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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再存在:论史密斯主义应用的现状和前景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本文是美国陆军上校尼克斯•内尔森2012年提交给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本文首先批判地审视了鲁珀特•史密斯关于战争模式转变的论点;其次,本文论述了美军采购战略与按照“史密斯主义”制定的国家安全政策之间的悖论;第三,作者对于美国未来战略构想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文章编译如下:

  摘要

  2008年,英国的鲁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将军认为,“战争不再存在。”他认为,自人类存在以来就有武装冲突并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国家间以编队形式在战场上展开的“工业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不幸的是,史密斯没有任何研究数据来支持他的论点。但是多数的研究发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越来越少。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国防政策也显示,国内战争是当今战争的主要类型,尽管这些国家的采购政策和军队结构并不总是与这种观点保持一致。在面临严重预算限制的情况下,美国仍将继续购买高技术船舶和飞机,其数量超过世界上其余国家采购数量的总和。在未来,美国应将其战略手段与渐增的“史密斯主义”目标相匹配,并明智地寻求扩大利用这些手段的方式,尤其是在非洲。

  战争不再存在

  鲁珀特•史密斯将军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战争的效用》(The Utility of War)中,对21世纪战争的性质和行为表现出了敏锐地洞察力。史密斯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40年军旅生涯所吸取的教训得出结论——战争的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战争模式为什么改变以及军事力量如何改变才能适用于当今的世界是其研究的主要方向。

  史密斯写道,尽管国内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但是“战争不再存在——作为国际事务纷争中关于意识形态而发生的两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不再存在。”国家不再是冲突的主角。军阀、部族、游击队/叛乱团体、毒枭—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者在当今突出的国内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世界各国不再通过在国家之间的工业战争寻求一种决定性的胜利以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与伟大的拿破仑战争或者二战战争相比,今天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少。史密斯在2007年写道,北约国家、俄罗斯、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有组织的参加国家之间工业战争的同时,还从事民族国家内战争。”史密斯进一步指出,平民的伤亡和流离失所不再是战争的附带行为,而往往是冲突的目标。

  首先,这篇文章批判地审视了史密斯关于战争模式转变的论点,通过使用国际冲突研究以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战略政策文件所反映出的对这种模式的接受程度。其次,本文将质疑美国军队现在的结构和装备是否符合新兴的“史密斯主义”式国家安全政策。第三,本文将在这个军事预算越来越受到限制以及国家威胁不断变化、不可预测的时代关于未来战略方式提出一些想法。

  史密斯论文的理论基础和支持数据

  史密斯并没有声称自己是一个战略理论家,其著作的目的也不是引入新的战争理论。相反,这本书更大的特点是作为他个人反思的产物,“……不是一种权威的研究,”更多的是“……专题讨论,而不是一个权威的历史……,”因此,本书没有引用任何战争学术研究成果,这是不幸的,因为研究成果清楚地证明在20世纪和21世纪国家间战争数量是下降的。

  史密斯巧妙地将历史、最近的个人经验与现代冲突的挑战交织在一起,来说服他论文的阅读者。在史密斯将军40年的军旅生涯中,大多数时间担任最高层指挥,这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他指挥一个英国的装甲师;1995年他在波斯尼亚指挥联合国部队;从1996年到1998年,他在北爱尔兰指挥英军;从1998年到2001年,他在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副司令官。

  凭借这些指挥经验,史密斯对于原子时代的到来以及21世纪战争模式的转变凭借令人信服的理由提出了以下六大趋势:

  1、我们的战斗目的正在发生改变,战斗是为了个人和社会而不是国家。

  2、工业战争往往是不相干群体之间的战争工具。

  3、现在的冲突正在寻求一种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完成的任务。

  4、我们争取不损失部队而不是争取实现目标。

  5、我们倾向于实施多国家集团的冲突。

  6、我们在民族国家之间战斗——在客厅和街道。

  国家间战争的消亡

  史密斯以“战争不再存在”这样充满争议和发人深省的语句作为其书的开篇。不过,他很快就提请读者注意,这一声明是为了与世界各地存在的危机和冲突保持一致。史密斯认为,各国不再对他们的民众和企业进行战争动员以建立一支庞大的、技术先进的军事力量,从而在一系列典型的拿破仑式战争或二战式战斗中获得决定性胜利。然而,史密斯的书中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工业战争,尽管这是他论点中的一个中心点。史密斯利用他在波斯尼亚和“沙漠风暴”行动中的经验来描述国际政治的转型,战争不再宣布而是直接发起攻击。多国部队基于国际决议的授权使用武力进行“干预”。现有冲突的结束也是模棱两可,例如,称为停火或者签订停火协议而不是签订和平条约。具体的实例包括:1991年3月,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停火;2000年,厄立特里亚(Eritrea)和埃塞俄比亚(Ethipias)之间为期两年的战争停火,这次战争导致70,000人伤亡;2008年8月,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短暂的战争停火。

  史密斯的中心论点是,当今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时代不同,很少涉及到两个国家。相反,战争往往发生在政府和恐怖分子之间,政府和军阀之间,政府和分裂主义者之间,总之,大多发生在国内民众之间。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附和这一观点并认为,世界各国不再是战争的主角。马丁•范•克瑞福德(Martin van Creveld)认为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定义的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过时,因为近代非国家间战争正在不断增加。爱德华•纽曼(Edward Newman)在批评鲁珀特•史密斯著作的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间战争数量少量增加,“ ……国内战争还是超过了频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最后,卡莱维•霍尔斯蒂(Kalevi Holsti)通过分析全球冲突后发现,在1941年和1995年之间,国家间战争的数量下降了了7倍,尽管国家的数量增加了4倍(从30个增加到140个)。

  史密斯在著作的前言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减少了多少?研究报告表明,从1946年以来,国内战争取代国际战争成为世界各地冲突的主要形式。然而,使用多个研究结果时必须极为谨慎,因为不同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自定义和参数有着显著地差异。

  肤浅的对比研究结果可以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研究参数往往显著不同。具体的例子包括:统计时没有包括所有的国家;因为伤亡微不足道不承认是冲突;如何具体地研究对冲突进行分类。许多研究中将人口不到50万的国家排除在外,因此只调查了约162个国家(美国国务院正式承认194个国家)。其他研究方面的分歧还包括,对于二战之后的19次殖民主义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将它们视为国内战争、国家之间的战争还是国际战争。

  此外,必须特别注意在理解这项研究以及开始与别的研究进行有益的对比之前,每个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于术语的使用以及这些术语的定义。即使是普通的“冲突”用语——“危机”和“战争”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中都可能具有非常具体和不同的含义,尤其是依靠的伤亡数字作为分类阈值时。例如,“人身安全报告项目”(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与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CSP)使用人员伤亡阈值来定义冲突。人身安全报告项目将一年伤亡人数在25人到1000人之间定义为冲突;一年伤亡人数超过1000人定义为战争。系统和平中心仅报告“重大冲突”,重大冲突的定义为直接伤亡500人或者每年伤亡持续增长超过100人。然而,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Heidelberg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earch ,HIIK)定义冲突为“……双方因为国家价值观持续一段时间和幅度的利益纷争(立场不同)……。”

