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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威胁永恒感:重新评估美国的军费开支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这是一篇反思美国大规模军事力量是否需要存在的文章。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美国庞大军事力量的存在,过去数十对外干涉战争,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也没有获得国内民众强有力的支持。从现实需要角度来看,美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迫切的问题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中等规模、快速反应的军队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从而预算环境的现实来看,也没有条件继续维持目前美国的军力态势。实际上,这是一种“收缩”论,比较有代表性。文章编译如下:

  研究完一份重要的美国国防部政策文件后,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指出,我们不应该只是估计潜在国家安全威胁的各种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未来的建议,而是应该简单地建议通过“管理风险”迫使美国人为未来所有可能的威胁做好准备,并得到了“尽管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我们应该保留我们的武器和力量”的最后结论。

  相反,一种明智的国防政策,不应该只注重评估已经存在的威胁,而是要根据不可能的可能来规划力量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牢记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有关可能被称为“构想主义(conceivablism)”的训诫,即他所谓的当时“最坏情况下的幻想”。

  我尝试在这里开展——或者至少素描——这样的练习。 就评估而言,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基本上不受威胁、但需要大量的军事防备的环境中。虽然美国将需要维持一定的军事力量来应对9•11事件引发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情况,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当前条件的审视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是放大了威胁环境的紧迫性。因此,它似乎是以过度的军事开支,来应对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威胁——如果“可以想象”的话——这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意义和可能性。

  主要战争

  开始思考上述问题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就是研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战争的前景问题。

  虽然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战争没有什么物理原因,但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这种战争即使没有完全过时,也即将过时。 主要的或者说发达国家间仍然有争端,但是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似乎已经没有人真正把战争设想为解决纠纷最好的办法。

  欧洲曾经是一个非常好战的大陆,在这方面一直率先。1984年5月15日,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间实现了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最长时间的和平。 这个惊人的纪录现在已经被进一步延续,如果回顾过去两千年,我们是找不到这么长一段莱茵河畔军队间没有敌意的时期的。

  列夫•托尔斯泰在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观察指出:“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以战争的方式展开冲突,由于战争中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功,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都会增长或减少。” 不管历史学家目前持怎样的观点,这样的观念已然过时是肯定的。威望现在来自其他因素,比如经济进步,比如举办一次好的奥运会,而不再是战争。

  冷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危机以及主要国家不时要参与其中的战争,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竞争不可避免会带来战争的厄运。因此,政治学家汉斯•J•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1979年说:“在我看来,世界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战略核战争。我不相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种战争的发生。国际体系并不太稳定,无法长期存在下去。” 大约在同一时间,约翰•哈克特(John Hackett)写下了他似乎有先见之明的专著《第三次世界大战:1985年8月(The Third World War: August 1985)》。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显然是有些过度了,虽然他们把重点正确地集中在了主要战争潜在的原因上,但是当前主要战争具体的推动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仍然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被期望但未能实现的事件,但不可否认,这种可怕的世界战争发生的条件仍然可能会继续出现。当然,过去三分之二个世纪里有战争贯穿于整个历史,但强烈预期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出现的情况表明,现实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改变。因此,可能是时间考虑花大量的钱来为可以想象的不测事件做准备的合理性的时候了。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过去曾消退,但我们从理论是不能排除怀疑。

  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挑战

  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如果中国(或日本、巴西、印度、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实际上对美国来说更好,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现在可以买美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债务)。然而,避开这种司空见惯的经济逻辑,一直存在一种显着的趋势:很多人都在设想中国日益繁荣迅速带来的威胁。理由至少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国家正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军事硬件建设当中,这将使美国觉得它将不得不以美国为目标,或者在某些地方进行可怕的军事冒险。

