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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海上力量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美国和中国在海上是竞争,还是合作,还是竞争与合作共存,取决于两国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如何看待海上力量在捍卫和促进国家利益上发挥的作用。本章从理论和历史角度出发,探讨美国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战略。我们将具体审视美国和中国对贸易及其他海上利益的思考,审视两国海军的作战和政治目标,以及海上控制与海上拒止等问题。很显然,海上力量在美国的战略思维(无论是全球还是太平洋)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然而,中国在东亚地区力量、影响力和野心的扩展对这种思考会有怎样的冲击,目前还不清楚。就中国而言,尽管它刚刚开始考虑海上力量,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大可能重走早期海军强国的老路,但它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研究中美案例时,需要强调两个区别:第一个是海面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区别,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更大意义上而言,海上力量可以通过海面上和水下的能力来实现,也可通过陆地、太空和网络空间的能力来实现。马汉的理论强调的是海上力量而非仅仅是海军力量,技术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的科学性。在这方面,中国强调的反海军能力,在海上力量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就像盟军轰炸机在大西洋战役中所做的那样)。各军种而非只有海军都可以在海上力量中发挥作用,不仅只是海军陆战队,还应该包括空军和装备了面对面导弹的陆军。

  第二个区别是海上控制与海上拒止,前者是确保海军部队、航运和资源开采可以进入重要水域的能力;而后者破坏这种进入的能力(即使是暂时性破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控制仍然有着重大的利益。中国害怕美国的海上拒止,更担心美国从海上攻击中国的能力。虽然他们可能无法实现海上控制,但希望拒止美国以较低风险进入中国近海海域。因此,虽然中国追求的是不对称海权,但海权理论仍然起作用。

  虽然有多种因素影响到美国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目的和能力,但最大的因素是对其中一个国家而言,另一个国家做了什么或者希望做什么。诚然,每个国家都有不直接与另一国有关系的海军任务:中国在有争议的水域使用水面作战舰侵扰邻国的船只;美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对付干扰航运的海盗等。但是,中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发展的方式越来越接近当年英国和德意志帝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前景不容乐观。

  在发展新能力上,美国海军现在把中国作为其主要的“规划案例”,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这样对待美国的。虽然两国还没有陷入像英德那样的螺旋上升式海军军备竞赛中,但竞争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一方出一招,就会触发另一方面的反应,以此继续。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打击部队正在威胁其安全和利益,所以这种效应很强烈,结果很明显。中国的反应一直是重点提高反海军和其它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中国这种对美军存在的反应,美国当然是做出另一种“中国式反应”。美国新的“空海一体战”战略(稍后讨论)以中国针对美军部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为目标。目前,中国正在投资发展可以瘫痪空海一体战所依赖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体系的反卫星和网络战能力。反过来,美国可以感到自身应对这种反卫星和网络战能力的能力也有限;可以出现威胁逐步升级的情形。在国际象棋中,这种游戏的一举一动都比过去更具战略性和威胁性。

  我们进行平行分析的时限为20年。鉴于复杂多变的地区和中美关系,以及技术进步惊人的速度,对未来的预测可能更多是运动,而非科学。回顾历史,当年的英国和美国、英国和德国、美国和日本最终结束他们的海军竞争都用了20年的时间,只不过一个是以和平方式结束,另外两个是以暴力方式结束。所以,现在是考虑美国和中国海上战略的变化和影响的一个重要时刻。二十多年的时间对避免冲突来说,似乎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然而,一旦双方陷入对抗的逻辑中,惯性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在海上,处于竞争状态的两支海军力量发生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艘大船需要早期预警,要意识到它的航线可能会导致麻烦。

  这种分析的切入点,并不是美国和中国技术和军事能力的变化,而是生产和贸易的经济学变化。毕竟,马汉的海权论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为了繁荣,一个国家必须生产比国内需求更多的产品;所以他必须主要通过海运进口原料和出口产品;所以他们需要海上力量,以确保进入、保护贸易路线,并且在需要时切断对手和敌人的进入和贸易。由于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生产力最强的经济体,面临着政治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是主要贸易伙伴,非常依赖海上贸易,我们的讨论将从这些基本点开始。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

  一个多世纪前美国成为海上强国时,经济发展使其日益依赖对外贸易。虽然中国人均要穷得多,但在本质上处于向海上强国发展的相同阶段。这两种情况下,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不仅促进了贸易,但也为打造现代海军能力提供了资源和技术。美国和中国都从全球化中获益,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断扩大的双边贸易。这种贸易主要的效应是:美国进口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量急剧扩张,同时美国公司和金融受益于中国对美国的信贷扩张。中国有能力在保持适度通胀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同时美国依靠这种贸易和金融关系,可以实现低通胀和低利率下的适度增长。当考虑到经济快速增长对维持政治稳定、政权合法性和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性时,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就更明白了。

  现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约为3万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过去十年里,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20%比10%每年)。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约为3.7万亿美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 ),年均增长速度也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6%对3%每年)。同样,这两个国家都依赖海上贸易,不过中国对海上贸易的依赖程度更高,中国是95%,美国是85%,原因在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庞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中国的海上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约45%;美国的海上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约20%。言下之意,虽然和中国相比,美国有更强大的海军能力,但是中国比美国更多地依赖海上贸易安全的确定性。

  在西半球,美国的贸易量要超过中国;而在亚洲,中国的贸易量要超过美国。但这两个国家都广泛与世界其它部分开展贸易——中国和美国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石油;中国从中亚进口天然气;中国和美国都同欧洲进行工业和商业贸易;两个国家都从拉丁美洲进口商品;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都向中国出口食品。

  过去十年,中美贸易增长了三倍多,从约1500亿美元增长到5000亿美元,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从2002年的约1000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约3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一直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低三分之一。这个赤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贷款资助:中国已经积累了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政府最大的主权债权人。 过去十年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已经从占美国贸易总额的7%增长至14%,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已经从占中国贸易总额的22%减小到15%。因此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这两个国家对彼此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当,但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依赖已相对下降,尽管总量已经增加。过去十年中,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已经从每年约1000亿增加到约4000亿美元(同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从每年200亿美元增长至1000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左右,而中国从美国进口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量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而美国从中国进口量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已经并将继续在其制造业发展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制造业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另一方面,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而不是出口),构成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中最重要的利益:美国消费者、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都严重依赖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中国商品,这些商品包罗万象,既有为复杂信息系统提供部件的零售连锁货架,也包括这些信息系统本身。如果没有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信贷,两国的经济都将遭受损失:中国将有更高的失业率,美国则有更高的商品价格和利率。

  在其他方面,中国和美国的经济也变得高度相互依赖。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缓解财政赤字问题,从而在不加税的情况下保证了联邦支出。虽然中国从美国进口量比美国从中国进口量小很多,中国生产商也已经受益匪浅,因为美国的消费市场庞大,美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管理、技能的转移对中国帮助很大。

  此外,现在中国企业正在利用与同美国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积累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直接投资。 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利益权重提高,意味在健康的全球经济利体系的利益增加,同时在全球海上安全的利益也会增加。在这个新的阶段,美国越来越期待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来弥补本国、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带来的需求疲软。2008-2009年间,美国对中国经济增长引领它和世界其他地区走出收缩抱有强烈的期望,可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正不断提高。在管理全球经济的体制和政策中,中国的合作将变得更加重要。

  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双边贸易作为一项指标意义重大,但占贸易总额的比例已经相对下降,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然而,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两个经济体,或者整个全球经济,如何能忍受他们经济关系崩溃的现实。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最好保证不会在海上力量或者其它方面发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与中美目前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相比,要小得多,而且20世纪30年代大幅下降。(目前的中美贸易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德贸易相比,也有类似的特点。)至今,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使其有能力继续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和对地区内国家的影响力,但很明显这种利益是和维持确保中美经济关系蓬勃发展的条件联结在一起的。美国在西太平洋仍然是一个强国,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而且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中国对海上贸易的依赖——近一半的中国经济——则增加了其对贸易安全的担忧。中国关于海上力量的著作表明:这个国家的意识正在提升,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性和中国海上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19世纪后期的德国也有类似的担忧,那个时候德国正在推进工业化,开始向外看。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及经济增长的安全性,目前无论从全球还是从区域范围来看,都要依赖美国的海上力量。这一点和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以前,依赖英国皇家海军保护其海上贸易安全的情况很像。因为当时美国认识到它根本不可能依靠自身来确保贸易安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所以美国人对中国对海上力量感兴趣并不奇怪。从战略上讲,美国不愿意让中国在东亚水域实施其海上控制措施,而这种作为和一个世纪前美国在西半球水域的作为是一样的。