  除此之外,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不使用伤亡人数而是通过定性的方式对冲突和战争进行定义。强度较低的战争和冲突根据观察到的因暴力行为损失的实际金额而不是根据死亡人数进行分类。然后,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通过它们的暴力状态和紧张程度等范畴对冲突来进行命名。其等级最低到最高依次是,1)非暴力的或潜在的冲突;2)暴力或明显的冲突;3)危机——零星的暴力冲突;4)严重危机——严重暴力事件;5)战争。所有级别又可以分为国内或者国外。但是,简单地将冲突归类为国内冲突或者国家之间的冲突无法准确的理解冲突的本质,例如,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发生的为期5天的战争,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和系统和平中心都将这次战争归类于国家之间的冲突。虽然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都是半自治地区,但是其大部分民众渴望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2002年,这些地区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复杂化后,俄罗斯开始承认南奥塞梯地区的民众为俄罗斯公民,并开始签发了数十万份护照。2008年战斗开始,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都投入了营级以及旅级正规作战部队进行战斗,并根据各自国家指挥官的命令动用了炮兵部队、海运登陆以及直升机和喷气式飞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然而,俄罗斯也武装并雇用了当地民兵组织以及准军事部队,包括来自别的省份协助清除格鲁吉亚人的哥萨克志愿者。

  国内战争的主导地位

  尽管研究方法之间存在差异,但是研究报告分析表明,目前国内战争的主导地位是自1945年以来战争连续演变的结果。卡莱维•霍尔斯蒂对从1945年-1995年的冲突进行研究后发现,“164场战争中国内战争占到了77%,武装冲突并不是针对别的国家而是针对国家当局或者发生在武装团体之间。”来自国际发展和冲突管理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CIDCM)的格尔(Gurr)、马歇尔(Marshall)和科斯拉(Khosla)发现,20世纪后半叶社会冲突大约是国家间战争的3倍,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冲突增长了6倍。从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所发布的2009年度“冲突晴雨表”中可以发现,在1975年和2009年之间发生的绝大多数高强度冲突(定义为严重暴力危机或战争)是国内战争。事实上,所有的31个高强度暴力冲突以及112次危机(定义为零星的暴力冲突)级别的冲突中有106次是国内战争。除此以外,相对于每年发生35次国内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仅为3次。

  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国家之间的冲突消亡非常惊人,平均每年只有1次。国际发展和冲突管理中心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新冲突的数量一直比较低,一年从来没有超过3次。自2000年以来,已经有5年没有出现新的冲突。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10年时间可以目睹这么多年没有爆发新的冲突。

  但是,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种趋势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没有人知道这简单的答案,并且预测未来的行为充满风险。当前和未来冲突的起因包括:缺水;有争议领土的自然资源;贫困;地方军阀的扩张和崛起;种族纷争;周边地区的叛乱团体战斗;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鸿沟;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国际干预。然而,这些问题或不安不是事先决定战争的必然结果。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解决每一次冲突,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后普遍能够找到和平解决的方式。然而,这些国际努力的“成功”程度都存在差异。在国际刑事法院做出有利于喀麦隆的裁定后,尼日利亚撤离了石油资源丰富的喀麦隆巴卡西半岛,这件事情完全和平解决了。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地区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却不太成功,该地区的冲突和暴力仍在持续。最后,塞浦路斯的政治解决方案仍然在搁置,因为1964年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存在。虽然这方面努力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应该继续发展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并越来越成熟。国际发展和冲突管理中心的埃里卡•弗朗茨(Erica Frantz)发现,独裁政府以及民主独裁政权(民主和独裁混合状态的政府)发生政变、内部或外部战争的风险比民主政府高出大约三至四倍。

  大部分学者认为,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崛起(那些持续10年或更长的时间)是国家之间以及国内战争全面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稳定的民主国家有一个更大的机构能够通过接收、整合并制定法律去纠正不满和不公并应对气候变化,从而防止国内紧张局势升级。民主政治也使民众可以有机会去选举将代表他们意见的官员,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外部冲突。1978年,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比例超过2:1。1992年,全世界有78个民主政体和40个专制政权;2007年,全世界有94个民主政体。

  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的国际干预往往也在有效地降低冲突发生的频率。政治机构,例如联合国、欧盟、北约和非洲联盟(AU)正在冲突多发地区部署日益增多的维和人员,以防止国家之间或者国内的冲突升级。例如,联合国在以色列、塞浦路斯和西撒哈拉的维和任务;欧盟部队在科索沃和乍得(Chad)的维和任务;非盟在苏丹南部和索马里的维和任务。国内战争导致地区不稳定并有可能升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如,几十年来,多个武装团体发起或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冲突,这些武装团体分别受到五个邻国的支持。因为政府军会针对逃离团体或者避风港发动跨境袭击或空袭,所以存在国内暴力蔓延到邻国的风险。其结果是在2011年11月,美国和非盟军队分别致力于打击这些群体之一——圣主抵抗军(the Lord’s Resistance Army,LRA)。圣主抵抗军目前在乌干达、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作战,自1987年该组织成立以来一直在这些国家之间轻松流窜。

  现任国家安全政策和战略的各种例子

  最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政策以及规划学说反映其受到了鲁珀特•史密斯战争模式转变学说的全面影响,从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转向了经久不衰的各种各样的、新兴的国内冲突。美国的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确认了这一模式变化,发现“ ……它作为唯一甚至主要的估算、定型和评估美军模板对于‘重大地区冲突’不再是适当可言。”美国的2009年美国武装部队的联合条令声称,“非常规战争(IW)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而普遍的作战形式。”该出版物进一步阐述了美国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准备一场最有可能发生的反对军事强国的大规模战争,还是为这些已经发生改变的‘战争形势’构建军队。

  最近由于美军意识到世界冲突中威胁和参与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美国的军事理论在描述战争和国家安全威胁时开始使用术语“混合威胁”。领导人们试图通过多年来在伊拉克、阿富汗、菲律宾和也门频繁的作战经历获得的正确的选项,创建一个更准确和更加合理的战争术语。陆军作战条令定义混合威胁“是一种为了实现相互受益的目标,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恐怖势力、犯罪分子的多样化和动态结合,或者这些力量或者元素的一体化组合。”另外,混合型威胁可能涉及到国家或者非民族国家行为者。虽然术语混合一词意义宽泛、充满弹性和包容性,但是美国的作战条令已经继承并发展了史密斯将军的观点,即现代战争和安全的重点不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然而,将如稍后讨论的那样,美国的采购计划和部队结构并不能反映这种国防政策的演变。相反,美国将增加其先进战斗机的采购量,这些战机已经显著超过了其常规需求,同时削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面人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Dempsey)将军2012年作证时说,美国军队“……将不再为大规模的、长期稳定的作战而努力。”

  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德国和中国的国家战略政策和理论反映了史密斯将军的学说——在今天的作战环境中,非国家行为者和国内冲突占有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俄罗斯表达了一种更全面但仇外的见解,因为他感知到了来自北约、分裂主义运动、恐怖分子、网络攻击的威胁。

