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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改革措施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美国是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业务的主要股东,主要占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53%之多。 该数字意味着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国内和国外均承揽了大量业务。在国内,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美国对其广泛依赖,可对联邦劳动力和预算考虑产生重要影响,并且能够全面支援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行动。在国际上,作为世界上的单极力量,美国对所有民主社会均具有绝对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尽职尽责,因为其中一种行动(尤其是最重要的行动)通常会对所有行动产生重要的连锁影响。因此,在这里提出的建议改革措施通常是建立在美国最佳利益基础之上,并将采取重要措施缓解国内关注,同时确保其国际民主政体的主导地位。

  本文基于第五章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阐述——提出本论文建议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而且该改革措施早已酝酿成熟。因此,本文是该篇论文在法律上阐述最为详尽的部分,这主要是由于胡马•T•亚森等人所著论文在法律领域内取得的杰出成就。以下阐述为分析讨论,主要检验在当前理论中的不足之处,提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管理和推荐方法,以及能够最佳体现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体制。

  A.私营承包军事公司-21世纪的一种争端

  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是当代的现实产物,与现代战争结构交织在一起,并与美国如何在作战和应急行动中的运营密切联系在一起,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战略影响、运营支援和财政考虑使其从国防部和国务院运营中脱离出来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本篇论文提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不仅是现代社会一个可变量,而且也是美国兵力投递和保护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宝贵财富。同样,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应被考虑作为增强兵力和自主作战的可行性备选方案。然而,只有围绕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当前存在和运营方法,彻底建立起合法框架,上述考虑才可能切实可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法的框架,那么利用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就容易出现非法惯例,其商业做法令人产生质疑,从而干扰军事行动。

  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已经成为美国行政制度的一部分,目前是军方大工业中心的典型代表,忽视其做出的贡献,一方面是对私营部门的极大伤害,另一方面是当今军民领导阶层主观的欺骗性方法。现在是使其影响力成为制订规划和协议主要因素的最佳时机,并使其脱离不合时宜、不可行的规章制度的庇护,将其直接置于21世界规章制度的管控之下。如果倒行逆施,会继续对美国军民关系和国际关系进行不必要的挑战。

  使用21世纪法典来定义21世纪的新兴问题,可近一步调节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低效性,实际上,全球化进程曾经令显而易见的合法种类变得复杂化,或许再没有比武装冲突这个领域更为明显和棘手了。 在战争时期,用于表达形势和定义特权的术语不再容易被理解,监管武装冲突的条款、协议和法律声明多如牛毛,但是它们在现代战争中看似远不可及。有意思的是,这些以前的规章制度表明某些制度是一目了然的,很少有人特意费心再进行考虑。 也就是说,它表明武装冲突是可定义和确认的,至少比量化的和平更加明确。但是,这是精确无误的吗?现代战争,尤其是与反叛乱战略相结合,的确使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模糊不清。考虑到仅仅一家私营军事公司不仅能够采取私营安全措施,同时还可以履行大量的重建职责,战争与和平看似同时发生。在此方面,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作为实体,一方面要求对战争包含的暴力因素具有免疫作用,另一方面要求人道主义救援必不可少的外交和民主监督。总而言之,就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适用性而言,以前所创建的理论和规章制度均被认为是极其不恰当的。

  1.雇佣兵使用不当

  因为战争自身的原因,雇佣兵已经成为战争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在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雇佣兵公约中均对该术语进行详细阐述。 实际上,雇佣兵是战时的投机商,“雇佣兵对战争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职业,也就是说,他们的合作对战争本身是一种贡献,同时他们也从战争中获取利润…雇佣兵需要战争,这必然会涉及为了战争而抛开道德标准。”

