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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外政策已到了改弦更张的重要时刻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由于美国正面临紧迫的财政危机,面对着持续的财政赤字、庞大的债务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人们所熟悉的削减军事预算的提议再次走上前台。

  人们主要担心,这样的削减将促成一支“空洞”的军事力量的出现,美军将要很少的飞机、舰船和人员来执行很多任务,这意味着所有美国人的风险会增加。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如果军费最终降下来,我们所有的军人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他们只能用更少的资源扮演同样的甚至更大的角色。

  在一段时间里,军费的支持者们希望,把议员们的注意力放在维持或者增加五角大楼的预算上来抵消这种前景的影响力上。他们相信,军队可以和国家的财政危机隔离开来,有一段时间他们成功了,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仍然可以稳步增加国防预算。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若隐若现的财政赤字上,这些军费的倡导者面临着新的挑战。那些呼吁大多数核心权利的观众厌恶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不断上升的军事成本,或者说支持他们曾经拥护的战争。相反,他们认为通过削减国内开支完全可以实现必需的削减赤字目标。

  他们都开始把重点放在“空洞力量”方程式的另一边:五角大楼的任务列表中的广度和深度。他们反对美国军事实力目标的评估结果。他们声称,试图重新塑造国家的全球承诺,并抑制华盛顿的干预冲动,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及全球安全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他们断言,美国没有足够的钱来改变其在全球的态势,或改革同盟关系。 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我们的军事力量是昂贵的;相反他们声称,按历史标准来衡量,当前美国军队的成本是适中的,而且美军在这个特别时期进行改变的成本和风险都太大,所以不必考虑。他们解释说,美国除了维护霸权外,很难有其它可靠的选择,所有的替代方案都很难被接受。根据AEI的汤姆•唐纳利(Tom Donnelly)的说法,如果美国放弃超级大国的角色,最终的结果将是所有各方的安全都受到损害。“唯一不如美国人主导这个世界的事实,是让别的国家主导这个世界。” 对外关系理事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马克斯•布特(Max Boot)同意这一点。布特对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说:“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由美国占据军事上的领导地位,那么这将是一个由侵略者统治、法治被践踏的残酷的‘霍布斯之地(Hobbesian place)’。”

  唐纳利和布特可以被列入到反对削减五角大楼预算、维持支配性(或者说霸权性)对外政策的专家学者之列,尽管此类人相对较少。辩论的另一边,是几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开支的铁杆捍卫者,已经开始有第二个想法。由于担心繁重的联邦开支和债务可能会使军队得不到必要的资源,但是其责任和义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所以有些人呼吁对军队的角色和任务进行全方位的评估。2011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指示五角大楼进行这样的评估,自那时起,美军内外的分析人士都支持这样的观点:

  在不久的将来,美军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抉择”。 与此同时,一些纳税人的支持者,则督促五角大楼削减预算,为更大的减少联邦债务和赤字的计划做贡献。这些团体希望军方和决策者能够调整其战略目标和计划,而不是依靠新的收入来源填补空缺。 列克星敦研究所的洛伦•汤普森(Loren Thompson)在国家期刊网站的国家安全专家博客中写道:“在某些时候,我们美国人需要正视现实的经济情况。当前,我们的许多贸易伙伴正在快速发展,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来当世界警察,现有的军事方法最终会把国家引向破产。 ”

  提前紧缩:随后裁员?

  然而,各界对美国任何形式的战略紧缩的抵制仍然强烈。《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预测,由于担心“美国撤退的危险”,困扰美国的经济负担和全身疲劳,会引起对美国几十年来外交政策和行动新的反对立场。斯蒂芬斯预计美国“后退一大步”,但他担心这对未来预示的内容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令人不舒服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朋友和盟国可能会发现,华盛顿的缺席和以往“唯我独尊的存在”一样令人困扰……可能也奇怪的是,华盛顿的一些竞争对手发现,和几年的霸主相比,这个时间虚弱的美国与他们的共同点少了。

