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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西方列强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一、海上力量的要素

  海上力量是经济、政治、技术和地理的产物:经济需求;政治要求;技术推动;地理促成。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跨越大洋的贸易有安全性和可预见性的需求。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敌意和对抗会促进某些国家去干扰破坏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从而引发对海军的需求。 国内政治可以让海军军官、商业利益集团以及政治家大力倡导、推动和发展海上力量。技术(包括人的技巧和智慧)可以确定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平衡,确保能够提供最大作战优势的能力。如果具备相当的技术水平,一个国家投入多少资源发展海军能力,就确定其海上力量的强弱。地理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国家控制的,对一些国家而言,可能是优势,也可能是弱点,或者也可能削弱其投送海上力量的能力。

  海权理论是关于这些因素将如何在竞争和冲突中结合起来的理论。它诞生于19世纪以前大国海军竞争时代,进而影响到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作为非常优秀的理论,它起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在研究19和20世纪的理论和历史,是否适用于21世纪的现实时,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海权的一些要素——经济、政治和技术——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的程度和影响是这本书的相关分析的基础。

  全球经济一体化已大大扩展了跨区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使水路运输更为重要。除了商业,海洋也因为丰富的能源和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出现了许多控制和拥有的问题。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能源、矿物质和食物的庞大需求,使海洋开发的经济性更强,也酝酿了更多冲突的风险。在东亚海域,因为海底蕴藏有巨量的资源,对于许多国家的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很多矛盾、主张和竞争都出现了。

  与此同时,因为一个国家的成功要依赖于他国的成功,所以全球化可能会削弱这种地缘政治竞争。如果所有强国都依赖国际贸易获得繁荣,那么这些国家就不会只是违反规则。全球化也可以加强在贸易安全方面的共同利益,使海上力量之间对抗的可能性变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全球化和大国竞争之间的矛盾,在中美关系及海上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上体现非常明显。

  19世纪以来,海上力量在国内政治方面似乎改变不多:海军的特殊利益集团仍然非常活跃。今天在华盛顿和北京,海军将领、企业家和政治家并不缺乏淡化其他力量的能力,尽管他们海军计划的影响力不如一百多年前的伦敦、柏林、东京和华盛顿。相反,从那时到现在技术已经历了几轮的发展,海上力量不断从中受益:航空、导弹工程、核力量、数字化、网络和高分辨率传感等。因此,海权的概念形成于19世纪特定的背景之下,其中很多重要因素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其中之一是民族国家间在经济、权力和军事之间的竞争。虽然弱小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强大的国家,但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缘于他们在和平时期“啄食”的秩序和危机中的行为,这些行为促成了世界事务的发展变化。拿破仑之后,欧洲大国为了避免战争,通过多种联盟的方式来进行管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优势和国际关系上的平衡。不过,他们仍然是对手,所以他们视彼此的军事力量为潜在危险。大国体系已经存在了100多年,这种体系在瓦解可怕暴力和战争决策空间的同时,也使竞争和同盟关系作为世界事务的基础存在多年。

  正如马汉指出的那样,在力量组织化(organized force)的基础上,世界在不断进步,而且仍然在进步。力量的组织化基础在于贸易的扩张,期间和平是悄无声息地推进的。 对于怎样去发动战争,马汉本人认为并希望,大国战争的潜在破坏力巨大,而且不断增长,所以变得不太可能或者说大国在进行战争决策时会更谨慎。他在1914年去世,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的这种希望破灭。事实上,正是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同权力政治相结合,才产生了他害怕出现的大国冲突。

  随着贸易的扩大,他国的强大海军自然而然被视为威胁。大英帝国之所以要坚持保有超大型舰队的战略,其意图在于拒绝与其它强国分享海上特权,全力维护自己的既有权力。在本章开头,我们提出了海军舰队的双重目标:能够保护自身经济;切断(敌)经济命脉。强大的海军是固有的战略,因为它的存在意味着可以扼杀对手的威胁。因此,作为既有强国的英国,需要海军实力来维护其战略优势;同样,作为崛起中的美国和德国,试图通过海上力量来消除他们的战略劣势。对优势的争夺是和贸易的扩展同步发生的。(请记住,基于重商主义的信念,即一个国家最繁荣要靠别国的牺牲,贸易也有竞争的一面)尽管存在巨量的贸易,大国之间关于海上力量的不信任的前提是不会消失的。工业化使海上贸易对经济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也使海军破坏贸易的能力更加突出。

  今天作为既有强国和新兴强国的美国和中国,并没有足够的信任可以促使他们在关键水域开展合作,比如说中国在沿海不设防,或者以海军合作来取代海军竞争。事实上,东亚地区的海军竞争正升温,这是一个经济和贸易有几十年强劲增长的区域。简单地说,美国认为海上控制对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至关重要,而中国却没有那么坚定地认为美国的海上控制会威胁到中国的利益,甚至是中国的领土。如果说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水域,最重要的关系,正在呈现海上控制的目标和由恐惧促成的海上拒止相对峙的局面,那么海权的理论和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

  为了铭记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本章将认真审视19世纪后期兴起的海权理论,研究3个经济和地缘政治相结合促成的海军能力的竞争案例:1880至1895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竞争;1890至1914年间英国和德国的竞争;1930年至1941年间日本和美国的竞争。这些案例中,新兴强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将既有强国(英国、英国和美国)视为有足够的手段和意图来破坏其经济,甚至直接威胁之。不过这些案例中,冲突的起因、利益的维护以及最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本章意在总结汲取教训,审视这些案例背后的海权理论,为中美当今的情况作参考。

  二、当时和现在的海上力量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殖民主义列强开始工业化时,海权的概念和定义开始明确和突出出来。在许多人看来,要想成为像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大国家,要发展工业、建造铁路,就必须有帝国式的控制和进入能力,因为这样的国家需要燃料、矿石和其它物资。 反过来,由于国内生产超过国内需求,为了拉动经济增长,这些欧洲国家也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从广义上讲,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由工业化和国际贸易推动的(并一直持续至今,除了世界战争和萧条外)。据估计,全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1世纪直到19世纪中叶几乎没有增长,而到19世纪末则增长了300%,到20世纪则增长了900%。 因此人力、物力的明显改善是和世界水域“公路”(马汉用的是高ways)的扩大使用同步发生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海洋贸易从古老的香料和vices贸易发展成为对经济成功至关重要的商品和资源贸易。依靠优越的安全环境(两洋)、广阔的地理疆域、不断发展的移民和人口以及国内需求,美国和欧洲强国相比,后来居上,对资源、市场,或者说一支强大海军的需求也更为迫切。

  尽管他们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但欧洲列强的海军仍然是其竞争对手。规模很重要:经济规模决定了建造、维护和使用的远洋海军舰队的规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无法再保持与英国和法国一样的发展步伐,他们的财富不断萎缩。相比之下,新统一的德国可能赶上并跟上,并扩大其经济规模。工业化的发展,使建造吨位更大、航速更快、更难被击沉的钢质装甲战舰成为可能,这种战舰将使用蒸汽动力推进,装备射击精度越来越高的远程火炮。大英帝国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最大的帝国,也是最依赖进口和市场的国家,海军能力也独占鳌头,推动老对手法国和后来的美国和德国紧随其后。日本最初处于锁国状态,所以通过迅速工业化,对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紧随列强之后。

  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海军军官、教授和战略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提出了海上力量方面的教训、理论、需求和影响等内容。他的声誉和影响力来自于美国战略的转变:从专注于内战后的恢复和大陆扩张转向全球事务。马汉眼里的“政治冠军们”靠征服实现了帝国的地位。 不止于此,他们还渴望战争,不仅包括与英国的战争(不喜欢他们,但强大),还包括与西班牙的战争(不喜欢,但弱小)。虽然马汉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这对他的理论没有影响,因为他和他们一样有着帝国观念,相信美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马汉的著作和教科书中,伟大、财富、帝国和军事上成功的关键是海上力量。从本质上讲,海上力量是一个国家伟大的前提和一种表现,正如大英帝国所展现的那样。

  美国依靠海上力量而成为世界强国,这样的理念进入了马汉的视线,进入了他的著述中。他熟悉罗马到近代的历史,深深受到19世纪的典型范例(皇家海军在英国新的经济模式和帝国权力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影响,才形成了关于海权的理论。用罗伯特•马西(Robert Massie)的话说:

  维多利亚时代、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日不落帝国(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的存在,都是因为“不列颠尼亚统治着海浪”。从本质上讲,这些历史时期英国的统治未受到挑战。以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荷兰已经没有海军;俄罗斯和美国都忙于巩固自己的陆地控制权;德意志帝国也还没有出现。

  虽然它的老冤家,法国有世界第二大的舰队,“大英帝国的海军优势并未受到影响。”