  但是定义雇佣兵的条件,以及作为法律规范被普遍接受的条件,请参看上述列举的公约,要求个人或团体需要参与武装冲突中。这就意味着,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并非雇佣兵。首先,撇开现代战争的模糊性,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很少被雇佣为武装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只在冲突外围进行运营,这实际上需要对确定雇佣兵的定义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第二,雇佣兵的参与是为了获取私人利益,这要求具体意图的确切证据 该证据实际上不可能获得。“第三,雇佣兵不能不能以国家的名义参与到冲突当中,或者不能长期服务于冲突一方所控制的区域” 这不包括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中所有美国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因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该行动中雇佣了大量的本地居民,以增加其运营能力。

  尽管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和雇佣兵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例如,他们都不是由国家支付报酬,相对于过去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有关报酬的条款各不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武装冲突、战斗人员,以及非战斗人员均为法律术语,这些术语不能包含冲突后区域的真实暴力情况。 “因为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有关雇佣兵的法律定义,不包括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无组织性结构,明确阐述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明确的法律地位是非常有必要的 。”

  B.应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使用的法律措施的适用性-国内或国家可调整性框架?

  “目前,尚未颁布刑法或民法条例来全面界定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活动,因此,国会不断修订现有的法律条例,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限定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内 ”。目前制订了三个基本措施,作为起诉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不当行为的依据: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 ,军事治外法权管辖条例 ,《军事审判统一法典》 ,“上述三个条例在处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不当行为时均存在局限性,而不能提供完整的司法解释” 。

  1. 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

  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于1970年颁布,包括八个具体司法细则。 它于2001年根据美国爱国者条例进行修订 ,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致力于全面阐述多种冲突和应急作战,从而将该条例的司法范畴延伸至“在外国任何地方或居住区域的美国政府机构,或完成特定任务的组织,尽管这些任务可能是代表或相悖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 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只被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使用过一次,用于起诉CIA承包商,并将阿富汗军事基地中的阿富汗囚犯判决死刑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不被作为有效的起诉手段而接受。首先,它要求犯罪行为与发生在美国主权领土范围内的行为相关联,这就是为什么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不能被用于在尼苏尔广场悲剧事件中反对黑水公司-尼苏尔广场事件发生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外。第二,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只包括“进攻或者反对美国国家利益”。此外,大多数私营承包军事公司雇佣本地军民,以扩充其运营能力,所以被起诉方则存在一定局限性。

  2. 军事治外法权法案

  军事治外法权法案作为惩罚控制措施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也具有特定标准,而该标准不能将整个私营军事行业纳入其范围内。实际上,如果某人隶属于陆海东三军的一员,受雇于军方,或在美国本土范围外并附属于军方,则其只能被军事治外法权法案进行指控。“为明确军事治外法权法案条款,必须满足以下因素:(1)犯罪方必须被判处一年以上徒刑;(2)犯罪现场必须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外 ;”国会在2004年对军事治外法权法案进行修订,包括被“任何其他联邦机构或任何临时授权组织雇佣的承包商,以支持国防部在海外执行的海外任务 。”但是,军事治外法权法案如同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一样,同样受到区域局限性的困扰,例如,要求与美国领土相关 。

  3. 《军事审判统一法典》

  最后,《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于2006年被修行,包括对“在战争期间或应急作战中对现役军人或附属于部队的雇员 ”进行司法起诉。因此,《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理论上隶属于美国军方附属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进行军事审判,并提议在不当行为发生时有义务采取惩罚控制措施。但是,实际上,《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不能经受任何重要的宪法详细审查,因为军方法律不能适用于第五修订条例,由大陪审团或第六修订条例审理陪审团进行起诉。此外,已修订的《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不能明确定义不同种类的民事犯罪,即军方的附属人员 。所以,《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作为起诉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法律机制是不可靠的 。

  C. 理解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现代管理理论

  在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当前法律框架不能充分解释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司法权。试图套用以前的任何机制作为应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不当行为的强制性条款,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和更加混乱不清,实际上破坏了(或至少质疑了)当前的军民关系。本节将提出当前可行性建议,旨在弥补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监管有关的法律漏洞,每个法律漏洞均将被详细讨论,以确定其作为惩罚性或监管性手段在执行方面存在的潜在利弊。

