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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打击能力的发展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目录

  一、前言.................................................................................

  二、远程和短程精确打击的区别………………………….

  三、侦察打击与军事革命……………………………….…

  四、为什么侦察打击能力的扩散会如此缓慢?……….....

  五、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普及的动因……………..

  六、精确作战的发展趋势………………….……………..

  七、资源制约…………………………………..

  八、中国在西太不断增强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

  九、演练和探索性演习…………………….……………………….

  十、在精确打击技术逐步成熟环境中的全球兵力投送……….….

  一、前言

  本论文力图论证非核(或常规)精确弹药及相关传感器和目标定位网络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将如何改变战争模式。由于未来固有的不可预知性,要想预知未来十至二十年的成熟的精确打击方式并非易事。用一句古代阿拉伯谚语来说就是“预测未来的人都是在说谎,即使他说的是实话”。更准确地说,“没有一种运算程序能预知未来——无论是未来计算机程序、人类思维过程还是整个宇宙” 。

  然而,未来的某些部分——如人口趋势和经济增长率——则比其它方面更容易预测,诺想描述未来成熟精确打击方式的主要特点就必须利用这类更可测的趋势和因素 。所以,当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警告说,“黑天鹅”的出现——具有极度影响力的、不可能、不可预知的事件——是严重低估了大部分时间和严重高估了剩余时间时,他是对的 。精确武器、先进传感器和目标定位网络在许多国家已经使用。但这些武器系统的广泛使用将如何改变未来战争模式或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则远没有这么简单了。

  或许,自从1991年冷战结束后,非核(或常规)精确打击最明显的演变特点还没有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普遍预期,对于诸如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而言,“远程精确打击”将成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 。发生这种转型的概率是每个人都猜想得到的,但许多美国观察家则认为这种新的战争形式将会快速为很多国家所掌握。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将近二十年之后,真正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实际上依然是美军的独门绝技。

  在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方面最有可能赶上美国的国家是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精确打击能力,包括使用具有机动能力的重返大气层运载火箭和常规弹头的、相当精确的弹道导弹。解放军二炮部队的短程弹道导弹(SRBM)已经对台湾构成了威胁。在未来,二炮部队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将会威胁到美国在东亚的前进基地,并且总有一天会对美国位于“第二岛链”、来自日本南部、经过关岛和帕劳驶往印尼东部和澳大利亚的航母构成威胁。此外,中国并不是唯一发展精确打击能力的国家。2012年普京在竞选总统时说道,俄罗斯在这一领域赶上美国的前景良好,并发誓俄罗斯必将达到目的 。而且,伊朗和其它美国的潜在对手也在不同程度地发展精确打击能力。但是,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来只有美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对远距离战区实施侦察打击。

  二、远程和短程精确打击的区别

  有人认为,时至今日美军几乎仍然是唯一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军队,但也不否认很多国家都具备了短程精确打击能力,即: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G-RAMM)。但短程精确打击与远程精确打击应如何区分?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精确武器射向或投放到目标的距离来加以区分。不幸的是,先进技术的发展破坏了这种基于目标距离的区分方式。在越战时期,尤其是在“第一阶段后卫行动”(Operation Linebacker I)(1972年5月-12月)期间,无动力激光制导炸弹(LGB)起到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由于携带这种炸弹的F-4D战斗机大多(78%)是进行俯冲投放,因而极大缩短了激光制导炸弹的投放距离:机组人员必须通过目视来寻找目标,用激光将其照亮,然后由前座飞行员通过机炮瞄准器对准目标投放炸弹 。与此不同的是,在50000英尺高空以1.5马赫的速度飞行的F-22战斗机能在距目标70海里距离外投放小直径炸弹(SDB)。但无论是激光制导炸弹还是小直径炸弹都是无动力炸弹(尽管小直径炸弹装有菱形翼,发射后可伸展开来增加射程)。令人更加混淆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根据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突击破坏者”(Assault Breaker)计划(见图1、图2)由马丁•马丽埃塔(Martin Marietta)公司研制的T-16和渥特(Vought)公司研制 T-22导弹在当时也被看成是“远程”或“纵深攻击”弹药。而这两款导弹都达不到小直径炸弹的最大射程 。因此,按照当今普遍认同的概念,从武器发射或投放到目标的距离并不能作为区分短程和远程精确打击的令人满意的标准。

  区分远程和短程打击的一个好方法是看其是否需要使用近实时的目标定位网络。“突击破坏者”依靠“铺路机”(Pave Mover)MTI/SAR(移动目标指示器/合成孔径雷达)来探测在敌后方“纵深”地带前进的装甲车辆并在几分钟内通过战术导弹投放的制导子弹药来对其实施打击。根据这种区分方式,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的第一晚上F-117攻击巴格达市中心的电信大楼所使用的激光制导炸弹就属于“短程”类炸弹了。毕竟,情报源发现了目标,而且是固定目标;空中任务传令官向F-117下达了任务命令;F-117飞行员用红外线探测和识别系统来定位目标,用激光将其照亮并引导激光制导炸弹飞向瞄准点。换言之,F-117所使用的目标瞄准程序实际上与二战期间美国轰炸机攻击德军和日军时所使用的程序相同。由于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也能不依靠复杂的实时定位网络而攻击美国的海外基地和港口等固定目标,因此它们也属于“短程”类武器弹药。

  相比之下,MQ-9“死神”无人机使用激光制导炸弹或AGM-114“狱火”导弹来打击躲藏在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领袖时则属于“远程”侦察打击范围,因为它要靠远在内华达州的操作员通过卫星通信来进行指挥与控制,即使是激光制导炸弹本身基本上是一种短程制导武器 。同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力图将“东风-21”(DF-21)发展成能打击距中国海岸1000多公里的美国航母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这也属于“远程”精确打击,因为在导弹短暂的飞行过程中需要对目标信息进行更新。因此,与单纯的目标距离相比,能近实时地发现和攻击目标的战斗网络更能以灵活和功能的方式来区分远程和短程精确打击。