  马汉的理论源于他对19世纪最伟大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的观察。马汉,大英帝国能够成为世界强国:原因在于海上力量可以为国家带来经济成就和战略优势,可以为国家承担所需。英国的商业和金融实力不断增强,国家就有充足的资金来为大规模的海军舰队提供预算,反过来这支舰队将保护贸易,不断取得海上胜利,推动英国经济蓬勃发展。 马汉注意到英国实际上也有相类似的竞争对手,那就是法国。正因为占据海上优势,英国才能在利用工业技术、扩大生产(远远超过国内需求)、获得世界上丰富的原材料上遥遥领先。这说明海上力量是世界强国和战略优势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正是英国皇家海军使这个国家在19世纪成为超级大国。英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制定并实施了以海上力量为基础的国家战略。他们了解只有皇家海军可以获得确保优势的资源。

  对马汉来说,海上力量的核心是集中舰队的进攻力量。这和他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战争的首要原则是集中——在关键时刻将力量集中到中心。 但是,他的概念远远大于集中进攻的海军力量,应该说涵盖地理、经济、人口、文化和政治等多种因素。马汉就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进行了跟踪和研究,他指出强国的沉浮、财富的得失、和平时期统治的能力以及在战争中取胜的关键是海上力量。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经济要取得成功并实现战略上的强大,一个国家需要工业化,需要远远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

  •生产需要更多的原材料,超出本国所有;

  •因此贸易——进口原材料和出口产品——是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

  •海洋是进行对外贸易最大的“高速公路”;

  •利用海洋,对于任何依赖贸易并渴望实现经济和战略成功的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

  •一个国家保卫这种使用权利、破坏敌国海洋使用的能力,决定了战争和竞争的结果,决定了其国际地位;

  •尽管海上力量对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要,但对那些有潜力和有志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尤为重要;

  •海上战争最有效的措施是,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线;

  •摧毁敌人舰队的能力对实现这样的目标至关重要,应该是战争的主要目标;

  •进攻占主导地位:因为进攻处于主导地位,所以防御只是进攻所需;

  •速度很重要,但并不如集中力量一样重要;

  •距离是一个问题,但有了基地和盟友情况就不一样;

  •因为战斗舰队只能被战斗舰队击败,控制海洋的能力本质上是破坏敌人实施同样控制的能力。

  对于马汉,海上力量就是海面上的力量——这是由当时的技术状态决定的。潜艇还只是新奇物;航空还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空间卫星人类还未想象到。因为通信还仅限于视距,火炮射程只有几英里,所以集中力量就是集中舰队。舰队是和基地联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是煤炭已经取代风帆。将一支舰队放在敌舰队和其本土之间是取胜的关键。 封锁、商业袭击和两栖战被视为仅次于“战斗舰队对决(clash of battle fleets)”的作战样式。

  虽然当时的海上力量在形式上十分有限,但马汉的理论非常深刻,非常具有超越性。当时,海面上力量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获取海上控制的主要方式。虽然他没有预料到潜艇和航空母舰的重要性,但如果要把这些平台加入到海上力量之中并不困难,可以想见,他据此修改战斗舰队集中概念适应新情况也不会太难。远距离陆基反舰导弹与马汉的思想可能有更大的冲突;但到底,他会承认这是海上力量或者说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将打击进攻性的力量(超越海军和航运)。即使是网络战也可以放到马汉对海上力量的目标和本质的定义中去。回首过去,战列舰编队表达了但没有界定海上力量的概念。展望未来,海军部队将难是获取和使用海权的唯一方式。

  马汉的著述具有描述性和规范性:他试图说服自己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规模、地理位置、野心和航海的方式来定义和建设海上力量。他提出三大核心观点,不仅与美国那些对海上力量非常冷漠的观点交锋,而且与防御性思维交锋,即认为舰队的目标应该是作为国家的“第一道防线”,马汉的三大核心观点分别是:美国应该是一个全球大国;全球大国的海军更重要的任务是保卫其贸易和繁荣,而不是保卫海岸;进攻,即通过摧毁舰队的方式破坏敌国贸易的能力是海上力量的核心。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后,马汉成为在智力和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士,一个战略名人。他的思想有着民族国家渴望世界财富、尊重和影响力的色彩,以政治、文化和种族(盎格鲁-撒克逊)的主张为基础,受到了罗斯福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和洛奇的“大政策(Large Policy)”的影响。 从这一刻起,美国海军成为美国伟大的代名词(就像皇家海军意味着英国的伟大一样)。从1890年到1900年,美国舰队战舰的数量从42艘增加到140艘,1890年,美国海军只有8艘铁甲舰,没有1艘战列舰;1900年,美国海军拥有100艘铁甲舰和8艘战列舰。 这十年中,海军的政治影响力和公众认同感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陆军。

  罗斯福、洛奇和赫斯特“青睐”战争,不仅是出于征服的目的,也是为了振兴民族精神。马汉认为威慑优于战争,虽然它需要更大的海军优势: “力量不使用更好,众所周知其存在,却从未使用” [译注: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再次从整体上观察19世纪的皇家海军,海上力量越强大,它可能被使用的机率越低。 虽然马汉支持获取殖民地,强调进攻作战,但并不意味着他提倡发动战争,而只是在战争发生时要摧毁敌军。马汉的理论常常为一些倾向强硬外交政策的人士利用,这一点他并不认同。

  基于英国的经验,出于美国的野心,马汉的思想“引起了全球的轰动。” 在1884年,德皇威廉写道:“我现在……正在详读《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我真试图用心去了解它。”他在德国舰队每艘战舰的军官室里都放上这本书。这本书也是日本海军学院的必读书。洛克和罗斯福把它视为经文:“洛奇将马汉的著作作为‘圣经’来‘布道’。” 作为海军部副部长的罗斯福倚重马汉理论中的政治力量,慷慨陈辞,大力为海军争取预算。

  马汉的海权理论的吸引力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大受损伤,这场战争的胜负主要是由地面战争来决定的(即使是海上力量国家之间)。最终,英德日德兰半岛海战以战术平局结束,但英国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保持了海洋的控制权,从而保持了逐步扼杀德国经济的能力。英国对德国的封锁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促成了潜艇避开水面作战舰、击沉商船为目标的战术发展。总的来说,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管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日本除外)都非常疲惫,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弱化,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海军舰队规模。

  铁路是工业革命的另一大成果,被视为帮助陆地强国巩固控制、开展竞争、运送军队、从而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和海洋控制的一样重要。 就在那时,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根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竞争观点,认为在铁路运输的帮助下,陆地强国将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英国人崇尚陆权理论,而美国人则崇尚海权理论。)二十年后,日本和美国之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也验证了马汉的关于海军在战争、和平和历史中重要性的理论。

  马汉辞世半个世纪后,在充分总结日美战争经验的基础上,E•B•波特与尼米兹海军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当时已退役)对马汉的理论进行了丰富。 主要根据美国海军的成功战史(马汉未知的东西),他们写道:

  一个国家利用海洋的能力是建立在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政策的特征、经济的稳定性、港口的数量和质量、海岸线的长度……本土的位置、基地、与海洋运输相关的殖民地基础之上的……已经实现了主导优势的交战国,在使用海洋上就具备控制海洋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1)保卫自身海上交通线的能力;(2)破坏敌人利用海上交通线来服务于战争的能力……基于后勤和战略的原因,基地对海军作战来说必不可少……需要用来补充、维修和保护舰队,这些基地要设在重要的海上交通线附近。

  他们还将海军航空兵纳入到海权理论中:航空母舰正取代战列舰成为最重要的平台;舰队集中的需要正在降低;舰队集中的风险正在提高;“炮舰外交”晋级为“航母外交”以影响朋友、敌人和危机。

  波特和尼米兹的著作写于冷战期间,他们比马汉更能理解盟友在创建和使用海上力量上的价值,无论是作为基地,还是美国海军的补充,均是如此。北约成为和平时期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海上力量和海军联盟,美国既支持,也依靠英国和德国以及其它国家的海军能力。美国另一个历史对手,日本,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和海军合作伙伴,但其作战能力和投送范围有限。海上安全朝合作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优势一样重要,尽管后者显然是前者的推动因素。与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不同,美国寻求“多边化”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美国的战略都需要海军力量,或者说总体性的美军力量足够强大,在不依赖盟国力量和可靠性的情况下足以维护国家安全。

  冷战期间在其盟国的帮助下,美国的海上力量获得了巨大的优势,从而确保了海上安全,加强北约,打击苏联本土,并依靠新型潜艇担负战略核任务。虽然苏联在海军舰队和远程陆基反海军能力方面投入巨资,但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威胁到美国的海上控制权,比一个对等性的敌手要弱许多。东西方对峙的区域集中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边缘,因此,冷战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伟大的陆权和一个伟大的海权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如果说苏联统治着麦金德所谓的“心脏地带”和“世界岛”的大部分,美国则控制着海洋、贸易和经济,保卫着由海洋联通的“自由世界”,验证了马汉的思想。虽然美国远离东西方对峙的关键地区,但由于优势海上力量的存在,这一地理弱势转化成为了优势。冷战也加强了美国对全球力量投送的依赖,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海洋进行的,受到从海上实施打击能力的支持。