  英国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为今天的环境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描述了从前苏联和华沙条约存在的威胁到今天无数复杂威胁的过渡,包括恐怖行动、网络攻击、利用核、生、化武器发起的非常规攻击。英国最顶尖的防御重点是保护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来自“基地”组织和北爱尔兰的恐怖组织的反恐能力,以及网络安全方案的制定。因此,北莱茵地区的所有英国军队,大约20000人,2015年将从德国永久调防。此外,国防部将在2010年至2015年实施大规模的预算削减,削减除特种部队之外的所有部门的常规武器以优化资源配置,特种部队为抗击恐怖主义将获得额外的装备。削减包括退役100辆坦克,取消鹞式战斗机─这是皇家海军唯一航空能力─削减海军水面战斗舰艇(从24艘削减到19艘),削减一个装甲旅。2015年以后,削减仍将继续,在经过短短三年的运营之后,两艘新建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之一将在2019年封存。

  澳大利亚2009年《国防白皮书》(Defense White Paper)对于其国家安全威胁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由此产生了战略和资源的优先次序,并阐释到2030年澳大利亚战略面临的风险。白皮书认为外国军队以足够的力量发起进攻来威胁澳大利亚国家政权方式的可能性目前非常遥远,而且也没有发现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将构成这种威胁。此外,澳大利亚领导人部分认同了史密斯的观点,国内的冲突将“……是一个持久的功能,以及最常见的形式,在2030年之前…… ”然而,他们写道: “ ……判断国与国之间包括超级大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被淘汰了还为时过早。”

  遗憾的是,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一份部队战略完全不匹配白皮书中提出的安全威胁。政府采取了“战略对冲”政策——平衡机制——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世界事件面前,以及空谈分子带着批判和需要重新平衡眼光审视现有能力的时候。因此,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主要作用仍然是“……从事对其他军队的常规作战能力……[和]……发展一种力量满足威慑并击败对于澳大利亚攻击的主要责任。”为了做到这一点,澳大利亚选择的国防政策实际上是基于建立海上控制的海上战略和空中优势。澳大利亚未来将优先采购12艘潜艇、3艘防空驱逐舰、8艘护卫舰、24架海军型作战直升机、100架联合攻击战斗机。

  2008年南非的国防白皮书称,日后的长远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不能确定。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武装冲突发生在国内而不是国家之间。”因此,南非的国防预算优先用于人员工资、培训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削减海军的航行时间以及空军的飞行时间(2011年每名“鹰狮”战斗机飞行员仅飞行10小时)。

  德国2011年《国防政策指南》(Defense Policy Guidelines)表明,“使用常规军事手段直接威胁德国领土仍然是一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如今,不断涌现的风险和威胁首先来自正在失败以及已经失败的国家、国际恐怖主义、恐怖政权和独裁政权的行为……。”德国的2006年《国防白皮书》响应了美国的混合战争概念,描述安全挑战为“……新的和越来越复杂的……”并提到了国家内部的冲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但却发现国际恐怖主义“……对于安全最直接的危险是跨国网络中系统犯罪。”德国为军队列出的第一个功能是“国际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因此,德国将其大部分军队过渡到“稳定部队”。稳定部队能够在低到中等强度跨国作战中运作,他们的人数将超过能够参加高强度作战的应急反应部队,稳定部队和应急反应部队的比例为2:1(分别为70,000人和35,000人)。

  中国的观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描述了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包括不断发展的恐怖主义、核扩散、网络攻击。预计中国的国防支出仍然以每年18%的速度继续增长,主要用于以下事项:1)提高军队人员的工资和生活条件;2)增加非战争军事行动(非传统安全威胁、反恐、人道主义,以及抢险救灾);3适度增加高科技武器装备的资金。中国寻求通过经济而不是军事手段增加其国力。中国采办现代化武器是适当的,与其他经济强国,例如巴西和印度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指出,中国最近采购了俄罗斯的航母对地区的稳定造成了威胁。对中国航母能力的过度夸张非常具有误导性并且也太自私自利。首先,中国只是亚洲航母俱乐部其中的一个成员,印度运营类似规模的航母已经几十年,并打算在未来六年中获得两艘类似规模的航母。其次,中国的新航母是美国11艘航母其中一艘的一半大小,只能搭载29架固定翼飞机-几乎没有区域威胁。

  最后,2010年的俄罗斯军事学说描绘了国家面临的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威胁。“主要的外部战争威胁”包括:来自北约的威胁(排名第一);俄罗斯领土接壤地区的外国军事特遣队;对于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国际恐怖主义。主要的内部军事威胁是“对俄罗斯联邦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然而,由于隐形消费(行业补贴)的故意歪曲、不合理的政治承诺以及诈骗(被盗的国防开支高达20%),很难获得俄罗斯的军事学说与支出之间任何有用的关联。俄罗斯国防委员会宣布,在2010年至2013年之间,它将增加支出60%。采办的优先事项非常传统,包括陆基和海基洲际导弹、战斗机、潜艇和其他海军舰艇。

  我们不再发动工业战争

  现在头条新闻中充斥着冲突事件,这些事件涉及非国家行为者,例如真主党、土耳其库尔德人、车臣人、非洲海盗,或者叛乱团体,例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这些事例证明了非国家行为者的普遍性以及国内冲突的频繁。尽管如此,史密斯通过上述一些国家安全战略和实际采购预测的脱节,正确地判断出,今天的西方军事势力仍然坚持工业战争的概念。他在讨论装甲战的同时举例说明了这个悖论。

  坦克体现了发动常规战争必要的技术以及产生这种武器的工业能力。昂贵的坦克拥有日益增长的技术并且装备了大多数军队。世界各国为了坦克的机动性、火力和击败其他坦克的能力而购买坦克。然而,今天他们很少使用大编队对付其他装甲部队。事实上,史密斯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最后一次装甲部队的大编队作战发生在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但在2011年,美国仍然拥有6,242辆M1主战坦克以及超过8,800辆处于储备/存储状态的M60坦克。

  根据史密斯的理论,拿破仑战争创立了现代工业战争的体制和理论基础。拿破仑动员他的民众使用各种资源去组建(并重建)他的大军团,这些军团被组织成机动并且高效的能够独立行动的多兵种合成武装兵团。克劳塞维茨在后拿破仑-普鲁士时代进一步改善了野战部队,通过更有效的专业培训和辅助支持,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国家工具。50年后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战争,双方充分调动他们的资源(人口、工业和技术)来支持战争。史密斯写道,“内战还建立了美国的战争方式,这次战争清晰的表明,工业能力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拉塞尔•韦格雷(Russell Weigley)在他的名著《美国的战争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War)中声称,美国更喜欢一种主要通过集结军人和技术先进的武器发动的歼灭战战略。马克斯•布特(Max Boot)评论这种观点认为,南北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依靠的不是战术或战略,而是人多势众——战争可怕的破坏力只有充分调动高度工业化的民主体制才能够承受。

