋长(ASCI)的约翰•N•M•威廉斯少将(MG John N.M. Willems)成立了一支统一的情报部队,结束了反间谍部队(CIC)40多年的历史。在理查德•G•普拉泽少将(MG Richard G.Prather)的指挥下,这支5000人的部队担负起陆军反情报(CI)和人力情报(HUMINT)两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但是,6个月之后陆军情报与保密分部的成立使得情报部队的构建黯然失色。在时任陆军情报副参谋长(ASCI)阿尔瓦•R•费奇(MG Alva R.Fitch)的极力争取之下成立的一个独立情报分部,从而保证陆军能够保有充足的情报官员来满足其作战需求。费奇通过力排众议,最后陆军参谋长签署命令,于1962年1月1日成立了陆军情报与保密分部(Army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Branch)。虽然成立之初该部仅有4000名军官,但是其业务范围已经囊括了情报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信号情报、战略情报、图像情报、战斗情报、人力情报以及反情报。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这一体制机构上的关键性进步逐渐发展成熟,促成了1967年1月1日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Branch)的诞生。截至此时,陆军情报已经卷入越南战争之中。

  1965年之前,陆军在越南的角色主要是顾问咨询的身份,因此其情报活动的范围也被大幅限制。在越南的美国军事顾问司令部(MACV)的情报保障来源有限,主要是几个陆军情报分队以及配属给南越部队的200名顾问军官。此外,陆军保密局(ASA)的第3无线电分析单元提供密码破译手段,主要装备是空中和陆基设备设施。随着1965年美国作战部队规模的扩大,对作战情报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大。

  时任越南军事顾问司令部参谋长兼J2部部长的约瑟夫•A•麦克克里斯蒂安少将(MG Joseph A. McChristian),经历了情报组织机构成立与作战的全过程。在战区层面上,它扩大了J2部规模,使其能够指挥联合部队和多国部队。除此之外,他还认识到美国情报活动与南越情报活动间的协同配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美国方面能够提供人力、资金、设备和机构,而南越方面则了解地形、敌军,更重要的是了解语言。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1966年底,麦克克里斯蒂安与他的南越部队合作者——胡万罗上校一起,创建了以下4个多国情报组织:联合军事审讯中心、联合文件分析中心、联合资料分析中心和联合情报中心。所有的美国和南越方面的情报人员都配属到以上各个中心,并且经常面对面工作。为进一步做好这种联合情报的集成工作,南越的情报分队可配属到美国师级和独立旅级单位,同时美国的情报分队也可配属到南越的陆军师。

  为更好地计划、指导与管理在南越的通用(非破译密电方面)的情报活动,美国陆军在1967年6月部署了超过3500名情报士兵。在J2部的直接作战控制之下,第525军事情报(MI)大队直接保障指挥控制司令部下属的另外两个团和两个营。第136军事情报(MI)大队提供反情报(CI)支援,第149军事情报(MI)大队负责指导战场搜集工作。第1军事情报(MI)营(在空中侦察的支援下)负责监督陆军空中侦察实施,同时负责翻译、再分析并向陆军作战单元传递空军侦察图像。第519军事情报(MI)营负责为4个联合情报中心提供人力和作战支援。在之后的战争中,第136和第149军事情报(MI)大队不再行动,其作战任务被划分给6个驻扎在南越的固定侦察营,每个营都担负有反情报、情报搜集和情报支援的职能。

  有600多名美国顾问军官也在执行这些情报活动任务,由于在各自地区与南越部队对应军官共同工作,这些顾问成为了战术情报的来源之一,并且也参与到了侦察越共作战力量的工作之中,这项工作是由区域情报与作战协同中心在乡村所构建的情报网络实施的。

  为向越南部队提供信号情报(SIGINT)支援,查尔斯•德诺姆少将(MG Charles Denholm)指挥的陆军保密局(ASA)将其全部力量的1/5部署到了东南亚地区。1966年之后,第509无线电分析团共下属2个无线电分析营、1个飞行连和1个合成固定站。为能够向战术单元提供直接支援,陆军保密局(ASA)专门将装备精良的连和分遣队配属给美国陆军师和旅。这种直接支援方式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其配属战术司令部的需求,第二任务是保障站区级和国家级通信情报工作。师级的特别保密军官还要负责分发来自于国家级情报部门的高敏感性情报。这些做法的最终结果是,二战中仅能被战区最高层指挥官看到的情报在此能够直接运用于战术行动。

  这种直接向战术指挥官提供情报支援的运用原则使得独立的G2/S2框架结构得以保留。连级的军事情报分遣队增大了师级G2部规模,这些师级分遣队包括反情报、战斗序列、图像分析和俘虏审讯部门,其中最后一个部门规模最大,这是因为师级单位往往要看管大量的俘虏。在旅一级,军事情报分遣队规模下降到了30人,负责保障旅S2部门。南越情报分遣队统一配属到师旅级军事情报分遣队,并提供关键的语言专家。