  除了前面提到的因为无冰海域有限、进入大洋要冒很多风险外,苏联的失败,还在于错误的理解和战略:在北大西洋和西太洋寻求海权,是理解、承诺和竞争力不到位的结果。苏联的海上贸易微不足道,其经济被西方经济体系孤立,主要依靠与邻国的贸易(除古巴外其它都是陆地邻国)。这个国家打造一支舰队的主要目的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卫自己,将美国的海军打击力量阻止在安全距离之外,并阻止美国对北约的支援。 这种狭隘的动机不可能推动苏联从超级大国发展成为海上强国。作为一个非贸易的陆地权国,苏联在军事上主要由陆军将领主导,缺乏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那样发展海上力量的意志。它证明了一点:苏联需要对海洋重要性的国家意识,从而为海军提供资源、耐心和持续支持。 苏联只有海上力量的一部分,那就是战舰,这在整体性缺乏的情况下只能有有限的价值。

  操作舰船的舰员及其技能和战舰本身一样重要。在谈及19世纪的皇家海军军官时,罗伯特•马西写道:“从战舰到战舰,他们的年龄和级别一同增长,经历了海浪,学会了指挥。”最终的教训是恒定的:不是英国海军的战舰,而是操作这些战舰的人赢得了胜利。 这样的教训也适用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军官和水兵,以及法国、西班牙、荷兰甚至是更早期的葡萄牙。英国人高超的航海技术和在公海行动(无论是在英吉利海峡还是在中国外海)的信心,是几代人经验的成果,是无可替代的。

  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对人的要求要比在沿海区域活动高得多。和战舰相比,人的因素可能更重要,它可以给全球性海上力量更多的选项,是地区性海上力量所没有的,例如让舰队从一个区域机动至另一个区域,或者从本土基地出发对远距离事件做出反应。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在计算英国和美国海上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空间时都犯了错误,这是地区性海上力量容易出现的一种偏见。实际上,英国和美国都有能力在需要的时候“劳师远征”。将最好的海军与其它海军区分开来的是远距离上、脱离本土支援情况下行动的能力。美国濒临浩瀚的两大洋,有利于其海军的行动范围覆盖公海,有利于贸易航线的畅通和关键水域的安全。

  陆地强国也可以成为海上强国,美国和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但陆地强国的战略文化往往会导致海军处于初级状态,并不能吸引和发展所需人才,最终形成蓝水优势。苏联海军在战舰的投资和在人才上的投资从未匹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苏联集中发展海上力量的“硬件”,而忽视“软件”。中国能否掌握海上力量的两个方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些无形的素质和经验,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工业基础可以进行大规模海军造舰的情况下,实现海洋控制和海上优势仍然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日本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最终发动珍珠港袭击,用去了60年,1905年粉碎俄罗斯舰队取得东北亚优势也用去了25年。即使有非凡的政治和工业动力,德国积蓄足够的力量在日德兰半岛对抗皇家海军,也用去了30年的时间,其后力量迅速下降。因为崛起中的海权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所以既有强国可以适当投入并机动地应对挑战,就像英国对德国、美国对日本所做的那样,今天的美国也可以对中国这样做。

  后面的章节将探讨马汉的理论是如何经受住技术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化的考验的,尤其是军事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不过他对于海权的基本解释:满足至关重要的国家需求、使国家伟大起来、体现民族特质、需要国家承诺等内容仍然有效。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国家承诺的程度势必会影响到事态的发展,至少会影响到中国和美国海上力量竞争的时间表:在很长的国家学习曲线上,美国人正处于一个很不同的点。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国家非常依赖海洋进入,具有很强的动机。目前,进入权取决于美国海上力量的容忍度,这是中国不愿接受的现实。

  下一章,我们将回到中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关系本身,相信这三个历史案例的经验教训对现实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其它两个案例涉及到美国,一个案例就发生在西太平洋地区。

  三、英国和美国

  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在逐步获得广袤的大陆,英国则正在建立前所未有的海权:一个遥远的帝国、控制公海、能够击败侵略,具有无可匹敌的全球影响力。虽然由于拿破仑战争和1812年战争,舰队的规模有所减小,英国还是稳步打造和维持了一支规模和力量均无与伦比的海军舰队。19世纪后半期,皇家海军不得不在海上与少数几个强国的海军展开角逐,这使马汉认识到一个拥有高超进攻性海军能力的国家不应该处于“不得不”使用的境地。英国因为海上力量而获得了世界范围内行动和进入的自由,这是任何地区性强国都达不到的高度。随着西班牙逐步失去其大部分美洲殖民地,英国在西半球的存在成为“门罗主义”以外最大的势力。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1812年的战争,对美国和英国间的紧张关系有个急剧的推动作用,在美国内战期间差点推动了敌对点,因为伦敦希望承认南方的邦联,只有战争态势显示北方联邦将取胜的时候,情况才有改变。 虽然整个19世纪美国对英国在西半球的存在并不满意,但挑战支持这一切的皇家海上力量仍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美国有更重要的大陆任务。 1812年的战争后,温和的美国人对海上力量产生了兴趣,但很快就消散了。直到19世纪末,美国海军和皇家海军相比仍然不值一提。截止1880年,主力作战舰上英国和美国是10比1,英国377艘,而美国只有39艘。 美国人的舰船吨位小,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以马汉为代表的新一代海军军官的经验来自于反击南方邦联的封锁作战。

  简单地说,美国缺乏成为海上强国的动机,直到19世纪后期才发生改变。由于其国土不断扩大,天然资源非常丰富,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不大,因此对确保海上进入的兴趣也不大。1845年美国的贸易基本上和1825年时处于同一水平,这20年里有一半的贸易是同英国进行的。其后,南方与英国纺织制造业的棉花贸易逐步发展起来,占到1845年和1860年之间美国的出口的绝大多数。但这并没有促使美国投资建设一支强大的舰队;它将封锁和沿海炮轰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虽然美国人已经将英国海上力量视为对自己海岸和舰船的潜在威胁,但没有强大的经济利益让美国有足够的理由建设一支强大而费用高昂的舰队。事实上,美国的濒海水域以外的海上安全,大部分是由其可能的对手,英国皇家海军来提供的。因为有比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更容易的事物,美国人并未选择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优势地位。

  内战迫使联邦政府建立了一支大型舰队(700艘舰船),扼杀和炮击南方。在冲突的过程中,美国海军成功地打击了英国与南方的贸易,当然,伦敦从来没有赋予皇家海军与南方邦联一起联合打破北方封锁的任务。1865年,美国拥有世界第二大海军。然而,它的目的是夺取大陆的控制权,而不是保护全球贸易。因此,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海军力量急剧收缩,美国再次向内看。1880年,虽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强国之一,其海军实力的世界排名却在第12之后。 这正是马汉在美国海军服役的时期,他担负起了解释这种“完全不足”的任务。

  这一时期,英国皇家海军正在进行华丽的转型,由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木壳舰体、风帆推进的力量,转变成这一支强大的钢质舰体、蒸汽推进的力量。虽然美国仍然反对英国通过皇家海军的存在“蔑视”门罗主义,但直到19世纪末,它才从英国影响美国的角度认真审视发展成为海上强国的战略问题。19世纪末的美国和21世纪初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新兴的强国,利益不断拓展,但都必须面对既有的强国——而美国决定由一个陆地强国向伟大的海洋强国迈进,这种国家思维值得进行仔细分析。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动机:美国对外贸易在1865年至1880年之间增加了三倍(就像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25年里发展的一样)。但是主要的动力是成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英国是主要障碍。马汉确定方式,洛奇提供意识形态,罗斯福则提供了支持者。

  因为马汉主持位于罗得岛新港的海军战争学院,他的思想影响到了美国海军的整个高层,尤其是新锐的上校和将军们。虽然当时美国海军军官没有(现在也没有)控制政治权力,从而为海军要求国家资源(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将军们也一样),但他们在发展现代化的能力上非常积极。海军武官走出国门,从经验丰富的海军那里吸收更多的理念。 他们经常遇到德国和日本的同行从事类似活动。中国不是第一个从其他国家“借”用军事技术的国家。因此,当美国真正开始发展海上力量时,就直接进入钢质舰体、蒸汽动力、远程舰炮、战列舰和长条巡洋舰的时代了。

