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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印度之间的更高级防务管理前景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本文阐述的观点只代表原作者本人的观点,不反映RUSI和其它与作者有合作关系的机构的立场。尽管本文可以被自由流传,但未经RUSI和IDSA的许可禁止任何方式的复制和发行。

  关于RUSI的发行

  发行主任:阿德里安约翰逊

  发行经理:阿什莉戈德温

  1.简介:防务改革进程背景

  目前,世界范围许多国家改组其武装部队及相关指挥部。这些改革的驱动因素包括许多国家面临严峻的财政形势,国防开支不可避免受其影响,而防务本身具有资源和期望之间长期不匹配的特征,这一特征加剧了财政形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长期作战兵力逐步减少,为军队的结构和形式重组提供了一个机会,进而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和实现预期政治目标;在服兵役中伴随特权阶层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忧虑,这可能会阻止实现军队结构和能力的一致性;长期地缘战略和政治发展趋势,其中最明显和突出的是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亚洲。

  国防改革的驱动因素因国而异。本文分析英国和印度两个例子。

  英国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主要起因是国防部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利的财政形势,已经证实其资源和预期之间存在不匹配,特别是在装备项目中。英国政府认为对远期的项目尚重负难承 ,即使他们核心的国防预算自1999年以来一直以稳定的速率持续上涨(实物项目平均年增长率为1.1%),因为他们在项目上还存在27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此外,作为英国整体削减赤字计划的一部分,国防部不得不将其2014/15 年预算降低8.6%。本次核心预算的削减(如果年降低率低于其1.1%的增长率的话,他们可以根据历史的发展趋势作出合理的预期,来避免金融危机的到来),将进一步导致他们在内部项目上的资金缺口达到470亿英镑1。虽然2010年“国防战略与安全综论”和后续2011年的“3个月演习”导致了国防开支减少,使国防部确信未来的能力计划和预期预算大致是平衡的,但是,关键装备项目,如三叉戟战机的改造升级、联合攻击战斗机F35和未来26型护卫舰,仍然是国防预算不稳定的主要潜在来源2。

  1.国防开支状况的详细分析,请参考马尔科姆•查默斯的“洞悉黑洞:英国国防预算危机真的结束了吗?”,RUSI简报,2011年9月

  2. Ibid.

  联邦政府认为此不匹配问题反映出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领导关系、分工和职能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国防预算上的“黑洞”,各部门之间政治领导关系、军事领导关系和政府官员关系的发展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现实和潜在的军力生成不足,特别是在这些领域建议和指导在本质上破坏了这些关系的发展。后续的研究已经证实关于在阿富汗的军队部署由军官和官员提供给部长的建议和政府给国防部和武装部队作战提供的战略指导均存在问题3。因此,成立了一个外交部委员会以对国防管理进行详细和彻底的调查。

  与英国相比,印度不能进行改革是由国防部内部的财政状况引起的。在2011年7月政府任命了一个由纳雷什•钱德拉领导的委员会来重启已经停滞多年国防的改革进程。1999年成立了克什米尔审查委员会调查1999年印巴战争失败的原因。由于此调查结果,政府任命了若干部长组成的工作组以负责制定一份国家安全机构的改革建议。很显然,纳雷什•钱德拉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调查原国防改革方案为何执行得如此之艰难。如果英国国防部面临的财政形势表明了在部门之间利益关系、领导关系、分工和职能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那么也是相同的系统问题造成了印度改革步法的缓慢。纳雷什•钱德拉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为了重整以前的国防改革方案,以确保印度未来在世界上的战略关系格局和发挥积极作用。正如安妮特-慕克吉指出4:

  很明显,印度的经济增长正推动着经济利益保护(特别是能源安全)、海外侨民事务、与其它国家外交活动的扩展和对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响应的视角跃出本国范围。在美国实力的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其它国家对印度的能力逐渐开始感兴趣以期望制衡中国。