  这种思维方式及其产生的观点是有先例的。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也引起了相类似的警告,还出现一本同样没有什么先见之明的书——《日本的未来战争(The Coming War With Japan)》(1991年出版)。 如果把同样的质疑过程放在中国身上,这种警告的力度可能会弱很多。原因在于两大事实,一是中国建造的核武器的数量要比其能够建造的少得多,事实中国要拥有更多的核武器很容易;二是有些人可能将继续认为,如果中国或者世界其它国家的大部分沉溺于贫穷当中对美国来说更好。

  中国常常宣称要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常常宣称对其一些近海海域的岛礁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对世界来说都是问题,世界其它地方的领导者可能会对此保持警惕;还有一些人可能认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冲突,而且美国军队会被牵涉其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也有可能在不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这种前景更值得想象。中国人特别强调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是长期性的,他们有很强的历史感。事实上,如果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台湾甚至可能自愿加入,即使做不到这一点,双方也可能最终达成某种墨守成规的面子协议。总之,用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的话讲,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商人”国家。 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发展,中国人需要保持平常的知足状态,所以可能会让上述推定保持合理。就这些问题发动武装冲突,将是极端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对国家来说也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当政的政权来说更是如此,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拒绝考虑最差案例想定的可能性,不考虑这样“幻想”的后果,不停地形而上地谈“平衡”,似乎它是一系列连贯的物理事实的必然结果,这样的思维模式存在让问题复杂化、威胁化的风险。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特别的考虑,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中国虽然从外面看起来非常强劲,但在其领导人看来这个国家非常脆弱、贫困,为不堪重负的内部问题所累。”挑衅性的“平衡”的谈话,特别是有军事掮客(译者注:以军事问题谋一己私的人)牵涉其中的话,有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这样的警告:“从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引发战争,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天生好战,而且是既有强国对挑战现状的行为出现了误判。”

  警察战争

  未来美国军队一种可能的用途将是:投送至某国废除现政权,这个政府要么无能或邪恶,要么伤害本国人民;或者阻止内战,并帮助建立主管政府。大多数国际法都同意,如果这样的行动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就是合法的和可以接受的。

  冷战后,个别发达国家或国家联盟,已经实施了多次这样的行动,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拿马、科威特、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东帝汶、塞拉利昂、阿富汗和伊拉克等。

  但是认为这种冒险符合未来的潮流,或者可以验证维持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不正确。碰巧的是,总有人拥护这样的行动。这里面有至少三个问题。

  首先,整个西方社会对这种武力运用中的伤亡率的忍耐度很低:1993年索马里的混乱冲突之中有数十名士兵死亡,导致美国迅速退出。特别是当时的民意调查发现,60%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在干涉索马里争端中实现的价值再多,也无法弥补更多士兵(哪怕多一名)死亡的损失。”

  第二,警察战争的经验表明,这种被称为“国家建设”的行动不仅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实现起来越来越困难。

  第三,这种冒险取得的成功中政治上的收益非常少或者没有。如果1991年乔治•H•W•布什总统,没有得到美国公众的持续支持,以非常低的成本使用美军将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军队驱逐出科威特,这种行动要实现其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但这些因素的考虑已经将美国推入了“最高救济”的行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极其混乱和昂贵的战争。当然,对人员伤亡的厌恶,对国家建设的成本和责任的厌恶,已经使美军从事这些行动的经验更加丰富。

  美军中的很多人认为,这些任务是未来战争和反叛乱行动中必然要面对的任务,越南战争灾难后被遗忘的反叛乱行动已经重新进入军队的讲堂。然而,这样的冒险更可能是类似冒险行动中最后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世界战争综合症,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世界战争。朝鲜战争激发了朝鲜战争综合征(朝韩双方),但也因此没有发生。著名的越南战争激发了越南综合症,但这在美国身上并没有发生(虽然苏联在入侵阿富汗将脚踏进了这个地区)。索马里激发了索马里综合症,但20世纪各个发达国家对当地冲突的后续干预和援助都极为有限,例如即使发生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这样的惨烈事件,西方国家也只是进行了似乎无关痛痒的远远的高空轰炸而已。尽管和早期的事件相比,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灾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因为它们似乎直接与西方的国家利益有关,很有可能形成伊拉克/阿富汗综合症,但目前美军已经开始了撤退的步伐,就像一个明确的和压倒一切的格言所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做了。”