  在越南地区,陆军情报依然高度依赖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例如俘虏审讯、捕获文件和空中照相手段。信号情报被广泛地运用于战役层和战术层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许多创新性技术手段也在涌现出来,例如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空中人迹侦测器(“人迹嗅探器”)。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极大推动了陆军空中侦察手段的发展。红外侦察和侧视机载雷达的运用对传统可视化侦察和空中照相侦察监视手段实现了有效补充。同样如此,陆军保密局(ASA)的作战单元也可以通过运用新型空中无线电侦察探寻技术提高了效率。越南战场上新技术的不断运用是长期以来陆军情报界不懈努力的结果。

  当陆军情报界在越南战场参与战斗行动的时候,它还积极主动的参加到美国后方的情报活动之中。这些活动的主角是美国陆军情报司令部(USAINTC)。成立于1965年7月的美国陆军情报司令部(USAINTC)负责集中指挥美洲大陆(CONUS)上的所有反情报机构。该司令部由一位少将负责指挥,下辖7个军事情报(MI)团,并控制着一个由全国范围内300名平民和办事人员组成的网络。

  成立之初,该司令部下属特工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安全及其它方面的信息,来保障联邦部队在平民暴乱特别是城市暴乱发生后,维持并恢复秩序。但是,后来该司令部恢复了在一战和二战初期担负的反破坏活动任务,由此开始着手搜集与日俱增的与反战运动有关的信息。当1970年国内情报计划变为公共知识的时候,政治和公众反弹迅速逼迫该计划停止,这其中也包括陆军情报司令部(USAINTC)。经过两年的时间,该司令部失去了它的大部分职责和资源,并改由一位上校负责指挥。

  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不久,同陆军其它部门一样,陆军情报界也面临着精简紧缩,但与此同时还面临着公众对于国内情报计划中权力滥用的愤怒与指责。1974年,陆军将美国陆军情报司令部(USAINTC)更改为更小的机构:美国陆军情报局(USAINTA),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Fort Meade, Maryland)。该机构以低调组织的身份出现,其委托任务范围也比较狭窄,仅下属两个军事情报(MI)大队,分别是第902大队和第525大队,以及其它一些反情报活动手段例如测谎等技术性措施。与此同时,陆军保密局(ASA)也在面临着紧缩政策,经过紧缩之后,该局仅保留其原有力量的25%,关闭了两个位于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地区性司令部,同时还关闭了已经成立很久的侦听站。在情报界高层,陆军情报副参谋长下属的参谋人员减少了1/3。总之,此时的陆军情报出于衰退状态。

  面临着愈加严重的削减和裁员,陆军开始对其各情报组织试图进行一次较大的重组。1974年底,时任陆军参谋长的弗里德雷克•C•韦安德上将(GEN Frederick C. Weyand),同意并签署了“情报组织与部署研究(IOSS)”,来对当时的陆军情报体系结构进行重新配置,以消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情报体系内产生的混乱与重复。这项研究工作由詹姆斯•J•厄撒诺少将(MG James J. Ursano)带领一个由高级军官组成的专家组耗时8个月的时间完成。1775年8月,厄撒诺专家组上报了一份将会对陆军情报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报告。

  在陆军情报界顶层,该报告指出陆军情报副参谋长(ASCI)并不能对所有的情报机构进行情报指导,特别是信号情报(SIGINT)方面。该报告还得出结论,由于需要跨越太多的机构,陆军的情报成果被分割成许多片段。最后,该报告严厉批评了陆军保密局(ASA),报告指出,该局根本不能满足战术级指挥官的情报需求。还有陆军保密局(ASA)发展了自己独立的人事、培训以及研发机构,这足以说明该局在许多方面已经从职能上脱离了陆军的管理。这样的一种“脱离”状态使得信号情报(SIGINT)方面成为了一支“大烟囱”,这显然与全源情报的高效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研究报告(IOSS)建议对陆军情报体系结构进行一次彻底改革。第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建议对陆军保密局(ASA)进行重新划分,其目的是要将信号情报(SIGINT)行动及其组织结构纳入到陆军体制中来,使其与陆军其它部门运行机制配套。该局下属的培训中心应划给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该局所开展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应划给美国陆军器材司令部(U.S. Army Material Command)。第二点,陆军保密局(ASA)下属的战术单元应下属于战场指挥官,特别是在军级和师级单位。这些战术单元将与其它情报专业作战单元进行合并,形成全源情报能力。1976年,陆军开始实施情报组织和部署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实施之后,将会导致陆军情报体系的彻底重组,并进而导致美国陆军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和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部门的诞生。

