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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美国核战略及韩半岛量身定制延伸遏制战略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2013年10月,韩美两国国防部长在第45次韩美安保协议会上(SCM)上,就“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达成一致。“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是韩美同盟共同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遏制战争与核挑衅的核心战略。可以说,“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将在促使朝鲜的核武器变成无用之物、引导朝鲜走向非核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为了正确理解美国的“韩半岛延伸遏制政策”,有必要基于美国的核战略和世界军事秩序,对国际核秩序的结构特性进行深入分析。美国的延伸遏制政策是美国核战略的下位概念,与此同时,美国的核战略又是国际核秩序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研究世界核秩序中的结构性问题对于美国核战略的影响,识别影响美国“延伸遏制政策”的因素,并基于此提出未来“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的发展方向是极其重要的。

  2013年10月2日,韩美两国国防部长在发表第45次韩美安保协议会(SCM)共同声明时,公开宣布双方就“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达到协议。“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是韩美同盟共同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遏制战争与核挑衅的核心战略。可以说,“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将在促使朝鲜的核武器变成无用之物、引导朝鲜走向非核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威慑(deterrence)是指通过使对方预料到自己的行动结果会远远大于实际的付出,从而放弃具体的行动 。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是指基于威慑力,向其同盟国提供保护。换句话来讲,就是将威慑力延伸至同盟国,从而遏制敌人向同盟国发起攻击 。一直以来,延伸威慑概念被解释为“核保护伞(nuclear umbrella)”。但是,事实上,“延伸威慑”不仅仅指向同盟国提供核保护,而且还包括动用从核武器、常规战力到政治、外交手段等一切力量来提供“遏制力”。显然,“延伸威慑”与“核保护伞”间有明显的不同。

  一、核武器、美国的核战略与世界核秩序

  核武器因极强的破坏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修昔底德(Thuk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中指出,人的本质无法变化,夺去人类生命的武器正在不断发展。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On War)中指出,旨在贯彻自己意志,迫使敌人屈服的暴力行为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最终会达到极端状态。事实上,核武器正是人类的暴力性达到极致的具体表现。

  核武器的出现让世界军事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人认为,在世界核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核武器比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约翰•冯•诺依曼的《博弈论》(Game Theroy)实际上已成为各国“核思考”的战略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基础。显然,核武器使得各个国家的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促使战争和军事行动领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军事主义被定义为“与战争准备和胜利相关的、科学的、正式的总体见解”。今天,军事主义的定义已发展成为“与战争预防相关的总体见解” 。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并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也是主导世界核秩序的国家。但是,在1945年美国首次使用核武器后,前苏联于1949年也拥有了核武器。在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后的1952年,美国第一颗氢弹实验成功。紧随其后,前苏联在第二年也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实验。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但要考虑如何发展核使用政策,还要考虑如何应付对方使用核武器。同样地,美国的核政策也是作为世界核秩序的一部分来存在的。

  世界核秩序并非只是由核国家之间的关系来构成,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间也需要一定的均衡与秩序。1968年,为了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在美国和前苏联的主导下缔结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1970年生效以来,已有160多个条约缔约国。随着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被无期限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成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对防止核扩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问题是,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明显违反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主权平等原则,这是因为核武器的拥有权利只能限定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尽管如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依然得以维持,并延续至今,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核武器安全管理的必要性。如果核武器制造技术随意扩散,那么不充分具备政治、技术管控能力的政府就有可能会拥有核武器。

  第二、需慎防核扩散。一些学者认为,核武器杀伤力极强,使得核武器成为战略威慑手段,并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战争的爆发 。但是,Joseph Nye,Jr.却指出,虽然很难判断这种主张是否正确,但是很有可能会使核战争的危险加大。在不清楚正确做法的情况下,积极遏制核扩散,努力回避核战争,应该是最佳的合理选择 。

  不可否认,核武器的扩散威胁着世界军事秩序的稳定。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只有特定国家拥有核武器才是正当的。因此,拥有核武器的强国需承担如下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第一、停止核武器的研制、生产及改进努力 。第二、减少核武器数量,继续推动核裁军向前发展 。众所周知,美国和前苏联拥有的核弹头库存总数,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