  3. 参见,例如,迈克尔•克拉克(主编), “阿富汗论文:在赫尔曼德省英国被拖入战争,2005-06,白皮书77(阿宾登:泰勒和弗朗西斯, 2011 ) ,查尔斯风格, 2006年英国在阿富汗的部署” , RUSI杂志(第157卷 ,第2号, 2012年四月/五月) ,马特•卡瓦纳,“赫尔曼德省部署开始时的部长级决策” , RUSI杂志(第157号, 2号,4月/ 2012年) 5月,蒙哥梅尔文, “学习阿富汗战争的战略教训” , RUSI杂志(第157卷,第2号, 2012年四月/五月) 。

  4.安妮特-慕克吉,面对未来的挑战:在印度的国防改革, RUSI杂志(第156卷,第5号,2011年11月或10月) 。

  然而,印度为了成为一个真正地全球性大国和维护其不断增长的国际利益,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特别是国防改革,势在必行。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整,印度军方,即印度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将继续受到军民关系、军兵种间合作、防御规划和整体军事效益等问题的阻碍。

  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大量关于国防改革进程的评论5。本文建立在英国和印度的国防机构运作经验和过去与当下的国防改革尝试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它揭示了两国之间的显著差异: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威胁、开展业务类型和武装力量的规模,事实上国防管理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些参与国防改革的确实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寻求今天国防面临一些列特殊挑战的正确解决办法,并且那些挑战将会不断变化,因此,模式需要被修改和调整以便能持续地推动和适应环境的改变6。尽管如此,在英国和印度关于国防改革的对话中,大量成功的政策及其产生的效应已被确认,对两国之间存在大量深化英印合作和实践经验共享的机会达成了共识。本文探讨了如下几个方面:

  • 政治领导,包括政治家与官员之间发展的关系

  • 文职官员的教育

  • 军队成员的教育

  • 服务与跨政府的综合

  • 利用试验试点的办法帮助实现改革,特别是逾越体制性障碍和复杂利益

  本文受益于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举行的一次联合会议在新德里从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

  5.参见,例如,安妮特-慕克吉,未能提供:危机后印度的国防改革(1998-2010) (新德里国防研究和分析所, 2011年),泰瑞•麦高伟和理查德•霍姆斯,“不确定时代的国防管理”(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2003年),迈克尔•邓恩,比尔-爱真顿,奈杰尔•派伊,特雷弗•泰勒和布赖恩•沃特斯,“从国防改革到国防转型:推进莱文报告”,RUSI杂志(第156卷,5号,2011年10月/ 11月) 。

  6. 国防部,“国防改革:一份关于国防部组织结构和管理的独立调查报告”,2011年6月。

  2.政治领导

  政治家们是国防改革成功的根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因为推动组织结构变化离不开政治领导;因为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们领导国家、军队的行动和组织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国防建设的战略方向也由他们制定。

  在印度,政治家在国防中的角色自然并不如期望中那么显著。有几个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首先,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所谓的政治干预曾被广泛批判,因此,印度的政客们很少干预军队专属领域,这意味着各军兵种对他们的内部职能和作战方向具有显著的控制权,且几乎不存在监督。

  在印度,政治家在国防中的作用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包含了许多因素。首先,1962年中印战争中涉嫌存在的政治干预曾经受到了广泛批评,印度政客们很少干涉被认为隶属于军事专业领域的事务,这意味着各兵种对自己内部的运作和发展战略具有显著的主导权,几乎不存在监督控制。这已经成为一种既定规则,而另一个原因加重了该规则:政客们不具有军事知识与军事经历就不能被任命为部长(或者其它同等的职位),所以他们不能够胜任军事工作中的挑战。因此,国防缺少政治领导和政治主导,政治阶层和武装部队之间几乎不存在沟通(国防部长级的委员会议不常规)。最近,政治制度和选举周期的本质已经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分散开了,同时个别国家已经享有更大的权力。再加上政府高级官员与政府人员不注重推进政治与军事系统的融合,改革的停滞不前从侧面支持了这种职能部门之间的绝缘。此外,这些因素逐渐导致了一个政治观点,即认为民主武装力量不足, 恰如报道的一样政府正在考虑将于2012年4月进行一次内部军事行动,这个消息还没有提前告知。军队反过来不满,他们认为在制定政策中他们被边缘化了,这加剧了军事部门与政治领导之间的相互不信任。