  1977年1月1日,陆军保密局(ASA)被指定下属于美国陆军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该司令部首任司令为威廉•I•罗尔亚少将(MG William I. Rolya)。该司令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与其以前的部门陆军保密局(ASA)相比,该司令部(INSCOM)规模相对较小,但从职能方面来看该司令部控制着大量不同的情报手段。起初,这些力量被划分为4个战区级军事情报(MI)大队,许多的反情报(CI)与人力情报(HUMINT)职能单元,以及8个加强的战场侦听站。起初,美国陆军情报局(USAINTA)作为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的一个下级司令部独立运行,但在1977年10月1日两个司令部进行了合并,从而实现了陆军军种层面上的组织机构整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这次整合产生的新机构担负着多项职能,主要包括军级以上级别的情报、保密和电子战(EW)工作。

  战区的情报大队成为了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的核心力量。作为综合性情报力量,这些情报团是由前期的陆军保密局(ASA)下属单位与其它情报单元整合产生的。成立初期,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有4个这样的大队级单位:位于德国的第66军事情报大队、位于巴拿马的第470军事情报大队、位于日本的第500军事情报大队和位于韩国的第501军事情报大队。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为这4个大队配备各种资源来满足各战区的不同需求,并且各旅在规模、任务与编制方面都有区别。

  1982年,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在蒙默斯堡(Fort Monmouth)地区增加了一个战区级情报大队——第513军事情报大队,该情报大队的首要任务是对新成立的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可能实施的作战行动提供情报保障,中央司令部是为保卫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而成立的。一旦欧洲发生战事,第513大队就会部署到欧洲来支援保障欧洲的美国陆军(USAREUR)。第513大队的部署方式意味着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能够为陆军提供灵活的情报保障。如果不考虑规模、配置或位置因素,陆军战区指挥官大部分都能够对这些大队执行作战控制权。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全源情报的原则,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为陆军提供了一套设备,专门用于指导和协调军级以上层次的情报行动,其目的是使最终产生的情报成果能够适应陆军的作战需求。新成立的司令部(INSCOM)为多种多样的陆军情报体系单元提供了一套结构框架,使各单元之间能够相互交互提供线索,其目的是克服分散弊端并通过联合产生整体合力。同时,为能够保障国家级机构和战区指挥官,该司令部还制定了一套集中式的组织结构来对人员和后勤实施行政管理。此外,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的成立为陆军实施情报职能拓展计划奠定了基础。

  情报组织与部署研究(IOSS)改革的第二个部分是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战术单元的构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每个陆军师都设置了1个军事情报连,连内包括审讯人员、反情报专家、以及能够运用远程传感器和地面监视设备的图像分析人员。在情报组织与部署研究(IOSS)建议的指导之下,这个情报连能够以战术级陆军保密局(ASA)连队为基础,并将所有其它的情报与电子战设备整合至陆军师之中。

  1976年10月,陆军成立并检验了第一个营,第522军事情报营(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以此来检验该营在位于田纳西州胡德堡的第2装甲师中的运行机制。正是基于此次检验,陆军采取了以营级建制为平台、为师级指挥官提供战场控制权的运行机制,其中需要控制所有情报战场上的全部搜集要素。此外,军事情报营还能够为该师司令部保障1个单独的要素,专门负责接收多源的情报信息。至1988年,所有陆军的18个师都配置了1个综合的战斗电子战与情报营。

  虽然战斗电子战与情报概念的核心力量是各师之中的综合营,但随着改革发展,这种模式也迅速在军级和独立旅级单位扩展开来。在军级单位,陆军成立了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大队(后改制为旅),下辖3个部门:1个作战营、1个审讯和分析营、1个新组建的空中分析营(AEB)。1978年,第1个成立的大队——第504军事情报大队(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负责保障位于胡德堡的第III集团军。紧随其后组建了4个大队,分别是保障第18空降军的第525情报大队(1979)、保障第5集团军的第205情报大队(1983)、保障第7集团军的第207情报大队(1983)和保障第1集团军的第201情报大队(1987)。此外,独立旅和装甲团也都配置了战斗电子战与情报连。

  针对情报组织与部署研究(IOSS)报告中关于情报成果分散的批评建议,陆军在1984年7月成立了陆军情报局(AIA)。作为运行于陆军情报副参谋长下属的1个战场机构,陆军情报局(AIA)联合了情报与威胁分析中心(ITAC)、导弹与空间情报中心(MSIC)和国外科学与技术中心(FSTC)。经过联合之后,这些组织使美国陆军形成了独立统一的情报生产能力,共有人员超过1500人,促使其成为自1961年以来陆军最大的情报生产组织,而后基于此诞生了国防情报局(DIA)。

