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毅文：汶川大地震胡总通过秘书急问灾情

廖毅文，湖北云梦人，1961年7月生，1977年8月工作，1979年12月入伍，研究生学历，历任战士、学员、技术员、教导员，总政宣传部宣传局干事，现任总政治部某部副局长。

　　新华网消息：2008年5月12日1时28分， 突如其来的芮氏8：0级特大地震，如同数百颗原子弹一起砸向天府之国---汶川地域。顷刻间，大地颤栗，山河失色，一座座高楼轰然倒塌，一个个村寨夷为平地，城市成为废墟，乡村瓦砾遍地，鲜活的生命埋葬在垮塌的房屋里，漫天的尘土遮蔽了烈日长空。

　　天大的灾情，可怕的伤亡，举世震惊。危急关头，胡锦涛主席一声令下，十几万人民子弟兵紧急出动，千里驰援灾区，展开了一场惊魂动魄、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

　　中央军委郭伯雄副主席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坐镇指挥;徐才厚副主席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三次深入灾区视察。总政治部迅速成立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亲自担任组长。当夜，我接到领队组织军队媒体记者以最快速度奔赴震中一线，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这场波澜壮阔的人与自然灾害搏斗的任务……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出征。

　　临行前，王建伟部长、周涛副部长的嘱托，使我沉甸甸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只有在第一时间赶赴地震现场，才能迅速报道灾情，传播信息，拯救生命，才能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情况。我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与来自新华社军分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20余名首批记者紧急出发赶往灾区。

　　国有殇，在西南。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数万条生命瞬间消失，数十万人受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严重受灾地区达十余万平方公里。

　　“要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奋战到底！”“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必须继续作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胡主席的重要指示，是三军将士的紧急动员令，也是军队新闻工作者的基本遵循。

　　震后18分钟，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播发了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震后47分钟，新华社播发了军分社记者黎云采写的《军队全面激活应急预案，参加抗震救灾》的消息；15时20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震后当夜，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播发军分社采写的《全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胡主席指示，迅速出动人力物力全力以赴投入抗震救灾》的消息；解放军报5月13日一版全是地震灾情和部队抗震救灾的消息。紧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首都报纸几乎每天开辟专栏和专版，报道抗震救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激活《汶川紧急求援》24小时不间断特别直播。随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迅速展开全天候、全覆盖连续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人员死、伤、失踪最新数字，受灾群众安置以及抗震救灾中的困难和问题，毫无保留地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外国记者还获准可到灾区任何地方采访。一切为了灾区，一切为了人民的生命，成为抗震救灾新闻宣传的主旋律。仿佛一夜之间，大家统一了思想，更新了理念，形成了默契。

　　此时，我想起了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在那个极左路线左右一切的年代，无论干什么，都要政治挂帅，对灾情的报道讳莫如深，闪烁其词，甚至认为灾情不是新闻，只有救灾才是新闻，连正常的国际援助也受到质疑，被拒之门外。当时普遍认为，报道伤亡和惨状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安抚公众情绪最好是封锁消息。对国内外民众普遍关心的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公共设施损坏、财产损失等灾情，却语焉不详，若明若暗，死亡人数直到三年后才公布。生硬地坚持用正面宣传开展灾难报道的直接后果是对舆论引导乏力，不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救灾工作。

　　当人们不被空洞的政治热情所笼罩，以人为本和科学务实就会摒弃一切意识形态的干扰。在到达灾区最初的日子里，王建伟部长、周涛副部长以打电话和发短信的形式，对新闻宣传作出具体要求。军队媒体记者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后，大胆突破常规，改变以往对重大灾难新闻报道的模式，海量编发了大量稿件，报道灾区信息，引导舆论，人们可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了解来自灾区的各种信息，被人称之为军队记者灾难报道模式的全新版；香港凤凰卫视与我6次联机及时报道灾情和广大官兵抗震救灾壮举。新华社军分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连续报道俄罗斯、南韩、以色列、德国军队向灾区运送救灾物资的新闻，正常的国际援助再也不会拒之门外。为了让人们最大限度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增加信息透明度，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协调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定期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和救援进展，新华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卫视等媒体现场直播，加大信息覆盖面。传播学中“沉默的螺旋”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新闻观的海外媒体也客观公正，形成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持的舆论氛围。

　　舆论的及时公开透明和高效有序，激发起全体民众空前的爱国热情，有效地遏制了虚假信息传播扩散，消除了紧张疑虑情绪，动员和聚合了社会救援力量。同时，政府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和“以人为本”的“服务型”理念，极大地改善了新闻媒体的生态环境。