  1.“雇佣兵”术语的扩展

  一直考虑将雇佣兵的定义扩展,欲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纳入雇佣兵的范畴内,但是如前所述,这看似完全是不合理的,主要是因为雇佣兵这个术语通常与“武装冲突”的短语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受雇佣的枪手”。亚森写到:

  即使“武装冲突”的规定被取消,使用“雇佣兵”现有定义,或者甚至是试图扩展其定义以适应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困境,这些根本问题仍旧存在——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作为一种混合形式的准企业、半军事化组织,不是在“雇佣兵”定义形成时就已经确定上述这些称谓的。因此,使用已经过时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框架(或修订的框架)来管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理论上和时间上是完全行不通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这个行业提供一系列范围及其广泛的服务…仅仅用简单的一个术语是无法准确阐述和管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同时也不能考虑该行业内的诸多细微之处。事实上,“即使是负责雇佣兵管理条例的联合国大会报告专门起草人,伊曼纽尔•巴列斯特罗斯,也花费了五年时间,试图想出一个有关“雇佣兵”的可行性定义”,但结果是根本就是徒劳无功,茫然而无头绪。

  显而易见,雇佣兵一词在描述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时是“极其不充分的”, 应当认真考虑为其提供全新的法律定位。这种全新的法律定位更适用其服务和后续的利用,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这种异常现象,实际上与美国的兵力投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们必须有其自身的管理方法,而非迫使其建立预先设想的法律框架,该法律框架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根本无法执行。本论文提议创建一种全新的法律框架,或者至少对目前已经存在的机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并将其修订为适用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特定机制。亚森写到:

  很明显,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全部军事功能外包给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因此,使用能够反应当前实际情况的框架结构,来调节和定义私营军事行业更加切合实际,而不是将重新讨论“雇佣兵”的定义,将其扩展 。

  2. 企业自律

  某些学术著作认为通过严格的管理法规,企业自我管理能够提供足够的问责措施,该管理法规制定的体制可对人权准则进行识别和量化 。该理论的含义是指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应面临程序上的检验,例如,确保公司制订适当措施,以保障和维护人权,从而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必然会设置其内部框架,对检验系统起到调节作用,以保持其操作功能的有效性。从理论上讲,尽管这样一个系统能够达到与预期的道德行为规范一致性的效果,尤其是适合其内部员工,但是不会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转包商。此外,即使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为其自身制订这样的规章,它们也设法避开该框架,以达到削减成本的目的 。

  有关安全和人权的自发性原则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具约束力的原则,旨在阐述指导方针,确保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战区运营时充分尊重人权 。参与者包括诸多州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公司和具备观察员身份的那些组织,例如,国际红十字会 。该行动的目的是成为全球更大组织的一份子,共同致力于保护冲突区域的人权问题,但是所有成员均为纯粹的志愿者,作为控制机制而言同样是相对无效的。

  此外,还有私营承包军事公司非营利性贸易集团,即国际稳定行动援助组织,它目前拥有55家私营承包军事公司。 国际稳定行动援助组织提供行动守则,以“确保其成员公司在冲突环境及冲突后环境中运营的道德标准,使其更好地发挥其有价值的服务,保障国际和平及人类安全。 ”

  尽管事实上,国际稳定行动援助法规包括专门的章节阐述透明度、道德规范和责任制 ,并规定如果成员公司不遵守法规制度则有权将其开除,法规并非是具有任何法律分量的有约束力文件。此外,当黑水公司在尼苏尔广场事件后从国际稳定行动援助组织中撤出时,国际稳定行动援助组织管理其成员的能力证明是及其不得力的。

  虽然自我调整的一整套原则是值得称道的,协同监督它们的组织也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它们缺乏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运营的控制和管理。这主要是由于坚持原则完全是出于自愿的目的,因此,当违背既定指导方针时,就缺乏实质性的惩罚措施。