  从理论上说,中国和美国在海上贸易的相互经济利益,表明两国在海上安全上采取合作方式存在可能性。然而,中国有三大忧虑,妨碍其与美国的海上合作:首先,中国需要支持其海上主张和保护自己贸易的能力,至少在其区域要如此;第二,美国海上力量是中国贸易一个公认的威胁;第三,美国海上力量是中国本身一个假定的威胁。尽管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在海上安全有共同利益,中国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赖带来的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进行竞争和合作的需求,是平衡的。这种冲动会促使中国试图结束美国的海上控制,同时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海上控制。

  海上力量对抗的逻辑,与马汉预期的强国行为逻辑是一致的,而且与中国减少美国威胁中国的能力,支持其扩展地区利益的战略出发点是一致的。同样的基本逻辑也可以解释,在确保东亚海域的贸易安全和海上控制的问题上,美国为什么不会对中国让步。总之,在分析美国和中国在该地区及以外的利益和战略时,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经济同样也有激化大国间竞争的作用。

  美国的利益

  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反映了该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对全球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区域强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东亚地区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过去的十年中,亚洲发展中的经济体以平均每年8.5%的速度增长,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年均增长率为1.3%,这种模式预计至少还将持续5年。 东亚地区的人力资本雄厚,生产力发展从中受益匪浅,但政治改革相对滞后。这个地区非常需要矿物质和石油,对环境有重大影响,这些都具有全球性的后果。亚洲大国——中国(越来越强)、日本(仍然是)、印度(前瞻性)拥有全球利益和角色。如果该地区的冲突涉及到这些强国,可能会危及全球安全和繁荣。

  除了东亚不稳定的风险外,该地区的重要性要求美国防止它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因为这种考虑在美国战略与美国的海上力量中份量很重,美国必须承担更多。不管你喜欢与否,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作为一个新晋的世界强国,拥有外向型经济的中国,必然会在东亚发挥巨大的作用。美国不仅无法阻止这一点,而且在中国的成功上有自己的利益,所以美国反复重申,它不会试图遏制中国。一个处于中国影响力之下和平、稳定、繁荣的地区,美国完全可以进入,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学会适应中国在东亚许多力量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现实:常规军力、经济、外交、人口和文化。这种条件并不需要排除美国,削弱其经济,威胁其安全,或妨碍中美合作。

  一个更令人讨厌的情况将是:中国在东亚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在其势力范围内声称和行使特权:欺负它的邻居;根据单边意愿“解决”纠纷;控制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例如在台湾问题上);削弱美国和其地区的朋友之间的联系;骚扰美军或限制其行动自由;实施不利于美国的区域经济安排,例如建立封闭式贸易区,一言以蔽之:追求霸权。根据经典的力量平衡和海权理论,这是势力范围要突出的行为。毕竟,这是强国体现他们的伟大、进行“零和”游戏的体现。甚至是美国,曾经在西半球也有过一些这样的行为。

  然而,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机制和规则的固化和规范,以及对于“正和”效应的支持,势力范围也许并不需要排除和损害范围之外的强国。根据这一推理,对于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突出的优势地位,美国可能会更乐观。然而,该地区的重要性、中国力量增长及其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不稳定性的结合,无法让美国对现状表示满意。中国东亚的主导地位可能会以美国的重要利益为代价,如果不立即发生这样的情况,也会在某个时候发生。中国使用武力夺取有争议的领土,对国际秩序和法治将产生可怕的后果。在美国不介入的情况下,其它东亚国家可能也会仿效,使用武力来支持其海洋主张,这会强化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能忽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台湾及其他美国的朋友,这些国家的权利对美国也十分重要,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和美国实力的在地区的相对消长,这可能是有害的。美国有了这样正式的防务联盟,就可以用来平衡中国的力量,在需要时候,用来应对中国使用武力的事态。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应该而且有可能会反对中国在东亚建立势力范围,至少在中国的行为变得清晰、美国没有必要担心之前会这样做。简单地说,美国需要把东亚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来看待,除非中国不是强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一个世纪前美国成为一个强国、海上强国和太平洋强国时起,阻止另一个强国主宰这个地区就一直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常态。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美国的战略一直是阻止东亚出现霸权控制,即使是付出战争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美国按照经典的权力平衡理论,把力量的砝码放在较弱的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与日本对抗);冷战之初的日本(与苏联对抗);1972年后的中国(与苏联对抗)。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和责任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下降;相反,因为该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些利益和责任也在增加。

  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忧虑有持久性,而且可能正在上升: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卫有约束力的义务;这里有可能发生核对抗;朝鲜的命运如何目前还不清楚。再往南,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因为如果台湾遭到军事攻击,美国有进行军事干预的法律责任,而且如果民主的台湾被中国“吞并”,将有极为严重的战略和政治后果。越南战争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有所下降,但如今因为该地区水域和国家的重要性上升,美国的利益也在上升,目前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寻求与美国的安全联系。

  正是出于对中国不受约束的力量的担心,整个地区和美国的长期防务关系正在被激活和加强。美国与日本结盟的目的已经逐步扩大,由仅仅是保护日本,向保护地区的整体利益与和平的方向发展。目前美国已经就让其海军返回菲律宾苏比克湾展开磋商,尽管这个基地的规模不可能和冷战时期相比。 美国也正在发展与越南和印度的防务合作关系,也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关切。尽管美国否认自己有意包围或整合东亚国家对付中国,但中国人看到的是,它在该地区的盟国只有两个——朝鲜和缅甸,而且都是贫穷、孤立且不可靠的国家,相反美国的盟国则是繁荣的国家,且数量越来越多。

  虽然中国目前似乎并未热衷于征服或统治东亚,它已经威胁使用武力按它的要求解决领土争端。它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认为为阻止台湾的独立有必要不惜一战。中国已经在东海和南海使用低端的执法力量来支持其捕鱼权和资源开采权。尽管面对韩国和日本的警告,中国也选择与朝鲜政权站在一起,后者是一个前途不可预知、越来越绝望的核武装政权。

  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区域紧张与不安已经加剧,特别是在美国坚定实施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目前,美国似乎已经下定决心来支持其东亚的朋友(新与旧),应对中国的压力。很明显,美国在外交上反对中国试图欺压南海邻国,面对中国盟友朝鲜的挑战,美国将支持韩国。如果不能与朋友站在一起,美国对这些重要国家的影响力会下降,这些国家抵抗威吓的决心也可能会削弱。对日本和韩国而言,该地区还有其它的风险,那就是如果美国支持的坚定性减少,这两个国家就可能试图获得核武器。总体而言,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军事能力稳步增长,并将战略方向调整至太平洋,对武力日渐依赖,东亚可能会进入不稳定的时期。

  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本能就是重申其对地区盟友和伙伴(中国的邻国)的承诺:推动和平解决争端,海军部队和航运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国际水域,这也是一个世纪前成为太平洋强国以来美国一贯的政策。 这不只是美国的地区战略问题,而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问题。美国政府在其最新版的国防战略文件中明确表示,2001年以来美国的战略重点一直在中东和南亚,而如今基于全球利益它要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向东亚。

  东亚是一个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是如此,在解决美国关切的国际安全问题上也是如此。举例来说,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的稳定行动,支持打击核武器扩散的努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对制止伊斯兰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非常重要。此外,如果美国要在在世界其他地方对抗自身及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就像9/11之后的10年),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就必不可少。现在,随着美国面临严峻的债务和国内挑战(高失业率、落后的教育以及基础设施),东亚的稳定具有更大的意义。

  东亚的全球重要性是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地区和平与安宁的结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军事存在对地区最强大国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约束。相反,风暴、侵略或冲突,可能不仅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也可能削弱美国应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挑战的能力(包括在本土)。虽然东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荡、侵略和冲突了,但潜在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东北亚,存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崩溃的风险;

  •在台湾,目前发展良好的两岸政治关系可能会逆转;

  •在东海和南海,关于领土海洋边界和资源的争端会进一步发展;