  1895年,美国与委内瑞拉发生边界争端危机时,罗斯福和洛奇就力促战争。 《纽约时报》头版报道:“国家正在觉醒,想打英格兰。(Country Is Aroused, Want To Fight England)” 然而,美国鹰派虽然跃跃欲试,但国家对海上力量的投资还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当时,美国海军只有3艘战列舰,而皇家海军拥有50艘,而且美国港口还是防御性的(译注:缺乏海外基地)。很明显,美国海军舰队不但规模小,而且未经战争考验,想挑战英国皇家海军的优势不需要多久就会失败,这种差距需要几十年才能补得上。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一个更诱人的目标:西班牙,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这个国家在西半球、在美洲仍然占有着古巴。从这个角度上,美国不再将英国作为其战略利益的威胁或者说需要挑战的海上力量。

  正因为美国选择不挑战优势的海上力量,英国并没有将美国海上力量的挑战视为重大的挑战,那个时候西班牙是一个“软”目标。英国不再针对门罗主义,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更为紧迫的威胁,特别是霸权战争危险正在聚集的欧洲。正当伦敦将派出舰队前往加勒比海,解决与委内瑞拉的纠纷时,德国正威胁将为南非与英国一战。英国实施了自己的一个“支点”战略:“一个星期之内,美国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盟友,同样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以应对德意志帝国的野心”。 亨利•亚当斯指出,同一时刻美国人开始明白,他们需要投资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来终结英国在西半球的优势,因为德国“害怕英国会和美国站在一起”。

  英国人也很现实地看到,美国有足够的实力在西半球创建一个不容挑战的势力范围。此外,美国和英国经济日益相互依存,虽然双边贸易对美国的重要性要超过英国。1880年,美国42%的贸易是与英国进行的。1895年,尽管美国贸易总额快速增长,其与英国的贸易仍然只占38%。在英美的案例中(虽然还没有在其他国家间看到),我们看到海上安全的共同利益削弱了竞争的可能性。在美国大部分的历史上,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利益分歧是日益缩小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英国,英美之间的海上力量竞争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对抗是相互避免的:美国知道它不够强大到足以在美洲挑战英国的海上力量;大英帝国知道,它不可能在冒着无视更严重的德国海上力量威胁的巨大风险,来阻止美国海上力量的崛起。

  与此同时,罗斯福正以极大的热情谋划与西班牙的战争。除了解放古巴人民宣传的理由外,他还有两个动机:对外战争是统一和振兴美国精神所必需;为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军找到理由。 罗斯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个渐行渐远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一些海外属地;美国海军的规模和能力持续增长。美国成为海洋强国以及太平洋力量的标志性事件,是1898年5月1日由杜威海军上将率领的亚洲舰队在马尼拉港击败西班牙舰队。不仅美国有庆祝活动,英国也给予了祝贺。尽管1890年至1905年海军支出从占美国联邦整体预算的7%上升到20%,但英国并未受到干扰。毕竟,美国不是在挑战英国的海上力量:德国是既有强国和新兴强国之间的“大和睦(Great Rapprochement)”(1895-1914年)。这消除了他们之间的海军竞争,原因并不是美国被劝阻不想成为全球性的海上力量,而是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并不冲突,而且随着德国的兴起,冲突越来越小。美西战争后,美国陷入了镇压菲律宾抵抗运动的反叛乱战争,其对帝国的渴望、对海军实力的需求在消退。 然而,1907至1908年“大白舰队”进行全球巡航的时候,美国海军已经是拥有包括22艘战列舰和25艘巡洋舰在内的总共180艘军舰的强大舰队。虽然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是美国海军的两倍,仍然占有超过美国海军的全球优势,但它没有选择在西半球对付美国人,因为有更重要更关键的地区和挑战,比如说德国和日本(潜在)。

  但即使是英国将其主要注意力转向德国的时候,美国仍将皇家海军视为其发展的标准,也视为美国海上力量的潜在敌手。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国会提出“购买和建造无畏舰,直到我们的海军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海军”,很明显,这里指的是英国皇家海军。他认为,美国的海上控制必须“遍及西半球……必须达到1000英里……抵达我们的贸易到达的地方。”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整个西半球最强的海上力量,英国并不打算提出异议。美国只所以开挖巴拿马运河,正是追求这种优势推动的结果,欧洲人曾试图这样做,但没能成功。

  早期的美国海上力量发展有两大特点,正和马汉的思想有关。首先,美国的动机、能力和行动经过了多个阶段:领土防卫,即防止英国或西班牙轰击(这方面,两个国家都没有多少实际威胁);沿海巡逻,即确保沿岸水域航运及港口安全;经济安全,即阻止对商船、船队、商业活动以及所需资产的攻击(如在中国);支持远征作战(例如在古巴和菲律宾)和全球力量投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1895-1930年),美国发展海上力量是实现区域控制,而非在其它地区挑战或者拒止竞争对手。宽泛地讲,日本和德国走的是相同的路线(中国现在也可能会这样做)。

  早期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其行动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很明显和马汉的理论有所区别。截止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的海军部队“分成许多独立的力量组合……为了更有效地执行他们的主要任务:部队和货物运输,船队保护、反潜和反水面突袭战、封锁。” 在与日本的战争之前,美国海军一直奉行马汉战斗舰队要功能综合和物理集中的理念,当然太平洋战争之后只是以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作为舰队核心。

  19世纪末英国的海上优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达不到超过所有潜在海上力量竞争对手的标准: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力量在急速壮大。因此英国在西半球对美国做出让步,然后与美国和日本结盟,以对抗其最紧迫的威胁——德国,后来与美国结盟对抗日本。 美国利用了英国的全球承诺和需求,发展成为区域内领先的海上力量。我们将看到,这正是德国当初想实现的目标,也可能是今天的中国想实现的目标。

  除了海军实力外,到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和工业潜力明显将很快超过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和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深知庞大的产业规模可以决定两个国家之间海上力量竞争的结果。尽管美国缺乏可比的海军经验,但这个国家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同时英国对德国的崛起又充满忧虑,所以英国政府发起了一场亲美的宣传活动,希望英国能够赢得这个有巨大价值的盟友。实质上,既有强国并未挑战新兴的力量;美国人认为皇家海军是衡量其海军建设的标准,美国没有紧迫的经济或安全理由来与之对抗。 一旦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仇英情结退去,这两个国家将承认他们的利益正日趋一致。

  如果不是因为伦敦对德国及其海军野心感到越来越焦虑,要谈英国和美国的海军携手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大英帝国政府也面临着其它的压力和限制,至少有时候为了进行战略妥协要紧缩经济开支。 无论如何,英美两国关系发展表明,既有强国和新兴强国在同一片海域,并非一定会走向竞争甚至对抗的道路。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虽然皇家海军仍然在西半球活动,但并未挑战美国的海上控制;事实上,皇家海军由于其它地方的需求不能这样做。随着美国海军的发展壮大,英美海上竞争不仅化解了,甚至转化为一个世纪的海上联盟,来对抗共同的敌人。

  虽然这一案例对中美关系具有正面的借鉴意义,但不要忘了美国曾明确宣称西半球是其势力范围,而英国也曾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半球影响力。英国承认美国将在经济和工业上超过英国,从而可以维持世界一流的海上力量,但今天美国不承认中国会做到这一点。

  四、英国和德国

  英国和美国的海军竞争最终和平解决,并转变成了海上合作,但英国和德国的海军竞争则从一种友好的关系发展成为包括海上战争在内的暴力冲突。同样,英国可以说是海上力量的教科书(毫不夸张地说是马汉的范本)。其大战略是:获得海上优势以阻止入侵、确保其帝国进入,在必要的时候,对任何可能的敌人进行拒止。依靠海上力量,英国可以对欧洲大陆的斗争施加关键的影响,在需要的时候投入小规模的远征部队就可以恢复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它就是这样对付法国和德国的。 这种战略要求英国要维持一支超过可能会结盟与其对抗的两个敌手海军总和的海军力量。

  英国的海上优势政策,在保证海上进入的问题上,同向外发展的新兴的德国发生了冲突。就像当年的美国和日本、目前的中国一样,德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从1870年到1900年,德国的钢产量每隔十年翻一番,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超过英国。 铁路系统从1850年的3500英里增长到1900年的26000英里。和英国一样,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德国对外贸依存度也不断增长。截至1914年,不列颠和德意志的帝国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40%(英国27%、德国的13%)。 这两个国家大量的贸易都是在海上进行的。两国拥有世界商船的53%。 随着工业化以及对原材料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德国贸易增长十分迅速,从1897年至1907年,出口和进口总额增加了一倍。

  德国的工业化,以及不断增长的对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只有经过海上贸易才能得到满足。尽管起步较晚,但这个国家还要求获取海外殖民地,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和帝国的荣誉。然而,德国想要得到的殖民地、资源和市场正是皇家海军的利益所在,是英国致力于全力维护的东西。因此,柏林将英国的战略视为其经济健康、帝国控制和大国发展的威胁。所以德国所要做的,不仅仅只是发展成为海上强国,还要打破英国的海上优势,这必然导致英国将其视为利益和战略相冲突的重大威胁。从1880年算起,德国花了大约25年的时间,才开始具备挑战英国海上优势的能力。在此期间,英德关系逐步恶化并走向敌对。虽然他们的海军竞争并没有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它给英国以足够的理由怀疑德国的霸权意图,并担心德国的力量。延续传统的保持欧洲大陆平衡的战略,英国选择与其传统敌人——法国结盟。这意味着战争即将发生,德国和英国将对阵战场。