  三、侦察打击和军事革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联军事权威机构和理论家们认为,新的军事技术——尤其是“非核弹高精确制导投放新技术”——将在二十世纪末引发一场军事革命(RMA)并将改变战争模式 。苏联的理由源自于他们对这场军事革命将如何影响中欧常规力量平衡的评估。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苏联就开始发展传统的常规力量(坦克、装甲战车、战术飞机等),到七十年代末,诸如奥加科夫(N. V. Ogarkov)元帅等权威人士认为,来自北约的入侵威胁“已被大大削弱” 。但在未来这一有利局势不会持续太久。美国精确打击能力的发展将使欧洲的力量平衡朝有利于北约的方向发展,使苏联在十年来致力于发展的传统常规力量处于被动地位。

  问题的核心是苏联军事理论家所说的“侦察打击综合系统”(俄语缩写为“RUK”)。侦察打击综合系统有三个基本元素:精确弹药、具备广泛覆盖能力的先进传感器和近实时响应的自动化指挥与控制系统。前面提到的MQ-9无人机不具备自动作出攻击决定的能力。但需要一个战斗网络来在地球的一边快速作出决定,然后在地球的另一边迅速发动攻击。美国的侦察打击保留了人对攻击决策的监管。但依靠战斗网络就意味着“远程精确打击”和“侦察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的。

  图1. 在白沙导弹试验场进行的“突击破坏者”试验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开始撰写有关“侦察打击综合系统”可能对未来战争产生影响的文章。远程精确打击系统的纵深打击距离将比“伟大的卫国战争”(即:二战时期的东线战场)时期所使用的系统远十倍,一枚精确武器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的杀伤概率为0.6到0.9 。“侦察打击综合系统”可以“基本上实时”地进行侦察和摧毁 。它们在对付许多目标时其破坏性已经接近低当量核武器。正如奥加科夫元帅在1984年5月所写的,非核摧毁手段的发展,包括从精确弹药到油气炸弹的一切弹药,将有可能极大增加(至少一个数量级)常规武器的杀伤力,在效率方面使它们接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图2. 苏联人描绘的“突击者破坏者”侦察打击综合系统和精确制导子弹药

  这一观点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常规精确弹药可以代替核武器,从而取得所要求的杀伤力度而又不会产生核武器所具有的附带损害和风险升级 。这一观点并不新鲜。事实上,越战以后美国军事专家就已想到了。1975年出台的“远程研究与发展规划方案” (LRRDPP)最终报告就认为,“近零失误”的常规弹药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代替核武器 。虽然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官员没有正式采纳这一观点,但美国国防部《2001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的新的战略观则明显包含了非核打击能力和核能力 。“远程研究与发展规划方案”较新的技术分析结果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突击破坏者”项目。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1978年提出“突击破坏者”方案;1982年12月在白沙导弹试验场对使用侦察打击系统来攻击 “华约” 企图攻克西欧防线的苏联“纵深”后续部队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

  苏联对中欧力量平衡的担心在1986年进一步加剧,当时北约军事委员会批准了类似于“突击破坏者”的“后续力量打击”(FOFA)概念。“后续力量打击”的目的是支持北约的常规能力,从而在华约使用常规武器攻击西欧时降低使用核武器来保卫西欧的可能性 。当时苏联的经济正滨临崩溃,其对侦察打击至关重要的数字计算机技术落后美国十年 。因此,1985年担任苏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放弃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以拯救失败的苏联经济。

  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宣布,苏联将从东欧撤军并允许苏联的各卫星国分道扬镳 。1989年10月,苏联承诺的撤军如期进行,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被迫辞职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W. Marshall)于1990年12月命令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放下手头上欧洲力量平衡的工作,转而研究苏联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在讨论的军事技术革命(MTR)。

  就在克雷皮内维奇尚未完成军事技术革命评估时,美国的精确打击能力就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中开始试用。苏联观察家认为,“控制、通信、侦察、电子战和常规火力投放首次实现了完整结合” 。一些苏联观察家对“沙漠风暴行动”期间使用的精确弹药和隐身技术的影响分析是正确的。例如,在43天的战斗中F-117的出动架次只占总架次的2%,但命中率却占80% 。此外,美国的战后分析发现,“按每吨弹药摧毁目标数量的比率来算,1吨精确制导弹药可取代12至20吨非制导弹药,并在投放1吨精确制导弹药时可节约35至40吨油料 。更广泛的说,侦察系统、精确弹药和F-117隐形轰炸机的“完美结合”使美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具备了“以极小的伤亡来快速、果断地取得胜利的能力” 。然而,经过更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已具备了侦察打击综合系统的大部分元素,但这些元素并未真正全面组合成能实时发现短暂或时间敏感目标并将其摧毁的侦察打击综合系统。

  1992年7月,马歇尔的办公室开始流传克雷皮内维奇的“军事技术革命”评估报告。该报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发了美国关于军事革命的大辩论。克雷皮内维奇评的估假定军事革命会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行动的特点和实施”,就像1918年和1939年之间出现的闪电战、战略轰炸和航空母舰改变了战争的特点和实施那样 。克雷皮内维奇将“沙漠风暴行动”比作1917年11月英国使用坦克实施的“康布雷战役” 。根据马歇尔的判断,“沙漠风暴行动”见证了“新技术和新作战方式的首次试用” 。他还推测,随着军事革命的成熟,远程精确打击可能成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 。

  从这一观点来假设在未来战争中主要大国之间将“更多地从远距离用兵以发掘信息优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且所实施的作战行动会与苏联的“侦察打击综合系统”很相似 。但是,1993年7月净评估办公室修改后的“军事技术革命”报告推测,低强度或非传统战争仍将是“冲突的主要形式”,就像二战以来所实施的那样 。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在未来美国可能面临的一个威胁就将是非对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无法和美国严格的远程侦察打击相对抗,但也将通过不对称的惩罚行动来追求其战略目标。这种“街霸国家”可将部分精确武器优势与“非传统方式”结合起来,如在复杂地形作战或攻击平民和国家基础设施 。