  英国国防部领导层与高级军官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很差,尽管他们之间有不断的对话,但是大部分观点认为一段时间内的这种对话是不够得。

  过去很多年国防预算中一直存在的“黑洞”损坏了这种关系。现实和潜在的武力供给不足也损坏了这种政治关系。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显着性(进行中)操作要求,紧急作战需求过程创新,让未知的重要的资产快速推出,交付能力在时间和成本方面往往存在政治争议。

  经验也指出了国防改革的关键推动者们为了获得作战胜利,如情报、监视和侦察设备资产,通过现有的流程规划也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优先权,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兵种的拥护。对各兵种既得利益的政治沮丧和不耐烦一直居高不下,该既得利益和高级军官的公众游说造成了国防经费预算的窘境和部队新旧轮换不足的状况。

  研究发现:军官与官员给政府部长们提供的关于在阿富汗军队部署的建议中存在问题(部长们不太明白他们提供意见的隐含意义);政府给国防部和武装部队作战提供的战略方向建议中也存在问题。战略方向和部门能力之间存在的差距是短处,该问题先前已在内阁办公室对国防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的能力评论中提到。

  国防部的政治领导一直没有挽回这种局势。相反,改革后的列文报告重申了国防部长在国防运行中的核心地位。防务委员会进行了缩减规模与政治领导的改革,主要项目审查委员会的产生取代了原国务卿在长期装备规划方案决策上的核心地位。从操作方面上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问题:战役战术层面上有更多政治干预的趋势,特别是在关系到部队保护和战术目标的决策方面。这种干预部分上是低水平战略决策效果的必然结果(尤其是那些战略在有国内政治影响的方面),但同时也反映出对提交给部长的建议和军事选择缺乏信心(包括那些建议的创造性)。这种局面不会持续下去,因为它会剥夺了负责决策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的职权,也不适合于快速发展变化的危机或干预。这也意味着:虽然列文报告试图明确部长、文职官员和军队在决策中各自的角色和职责,但是在战略和战役层面的政治决策中仍然存在混乱。

  另外一个部长们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是:越来越少的政治家在政界任职之前具有国防和军队方面的知识与经历。过去,政治家如果没有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本人的部队服役或家庭成员在部队服役)将不得进入议会,但是,这反过来又反映出普通民众的国防意识和与武装部队之间联系普遍下降了。这种军事知识和经验的缺乏会反映在政治领导及战略方向中。

  从如下这些方面考虑:

  • 政治领导权和所有权对组织机构变革不可缺少。政治领导权应该克服存在于整个军事部门不同“平衡力量”中的障碍,例如在不同军兵种之间。

  • 政治领导人应当在国防管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特别是各兵种之间和各兵种内部的优先排序和指令性计划的详细审查方面,要求部长们对国防和武装力量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这方面知识不仅仅局限于工作方面。如何发展和推动民众对国防的更深入理解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公众整体在国防意识及武装力量之间联系明显下降的情况下。

  • 英国武装部队议会规划(Armed Forces Parliamentary Scheme :AFPS)试图增加对国防和军队的政治理解,虽然其重点主要集中在战役层面经验的提供,而不涉及国防战略、政策和规划问题。该计划是一个可以被其他国家采纳的最佳实践案例,但是该案例应当扩展到为政治家提供国防战略决策的经验。

  • 一些政界人士已经参加了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的课程。该研究学院针对更高级别的防务话题提出了一些观点,尽管外界对其国防战略方面的施教能力存在质疑。应该降低进入学院学习的难度,此外,参谋学院课程应该探讨政治参与问题,因为它能够提供对国防政策和规划的深入了解,包括实践操作,它们会有助于阻止在战术和战役层面上的政治不信任和相互扰乱。