  德国发展海上力量的战略是海军游说的结果。海军在德国缺乏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因为正是普鲁士陆军赢得了连续战争的胜利,才使俾斯麦统一了德国。提尔皮茨海军上将和他的同事极力劝服当政者:英国是德国的敌人,一定会阻止其获得公海进入、获得重要的资源和新殖民地的权利。 德国的海军将领们从马汉那里“引经据典”,将一个海军急迫需要的问题转化成了国家的当务之急:由于国家日益依赖海上贸易,如果不支持发展海上力量的战略,国家将面临严重后果。这种挑战也存在于公平和自豪感方面:是什么驱使英国超过自身的需求,来阻止德国进入海洋、获取财富、资源和市场的权利呢?随着德国的财富、权力和爱国主义的增长,德国对英国的政策理解为,压制德国的发展,使其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情绪意味着,德国的海上力量需要政治支持,需要慷慨的资源,这也是马汉提出的成功标准之一。

  一旦德国海军军官让文职主政者认为英国是敌人,一定程度上预言将逐步应验,感觉受到威胁的英国,将逐步走上对抗的道路。海军将领和他们的政治支持者们,对于其目标并不遮遮掩掩。1890年的《第二海军法(The Second Naval Law))》要求帝国政府大力建设公海舰队,从以下内容开始:

  为了保护德国的海上贸易和殖民地……只有一个办法:德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作战舰队,即使敌手拥有最强大的海上力量(暗指英国),也可以在战争中危及其地位。德国的作战舰队并不需要和最强大的海军部队一样强大就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因为这样一支海军不可能集中全部的力量来对付我们。但即使它能够以极大的优势胜过我们……击败强大的德国舰队也将意味着敌人自身的削弱,那样它将无法以足够的海上力量来确保全球的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提尔皮茨的“风险理论”。德国的战略预期是,英国将发现越来越难维护其全球利益,将面临多个新兴海上力量的挑战。德国无法发展匹敌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德国可以集中公海舰队所有的力量对付皇家海军,而英国不可能将所有力量都用来对付德国海军。事实上,德国一旦建成公海舰队,英国将不愿与它对抗,从而危及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此,德国将得到它所需要的海上控制。

  19世纪后期的德国,拥有成为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的意愿和手段。除了快速增长的经济能力和工业实力外,德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科技,足以帮助其超越英国。从1871年到1914年,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数目超出了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总和。 如果将新兴技术用来建设海军能力,德国的战舰在质量、速度和武器方面将无与争锋。利用后发优势,德国不需要保留大量木质舰体、风帆动力的庞大舰队。与它相比,英国皇家海军换装钢质舰体、蒸汽动力战舰的速度要缓慢很多。此外,德国海军在舰员技能和指挥能力方面发展也非常快。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德国迅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

  英国对德国不断扩大陆地和海上力量的反应,是再次强调海军优势。尽管德国打造新锐舰队的意图非常明显,但英国对德国海军发展的反应并不是太快,醒悟过来之后,皇家海军就着手加快建造吨位更大、速度更快、装备更好的主力舰,包括无畏级战舰和“全大炮”的轻快型巡洋舰。英国当然了解,只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手段,德国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海上力量敌手。对英国而言,全方面的海军军备竞争将是重大的挑战,英国在海上力量上有全球性需求,其它海上力量正在成长,加入竞争不仅非常费钱,而且未必有好的结果。

  事实上,德国人的风险理论——即破坏英国在危机中的信心,德国海军并不需要匹敌德国海军——还是发挥了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英国调整了海军发展战略,奉行“一支海军标准”。1912年,第一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皇家海军要比德国公海舰队有60%的优势。因此,德国的挑战迫使英国接受了其他地区的重大风险(例如太平洋地区),以集中全力对付欧洲地区这个新兴的海上力量。但德国人是这样看待英国的反应的:因为英国人,他们进入公海的能力必须面临威胁。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坚持要求拒止德国进入公海的能力呢?为什么英国不能像对待美国发展海权那样,给德国提供一样的空间呢?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德关系在开展海军竞争之前,要比英美关系要好很多。事实上,英国和德国有着共同的历史对手:法国和俄罗斯。从血缘关系角度,英国和德国的王室更亲近,这要远远超过英美关系。在此背景下,英国可以为德国提供某种形式的联合海上安全合,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虽然英国政治家有可能推动往这个方向发展,但英国海军将领肯定会反对。 毕竟,维持海上优势的政策,对庞大但正在老化的皇家海军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将领在政治上都比较激进,认为海军军备的竞赛未必不受欢迎。

  如果有什么因素可以让英国不与德国海上力量进行对抗,那就是经济,而不是政治。1908–1909,出于对德国海军力量规模和决心的考虑,担心造舰竞赛不断增加国家的负担,希望把有限的资源投入社会发展,英国自由党政府曾提出一个互相放缓战舰建造步骤的倡议。但德国元首和他的将领并没有采纳这个可能修改英国数据优势的倡议。当时,德国造船业大王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曾对英德关系提出警告:“提尔皮茨……不希望进行谈判。他不希望和解。他只想造船。英国海军将领对英德限制造舰的计划同样没有什么热情。这一倡议遭到了柏林的拒绝,伦敦只好放弃。 无论如何,限制舰船的建造,都是填补英国和德国海上力量目标间不断扩大鸿沟的最好办法。

  罗伯特•马西在其著作《无畏舰》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类似于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的核军备竞赛,只不过后者未引发热战而已。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家、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都重视搜集情报,了解对方最新战舰设计和建造计划的消息,以提高自身的海军能力,而且远远超过竞争逻辑的内在需求。既有强国并不是完全能够对新兴强国的行动有所反应。英国是世界上铺设新一级强大战舰龙骨的第一个国家,领先于德国的设计,使柏林紧随其后。如果说人们对这个过程有很多怀疑,那么事实本身带来了更多的怀疑。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是规模更大、作战优势更突出的海军力量,但德国海军与之的差距已经缩小。1898年,当德国海军开始进入高速扩张时期时,英国皇家海军拥有329艘战舰,而德国只有68艘。十年后,德国增加了162艘军舰,而英国只增加了8艘。如前所述,英国皇家海军现代化的同时,德国人不得不扩张和实施现代化。如果说德国被迫进行定量的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则设置了一个定性的步伐。海军技术使每个竞争对手都为彼此树了一面镜子,特别是在强调战斗舰队集中进攻性力量的时代。

  总体上讲,虽然既有强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新兴强国则是刚刚成为统一国家,但在支持海上力量发展的能力上是均等的。虽然德国有更大的经济和工业潜力,但它也有英国所没有的重大的陆权利益。即使双方势均力敌,德国也缺乏在竞争中获胜的信心。英国有足够的理由,不放弃自己通过保持优势维护海上控制的战略。德国同样也有足够的理由坚持不懈地追求打破英国拒止进入能力的目标,或者说根据“风险理论”,让英国威胁德国利益和海军所需的成本不可接受。

  最重要的是,德国采取了直接针对皇家海军的计划,打造公海舰队,逐步打破英国的海上拒止。正如我们在日美关系的案例中将看到的那样(也可能适用于今天的中美关系案例),除了重点发展海上力量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把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直接钉在十字架上。然而这个办法也可能适得其反,甚至会非常危险,因为这会引起既有强国投入更多资源发展海军能力,提高击败新兴强国的能力,将这种力量视为敌手,并着手制定击败之的战争计划。

  说1914年的事件开启了以往并未有过的英国海上力量标准和德国海上力量野心之间的冲突,这并不客观。同样,战争是由一系列和海军军备竞赛没有关系的事件和安排引发的。然而,英德海军竞争对战争的推动作用,不应该被低估。德国海军的挑战并不仅仅缘于对英国海军力量的反应,而且是应对英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措施,英国放弃了针对大陆争端的“光荣孤立”政策,选择支持那些反对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国家,以寻求均势。和德国的将军们把英国海上力量视为对德国存有敌意的证据一样,英国的政治家认为不断成长的德国公海舰队,即使不是现实的威胁,也是一种与之相关的战略标志。英国开始担心德国舰队时,它也担心欧洲这个最大的军事强国一定想称霸世界,否则它不可能如此想发展成为伟大的海军强国。

  因此,用马西的话讲:

  英国成为了……昔日敌人法国和俄罗斯的合作伙伴。英国和德国疏离,英国和法国、俄罗斯发展伙伴关系,原因都在于对德国舰队的忧虑。温斯顿•丘吉尔说:“它促成了协约国的行列。”随着冯•提尔皮茨给他的战争之舰钉上每一颗铆钉,他统一了对英国的观点……基尔和Wilhemshaven的造舰步伐,促成了德国需要抑制并推翻的国家联盟。