  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陆军已全部完成了情报组织与部署研究(IOSS)报告中的改革建议。至此陆军情报界能够为各级陆军部队提供情报保障;情报与保密司令部的直属旅负责保障国家级和战区级,而综合的电子战与情报(CEWI)旅、营则负责保障每个军和师。陆军有了统一的情报生产机构——陆军情报局(AIA)。为更好地监督管理各种情报力量,陆军提升了情报在陆军参谋部的地位,陆军情报副参谋长由少将改为中将,正式担任负责情报工作的陆军副参谋长(DCSINT)。1987年5月,西尼•T•维斯坦中将(LTG Sidney T. Weinstein)成为第一任负责情报工作的陆军副参谋长(DCSINT)。两个月之后,1987年7月1日,陆军以团为建制单位成立军事情报兵团(MI Corps),军事情报团加入新颁布的美国陆军团建制(U.S. Army Regimental System)。这种将非作战单元整合进入作战体系的方式能够增进陆军内部的团队协作,同时还丰富了陆军的传统与精神。情报兵团的成立表明陆军情报界已经发展成为陆军主流力量中一个独立的、紧密协作的体系。

  伴随着陆军情报在陆军中地位的日益稳固,两个重大的反情报斗争胜利也到来了。1988年,陆军反情报特工在欧洲抓获了克莱德•康拉德(Clyde Conrad),此人是一个退役的陆军军人,后来成为一个间谍组织的关键人物,他曾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战争计划卖给了匈牙利(Hungarian)情报组织。不久之后,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下属的国外反情报组织抓捕了陆军二级准尉詹姆斯•豪尔,此人曾将美国军事秘密卖给苏联。

  陆军规划设计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作战单位的初衷和重点是应对常规战场上的威胁,特别是应对以前欧洲战场出现的情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实战运用却发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非常规作战环境中。1983年10月,来自布拉格堡的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部队被部署于格林纳达,这支部队也是“紧急狂暴”行动(Operation URGENT FURY)的一部分,负责对该岛军事突袭之后拯救美国医学学生。6年之后,美军发动“正义行动”(JUST CAUSE)逼迫巴拿马铁腕人物马努•诺列加下台,陆军部署了1个军级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旅和2个师级战斗电子战与情报(CEWI)营。情报旅的士兵负责审讯诺列加巴拿马守卫部队的关键头目,分析筛选之后的文件,并承担驻巴拿马联合特遣部队J2部的核心任务。虽然师级情报营仅仅运用他们的基层声音侦听小组及其它信号情报(SIGINT)设备,但正是在这几个有限的小组内,其中和审讯和反情报专家却产生了最多的情报。

  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下属的第470军事情报旅全力帮助了“正义行动”中情报活动的实施。该旅数十年来一直在长期关注巴拿马,在美国特遣部队与诺列加的武装力量交战的时候,第470军事情报旅同时运用其设备设施对作战行动提供支援。正是由于对战场地形和巴拿马武装力量配置部署极为熟悉,情报旅各个分队能够第一时间提供巴拿马城的现地情况。利用自己的装备及资源,第470军事情报旅的士兵能够获取有关敌军部队动向和武器库位置的关键信息。作战行动结束之后,他们还帮助识别和逮捕了许多诺列加部队的高层首脑。在作战行动期间以及战后,战区内情报设施通过联合配属的战术情报单元提供了高效的情报保障支援。

  不到一年之后,在距离巴拿马半个地球的地方,在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作战控制之下,美国陆、海、空军部队配置到沙特阿拉伯地区,来应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行动。为支援这些部队的作战行动,美国陆军情报将会实施一次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独立行动。

  陆军动用了2个军和8个师及其各自下属的综合性情报部队,情报部队总计2个旅和14个营。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在此基础上额外动用了第513军事情报旅及其它部队来提供战役层面的情报支援。最后,陆军情报局(AIA)集中全部资源来生产战术情报,为参加科威特战役行动(KTO)的美军地面部队提供情报保障。

  在科威特战役行动中,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G2部成为了陆军情报的一个重要支点。在1990年秋季,陆军的作战筹划人员认为,在科威特防御行动方面,第18空降军G2部和第525军事情报旅能够互相协调配合情报行动。但是,当中央司令部(CENTCOM)将陆军的任务更改为两个军规模的进攻行动时,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此时迫切需要一个更大型的情报司令部。1990年12月,约翰•F•斯图尔特准将(BG John F.Stewart)成为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G2部部长,在斯图尔特准将的领导下,G2部能力得到了提升、规模得到了扩大。G2部增加的人员大部分都来自于第513军事情报旅。12月,G2部人数约为700人,但到地面攻击发起的前夜,该部人数已经接近1900人。