  • 在战役和战术层面上减少政治干预,任何军界和政界意见必须建立在政治风险因素的基础上。

  • 政府官员和军官的政治领导机制需要给予规范与重视。如国防委员会及其它相关委员会。国防机构应该鼓励相互之间互动。

  • 需要一个致力于国防改革的中央组织单元支持国防部长的工作和确保一个不断向前推动改革的机制,尽管审查委员会曾经报道过。实施是关键,在以前的评论中却往往被遗忘。

  • 外部成员的参与到英国国防改革小组对克服既得利益至关重要。由外部专家对国防改革过程实施持续监督,包括通过国防委员会成员的非执行董事,有助于维持改革势头,促进国防部和各兵种对国防改革负起责任和不断迎接挑战。

  3.政府官员的教育

  推荐部长们应该在国防与军队方面具备充足的知识储备与较深刻的认识,这些知识积累应该不仅限于工作上,这项推荐建议或许非常雄心勃勃,然而根据下面的因素判断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政治现实常常起阻碍作用,政府官员向部长们提供的建议将继续占据重要地位。

  关于在阿富汗部署部队已经向英国大臣提交建议,本报告讨论了这些建议中存在的问题。

  部长们不明白这些建议的隐含意义,可能是因为提交的报告写得不明确,而且建议本身不一定包括政治风险因素而缺乏说服力。

  英国国防部存在一个问题:尽管在国防建设和军队问题上,英国长期存在军民融合的工作团队现象,然而以前在这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公务员现在逐渐边缘化。这个鲜明的变化由以下2个因素造成:第一,几乎没有政府公务员在入职前,具有防务工作经历或者专攻过军事专业技术,入职后他们的职位不断地做调整变化(甚至在跨政府部门之间调换职位),同时英国国防部一直比较重视全才的培养,不太强调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养。

  第二,也反映出一个事实:核武器成为英国安全主要危机的时候,英国公务员在国防系统的重要性达到了巅峰。核威慑是一个政治军事一体化的议题,政治主张和战略背景就比军事规格的地位更为重要,理所当然政治主张主导着军事决策和军事计划。在目前战略背景下,一些其它军事行动占主导地位,非军事政府公务员往往被默认为没有能力来为这些军事作战提供参考性意见。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促使这一观点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掌握当地背景情况被认为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胜利推动因素,但是在国防战略和计划面的更高层上,仍然是军事主张在政治军事一体化立场中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非军事背景政府公务员不是被当作专家来看,而是被定位为通才来重点培养。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出台国防政策和规划,属于政府官员职责领域内的事务,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个观点对人才教育培训中如何做职业发展规划和如何引导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将扭转现状:视非军事背景公务员群的政府官员为一个单一或共同实体,他们具有相同的需求。将会对普通民众参与国防培训教育有影响:目前一些平民参加国防学院的培训课程,但在专业培训方案的选择依据上存在一个问题,因为非军事背景公务员培训(泛泛培训)规定的出台是以政府官员在国防方面的特定教育和理解为宗旨。联合指挥与参谋学院指出:制定国防战略的能力决定于非军事公务员以合理结构进行人才培养,使他们以国防专业人士的身份来履行他们的职责。7

  国防部承认几乎不具有非军事背景官员的人力资源知识技能,事实上,目前根本就没有对这种人力资源的规划模式。在制定合理规划机制的起步阶段,关键问题是确立需要什么技能。国防改革进程正优先发展某些技能,如在业务运行包括金融等领域的投资和资源分配平衡的领导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原理性的专业知识,能力和防务政策等没有被优先考虑。潜在的缺陷是:官员可能会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议(和协助部长审议)指令性计划,他们却不明白计划是如何形成融合体的。

