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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空军之父”亨利的贡献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传奇飞行员可以从很多地方获得灵感。

  美国空军五星上将亨利•H •阿诺德(Henry H. Arnold),昵称 “快乐的阿诺德”,是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AAF)最著名的指挥官 ,他代表美国陆军航空队参加了最高级别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负责空军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A•洛维特(Robert A. Lovett)是与他对等的文职官员,他了解阿诺德以及他的所有同事。

  洛维特不是一个直言不讳的领导者,而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他努力缩小工业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分歧并促进阿诺德特长的发挥。洛维特认为阿诺德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的胜利有绝对的把握,终生致力于有效地使用空中力量。

  洛维特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和阿诺德的办公室相距不远,在他的记忆中,阿诺德可能是一个“一时上,一时下”非常善变的人。……他想象力丰富,善于用自己的信心感染他人。

  1911年在俄亥俄州代顿的莱特飞行学校,阿诺德养成了永不言败的生活态度,但他的乐观、敬业和想象力来源于什么呢?

  什么事件塑造了阿诺德的创意能力和善变的本性呢?

  阿诺德从来没有与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或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一起飞行。亚瑟•L•威尔士(Arthur L. Welsh )是他的飞行教练,并在1912年莱特“飞行者” Ç型飞行器事故中丧生。1910年至1911年莱特“飞行者” B型飞行器没有两套操纵装置。一旦学生从一个座位学会了飞行——阿诺德在左边的座位学会了飞行——他们就只能从该座位进行驾驶。相反,另一名学员将从右边的座位学习飞行,这种安排相当混乱。

  1911年,尽管飞机增加了两套相同的操纵装置,但是没有飞行程序表;没有地面或飞行核对表。只能依靠常识、经验、判断和一点点运气来防止事故的发生。军事飞行学员在莱特飞行学校穿着便装,帽子简单地反戴着以防止风将它们从飞行员的头上吹落。在一次飞行中,一只昆虫直接飞进了阿诺德的眼睛里。将昆虫的翅膀成功的从阿诺德的眼睛中清除后,护目镜成为了每个军事飞行员的标准装备。

  托马斯•D•米林(Thomas D. Milling)是阿诺德在莱特飞行学校的同学,他回忆说, “当飞机调整好状态……[飞机]就像一个鼓——如果你用手指敲击它,你会看到蒙皮和所有的东西都是紧绷绷的,铁丝骨架必须有一定的张力,你可以通过声音来测试它。 ”猛拉铁丝骨架发出的声音就像拨动“三角”钢琴里的钢丝。

  1912年7月,阿诺德和罗伊• C•柯特兰(Roy C. Kirtland)驾驶一架新的“牵引式”水上飞机在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岸边坠毁。阿诺德在坠机事故中划破了他的下巴,从他大多数肖像画中可以看到一条鲜明的疤痕。

  牵引式飞机的发动机和螺旋桨都在飞机的前部。初步评估其性能非常优秀。也许期待飞机表现出更加优秀的性能,阿诺德试图在飞机上携带过重的行李起飞。那一天的风力很小并且风向不够稳定,他能够逆风将飞机飞离水面,但当他转向的时候失去了逆风的优势。“那时候,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阿诺德回忆说, “下降,然后坠落下来。造成的伤害非常轻微。”一架浮桥被击毁,螺旋桨被破坏,一个翼尖被揉成一团。

  胜之不武

  事件发生后不久,阿诺德在普利茅斯夺得首届飞行大赛“麦凯”奖杯,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飞行比赛。飞行线路是一个三角形,从弗吉尼亚州迈耶堡飞到马里兰州的学院公园,最后飞到华盛顿特区,在飞行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在飞行线路附近树林后面集结的部队。

  这次“比赛”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比赛。因为这次比赛只有两名选手参加,而另一名选手米林因为飞机的问题放弃了比赛。也许正因为这些情况,阿诺德没有把自己或他的成就太当回事。“奖杯当然很漂亮。我估计它的容量有4加仑,所以我看不出除了啤酒以外还可以盛什么东西,”阿诺德后来写道。

  赢得“麦凯”奖杯后不久,阿诺德驾驶着莱特“飞行者”C型飞行器在堪萨斯州赖利堡观察炮兵实弹射击演习时险些丧命。

  阿诺德和他的观察员正在执行任务,飞机突然失速坠向地面。阿诺德奇迹般地将飞机拉起,如果再晚几秒钟,飞机将会猛撞到地面。“我无法解释失速的原因,”他告诉福里斯特•钱德勒(DeForrest Chandler)上尉,钱德勒上尉是他在在通信兵航空学校的指挥官。机载高度测量装置——气压计——清楚地显示飞机在10秒内下降300英尺,刚好指向地面零刻度线。这次事故使阿诺德受到了强烈震撼,他走回机场,并立即要求休假三个星期,暂时中断自己的飞行任务。“这次事故使我感觉到, ”他解释说, “在未来的一个月或两个月时间里,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在飞机上保障自己的安全”。