  马汉不朽著作的标题“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其意义在英德海军竞争的案例中,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英国和德国的政治家能够认识到,两个国家在贸易、海洋自由甚至是海上合作的可能性上有很多共同利益,海军军备竞赛本身及其带来的敌意本可以避免,这样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种设想实现了,将具有重大的意义。两个国家都没有太大的意愿,德国并不准备相信英国会使用海军保护德国使用的海洋,英国也不准备接受与德国不断发展的海军力量合作。正如英国不愿意接受德国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一样,德国也不愿意接受英国控制公海。此外,伦敦和柏林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政治意愿来推翻海军的利益,实际上他们大部分都认同海上力量是国家经济和战略所必需,而非仅仅是海军所需的观点。(因为这样的“假设”和“错过机会”分析,对今日美国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选择问题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德海军竞争和冲突的历史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由于未能抵消英国的海上力量优势,并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未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水面舰队。 相反,它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威胁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力量,并打击盟国支援所依靠的海上航运。德国人认为反海军能力更有希望、更具成本效益,其重要性要超过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或许推断一下,一支相当于美国或日本的规模的纳粹航空母舰力量会对欧洲和大西洋有怎样的影响,将会非常有趣。在战略上,希特勒及其战略家们并没有和日本一样坚持成为海上强国的理念,而是强调德国在东方的“生存空间”需要,也就是麦金德提到了“心脏岛”,也就是控制“世界岛”是最终控制世界的关键。

  纳粹德国虽然认可海洋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敌人的重要性,但它选择利用潜艇技术发展海上拒止能力,而不是像德意志帝国那样发展打造强大水面舰队。随着科技的进步,海上力量不再仅仅由战斗舰队来决定,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战斗舰队对决。丘吉尔称,大西洋海战中的主导因素和以往的海战都有很大的不同,盟国的轰炸机在对付德国的U型潜艇,这些潜艇则在规避盟国的水面护航舰,攻击运送战争物资的商船。 海上力量,已经从海面上的力量向海洋力量发展。马汉的时代还没有这些技术,但相信如果出现了,他的理论也会很快适应。

  据我们所知,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从未看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如果他们看了,他们可能会找到另一种理论,以取代“控制东欧是控制世界的关键”的观点。他们可能也已经明白,为什么击败两大海上强国会比征服陆地邻国更艰难。

  五、日本和美国

  两次世界战争之间,德国可能没有研究过马汉的理论,但我们知道,日本一直在学习马汉。尽管马汉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提出海权理论,但日本紧随其后学到很多。19世纪中叶摆脱自我孤立后,日本成为了海上强国,并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海洋国家: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能够生产超越消费需求的产品;越来越依赖对外贸易;经济和技术上日益强大;能够有全国统一的目标和意志。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首先迫使日本放弃闭关锁国,促使日本发展成为海上强国,并最终将矛头指向美国。佩里将军打开日本国门50年后,这个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海上强国。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舰队在对马海峡击毁了沙皇的庞大舰队,展现了日本舰船和舰员的优异能力。

  像美国一样,日本海军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升级的,从沿海防御阶段到贸易路线安全保护,再到区域性的海上力量。日本的海上力量在规模、质量和经验上不断发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能力挑战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权。然而,美国并没有像当初英国对待西半球那样,默许日本在西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和美国海上力量间这种矛盾为最终走向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也是今天中国和美国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国,日本将美国和英国视为其在太平洋的对手和潜在敌手。虽然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也耗尽了国力。1919年之后,英国建造的舰船数量仍然超过战争中损失的数量,但政治意愿和资源投入有所降低,当时英国的国防开支已经削减到“只剩下骨头”的状态。 虽然和欧洲列强相比,美国没有蒙受损失,但它在海上力量问题上担心全球责任和矛盾。在美国国会,战后的舰队扩张计划被否决了。然而,1920年时,美国并没有派出太多舰船穿过巴拿马运河组建太平洋舰队。

  虽然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仍然看好海上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重要性,比如说威尔逊总统(一名国际主义者)就称海军为“我们的天然屏障”,但这种声音淹没在孤立主义的大潮中。讽刺的是,美国全球化和发展海上力量最早的倡导者洛奇,后来却是敦促参议院拒绝让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主要人员。国际主义和海军实力政策,因为大萧条和保护主义而失去了有力的经济支持。美国对外贸易在1920年达到高峰,直到1929年保持平稳,然后一落千丈。西奥多•罗斯福逝去,马汉的著作尘封起来,美国对海权的追求发生了逆转。除了发展航母的兴趣外,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军的规模和实力不断收缩,这加速了大萧条的发生。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能力和需求都在下降:1933年,美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只有四年前的三分之一。

  为了维持他们的海军优势和避免新的海军竞争,英国和美国组织召开了一次军备控制会议,1923年达成一项限制海军能力的协议,美国和英国保持同样的海军水平,日本海军为美英海军实力的60%,这就是所谓的“5:5:3”方程。

  因为美国国内在发展海上力量存在矛盾心理,所以对这份协议非常满意,不过考虑到航空母舰发展的诉求,这个协议开了一个口子,允许新建造2艘航空母舰。虽然日本政府同意,其将领从未接受过这样的限制,因为他们觉得要在太平洋战争中获胜,日本海军的规模至少要达到美国海军的70%。1934年日本放弃了遵守条约的义务,那个时候美国海上力量正处在最低点。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毫发无损,日本准备利用英国和美国分别因为“疲劳”和孤立主义在太平洋地区海上力量有所减弱的“大好时机”。1898年,日本帝国海军拥有31艘军舰,1908年增长到230艘。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肆侵略的时候,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日本帝国海军都已经成为太平洋上最强的海军力量。1940年,其水面舰队战舰数量已增加到375艘,而且全部都部署在太平洋。和美国人一样,日本人致力于航空母舰发展,从1940年至1944年增加了18艘航空母舰。

  对日本来说,有了海上力量,就有了征服的手段。反过来,征服需要更多的海上力量,需要可以为海军扩张提供资源的经济体系。尽管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日本推进海权和征服的重要因素,但经济无疑是最主要的推动力,更确切地说,准备使用武力夺取和保护经济利益。1891年至1914年,日本对外贸易增长迅速,由1.1亿美元提高到6亿美元,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增长尤其快。1931年到1937年,尽管有经济大萧条,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仍然提高了三倍。日本1933年发生大萧条,但在20世纪30年代其年均增长仍然达到了5%。经济增长集中于制造业,尤其是重型制造业。日本需要更多的矿石,更多的燃料和更多的市场,所有这些都在海外。

  当他们竞争升温的时候,日本和美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并没有上升。美国对日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地方) 1930年后大幅下降。日美贸易占到日本对外贸易的份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12%,1927年的时候增长到45%,但在美国大萧条时期迅速降低。美国的贸易总额由1929年时的95亿美元减少到1932年的29亿美元。由于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 of 1930)》,那几年美国进口下降了68%。

  1929年,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只占有到美国贸易总额的7%(约合4亿美元),1934年,这个比较下降到6%(只有1.2亿美元)。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非美国贸易迅速增长,重点转向东亚地区,这个时期西方大国出现经济大萧条,无力供应他们的亚洲殖民地。20世纪30年代,日本出口主要以亚洲为目标。日本需要出口纺织品和其他产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对更多战略进口的需要,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更是为了预期的战争做准备。

  日本对资源的迫切需求,推动其扩大海军力量,侵略邻国,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1936年吞并中国东北。因为外部需求下降和经济加速军事化,日本生产推进的经济停滞不前,同时由于对战争物资的需求,出现了贸易逆差。1929年,日本的贸易总额为42亿日元,1932年下降到28亿日元,但到1938年再扩大到68亿日元。其贸易重点明显从美国转移到东亚地区。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大幅下降;同一时期日本的贸易却大幅增长;美日贸易对两国来说变得微不足道;日本的贸易日渐由支持军事化和战争准备的资源需求主导。人们可以由此推断,美国正越来越少依赖海洋贸易路线的安全;而日本正在越来越依赖于此;日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底,很难限制他们针对彼此的行为。

  这种经济趋势使日本越来越焦虑:他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在海上力量方面的利益,特别是面向太平洋的利益。这个时候,曾经担任过助理海军部长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主政美国,他开始在大萧条中再次思考马汉的观点。《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of 1933)》授权新建造巡洋舰和其他作战舰,当时这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恢复工业活力的重要举措。美国海军开始扩充军备,特别强调建造航空母舰。1940年,美国海军拥有478艘军舰,总数是1933年的三倍以上,其中有15艘战列舰、 6艘航空母舰。 从那以后,美国的海军力量迅速增长,而美国的对外贸易停滞不前。