  3. 整合针对企业的国际法

  在对非国家行为体造成影响而言,跨国公司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领域,例如,条约谈判和创办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动组织。此举措表明跨国公司已处于全球化的地位,或许有望成为未来国际法的开发者。“此外,跨国公司正在通过国际法惯例,不断开发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法规范。商人习惯法,或私营商人之间的法律,已经被公认为国内法庭和国际法庭强制执行的法律。 ”鉴于国际法为跨国公司提供权利和特权,那么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跨国公司应同样负责确保问责制,尤其是在国际人权领域。 ”

  为配合跨国公司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联合国于1998年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旨在评估和重新定义与人权有关的当前商业惯例。该工作组取得的成效(于2003年出版)是针对跨国公司的责任和其它工商企业有关人权方面(准则草案)制定了准则草案 。然而,国际社会未能采纳准则草案,因此,这样的努力尽管值得称道,却是徒劳无用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或许正是由于准则草案重点强调了跨国公司的责任,而注定了其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虽然承认各国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法规得出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影响是如此之巨大,因而它们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提升人权的全球性职责。事实上,准则草案很好地平衡了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们只是逐步进行分离。国家维护人权的责任被认为是首要的,而关于跨国公司同样的职责则是次要的 。企业界不包括在此准则范围之内。

  尽管准则草案看似是合理的,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发展,它们可能确实有能力制订国际法。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极有可能对该建议表示拥护,至少暂时是这样,因为在促进人权发展中接受这样一个突出的作用,看似限制它们目前的能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尽管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这种管理理论在未来是可行的,但是显然目前没有完善的体系,能够为企业提供直接的法律问责制。同样,有必要创建一种机构,该机构能够充分阐述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对于违反人权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界定什么样的国家或国际机构将对其提起诉讼 。

  4. 国家职责学说

  多个法律研讨已经提出将国家职责扩大,以及惩罚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对契约国的非法行径 。这是一个看似有理的争论,因为“国际和国内的法律早已公认的法则认为,国家应受违反国际法的约束,即使该国家并未直接违反国际法。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制订了“一整套法规,对于国家违反国际法的责任进行有效监督 ”.这些法规后来被称之为条款草案。

  条款草案实际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指国家初级规则(责任),也就是说,国家有责任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固有的和普遍准则,例如,遵守海洋法和合法使用武力的准则。第二部分是指国家应遵守的次要准则。

  从本质上讲,次要准则重点强调国家代理机构应负的责任,因此,条款草案建立了一种框架机制,规定各国家应对隶属本国另一个实体的非法行为负责,只有该国家与代理机构间存在必然联系 。

  也有讨论认为应该将归责原则扩展至在战区及/或在应急作战中启动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史蒂文•拉特纳教授将其进行了总结,他写到:“该理论认为企业的义务实际上涉及四类问题: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受其影响居民产生的影响,存在争议的特定人权问题,个人违反公司人权的处置 。”从本质上讲,是通过将责任制落实到国家,来提供两方面的法律保障措施,以更好地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进行控制:(1)如果企业履行政府规定的义务,那么企业实体应被视为国家的一个机构。(2)如果实体不能满足后者的标准,国家若对企业具有完全的控制,则国家仍需承担责任。鉴于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应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非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

  通过将惩罚措施扩展至国家层面,以影响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行为,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一种观点,但是在实践中看似是不可能的。该理论有太多的法律漏洞和无法预测的变数需经过严格的审查,因此只能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亚森将其进行了简要概括:

  尽管使用基于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可提供潜在的问责方式,但是理论上不能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进行全面管理。首先,条款草案不具备约束力,实际上显然页不具备任何约束力。因此,基于归责原则的任何法律争论必须明确证明,条款草案已经成为常规国际法的一部分;其次,对国家责任进行审判的国际法庭已经进行“全面控制”测试,该测试要求极高的证据举证责任;第三,目前没有指定的国际机构对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监督,尽管国际刑事法庭(即“ICC”)可依法行使司法权,但是美国作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最大的雇主,已经明确否认了其司法权。因此,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非法行为依法归咎于雇佣国家看似是不可能的,即使假设认为责任可被归因,但是缺乏强制机制,尤其是美国这种情况 。