  这样的论断和1996年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点遥相响应,当他们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主要的大国家都欢迎美国的全球参与,欢迎美国仁慈的霸权,而非其它。”事实上,美国的盟友那个时候(或者说现在仍然是)关注的不是美国将太占优势,而是它会撤退。

  后一点还未得到过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纳税人(尤其是美国军队)正在为“仁慈的霸权”承担着负担,而美国的盟友——也有少数例外——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领域。

  这些负担有时可能会显得温和一些,但它们和当今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的付出并不小少。例如,美国平均每个人(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花在国家安全上的时间是法国人或者英国的2.5倍,是德国人的5倍,是日本人的7.5倍之多。

  在当前对过度支出、债务和赤字有持续争议的情况下,许多美国人都会问:他们为什么要接受削减国内开支来背负着更多的军事开支,从而承担更高的税收,而美国的盟国可以继续将更多的钱花在对本国来说更重要的事务上,并削减自身的防务开支,他们会这样问不足为奇。

  尽管如此,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况,可能是宣布财政状况需要美国外交政策做出调整。目前的方式,美国还能负担得起。紧缩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审计师,但财政状况本身并不需要削减军费开支。问题是美国人是否愿意放弃继续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早期迹象表明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而最近的民调显示,有些人支持适度增加税收,而更多的人则支持削减开支——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而不是体现在个人身上。 无论哪种方式,未来几年军队将不得不同国内其他重点领域展开预算竞争,因为国家的预算总量不太可能会出现增长。

  但是如果评估一下美国的全球态势,可能就很容易理解公众的情绪了。事实上,这样的评估结果在全国目前的财政窘迫出现之前就长期存在了。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持着占主导地位的军事态势,这和美国自封的在全球每一个地区拥有无可争议权力的角色是一致的。华盛顿的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必须作为国际秩序的关键而存在,其全球经济利益要求美军前沿部署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有些人认为,美国有责任向哪些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人们传播自由的福音。

  奥巴马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前言中宣布:“未来几十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军事优势,保护我们的国家,支撑全球的安全。”可能是这句话阐述的还不够清楚,《国家安全战略》第一页肯定:“展望未来,毫无疑问,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作为全球安全的基础。”

  美国外交界的大多人相信这是真的,他们面对未来可能无从选择。但战略转移正在酝酿。在财政紧缩的时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需要变得更加温和。

  有些人感叹,这样的转变可能是必要的,还另一些人则会固执地坚持不是。许多人都相信,如果美国缩减其在全球公共安全上的投入,世界的面貌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解释说:美国之所以选择在其他国家做这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做的事,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人可以更有效地提供这些服务;二是在某些关键地区减少或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可能会促成新的安全竞争,最终可能导致全面冲突。因为这样的冲突既不符合这些地区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生活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人的利益,所以最好还是美国继续提供这样的服务,虽然成本正在不断升高。

  现状的批评者和维护者对于美国应该有怎样的大战略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对世界如何运作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在国际秩序和混乱、大国竞争和战争来源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对于民族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应遵循怎样的原则、什么样的条件有利于促进和平,以及哪些因素最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等问题,他们都持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关于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未来发展的讨论,陷入了违背事实的为反对而反对的境地。霸权主义者相信,如果美军规模缩减,活跃程度降低,这个世界会很可能陷入“混乱”状态。这是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他的开创性的文章“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中的核心观点,这种观点已经被重复了无数次。 对美国单极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但这些关于“没有美国的世界”的预测准确吗? 这很可能是非常离谱的想法。这些观点合理与否要看两个相关的参数。第一,如果没有美军的存在对海盗和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威慑和惩处,国际经济秩序可能会遭到严重的破坏。第二,其他国家没有能力保卫自己或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成为全球性强国之前是无法应对当地或区域威胁。本文将探讨这两种说法,并在这个过程中,对美国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进行评估。