  对这些综合征认知的增长清晰地体现在公众舆论当中。自1945年以来,关于对外事务的民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认为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最好应该怎么做?是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还是完全站在世界事务之外?”经过1999年的科索沃警察战争,美国人变得不那么热衷于干预——这是一个有趣的反应。因为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至少从军事行动本身来看是如此——但美国人选择“站在世界事务之外”的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比例——高达34%。9/11事件后不久,这个数字下降到14%,之后短暂上升,但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再次下降到14%。然而,自那时起,选择“站在世界事务之外”已经成为相当多美国人的共识。到2006年,最后一次进行这样的调查,支持不介入的比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8%。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式的孤立主义正在美国复苏:美国不可能退出对全球经济的参与,不可能脱离国际政治组织,不可能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公民。然而,由于受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苦难的刺激,由于关心因此产生的大量债务,公众可能对重复这样的军事行动抱反对的态度。

  2003年发达国家也不愿意向利比亚和达尔富尔进行军事干预,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西方国家不愿意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干涉最突出的例子是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系列事件中,当时军事努力仅限于边缘地区,从安全距离外提供弹药,唯一的例外就是干涉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所有警察战争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往往都是自我解决。正如图1所示,过去几十年里,腐败的专制统治的数量在内战发生的同时明显下滑。

图1 1946至2010年进行的战争数量的变化
图1 1946至2010年进行的战争数量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因为警察式的军事力量可能是有用的,所以最有前途的可能性似乎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建设一支国际部队。 这样做的优势是,参与者将是国际公务员/志愿者,并非任何特定国家的代表——因此他们在行动中死亡只是会激起其母国间接的关注。然而其中有三个关键问题,发达国家是否会愿意为这样的国际部队付费?国际组织是否愿望让这样一支真正有能力的军事力量存在?安理会是否做好这支部队的管理、预算和部署?

  无赖国家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感受到的往往来自各种小国的威胁,这些国家总是让人不快。这些流氓国家(他们是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这样的称号的)都是由专制者领导的,如苏加诺、纳赛尔•卡斯特罗、卡扎菲、霍梅尼、金日成和萨达姆•侯赛因,现在所有这些人都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箱。

  如今,这种警报主要集中在摇摇欲坠的伊朗和朝鲜政权身上,这也是地球上最可怜的两个国家。然而,除了最坏的情况,这两个国家都不能构成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事实上伊朗已经几百年没有侵略的历史。尽管如此,我们担心这个国家与有关邻国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保护进行遏制和威慑的能力也是有意义的——这种可能会比较少。然而,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都不是太强,其用于有效威慑的军事需求远远谈不上可怕,而且不一定需要庞大的现役部队。

  此外,伊拉克综合征似乎已经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效果。尽管各界持续关注伊朗的核发展,但使用武力切断这一进程的方案一直不能落实。

  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应用武力对付流氓国家的成功例子——当时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要征服邻国科威特。但是这方面的经验并不一定能够证明维持庞大军队的合理性。首先,伊拉克的入侵在当时有其罕见的独特性: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唯一一次联合国成员国入侵另一个成员国,打算把它纳入自己的领土。因此这种经验是不适用的,未来这种情况不可能会出现。第二,在这样的案例中当事国并不需要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因为打造一支军力需要大量的时间,而其间采取其它措施足以让攻击者放弃,例如经济制裁或者外交斡旋等。第三,伊拉克可怜的力量——缺乏战略、战术、领导力和士气的军队——肯定会出现,1991年时需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巨大的压力才能迫使其退出。