  5. 合同管理

  目前,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市场几乎没有任何透明度,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多数合同无竞标就已经签订,没有来自同行的竞争,也未向公众披露有关合同条款。该程序已经严重阻碍所有合法的问责措施。更糟糕的是,这些合同通常被分包出去的,通过附加商业协议使本就不透明的体制更加复杂化。无竞争的过程排除了公开的市场体系,前者是“自由伊拉克”行动中做生意的主要方法。事实上,据估计只有4700万美元被授予给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公开市场的招标,也就是说,数十亿美元在没有任何竞争和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被授予私营承包军事公司 。即使“新闻自由法”也未能真正洞察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承包方式。虽然通过“新闻自由法”,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被正式要求制订契约条款,但是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可以像与其做生意的实体或个人提出“保密性”,这实际上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提供了否决权,开诚布公更是无从谈起。此外,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要求军方出示合同,这可能会违反“新闻自由法”的国家安全条款,从而应避免发布任何相关文件。

  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合同通常被分为两个主要类别:(1)一揽子采购协议或(2)成本加价协议。一揽子采购协议通常被称为不定期交货合同/交货数量不定合同,通常是指随时需要,随时向供应商要货,只要在协议签订的时间范围内向供应商采购到合同规定的数量/总金额即可。虽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采购过程创建了一种开放式合同模式,具有无固定期限性。成本加价合同借口政府已经允诺固定费用,将其授予给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该合同实际上完全抛开了确保优质服务和控制成本的初衷 。

  一些评论家已经提议对契约过程进行广泛改革,将国际公法评估纳入合同协议中 。“因为合同是促使军方公共领域转向私营部门的主要手段,因此合同应该将公共参与者需遵循的问责标准形成条文化,因此,国家可以通过调整利益和责任的关系,将合同作为消除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分歧的机制。 ”

  尽管作为可能性控制机制看似是可信的,但是合同管理不能是孤立的。亚森主张目前尚存在诸多变数, 即契约过程为何不足以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运营进行严格管理。尽管这看似是准确的,但是契约过程仍是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扩展规章制度,最起码应该被认为是影响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运营的重要手段,其次才是有效的法律控制。

  6.市场调节

  对有关开放市场影响私营承包军事公司问责的适用性的阐述,如前文所述,是不够完美的论证,因为它的前提是市场竞争的成本效益。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多数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履行契约义务,基本上无任何实质性竞争,因而,市场调节的想法似乎不具多少优势。即使声称欺诈和滥用,或直接牵涉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人员的悲剧事件中,市场几乎不追究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责任。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事件,在此事件中CACI公司人员直接涉嫌行为不端,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未取消长期合同,实际上还扩充了合同。“此外,在2010年3月,CACI公司被授予5.88亿美元不定期交货合同/交货数量不定合同,以支援美国海军空间及海军作战系统司令部的指挥和控制业务 ”。这样的结果促使市场调节理论作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有效控制机制,令人产生高度怀疑。

  7.延长军事治外法权法案

  军事治外法权法案从未打算合并在冲突区域支援美国政府的私人保安公司或合同商。制订该法案最初是基于德国国内虐待配偶案例 ,它与特殊海上与领土管辖条例一样,与地域有着同样内在关系。即使国会于2004年对军事治外法权法案进行修订之后,它仍旧缺乏足够的法律权力来撤销广泛的审查。彼得•辛格通过一个假设情节揭示了军事治外法权法案存在的弱点,假设情节为一个喝醉酒的承包商杀害了一名伊拉克平民:

  一些美国律师不得不决定起诉被告,即使受害人和被告均不在其管辖区域,仍旧多次乘机前往伊拉克基地,试图追查和寻找证人(证人很可能被疏散到各个地方,以免被其发现),然后将证人提交给在美国陪审团。实际上该律师受其上司的指派,对曲棍球队、犯罪分子或类似案例进行起诉,或许该律师会在一个案例上花费整个年度的预算。这些律师在处理涉外案件时,花费巨额费用,但案件调查结果却石沉大海。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压力,这些被告实际上被军方监管,而不会将这些合同商交付法庭处理 。