  尽管在地面攻击发起的前几个星期才具备相应职能,但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G2部在构建战役级情报体系方面却取得了大幅进步。斯图尔特使G2部的情报收集、情报处理、情报分发与作战行动同步运行,并为战术指挥官提供了有关敌军情况的“关键信息”。同时,G2部还承担中央司令部(CENTCOM)实施轰炸战役之后的战场损伤评估(BDA)任务。虽然受到冲突报告以及空军和国家级机构分析结论的挑战,G2部战场损伤评估(BDA)结论还是基本正确的。最后一点,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G2部构设了一系列通信链路,此举使得G2部与作战部队能够迅速交换战场报告,并且还能与陆军情报局(AIA)的分析专家及数据库进行通信。

  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与陆军情报局(AIA)间的联系交互是弥足珍贵的。陆军情报局的分析人员生产了一套比例尺为1:50000的态势图,对科威特战役行动中每一个伊拉克师进行了详尽描绘。通过精确到400米,态势图展现了伊军武器库位置及其防御工事,为战场指挥官提供了一份有关伊拉克防御体系的蓝图。通过数字化手段传输至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G2部之后,再次对蓝图加层覆盖,并将其转换为地图和叠覆地图册,最终交给各作战师和旅。此后,陆军情报局(AIA)都向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传输每日更新的资料。该局还向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G2部增援专家和技术人员,使其规模扩大,同时还向国防部联合情报中心派出分析人员,该情报中心是专门为保障中央司令部(CENTCOM)作战而成立的。总之,陆军情报局(AIA)提供了可利用的情报资源以及情报专家和信息。

  在“沙漠盾牌”/“沙漠风暴”行动中,陆军情报作用的发挥受到了以下几个因素的阻碍。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在科威特战役行动(KTO)中需要构建军事力量,这就意味着情报力量如果要发挥情报支援作用就需要部署在战斗单元之后。一旦部署到位,情报搜集设施就需要抵近部署于作战前线附近,这就很难隐蔽中央司令部(CENTCOM)地面部队的作战企图。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陆军情报力量通常情况下非常依赖前线部队的作战信息,正是靠这些信息来进一步分析出敌军前沿的部署配置情况。还有一个因素是,陆军缺乏阿拉伯语翻译专家,这就使其不得不招募了将近300名科威特志愿者来承担此项工作,这些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大学学生,经过仓促培训之后便被陆军派上了战场。

  由于战场情报要素的构设十分缓慢,使陆军部队起初必须依靠国家级的情报来源。而陆军一直以来都是要依靠其战场情报资源的,作战部队抵达战场之后,陆军也开始着手部署其情报搜集手段。由于这些手段中的信号情报(SIGINT)设施可以使用,战区、军、师级的各军事情报(MI)单位都各自将其部署于前线。由于开始阶段有伊军无线电静默的影响,一旦盟军开始进攻并迫使伊军变换阵地时,陆军信号情报(SIGINT)单位就实施侦听,截获伊军作战单元的动向和识别信息。另外,陆军实施的一些电子干扰行动也会迫使伊拉克部队使用保密性较差的通信手段,这也导致伊军通信易被截获。上述这些行动帮助情报分析人员分析研究出一套更为精确的方法,来对伊拉克机动地对敌导弹进行定位。为补充军师级俘虏监禁中心,陆军成立了两个联合审讯站来进行收集和处理情报,专门针对俘虏、难民和其他自愿投诚的人员,到战争结束时这两个审讯站共处理了超过70000名敌军俘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审讯能够得到重要的战术情报信息。

  在这场战役中,图像情报仍然是最为需要的情报来源。战术指挥对图像情报的需求是无法满足的。当然,这种需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基于地图进行标绘与分析仅仅是对真实画面简单粗略的设想。两套图像侦察系统被迫投入战争,虽然这两套系统还只是处于研发阶段,其中,一是联合目标监视攻击雷达系统,这是一种机载系统,能够探测地面移动目标;另一个是无人机系统(UAV),挂载电视照相机或其它传感器。事后证明这两套系统极为成功,但是基本上只有第7军使用了无人机系统(UAVs)。为了能够分发其它图像情报,陆军情报界为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与各军之间构设了4条卫星链路。尽管如此,虽然运用了这些高效显著的手段,图像的分发仍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的通信人员每天需要运载200磅的文件送往战区内各级司令部,这些文件包括带注解的照片、叠覆之后的地图以及其它的情报文件。

  最后,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ARCENT)司令约翰•J•约素克上将(GEN John J.Yeosock)曾指出,“情报上说敌人在哪里,敌人就确实在那里,并按情报上的描述部署在那个地方……战术情报的作用的确令人赞叹。”当陆军情报取得最终成功的时候,“沙漠盾牌”/“沙漠风暴”行动还会在将来带给陆军情报新的挑战。最终,陆军情报将必需能够迅速高效地融入战役行动之中,并要能以强大的情报分发能力来保障战术指挥官。