  第三、核国家需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成员国及义务遵守国承诺 “有限的不首先使用原则”(limited no-first-use)。“不首先使用原则”是指有核国家只能将核武器用于针对核攻击的反击作战,不能首先使用核武器。“有限的不首先使用原则”仅仅局限于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具体指核拥有国家为保护非核国家,可以对其它核拥有国家先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有限的不首先使用原则”与延伸威慑概念直接相关。

  如上所述,“核武器的延伸威慑”是指向未拥有核武器的同盟国或友好国家提供核保护。显然,通过这一努力不但可以依靠核武器拥有国的核战斗力获得安全保障,还有助于消除核不平等。事实上,“延伸威慑”在军备竞赛环境下,可以有效防止核武器向主要争端地区扩散。举个例子来讲,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日本没有强力地推进核武装,其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基于美日同盟处于美国“延伸威慑”的保护伞之下。

  二、美国的核战略发展历程

  探究冷战期间包括二战以后美苏间的核战略对峙过程,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围绕核武器形成的战略行动和心理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核问题。因此,深入分析美国核战略的发展历程,对于研究当前世界核秩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核战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与核武器及其投掷手段相关的科学技术、核武器的拥有数量、有核国与无核国间的各种协议、核国家政策决策者的性格、政权的属性等,都是决定核战略的重要因素。核遏制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明确传递威慑力,从而阻止对方使用核武器。其中包括态度鲜明地传递己方立场、强推核遏制、使敌方认识到核使用的后果等复杂的心理过程。

  决定美国和前苏联核战略的最基本要素是两国核力量的均衡与否。二战之后,核武器出现以来,世界核秩序被分为“美国的核独占期”、“美国的相对核优势期”、“核平衡期”、“去核时期”、“后冷战时期”。随着奥巴马政府的出台,世界核秩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继“冷战期”、“后冷战初期”后,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第三时期” 。

  从1945年美国首次使用核武器,到前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并实际拥有能够威胁美国的核力量为止(截止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被称为“美国的核独占期”或“美国的绝对核优势期”。在这一时期,基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美国采取强压战略(coercion),在西欧地区阻止前苏联进攻,并在外交上态度强硬。期间,为了应对全面战的挑衅威胁,美国制定了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战争计划——NSC-68号文件,并将此命名为旨在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封锁政策(containment policy)”。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为止,美国拥有的核弹头数量还非常少,而且尚未真正认识到核武器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成功进行氢弹试验的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时期,美国的国防政策开始出现“核思维”一词。由于氢弹试验的成功,意味着核弹头的破坏力增强,并使得核武器的小型化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核武器可以通过多种投送方式来使用。当时,尽管前苏联的核试验也获得成功,但是美国的核力量仍保持绝对优势。正因为如此,美国提出了依赖核武器的最初的核战略——大规模报复 (massive retaliation) 战略。

  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结束了战争动员,使得美国在常规力量方面与前苏联相比处于明显劣势。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而言,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削减国防预算。在这种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判断,利用核武器的战略遏制力,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新面貌”(New Look)政策和“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 战略的核心正是通过全面使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来应对多种形态的侵略。也就是说,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核武器的遏制力来抵御敌人的挑衅活动。与此同时,降低对兵力的依存度,从而减少国防预算。

  在美国保持绝对核优势时期,前苏联则尽可能避开与美国的正面对抗。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时期,前苏联认为自己尚不具备像美国那样的核能力。因此,为了对抗美国,前苏联曾威胁要对西欧发动核攻击。1956年,赫鲁晓夫还将列宁的战争观——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战争不可避免的“战争不可避免论”修改为“战争可避免论”。

  但是,随着前苏联核弹头数量的增加,性能的改善,再加上前苏联实战部署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的绝对核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对其核战略进行调整。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美国认识到已无法继续利用核武器向前苏联施压,核武器只能起到遏制前苏联发动核攻击的作用。这个阶段就是“美国的相对核优势期”,在这个时期美国采用了在“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基础上的“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及“灵活反应战略”。

  其实,在前苏联真正具备核能力之前,人们就对全面使用核武器、以大规模报复手段进行回击的说法提出质疑。显然,针对小规模的挑衅活动,进行核攻击,大规模地摧毁前苏联的主要城市与产业设施,很难说具备充分的道德正当性。不但如此,在这样的战略导引下,小规模的冲突很容易发展成为全面战争。Thomas Shelling、Bernard Brodie等战略家们就曾明确指出,使用核武器战略可信度低、可行性差,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也就是说,针对小规模挑衅,发出全面的核攻击威胁,虽然从报复的效果来讲,非常明显,但是很难付诸实施,最终只能起到“恐吓”的作用 。