  鉴于军事治外法权法案用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人员所产生的难度,将该法案作为一种有效控制机制看起来是实际上站不住脚的。然而,如果共同采取切实可行的国际性措施,那么军事治外法权法案能够成为可行性法案。军事治外法权发难可能被国内司法审判的依据,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重要修订的话,仍旧无法发挥其效力。

  8.创建国际机构

  本文赞成彼得•辛格的建议,例如,创建一个国际机构作为自治管理组织,以管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行为,促进公司合法管理,惩戒违法行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前一章所述),提议创建这样一个组织很容易,但是确保有效发挥作用则具有相当的难度。与目前现存的机构相比,创建一个公共国际机构可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提供更加完善的合法性,但是需要美国来支持该机构,坦率地说,不是作为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亲自投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此外,如果美国国内能够产生足够的政治意愿去管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并使其形成制度化,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国际上推迟这种权利的运用?

  首先,国际机构会得到联合国的赞助,并由专门的管理专家组成,这些专家能够对已经得到公认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进行有效审核。其次,该机构可行使“优先取舍权”,为特定行为,例如遵循人权协议和正确的契约流程申请优先权。将这两项因素综合起来,可缓解美国对合同管理所承担的单独责任,以及避免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行为直接负责(即使仅仅出于争辩中)。当然,这是以假定美国和私营行业均愿意允许对契约流程进行国内和国际评估为前提条件的。不可否认的是,这或许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不会产生财政利益,但是这的确是我个人的观点。国际性程序的建立可制订(及合并)一些已经提议的改革理论,例如,机构的自我管理、国家的职责规定,以及合同与市场规章制度。这样做,国际机构可在财政和道德方面均做出承诺,例如,减少成本加价和无投标程序,同时保护国家不侵犯人权,或者当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至少为惩罚机制提供合法的方式。

  这样一个国际机构是实现规章制度的首要步骤,而且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改革,对于羽翼完全丰满、合法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本论文赞同亚森的观点,即“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管理是一种“国际性问题,要求国际性的解决方案。 ”本文建议若没有美国的特殊利益,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同样,本文提出的建议必须与美国全面介入的期望值进行协调。

  国际机构的建立对本论文的假设是极其重要的,该假设建立一个基于态势的法律框架,可提升合法性及增加效用性,以及缓解关注性,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关注。此外,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是本文管理框架的潜在基础,也是一个主要的机制,通过该机制,“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地位将被明确阐明,相应的法律义务也会进行详尽阐述。” 本文通过将辛格的建议与亚森的广泛研究进行结合,从而得出结论。

  D. 寻求切实可行框架及创建公共国际机构

  或许与军队保护国家的职能相比,政府没有任何功能被称为典型的“国家”功能。实际上,研究本土范围内私有化的学者们假定,军事私有化这个领域是私有化不能发生,或者不应该发生的领域 。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存在于军民关系条款之中,两个实体均能在彼此范围之外提供相互服务,或是一种共生关系。但是,军方制订了严格的法规执行其标准,例如《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没有这样明确的框架体系。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实际上和军方的运营环境相同,但是不受同样规章制度的管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数量、范围和影响方面正不断进行扩大,但是国际社会至今还未承认该事实。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且无视其便利性,都不能阻止其发展步伐。

  “国际和国内的法律必须顺应潮流,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纳入合法的体制范围内,在确定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明确的法律地位基础上,既符合问责制又符合保护法。” 当前法律对此含糊不清,因而不够完善,也缺乏实用性,这就使得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缺乏惩罚措施的情况下进行运营,因而在其运营过程中很难避免不出现非法的惯例。“此外,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缺乏合法的法律监督,就会产生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的结果。例如,哪些国家具有起诉司法权?哪些法律对非法行为进行监督?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应对哪些人,或者对哪些事进行负责? ”