  沙漠风暴行动结束之后,陆军也开始受到1989年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影响,随着苏联及华沙组织的解体,陆军开始撤出部署在欧洲的部队,并将其大部分部署于美国大陆(CONUS)。陆军开始重点关注兵力投送能力,即远距离多基地的兵力部署能力。陆军情报也必须要适应这种新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陆军情报提出了新型概念来保障陆军的战略兵力投送。情报行动的运行体系将会是一个复杂、精密的“系统的系统”。奠定这种体系结构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客观现实,即没有任何一级的部队能够拥有全部的情报手段并且能够保障指挥官所有的情报需求。情报体系构建的最终目标是,情报体系结构必须是无缝链接的,一方面国家级和战区级情报资源能够为作战能力提供有效的战术信息,另一方面还要能够为国家级决策者提供战略情报。依托可靠的、自动化的通信手段,战术单元能够从这个情报体系中“拉取”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同时战略和战术级情报设施能够向外“推送”关键的情报。这样的通信方式保证了情报行动的分散同步实施,一些情报设施可以直接部署到战区作战前沿,而另一些设施还可以留在美国境内或者保护起来。这就能够减小部署全部基本情报设施的必要性,并且与此同时还能够实现情报融合的连续性。

  上述情报体系新概念实现的关键组件是机动情报保障单元(DISE)。该单元是一个综合性情报小组,通过集成一整套通信与自动化能力,实现情报力量与陆军先头部队的同步部署。该单元的规模是由其所承担的任务所决定的,一个机动情报保障单元(DISE)可能是一个师级情报营的一部分,被用来保障师下属的各个旅,或者是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的一个专家小组被用来保障一支联合特遣部队。而后,如果必要的话,这个单元还能够进行扩大,从而形成全部的情报生产和情报分发能力。机动情报保障单元(DISE)能够实现各级战场指挥官对更大型情报体系的接入。

  但是,新型概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物都要改变。各级的G2部和S2部门仍然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管理着情报搜集、生产与分发活动。他们把情报设置优先级,并实现与战术行动同步保障。军师情报旅、营仍然下属于各军、师级单位,通过运用一系列搜集设施完成态势分析、目标判别和部队防护等工作。同样,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仍然通过其战区情报旅和杠杆式的战略情报设施来提供战术支援,以此来满足各个陆军军种司令部(Army Service Component Command)的需求。此外,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还仍在向陆军提供重要的职能性情报支援。第902军事情报旅是陆军基本的反情报组织,负责美国大陆上的测谎、技术性反情报行动以及反间谍行动。与此同时,第704军事情报旅还负责向美国国家保密局提供陆军密码破译人员。

  在20世纪90年代,陆军情报界将这些概念付诸于实践,主要是一系列应急事件之中。这些应急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主要是北约(NATO)组织针对南斯拉夫残存势力实施的一系列和平维持行动。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1995-2004),陆军派出一支师级“老鹰”特遣部队(TF Eagle),这支部队首次执行了停火协议,帮助实施联合援助与联合锻造行动(JOINT ENDEAVOR AND JOINT FORGE)和建立该国家。在科索沃(1999-2012),陆军派出一支旅级“猎鹰”特遣部队(TF Falcon),负责部分联合守护行动(Operation JOINT GUARDIAN)的实施,建立安全的环境。陆军还在索马里(1992-1994)和海地(1994-2004)执行了类似的维和行动。

  在上述的所有行动中,参与作战的情报部队通过部署其各自的情报单元,来完成指示与告警、态势分析和部队防护任务。同时,上级还能够提供不同规模、不同能力的机动情报保障单元(DISEs)。在1994年的“重建希望”(RESTORE HOPE)与“支持民主”(UPHOLD DEMOCRACY)行动中,旅提供了一支精锐的情报支援部队,这支部队负责保障第18空降军(XVIII Airborne Corps)分析与控制部门(ACE)的情报分析、搜集与生产行动。1995年在波斯尼亚,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的第66军事情报大队部署了分析单元,连接国家级设施的链路,以及保障多国部队司令部和美国“老鹰”特遣部队的通信系统。该大队的机动情报保障单元(DISE)在配属国家级情报机构内相关专家组之后,就成为了美国国家级情报单元的核心。四年之后,第1步兵师G2部派出其大部分的分析与控制部门(ACE)人员,来保障美国驻科索沃部队(KFOR)的指挥官。并且,该师还部署了分析和控制小组来保障美国及其盟国的各个营。背后支持这些机动情报保障单元(DISEs)的是更为大型的战区级情报防护能力和美国境内的国家级情报中心。