  除了复苏国内经济的目的外,20世纪30年代美国再次投入资源发展海上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海军不断扩张,并在东亚地区进行侵略。完全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的时候,日本的帝国野心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一方面全力征服中国,另一方面试图占有从东南亚获取原材料的战略通道。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除了加大海军建设力度外,美国还调整了太平洋舰队的部署,从加利福尼亚州前移至夏威夷,希望可以阻止日本进一步扩张。日本认为,美国想阻止日本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建立海上控制与海上拒止态势,威胁日本日益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使日本的战略物资日渐枯竭,从而阻止日本的国家战略。虽然在二战之前美国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日本获取燃料和原材料的通道,但日本人对美国海军一直持多疑的态度,视其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当谈判失败,日本感到不得不攻击美国珍珠港的舰队。

  如果说德国和英国是在大部分国家利益并不矛盾的情况下发生了冲突,那么日本和美国是在利益已经冲突的情况下出现了对决。建造和部署无畏舰的竞争曾经使英国和德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但建造和部署航空母舰的竞争对日美关系却影响不大。然而,因为日本入侵了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地区,这增加了美国的忧虑,促进罗斯福和他的海军将领们——金、莱希、哈尔西和尼米兹——决定勇敢迎接这一挑战。对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在战术上很惊讶,但战略上并非如此。珍珠港事件之前的6年时间里,美国海军新建造了5艘航空母舰,所有都投入到了与日本舰队的战斗中。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美国的战略轰炸摧毁其船坞之前一直都拥有惊人的造船能力,但它的庞大舰队仍然被美国更具优势的海军力量所击败。美国海军的背后,是更加惊人的美国海军造舰能力和庞大的造舰计划。1945年,美国海军已经成为有世界史以来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海上力量。 尽管有近一个世纪以来(从1850年算起)非凡的经济、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但日本仍然被美国所打破,其夺取海权的所有手段都无法超越美国。1929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9%,1940年,尽管美国经历了大萧条,日本人均GDP也只有美国的38%。新兴强国应该如认识到,如果与既有强国在海上发生战争,后者又有坚定的意志,投入所有的资源,那么战争的结果对己方来说可能很严重。日本领导人存有错误的期待,他们认为在珍珠港的失败和损失面前,美国应该会做出让步。当然,这个事件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时作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欧内斯特•金上将发誓要为珍珠港报仇,他说:“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要摧毁日本的海上力量。”

  此外,当时的日本领导人认为除了战争日本别无选择,在一开始就摧毁美国舰队是获得成功最好的机会。事实上,日本的海军将领们应该感到失望,偷袭珍珠港只是摧毁了美国海军一些老旧的战列舰和其他作战舰,美国的航空母舰、潜艇或船厂却毫发无损。日本人担心,美国的海军建造能力和海军打击能力最终压倒日本海军,所以珍珠港6个月之后就发动一场大胆的进攻战役: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战损失了所有用于攻击珍珠港的4艘航空母舰,这是日本海上力量走向灭亡的开始,也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开始,这种优势一直持续至今。

  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在能力上的不平衡,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和德国之间海军竞争中的不平衡作类比。英国人认为他们可以保持海军优势,德国人则认为,英国皇家海军要与公海舰队对抗,将不得不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1880–1895年间英美关系的案例中,尽管英国与美国相比仍然有巨大的优势,但未来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正处于强劲发展的阶段,工业化快速推进,最终将在竞争上超越英国,特别是在那些对美国更具重要意义的地区。因此,占有优势的既有强国对新兴强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以集中力量在其它地方对付更大的威胁。可以说,只有日本严重高估了其在竞争中获胜的能力。

  六、理论与历史的经验教训

  马汉的思想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假设大国必将走向对抗;反映了英国的成功;试图激发美国对海上力量的兴趣。马汉的思想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坚持认为集中水面舰队的攻击力是海上力量的核心,这是时代技术局限性的产物,因为当时通信、传感器和武器的作用距离都非常近。从概念上说,他并没有看到螺旋式上升的海军竞争的强大逻辑和不幸影响,当时英德竞争才刚刚开始。如果马汉能活更久一些,不知是否会成为地缘战略理论的支持者,洛奇和罗斯福并没有发现他,并运用他的思想。尽管如此,马汉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经济、地理和国际权力政治的理解,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很多案例中对世界各国的海权战略学家有深远影响。

  正如马汉所述,依赖海上贸易和经济、工业和技术手段实现繁荣的国家都将追求海权: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美国和日本帝国都适合马汉的模式,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们都拜读了他的学说。那些有足够的手段,却激励不足的国家,例如苏联,则缺乏国家意识、共识、文化和承诺,所以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海上强国。虽然经济成功是海上力量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海上力量也可以扩大这样的成功,从而为发展更强大的海上力量打下基础。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它们都不是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陆地大国,打造超级的海军能力,都是经济力量成长的结果,反过来支持这种能力。

  当一支海上力量以另一支海上力量实际和预期的水平为标准开展建设时,其结果可能包括:海军投资上的昂贵竞争、力量的不合理聚集、不断增长的不信任和敌意以及海上越来越近的危险。这种情况在英德和日美关系的案例中发生了,但在英美案例中则没有出现。当一支海上力量确定已经面临进入(海上控制)威胁,或者被视为另一个力量的威胁(海上拒止),那么竞争将尤为激烈。再次,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和日本人会那样解读英国和美国的意图,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日本和美国有不相容的利益,因为美国拒绝接受日本的侵略和地区霸权,但英国和德国开始海上力量竞争时,他们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竞争最终恶化了英德关系,导致欧洲列强重新组合,由巴尔干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战争。

  依赖于资源、市场和海上贸易的经济是追求海权的重要推动因素,除此之外,成为一个大国获得世界影响力,并获得财富或市场的野心也是重要的推动力。拥有丰富资源的殖民地和市场的目标,进一步突显了海上安全和海上力量的重要性。英国、德国和日本比美国更希望拥有更多的殖民地,但在20世纪,美国海上力量的贡献在于赢得了盟友和市场。

  成为一个全面的海上强国需要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不仅建造一支舰队需要很长时间,获得海军经验建成真正强大的舰队需要更多的时间。美国和德国是世界上海军的数量和质量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有最新最好的技术,而同时期的英国则为庞大的老旧舰队所累,发展缓慢。美国和德国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技术强国,都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海上强国的战略。如果可以在不模仿敌手的情况下赢得胜利,那么挑战敌人的海上力量并一定需要一代人的时间。虽然它没有马汉式的水面舰队,但若没有盟国的远程轰炸机确保英美的海上控制,纳粹德国可能会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马汉时代以来,技术已经使海上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平面走向立体,水下、海上以及地面上的力量都已经是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英国和美国的案例中,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国并没有从竞争走向战争。相反,19世纪大部分时间都不友好的这两个国家,在海上安全上发展到了彼此依赖的程度。当一个既有的海上强国容纳了新兴的海上强国,竞争可能会让位于海洋事务上的合作。如果英国暗示接受英德海上安全合作,它可能会削弱提尔皮茨海军上将“英国是德国敌人”说法在德国国内的影响力。美国不能给日本开出这样的条件,因为日本的侵略使双方已经不可能合作,美国必须要进行海上拒止。

  经济的相互依存并未阻碍海上力量的相互竞争,但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彼此可能更无顾忌。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占到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份额,对美国经济增长很重要。德国和英国有一定的经济依存度,但显然不足以避免军备竞赛和战争。20世纪30年代日美贸易大幅缩减,到了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从政治上讲,涉及到“海军利益”的群体,包括军人、企业家和政治,不断为海上竞争而非合作创造条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总的来说,随着预算的增加和舰队的扩张,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政府进行合作的动力都很不足。虽然英国的全球需求和多个挑战者的存在,迫使它接受美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但寻求战略优势仍然是英国海军支持者根深蒂固的观点。德国的将军们希望有一支大海军,因此它需要把英国变成敌人。日本人大部分都支持在太平洋上挑战美国和英国的战略。罗斯福和其他政治和舆论领袖已经决心发展独立的美国海上力量;事实上,美国海军从未和日本帝国、德国和英国同行一样,在国内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表格一评估了这些案例中影响海上力量竞争的主要因素,以对行为模式进行研究,解释其结果。在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和战略、技术发展以及海上安全合作的前景时,我们将把这些分析结果应用到中美关系案例中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看法。