  扩散

  过去几十年中,核武器扩散的速度一直远远慢于普遍预测的程度,主要是因为这种武器并能给他们的拥有者带来太大的预期优势。 尽管如此,对核扩散的厌恶及其引发的惊慌,仍然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动力,这场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反扩散战争。

  事实证明,这场战争带来了更多人的死伤,其数量可能超过了当年广岛和长崎的总和。而且后来一直持续的伊拉克综合症提醒我们,在运用军事力量来阻止或者应对未来假定的扩散时一定要非常谨慎。如前所述,对就朝鲜和伊朗问题使用武力缺乏热情,原因在于对其有效性的观察和判断结果。

  绝大多数人似乎都相信,历史是站在民主这一边,资本主义的韩国获得了繁荣和发展,而北方的朝鲜是一个奇怪的、有时几乎是可笑的国家,这应该是一个过去式的,并越来越多地被人遗忘的时代。有没有必要去冒险或感情用事地行动存在问号,或许我们只要顺应历史潮流即可。所有这一切我们都要考虑到新的情况中,我们要像冷战时代那样思考问题,要带着明智、警惕和耐心。

  大致相同的思考也适用于伊朗。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一些新保守派建议向这个国家及该地区其它的政府发出措辞强硬的信息:“你是下一个。”如前所述,根据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我们经常听到诸如此类的声音:紧急的需求,要求轰炸伊朗的核设施。然而,真正延缓伊朗或其他地方核发展的努力可能都需要依靠非军事的手段,而非鲁莽的战争行动。

  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已经大规模膨胀。从2011年5月击毙本•拉登时从基地组织据点获得的材料来看,基地组织的骨干队伍大约由100至200人组成,当时一直在躲避无人机导弹攻击,而且还常常抱怨缺乏经费。 世界各地其他的恐怖组织可能会不时地发动一些影响力较小的恐怖袭击,但不足以要应用武力对付之。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声称,全球每年约有200至400人在战争区外“奋战”,这些数量同陷入美国的“浴缸”(被掌握和捕获)的人数相当。

  我们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袭击做出的反应,和基地组织可以真正形成的威胁不成比例,这种认知将越来越确定。用一个比喻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63年11月,一个悲惨可笑的小个子刺杀了美国总统,他忽视了自身的重要性,屈身于某种管治,他能够成功只是因为运气。很多人因为这个事件惊呆了,他们都认为这样一个惊人的事件不应该由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引起——发生的概率应该是微乎其微的。2001年9月,悲惨、可笑且微小的一群人,他们来自社会边缘的边缘,怀着“宏伟”的目标,依靠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或者主要依靠运气,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力的恐怖主义袭击。至于奥斯瓦尔德,他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可能已经是由一个平凡的团队实施的,不愿意承认这个团队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正在急剧膨胀。

  作为一种非常极端而荒谬的认识,有些人认为这个小小组织的残存势力都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对这方面的观察和研究,美国中央情报局有23年工作经验的老将格伦•卡尔(Glenn Carle)可能最为深入,他曾经担任过负责跨国威胁的副国家情报官。他指出:“我们不必为了美国国家领导人的过度反应而感到惊讶。事实上,我们必须看到圣战主义者实际上是微小的、致命的、各自为政而可怜的对手。基地组织中只有极少数的个人能够策划、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虽然它屡次威胁要发动攻击,但它的能力是远远逊色于它的欲望的。”

  对付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中最主要(而且基本上是唯一)的方面,就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但这些战斗和所谓的威胁是相当不相称的。但是,和当前目标更密切相关的方面,军队的努力已经因为美国干预的战争的扩展和演变,以其伴随其中的高成本而备受诟病。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确实需要不同程度的反应,但美国应该采用的更适宜的方式可能是警察和情报工作,或者说由小规模部队进行临时性的集中打击,而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管理全球公域