  印度国防部的文职工作人员跟英国的公务员有许多相似之处,印度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印度行政人员。行政人员是多面手,因此大多数官员缺乏专业领域知识。并且他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调岗,这并不表明政府官员在国防建设上没有权力,例如,他们拥有有显着的财务监督权,但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为了确保一致对单职能服务是一个挑战。部队认为平民缺乏军事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没有兴趣与他们分享计划,反过来文职官员受到军事的威胁,不愿意参与首席国防参谋长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个职位进一步丧失军事的专长)。印度国防部长来源于民众的意见,但这与单职能服务不匹配。平民参与到军事的教育培训概率也很低,当平民在恩恤假或者是伤病期,通常被接收到国防学院学习,教育结束以后就离开。

  7. 雷-老克, 马特-乌特里和保罗•莱尔, ‘Honing Defence’s Intellectual Edge’, RUSI Journal

  (Vol. 156, No. 2, 4月/5月 2011年), p. 7.

  对印度和英国,建议如下:

  • 必须严格区分文官对军队的控制与官僚对军事的控制,前者是基础防御问题上的专业知识,应该提倡。后者是徒劳的,对国防建设造成紧张和不坚定性。

  • 国防政策和规划,应该被视为权利范围内的本职,过度重视业务技能是不正确的。

  • 应该为国民在防务领域制定职业发展轨道,鼓励官员专注于防守。

  • 国防文职官员职位应该拉长任期。

  • 有定制的培训和教育,不局限于对多面手公务员的培训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的培训。应该创造更多的正式合理化化的机会,让更多的平民参与到军事机构提供的培训教育当中。

  • 建议应该采用适当的民用人力资源规划模型来做支撑。

  • 应开发创新教育培训方法,如行政程序,作为一个模块化的方法来满足培训教育的需求。

  这将有助于限制教育目标在实际操作输出上随时间发生偏移。

  • 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应该凌驾于国防管理和规划的更高水平上,不只是局限于军事计划与能力范围。

  4.武装部队的教育

  正如英国和印度防御系统官员的知识和技能基础薄弱问题一样,提供给军队的人员,特别是军官,在专业军事教育上也有不足之处。

  在平衡所有的潜在需求人员的培训和教育的存在挑战。专业军事教育体系,包括灌输军事科学、艺术和批判性推理能力、并结合智商与情商、政治意识和语境理解能力,面临一系列的实施方面的潜在挑战。艺术与科学应该在哪里相融合?当前军事教育思想的重点放在战术胜利上呢,还是突破它放在更广泛的安全以及战略成功背景意义的充分掌握上呢?8

  在全球范围内,军方要求新入职成员能够掌握技术技能,并假设获得更高的排名和管理责任决定了在哪方面应培养更多的技能。事实上,普遍认为,只有少数人员将被选入为最高级别,所以只有少数人需要培养战略思维的能力。

  在教育需求确立上,特别是在关系到战略性教育需求上,存在差距与争议。例如,印度陆军战争学院的学生开设两门介绍性的战略讲座,但是,当被问及这两门是否已经足够了,他们说在战略性教育领域应该开设更多的指导性课程。在英国,仅仅可以通过参与高级指挥和参谋课程才有机会获得一个硕士文平教育,这种教育被认为太晚了不能够开发应用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英国的高级指挥和参谋课程的思想,是其他国家学习的典范。

  战略技能是目前英国和印度军事专业教育领域短缺的一个方面,同时其他技能也是很短缺的。例如,印度依然延续其不强调专业特长的通才官员干部选拔政策,因此印度军队缺乏区域研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反叛乱和理论发展等方面的专家。英国也存在与印度类似的情况。尽管,在英国,英国陆军把美军的外商服务干部确立为一个很好的模式去应用和调整实验,其实,这种实验方法也应该应用到技术领域当中,通常军事生涯结构按照职级、选择应该与现有的教育保持一致,所以也涉及到军事生涯管理的重大改革。独立性服务模式几乎不可能亲手缔造和培育具有特殊专业领域技能的领导人才,比如在战略思维,采购,项目管理等方面,因为独立服务模式没有将人才的发展方向精确定位到一系列发展目标上。然而,越来越需要优先考虑这些专业技术,因为冲突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独立性服务模式(继列文报告之后,不仅是在英国,也包括印度),在他们的预算和装备项目上具有更高的自主权。