  表格一 海上力量竞争历史案例的评估

  大英帝国和美国 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 美国和日本帝国

  对海上贸易的依赖 大英帝国:高

  美国:中 (正在增长) 大英帝国:高

  德意志帝国:中 (正在增长) 美国:中

  日本帝国:高

  双边经济互赖程度 高 中 低

  经济和工业规模和潜力(相对) 大英帝国:高

  德意志帝国:高(正在增长) 大英帝国:高

  德意志帝国:高(正在增长) 美国:高

  日本帝国:中

  海军技术、技能和经验 大英帝国:高

  美国:中(正在增长) 大英帝国:高

  德意志帝国:中(正在增长) 美国:高

  日本帝国:高

  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包括势力范围摩擦 低 中 高

  海上安全合作的潜力 高 中 低

  海军利益的政治影响力 大英帝国:高

  美国:高 大英帝国:高

  德意志帝国:高 美国:中

  日本帝国:高

  结果 适应、合作、结盟 促成敌对并可能引发战争 战争的主要原因和手段

  首先,这些案例可以为中美关系提供借鉴的事实是:既有的、新兴的海上强国一样拥有经济、技术和工业实力,非常依赖海上贸易,致力于寻求全球地位和影响力。

  第二,英美关系案例和中美关系并不一样,当时的英国不准备挑战美国的“门罗主义”。这使得两个有共同利益的大国,逐步走向了海上安全友好合作的道路。相比之下,中国在东亚谋求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过无论如何,因为其商业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中国都会对邻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三,当年的日美关系也不同于现在的中美关系,当时既有强国主动并积极实施海上拒止,以反对新兴强国在东亚地区的侵略。日本认为,这是对其利益和目标的一个直接威胁。此外,这两个国家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很低,日本虽然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但并没有与美国相匹配的经济科技和工业实力。

  第四,英德关系的案例,可能对中美关系有更现实的借鉴意义:如上所述,英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欧洲有不同的利益,但在欧洲以外的利益大多是一致的,包括贸易安全在内。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高度相互依存。英国是19世纪最重要的商业、金融、科技和工业强国,德国正不断缩小与其的差距。英国是一个无可匹敌的海上强国;德国正从一个陆地强国向海上强国发展。

  英德关系的海上竞争,是一个值得警世的故事。尽管两国在贸易安全和进入殖民地、获取原材料上有共同需要,但并未尝试进行合作以满足这些需求。相反,两个强国都将彼此的海军建设视为自己直接的威胁:德国认为英国想进行海上拒止,而英国将视德国为其海上控制的迫切挑战,这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为此,两国疯狂开展军备竞赛,频频展示武力,相互猜忌不断加重,并为足以摧毁彼此的战争做准备——这是一条中国和美国都不想走的道路。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英德关系是否会以及如何以和平友好的方式结尾?换句话说,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的逻辑能否战胜强权政治的逻辑?英国和德国的案例是否证明马汉关于海上强国必然走向对抗的理论是正确的?

  前面已经解释过,英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将领们和敏感的政治家们并没有看到有替代的方案,或者说选择对替代竞争的方案视而不见。如果这些“海军利益”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德国可能不会那么明确而坚定地挑战英国的海上力量,英国也可能会选择一条海上安全合作的道路。但无论在伦敦还是在柏林,这样的政治家并不突出,甚至不存在。这两个国家各自的目标和现实考虑,都有自高自大的因素在里面。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政治家很少有理性和谦卑。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思想实验,英德关系案例的走向路径值得细细研究。这带来了另外两个问题:英国人曾经从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出发,向德国人提出了怎样的海上安全合作建议?如果这些建议符合德国的利益,德国人是否会做出友好的反应?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为一个世纪后中美关系可能的前景提供一些借鉴,中国和美国的海上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是否会因为两国利益的一致性而和平地共存?

  如果英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够认识到德国一定会全力确保其在公海海域的进入权和重要航道,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试图维持海上拒止将不可避免刺激德国以对抗的方式来应对。至少,他们可以向德国提出,只要和平使用海洋就不会对其实施拒止的某种承诺。即使没有这样的承诺,类似的明确政策也可以对德国将领视英国为敌国的论调产生重大的影响。英国可能会通过提出进行两国海军间的常态化交流、联合演习和联合巡逻的建议来强化这种政策,以对政治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受到英国海军将领们的抵制,他们对德国的疑心越来越重,这种观点在英国政治精英中也有大量的支持者。当时的英国国家地位正在多个地方面临挑战:美国和日本正在崛起;南非冲突令人挫败感丛生;欧洲出现新兴强国。伦敦当时最可靠的优势,仍然是优势性的海上力量。当年的失败是政治领导层的失败吗?

  如果英国主动选择走上这条路,德国的领导人至少不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志在打造强大舰队的德国海军将领们,可能会提出,德国应该更重视英国的能力,而不是它宣称的意图,应该据此来确定德国的能力及其政策。新兴的德国在大陆上还面临着其它的挑战,所以完全有可能以其它的方案来取代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耗费大量财力)。事后来看,很明显与英国海上力量的合作而非竞争,更符合德国的利益。尽管两国海军对海上安全合作问题有自己的疑虑,但两个国家间的真诚和信任,最终会使友好关系得以维持。无论如何,德国的领导人已经理解,如果德国明确将皇家海军描述为公海舰队的敌手,肯定会刺激皇家海军的扩张和现代化。

  这种假设性逻辑不仅违反事实,而且很难实现。对于海上安全合作的开创者来说,政治因素是最大的阻碍。同样,英国对海上霸权的承诺不只是海军层级的,而且是国家层级的,就像马汉的理论阐述的那样。政治精英们认为,这是英国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强国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为数百年无数次的成功所验证。他们还认为,英国拒止潜在敌手使用海洋的能力和意志,仍然是海洋战略的必要因素。英国要向德国保证,它没有理由担心英国的海上力量,这违背英国的战略。

  反过来,德国人也不大可能会相信英国关于不会破坏德国海洋进入的保证。已经认可了将军们“英国是德国敌人”观点的德国皇帝,不太可能不顾那些将领们的反对来接受英国的所谓承诺。因为英国的战略取决于海军优势,承诺不使用这种优势,不会放缓德国建造无畏舰的步伐。在反对海上合作的力量中,工业利益不可忽视,这两个国家在造舰竞赛中都有重大的利益,而不管这种行为的成本和风险。

  所以正是考虑到英国和德国的战略目标和国家思维,很难想象英国会尽力阻止非常费钱且最终破坏性的竞争。正如马西所说的那样:

  德国皇帝和他的数百万人民会问,为什么英格兰可以声称拥有统治海洋的权利?任何时刻,英国皇家海军都可以封锁德国海岸,炮轰德国在港口内的军舰,抢夺德国的殖民地。为什么要德意志帝国对英国忍气吞声?为什么德国的伟大要以送礼物给另一个国家为代价呢?地理因素决定了对抗……德国需要一支海军强大到足以保护德国商船……并保证海洋通道的畅通,在不得已的情况,德国舰队能够打败英国海军……这是伟大的英国绝不会允许的。

  如果要将中国和德国人作类比,这需要一点想象力:为什么中国未来获取资源和市场的至关重要的进入,要依附美国的力量而存在呢?为什么中国的伟大要以送礼物给美国为代价?与此同时,和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一样,今日的美国可以预期,随着中国获得定位和打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的能力,美国在这些重要海域的进入将受到中国的钳制。根据马西的说法,这是美国绝不会允许的。

  由此来看,英德关系的案例对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警醒的意义,笔者相信中美之间进行和平友好的合作发展,最符合美国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利益。但正是类似于英德案例的强大力量,在推动中国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海上力量竞争和可能的对抗。中国希望成为有地区势力范围的强大国家;它的全球经济利益不断扩展,并日益依赖海上贸易。中国认为,美国希望在西太平洋内外实施海上拒止,至少有这样的能力。目前,中国依赖美国海上力量为其全球贸易安全提供保护(默认情况下)。但它认为美国的海上力量是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威胁,它已拒绝了美国进行海上安全合作的倡议。

  但和德国的提尔皮茨和他的同事们不一样,中国海军将领缺乏政治影响力。美国的海上力量发展,也不是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由于美国是全方位领先的全球超级大国,海上力量对其的重要性不如当年皇家海军对英国的重要性。美国的地缘战略地位,也非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可比。至少在政治上,华盛顿和北京要比当年的伦敦和柏林有更大的意愿开展海上合作。

  最后,英德关系的案例表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并不能阻止海军军备竞赛、相互猜疑,以及日渐增加的对立和冲突的可能性。不过如果要做一定假设的话,如果中国不再坚持牺牲美国在西太平洋利益为代价来建立势力范围,如果两大国寻求海上安全强调更多的限制或合作,那么像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更不用说日本和美国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不过,这不是西太平洋避免海上力量冲突的唯一方式:美国可以对中国的潜在海上拒止做出让步。但是,这可能会危及美国的利益,以及在这个地区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下面这个问题上,在审视了各自的西太平洋战略和技术影响后,中国和美国是否以及如何真正实现海上安全合作,而不是“强买强卖”。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31211/n391597773.shtml report 32264 一、海上力量的要素海上力量是经济、政治、技术和地理的产物:经济需求;政治要求;技术推动;地理促成。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跨越大洋的贸易有安全性和可预见性的需求。从国
(责任编辑:UM040) 原标题:历史上西方列强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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