  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被“灵活反应战略(flexible response)”所取代 。“灵活反应战略”是指针对敌人各种类型、各种程度的挑衅,做出灵活应对。根据这一战略,针对小规模挑衅,以常规力量进行应对;针对中等规模的挑衅,以战术核武器进行应对;针对全面战挑衅,以大规模的核报复进行应对。可以说,通过“灵活反应战略”,美国针对前苏联挑衅的“反击的可信度”得到了恢复。这是因为在“灵活反应战略”下制订的各种对策,显然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在这一时期,西欧国家开始推进部队建设。从整体上来讲,西欧国家针对前苏联常规力量的应对能力有了明显增强。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可信度低,很难让人相信美国会真的采取实际的核报复行动。随着前苏联核弹头数量的增加,核武器投掷手段得到快速发展,“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行性进一步降低。因为,如果美国以核武器发起攻击,那么美国也必将遭到核武器的报复打击。随着洲际导弹地下储存库及潜射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显然,美国的核武器攻击并不能完全摧毁前苏联的作战力量,而前苏联也完全可以依靠这些力量对美国进行核报复打击。

  在遭到核攻击之后,以残存的核力量向对方发起核报复打击的能力,就是“第二次打击能力(second strike capability)”。当双方都具备这种能力时,可以称为“恐怖的均衡”。这就如同在古代,国家间为了和平,交换彼此王族成员作为人质一样 。“恐怖的均衡”从战略上来讲,是非常稳定的均衡,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发动挑衅。但是,从心里层面来讲,双方显然都是惶恐不安的、都是不稳定的。

  为了打破这种“恐怖的均衡”,获得战略优势,美国和前苏联都为此做出了各种努力。为了确保核武器的数量优势,美国和前苏联竞相生产核弹头,结果造成两国的核武器数量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尽管如此,由于核潜艇的隐蔽性,使得双方都未能具备摧毁对方所有核武器的能力。

  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也是为了获取核优势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即,通过恐吓和威胁(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得到的利益)阻止一个潜在侵略者采取侵略行为。换句话来讲,拒止威慑的重点不是放在如何进行报复侵略,而是放在如何阻止挑衅行为的发生上。如果挑衅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那么挑衅行为是完全可以被阻止的。为了拦截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美苏两国开始竞相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但是,任何一方也未能获得真正优势,结果只是导致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比如,为了能够突破对方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美苏两国大量生产了分导式多弹头(MIRV)导弹,使得核弹头的数量成几何级数增加。与此同时,导弹拦截也变得益发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美苏两国最终缔结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 。

  上世纪60年代末期,美苏两国实际上进入了“核平衡期”。这个期间,两国均认识到,由于存在“恐怖的平衡”,无论谁都无法率先发动核攻击,通过核武器已无法获得战略优势。这时,核武器已不再是用于军事目的的武器,而是发展成为“政治的、心理的武器”。

  随着核平衡的形成,常规武器的竞争开始加剧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执政末期,前苏联的军事能力明显提高,再加上苏军入侵阿富汗,使得美军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显着变化。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提出了压倒性军事目标打击战略(Prevailing Counterforce Strategy),不断强化核战争能力,甚至不惜违反《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大力推进使用天基激光器来拦截洲际导弹的《战略防御倡议》(SDI)。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前苏联因技术落后,加上经济形势恶化,开始逐步走向衰落,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导致了冷战的结束。

  冷战结束后,美国看到来自俄罗斯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核威胁明显减少。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推进核裁军 。但是,随着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威胁因素的增加,美国又开始强化其核战略。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一方面提出要将核武器裁减至最低规模,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进积极的防扩散(non-proliferation)政策、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在内的攻势的防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政策及强有力的国家及战区(theater)的导弹防御系统建设。

  三、奥巴马政府的核战略与延伸威慑政策

  2009年4月,奥巴马总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宣布,美国政府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就努力将两国拥有的25,000多枚核弹头减少一半达成协议。另外,奥巴马政府还恢复了布什政府时期放弃的不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 use)的政策。从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政策中可以看出,奥巴马总统对布什政府时期对外政策的批判态度,以及在核裁减问题上的政治信念。作为核拥有国,美国显然有义务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了防止核扩散、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做出具体努力。