  正如这一推测对街霸对手有着先见之明那样,美国国防部的大部分分析家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军事革命的演练都是针对装备有增程侦察打击复合系统的平等对手 。然而,时至2013年,美国军事力量还没有遇到这种对手。虽然中国正在努力发展符合中国安全需求和目标的侦察打击综合系统,但解放军还需要克服巨大的障碍才能接近美国的侦察打击能力。漫长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很像对付街霸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非传统作战。的确,美军甚至没有遇到装备有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的对手,更不用说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了。或许,精确打击模式还未成熟。例如,当初德国发动闪电战时,它的部队于1939年迅速占领了波兰、于1940年占领了法国。但德国的敌人不久就开始堵住了缺口。1943年苏军装甲部队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尤其是在库尔斯克战役。到1944年美国陆军的摩托化部队和战术空军数量超过了德国国防军。

  四、为什么侦察打击能力的扩散会如此缓慢?

  在美国开始军事革命辩论二十年后,美军依然享有侦察打击优势,这确实是个意外,这一结果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尽管我们希望美国能继续保持这一优势,但军事史上不乏那些被掌握了创新作战方式的对手所超越的案例。在一战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发明了航空母舰,但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英国就被美国和日本所超越。同样,1949年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就被打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就取得了同等的洲际核武器能力。这些例子能印证国际关系理论,即:国家之间的竞争能产生“强大的动力来让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努力赶超更为强大的国家” 。但是,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但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达到了美军在遥远或海外战区发起侦察打击作战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即便是考虑到了中国和伊朗,其它国家的军队也都不像美军那样有着发展侦察打击能力的迫切需求。美国有着全球承诺,包括确保能进入全球经济所依赖的全球共同领域。在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军就发动了漫长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毫无疑问,俄罗斯掌握有发展增程侦察打击综合系统的技术能力。但自从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既没有大量投资侦察打击能力的资源,也没有这种迫切需求。诸如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早就具备了发展增程侦察打击能力的技术能力,但他们不愿做这种没有必要的投资 。

  第二个侦察打击能力扩散如此之慢的原因是装备和整合各种制导弹药;传感器;定位、导航和授时(PNT)能力和联网指挥与控制来打击移动、突然出现或其它时效目标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难度。对于诸如基地和港口等固定目标来说,具备足够射程的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就能够对付,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战斗网络。但对于突然出现的、稍纵即逝的移动目标或其它时效目标来说,能近实时地发现目标和实施打击的战斗网络十分重要,而且这种高效的战斗网络是很难在实际作战条件下建立和维持的。其部分原因是某些类型的目标很难捕捉。“突击破坏者”最初主要用来攻击华约战线后方欧洲的坦克和装甲车,由空军研制的“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用来寻找和跟踪这些目标。但是,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美军几乎没有成功地摧毁掉伊拉克经过改装的移动式“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即使是他们在发射了导弹后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

  在后来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的侦察打击作战更多的是攻击难以捕捉的目标,包括恐怖分子头目。渐渐地,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发展出了对付“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指挥官及其伊拉克和阿富汗境外附属组织的实时的侦察打击能力。但这种能力是在“9•11”恐怖事件之后美军为满足打击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需求而发展起来的,这种需求是大多数其它国家所没有的。难以捕捉的移动式导弹发射架和在全球猎杀恐怖分子头目的作战需求迫使美军去挑战最困难的侦察打击作战能力,而其它国家则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这种迫切感去做这件事。这一历史证明了克雷皮内维奇在1993年作出的判断,即:联合作战和在较高层次的网络整合将是侦察打击中最困难的部分 。这些困难足以说明为什么增程侦察打击能力的普及速度会如此之慢。

  五、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普及的动因

  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G-RAMM)之所以被划归到短程精确弹药类别,除了其射程相对较短之外还因为它们不需要借助先进的目标定位系统或战斗网络来进行有效攻击,尤其是在打击固定目标或已知位置的明显的地面部队时。这些弹药大多采用惯性制导,借助卫星空位、导航和授时星座(如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来提高准确性。但GPS并非这些武器唯一可以利用的定位、导航和授时系统。2011年俄罗斯再次成功地推进了“格洛纳斯”(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工作;中国正在发展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欧洲计划在2019年全面建设完成“伽利略”第四个卫星定位、导航和授时星座。因此,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所需要的定位和导航数据将很快会非常普遍,而其它制导技术——激光照射、红外线传感器、毫米波、激光雷达(激光探测和测距)等——则是取得精确打击的更多方式。

  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等精确制导弹药为一些国家(甚至非政府行为者)提供了具备相对便宜的武器来精确攻击已知目标的可能性。就美国的敌人而言,这些弹药可用来攻击美国在海外的港口和基地、大规模部队集结、后勤设施、大使馆甚至是从海上登陆的美军远征部队先头部队。他们的胜算很大。有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明使用这些弹药将有多便宜。美国陆军正在发展一种借助GPS的精确制导套件(PGK),可将其装在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的炮弹弹头上以取代引爆装置。这种导航装置的价格在3000美元以下。其30米的圆概率误差(CEP)在155毫米大炮炮弹的50米杀伤半径之内。这样,这种GPS精确制导套件就能大大提高非制导155毫米大炮炮弹在30公里射程外260米圆概率误差的精确度。与价格在每发100万美元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JASSM)等精确制导弹药相比(见表格1),PGK导航装置可谓是相当便宜了。

  有很多国家都在制造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G-RAMM)精确制导弹药,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瑞典、韩国、以色列、印度和伊朗。其中很多国家都愿意向那些有钱购买这种精确武器的国家或组织出售。使用简单、价格便宜和容易从多种渠道获得等所有这些因素意味着,G-RAMM武器在未来十年将会广泛而快速地普及,甚至那些没有能力制造这种弹药的国家也能获得它们。这些武器还有可能会落到诸如“基地”组织和“真主党”等恐怖组织手中。