  关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管理的多数学术讨论试图将其纳入以前的法律定义或法律体制之内,但是这些努力对于改变混乱状况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事实上,这些努力的确有助于证明监督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法律是何等不透明性,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法律框架进行广泛的重新调整,对于参与方将更具效力性。

  本文赞同亚森的观点,亚森认为首先必须颁布“明确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地位的条款,阐述司法权限,建立国内强制执行的机制以处置违反条款的行为。 ”这是对辛格提出的公共国际机构的直接拥护 ,辛格提出的公共国际机构应有指定的专案组进行领导,该专案组实际包括所有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利益相关的股东,他们包括但不仅限于:“国家行为体、人权非政府组织、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本身,以及国际人权法及人道主义法的专家。 ”亚森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辛格提出的公共国际机构,并赋予专案组四个主要职责。以下次序排名无先后:

  专案组主要履行以下职责:(1)划分切合实际的种类,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类型进行定义 ;(2)明确有关管理、问责制以及应对推诿情况的预防措施法规;(3)记录、审核以及提供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运营情况的实时监督。(4)对契约国提出强制性要求,一旦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进行非法运营时,对其提出起诉 。

  公共国际机构要求企业注册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并将审查权交给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这种注册规定可为全球社会提供充足的潜在供应商,此外,通过注册可将注册的公司归属为六个种类之中,参见第一章。该分类也有助于为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制订一整套与应对敌方成正比的必要条件、预期效果和合法指南。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未向公共国际机构进行注册,会将其从合法考虑中排除;潜在的合法保护应授予其雇员和雇佣代理商。此外,公共国际机构在理论上可充当人道主义问题的额外保护组织,确保已经注册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与国际公认人权标准保持一致。这对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而言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从违反人权中解救出来,公共国际机构是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与雇佣委托人之间的国际仲裁机构,可确保有关契约义务协议的有效执行,以及对私营军事公司的能力进行有效监督,从而确保“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确实有能力有效履行所提供的服务。” 最后,公共国际机构的介入将“确保透明度,并彻底根除无约束力行为或违法合同,并对可疑分包商进行监督。”

  尽管有一部分无赖公司拒绝加入公共国际机构,或拒绝接受其提议,这并不足为奇,“国家坚持认为设定这样一个国际机构会从中获取较大利益。” 公共国际机构促进不协调市场保持连贯性,通过服务担保将企业进行分类。这就为国家提供一种保证,确保其与合法企业签订合同,并保证合同依法执行。亚森写到:

  同样,国家可任意与已经注册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签订合约,在国家问责条款下不会产生责任风险。这就使国家减轻对公司持续监督和管理的重大责任,该效果的作用不可被夸大其词,如果国家将服务外包以获取市场效应,但同时又必须执行当前的管理机制,其效果会大大降低。

  结论

  公共国际机构的成立对于制订切合实际的管理措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推动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有效利用的必要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对美国长期以来的惯例,尤其是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利用相关法规也起到革新作用,如果不能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运营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契约过程总体上就会继续导致当前混乱局面更加严重。正如本论文提出的建议,如果美国不能全面认识到其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正式和公开的依赖,那么来自国际社会的革新最多看似是虚伪的。为确保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和公共国际机构多边条款的有效性,该条款首先必须被美国国会采纳,还必须考虑该条款适用于美国国内针对供应商的条例,而不是连续修订不切实际的措施,例如,军事治外法权管理条例,国会还应该特别针对于私营承包军事公司起草法令,来提供保护私营军事产业被起诉的风险 。最后,“国会应该通过刑事和民事审判手段以全方位适用于所有在美国的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以及在美国注册的外国私营承包军事公司。” 这些措施必须得到广泛公认,同时也应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强烈 ,使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使用具备一整套法律框架。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31211/n391598244.shtml report 13234 美国是私营承包军事公司业务的主要股东,主要占了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53%之多。该数字意味着私营承包军事公司在国内和国外均承揽了大量业务。在国内,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
(责任编辑:UM040) 原标题:美国对私营承包军事公司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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