  •中国和越南或者印度或者俄罗斯,有可能会出现边界对抗。

  亚洲经济的持续活力和相互依存可能会抑制这些问题导致的敌对状态的出现。 但这也不能保证:即使亚洲经济继续繁荣和贸易,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到达和自信,也可能增加各国对安全的担忧,以及该地区出现冲突的风险。请注意,上面提到的所有四大潜在冲突源中,中国都涉及其中,因为中国宣称在所有这四个方面都有重要的考虑,都有重要的国防或者主权利益。同样也要注意,区域不稳定的可能性,主要源于日益强大的中国与昔日对手间的关系:台湾、韩国、日本、越南和印度。中国如何使用其不断增强的实力,以及美国和这些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将决定该地区是否保持稳定,其经济是否可以保持强劲,其争端是否得以和平解决,以及亚洲主要国家是否会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还包括,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和全球安全合作前景的回报。对亚洲所有国家(几乎世界所有国家)而言,中国最有潜力在东亚地区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帮助或阻碍美国应对安全方面的挑战。能源安全、海上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合作,这可能需要中国付出一定的成本。世界经济的增长、贸易体系的健康和国际机制(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性也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和中国在东亚地区以外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两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对伊朗的制裁等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不过,就整体而言,美国和中国在东亚以外地区的利益还是一致的。因此,美国在中美全球合作中的利益可能会受到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的影响,可能会更好,也可能会更差。这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如何对中国的地区实力的增长做出回应,包括其对美国海上力量的挑战。

  综上所述,美国在亚洲的持久利益是:

  •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体化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其中亚洲非常重要);

  •在中国崛起可能发生大国对抗的风险下保持亚洲的稳定;

  •保持亚洲的自由进入,确保没有冲突,包括不以武力来解决争端;

  •与传统的和新的伙伴保持紧密关系,特别是日本、韩国和印度;

  •发展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应对全球安全和经济挑战。

  中国是这些美国利益的支点。正如一个合作的中国会促进这些利益,一个好战、不受约束、摒弃国际规则的中国可能危及这些利益一样。由于美国在该地区仍然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中国才试图削弱这个角色,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从而可能给地区带来不稳定。此外,如果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的力量逐步退却,中国可能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对付较弱的邻居。与此同时,美国不放弃其在东亚安全中的作用的决心,可能会置自身于同中国碰撞的境地。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因为中国可能是美国在重要地区利益的威胁,也可能是世界舞台上重要的合作者,或者两者兼是,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充满了两难。如果主要将中国视为东亚地区的危险,中国可能会更尽全力来挑战美国力量,并拒绝在全球安全事务上的合作。然而如果忽略中国将破坏东亚地区的稳定的风险,希望避免对抗和促进其它地区和领域的合作,中国可能在该地区加大压力。管理美国与中国在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上的紧张,一方面采取竞争对抗的措施,另一方面要进行接触,这是设计和执行美国对华战略的一大明确挑战。

  近年来,美国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区域军力事实上一直采取军事围堵措施。虽然美国宣示的政策仍然强调合作的愿望,但遏制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主要的理由。但军事存在必须要与更大的战略相一致。虽然在应对中国崛起此类现象上没有任何的现代经验,但美国对其采取的方式感觉仍然是正确的。美国成为一个强国时,英国很快就成为合伙伙伴,而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第三帝国和苏联很快成为了明确的敌人。

  尤其是苏联对我们的分析没有借鉴意义。中国与苏联很不一样,它正依靠成功和实力融入全球经济,所以在经济上对其进行遏制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美国的亚洲盟友也严重依赖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和融资。同样的道理,中国没有扩张的计划,也没有意识形态的使命,所以对其进行政治上的遏制也不可能,且得不偿失: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愿意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东亚地区并没有像北约这样的跨国联盟把地区国家明确而有效地团结起来应对中国,不过中国近期的“强硬”行为已经引起邻国靠近美国寻求安全。 尽管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有非常强大的军事盟友,特别是其中有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和韩国,但这些国家一直以来防务重点都在国家自卫上,这使得在应对中国崛起、维护地区稳定的问题上,美国几乎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

  虽然美国并不寻求一个反中国联盟,但它也试图加强应对中国的区域防御态势: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友的防务关系;深化与印度和越南的安全合作;重点更多聚焦关岛,关岛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脆弱度较低,正在成为美国向整个地区投送力量的枢纽。最近,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地缘战略的“支点”从打击中东和南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向面对中国的崛起确保东亚的稳定。当然,中国人解读认为,这些措施是针对他们应有的权益、他们追求地区优势地位的努力以及他们的领土安全的。

  美国树立盟国的信心,并对中国军力及到达不断增长做出反应,可以有双重作用:由于中国担心与美国发生冲突,可以劝阻中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可能告诉中国,美国有意压制并有可能威胁到中国。这种双重性影响也是中国模仿美国两难的结果:小心以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以免中国与全球最重要的强国为敌损害经济利益,但在地位和威胁上持强硬的立场可以获得相同的补偿。(本章后面将有更多关于中国的观点。)如果说美国加强东亚的力量态势,有助于限制中国在此的军事力量使用的话,它也可能推动中国加强提高军事力量应对美国行动、获得更多行动自由以及减少中国自身面临威胁的决心。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中国军事上最重要的莫过于增加其能力,以消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优势地位。目前,美国军队担心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削减其作战效能,提高其实施军事干预的成本和风险。此外,随着解放军地面部队的装备和训练水平日渐提高,在靠近中国的地方与中国进行一场地面战争的前景,对美国来说越发令人生畏。 因此,过去60年里美国在西太平洋信赖的“前沿防御”可能无法长期持续下去。

  这种前沿防御——第七舰队、空军基地、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一直是美国向该地区盟国做出的安全承诺的标志。然而,继续依赖这种熟悉的存在,继续以这种方式安抚盟友,将置美军部队于更大的风险之中。这使得美国面临一个棘手的选择:减少军事存在,或为了让美国盟友放心接受更大的风险。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随着前沿存在部队的脆弱性越来越高,盟友对这种存在的信心还能持续多久?除非美国重新调整其在东亚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姿态,否则最终美军及其盟友都会更加脆弱,成为中国“有所作为”更诱人的目标。我们将回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应有另一种态势的观点。

  面对地区军事平衡出现的不利趋势,美国在依靠使用武力来阻止中国使用武力的选项上将受到限制,可能无法以预期的代价来赢得更多的利益。然而,这条道路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风险的。根据经典的威慑理论,即使预期的成本升级超过了敌人的预期的侵略收益,如果敌手怀疑这种升级也可以让制造威胁的一方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的话,威慑所依赖的威胁升级可靠性也会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威慑可能失败,制造威胁的一方将面临两难的选择:是进行升级,还是虚张声势,后者可以使自己付出的成本更高。

  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垂直升级选项的风险越来越大,因为这意味着中美将陷入敌对行动,例如网络战、反卫星战、经济战或者,最极端情况下会发生核战争,中国的核战争能力正越来越强,美国在中国的核报复面前正越来越脆弱。

  美国的另一个选择是横向升级——扩大冲突的地域范围,并将威胁和遏止冲突摆在首位。这方面有一个选项很受关注,美国的战略家们不时提出通过拦截油轮来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从而扼杀中国经济。其他选项包括:美军对中国陆军、海军或者战区军事行动以外的经济资产进行打击;并通过这些行动起到威慑并阻止中国侵略的效应。这样的选项或者可以奏效,因为中国缺乏全球范围的军事能力,远比美国更加脆弱。然而,中国可能会选择其他方式进行报复,例如对美国经济实施网络战或对日本实施导弹攻击。此外,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或攻击中国的经济目标,可能会损坏东亚和世界经济,创造坏的先例,甚至引发有关战争的法律问题。水平升级可能是美国在中国明确对美国盟友或者重大利益实施大规模侵犯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的选择,例如对日本实施攻击或者入侵韩国,这些都是地理位置偏远(相对美国而言)的突发事件。因为美国不应该就任何没有准备的行动进行威胁,所以在水平升级的问题上,他应该提出明智的警告。此外,如果要采取像切断中国石油供应这样的升级措施,美国要确认这正是中国恐惧和怀疑的:美国的海上力量是固有的威胁,因此必须挑战之。

  一般说来,美国不应该排除任何垂直或水平的升级选项,但也不应依赖任何选项。因为防御中国在东亚的侵略正变得越来越麻烦,所以威慑必须要得到加强。一般情况下,它应该让中国打消这样的想法:与美国的战争将是很容易打的,甚至是可以遏制的。但升级的威胁伴有高昂的成本:中国可能会更加偏执,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如果不得不升级冲突,中国可能会超出其冲突中的利益诉求来对付美国。

  总之,美国的战略在东亚地区面临多重困惑:它必须在不刺激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情况下限制中国军力的使用;在自身军力面临越来越大风险的情况下取信于地区盟友;在不指望威胁升级的情况下加强威慑。美国认为威胁升级并不可控,不想这样做,认为这会加重中国对美国恶意的怀疑。