  除了研发保障武装行动的技术与系统之外,在后冷战时代陆军情报还增进了情报斗争的经验。随着机动情报保障单元(DISEs)与国家情报机构专家组的出现,战略情报与战术情报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这些单元结构表明,来自于国家和战区级机构的情报已经可以迅速用于保障战术行动。甚至更重要的是,情报的战术价值可能也会发挥出战略作用。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陆军情报还能够处理与多国盟友之间共享信息所产生的问题,甚至有些国家在几年之前还曾经是我们的敌人,例如俄罗斯和波兰。那么,军事情报部队的指挥官和士兵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新问题,如情报分析中的政治倾向、条约协议的遵守情况以及擅自行动等。另外,情报分析人员创建了关键人物、武器库位置,甚至车辆牌照等的列表,来代替战斗序列数据库和目标文件夹。

  这种新型情报分析模式产生的原因是新旧情报来源的混合。信号情报(SIGINT)方面,通常很重要的一点是,信号情报搜集设备必须要能够适应商用设备的更新速度。无人机(UAV)方面,无人机系统在维和行动中已被证明是优秀的情报设施,虽然无人机的出现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无人机系统本身是极为精密、所获信息也是十分准确的,它们经常被用来核实违反条约的活动或实施法律范围之外的行动。在越南战争之后一度被停用的远程传感器又被再度启用,它们在监测违反国际法行为或走私路线及保护军队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最关键的是,战术性人力情报(HUMINT)变得越来越重要。军事情报部队指挥官根据任务来组建反情报/人力情报小组,这些小组负责提供关于敌方个人、团队及其喜好等方面的信息。新成立的G2X部门开始着手管理反情报/人力情报资源,并协调相关的行动。受人力情报(HUMINT)再度倍受运用的影响,陆军情报在使用非传统情报来源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些来源主要包括国际性和非政府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往往与地方团体的联系比较紧密。

  在陆军军种层面上,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重新编配了其下属的情报力量。1995年,该司令部重新增设陆军的情报生产机构,同时关闭陆军情报局(AIA),将该局合并成立国家级地面情报中心(NGIC)。由于新成立两个拥有尖端技术的任务站点,一个位于德国的巴特艾布林(Bad Aibling),另一个位于英国的曼威斯山(Menwith Hill),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也随之转换为执行代理身份,在乔治亚州戈登堡(Fort Gordon),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组建了一个地区性保密行动中心(RSOC),其中就包括新成立的第702军事情报大队的人员(后来该大队更名为第116军事情报大队)。第513军事情报旅也迁到了戈登堡,该旅与地区性保密行动中心(RSOC)共同配合,使得战区情报旅内人员也能够参与国家性任务。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这次袭击迫使美国及其盟国开始实施全球反恐战争。这场战争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情报体系的支持,正因如此,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依托其遍及全球的情报战士及信息搜集能力,在这一体系之中占据有重要地位。当盟军于2001年10月部署于阿富汗的时候,作战行动也随即展开,行动代号为“持久自由军事行动”(ENDURING FREEDOM)。基地组织恐怖网络的头目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策划了这次恐怖袭击,而他就藏身于阿富汗的丛山峻岭之中。

  2003年3月,战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因为美国及其盟国入侵了伊拉克,其目的是迫使其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原因是认定他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支援保障这次代号为“伊拉克自由”的作战行动,第513军事情报旅起初向联合情报中心配备了人员,并负责为陆军战术指挥官提供情报。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在与其在战区的情报旅负责在各自防区内探寻恐怖活动,建立新型情报优先级来保障全球作战,并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加强情报士兵和专家组。国家地面情报中心(NGIC)从美国本地向战场传送定制的情报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工作中还有反简易爆炸装置(IED)的相关技术。并且,自2003年12月以后,情报与保密司令部还成为了聘用翻译人员的执行代理机构,到2010年,该司令部共提供了全球范围内14000多位翻译人员,精通30多种语言。

  在某些战区,陆军情报界还运用新技术辅助情报的收集与上报。在某些情况下,技术发展也促进了新的情报战场的出现。生物测定技术(Biometrics),这一依靠人们各自独有的特点或特征对其识别的技术,已经可以运用于战术行动之中。该技术主要是用于识别跟踪重点人物,这一点在镇压叛乱(COIN)行动中是很关键的。与此同时,地理空间情报也已出现,图像情报与地理空间情报进行综合之后,能够为战术指挥官提供新型的方式来实现战场可视化。也是在此时,许多已构建的情报来源手段仍在继续保障着有用的信息。信号情报(SIGINT)提供了叛乱者的网络和作战方面的信息,而通常来自于无人机(UAVs)的图像情报提供了各级需要的态势感知和重要目标设施方面的信息。文档和媒介的发掘与分析拓展了情报来源范围,尽管如此,陆军还是越来越依赖人力情报(HUMINT),这一来源的主要方式是,审讯以及其它团体联络,以此来搜集镇压叛乱(COIN)行动中无形因素的相关信息。