  我们目前的战略成本非常高,这也是做这种评估有意义的原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本文认为,即使在预算充裕的时代,进行适当的战略性转变也是必要的,未来几年随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规模战争的结束,调整战略势在必然。展望未来,美国应该重新塑造其军事力量,以适应较为温和的战略。虽然华盛顿可以通过缩减常规地面部队的规模,来大幅削减总体军事预算,但它不能回避现实需要,毕竟有时候要将这些部队部署到海外,因而成为一时的重点。因此,要削减就要确定“不会部署”的领域是哪些。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美国人对在虚弱和失败的国家进行昂贵和适得其反的国家建设行动,应该抱以谨慎的态度。具体来说,华盛顿应该认真定义何为美国的重大安全利益,适当减少美军在其中发挥重大甚至核心作用的机会和可能,而是要让其它的国家在承担自身安全责任上走出实质步伐。

  由谁支付成本的问题

  目前美国对外政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美国付出的成本是相对适中的,特别是和冷战时期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支出相比是适中,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奉行更具限制性的大战略,所带来的后果将是替代性的世界将比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更可怕。这种对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的可怕预期,也验证了一种观点,也就是美国年度军事预算中约有2500至4000亿美元并不是直接为美国国家安全服务的,换句话说,美国国防部预算的主体部分是为了全球管理,而不是保卫美国的安全和重大利益。

  如果世界正如霸权主义者想象得那样可怕,得出这样开支比较明智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上,虽然美国人进行了很多次的海外军事冒险,但不管从哪种客观的衡量标准来看,美国都是极其安全的。美国人拥有的针对传统军事威胁的安全措施,足以让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盟友和对手羡慕不已。事实上,美国霸权主义大战略的成本和这种威胁环境比起来,还是相对要高,而且华盛顿的战略目标仍然要超出公众愿意付出来实现这些目标可以提供的资源。

  而其他国家呢?美国政府使用武力的方式,以及其对在世界上实现美国宏伟目标的承诺,已经创造一批对此有依赖的国家,他们尽量逃避其最基础的义务,名义上要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提供防务。对美国大战略而言,富有吸引力的构想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担起维护自身安全的主要责任,在其相应的区域内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其重大的战略利益。

  现状的维护者,或者不希望其他国家这样做,或者不相信他们能够这样做。这两种情况下的解决方案就是坚持美国全球霸权,或者说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概念中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论。曼德尔鲍姆就“哥利亚的案例”(《圣经》中的非利士族巨人,传说被大卫所杀)解释说:“美国为其他国家提供服务,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相应对为其治理的人民提供相类似的服务。”

  美国没有任何正式的授权来提供这些所谓的公共产品。没有任何的全球全民公决要求赋予华盛顿这样的权力。也没有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履行这一职责。《宪法》只要求有“我们要担负起美国人民的共同防御的责任。”也没有美国人也被询问,他们是否想这样做。实际上,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扮演这样的角色都不感兴趣。 这不应该是太大的惊喜。曼德尔鲍姆也坦言,“这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打着慈善的名义,对美国人而言,真正的慈善应该从本国开始。”

  美国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美国人受到极大的威胁,而是其它的国家可能受到威胁,可能被拒绝进入全球市场,或者不能获取民主和自由政治带来的好处。美国军队担当了全球性的警察,阻止那些准备做歹徒的人,并惩罚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全球秩序面临的威胁是很少的,大部分威胁都是本地化的,但据说美国的军事存在,有助于确保他们不会最终发展成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威胁。

  但是从威胁相当温和、国际体系相对良性的角度来说,美国在全球的存在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可能还不如对外援助。美国纳税人从担当世界警察中获得了一些好处,但大部分好处都是由那些不居住在美国的人享受的。就像直接财政援助造成了不适当的奖励措施,往往阻碍经济发展,并使当事国产生依赖那样,华盛顿捍卫其他国家安全的承诺也可会产生负面的效果,这些国家应该且有能力保卫自己。

  事实上,美国的财富投入,让那些治理良好的盟友将其注意力和资源投入到了其它的国内事务上:每周很短的工作时间、长假期、先进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慷慨的健康服务和福利。

  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许多倡导者认为这是当前国际秩序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错误。然而,大多数美国人还不那么肯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确保全球安全的方式(美国政府为世界所有的公民提供安全服务,而这本身是他们本身的责任),不公平地将负担加给了美国的纳税人和美国军队,这些负担本应该由其它人来承担的。