  六、精确作战的发展趋势

  图3展示的开支数据表明,在1991年、1999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的主要空中打击行动中美军使用制导弹药的比率在逐渐增加。在1999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的三次战役中,弹药使用的最大变化是极大削减了非制导弹药的使用数量,如Mark-82普通炸弹。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美国空军投放了21万枚非制导弹药。在2003年的“自由伊拉克行动”(OIF)期间,空中打击所使用的非制导武器数量降到了1万枚以下——还不到1991年使用总数的5%。因此,虽然在1991年的空中打击行动中所使用的制导弹药比率还不到8%,但在2003年“自由伊拉克行动”中制导弹药的比率就上升到了60%以上,这充分证明了美军向精确空中打击能力方向转型的趋势 。就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攻击力量而言,向精确打击方向发展的趋势是明确而毋庸置疑的。

  图3. 美军在四次空中打击行动中制导与非制导弹药使用情况

  美国地面部队情况如何?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同样也出现了向精确弹药发展的趋势,尽管来得比较迟。最明显的例子是陆军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MLRS)从一种使用制导火箭的面积杀伤武器转变成了精确打击系统。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由M270型自行装载发射架和一组火箭弹组成。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189门M270型火箭发射系统被部署到了战区并发射了9600枚M26型火箭弹,每枚火箭弹带有600多枚 “双用途改进型常规弹药”(DPICM)M77型榴弹 。此外还发射了约30枚Block I M39(MGM-140A)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火箭弹,每枚火箭弹带有950枚M74型子弹药。由于Block I 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只是依靠惯性制导,所以其精度并不高,尤其是在其165公里的最大射程时。因此,作为一种火箭系统,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在1991年只是一种不精确的面积杀伤性武器。

  图4.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投放子弹药

  美国陆军从1997年开始生产Block IA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Block IA除了将子弹药数量减少到了300枚M74型杀伤性和破坏性(APAM)子弹药、增加了射程(300公里)外,还增加了GPS惯性制导装置,从而大大提高了精确性 。但这种导弹的价格上升到了每枚约100万美元;美国陆军最终认为它们的实际意义不大;原先准备生产2300多枚导弹,但在生产了500枚时就停产了 。Block II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装备有13枚“智能反坦克”(BAT)子弹药。子弹药通过声音来识别行进中的装甲车编队并通过末段引导来攻击车辆的薄弱点。Block II的主要缺点是其智能要求和单价。装有这种反坦克弹药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比Block IA还贵 。截止2007年4月,陆军只装备了75枚这种反坦克弹药,而Block I型弹药则装备了1076枚 。但在几年前美国陆军就在研制一种改进了惯性/GPS导航功能的单弹头“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其Block IA型在2001年进行了试射。

  2003年“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使用数量较1991年有了大幅增加。共发射了450枚,其中Block I型371枚、Block IA型69枚、Block IA“快速反应式战斗部”(QRU)13枚 。只有13枚Block IA“快速反应式战斗部”火箭弹可被归入能摧毁坚固目标的精确弹药,如躲藏在建筑物或掩体内敌人。美国陆军将Block I和Block IA火箭弹定为人员杀伤和软目标破坏的面积杀伤武器。一方面,“快速反应式战斗部”的研制反映了对建制精确打击能力的需求,陆军条令将这种能力描述为对通过压倒性力量的运用来完成维稳任务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这种型号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高成本也反映了从Block I型到Block II型产量的下滑趋势。但是,到2008年美国陆军认为“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已从面积杀伤武器发展成为精确打击武器 。

  美国陆军的“制导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GMLRS)也在朝精确作战方向发展。无论是装备“双用途改进型常规弹药”(DPICM)榴弹还是单弹头,目前其单价都在每发13.3万美元左右(“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快速反应式战斗部”为72.5万美元) 。单弹头“制导式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射程可达70公里,圆概率误差在5米以内,可用于M270发射器和轮式M142“高机动火箭炮系统(HIMARS)来打击坚固固定目标而且杀伤率很高 。2005年9月美国陆军开始在伊拉克使用“制导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200发单弹头火箭弹用于在市区打击个别建筑物而又没有造成太大的附带损害。2008年3月发射了670枚“GMLRS-U”单弹头火箭弹,其可靠率在98.6%以上 。此时“ATACMS-QRU”快速反应式战斗部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尽管其单发成本要高出五倍)。到2008年3月共发射了44枚“ATACMS-QRU”火箭弹,其中只有一枚不成功 。因此,虽然美军地面部队用了比空军和海军更长的时间来向精确制导作战转型,但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还是走上了正轨。

  精确打击的另一个进展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出现了武装遥控无人机。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研制用于情报搜集的遥控飞行器(RPV)。早期的遥控飞行器,如瑞安公司的“萤火虫”,是美国空军和当时保密的“国家侦察办公室”合作的产物 。1975年,将遥控飞行器用于攻击行动的想法在“远程研究与发展规划方案” (LRRDPP)最终报告里进行了讨论。“远程研究与发展规划方案”的运用概念是,武装遥控飞行器应使用防区外精确弹药来突破敌防空系统,然后,在对付诸如炼油厂等重要目标时,对其发动敢死队式的攻击 。美国首架武装无人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研制的“Tier II 战术持久无人机”,也就是后来的RQ-1/MQ-1“捕食者”无人机。该无人机装有一部合成孔径雷达(SAR),可透过云层搜集地面成像信息。通过GPS“捕食者”无人机可低成本提供很高的精确度。这是首款通过卫星数据链来实现“真正超视距控制”的无人机 。