  这些困惑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在该地区与中国对抗的同时,还呼吁中国与美国开展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实际上,中国在制止核扩散、战胜暴力极端主义、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也有自身的利益,所以即使在家门口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国也可能在这些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事实上,即使东亚地区两国竞争在加剧,中美应对这种体系性问题而开展的合作也在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已一再表明,更希望让美国承担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成本和风险,中国则追求自己狭隘的国家利益,那就是当“自由的乘客。” 未来中国在全球安全合作中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中国正在消耗着大量的资源(包括来自伊朗的石油和来自朝鲜的矿石),对专制政权施加国际压力提出质疑,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个国家完全有能力阻挠或促进重要的美国安全政策。

  鉴于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在区域内相左,而在全球趋同,美国的战略必须符合地区安全和全球协作的双重需要。从理论上讲,通过把对中国的威慑和接触相结合,它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办法和美国的对苏遏制战略完全不同,而且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后者是静态遏制和逐步瓦解战略的结合,苏联是一个拥有专制经济体制和臃肿机构的、奉行扩张主义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地位的敌手。就中国来说,一方面,美国越来越依赖与这个强国的合作,另一方面,这种合作可能危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此外,过去美国不得不面临欧洲分裂的痛苦,如今它不希望亚洲在美国和中国“阵营”上出现分裂,希望很少的国家处于中国的影响力之下。

  美国奉行区域对抗、全球合作的对华战略是否可行,目前还不清楚。两国国内都有发展“复杂”双边关系的需求,这种关系既非简单的敌对,也非完全的合作,两国政府都会遵照这样的思维行事。然而,其利益要求美国跨越这两个组成部分,这也是目前美国或多或少正在尝试的事情。如果作为战略工程,美国可以把重心转向合作,因为如果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东亚地区可以更安全。如果不是,美国也会把重心转向威慑。美国在东亚的军事战略可能是这种跨界行为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它会影响中国对美国意图的认知,从而影响中国的行为,中国的政策可能走向适度合作,也可能走向偏激的对抗。日渐依赖固定的前沿部队进行直接防御,将忽略他们生存能力下降的现实,并进一步刺激中国的军事发展,破坏中美全球合作的机会。然而如果美国不能威慑中国、支持盟国并保持在该地区的进入自由,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以及美国的地区利益将会面临危险,而亚洲的重要性对美国来说具有全球性意义。

  随着前沿部署力量脆弱性的提高,美国势必要调整东亚地区的军事态势,强调可以在任何地点迅速部署联合机动部队,强调在不牺牲兵力集中能力的情况下进行分散(这会使中国的 C4ISR系统困惑和措手不及)。由于美军进行大规模进行前沿部署极不可取,更遑论与中国亚洲大陆进行战争,改善当地的防御能力应该是美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不应该试图围堵中国,加强联合防御即可以使中国减少使用武力的信心。美国在技术利用上必须走在中国军队前面,必须维持技术优势,例如说当中国还在投入资源对老旧平台进行定位和精确打击的时候,美国应该发展隐身能力更强的打击平台。唯有如此,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命令派出美军部队投入地区冲突时,将更有信心(尽管不可能很容易),将可以提高威慑效果,提高管理涉及中国危机的能力。(后面章节将谈美国的军力态势)。

  即使是避免大规模前沿防御缺陷的态势,也必须要与同中国合作的愿望相配合,实现相互交叉的目标。美国和中国在同一地理空间内的军事力量都越来越强,由于误判或者错误而非意图造成冲突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因此,两国都需要更公开更及时的沟通,更确切说是需要军方对军方之间的接触及合作。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对解放军的文人控制,使军方对军方的合作进展困难,但也更重要。除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外,美国希望避免挑衅行动的发生——例如避免中国附近进行公认的威胁中国的演习,或者不重要的情报探测活动。在维持盟友信心、威慑中国的同时坚持上述做法,将使美国的军事领导层更加明智,并与美国的决策层保持密切协同。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

  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东亚是一个从日本延伸到马来西亚、新西兰(包括中国东部)庞大的群岛。将整个群岛贯穿起来的是海上贸易。此外,这个群岛的水域拥有丰富和食品和燃料,其控制权越来越有争议。由于通过海洋在该地区周边的存在,美国维持经济进入、稳定和影响力的能力,取决于其海上力量。

  如果缺乏海上力量,美国就不能保证东亚国际水域的自由通行,也不可能阻止中国控制南海、东海和黄海。海上力量使美国可以支持地区内的友好国家抵制中国可能施加的任何压力。在敌对行动的情况下,海上力量将使美国可以在东亚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有效的打击、远征和支援行动。随着美国前沿部署的空军基地和部队变得更加脆弱,具有机动性的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正在突出。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因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海上力量的存在象征着美国对地区稳定的承诺,所以美国在该地区海上力量的削减,将会被美国盟国及中国解释为,美国无法容忍的中国追求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正在得分。

  目前,美国海上力量在西太平洋上有两大核心任务,一个是作战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作战任务是实施打击。政治任务是在和平时期或危机中影响朋友和敌人。作战打击和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一直是大型航空母舰。 所以大型航空母舰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国防投资和目标定位的“靶心”。

  因为目前的技术并不能够确保美国为数不多的大型航空母舰的防御不出问题,所以美国必须重新考虑其在西太平洋上海上力量的主要手段问题。它的海军战略家必须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继续“听从”19世纪马汉“最大程度集中进攻性力量”的理论是否明智,或者是否还有必要。如果他们不思考这个问题,美国的海上力量将不能够满足21世纪西太平洋在核心作战任务上的需求(打击);作为一个结果,其政治任务(影响)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虽然要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完全过时,可能是在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但只要美国海军有志于推动海军的转型,需要的时间可能也不只十年。总体而言,过去二十年美国海军部队的规模已经稳步下降:从1990年的590艘减少到2000年的318艘,再到2010年的288艘。 根据目前美国预期的国防预算水平,海军将能够保有的舰船数量不会超过240艘。美国海军舰队规模缩减,是单艘舰船成本上升和造舰预算吃紧双重因素带来的结果,过去十年美国国防开支的重点是执行大规模地面占领和作战任务的地面部队,所以海军预算受限较大。 与此同时,因为没有重大的蓝水海军对手,所以美国维持大型舰队的动力也不强。

  除航母外,美国海上力量每一种其他主要力量在西太平洋上的存在也是非常活跃的:水面作战舰、军事辅助船、两栖舰船、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威慑潜艇和海军基地。水面舰队的其它部分——水面作战舰、军事辅助船和攻击潜艇——是为了提供反舰、反潜和反导防御,使航空母舰更好地执行其打击任务。如果航空母舰执行打击任务的能力本身都存有疑问,那么水面舰队存在理由的大部分可能都有问题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军其他的任务也很重要。随着美国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规模,潜基导弹部队虽然规模也所减小,但其重要性因为卓越的生存能力而更高了,这些潜艇很难被敌手发现并击沉。此外,美国正在提高水面作战和潜艇的常规打击能力,包括改装战略性潜艇,装备射程更远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美国发展这种能力的目的,是对大型航空母舰的打击能力进行补充,随着航空母舰脆弱性的提高,这种能力会越来越重要。

  不允许犯任何错误:如前所述,美国在全球范围和西太平洋都享有海军优势。美国海军在海上完全无可匹敌,可以在濒海水域有力地作战,也可以根据要求控制任何的海上咽喉。目前的这种优势不仅是舰队舰船非凡作战能力的结果,更是海军推进网络化提升攻防能力的成果。它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很少有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经费和燃油消耗量巨大的蓝水海军,而且能够承担的都是美国的合作伙伴——日本、欧洲盟友和印度。美国的海上力量在西太平洋和其他地区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受到了地区海上强国作战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有效补充。

  尽管如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集中的脆弱性仍然是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乃至作战挑战。我们已经确立了基本前提:东亚对美国极为重点,美国不可能接受中国在此建立势力范围,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海上力量被削弱。但历史表明,海上力量一种形式的弱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海上力量本身的弱化;相反,它会通过利用新技术促成新形式的出现:从木质走向铁甲;从风帆走向蒸汽;从战列舰走向航空母舰;从水面舰船走向潜艇;从炸弹走向导弹;从有人驾驶飞机到无人机;从信号旗、烟雾到无线电,再到世界范围内的天基数据通信均是如此。