  解释下全球安全产品的“断供”

  一般公众不太了解的是目前的路线存在严重的战略缺陷。因为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些富裕盟友在自身的防务力量建设上投入不足,所以在美国面临冲突需要帮助时(例如阿富汗战争或者未来可能发生的与中国/再崛起的俄罗斯的冲突)能够提供的帮助也不多。

  那些希望美国政府是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人,坚持美国人更愿意承担全球责任,这是美国格外优异主义和盟友虚弱的普遍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虽然现状的维护者承认,如果我们的盟友会做更多,可能会更好,但他们反驳说,如果把美国的战略建立在这样的假定的基础之一,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相反,他们只是认为在将来,大多数其他国家不会这样做,因为大多数国家过去就没能这样做。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新作《天堂和权力(Of Paradise and Power)》重点关注欧洲,他在书中怀疑其它国家“可以改变路线,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指出:“欧洲的政治意愿似乎缺乏要求更多的权力的意愿,因为欧洲并没有看到获得力量的很好的理由。”

  卡根至少赞同这样的观点:美国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阻碍欧洲人这样做的。他说:“如果美国人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他们应该记得今天的欧洲……正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产物。”

  许多国家并不觉得有必要拥有自己的力量。当时,美国拥有巨大的力量,他国变得虚弱的时候扩大这种权力的决定,已经促成了美国国内的安全概念的稳定扩张和成本的不断上升,而体系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特别是在美国的战略目的和可用的手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这是可以预见的,并得到了预言。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和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就首先考虑了国际范围内的公共产品理论。他们认为,这种产品是相当罕见的,它不会像国内公共产品那样运作。 所谓的全球公共产品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既不是全球的商品,也不是公共品。

  按照定义,公共产品有两个特点。首先,公共产品服务是开放性的,并不存在哪些人可以获得服务,哪些人不可以获得服务的问题。经济学家称此为“非排他性”。公共产品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非竞争性的消费,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其中,但其价值不会缩水或者消失。

  要研究其是如何运作的,必须要把它放到实际的集体安全联盟的背景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分配一些资产来保卫一个盟友,而使其它盟友可以使用的资产的量减少,那么这种产品就是竞争性的。此外,资产如何分配的决定可能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因此形成整体受益的排他性,所以这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即使当一个联盟正常运作,并推进其核心目标,它是为所有集体成员服务的产品,这种产品也并非公共产品,因为它的好处还是有排他性。

  事实上,美国许多围绕提供安全的概念制定的外交政策,事实上是提供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产品,它忽略了很多问题。如果这一点受到质疑,现有体系的拥护者们会含糊地承认,美国的政府维护的可能是不符合教科书定义的公共利益。他们还会反驳说,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礼物”,因为受益的国家并没有要求被支付成本。美国人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来提供安全,所以别的国家就省事了。这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说:“美国打算在世界上进一步维护和扩展自身的利益,而所有的利益都要建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上。不过其他国家确实从这些政策中获得了好处。”

  在对公共产品进行独立的学术理解之外,美国全球霸权的倡导者常常争辩说,因为美国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受益者,所以美国人有特别的义务和独特的兴趣来维护这种秩序。 政策的维护者声称,美国人进行这项服务,因为这样做的成本是很小的,而且我们采取的行动为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大部分是偶然的。曼德尔鲍姆在解释《巨人案例》时表示,我们的情况类似于一个大型的、昂贵的、布置华丽的豪宅的业主,被温和的家园包围着。如果业主选择为街上巡逻的安全警卫付钱,“他们的存在将有助于保护邻居的房子,即使这些邻居没有为警卫的薪水掏钱,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目前状态的好处是,美国人在付钱,世界其它国家在享受……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这比现实应该有的状态更甚。 照顾好这个为安全服务付钱富有的地主,显然有利于他的邻居。毕竟,如果小房子的居住者停止他们的家庭监控服务,离开他们的家园,打开汽车的车锁,邻居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这意味着他的财产已解锁、无人防守。同样,这个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创造的全球性的公共利益,其好处要比那些全球霸权的支持者所鼓吹的要少得多。这种弱者搭强者便车而仍然虚弱的过程,是联盟的经济理论经常可以预见状态。 但是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愿意为某个产品买单,其它人就不会为此付费。