  基于在波斯尼亚的经验,1996年美国空军在内华达州的印第安泉(Indian Springs)组建了第15“捕食者”无人机侦察中队 。为“捕食者”无人机装备AGM-114“狱火”导弹的研究工作始于“9•11”事件前,但直到“基地”组织发动了“9•11”恐怖袭击后才开始运用。2007年,美国空军引进了更大、更快的MQ-9“死神”无人机。MQ-9可携带多达14枚“狱火”导弹。或者它也可以携带2枚500磅GBU-12“铺路II”激光制导炸弹或2枚500磅GPS制导GBU-38“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外加4枚“狱火”导弹。截止2011年12月,美国空军共有57架“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为美国和盟国军队提供支援 。

  就在由人操纵的武装遥控飞行器已成美军精确作战的一部分时,通过寻找和自杀方式攻击来打击敌目标的无人机还处于研发阶段。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美国空军联合开发的“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LOCAAS)项目旨在研制一种小型(100磅左右)致命的自主航空器。这种动力型“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使用激光雷达导引头,根据防区外距离在50至1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搜寻、识别和攻击高价目标。由于在1991年美军在消灭伊拉克的移动式“飞毛腿”导弹发射架方面成功率不高,因而指望“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来提高打击这类分散目标的能力。但是,由于担心放出了致命的自主飞行器后会摆脱操作员的实时监控,哪怕是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美国空军最终放弃了对这种系统的生产 。于是,“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在陆军的“非视线发射系统”(NLOS-LS)项目中变成了“盘旋攻击弹药”(LAM)。但美国陆军于2010年取消了该项目。

  武装“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已成为美军在全球范围实施实时侦察打击的有力武器。组织上,美国空军为无人航空系统(UAS)传感器操作员和引航员建立了空勤人员技术等级 。诸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和“制导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GMLRS)等武器为美国地面部队提供了类似于短距离侦察打击综合系统式的能力。在远程监视和打击方面,美国陆军已于2013年1月开始组建首个“灰鹰”无人机连(装备12架无人机,系“捕食者”无人机的改进型号) 。毫无疑问,美国军事力量正向精确打击作战方式方向发展。但有一件事他们没有做,那就是发展自主式致命航空器,尽管其“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项目在使用激光雷达来发展自动目标识别方面取得了进步。潜在对手对使用这类系统是否也同样心存芥蒂还将拭目以待。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在精确武器和战斗网络等精确打击能力方面美军还未遇到能力相当的对手。但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至少有部分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将会努力赶超美国在侦察打击领域的领先地位。

  七、资源制约

  在现代精确制导武器出现之前,开火位置或武器投放点离目标的距离对精确度的影响很大。想想非制导155毫米榴弹炮在30公里的距离外射击时260米的圆概率误差,和“精确制导套件”(PGK)在相同距离时50米的圆概率误差(根据试验现在已缩小到了30米)之间的差别。精确制导消除了距离对精确度的制约。换言之,精确性已与精确制导弹药发射点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现代精确弹药的成本则与攻击目标的距离脱不了干系。诸如空军的“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增程)(499海里)和海军的“战术战斧”式导弹(900海里)等远程巡航导弹就比无动力的小直径炸弹(SDB)和“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昂贵得多。计划购买的2531枚“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增程)的平均单价是计划购买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单价的50倍 。

  精确弹药 时年单价(美元) 计划购买数量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增程) 1481825 2531

  战术战斧式对地攻击导弹 1448277 4961

  小直径炸弹II 245441 17163

  “神剑”XM182(炮弹) 223322 7508

  制导多管火箭(替换弹头) 145928 43936

  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26641 232875

  表格1.精确弹药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关系

  价格差别如此之大必然会影响到采购数量。从表格1可看出,弹药越贵所购买的弹药数量就越少。是的,单价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自然规律。例如,小直径炸弹就比“神剑”(Excalibur)制导炮弹贵一点,但计划购买的小直径炸弹数量则是“神剑”的两倍多。不同的军种有着不同的优先任务,因此,他们对愿意购买的各种精确弹药的数量就有着不同的判断。

  表格1还反映了未来美国地面部队管式大炮所面临的问题。美国陆军目前使用的是两种155毫米榴弹炮,即:M109A6“帕拉丁”(Paladin)自行榴弹炮和M772A2牵引式轻型榴弹炮。“神剑”炮弹可于这两种榴弹炮。然而2010年原来计划购买的30388发“神剑”炮弹减少到了7508发,据说是因为价格上涨所致 。相比之下,截止2012年3月,原计划在生产头三年购买的更为便宜的XM1156“精确制导套件”(在3000美元以下)为23000套至25000套 。在精确度方面,2011年对48发炮弹的试射取得了小于30米圆概率误差的成绩 。总之,这些GPS制导套件注定要取代155毫米高爆炮弹,就像“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要取代普通炸弹一样。由于价格较低,在过去的十年里,精确制导套件——数量比“神剑”多——已成为美国陆军使用更多的管式火炮精确导弹武器。

  即使像美国和中国这样有钱的国家,相对于比较便宜的“直接攻击”弹药(如“小直径炸弹”和“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而言,诸如“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常规空射巡航导弹” (CALCM)等高价武器仍然会对采购数量构成制约,从而对为战争准备的较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的储备形成限制。中国的“东风-21”(CSS-5)中程弹道导弹对美国在日本冲绳的嘉手纳基地和韩国群山空军基地、或位于第二岛链内的航母战斗群的兵力投送构成了最大威胁。但中国没有大量部署这种导弹。美国国防部近期向国会递交的一份关于中国军力发展计划的报告估计,中国第二炮兵部队只部署了70至100枚“东风-21”导弹和移动式发射架 。相对于“二炮”的约1000至1200枚“东风-15”(CSS-6)和“东风-11”(CSS-7)短程弹道导弹和200至250套CSS-6/CSS-7发射架而言,“东风-21”这么少的数量很可能反映了经济方面的制约。中国领导人没有必要用中程弹道导弹来劝阻台湾搞“台独”;短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就足以覆盖整个台湾岛。但小批量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或许也反映了这种二级导弹的更大的资源需求 。正如查尔斯•希奇(Charles Hitch)和罗兰•麦凯恩(Roland McKean)在1960年所说的,“与我们的愿望相比资源永远是不够的,并总是制约着我们的行动。(如果资源不制约我们,我们就能无所不为,也将不存在选择最佳行动路线的问题)” 。