  8. Ibid.

  采用这种挑战方法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军队在自己的专业技能上不失去重心,例如,美国陆战学院一直批判单一地重视文科,英国的高级指挥和参谋课程被批判不教学员锻炼,如果在少年期就开始接受专业领域教育,那么在普通的培训中,特殊的人才将被选拔出来,并在年度报告中汇报。这是效仿美国的模式,一小部分人在少年期被选拔出来集中进行选择性的战略技能和跨部门的工作(包括其他专业领域)教育。未来人才的培养将依赖于精心挑选和招聘(也可能是基于大学学习),通过有针对性的高效的个人终身培养和精心人才管理方式来实现,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接受相同的级别和类型的教育。这种选择性教育一个好处是课程更具实质性。在英国,初级指挥和参谋课程被批评徘徊在初级学员教育的步伐上,缺乏合理的考虑谁有必要去参加那种课程。

  这种做法会产生“专业群体”,即外行和专才,将技术作为职业生涯的专才将继续专注于核心技能,不从事技术的人对他们接触的战略以及其他领域有一个大略概念即可。为了保持各领域选拔人才的专业技能,应该去探索创新的教育形式,例如具体执行程序。

  让这些改变生效,各项专长需要更加条理化而不是趋向个性化。印度的军事课程特别有个性的驱动,因此可能发生突变。在诸如战略的领域,英国也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这两个国家在军事上有一种倾向(特别是陆军),阻止甚至歧视如硕士课程的高等教育,这种倾向偏见需要要克服。

  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和培训的成功是平民的参与。在印度,参谋学院和其他军事机构的教师几乎完全是任期较短的代理服务人员,此外,印度的政府官员不会去界定军事教育的需求(虽然国防学院的首脑可以是平民的也可以是军事人物)。这跟英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人认为,军队需要深谙政治政策和其本职的政治走向(民众所关注的他们的专职),

  因此,为了编写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的教学大纲,英国国防部常任秘书长亲临国防学院委员会和督导小组。同时在英国存在一种明显的趋势,定期委任平民作国防学院领导人。英国还利用教育市场,效果良好,与世界领先的大学合作,以提供更优质的教育。

  本文建议

  • 开展一些研究,来确定代沟以及军事专业教育应当在那些方面寻求突破

  • 军队在战略技术、关键功能和技术领域开展更专业化的培养训练。通过在基础/一般训练过程中挖掘个人在某些领域的潜质,为学员创建不同的培训教育路径。

  • 确保在军事专业领域的军事教育和培训应该更加条理化,而不是趋向个性化,必须克服军内对高等教育的偏见倾向。

  • 平民参与确定军事教育需求这种方式应该实施,并提供教育和培训。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军队必须了解政策和自己领域的政治走向,而且民用教育市场是创新的(通过行政和奖学金、电子学习) 。

  • 必须制定专业教育和培训的新方式,以帮助确保军队在自己的专长上不失去重心。

  5.军事和跨政府整合

  虽然个性化服务和优质的教育培训,可以拓宽个人视野,对军事武器的使用的情况有更深的理解,但是仅仅依靠这一项本身是不够的。要应对未来战略背景下的挑战,个性化服务之间以及政府部门机构之间的整合是非常必要的。在英国由于规模过小和不景气的财务状况将面临的武装部队的问题。