  那些支持美国担当世界警察的人,并不认同美国的盟国正在搭自由便车的观点。但大多数人都深信,其他国家根本就不会为保护自己或自己的利益而付钱。相反,其他国家将愿意让安全挑战不断发展,并延伸到自己的边界,或在他们和美国之间——或者仅仅是美国——美国必须要发挥全球警长的作用。据罗伯特•卡根的说法,美国人应该比欧洲人更担心俄罗斯、中东或者亚洲次大陆的冲突,即使事实上欧洲离这些地区更近,原因在于因为其他国家不采取行动,这种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美国人知道,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在克什米尔爆发国际危机,美国很可能成为第一个卷入的国家。”

  美国霸权的其他倡导者认为,不鼓励其它国家分担防务责任要比鼓励他们这样做要更好。他们认为如果美国维持成本更低的军事态势,更关注其自身的防御努力,那么别的国家更有可能努力保卫好自己。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会欢迎这样的举动,但霸权主义者会为此担心。例如,曼德尔鲍姆预测,如果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军事力量撤回,这两个地区的国家会感到信心不足,觉得他们面临的安全威胁即将会出现。所以他们将采取措施,尽其所能,弥补这种力量的缺口。曼德尔鲍姆慎重警告说,这些国家可能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获得核武器,而这可能是灾难性的决定。

  但奇怪的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支持者们会因为美国核武库的规模而自喜,而且华盛顿宣称愿意为保卫其它国家而使用这些武器,这推进一种被称为“延缓了核武器扩散进度”的集体利益。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实际上美国反扩散政策刺激了核武器在潜在对手间的扩散,并扼杀了美国盟友发展和拥有的可能性。

  美军作为贸易的促进者和民主的捍卫者:重要?无关,还是适得其反?

  美国全球防务优势提供公共产品所有的合理性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这一论断:美国必须要确保对全球资源要地的进入权,特别是最重要的资源——石油和最脆弱的地区——波斯湾,更张扬的理由就是,美军必须作为全球贸易事实上的保护者。这种说法来自于以下认识:相对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需要一支主导性的力量设定规则,并惩罚违规者。据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说法,大英帝国在19世纪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传播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今天的美国也在发挥类似的功能。 其它国家也同意这样做。用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话讲,“如果美国放弃其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其经济会受重伤。”他继续说到:

  不安全的海上通道、贫困的培训合作伙伴、高昂的油价、区域的不稳定对美国来说只能是更大的风险……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为了确保世界的开放和安全,支付成本难以避免。

  但国际贸易需要单一霸主,或者美国军队必须履行这一职责的说法缺乏充分的依据。 今天全球贸易面临的威胁相当有限。受到军事手段保护的船运量的比例非常少,更不用说受到美国海军舰艇保护的量了。即例是政治上的不稳定,对贸易的干扰也很少,而且只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最小的影响。 通过连接市场,全球化为我们的消费提供了替代性的商品,包括石油在内。如果政治动荡打乱了某个地区的供给,其他地方的供应商将会取而代之。价格有可能会增加,但市场会自行调整。这使得美国的消费者较少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供应源,也意味着美国政府需要使用武力来阻止供应国的混乱或者确保航线安全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举例来说,确保石油在全球市场的流动,主要是为了石油生产商的利益。有那些几乎没有其它价值可以出售的国家,特别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往往依赖石油收入来支付公共开支,来平息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是供应商,而不是消费者,依赖石油进入全球市场的通道。

  由于美国人和其他净消费者可在短期内转向其他供应商,或在中期和长期适应其它消费模式,所以维持主要产油地区秩序的成本和风险,应该由那些受中断伤害最深的人来承担,那就是石油生产商。相同的逻辑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或资源。既然我们只是全球相互联结的经济体系的诸多受益者之一,那么让美国人不成比例地承担管理全球的成本与风险是没有意义的。