  从表格1可看出,资源对更昂贵的精确弹药的限制比便宜的弹药大。这种限制反映出了美军在四场空中打击行动中对精确制导弹药的实际运用情况(见图5)。除去在这四次战役中使用的十四种短程巡航导弹,“常规空射巡航导弹”和“战斧式对地攻击导弹”等远程巡航导弹在1991年、1999年、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所使用的53700多枚精确制导弹药只占到了3%。无动力直接攻击“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和“激光制导炸弹”占总消耗量的78%。

  美军在高强度作战行动中更依赖于相对便宜的精确制导弹药,这反过来又反应了长期以来的武器投放平台选择。除了从潜艇和军舰上发射的“战斧式对地攻击导弹”(和“战术战斧”式导弹)外,图5中给出的所有其它精确制导弹药都是通过有人驾驶平台——战斗机和轰炸机——在距目标较近的距离内发射的。美国目前拥有约2600架战斗机和攻击机,外加160架轰炸机。没有一架战斗机和攻击机的不加油作战半径(即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出击和返回的距离)超过1000海里。实际上,约1730架F-16和F/A-18战机在作战负荷情况下其不加油作战半径勉强能达到600海里。虽然战斗机和攻击机经过空中加油后其作战半径可极大延长,但只有轰炸机在空中加油后能跨洲作战。因此,在1991年发动的主要战役中,在美国兵力投送中占主导地位的战斗机和攻击机与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模式之间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高强度作战行动中,即使是很便宜的精确制导弹药也会因资源限制和制度偏好而遭遇弹尽粮绝的尴尬。在2001年的“持久自由行动”进行到第九周时,美军就用掉了在阿富汗库存中约10000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中的一半,如果这种高消耗率持续下去的话,“直接攻击弹药”将很可能被用完 。由于当时美国的“联合直接攻击导弹”生产线还能用,美国国防部才得以通过扩大生产来满足突然增加的战争需求。到2002年10月,“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月产量从750枚增加到了2000枚,2003年开通第二条生产线后总产量达到了每月5000枚。美国如果没有自行生产“精确制导弹药”的能力,在持久的冲突中就得依靠他国来提供补给。贮存或许能满足一场短暂的战争,但却无法满足像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这样一场漫长的战争。有人怀疑就是中国也很难承受在一天内消耗40到50枚“东风-21”导弹的战争。因此,高成本和生产能力将会对用以实施高强度战争的现代制导弹药拥有量构成制约。

  从图5可以看出,美国倾向于使用短程平台来投放大量便宜的精确制导弹药。短程投放平台和便宜的精确制导弹药相结合使美军具备了实现制导武器价值最大化的能力,通过每天或每周的投放来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击尽可能多的目标。这种情况发生在了“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当时美军分别实施了43000次打击来攻击各种目标 。然而,就像想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击几千或几万个目标一样,美军倾向于使用短程战斗机和攻击机来投放较便宜的制导弹药这一事实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开展现代化建设时想要利用的美军的弱点。

  八、中国在西太不断增强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展针对西太平洋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A2/AD)能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是1991年海湾战争后开始的更为广泛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让解放军具备在“现代高技术”(从2002年开始又增添了“信息化”)条件下打局部战争的能力 。这一广泛的强军计划应在中国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加以理解,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倾向于一种帝国文化,即:传统上缺少一种有意义的平等、合法的主权追求概念,一种各国可以以非等级关系长期共存的概念” 。换言之,中国领导人似乎将他们国家的崛起看成是中国最终重新获得了她作为亚洲霸权的自然地位,而不是融入一个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体系。

  2001年,彭光谦(音)和姚有志(音)等中国军事理论家提出,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战争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但要记住,解放军军事现代化的总目标是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而不军事实力本身 。中国作者所说的“综合国力”(CNP)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知识和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尤其是教育水平或工作人口)、自然资源、资本财力(如国内和国外投资)、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军事能力和国际资源等的总合 。总的来说,中国综合国力量化指标表明,自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极大提升,而美国的综合国力尽管在绝对值方面仍然大于中国,但增幅较小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新的总书记习近平提出要实现他所说的“中国梦”,其中包括“强军梦”。这些口号的真正含意在早期阶段尚不清楚。但包括中国军事现代化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发展趋势当然不能排除中国在东亚采取更为好战立场的可能性。

  自从1995年-1996年发生了中国导弹两次射向台湾周边海域的危机以来,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最显著的部分就是“二炮”不断增强的高精确陆基弹道导弹。这些中、短程弹道导弹将距中国海岸至少2000公里(约1080海里)的目标都纳入了精确弹道导弹的打击范围内。加之超视距雷达和“红旗-9(HQ-9)地空导弹、先进拦截机、潜艇、击杀式反卫星武器、无线电频率干扰器和地基激光等系统,其更大的目标似乎是要阻止进入中国沿海水域甚至阻止诸如美国水面作战部队等移动目标 。

  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武器系统中,最受美国海军关注的是“东风-21D”中程弹道导弹,中国军方宣称这是一种能打击西太平洋距中国海岸2000公里的美国航母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图6是解放军“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概念图示。或许,关于该系统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还未用这种导弹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过一次端到端的试射。事实上,就在2011年7月,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在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中说道,“东风-21D”“仍然处在研制阶段”,还未达到实用状态 。不用更多想像或分析就能从陈的说明中看出:要打击远距离快速移动战舰将比打击固定设施困难得多。