  阿诺德的濒死体验发生在任务结束之时。他已接近机场准备降落,并使用升降舵转向控制实施了一个倾斜角为45度的转弯机动。

  莱特“飞行者”C型飞行器承受不了过快的速度,阿诺德的自然反应是将升降舵拉起以努力控制非指令俯冲,结构导致飞机处于失速状态。失速是由于控制输入而不是速度不够造成的,因为输入的指令超过了飞机的物理性能。由于应用了太多的背压,阿诺德产生了今天我们俗称的加速失速和自旋。

  阿诺德所描述的圆周运动是着陆时产生螺旋模式的结果。阿诺德是靠运气而不是靠技能躲过了这一劫,要知道早期的军事飞行死亡人数众多。

  早期航空的压力包括永远存在的近乎即时死亡的可能性,再加上20世纪早期军队中的“硬汉”文化,往往导致吸烟成为放松和缓解压力的一种形式。阿诺德也不能幸免。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一直吸烟成瘾。患有严重溃疡后,他吸烟的数量有所削减,但从来没有完全戒掉烟草。很可能是吸烟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其中包括二战期间的一系列心脏问题,并最终导致他在1950年去世,享年63岁。

  阿诺德在陆军部的职责包括监督一个秘密项目,该项目正式的名称为“自由之鹰”(Liberty Eagle),目的是将炸弹内置入一个小型陀螺仪控制的无人驾驶的双翼飞机。

  开发团队的成员查尔斯•F•凯特林(Charles F. Kettering)将该项目命名为“飞虫”(非正式地命名),在秘密通信中,该武器被简称为飞行炸弹(Flying Bomb,FB)。无人驾驶的双翼飞机安装了四汽缸、两冲程发动机,并携带了180磅炸药。双翼机没有起落装置,从一个连接长款便携式轨道的发射装置进行发射。在轨道的一端,通过手摇将“飞机式导弹”的发动机发动,直接瞄准预定目标区域。发动机开始工作后,机械计数器开始计数,“飞虫”飞行炸弹脱离发射装置。当达到飞行速度后,它升空直接飞向目标,爬升到由一个超灵敏的空盒气压表控制的预设高度。

  到达预设高度后,“飞虫”的气压计向小型飞行控制装置发出信号,该装置由控制飞行的曲轴系统和控制高度的一根取自钢琴的波纹管组成。陀螺仪有助于飞机和帮助保持高度的气压计的稳定性,翅膀的设计有助于方向的稳定性。

  项目组成员认为,如果使用大规模的攻击阵型,成千上万颗飞行炸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消灭一个城市或一个工业园区,而且这种武器很容易大批量生产。在1918年10月举行正式演示之前,大部分陆军高层领导并不知道这种武器的存在。

  在俄亥俄州代顿麦库克机场( McCook Field)附近举行的第一次正式测试期间,小型双翼机按照程序升空。然后,正在慢慢爬升的飞机偏离航向,像失去风力的风筝一样直接向检阅台俯冲了下去。检阅台上的高官们四散奔逃,以躲避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阿诺德回忆说, “飞机升空至大约600到800英尺,就像中了魔法一样,翻转过来,产生了伊梅尔曼旋转,似乎发现了下面正在四散奔逃的高级军官,向他们俯冲下去,这一幕令“自由之鹰”开发团队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幸运的是,飞行炸弹迫降在距离特邀嘉宾几百英尺处。

  主陀螺仪上的一个小的纪念品和一段机翼残片被保留在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成为其藏品的一部分。

  哈罗德•奥维尔(Orville Wright)、莱特•威尔斯(Harold Wills)、埃尔默•斯佩里(Elmer A. Sperry)、罗伯特•米利卡恩(Robert A. Millikan)以及凯特林都是团队成员——一群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莱特终其一生都醉心于航空技术,阿诺德遇到任何难题都向他进行咨询。但无论阿诺德还是“自由之鹰”都没有参加过实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一绝密项目进入休眠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诺德作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指挥官,激活了这一项目并制造一种类似“塞斯纳”小型飞机的装备。这种无人驾驶项目后来演变成为秘密的飞机式导弹(无人驾驶轰炸机)——遥控飞行炸弹项目。1944年,无人驾驶轰炸机和电视(光电)制导滑翔炸弹在法国用于对轴心国的目标实施攻击。