  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比维护美国安全更广泛的“共同防御”的定义,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尽管过去十年中,美国政府在向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输送民主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效果却适得其反。但一些人仍然认为,个人自由和人权需要一个领导者,而美国最适合做这样的领导者。生活在暴君脚下的人们应该得到解放。美军的力量可以劝服力量较弱的专制者下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可以把他们送进监狱,或者送上绞刑台。

  如果美国人确信遥远国度民主的成功对他们的安全,对他们家庭和朋友的安全非常重要,他们就会不时地与华盛顿的冒险者们站在一起,并为华盛顿的自由战争付费。但最终公众意识到,这样的任务往往是和美国安全无关的,或者更糟糕的是,实际上已经破坏了美国的安全(虽然最初肯定不是这样打算的)。

  促进民主最好是通过范例,而不是通过武力。美国应该建立一个值得仿效的社会,并展示一个尊重其公民权利、满足其需求的负责任的政府。要求美国政府作为对民主的武装维护者,忽略了公民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在以和平方式推进相同目标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天,数百名非政府组织代表着数十万名支持者,推动政治改革、人权和良好治理、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核心原则。这些人权的捍卫者并不是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工作的。他们也不是在美国军备火力的掩护下工作。但是他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果说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来支持他们的工作,就是不要让政策干预非政府组织的行动。

  我们的地缘政治臆想症的固化

  要检讨:我们目前路线的倡导者,要么怀疑其它国家保护自身免受伤害的意愿,从而突出美国未来成本高昂的介入的必要性;要么相信其它的国家能够保卫自己,但需要美国阻止安全竞争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两个想定都不是确定的,但阻止这些国家“胆怯地一头扎进沙子里”或者侵略性的安全竞争,所需要的费用几乎会完全由美国人承担。如果没有美军在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无处不在的“巡逻”,国际经济秩序可能出现崩溃的信念,需要美军全球性存在。不同的大战略将建立在更合理的假设的基础上,即国际经济秩序过于复杂,交易的规模实在太大,都不能由单一的超级大国进行监管,无论这个超级大国有怎样强大的军事力量。民主和人权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常常有不成功的纪录,最近几次尝试就已经非常昂贵且效果适得其反。美国力量有限性更强的观点,是建立在关于美国利益和世界运行方式不同假设的基础上,这种观点需要美国的决策者将紧迫的考虑同不太紧迫或者不相关的问题分隔开来,并做好合理的优先安排,把重点放在将现有的军事义务移交给其它国家上。它可以为美国纳税人节省很多钱。

  但令人担心的因素是,工作强加给美国人民的国家利益的观念、推动军事行动保障我们所谓脆弱的安全的合理性,都是以下述命题为基础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可燃的木桩上,每个早期的冲突都可能成为席卷地球的火花,而美国是能够在火花点燃之前将其灭除的唯一国家。 正是因为相信每个一触即发的种族和宗派冲突都有可能发展成为全面战争,所以华盛顿才考虑将美军投送到这些争端之中。正在因为相信人口趋势将使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复杂化,而且这些争端很可能演变成暴力,所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要维持和平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是看到每个低劣的专制暴君正拿着“扩音器”成为下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华盛顿的一些人制定了在他们意识着自己邪恶野心之前重击之的计划。据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的说法,“美国的霸权,是对和平和国际秩序崩溃唯一可靠的防御措施。”

  当他们在1996年写下这句话时,这是不正确的,今天也是不正确的。美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智慧、远见和能力推动世界走向未来的国家的错误观念,以及只有我们才能阻止世界陷入混乱和血腥状态的想法,已经使美国奉行了错误的对外政策,使美国人民了背负不必要的成本和风险,使美国军队担下几乎不中断的冲突负担,执行了几乎永无止尽的任务。