  从根本上来讲,奥巴马政府的核政策就是逐步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中所占的比重。这一核政策给美国的同盟战略及美国针对同盟国的延伸威慑政策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也有一些人担忧,美国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是否会弱化美国向同盟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对此,美国认为,常规尖端武器的遏制力和完善的导弹防御体系将可以有效应对核威胁。

  也就是说,美国的延伸威慑政策与核战略同时启动也不为过。二战以后,在前苏联未拥有能够攻击美本土的战略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将第一阶段的安全目标设定为保护西欧。当时,美国提出了使用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随着“灵活反应战略”的出现,美国开始积极寻求果断应对各种挑衅的具体措施。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北约成员国中部署了战术核武器。

  在北约推动延伸威慑政策的过程中,最具戏剧性的是,为应对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引入了“核负担共有体制(nuclear sharing)”。由于前苏联具备了对美本土的攻击能力,美国对西欧核保护的可信度也就大幅下降。比方说,美国是否会为保护柏林而使纽约处于危险的境地呢?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选择了“核负担共有体制”。“核负担共有体制”的主要内容是,部署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的指挥权,平时属于美军,战时则移交西欧国家。这样,当西欧国家遭到前苏联的核攻击时,将由西欧国家直接发动核反击。对美国而言,这种做法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战火蔓延到美国本土。另外,通过“核负担共有体制”,美国还有效阻止了西德、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核武装。

  四、韩半岛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的含义与课题

  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是各种核战略持续深化与变革的结果。通过这一战略,可以根据各地区面临的具体威胁和安全挑战因素,向同盟国提供适当的遏制手段与工具 。遏制在“手段的有效性”基础上,“使用的可信性”得到充分保证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实际上意味着在“手段的有效性”与“使用的可信性”间形成了最佳匹配与组合。

  韩半岛的“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适用于朝鲜从战时/平时威胁使用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阶段起,到实际使用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有危机状况。具体包括,从战术水平到战略水平不同状况下的军事应对方案及外交手段、经济手段等非军事应对方案 。“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的主要军事对应手段包括美方提供的所有核战力、韩美尖端战力(常规战力)、导弹防御能力等所有作战力量。

  目前,韩美同盟关系非常牢固,可以说已发展到韩美关系的顶峰。不可否认,这种背景下的韩半岛“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可信度非常高。2013年3月至4月间,在朝鲜接连发出挑衅威胁的情况下,美国的战略武器、先进的监视手段等集结韩半岛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基于对同盟国的延伸威慑政策,美国与同盟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加强延伸遏制力问题上,美国的政治意志是非常明确的。如果美国的延伸遏制力在某一地区没有发挥作用,那么将会对整个延伸威慑体系的可信度产生影响。

  如上所述,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正因为如此,在延伸威慑政策中,美国也在增加外交、经济等非军事手段及实时精确打击等尖端常规战力所占的比重。这样的应对措施可以认为是采用了一种“灵活的反应战略”。面对多样化的挑衅威胁,以各种手段进行应对,将可以有效提高遏制的效果及可信度。当然,目前这种针对核武器的应对方式和应对手段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有待于今后逐步改进和完善。

  今后,随着朝鲜的核力量不断发展,延伸威慑战略相应地也要不断进化与调整。如果朝鲜具备了攻击美国本土的投射能力,并真正实现了核弹头的轻量化、小型化,那么冷战时期欧洲经历过的核危机很有可能会在韩半岛重演。因为,在那种情形下,美国“核保护伞”的可信度显然会被明显弱化。

  对韩半岛来说,像欧洲事例中那样战术核武器的再次部署、核指挥权的共享,其实并不是正确的选择。西欧国家在部署战术核武器、共享核指挥权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有可能成为前苏联第一阶段打击目标的危险 。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核不扩散努力及奥巴马政府的无核化意志,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及共享核指挥权的可能性非常低,而且极有可能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正因为如此,韩国不仅需要美国“核保护伞”下的“报复性威慑”,还需要“韩国型导弹防御(KAMD) 系统”下的“拒止性威慑” 。总之,面对朝鲜持续进行的核挑衅,“量身定制型遏制战略”仍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40107/n393079855.shtml report 9170 2013年10月,韩美两国国防部长在第45次韩美安保协议会上(SCM)上,就“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达成一致。“量身定制型延伸遏制战略”是韩美同盟共同应对朝鲜
(责任编辑:UN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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