  除了重新思考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形式外,也是时候思考其反应的意义了。因为美国认为它需要保证在该地区的海上自由,所以它必须能够维持海上控制和战胜中国的海上拒止。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必须要保持拒止中国进入经济所依赖的海洋的能力。如果拒止中国进入是美国的最终目标,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因为中国极其依赖海洋,所以将会采取一切手段应对挑战。回想一下当年,美国准备对日本进行海上拒止的时候,日本不仅愿意投入巨量的资源发展海上力量,而且想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阻止美国。中美的情况可能会因为中国需要获得海洋资源进而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不可能像20世纪30年代日本一样在东亚进行彻头彻尾的侵略,所以美国也不可能再寻求那样的海上拒止。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有很多关于在危机时刻封锁或者切断中国海上生命线的声音,所以中国难免会担心美国是否有海上拒止的目的。如果他们得出结论是美国想这样做,那么结果就是:海军竞争加强,中国提高反海军能力,中美关系恶化,对抗的可能性增加,因为误判和错误造成战争的危险升高。

  马汉的理论公式是:全球性强国需要海上力量,海上力量激发竞争,竞争需要拒止对方使用海洋的能力,竞争可以导致战争,胜利取决于进攻性力量的集中。但该公式的一些假设在这个水域、在本世纪、在这两个大国之间未必适用,中国的潜力和进入海洋的需求,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极为高昂的成本和风险。当然,美国在西太平洋维持海上力量并实现其目标(在不加剧与中国对抗的情况下)的可能性,取于中国实现相对应目标的可能性,中国也希望在不加剧与美国对抗的情况下实现其区域目标。

  中国的利益

  从邓小平(1904-1997)开始,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把中国从一个贫穷、不稳定的弱小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稳定、强大、安全和有影响力的国家。其动机是更好地照顾10亿中国人,还是让中国更具凝聚力,还是结束外国统治和恢复中国的伟大,目前还不清楚,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些目标都是相互关联的。实现他们的路径是经济发展。发展减轻了民众的贫困,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安全性和影响力。发展也确保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和政权的生存。

  邓小平开创的道路,是全新的思考中国需求和目标的方式。显然无助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让位于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意识形态。这需要给予相当大的经济自由。但是,经济自由不一定要伴随政治自由:中国共产主义者已经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并没有放弃让其毛泽东主义统治不受挑战的决心。威权主义者提出,毛泽东主义的统治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最近几十年里,许多其它国家都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齐头并进,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观点,但就中国而言,有一点很明显,满足人民的需求,是当政者保持政治地位的先决条件。中国的中产阶段很少有人希望革命,而是希望进行改革,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治现状并无不满之处。此外,那些在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人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特别自豪,认为中国应该坚持扩大其在该地区和世界的利益和影响。中国的成功使得它在经济和政治上能够并倾向于作为一个大国来行事。

  中国发展模式和多个其他东亚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获得投资并知道如何在制造业利用低成本劳动力;通过劳工培训和组织实现生产力跃升;实现从货物到更高利润生产的价值链条;通过国家支持的出口战略融入全球市场,所以国内生产并没有国内消费的支撑;保持较低的货币汇率和盈余,积累外汇;用外汇购买维持增长所需的技术、原材料和设备;允许在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控制外国投资,以获得在国外市场竞争的手段;扩大自由企业,但确保最重要的企业在国家手中。 不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两点不同于其它东亚国家。首先,中国有数量惊人的农村居民,主要从事自给性农业,能够有数以亿计的低工资的产业工人,从而在世界经济的制造业成为市场份额的领导者。第二,其他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发展都推动了政治改革,但迄今中国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中国的发展需要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依赖海外市场和原材料。虽然中国可能将无法像过去二十年一样保持国民生产总值10%的年增长率,但是他们可能会保持6-8%之间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仍然是非凡的成就)。中国国内广泛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将危及政权满足不断增长的预期的能力,一党政治将受到质疑。中国几乎都是通过海洋来进入市场和获得原材料,所以这对政权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利益问题。“北京的领导人视社会的不稳定为自己的最大威胁,视均衡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为社会稳定的支柱。事实上,他们经常讨论一个关键的标准,认为7%的经济增长是支持城镇职工不断增加所必需的。 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商界和富豪们来说,海上贸易的安全性也很重要,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一贯以来的外交政策。正是了解贸易对提供就业岗位至关重要,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致力与地区及以外的政权发展贸易关系。 如果说发展前的中国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由拒绝国际体系,那么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已要求中国接受和加入该体系。同样的道理,中国认识到其经济增长要以国际贸易为基础,所以主张国际和平,反对颠覆或威胁其他国家,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包括其邻居)。它认为,为了维持适当的贸易,海洋需要平静和安全。中国需要稳定,意味着其全球利益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有一致性。

  除了海外贸易的需要,中国的发展战略依赖于吸收技术,这是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东西。因此,如前所述,美国消费者对低价商品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国生产者对制造技术的需求,两者结合使中美经济合作高度互惠。不管是双边合作,还是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点的贸易和投资的一般性扩张,中国和美国都从中受益匪浅。两个国家都依赖世界经济的健康、国际总体稳定,以及这种秩序中的规则和多边架构。

  但得出结论认为利益的相互交织会阻止今天既有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的竞争之前,可以想想英国和德国,他们也曾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但仍然走向了战争。事实上,既然中国的成功推动其追求国家利益的拓展——国防、主权完整、统一和影响力——那么中国与其受到美国支持的邻国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可能也在增长。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处于弱者和受伤害的状态,中国国防的定义是从适当的保护开始的。虽然日本进行重新武装的威胁还处于“休眠状态”,但中国人不可能忽视这一点,因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曾经极为粗暴地侵略过中国。 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会小心行事,以不刺激日本军事扩张威胁的出现。相反,中国人会用他们新的能力和信心去在东海挑战日本,对日本的日益强硬的防务政策做出严厉的、民族主义的反应。

  更值得关注,也是更重要的,当然是中国人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包括海基打击力量)认知所带来的危险。随着苏联消失,日本的扩张主义早已不复存在,现在中国希望美国力量能够撤出。美国人担心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中国可以发展,但却声称不发展这些能力,这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还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致力于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除非是威胁中国。

  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观点,并不仅限于保卫大陆应对攻击。中国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定义正在被更广泛地应用,包括控制台湾在内。中国力量的增长已经有了更现实的目标:台湾的统一以及阻止“台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今,中国一直视美国及其海上力量为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1996年,当美国航空母舰进入海峡阻止中国恫吓台湾时,中国人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克服这一障碍的重要性。虽然中国对使用武力夺取台湾有很大的疑虑,但如果他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就不可能在两岸谈判中占据上风。如前所述,尽管大陆与台湾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但中国人仍然认为美国介入台湾防御的意愿是对其核心利益的触犯。

  除了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外,中国也有许多其他的领土要求。中国已经解决或者推迟了大部分的陆地边界纠纷,这可能意味着,在面向太平洋及最强大的潜在敌手——美国——的战略再定位过程中,稳定的陆地邻国关系非常重要。 虽然可以推迟其陆地领土要求,但中国已经在海洋领土要求上已经变得更加坚定、急躁和粗暴。就海洋领土要求而言,经济利益和地区安全利益最大的是在南海的岛礁争端。虽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并没有宣称这些和和其对台湾和西藏的控制权同等重要,但军方官员已经暗示,中国主权正受到威胁,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仅是主张而且是主权权利正在该地区受到他国的干扰。 无论如何,中国控制南海的利益,和其与东南亚邻国保持友好和有影响力的关系的利益是矛盾的。

  中国的政策声明不断强调,国际稳定是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的前提条件。随着中国的邻国日渐警惕其权力,北京当局已经采取了“和平崛起”和“和平与发展”的方式。就整体而言,中国一直明智地使用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一直是坚定地支持现有主权的神圣性,不管其合法性如何(或把它们当作合法的定义) 。它普遍反对经济制裁和国际干预。中国往往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权更迭(例如在中东地区)和“保护责任”(例如在非洲)问题上相持不下,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坚持不干涉的原则,还在于要保护从既有政权获取能源和资源的渠道。

  与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和泰迪•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收购相比,中国可以说是克制的典范。和上述国家通过殖民地化来获得资源(以及其它原因)不同,中国主要依靠发展援助、贸易杠杆、投资和优惠的长期供应合同来获得资源和市场,而且不会为该政权如何对待人民附加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扩张期间,中国的军事行动纪录和美国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同一时期美国先后在巴拿马、科威特、波斯尼亚、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使用重要的军事力量。和争强好胜、修正主义或者革命主义相比,中国实际上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保守者。