  大多数的恐惧贩子告诉我们值得发愁的事情,其实是夸大了。遥远国度的动乱并不必然导致区域失序。区域危机并不预示着全球不稳定。而且不稳定,本身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威胁。举例来说,失败国家和内战很少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然而,这样的条件往往代表着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通常是指邻近的国家,人们预期这些国家在吞噬一个特定区域前可以应付大部分的这种危机,更不用说称霸整个地球了。事实上,没有理由相信,如果美国采取有节制的外交政策,侧重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推进其切身利益,世界会不断走向混乱、瘟疫和战争,这是因为,其它推行类似政策的国家和政府,以保护自身和区域安全为重点,全球性因素较少,其利益很少陷入混乱和麻烦。

  如果对美国今日的外交政策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并非简简单单是世界不可或缺的国家,而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至少是唯一在外交政策上有先见之明的国家。曾几何时,我们处理问题可用的资源似乎无限多,许多美国人都被塑造新全球秩序的“梦想”迷住了。今天,我们对有能力做的一切已经变得不那么有信心,但我们依然为由虚假的恐惧所触动。我们相信,只有别人安全我们才会安全,任何地方的不安全都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如果有人在地球的另一边打喷嚏,美国可能就有患肺炎的危险。推定的治疗就是预防性战争。这种地缘政治的“疑病症”已经让我们持续陷入麻烦很多年。 我们应该足够明智,可以为确保健康和活力采取适当的措施,而不是将感冒与癌症混淆起来。

  实际分摊负担,不停留在口头上

  最终,美国担当全球警察部队提供公共产品的合理性中,已经没有一项可以经得起推敲,除非以追求乌托邦为事实。遥远国度的动荡和混乱,并不是特别的威胁。美国并不需要在全球所有地区保持优势的军事态势,以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贸易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美国军队的部署和存在。因此,民主和人权也是如此;虽然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会有很多挫折,但可以确定,一切都会朝着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维持一种全球性的军事存在,并阻止其他国家保卫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利益,而应该根据全球安全和秩序的受益者面对的成本和风险进行更公平的责任分配。我们应该放弃外交政策是一种对外援助的概念,放弃美国的军事存在对世界是一种礼物的想法,而是采用以利益为基础的办法来确保安全。

  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将各种各样的海外承诺转变成更公平的联盟,以全球实现自力更生式的安全为目标。虽然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有可以影响到远离其影响力范围的事件的军事力量,这是事实,但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卫的力量这也是事实。如果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成为全球霸主(如苏联那样),其他国家就可以是对各自地区的威胁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国家。

  展望未来,期望美国人继续无限期地承担全球治理的负担是不太现实的,曼德尔鲍姆就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解释说,对于美国人来说,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具有优先权”。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寻常的金融吝啬或者道德的冷漠:美国人对待的世界态度应该和其他人一样……对美国公众来说,具有慈善性质的外交政策,应该从本国开始。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曼德尔鲍姆预测说,“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可能部分取决于,美国人有没有谨慎地进行过评估。”

  但是期望美国人完全无视美国对外政策的真正目标,或者说支持一种需要他们维持这种目标的对外政策,也是不现实的。相信其它国家会承认美国作为公共产品无争议的提供者的角色也是一种错误。 他们还没有自愿填补美国留下的这部分力量空白,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会放弃这种角色。尽管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已经显示出了对与其它国家分担管理世界的担子的些许兴趣,但它并不愿意大幅削减美国的防务支出,从而发出了美国将坚持现有的外交政策的预期信号。

  政府的说辞只是在支撑这种感觉。回想一下国家安全战略的用语:“毫无疑问,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支撑全球安全。”以他们的理解,美国的盟友已经推导出自己无须在军事上投入更多的结论,许多国家制定了额外的削减计划。

  美国的领导者——从巴拉克•奥巴马到希拉里•克林顿,再到鲍勃•盖茨以及现在的莱昂•帕内塔,只有在“脸色太青”的时候才可以谈论分摊负担的问题。为了让分享担负成为现实,美国必须采取新的克制的大战略。如果我们的切身利益并非危在旦夕,对军事干预应该慎之又慎,或者默不发声。我们应该这样的设想来建设军队:未来二十年我们不会和过去二十年那样,会较少涉及军事冲突。

  结论

  美国必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观念,不公平地增加了美国人的负担和成本,很久之前就应该被抛弃。虽然有长时间的建设作为基础,财政危机也将使美国的军费开支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这反过来,会促使对竞争性大战略的讨论。