  科林•格雷(Colin Gray)写道,美国的财富为美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创造了条件。根据格雷所说,一旦进行动员并开始武装军队,美国打的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不像比较贫穷的国家“被迫节衣缩食发动战争。”美国战争方式的核心是强调火力超过机动作战,倾向于更直接而不是间接的策略。美国的“震慑”活动涉及精确地空中打击、数以千计的远程火箭弹和炮弹,2003年入侵伊拉克集中体现了这种心态。美国运用压倒性的火力的目的不仅是要迅速地打败敌人,而且还要将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美国超强的火力可能部分地解释交火中极低的伤亡数量,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阵亡148人(非战斗死亡138人),2003年首次入侵伊拉克时阵亡84人。

  美国在二战期间发现并树立了它的工业超级大国地位。美国进行了战争动员并承担了民主国家军械库的角色。美国生产了超过297,000架飞机,86,000辆坦克和8,800艘海军舰艇。美国人越来越习惯在新闻片中看到,1,000架美国轰炸机在德国的天空中实施轰炸以及由几十艘搭载数百架飞机的航空母舰组成的太平洋舰队。美国人开始相信并期待其武装部队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最先进的装备。这种期望历来如此,如同19世纪40年代一样。

  通过每一项措施,美国国防部已经接受了这个工业战争的传统,并创建了一个庞然大物。美国强大的——有些人会认为过于强大的——国防预算已使美军配备了绝对压倒性数量的尖端高科技武器。2010年美国国防预算为6930亿美元,是排名其后的6个国家(中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国防预算再加上印度国防预算的两倍。这一年,美国拥有6,242辆一流的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一数量是中国现有的现代化和老式坦克的2.5倍,是俄罗斯所有坦克总量的4倍。美国有3,224架第四代战机,是俄罗斯和中国第四代战机的总和。此外,美国还是世界上唯一装备第五代战机的国家。它目前拥有168架F-22“猛禽”战斗机——仅比英国皇家空军战术飞机的总数少21架。尽管在数量和技术方面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美国从2012年开始将采购超过2,400架第五代F-35“闪电2”联合攻击战斗机(JSF)。事实上,在这个国防预算大幅萎缩的时代,F-35“闪电2”联合攻击战斗机采购计划是“国防部最大的采购计划。”。

  此外,美国还装备了1,404架攻击直升机——英国装备了66架。美国海军拥有11艘做好战斗准备的航空母舰,而世界其他地区合计只有4艘排水量更小的航母。由538架空中加油机组成的美国加油机机群超过了法国空军328架飞机的总数。最后,美国拥有239架用于执行战略侦察和打击任务的重型无人驾驶飞行器——世界上其他国家共计拥有12架。

  显然,美国充足的国防预算为国家的军队提供了充分但超过实际需要的坦克、攻击机以及海军资产。然而,美国的工业战争心态、根深蒂固的政治采购决策以及军种部门之间的文化偏见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阻力,阻止美国的《四年防务审查》和联合作战条令去响应新的和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例如,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为了将F-22“猛禽”战机的产量限制到187架以便将资金转移到更高优先级别的国防需求,他与国会议员和工业游说者打了一场持久战。2009年7月,盖茨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做出这个艰难但坦率的决定,那么我们将如何适应正在日益变化的威胁环境?”除此之外,此外,盖茨反驳了美国空中力量的霸主地位遭到军事威胁的问题,他强调2025以后与任何国家或者这些国家的联盟相比,美国的空中力量仍然持续保持技术和数量上的优势,尽管中国的军事能力不断增长。此外,他说,“中国差不多直到2025年仍不能部署类似的飞机,而那时候美国将装备超过1700架F-35联合战斗机……。”

  史密斯认为,国防部长盖茨的观点绝对是正确的,而他的对手的思维不再反映现代战争的性质和特点。不像在拿破仑时代和世界战争期间,“ ……战争不再是一种单一的提供确凿政治成果的重大军事决策结果。”相反,史密斯主义的预测的第三个主要趋势表明,世界各国加入冲突正在寻求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个人和社会环境。例如,促进民主、防止集体大屠杀、确保少数民族的权利、减少贩毒活动、推动国家建设和消灭恐怖分子。如果史密斯主义预测的六大趋势都是有效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将几乎不再存在,这很难设想工业战争如何准备才能够轻松地完成这些任务。在当今世界,军事工业复合体和某些军事领导人是否承认它,大多数政治家寻求使用他们国家的军队“……从事人道主义和维持治安的任务,但是这些军队既没有进行训练也没有制定计划。”例如,美国军方经常成为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常客。2012年,美国对海地(Haiti)进行了“富有同情心的入侵”,为这个遭受大地震蹂躏的国家提供援助。美国转换了一支海军特遣部队的任务,在航母的带领下,雇用了近万名军事人员在海地参加救援或者在军舰上从事支援行动。

  当然在过去的二十年,美国作为一个多国部队的组成部分实施行动显示了其风险规避的倾向,这完全符合史密斯主义所预测的当今冲突的两种趋势。所有重大的行动的实施,美国都是作为多国部队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科索沃战争(联合北约);“沙漠风暴”行动(联合25个国家);伊拉克战争(联合英国和澳大利亚);阿富汗战争(联合北约);利比亚战争(联合北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然而,多国集团往往限制了武装部队的使用,这些军队只能实施那些各组成国达成共识的行动。此外,由于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取得有意义的共识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即使达成共识,各成员国对于自己国家部队的使用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地面部队仅限于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空军的飞机仅限于执行空运任务并禁止攻击地面目标。风险规避情绪也限制了军事力量的使用,各成员国防止行动中的伤亡——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任务的成功。托马斯•梅肯(Thomas Mahken)发现美国的政策为了保护士兵免受攻击,频繁地在小规模战争以及维和行动中干扰盟军的行动,例如在波斯尼亚(Bosnia)和科索沃。他指出,欧洲官员戏称美国军队为“忍者神龟”,因为他们即使在低威胁的情况下,也被要求佩戴头盔和防弹衣。

  现在,我们在国家内部作战

  史密斯主义的第三个主要观点是,战争将发生在国家内部。

  国内战争与国家间战争不同,没有明确的战场和作战人员区分,街道、房内和田野上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都在战场上。军事接触可以随时实地发生,在平民面前、针对平民、保护平民。

  历史上有很多发动国内战争的实例,特别是在最近的历史中。在2003年和2010年之间,超过108,0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于伊拉克战争/叛乱。研究人员用图表的形式详细描绘了2010年伊拉克国内战争中4,045名平民伤亡情况,联军和伊拉克部队造成113人死亡,与此同时,反占领部队、爆炸或“日常恐怖主义”导致3,932人丧命。在2012年3月短短四天的时间里,哈马斯从加沙地区向以色列南部城市地区发射了400多枚火箭。在2012年1月的头两个星期,叛乱团体博科圣地(Boko Haram)杀害了250名尼日利亚人,自2009年以来,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35人。在1994年的政府种族灭绝活动中,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估计有80万卢旺达人被杀害。