  随着中国军事行动能力的增长,这个国家的谨慎会减少吗?中国的利益会推动其朝着多边合作,还是单边主见的方向发展,目前还不清楚。中国需要获得原材料和市场,以维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这产生了矛盾的冲动。因此,中国从一个健康且有序的世界经济中获益,并有持久的利益,受益于宁静和平的国际环境,与远近国家的良好关系,开放和安全的国际水域,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和耗费资源的军备竞赛。然而,中国的经济需求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已经导致谋求单方面优势(例如在优惠的长期能源供应关系),与“坏”政权维持以资源为基础的良好关系(伊朗和苏丹的石油、朝鲜的矿石),甚至威胁使用武力来支持其在大的经济利害关系上的主张(例如在中国南海)。中国主张并遵守规则,除非别人遵守的时候它违反这些规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中国通过武力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冲动,似乎更接近中国想要达到的目标。一般情况下,中国倾向于在全球使用“软实力”,在地区使用“硬实力”。其中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中国是否因为实力虽不断增长,但仍缺乏全球性的军事能力而实施这样的政策,还是因为其利益没有大到值得这样做,或者只是中国追求一定的地区优势,目前还不明了。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中国似乎越来越愿意在地区威胁使用武力来推进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极为重要,所以美国对中国的行为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19世纪后期英国曾经愿意给予美国在西半球这样的特权,但今天美国似乎不愿意给中国这样的空间。这里有两个问题:哪个大国在西太平洋有更强的军事能力?(见第四章),美国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能力的互动一定会走向对抗吗?(见第五章)。

  确定中美在西太平洋有竞争和潜在对抗的种子后,重要的是要注意,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利益的兼容上可能有调节作用,对这两个国家在该地区的竞争和对抗而言也是如此。正如在前面讨论美国的利益时指出的那样,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在东亚以外的地区更倾向于合作。尽管中国经常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并偏好多极化,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是适应当前的全球秩序的。在货物、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遏制极端主义;能源来源和路线的安全;减少贫困;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控制核武器等多个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有共同利益。虽然中国在东亚以外的事务上也经常反对美国,特别是在干预问题上,但并不能阻止两国在其它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也没有使两国很容易就进入敌对状态。(如果说,美国在其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从根本上说,中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循规蹈矩”不是赞成或向美国让步,而是在与美国的利益不谋而合的情况下追求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能够在开展区域竞争的情况下,在其它地方进行合作。与此同时,和美国一样,中国对全球合作的兴趣和参与可能会抑制其区域内的对立主义。

  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在东亚地区所有的潜在热点上,中美都有可能走向对抗:韩国、台湾、南海、东海以及中国与越南的陆地纠纷。在这些特定的危险之上的,是中国减少美国对自身威胁的意图,以及对地区利益的追求。此外,不管这是否意味着实现某种形式的地区霸权,中国为了获得世界资源和市场而对海洋产生的兴趣,将其置于同美国力量相矛盾的位置上。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是对其利益的潜在威胁,他们觉得需要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性海上力量,并正积极为满足这种需求、发展反海军能力做准备。

  中国的战略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造成的紧张局势,同样也会促成中国针对美国的战略,对外部世界产生相当的影响:在现有的秩序内获得经济进入、赢得影响力,或者单方面使用其不断增长的力量;为了保持外部环境平静,或者为了压制中国人的权利和要求;交好邻国,或鼓励冒着被孤立的风险对中国力量进行威慑;与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或者在可能损害中国利益的领域削弱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为了避免昂贵的军备竞赛,或者寻求作战和军事优势,以阻止或击败中国及其利益面临的威胁;依靠美国与其合作保持贸易路线的安全,或者构建和部署独立确保安全的能力;和美国一样,中国将尝试在这种熊掌兼得的两难选择中做出决定。

  如前所述,中国人战略的冲动、限制和选择对东亚和世界的意义是不尽相同的。合作对全球更具吸引力,对区域来说,竞争则更引人注目。离中国越远的地方,中国人采取冒险行动的能力和姿态就会越弱。 当中国的安全和主权利益(例如统一和领土权利)安全受到威胁时,中国人是不太愿意给别人留下成果的。当他们在被限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为这些主权利益寻求解决方案时,中国即使不能不以武力相威胁,也会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的影响。在距离更远的地方(例如中东和非洲地区),由于中国的利益和防御问题不那么尖锐,与其合作更容易。例如,中国海军在西印度洋会与美国、日本、韩国人及其它国家海军合作保护国际航运对付索马里海盗。然而,在西太平洋,中国海军舰船只会骚扰这些国家的海军。

  中国区域和全球行为间的差异,是其由近及远军事能力反差的结果,还是由近及远利益的重要性不同的战略反应?答案可能两个都是:中国在开发和部署区域军事能力比全球军事能力上更进一步,因为前者更容易、更便宜、更快,在某些方面也是迈向后者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不过区域军事能力也有更高的优先性,主要是出于中国本身的防御考虑。一般来说,随着一个国家将其安全的定义从本土扩展到海外利益,他们的军事能力也将扩展,除非这个国家缺乏资源或者依靠别国的力量或“好的”行为。虽然有充足的资源,但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在可以指望别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关照中国利益的情况下,会不会投入巨资发展向世界各地驻扎和投送力量的能力。

  军队在中国战略中的作用值得研究。这个国家需要奋力摆脱大众贫困、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国防开支是可以做出牺牲的,然而过去十年军事能力建设被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国防开支过去的增长曾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年均约10%左右。但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每年达到18%。因此,中国现在的国防开支几乎是东亚其它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不包括朝鲜)。2011年中国估计的国防开支为1300亿美元;东亚地区其它6个国家的总额则是1280亿美元。 假设中国国防开支以目前的速度增长,日本的国防开支会保持其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那么未来至多5年的时间,中国的国防开支可能将是其所有东亚邻国总和的两倍。

  不过和美国相比,中国今天的国防开支还是相形见绌的。但是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这种差距将不断缩小,如图1所示。谈绝对和相对的意义在于,中国军事投资和活动集中于东亚,而美国必须满足全球需求。911后的十年期间,美国国防开支至少有40%可以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的需求,而只有20%用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这是美国国防部内的第二大预算用户)。 即使美国的防御重点转移到东亚,也是不可能与中国以该地区为重点的国防开支相比的。为了以这些总体预测为基础进行简单的说明,我们假设未来20年里美国国防开支的33%用于太平洋司令部,中国国防开支的66%用于面向太平洋司令部的区域,那么在东亚地区的军事能力和军事活动方面,中国将超出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图1 中国、日本和美国到2040年预期的国防支出

 


  来源:詹姆斯•多宾斯,戴维•C•贡佩特,戴维•A•拉帕克,安德鲁•斯科贝尔,《与中国的冲突:威慑的前景、后果和战略(Conflict with China: 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11年出版。

  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已经不可改变地朝着建立面向太平洋能力的方向发展。这一点还有几个原因:自卫优先;重点针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打击能力;需要支持中国的领土要求;空军、海军和兵力投送能力随着距离增加成本不断提高的简单事实(区域内外的可供性对比比较明显)。然而,中国已经高度重视区域能力的现实也确认了下述倾向:在区域倚重硬实力,在区域外注重使用软实力。

  和美国根据利益来定义安全(包括但远远超出其领土范围)一样,中国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和美国一样,它有必要的资源可以这样做,也有全球利益需要这样做。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是一个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是一个地理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冷战之前19世纪也是如此),美国一直就不需要担心地区其它强国的军事压力问题,但中国则非常担心该地区另一个强国——美国——的存在。正如美国试图将西班牙、英国和苏联的力量从西半球驱逐出去一样,中国的战略正给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中国既不明目张胆地咄咄逼人,也不断然以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为敌。中国确保主权领土完整的目标,和与其邻国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之间是一定矛盾的。20世纪90年代,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对抗性行为,区域国家寻求与美国发展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作为回应,中国推出了“魅力攻势”,以阻止美国联盟的出现将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近年来,中国似乎“故态复萌”,在与东南亚邻国的海上边界纠纷上常常咄咄逼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关系上也有类似的波动。因为这方面的经验和中国军事能力稳步增长稳定,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国家都不太相信中国的“魅力攻势”。

  虽然该地区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风波,但因为对美国威胁的认知,中国不太可能和像在地区外做的那样,在该地区奉行以包容为主、倚靠软实力的战略。在推动中国寻求东亚问题的合作解决方案上,美国是否足够坚持且有创造性,这是我们在第五章要讨论的一个政策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假定中国将不再加强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忽视威胁而放弃其应对领土争端的方式,或接受美国强大的军事能力存在。