  1923年,阿诺德在圣地亚哥罗克韦尔机场服役时,他对飞机的使用创新层出不穷。1923年6月,阿诺德命令4名中尉对空中加油的基本方式进行测试。阿诺德一直寻求增加战斗机和轰炸机作战半径的方法,他批准了这一危险但潜力巨大的革命性实验:空中加油。

  大胆和无畏比涉及到的机械对于试验的成功更加重要,因为他们除了软管、绳索和气体罐一无所有。弗兰克•塞弗特(Frank W. Seifert)中校和维吉尔•海因(Virgil S. Hine)中校驾驶改进后的DH -4型飞机成功实现了两次对接。第二次对接发生在8月份,这次测试更加成功。

  阿诺德从来没有怀疑过空中加油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大多数市民和飞行员认为这是一种特技。阿诺德的罗克韦尔机场“节日的问候信”不仅强调了测试,而且还做了一种微妙的政治声明。“这两架飞机在罗克韦尔机场的测试呈现给世界一个新的加油模式——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补充燃料, ”阿诺德说。“在那时候,航空界对于空中加油所产生的巨大好处可能还没有多少人可以意识到,这种前卫的加油方式直到几年后才被人们接受,那时候飞机需要穿越国境运载较大的负荷或者运输人员或物资到较远的距离,需要的燃料超过了飞机油箱或者天然气罐的容量。”

  个人悲剧

  在阿诺德年轻的时候,父亲赫伯特(Herbert)作为镇上的医生到处巡诊,母亲安娜(Anna)在家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们。在他生命中的关键时刻,母亲一直和他在一起,最令人难忘的是他1907年意想不到的进入步兵服役。安娜通常叫她儿子的昵称 - “阳光”(sunny)。

  这个昵称在他与埃莉诺(Eleanor)结婚后还一直使用, 埃莉诺亲切地称他“阳光”,自从阿诺德向她求婚以后。这并不奇怪,因为年轻的阿诺德选用了埃莉诺的家族昵称——“比德尔”,作为他对她的昵称。她写给阿诺德的私人信件总是以“亲爱的阳光”开头,他的回信签名也总是“你的阳光”。

  1923年,正当空中加油试验取得了显著成就的时候,阿诺德的家庭发生了悲剧,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威廉•布鲁斯(William Bruce)感染了几乎致命的疾病——猩红热——去世。雪上加霜的是阿诺德的第四个孩子, 2岁的约翰•林顿(John Linton)也生病突然死亡。后来确诊,他死于阑尾破裂。

  孩子的死亡给阿诺德带来巨大的打击。阿诺德夜以继日的工作使自己忘记失子之痛,但埃莉诺还有别的孩子,他们是她的生命。

  最终,埃莉诺再也难以承受约翰•林顿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1924年5月,她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州阿德莫尔的娘家,慢慢治愈失去孩子所带来的心理伤痛。

  阿诺德花了几乎整整一年时间才能够面对现实。1924年6月2日,他写信给他的妻子。“我们都非常想念你[比德尔],另外,不知何故,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思念你,思念约翰•林顿阳光般的笑容。 ”

  阿诺德在一个保姆的帮助下和孩子们呆在加州,使埃莉诺能够平静地恢复健康。

  此后不久,他撰写并发表了几个男孩关于飞行员和飞行的探险作品,并以二儿子的名字为书中的英雄命名。从1926年至1928年,他撰写了6本关于“比尔•布鲁斯”的书,每本书为他大约赚了200美元。他还为其余两个活着的儿子——亨利和大卫撰写了故事——但这些书没能出版。

  在赖利堡期间,阿诺德通过向装甲部队的军官灌输空中力量的潜力为地面部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莱利装甲兵学校服役期间,阿诺德决定继续留在部队服役,尽管他符合服役满20年后可以退休的条件。日渐窘迫的经济可能已经影响了他最后的决定,因为全球经济萧条使阿诺德家族再次陷入了困境。

  阿诺德父母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929年,银行倒闭,他们失去了自己一生的积蓄。

  1931年1月18日,星期天早上7点,安娜像往常一样醒来,但不久就经历了严重的胸痛。她提醒丈夫自己的病情正在不断恶化,但即使作为一名职业医生他也无法挽救她的生命。上午7点20分 ,她因为心脏病去世。