  直到2007年,各军、师在伊拉克或阿富汗轮流作战,通常是在战区和国家级情报资源的补充下部署利用各自下属的综合性情报部队。随着作战进程推进,陆军开始转为部署旅级部队。现在,在旅一级作战部队(BCT)层次上,就需要更为强大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来提供保障。这些新型旅一级作战部队(BCT)通常配有一个综合情报连,主要涉及人力情报(HUMINT)、信号情报(SIGINT)、无人机(UAVs)和分析设施。由于旅、营级情报官更需要监测、跟踪、定位敌军活动情况,因此旅、营级S2部门的规模有所增大,这种增大就包括S2X部门的成立,并负责协调日益增多的人力情报(HUMINT)设施。

  尽管旅级作战部队的情报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但过去的经验表明作战旅在某些情况下仍需要其它情报来源的补充。但这种补充并不是师级作战部队提供的,因为2007年3月最后一个师级军事情报营已经被取代。这种情报源的补充来自于新成立的军级战场监视旅(BfSB),该旅的核心力量是两个军事情报营,这些情报营内配有陆基信号情报设施,但其还是主要以反情报/人力情报分队为主,这些分队一般有两个连,其中一个连就是专门为加强旅级作战部队(BCTs)而设置的。第525军事情报旅于2007年9月转型为战场监视旅(BfSB),之后又有超过两个旅进行了转型。

  在陆军对上述军级情报旅实施转型之际,陆军副参谋长签令所有的空中侦察营(AEBs)全部配于情报与保密司令部(INSCOM)。这就允许情报与保密司令部能够将这些营配属给其下属的战区军事情报旅。随后,该司令部实现了对低密度、高需求性飞行设施的“基于能力”的轮转。这种轮转方式实现了航空队级的集中决策,但使得空中侦察营的执行变得分散,这种情况都出现在了伊拉克自由和持久自由军事行动中。将空中侦察营(AEBs)全部归于一个司令部统一管理,能够增强翻译人员和分析人员合力,能够更高效地运用地区性专家、国家级资源以及资金,这有利于提高其快速反应能力。

  作为加强作战旅情报力量和重组军级情报旅两项举措的补充,陆军情报界组建了几个新型组织来更好地保障战场行动。由于在镇压叛乱(COIN)行动中人力情报是一个关键甚至最为重要的情报来源,2005年4月,陆军成立了第一个审讯与盘问营,第201军事情报营。在之后的几年之中,又陆续成立了3个类似的单位。陆军情报界指定这些营专门由一个联合审讯中心(JIDC)负责。各营的人员和设备是联合审讯中心(JIDC)的核心力量,并且很容易依托其它军种的资源实现扩张。

  为能够监测简易爆炸装置(IEDs),2007年10月,陆军组建了ODIN(观察、监测、识别与失效)特遣部队。依靠一系列新型非标准的图像技术,特遣部队能够使用有人和无人空中设施来检测、对抗建议爆炸装置。这支部队编制3个连,部队中有自己的图像小组和全源信息分析人员,来对所侦察的图像进行实时检测。成立之初该部队曾部署于伊拉克,之后在阿富汗战场取得了成功。

  最后,2011年10月,第780军事情报旅在米德堡成立,其主要任务是保障美国和美国陆军赛博司令部(Cyber Commands)的作战行动,为其提供前瞻性赛博防御。该旅编制两个营,具备信号情报(SIGINT)、计算机网络作战、攻击性行动、保障全球范围内陆军和联合作战的能力,并且该旅还具备防御能力。第780军事情报旅、镇压叛乱特遣部队(TFCOIN)、第201军事情报营都是在陆军情报部队中持续创新、不断适应陆军情报需求的典型单位。

  结论

  1776年,乔治华盛顿上将写到,“情报活动对于获取敌军作战意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针对此事向大家极力建议,必须要注重采取措施……来构建信息获取渠道。”到2012年,陆军一直在遵循着开国将军的建议。在美国,情报战士能够向所有级别提供情报保障,上至国家级机构下至战场战术单元。从军级至营级的G2/S2部门负责在各自层次指挥指导其情报行动。陆军已建立15个军事情报旅或大队、40个军事情报营、73个军事情报连和1个情报生产中心。总之,军事情报成为陆军和陆军作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仍将延续! 知远/田林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211/n394773175.shtml report 52431 本文是美国陆军情报与保密司令部迈克尔•E•毕格罗所撰写的美国陆军情报简史。本文以时间发展为顺序介绍了美国陆军情报从萌芽发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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