  图6:解放军的反舰弹道导弹概念

  “东风-21D”在打击一艘1000海里外的军舰时需要飞行约10分钟。一艘核动力航母以30节的速度行驶10分钟可走5海里并且可以改变航线。因此,10分钟后航母的位置可以在以导弹发射时为圆心位置的79平方海里(约26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任何一点。所以,即便是反舰弹道导弹的可操纵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具备末段制导能力,在飞行过程中也必须对航母的位置信息进行更新。解放军的超视距雷达可以探测和跟踪在西太平洋航行的航母战斗群,但超视距雷达很长的波长将不能提供打击快速移动军舰所需之精确的目标更新信息 。中国军事文章认为,需要通过侦察卫星来完成打击,或至少能提供瞄准点修正数据直到末段制导启动为止 。当然,要实时完成这些并非易事。目前,“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起码是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的一种新武器,但有理由认为,美国海军已经在研究反制措施来使业已很困难的远程打击机动战舰变得更加复杂。

  图7:“二炮”的地下隧道

  然而,在中国的“东风-21D”、超视距雷达、侦察卫星和相关作战网络背后的明显意图是要迫使美国的空、海军在距中国海岸1000至1500海里的区域作战(1500海里也相当于从中国沿海到关岛的距离)。同时,由于解放军为导弹、飞机和舰艇修建了地下设施,所以,即使是使用“近零脱靶”精确武器,中国的军事基地和海军港口也将很难被摧毁。至于“二炮”部队,从2008年开始中国中央电视台就报道说,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已将战略导弹部队的地下掩体设施延长了2500公里,从而使中国的“地下长城”增加到了约5000公里 。

  这些进展使美国传统的、主要依靠相对安全的前进基地、短程飞机和前方部署海军来向海外投送兵力的模式变得复杂化。在中国通过反介和区域拒止能力迫使美国从遥远的基地和1000海里以上距离外实施作战方面,距离可极大影响到精确武器使用的频率和数量。虽然通过空中加油短程飞机的作战距离可延长到1000海里以上,但执行任务的时间将会延长,从而会影响到每天或每周出动架次数量和投放低成本精确制导弹药的数量。至于较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如“战术战斧”式巡航导弹,在与大国发生高强度冲突时“宙斯盾”战舰和潜艇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将有很快用完的风险。就拿中国来说,要压制中国部署在“地下长城”的导弹或许需要比打击地面目标多得多的精确制导弹药。因此,从距中国地下设施1000海里以外的基地实施作战将极大降低美国精确打击作战行动的强度和效率。

  解放军军事理论家们还认为,在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攻击敌方的作战网络是最重要的任务 。虽然解放军发展和保持信息优势的努力不像发展“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或歼-20隐形战斗机原型机那么明显,但它们却构成了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核心成分。在未来与大国的冲突中,解放军在削弱或摧毁敌方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及作战网络方面能取得多大的胜算还难以预见。但毫无疑问,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家们懂得情报、监视和侦察、卫星通信和作战网络对于远距离侦察打击移动、瞬间或时间敏感目标是何等的重要。的确,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诸如彭光谦、姚有志等中国的军事理论家们比美国的军事理论家更能从一个完整的、全球化角度来考虑未来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信息因素。美国的军事理念家们更倾向于将情报、监视和侦察;电子战;天基通信;定位、导航和授时;干扰和网络置于一个分离的、类似于烟囱结构的框架里。

  九、演练与探索性演习

  解放军正在形成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对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美军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空海一体战”概念就是为了在现行军事力量结构下找到联合应对这些挑战的办法,使空军和海军在未来十至二十年里做些改进或改革。有理由怀疑是否真的需要通过武器、平台和作战概念的不寻常的“诸兵种”联合来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毕竟,当今的先进技术为美军提供了多种选择。

  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一到两种更为可行的方案,包括:

  •发展高能激光来改变成本劣势,使用击杀式(hit-to-kill)或爆破弹头拦截导弹来防御短程弹道导弹;

   •部署先进的水雷,使解放军将更多资源转到反水雷方面来;

  •采用备用卫星结构来避免过分依赖于少数几个大型的、容易受到攻击的侦察卫星和定位、导航和授时卫星;

   •装备新一代低当量、高精确核弹头来摧毁深藏于地下的设施。

  缺乏像1918年-1941年美国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进行的那种深度演习和实战演练就很难对这些选项进行选择 。而且,在国防预算不断下滑的时期美国国防部也很难全力和同时实现这些选项。更悲哀的是,即使是海军战争学院现在也不愿通过持续的演练来确定优先选项。

  十、在精确打击技术逐步成熟环境中的全球兵力投送

  “我的印象是,很多人都认为军事革命正在进行,但没有多少人能认识到军事所带来的重大意义”。

  ——安德鲁•W•马歇尔,1993年

  精确制导武器、大范围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作战网络的普及给美军的海外兵力投送方式构成了长远的挑战。当然,有的国家所构成的挑战比另一些国家要严峻。至少在未来十年里,除中国和俄罗斯外可能没有多少国家会装备能对远距离移动、瞬间或时间敏感目标实施实时侦察打击的武器系统。但许多国家将能够大量购买或生产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即便是这些武器系统也将使美国及其盟国的海外基地、港口和部队集结变得比以往更容易受到攻击。

  美国兵力投送所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是,一些国家将会设立“禁区”,美国若想通过现有的海外基地和远征部队来向这些区域投送兵力将会非常困难并付出很高的代价。或许,美国决策者愿意付出的鲜血和财富代价将取决于在未来与具备侦察打击能力或大量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的国家发生冲突时美国能得到什么好处。如果美国的利益足够大,那么美国领导人也许愿意接受甚至比伊拉克、塞尔维亚或阿富汗战争更大的损失。然而,陆基导弹力量加上精确制导和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将会使世界——尤其是亚洲和中东地区——分为若干敌对小国,设立许多“禁区”。不仅仅是中国,而且还有诸如伊朗等不太强大的国家也将会加大美军向他们的沿海区域投送兵力的风险。