  此外,恐怖主义和游击战经常被援引作为战争最近地事态发展,实际上它们是一种古老的作战形式。恐怖主义往往被错误地描绘成在历史上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相链接的新发现,但这是不正确的;恐怖主义既不是新出现的事件,也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专属权限。1946年,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King David Hotel)引爆了炸弹,杀害了91人。策划这次行动的恐怖分子是激进的犹太人,他们通过攻击英国政府的意志以及引起关注并成为媒体的焦点来寻求建立以色列国。历史上恐怖主义事件还包括:1605年,在英格兰试图刺杀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火药阴谋”;1859年,美国约翰•布朗( John Brown)突袭哈珀斯费里小镇;1866年至今三K党臭名昭著恐怖活动;在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袭击;1994年,蒂莫西•麦克维制造的俄克拉何马州联邦大楼爆炸案。

  仅在19世纪游击队活动的例子就包括:英国人针对布尔人的战斗;美国与菲律宾游击队的战斗;1898至1902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联邦军队与同盟军之间的游击战争。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联邦军队联合废奴派游击队员(jayhawkers)与同盟军方面的游击队员(bushwhackers)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862年,南方游击队为了阻止联邦军队入侵南方,他们在阿肯色州非常频繁地袭击军事补给线和补给单位。1863年,一个名为“昆特里尔的突击队”(Quantrill’s Raiders)反叛游击队制造了臭名昭著的堪萨斯州劳伦斯大屠杀而遗臭万年,他们杀害了182名男性平民并烧毁了185栋建筑。

  历史上也提供了大量的代理战争实例,这些代理战争都是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通过资助第三方(游击队、反叛分子、部族)发动的。例如,发生在1700年早期和中期的法国和印度之间的战争中,英国和法国都征召了美洲原住民作为他们的侦察兵、向导以及北美边远地区的突击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采用雇佣了传奇人物T•E•劳伦斯(T.E. Lawrence)领导阿拉伯部落在地中海东部及沿岸诸国(Levant)开展游击战争反对土耳其人。

  最后,在人口中心持续开展的残酷战斗也并不是一个新现象。1204年,基督徒首次抢劫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又遭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劫掠。在1649年英国内战期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围攻德罗赫达(Drogheda)后毫不留情,造成约3500人死亡。二战期间,在市区的主要战役导致数以十万计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列宁格勒(750,000人),马尼拉(100,000人)和柏林(约125,000人)。最后,一个更近的例子是1968年在顺化市(Hue City)的春节攻势中“……有组织地屠杀了至少2,810名平民……也可能多达5,700名……。”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一切迅速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媒体所采用的技术能够将这些可怕的经历展示给世界各地的人们,而不是局限在某些地区。军事冲突所造成的人类苦难的故事和图像可以瞬间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意愿来源并推动行动的实施。关于重大的友军伤亡、平民伤亡和大规模破坏的报告也可以对武力的使用产生“制冷效果”。

  2011年利比亚内战——“史密斯主义”案例研究

  最近在2011年10月发生的利比亚内战是史密斯新战争模式的现实体现。首先,利比亚冲突并不是动用其完整工业能力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相反,它是忠于卡扎菲的部队与支持班加西政府组织松散的叛军之间的国内战争。攻击利比亚政府的大部分部队是轻型武装的,他们最初没有统一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他们与利比亚的警察和军队作战以推翻卡扎菲的统治。北约代表联合国介入“ ……保护处在攻击威胁之下的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包括班加西……。”

  其次,这是一次由联合国批准的、通过北约部队使用极度规避风险手段实施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北约在行动中最大程度的依赖技术手段,以降低武装部队成员的风险并减少平民的意外伤亡。北约的战争工具包括:通过潜艇以及近岸安全水域的舰艇发射的巡航导弹(在敌对行动的第一天共计发射了112枚);从25,000英尺高空实施的精确轰炸;来自无人机的导弹打击。在地面作战任务中拒绝使用地面部队(虽然在后期的战斗中,英国和法国在地面部队中派遣了一些军事顾问,以协助叛军和反政府武装的地面行动并协调空袭支援行动)。

  第三,虽然很难证明,但是媒体为叛军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阿拉伯之春”运动连续数月的报告使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门陷于民众大规模抗议独裁政府游行活动之中,并且使利比亚民众获得了全世界观众的同情。新闻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世界各地的作战图像,频繁地报道在小城镇和村庄造成的破坏以及死亡数字。卡扎菲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全国讲话,他称呼这些示威者为“蟑螂”,并呼吁他的追随者走出去在他们的窝点攻击他们,“挨家挨户地打扫利比亚”,这些言论激怒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当战争蔓延到班加西及其70万居民时,奥巴马总统通过命令美军采取行动做出了回应。奥巴马认为有必要对利比亚采取行动,因为卡扎菲的“……残酷镇压和一个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指责利比亚政府对平民的大屠杀和绞刑,导致存在数以千计的难民逃亡到邻近国家的可能性。根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Susan Rice)所说:“美国担心今年早些时候在利比亚的大开杀戒会发展成为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的翻版。”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美国开始进行干预很快就导致了政权更迭。

  利比亚战争只是鲁珀特•史密斯描述的战争演变的最新例子。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国应该认真地审视这次行动过程,确定国家安全目标(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方式),以及所需的资源(手段)。美国也不再拥有多余的资金来维持自己“富人战争”偏好的采购手段。在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紧缩的时代,调整战略、武器采购以及国家目标和军队结构必须进行严格的评估。过时的战略必须修改、重新分析,多余或不必要的军队结构和武器系统必须无情地削减或淘汰,在必要时,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需要完成资源转移。

  前进的道路

  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威胁并非是来自外国的威胁,而是由这些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以及美国联邦配额支出成本上升导致的国防开支压力。

  国防部几年来的财政拮据为美国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使其武装部队更好地与鲁珀特•史密斯的国际安全模式保持一致。美军的最大风险是其正在构建的军队结构不能适应环境,不能在二十一世纪的新世界履行其使命和职能。作战部队之间的力量构成,特别是重装/机械化旅;支援部队的持续保障以及随后的现役和后备/国民警卫队部队之间的平衡是两个关键因素。首先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军队结构应对混合威胁和国内冲突的能力更强?