  这样的讨论必须考虑到目的、方式和手段。政策制定者必须要确认一些必要的、可实现的目标。长时间以来,美国的决策者将他们想从军事上得到的东西,同国家需要的东西混淆了,前者是全球首要地位或霸权,而后者是安全。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财富和核武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安全,更好的战略应该节约使用我们的资源,将军队集中用于少数几项核心任务上,并呼吁其他国家承担起自我防卫的责任。全球军事主导地位将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游戏。

  多年以来,一些国际关系学者都强调,世界将抵制单一的全球超级大国的出现。 近20年来美国能够成功地维持“单极时刻”的事实,并不意味没有其它办法以低得多的成本和风险水平来实现相当水平的安全。甚至许多庆祝我们霸权的人都承认,他们的做法是非常昂贵的。他们也承认,这种方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正是他们,而不是他们强大的对手,将这种状态称为“单极时刻”。

  因此,最明智的办法是采取能够摆脱区域争端的政策,维持对美国真正的威胁形成时就能阻止之的能力。本文试图从多方面来解释这样做的一些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目前的战略并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意愿。由于我们的外交政策需要很大的成功,而且其好处仍然难以捉摸,美国人可能会受到对美国不断增加的自信心的推动,从而从世界的陡峭山崖上坠落下来。

  现在,美国各界对替代性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明确的共识。不过有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反对使用军队在国外促进民主。 大多数人认为,投入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好处。 现在美国国内民众对发动军事行动鲜有热情,利比亚战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都怀疑美国是否必须要解决所有的世界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真正需要解决。

  如果要改变当前战略的首要地位,不再视美国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或者“山姆大叔”不再担任全球警长,那么最终可以形成共识的对外政策会是什么样?最终的战略较少依赖美国军事力量,更多倚靠美国影响力的其它方面是有可能的,这些方面包括我们充满活力的文化、与世界广泛的经济交往等等。不过,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共识,也可以合并和改变这个国家——可能是整个世界——走向可悲和丑陋的方向。

  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频繁地进行地对外军事干预,付出了很高的成本和代价。许多美国人都在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提供这些所谓的全球公共产品,如果我们付出的努力,只会受到憎恨和唾骂(偶尔是有针地性的)的话。当美国人告诉民意调查者:“我们应该首先忙自己的事”,实际上他们完全拒绝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必要性。

  现状的维护者喜欢将这样的“情绪”形容为“孤立主义”,这是替代性的更科学的对外政策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称谓,或者说负面性的称谓。

  但是,虽然把持续美国对外政策的人视为全球接触的反对者是不合适的,但不可否认也有让美国向内转的负面影响。这些倾向体现在反移民情绪和对自由贸易的敌视上。来自这些错误感受的政策包括:建造高墙将不熟练的工人排除在外,并呼吁大规模驱逐那些已经在这里的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可以继续积极与世界接触,而无需担起那么大的责任。我们已经厌倦了总是要为那些不好的事件负责、总是要支付巨大成本的情形。当公众预期的投入收益,主要是更大的安全性不能兑现的时候,对目前美国的对外政策的怀疑就加深了。如果“全球参与”被定义为一种军事上的前沿部署,在几十个国家开展行动,如果这种军事的成本仍然很高,我们应该预期公众仍然会反对。有些人会要求美国政府改弦易辙。但是,如果华盛顿拒绝这样做,或者忽视公众的感觉大打擦边球,那么许多美国宁愿选择不参与接触,选择真正的“孤立主义”,“讨厌所有的一切”就不足为怪了。

  这将是悲剧性的,这也将是危险的。如果美国人否定了自建国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和平共处、贸易和自愿等基本的原则,那么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间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美国安全在未来很多年里将面临巨大的负面影响。 知远/陈传明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31213/n391762483.shtml report 15308 由于美国正面临紧迫的财政危机,面对着持续的财政赤字、庞大的债务和停滞不前的经济,人们所熟悉的削减军事预算的提议再次走上前台。人们主要担心,这样的削减将促成一支“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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