  不仅仅是美国才面临着向全球投送兵力的挑战。日本,或者甚至是在美国援助下的越南,也会设立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区从而使中国不敢冒然向这些区域投送兵力。无论如何,国际安全环境的巴尔干化(分割成若干小国)或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军在全球的作用形成更多制约。在这一环境里,美国要么不得不寻求其它向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区投送兵力的办法,要么只好收缩向全球投送兵力来保护美国利益的能力。

  在一个有着制导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导弹扩散或有着真正的侦察打击武器系统的巴尔干化的世界里,要重新考虑兵力投送并非易事。自从1942年以来,美国就一直享有能在海外发动战争的无可匹敌的能力,无论是通过已有的前方基地和港口还是夺取它们来实施作战行动。一旦进入战区,美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短程系统、高度机械化地面部队和后勤“铁山”来打败敌人。但后来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来自轨道系统的信息——尤其在中东执行任务的MQ-1“捕食者”和MQ-9“死神”无人机所需之作战网络的全球通信系统——这就在太空和网络空间产生了新的弱点。而解放军则充分意识到了美军的这些弱点,而且中国关于在信息化条件下打高科技局部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发现和利用这些弱点 。使事情更加复杂化的是,一些国家的领导层——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和伊朗——认为核武器是弥补常规力量不足的一个可行性选择。例如,俄罗斯目前奉行的核政策就是:首先,战略核武库对于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十分重要。其次,为达到预定效果而使用相对“干净”的低当量核武器可使俄罗斯在常规战区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在敌方严重破坏俄罗斯主权或领土完全之前结束冲突 。因此,常规作战劣势使俄罗斯降低了在未来常规战争中的核门槛,可以猜想,它可能通过有限的核打击——尤其是在俄境内——来避免常规战争的重大失败。也可以这样设想,俄罗斯的核武库或洲际核弹头将阻止敌人将战争升级为真正的核战争。同样,巴基斯坦似乎也在寻求一种“战术”核能力来抵消印度强大的常规力量 。中国似乎也充分了解美国的常规力量在核电磁脉冲武器面前是多么的脆弱 。所以,美国传统的兵力投送模式所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美国在海外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发生冲突时,美国的成功有可能会招致敌方的核反应。而且,自从越战结束以来,在常规武器、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作战网络方面所取得的精确技术也运用到核武器上。正如近年来美国学者基尔•利伯(Keir Lieber)和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所说的:

  “……改变了常规战争的同一场精确技术革命对于核武器和核威慑也同样重要。非常精确的投放系统、新的侦察技术和冷战结束后缩小的核武库等使得在核背景下的常规打击和核打击都较过去更为可行。或许最令人惊奇的是,高精确投放系统与核武器相结合可基本上消除放射性核尘埃,从而极大降低了致命性” 。

  这也意味着,即使是当量很低的核武器,无论是打击敌核力量还是打击深藏地下或坚固目标,其威力也比常规弹药大得多。美国空军的GBU-57“巨型钻地弹”的爆炸威力只相当于3到5吨TNT炸药,而美国最低当量的B-61“战术”核弹的威力据说相当于300吨TNT炸药 。这意味着,成熟的侦察打击能力将使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从而大大增加了传统兵力投送模式的难度。

  尽管不断成熟的精确打击技术对美国传统的海外兵力投送模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但美军还是没有表现出多少采用新作战概念或通过编制调整来应对这些障碍的迹象。相反,美军多半是发展侦察打击能力并将其运用到作战概念和编制结构中来。这种行为模式在诸如“联合攻击战斗机”和国防部要求空军将“捕食者”/“死神”无人机的空中执勤数量增加到65架(高峰时达85架)等采办程序方面尤其明显 。所有型号的“联合攻击战斗机”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其作战半径都达不到能在解放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系统打击范围之外实施作战的程度,而无论是“捕食者”还是“死神”无人机,只要是在诸如俄罗斯的S-300和中国的HQ-9(“红旗-9”)等先进地空导弹的射程内都无法存活。

  这种行为模式意味着,美军将继续寻找从前进基地向海外投送兵力的办法,同时将更多地依靠短程武器系统、非隐形无人机和旅级地面作战部队。最起码,美国若是在西太平洋实施远程作战时,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是没有多少胜算的。假设在未来与一个具备较强侦察打击能力的对手发生冲突时,美军在头几天必须从远距离开始行动。但随后美军将通过调整、制定应对方案、反措施来减少美国前进基地、前方存在、太空和网络空间中的漏洞,以此来对抗敌人的侦察打击能力并迅速通过前方部署部队和短程平台来从战区基地开始投送兵力。换言之,即使到了2030年,就算是短程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已得到普遍发展,美国也不一定会极大改变其武器系统、作战概念和部队的组织结构。

  或许,这就是成熟的精确打击技术的表现形式。但也不一定。或许美国应对其作战模式进行重大改革以应对未来战争需求。未来的精确打击模式——包括核打击和常规打击——将产生出比1914年-1918年的机枪、大炮和堑壕式战争更致命、代价更高的“禁区”。毕竟,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停止过。到1939年,坦克、无线电、近距离空中支援、德国装甲师的灵活性以及最重要是装甲部队向敌后方纵深突击概念等使战场充满了机动灵活性。问题是美军是否能找到分别在西太平洋和波斯湾应对中国和伊朗成熟精确打击挑战的方案。

  一个明智的起点是开始发展新的作战概念。针对中国的是“空海一体战”概念。“空海一体战”概念主要依靠空、海军在西太平洋的紧密结合,在与地区盟国的协作下,使每个军种都能在实施关键任务时成为另一军种的有力支柱 。针对伊朗提出的是开拓美军远距离作战能力的“由外及里”(Outside-In)的作战概念 。这些作战概念在精确打击能力得到普及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环境中能应对保存美国实力和向海外投送兵力的挑战吗?或者,即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也将在远离某些战区或直接攻击敌方国内的战略设施、从而迫使这些国家跨越业已很低的核门槛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鉴于未来所固有的不可预知性,这些问题目前还不能给出答案。具体的答案还将看几十年后各国的精确打击技术发展情况而定。 知远/沐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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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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