  最近的预算削减迫使美国开始重塑其武装部队。美军取消或者延迟了几项重大的武器装备采购计划,同时将削减近10万军职人员。在未来的十年中,额外的预算削减几乎可以是肯定的,这迫使美军关于部队的规模、组成和职责做出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决定。除此之外,美国应更积极地加强伙伴国的能力,以满足当地和区域安全要求。

  战略采购建议

  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高级领导层尚未决定针对已知的预算削减,武装部队将如何进行削减或者重塑。未来的削减极有可能使预算编制进一步复杂化。但是,很显然,所有军种的人员、装备、训练以及采购资金都将被迫进行削减。最初的公告表明,一些采购和部队结构决议的变化似乎违背了美国的战略政策和军事学说。

  值得称道的是,美国的军方领导层在某些能力过剩的领域进行了合理的削减。美国陆军在未来三年将停止建造新的坦克,甚至也不升级现有坦克。海军正在削减或延迟一些舰艇的建造。空军取消了两个小的项目:一个是“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计划;另一个是C-27双引擎战术运输机计划。美国正在为打击恐怖主义的特种作战以及地理区域部队调整增拨经费。重新部署部队有很多好处。这些从军事行动中撤离的部队为地理(区)性作战司令部司令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力量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单位将获得显著的区域经验。然而,尽管预算显著削减,但是美国仍在具备压倒性优势的区域继续采购昂贵的武器系统,例如,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领域。

  美国在战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无论是技术和数量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未来几年将采购超过2400架第五代战斗机——F-35联合攻击战斗机。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它具备能够减小雷达目标显示的“隐形”能力。它可以使用最先进的弹药攻击地面目标,同时还能够在空中格斗中击败任何飞机。它被称为战斗机中的“保时捷”(Porsche)。然而,在许多国内冲突中使用F-35战斗机就像驾驶保时捷高级跑车前往杂货店……它可以载你到达那里并运输杂货,但是更便宜的车辆也许更适合这样一个普通的任务。

  我们为什么需要超过2400架F-35联合战斗机呢?美军能否采用更经济的飞机组合仍然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呢?例如,F-15C“鹰”式战斗机,美国多年来首屈一指的制空战斗机(空对空战损率高达95:0),这些战机可以通过升级将其服役寿命延长到2030年以后。400架F-15战机的发动机、结构和航电升级成本约30亿美元。然而,美国将花费这一数额的6倍在2012年购买19架F-35联合战斗机。每架F-35联合战斗机的目标成本是1.09亿至1.43亿美元飞机,这取决于它是空军、海军陆战队还是海军版本。2011年,这些飞机的全年成本超支7.71亿美元或者每架飞机超支2750万美元。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可能面临的国内战争中,F-15C战机比F-35联合战斗机更适合空军。因此,当精心搭配的“福特”(Fords)和“大众”(Volkswagens)以及少量的“保时捷”完全可以实现国家目标时,美国空军继续坚持拥有完全由“保时捷”跑车组成的超豪华车队是否合适呢?

  美国军队还打算花费数十亿美元扩展其已经过剩的直升机机群。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和攻击直升机机群,但它计划在现役部队中建立第13战斗航空旅(Combat Aviation Brigade,CAB)。国防部2012财年预算提案为第15个战斗航空旅的装备编列了资金,将其作为《陆军现代化计划》(Army Modernization plan)的组成部分。2008年,陆军航空部队主管蒙特(Mundt)准将说:“从头开始组建一个新的战斗航空旅需要37亿美元并需要3到5年的时间。”

  组建第13战斗航空旅受到越来越多的高级国防领导的支持,这主要是因为自2003年以来航空兵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支援行动中部署率持续增长。2011年陆军态势报告(Army Posture Statement)认为,组建第13战斗航空旅“…… 将减轻航空部队的压力并支持海外应急行动的作战部队提供额外的资产。”然而,通过终止在伊拉克的行动以及迅速降低在阿富汗的行动并在2014年完成撤军,作战部队的压力已经得到缓解。陆军现役部队拥有11个战斗航空旅、陆军国民警卫队拥有4个战斗航空旅的同时,耗资37亿美元组建另一个战斗航空旅很难自圆其说。每个战斗航空旅能够支持3到5个旅级战斗队(Brigade Combat Team,BCT )。因此,目前的11个现役战斗航空旅能够支持32个现役旅级战斗队未来部队。此外,在2014年后,在伊拉克或阿富汗将不再部署航空旅,所以这15个战斗航空旅不足以满足未来应急行动需求的说法很难立足。

  如果没有对最小的美国武装军种——海军陆战队至少进行简要的评价,那么讨论关于能力过剩和冗余的“正确”决定将是不完整的。美国的这个“小”军种在许多方面都比德国的陆军和空军的总和还要大。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役部队比德国的海军陆战队多22%。海军陆战队的作战飞机比德国空军多68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比德国联邦国防军、空军和德国海军的总和多200架。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了600多门大炮(虽然是牵引火炮而不是自行火炮),加油机的数量是德国空军的五倍,电子战飞机的数量甚至与所有德国军队电子战飞机的总数相同。但在缩减预算的时候,有没有时间来审查这些过剩的能力并对海军陆战队、空军或陆军的部队结构进行调整呢?

  采购武器和装备(手段)只是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但由于政治游说、国内的就业需求以及美国重火力军事传统,领导成员之间往往花费过多的心思和精力,经常以牺牲发展良好的长期地区安全战略为代价。

  合作伙伴能力建设——非洲的例子

  对于美国来说,非洲长期以来一直属于低优先级别区域,这可以从美国每年拨付给非洲的微不足道经济和军事援助资金反映出来。不过,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美国对于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军事、人员能力的发展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非洲迫切需要各种政府一体化的援助以及加强经济发展,并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脆弱或失败的国家。没有任何地区比非洲大陆更清楚地体现或者更易于理解混合威胁的概念。显然,如果美国希望将实践史密斯主义军事战略与近期国家安全报表相提并论,非洲是一个存在可能性的地方。

  不幸的是,非洲是一个非常贫困、饱受战争蹂躏的大陆,并且这种状况还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的国家能够始终如一地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和基本服务。与世界上任何地区相比,非洲存在更多的冲突和危机。2010年战略和平中心研究发现,发动或者升级国内或者国家间战争是非洲最大的危险因素。在8个极其脆弱的国家中,其中6个国家在非洲,在19个高风险国家中非洲国家占了16个。这些高度脆弱的国家进一步导致冲突的产生和地区的不稳定,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地区。2009/2010年人类安全报告发现,“……自2002年以来非洲绝大多数非国家之间的冲突发生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发生的非国家间冲突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区非国家间冲突的总和。”

  这些国内冲突和危机主要使用无处不在的AK-47步枪、火箭助推榴弹、安装了机枪的丰田车等装备进行战斗。然而,即使这些低技术含量武器也经常战胜非洲大陆上无数脆弱的资源(经济,军事,政府)匮乏的国家。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跨越国界逃离到邻国建立了半永久性的帐篷城市并居住在那里,不稳定和疾病往往会蔓延到邻国。随着政府军跨越国界追捕叛乱分子或同时进行袭击或空袭避风港中叛乱分子训练营,暴力也随之蔓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联合国的15个维和行动中有7个部署在非洲,但是军事能力仍然不足。

  整个非洲的稳定和安全性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洲不仅拥有美国国防目的所必需的天然稀土矿物和储量巨大的石油,而且许多非洲国家的地缘战略位置,为美国的战略家在确保美国本土、国外的美国公民以及国际贸易的安全方面提供了机遇与风险。遗憾的是,非洲地区的不稳定和冲突存在没完没了的最大可能性。其结果是,美国一再发现又一系列危机的反攻。自1991年以来,美军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独自实施了31次应急行动。这些应急行动包括:1996年,援助逃到乌干达的卢旺达难民的人道主义行动;2003年,从利比里亚疏散非战斗人员;在非洲之角正在进行的反恐活动。在索马里海峡亚丁湾击败海盗,并且几内亚湾仍然是美国保护美国-非洲贸易的战略重点,自2000年以来美国-非洲贸易额增加了四倍,预计2020年双方贸易额将达到1130亿美元。这种贸易是非洲区域和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支持美国关于非洲的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