  中国加强其区域的军事能力的目的是什么,这衍生出了其军事能力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同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要征服周边民族国家。这也不符合中国关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逻辑。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不同于救世主革命的理念)需要并已成功地通过贸易、投资和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来获得国外的资源。尽管中国有多段边界与他国有争端,有近1亿华人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我们很也难看到中国人认为值得用惊人的成本和无法收场的风险来进行领土的征服。中国更有可能对邻国使用武力,迫使其以不利自身的方式解决涉及到中国重要利益的领土争端,例如实现国家统一或者确保获得重要海基资源。中国也有可能在使其感受到威胁的事件中使用武力,比如朝鲜出现暴力崩溃;朝鲜的核武器失控,或者韩国直接入侵朝鲜。中国可能会采取的干预形式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对朝鲜半岛进行军事干预有害还是有益,要看具体情况,要看中国追求的目标。

  如果中国的战略包括了为上述目的而使用武力的选项,解放军就必须要为涉及接敌美军干预部队的事件做好准备。如前所述,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在南海使用武力,在东海对日本或者对韩国使用武力,美国的重要利益和承诺都将陷入危险境地。所以说,解放军在西太平洋阻止或削弱美国军事干预的能力是中国战略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在中国没有征服任何邻近民族国家的计划的情况下。这就是中国的军事发展(在政治领导层的支持下)赢得外界极大关注的原因所在。事实上,这是中国军事战略和优先事项的核心。此外,即使中国选择不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地区争端,美国打击力量的存在也加强了其消除这种威胁的决心。

  邓小平之前,中国主要是与其陆地邻国有领土争端:印度、越南和苏联。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进入太平洋以外的世界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偏远的、没有用的亚洲腹地上确切边界的重要性。此外,中国的崛起增加了台湾的重新统一的可行性;尽管中国并不希望使用武力达成这个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对于获得充分的杠杆实现有利的政治结果非常重要。无论是展望台海冲突还是确保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未来道路,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美国的海上力量,都可能是一大障碍。了解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打击力量对其潜在威胁的忧虑,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国的战略需要为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制定计划、做好准备,这并非中国真正想要的,而是形势逼人,无可奈何。

  中国阻止美国干预的军事战略,已被广泛记载,中国人不断宣传,美国人深入分析,尽人皆知。 概括地说,中国的军事战略家认为,解放军阻止、破坏或者击败美国干预的最好机会,是迅速打击美国的干预部队,必要时可以是先发制人,并将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持续时间、地理范围、武器使用、目标选择以及毁伤效果。这种战略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解放军会重点建设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其焦点是美国干预是最有可能的工具——大型航母。为了对付航空母舰,中国正在开发远程和天基传感器、天基制导系统、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攻击潜艇以及将这些联结起来的数字通信网络。中国要求进行迅速、激烈、协同式的攻击,阻碍和削弱美国的力量。中国并不寻求与美国发生武装冲突,但很明显,其军事战略依靠的是,设想冲突发生的情况下尽早、首先甚至是先发制人对美国打击力量实施攻击。

  即使有这样的能力和理论,解放军要成功阻止美国的军事干预,还需要以下条件(a)美国政治领袖认为,成本和风险大于干预的价值;(b)冲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在美国可以投入全球打击力量之前结束;(c) 美军极其依赖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被削弱。因为中国不能保证实现前两个条件(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致力于实现第三个条件。解放军之所以对网络战和反卫星战有浓厚的兴趣,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打赢美军最好且(可能)唯一的机会是攻击美国相对脆弱的天基和其指挥、控制和通信网络。(下一章我们将关注军事技术竞争及其对中美冲突的潜在影响)。

  美国军事战略服务于作战和政治需求,中国也一样。解放军在作战行动中打赢地区敌手及美军的能力越强,该地区没有参与战争的行为体与其的关系面临的阴影就会越长且黑暗。与此同时,中国人可能会感到“处处留情”的压力,担心面临不利的政治反应,至少在使用已经部署的武力时有所收敛。再者,如果说近些年的情况对未来有借鉴的话,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展和使用迎来的不仅是更大的地区威慑,而是完全的敌对状态:不管是美国的盟友,还是潜在的伙伴,都对更强大的美国力量存在有兴趣。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人肯定会担心毫无保留地支持解放军以满足其作战要求,不仅不会帮助,还可能会伤害到中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除了军事方面,中国的战略或多或少是在模仿美国战略:希望避免东亚对抗的发生,但全力做好准备,并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合作。与美国一样,中国在地区冲突事件中无疑将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美国人一样,中国基于这方面的考虑,面对潜在敌手时毫无疑问一定会谨慎行事。因此,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不仅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会对美国使用武力对付中国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特别是涉及到美国的重大利益时。此外,中国将与美国就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核不扩散、反恐、反海盗及能源安全——只要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且成本不是太高。它也将寻求在国际机构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承担更多的责任。鉴于其地区利益,中国将需要在全球合作政策和区域的积极状态间做好平衡,就像美国那样。以好战的姿态出现在东亚可能会破坏全球合作的前景;但为了扩大全球合作在东亚低调行事,将使美国有更大的机会在该地区威胁、干预和调整来对付中国。

  尽管这样来解释中国的战略、将中国的行为视为“鹰派和鸽派”争夺控制权的产物来进行预测可能是错误的,还是有一种模式是值得关注的。解放军忙于中国的安全事务,着力为冲突做准备,这个国家的文职领导层及其机构(例如外交部)对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可以帮助实现其目标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很感兴趣。为涉及到美国的军事冲突制定计划,是解放军的职责所在,这些冲突都可能发生在中国邻近地区:文职领导层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并管理好合作和竞争相互交织的复杂的中美关系。此外,中国新兴的商界精英希望可以创造有利于中国贸易、投资和技术收购的条件,他们有兴趣且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他们来说美国很重要。最后,中国受到充分教育的公民数量在不断增长,他们对中国的成功、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非常关注,且不断展现出自豪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能够从经济合作中获益最后的中国中产阶层,在中国受到美国(或日本)的不尊重时,反而更倾向于强硬立场。

  中国的战略反映了鹰派军官、谨慎的政治家、国际主义的商人和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反映了其全球和地区利益之间的矛盾关系,中国的战略包含着节制和好战的混合,这一切对美国来说令人费解,就像美国的战略对中国人(以及许多美国人)来说难以理解一样。尽管中国实施的是一党政治,但在这些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观点之间找到一个真正稳定的结合点,其面临的难度不亚于美国。在引用邓小平的名言警句时,中国高官对原句进行了修改:中国应该“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 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对外可以更为自信,因为现在力量允许;但仍然要维持一个稳定的环境,因为这是发展所需。

  由于中国内部的紧张,对中国的战略缺乏共识,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将是对美国提出的挑战和机遇的一种反应。美国如果持续寻求中国就全球经济和安全发展伙伴关系,对中国那些倾向于适当和多边方式应对地区问题的人是一个鼓舞。但同样,如果美国寄希望于中国的政治家(很少有军队将领)支持与在该地区威胁到中国及其利益的强国在地区以外加强合作,则是一个错误。然而,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将变得越来越合作,因为放弃在东亚安全中发挥作用,那么效果将适得其反。在分析了海上力量对中国的意义之后,我们将探讨中国和美国战略的相互作用问题。

  中国的海上力量

  马汉视中国为海上强国的一个目标。作为世界历史的热心读者,马汉知道中国自15世纪初以来,就一直不是海上强国。到19世纪末,英国、日本、美国都对中国展开掠夺,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内部凝聚力。马汉还有先见之明地指出:随着中国势不可挡地卷入世界运动的大潮中,这个国家将有伟大的未来,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它将置身于世界之外。 无论是对还是错,他称中国“为气质所阻……有一种通过展示武力来压制其政治行为的冲突。”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弱小、贫穷、脆弱、不稳定且内敛,没有成为真正海上强国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号召,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并为此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在现实中,海上力量是有很多问题的:如果中国的经济落后使海军发展没有现实基础,那么其经济孤立则使海军发展没有现实需要。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水面舰队装载导弹的舰船数量从20艘增加到了200艘;潜艇数量从35艘增加到了100艘,它还发展出了核动力潜艇。然而到1988年,邓小平的战略逐步占据国家主流的时候,中国海军仍然从属于陆军,仍然由陆军将军,而非海军上将领导。尽管解放军海军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一,但它的使命是近海防御,它的训练是低层次的,它也缺乏关键的能力:海军航空兵、反潜战、适于公海作战的静音潜艇以及电子战。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向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海上力量才从一个海军重点转变成为国家重点。 国家意识、承诺和能力的增长,各个海洋强国几乎都经历了约20年的时间,美国大约是从1880至1900年;德国是从1890年至1914年;日本大约是从1920到1941年。中国把目光转向海洋,一方面是苏联对中国陆地威胁的消失,另一方面是中国要依靠贸易来实现其经济发展。此外,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存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以中国为目标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工业化和推进,它有了发展现代海军和反海军能力的需要,也有了足够的经费。1996年台湾危机中美国使用航空母舰展现其干预决心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认识到,不管是中国的再次统一还是总体的安全利益,都需要阻止美国进行威胁或者在地区打击中国的手段。