  国防部和军队结构彼此之间如何更好地互动,以及如何与其他政府国防部进行互动,应该成为国防改革议程的一大部分。一般这些不同部门之间在操作层面上相互渗透,例如通过综合大使馆,更应该把她们彼此之间的互动问题提高到在战略层面上去。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 在个性服务和部门内建立一个“混合身份部门”,来形成与他人合作的经验分享和共同工作的愉悦。这将涉及到职业生涯管理和规划的调整,不仅涉及到国防部门,而且还包括跨政府部门。

  • 建立联合组织,不仅是泛防御(如英国新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方面,而且在推动合作的具体问题上建立,如网络,空间和物流。另外,在角色和任务上指定一个领导服务,担当领导的作用,来整合其他部队和机构的能力。

  • 建立一个泛防御机制保障培训和演习,并可能需要开展联合培训计划。

  • 确保联盟和跨国合作政府在国防、政治和军事方面有资深的高级专家,这可能包括设立一个国防总参谋长的职位,来制定包括高层官员的任命,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晋升标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晋升问题,仅依靠委员会的作用往往是不够的,必须专门成立一个独立权力机构,用来记录那些关键的晋升标准。

  • 设立一个远征与国内业务的联合指挥部,由统一的部门采用一种协调机制来完成运营和军队力量方面资源分配的决策问题,并且具有完整鲜明的防守需求。

  • 确保参谋长和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定期进行正式的交流,这样外交政策(和其他政策)制定时会参考参谋长的决策与规划,这将要求其他政府部门委任致力于国防建设的人员。

  • 从其他政府各部门跨国引进人才成立参谋学院和国防学院,有助于促进多国之间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从英国的经验来看,在高级指挥和参谋课程上跨国引进人才,在军队将注意力从单一的规划操作转移到具体问题的协调和效果上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成为国际上一例最佳实践的典范。

  • 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提高防御系统能力,对内能够自我鉴定,对外能够进行实力宣传。

  6.试验的效用

  这些建议将挑战防务系统内部的既得利益,可能难以实现的保守性军事组织。通过实验来推动改革是一条重要途径,而不会发生冲突。

  实验的目的是从试行中一系列途径中开发出证据基础,这些途径包括经验教训,研究,练习和实验,以测试现有的能力并确定新需求。通过这个实验,旨在挑战和让人们对能力和实力的状态产生紧迫感。英国陆军已经建立了这个系统的力量的发展过程中,被称为“运动敏捷的战士”,它是基于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经验的一个最佳实践模型。然而,虽然“敏捷的战士”已经帮助了英国的军队确定了其未来的结构和功能,它也有两个显著的弱点。首先,它是一个单一的服务过程,只有有限的空中和海上力量的参与。其次,在实验过程中的跨政府的参与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本文建议:

  • 所有服务建立一个实验过程,来测试现有的能力,并确定了新的需求。

  • 建立一个泛防御实验过程,以帮助促进独立服务之间的集成(英国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拥有这项试验)

  • 实验过程中涉及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帮助在军队文化中嵌入跨国文化。

  7.结论

  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到领导能力和知识,这两者都是通过有效的教育和培训建立专业知识对防务事物给予支持。也存在一个风险,就是任何改革将是纯粹的结构性的,以至于会错过国防输出的实质和效果。此外,成功的改革不能没有从政治,公民服务,到防务机构、军事首脑的统一的领导。

  作者简介:

  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是RUSI(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皇家联合兵种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在RUSI曾经是军事和情报方面的研究员。进入RUSI之前他是内维尔•琼斯男爵夫人领导的安全部的核心成员。内维尔•琼斯男爵夫人作为反对党,曾经是影子安全和国家安全部长的顾问,经过2010年大选担任安全与反恐部长。安妮特•慕克吉(Anit Mukherjee)是防务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的研究员。 知远/安德鲁

mil.sohu.com true 搜狐军事 http://mil.sohu.com/20131108/n389809846.shtml report 12736 本文阐述的观点只代表原作者本人的观点,不反映RUSI和其它与作者有合作关系的机构的立场。尽管本文可以被自由流传,但未经RUSI和IDSA的许可禁止任何方式的复制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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