  认识到这些事实,2008年,美国组建了美国非洲司令部(AFRICOM),这是一个更加专注于美国在非洲利益的综合作战司令部。非洲司令部的使命是加强非洲国家的防御能力以及非盟的有效性。这些偏见令人非常遗憾,因为非盟是一个非常权威、非常成功的区域组织。

  非盟经常展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去采取行动促进整个非洲的稳定和人权。非盟最近的一些行动包括:2003年干预布隆迪(Burundi)秩序的设置;2005年,干预多哥政权颠覆;2008年,干预毛里塔尼亚政权颠覆;2008年,干预马达加斯加政权颠覆;2010年,终止了尼日尔的政权颠覆;2010年,非盟介入了科特迪瓦的非民主行为。11月份,非盟宣布圣主抵抗军为恐怖组织,并授权一支5000人的非洲部队采取军事行动消灭这一组织。

  非盟坚定地致力于使用成员国的资产预防和解决区域一级的冲突。然而,大量脆弱的国家、非洲大陆的整体经济疲软以及军事资源地缺乏严重阻碍了非盟的战略和运作效果。不知道哪一年,52个非盟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能赶上荷兰。非盟2011年的预算只有260万美元,但其成员国只能提供这一数额的40%。此外,经济财富集中在五个成员国提供的所有非盟收入的75%。

  当非洲的普遍不稳定出现时,军事和警察部队地快速干预已被证明是一个极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卢旺达大屠杀之后,联合国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一支只有5000名士兵组成的外部力量可以在早期阶段干预和停止这次屠杀。”几次最近发生的冲突包括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表明,一个旅的兵力实施地早期干预(冲突开始后7-14天)可以平息冲突或防止冲突升级。因此,发展非盟的快速部署能力可以改善非洲的稳定与安全。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管理的井井有条,也可以缓解甚至消除很多经常导致冲突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然而,尽管经济发展有可能消除经济和社会原因引发的非洲冲突,但是脆弱和腐败的政府常常挫败这些努力,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花费数十亿美元后已经重新发现了这一问题。不幸的是,非洲冲突的风险一触即发需要迅速解决,从而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走向成熟。

  非盟成立于2003年,组建了5个旅级非洲备用部队(African Standby Force,ASF),其中一个多国旅来自非洲五个地区。这些部队打算先于联合国进行部署,例如,他们最近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以及索马里执行非盟任务。非洲军队(成建制的平民、政治和警察部队)快速反应的主要动机是“防止另一次卢旺达大屠杀发生……,”绝不允许严重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发生。然而,非盟希望组建并运用非洲备用部队,继续改善其指挥和控制能力,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洲以外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持,来训练和装备这些区域旅级战斗队。

  专注于西非地区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为非洲提供了培训、援助项目,对非洲进行帮扶。也许在同一时间把资源集中到一支区域部队而不是将资源分散更加有利,因为资源分散后的力量如此薄弱以至于不能完成任何部队的训练。一些国家提供了双边援助并对非洲联盟部队进行了训练。法国和英国与西非有殖民关系,它们在马里、尼日利亚和加纳已建立了培训中心,并将资金优先用于维和行动部队部署之前需要的训练任务。目前的挑战是协调和匹配各种非洲国家之外的资金与非盟国家的培训目标。美国应该开始加强军方对军方的训练,提高单兵技能,并在西非增加国务院的援助促进民主进程。

  目前有几个原因可以证明,为什么美国应该首先开始努力组建强大的东非备用部队(西非已经组建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备用部队,ECOWAS-ESF),并在同一时间集中最好的资源在一个非洲地区并更迅速地生成能力。应该在最好的区域部队开始努力并且逐步减少糟糕的区域部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备用部队正在体验作为非盟的“走出去”部队。改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备用部队的后勤能力和单兵训练将最有可能迅速提高非盟预防或解决冲突的能力。

  其次,非盟的五个地区中,西部地区具有最高级别的政治意愿从事维和行动。非盟西部地区的成员国,例如,加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坚定地致力于联合国和非盟的维和使命,始终如一地提供了大量的维和人员。西部地区认真的维和承诺是尼日利亚地区领导地位的一种体现。尼日利亚通过在每一次联合国和非盟的维和使命中部署军事或警务人员树立了榜样。南部地区的部队仅次于西部地区、然而东部、北部和中部地区被这么多的危机所困扰,以至于我们的战略手段将被以难以支持的方式浪费在这几乎不可能达到终点的过程中,至少在短期内情况会是这样。

  第三,通过击败在尼日利亚和马里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组织保持西非的稳定性对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更加重要。尼日利亚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贸易额超过排名第二的国家——南非两倍之多。此外,美国从尼日利亚的石油进口量将继续增加,而加纳刚刚开始开采其近海油田。这些石油收入对于西非的经济增长和稳定至关重要。尼日利亚本土恐怖组织,例如,博科圣地寻求与基地组织合作,鼓励暴力极端主义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这将明显危及美国的利益。

  提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备用部队能力最好的策略是专注于训练士兵,而不是赠与或出售大量的高科技装备。训练的重点应该是作为联合国或者非盟部队的组成部分执行维和任务所需的关键技能。维和部队应该是轻装,以步兵为中心,武装装备要能够轻易击败武装恐怖分子,并在必要时有能力呼叫和部署重型装甲车、火炮和车辆。毕竟,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家武装部队配备一些重型装备,尽管这些装备已经过时并且数量极少。遗憾的是,有些第一世界的国家希望出售先进武器系统以获取金钱并使非洲国家成为出口国军队的翻版。无论对于非洲地区的稳定还是非洲经济的增长,这都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政策,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在经济上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显著增加人员数量或购买大批高科技武器会成为较贫穷国家的经济负担。这种负担可能会迫使政府从最终建立长期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经济发展计划中抽取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维持其武装部队。美国应劝阻这些国家组建难以负担需要外国援助的军队。

  美国也应该通过国民警卫队合作伙伴计划(National Guard Partnership Program,NGPP)扩大对非洲参与的规模和范围。几年前,该计划指定了4个州与4个西非国家(北达科他州-加纳,密歇根州-利比里亚,加利福尼亚-尼日利亚州,佛蒙特州-塞内加尔)进行对口定期培训。训练项目主要是训练士兵的基本技能,例如,射击、巡逻、非致命性的人群控制技术以及军事工作技能。该项目的优点是帮助军事单位和政府建立长期的关系。