  这种新的“主要战略方向”被列入到了顶层规划指导中去。 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排队了重点发展地面部队的可能,这份白皮书指出中国防务预算重点将投向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弹道导弹部队)。中国的军事重点是“制海权、制空权和战略反制(核威慑)。”

  现在,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强大、自信、外向化并依赖海洋贸易,马汉会承认它是一个海洋强国吗?最可能的答案:目前还没有。中国的陆地边界纠纷的解决或者搁置,允许其将大量的资源从地面部队转向海军和反海军部队。解放军海军的作战能力已经从范围狭窄的近海防御向绿水甚至是蓝水作战能力发展。 现在海军力量已被用来支持中国对的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和资源权利的主张,也被用于在索马里外海参与多国反海盗行动。这支海军正在常态化在航补给的训练和实践,这是远海海上力量的前提条件,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其在海军航空兵、静音潜艇以及信息技术利用等多方面的不足。利用信息技术是C4ISR系统的关键,从而也是一体化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的关键。

  不过,中国海军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保护中国对付美国海基打击能力,应对日本潜在的军国主义复活危险。此外,最近国会研究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解放军海军将继续努力解决多个领域的局限和缺点,包括在远海区域大型编队持续作战的能力;与中国军队其它部队实施联合作战的能力;C4ISR系统;防空作战、反潜作战以及在关键舰船部件上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虽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上,但需要指出的,该舰只是对苏联不起眼的老航母进行翻新的产物。对于人们对中国海军向亚丁湾部署舰船的关注而言,这是自15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向亚太以外的地区部署海军力量,通常由3艘战舰组成的编队。

  尽管其任务和到达范围仍然有限,但中国的海军力量似乎正在形成类似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格局:本土进行沿海防御;确保主权水域和海上航线的安全;保护海上交通线和商业利益;最后进行远程力量投送。对中国而言,置进入其大陆打击范围的美军航母于危险之中,将是第一优先事务;现在重点有所增加——在周边海域支持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资源利益;中国人的表述和海军投资都表明,中国并不想把贸易航线的安全(包括油轮航线)寄托于他国(实际是指美国海军)。 虽然中国还没有致力于发展全球性的海上力量,但他们需要并渴望进入“远海”,包括整个太平洋和印度洋。

  有关中国海上力量的争论,涉及到对一系列复杂问题和挑战的理解,总体而言是令人震惊,而不是让人放心:马汉提出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海上力量模式并不被广泛接受;强调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和权利;和平利用和开发海洋是首选。此外,中国对海上控制和海上拒止都持现实主义的态度。虽然他们寻求安全贸易和资源开发,他们不能忽略美国的海上力量,因此他们支持共存与合作的规则。至今他们对拒止别人的理解是:保卫中国应对来自海上攻击,并确保他们声称属于中国的水域的安全。事实上,这种情况符合中国的地区-全球利益模式以及上面提到的战略:在靠近中国的水域依靠国家力量(如有需要则使用武力),在这些水域之外愿意同既有强国合作。

  尽管中国人认可马汉海权理论中关于经济原因的论述,但中国对海权的思考并非真正马汉式的。马汉认为,要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首先需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海上强国,海权必须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核心,海军的核心能力是进攻力。马汉也清楚,海上强国必须能够拒绝其他国家(包括有竞争力的海上强国),确保贸易航线和海军链条安全。对他来说,海权并不是领土防御、区域霸权或合作的扩展:更确切地说,它是关于世界海洋竞争和冲突的理论。

  当然,马汉写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美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海上强国。然而,20年之内,这个国家就强大到足以在马尼拉港摧毁西班牙舰队,说服大英帝国不再针对海上力量,同时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实现大陆控制使美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其不断增长的贸易,追求西半球优势的承诺,和成为全球性强国的决心推动着它这样做。21世纪初的中国在某些方面与此类似:经济迅速增长和工业化、稳固的大陆控制、严重依赖海上贸易(事实上比1890年时的美国更加依赖);反对外国海军在其区域内的主导地位;并渴望成为全球性强国。然而,即使中国发展的概念和能力朝马汉海权理论的方向发展,也不能预期它会在西太平洋以外的地区挑战美国的优势。美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全球性海洋控制,这非中国所能控制;而是中国的地区性海上拒止,这是中国可以实现的。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正发现,海军力量在这个区域要比地面力量有用的多,不管是保护国家应对美国逼近近海的威胁,还是支持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上的主张均是如此。包括反海军能力在内的地区海权,是中国最重要的军事事务。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并不需要中国发展大规模的蓝水舰队。随着其反海军能力的提高和改进,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它正在获得消除美军地区打击力量优势的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甚至可以对对美国经济十分重要的区域拒止美国海军和贸易船只的进入,从而事实上建立起类似于当年美国西半球现实的势力范围。

  除了区域水域外,中国海上力量的影响力就很小了:适当保护船运应对索马里海盗袭击;不能在公海上挑战美国,依赖美国保护其重要的获得世界资源和市场的贸易航线和能源补给线。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出现安全挑战的地方离中国越远,中国就越愿意通过合作来达到其目标。我们既可以看到中美在遥远的地区(例如亚丁湾)进行海上合作,也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西太平洋对美国海上力量形成威胁。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美国、德国和日本)来看,中国要将其技能、条令、技术和后勤成熟应用从而成为一个全球性海上强国,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当然前提是它有志成为全球性强国。然而,美国面临问题的症结是,中国并不需要全球海上力量(例如一支公海舰队),仅通过反海军能力就可以在西太平洋寻求海权。中国正在实践一种海权的新模式:海上的控制或者至少是拒止,并不一定需要强大的水面舰队。虽然马汉并没有想象到这些,但如果他身处当代,将会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的反舰导弹在海上力量中重要性的人,这种重要性绝不亚于他所知的战列舰。因此美国海上力量及美国利益在西太平洋面临的挑战,不是出现在几十年后,而是现在。事实上,美国在调整其海上力量的同时,中国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步伐发展其海上力量。

  美国和中国的海上力量的相互作用

  如果中国要在东亚水域建立海上拒止,即使它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享受美国海上力量的好处,它也会反对美国。美国将不会、也不能让中国实现对东亚水域进入的拒止,也不会接受不利于美国利益的中国势力范围(海上拒止即意味着这个目标)。然而,依据自身的思维方式,中国不会允许美国海军无风险或挑战地控制西太平洋。因此,前面章节描述的英美关系的案例可能不适用于中美关系,而英德对抗似乎更适用。虽然美国还没有像珍珠港事件之前对日本那样明确威胁断绝中国重要的贸易路线,但是中美海上力量竞争还没有发展到激烈甚至暴力化的程度,所以说两国间还有机会。对中国试图使用海上力量在南海和东海对付其邻国,美国有明确的能力、可能的动机和地区的鼓励挫败之。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可以在中国企图恐吓台湾的另一次事件再次炫耀其打击能力。此外,美国决策者和专家们可以思考封锁中国的问题,例如,拦截中国在马六甲海峡的航运,作为威慑中国侵略的一种手段。

  基于这些原因,中国似乎极有可能尝试消灭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但未必要像美国那样建设海军。在其他地区,中国将接受海上安全合作方式,在不能满足单方面需要的情况下通过海上安全协商来解决问题。中国人可能很高兴看到美国将继续确保中东地区、跨越印度洋甚至是东南亚狭窄水道的石油运输和其它航运路线安全;因为这可以减轻中国的负担,使其可以腾出手来集中资源和海上力量在西太平洋应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可以和应该做的,是在技术上和政治上实现战略结合,我们将在接下来两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31212/n391663025.shtml report 32717 美国和中国在海上是竞争,还是合作,还是竞争与合作共存,取决于两国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如何看待海上力量在捍卫和促进国家利益上发挥的作用。本章从理论和历史角度出发,探
(责任编辑:UM040) 原标题:美国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和海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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