  阿诺德怀着巨大的内疚赶到父亲的身边,去年春天他错过了父母的金婚纪念日。葬礼之后,父亲陷入了深深地忧伤,再也没能走出妻子突然死亡的阴影。

  阿诺德母亲的去世给家庭带来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月,在写给妻子和收到妻子的信中都发生了改变。比德尔认识到昵称“阳光”将不断提醒他想到去世的母亲,于是将他的昵称改成了“Hap”(快乐“happy”的缩写,快乐的阿诺德)。自从1931年1月阿诺德的母亲去世以后, 昵称“快乐的阿诺德”才出现在他的日常书信中,这个昵称一直伴随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1931年5月,阿诺德已经改变了他的个人签名,从“阳光的阿诺德”变成了“快乐的阿诺德”。至于阿诺德生活中的其他苦难,他从来没有公开提及。

  1934年,他的军事飞行成就达到了新高。阿诺德率领一个马丁公司新生产的B-10轰炸机编队从华盛顿飞往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Fairbanks),然后返航。B-10轰炸机是第一种全金属,低单翼,安装可收放式起落架的单翼飞机,是空军现有飞机中技术最先进的飞机。

  远征编队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对费尔班克斯和安克雷奇进行了零星的照相侦察。此外,飞行员成功拍下了包括列岛在内的阿拉斯加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尽管有云层和最低飞行高度限制。在任务中唯一的干扰发生在飞离安克雷奇时。

  8月3日上午,雨云层消散了,一些地形显露出来,为拍摄提供了机会。阿诺德向比德尔讲述了当天的事件。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博布青(Bobzien,照相团队的一员,而不是一个正规的飞行员)起飞。起飞后不久,他的飞机发动机熄火,他将飞机降落在库克湾。飞机和人员除了被海水打湿没有受到损害。(然而,阿诺德后来发现布什(Bush)军士在水上迫降时划伤了腿部。)现在我们正在抢修飞机。不过,我怀疑,如果飞机受到盐水的浸泡,将永远不能再次使用。”

  飞行员对燃油控制开关处理不当并切断了发动机的燃料供应。允许飞行任务团队以外的飞行员驾驶B-10轰炸机的决定是阿诺德的遗憾并要为此承担责任。在阿诺德的所有书信中,关于这次事故他没有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甚至没有将责任推给那名缺乏经验的飞行员。

  正常飞行的飞机返回费尔班克斯,以完成他们的照相任务,阿诺德在安克雷奇留下了一名机械师,尽可能的修好损害的飞机。一个星期后,这架迫降的B-10轰炸机重返费尔班克斯的飞机编队。

  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和第二个麦凯奖杯

  那名机械师不仅在阿诺德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后维护了他的声誉,而且也使陆军航空兵脱离了面对公众时的窘境。对于阿诺德来说,那些年轻人都是英雄——在很多方面。经过一个月的准备,阿诺德驾驶他的飞机飞行近8000英里(单程),同时保持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只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但是沿途没有损失飞机。从华盛顿到阿拉斯加距离7360英里,但部署在那里的时候执行了航空测绘任务,除了飞往加利福尼亚州的马琪机场(March Field),还飞往了纽约,然后又回到了华盛顿。根据阿诺德的行程日记,任务总飞行里程约18,010英里,平均时速为每小时168英里。

  任务的成功为阿诺德赢得了飞行优异十字勋章和第二座“麦凯”奖杯,这次任务证明了远程轰炸机可以威胁曾经坚不可摧的和孤立的领土。

  后来,罗斯福总统希望看到阿诺德,所以“快乐的阿诺德”匆忙地赶到白宫。在10分钟的会见中,罗斯福总统首先为阿拉斯加任务的成功向他表示祝贺,并关于育空地区询问了很多问题。

  这次会见是阿诺德第一次单独与总统相处。为此他感到骄傲和释然,随后,阿诺德指挥全新的B - 10轰炸机回到马琪机场。

  阿诺德的飞行经验最早始于第一代飞行器,一直延续到研发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他的一生经历了美国空中力量的发展过程。他在飞行事故和空战中失去了朋友。他因为那时候的医疗技术和条件失去了蹒跚学步的儿子。当他的母亲心脏病发作时,悲剧又再次重现。他在积极实施技术变革方面的思想和信念是他同时代军人所望尘莫及的。他个人与美国的科学、工业和学术界的密切联系是这一过程的巨大催化剂。

  有时,他对科学的潜力怀有太多的信心,并不止在一个场合将他的希望寄托于幻想的科技,但更多的情况下往往不是这样,他富有想象力的想法最终实现了。

  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是阿诺德曾亲自挑选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未来技术的领军人,也是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 ,他在阿诺德从军队退役之际写道:“你肯定知道我一直佩服你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我相信你是我遇到过的几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之一。” 知远/吴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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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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