  例如,田纳西州国民警卫队空军花了一年多时间培训尼日利亚空军人员的维修技能,同时改建了一架C-130货运飞机。田纳西空军人员传授了一些维修技能,例如,预防性维护程序,验收测试飞行检查,并记录维护情况。这些维修技能对于非盟的作战行动是非常重要的。非盟部队普遍缺乏维持自己生存的后勤能力、迅速转移人员和设备的投送能力以及到偏远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能力。因此,维持尼日利亚8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的战备状态对于任务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军队的卓越大部分来源于美国具有精湛专业技能的士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s,NCOs)队伍。除了士官专业发展课程交流项目以外,美国国务院通过国际军事教育训练(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Training ,IMET )项目为非洲士兵和平民提供了领导力课程。2009年,美国国务院花了1900万美元对来自44个非洲国家的约900名军事人员和平民进行了培训,这些人员有的是在美国本土接受了教育和培训,有的是通过美国本部在当地国家开设的课程接受了教育和培训。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计划目标包括加强各国代表和教育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灌输和维持民主价值观。美国将继续做好并扩大这些项目。

  通过建立非洲国家的反海盗能力保护美国公民是另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非洲之角和几内亚湾的海盗杀害了美国人并干扰了国际贸易。美国和其他国家捐赠了多余的海军舰艇,对非洲海军部队进行海上安全训练,并参加了多国安全行动。因此,越来越多的非洲海军部队能够打击海盗,维护法治。2011年,美国向尼日利亚捐赠了一艘退役的海岸警备队快艇,显著增加了尼日利亚维持远距离海上巡逻的能力。另一个好处是,美国通过捐赠这艘快艇将节约“……退役军舰处置成本约1000万美元。”

  相对于使用美国军队来维护安全,这些训练方案是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说:“如果美国自己采取行动-单方面-并在许多国家部署自己的军队,那么联合国花费12美分可以完成的任务,美国将花费1美元。”美国可以通过集中资源显著提高非洲国家的军事能力达到正确的目的,然后将资源分配到另一个国家发展其能力。在预算约束的未来环境中,发展非盟的军事能力得到的回报将超过付出的非盟维和部队培训和装备成本。通过训练有素的非盟维和部队的早期干预,可以确保美国和其他非洲以外的国家在危机发生时,并不总是必须提供直接的军事和资金支持。

  尼日利亚的意义

  尼日利亚在支持非盟的维和行动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备用部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重新建立了民主政权后,依靠得天独厚的资源,经济充满活力。尼日利亚是一个非常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区域领导者并主要负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备用部队——一个有能力的多国部队,并通过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两次基本成功的行动得到了证明。尼日利亚军队也是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备用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联合国/非盟维和任务中最大的功臣。除此之外,尼日利亚军队(5,667人)对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贡献排名世界第4,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维和行动中在花费约10亿美元并损失了1000名军人。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尼日利亚的经济不断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21%。美国与尼日利亚贸易总额达到了345亿美元,是2000年贸易总额的10倍。非洲事务局副局长约翰妮•卡森(Johnnie Carson)在参议院作证时说:“……尼日利亚对于非洲简直太重要了,对于美国和国际社会也太重要了。尼日利亚普遍地不稳定可能对整个西非和国际社会产生海啸般的连锁反应。”

  尼日利亚成功的民主制度是其未来政治稳定、经济进步和领导能力的关键。1999年5月,尼日利亚重新建立民主制度后,它成为一支良好的区域性力量。自那时以来,尼日利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尼日利亚政府以一种合法和负责任的态度应对家庭暴力和恐怖主义。美国国务部必须继续对尼日利亚提供充足的援助以加强其民主体制和治理,而国防部应增加训练演习和军事交流,美国国民警卫队的伙伴关系计划应该大力拓展尼日利亚军队能力。所有这一切也将对尼日利亚一贯的反海盗海上安全行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美国应该确定尼日利亚关键的能力空白,并设法找到多余的装备捐赠或者出售给这个西非国家。

  结论

  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史密斯将军的论文令人信服地挑战了当前战略思想的几个核心原则,例如有关国家间战争的消亡和美国工业战争的心态。许多西方国家都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在预算约束下迫使领导者削减和重塑他们的部队。今天的决定将影响国家武装部队的能力同时也对成功地实现本国的战略政策目标产生影响。

  史密斯的论文研究报告证明,无论在目前还是未来,国内战争将是战争冲突的主要形式。许多国家的战略制定者承认,混合型威胁以及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网络攻击是今天安全环境的最大挑战。尽管存在这一共同愿景,但是世界各国却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方式和手段以应对这些威胁。德国正在通过削减士兵数量以及建立分级军队来重塑军队,军队中的1/3是高强度部队,2/3的部队是稳定部队。本文中所讨论的所有国家政策中,德国的策略和军队结构最能反映其战略方针。英国采取的行动是削减整体部队员额,削减装甲部队并按照国家政策增加特种部队的投入。然而,英国仍致力于采购高科技武器,包括昂贵的欧洲“台风”战斗机,F-35联合打击战斗机以及它的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中国和俄罗斯的采购计划和可疑资金,使他们几乎不可能说出实际的采购数量和实际具有的军事实力。然而,俄罗斯将继续对北约表现出偏见,并在常规部队上明显投入巨资。澳大利亚强调恐怖主义和网络攻击的威胁,但一直致力于获得看似直接应用于打击恐怖主义或抵御混合威胁的高科技武器系统。

  美国应该采取三个行动。首先,军事领导人应认真审视自己的采购策略,确保这些装备符合国家安全政策。当前和预期的预算削减为每一个军种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遇,去质疑该军种必须保持什么样的能力,必须将什么样的能力转移到其他军种,必须降低或者消除什么样的能力。参谋长必须审议冗余以及能力过剩领域,可以从联合攻击战斗机、陆军的直升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能力开始。美国再也负担不起多余的和不必要的部队结构所造成的奢侈浪费。

  其次,美国应该继续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组织,特别是在非洲。正如史密斯写道,世界各国试图采取行动实施模式的转变,作为国际机构授权的多国部队的一部分。非洲仍然是最有可能经历国内冲突和地区不稳定的地区。联合国已经发现,在冲突开始阶段的7-14天,派遣一支约5000人的部队可以显著减少或避免人员伤亡并可能消除冲突。相对于在当地情况变得严重之后部署美国士兵、空军或海军陆战队进行平叛,确保这样一支为部署经过训练和准备的部队在财政上是一种谨慎并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三,美国应在非洲选择重要的合作伙伴,并制定适当的战略建立自己的能力,这将有助于加强区域能力并迅速消除冲突和不稳定。尼日利亚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它是非洲大国之一,目前在非洲大陆预防/解决冲突中处于领导地位。

  接受史密斯将军关于国家间的工业战争现在已经过时观点,美国军事战略和采购政策支持方面将需要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或许在某些方面已经展开,但遗憾的是这种转变是不完整的,尽管最终将按照史密斯主义新模式建立一支成功运作的军队。非洲大陆一旦具备战略承诺和战略威胁后,将有可能成为新模式展示的舞台。美国及其盟国不能让非洲国家滑入国内混乱和不稳定的泥潭,必须立即开始实施遍及大陆的成功战略,通过增强其区域后备部队的能力来重点加强非盟。如果实施这一战略,那么鲁珀特•史密斯的预测不仅在非洲而且还可能在整个世界实现。 知远/吴新建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208/n394616387.shtml report 26158 本文是美国陆军上校尼克斯•内尔森2012年提交给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本文首先批判地审视了鲁珀特•史密斯关于战争模式转变的论点;其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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