  在全球化和世界贸易不断扩展的时代,许多人(尤其是在海军服役的人)认为,美国需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管理所谓的“全球公域”。然而,除了全球航运面临的海盗威胁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信的间接的威胁。海盗们在索马里的外海已经发动了一些袭击,向一个年均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每年索求数百万美元的费用。而且这个产业有能力保卫自己不受海盗袭扰,他们采用的办法可以是在甲板上放上碎玻璃,也可以是其它简单的对策(例如雇用武装保安)。在问题会变得严重而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并不需要现实可用的力量;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为专门目标规划和组织的新型力量。

  不存在问题

  除了这些考虑外,某些人要说服别人,就会拿出一系列其它的潜在理由。但在我看来,这些理由都不值一提。就像布罗迪(Brodie)所说的那样,这应该是“第二考虑”。特别是,他们很难为维持一支庞大军事力量投入巨资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举例来说,有人非常担心可能会出现的网络黑客的入侵。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行为基本上是以犯罪或者破坏者的形式出现,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准备。

  国家依赖从中东进口石油一直是一个问题,不过和半个世纪前相比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和政治博弈会继续下去,除非有一天发电技术能够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核聚变发电。然而,除非某国计划侵略其他国家以攫取这个国家的石油,否则用军事力量来处理这种问题并不合适。石油出现断供可以由市场来处理:如果供应减少,价格上涨,买的人就会减少。现如今,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帝国主义式的入侵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争端即使在这个千禧年的最后可能也不会得到解决,但美国维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和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必然的关系。美国人最终可能会出一份力,以帮助对和平协议的实施进行监管,但如果是这样,军队可以到时候再招募,并不一定现在就要保持。

  很多人都关心全球变暖的潜力和后果。然而,保持一支大规模军事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削减军队,地面、空中和海上武装平台就会减少,就不可能排放出那么多温室气体,反应对缓解全球变暖的趋势有帮助。

  当然,国家正面临着重大的经济问题——实际上世界也一样——但军方在这方面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如果说有意义,那就是军事预算的大幅削减将会使财政赤字问题缓和一些。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可能会上升为国家安全威胁——例如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军事力量存在的价值几乎和这些问题都没有关系。

  障碍

  我们不能否认,上述论断可能也一些误判在里面,所以保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力量,为未来“可以预期”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也是有意义的,这种突发事件可能确实需要军事反应。对捍卫朋友和盟友的关注是合理的。但是欧洲已经很少面临威胁,台湾和韩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能够保卫自己,以色列所关心的已经亚国家层次的威胁,由此看来,维持一支小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和少量的核武器应该是审慎的选择,同时我们应该保有力量重建的能力。在我看来,每年把50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花在不可能的方面,的确是挥霍无度的一种表现。

  我的观点既不是和平主义,也不是孤立主义。其论据是,当前或未来可能的威胁环境都不需要庞大的军事力量存在,这不是说军队天生就是邪恶的或者任何条件下都不需要,而是针对特定的使用或部署条件。此外,我也不建议美国放弃作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成员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联系越来越密切,美国想要这样做也不太可能。

  当然,削减军力规模确实存在风险,但保持现有的庞大规模同样也存在风险。削减军力中任何不可预见的危险,都应该在适度规模和正确处理经费延迟上得到平衡,从而为最坏的打算、最意外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毕竟,如果在1965年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如哥斯达黎加),也没有对越南进行干涉并遭遇惨败,就不会有55000多名年轻的美国人葬身于东南亚的丛林。如果2003它没有派军队进入伊拉克,也不会有伊拉克战场的“惨败”,数千名美国人(以及数十万伊拉克人)可能还活着。我们应该放弃幻想,面对严峻的现实。 知远/陈传明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208/n394615724.shtml report 10138 这是一篇反思美国大规模军事力量是否需要存在的文章。作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美国庞大军事力量的存在,过去数十对外干涉战争,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也没有获得国内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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