　　两次大地震，两种迥然不同的新闻理念，折射出时代进步的巨大变迁。

　　灾难中彰显人性，危难中竞显力量。当大写 “人”字在废墟中坚强挺立，灾难便成为文明进步的推进器。地震是灾难，也是契机。中国抓住了契机，重塑了自己的形象。世界感叹“在八级地震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是那么令人惊讶的现代、灵活、开放”。“灾难中呈现的中国，废墟上大写的‘人’，诠释了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精神。”

　　报道数量的“突围”：用新闻打响生命保卫战

　　大地在颤抖，废墟在呻吟。

　　5月13日，我与军队媒体的记者到达灾区。沿途所见，房屋倒塌，路面损毁，伤亡惨重，命悬一线。

　　“救人！救人！快救人！”“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才能抢救更多的生命。只要还有生的呼唤，就要尽百倍的努力。”“从水路出发，快，快，快！”……在都江堰军队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指挥员用沙哑的声音下达着一个个指令。

　　一架架军机紧急升空，一趟趟军列呼啸奔出，一队队车辆昼夜兼程，一支支部队爬山涉水……，人民子弟兵分多路火速向重灾区挺进。

　　夜深了，外面的雨在下个不停，不时地还有余震袭来。焦虑的心情，如山的责任，糟糕的天气，坍塌的路况，使大家久久不能入睡。在这种生死决战面前，新闻工作者只有及时权威地播发灾情，传播信息，鼓舞斗志，才能给人们带来生的希望，用新闻挽救生命。

　　这时，王建伟部长给我发来了“要想法设法把汶川的情况报出来”的手机短信。不一会儿，李继耐主任通过军委一号台找到我，询问灾情，了解救灾情况，嘱咐我们一定要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好任务。后来，李主任又多次来电对抗震救灾的新闻宣传作出重要指示。虽然，我看不到他们急切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此时他们焦虑的心情。

　　时钟已指向了午夜时分。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我惊喜的接到了胡锦涛主席办公室秘书吴志铭少将询问汶川灾情和施救情况的电话。我想，一定是地震灾情和人民安危牵动着总书记的心，让他彻夜难眠，通过秘书多方了解情况，作出救灾部署，尽一切可能挽救人民生命财产。顿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力量。

　　我根据灾情对报道力量进行了整合调配。在兵分汶川、映秀、北川三路火速挺进的同时，分别向什邡、绵竹、安县、彭州、德阳、都江堰等重灾区全面展开。

　　当死亡横亘眼前，责任便如山负重。作为一支开进灾区的特殊救灾“先遣队”，在军委总政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在主管部门和各新闻媒体的鼎力协助下，我们全力以赴投入新闻鏖战，和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紧紧围绕灾情、搜救、解困、安居、防疫、排险、保通等关节点，播发了大量新闻，还专门设置灾区电子新闻邮箱，每天汇集、整理记者采集的稿件，供媒体刊用。仅5月13日这一天，军队媒体就播发了100多条新闻、快讯，80余幅图片，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现场联机报道20多次。

　　在映秀，新华社军分社的李宣良坚守了 8天8 夜：在汶川，解放军报的丁海明、林贵鹏坚守了10 天 10夜；在北川，八一厂的任鹏、杨虎和解放军报的张雷坚守了5 天5 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的王亮架起海事卫星电话，通过中国之声直播北川幼儿园旁杜波一家三口救援的全过程；在唐家山堰塞湖，电视宣传中心的邓军，解放军报的江宛柳坚守了3 天3 夜；在搜救失事直升机的报道中，新华社军分社的曹智、李宣良、黎云坚守了11 天 11夜；……

　　5月17日,胡锦涛主席作出了 “在救援队伍进入所有乡镇的基础上,尽快进入所有村庄,排查每一处倒塌房屋,竭尽全力搜救被困群众”的重要决策，军队媒体记者闻风而动，随救援队伍辗转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山寨，用新闻打响生命保卫战。即便最偏远闭塞的山沟，其伤亡和救援情况也全景式呈现。《孤岛大营救》、《满城子弟兵，满城搜寻声》、《士兵突击，进村入户》、《决战“生命的信道”》、《惊天动地战汶川》、《空中大营救》、《重兵汶川》等一篇篇报道，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进入了千家万户。

　　当人民遭受大难时，军队和地方媒体成为一支特殊的生命救援队。这次汶川大地震参与的记者和发稿量之多，令人惊叹。仅来自新华社军分社、解放军报、中央电台军事宣传中心、电视宣传中心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军队记者就达数百人次，先后走遍了北川、汶川、什邡、绵竹、绵阳、都江堰、青川、平武、彭州、理县、茂县等几十个重灾区的数百个重灾点，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向人民群众聚焦，向生命尊严致敬，传递人间大爱。中央媒体和省市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站都赴灾区采访，形成了海量信息源，引发巨大的核裂变效应，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帖文、博客、播客难以数计，为挽救宝贵生命争取了时间。这与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为不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斗争 “大方向”，地震消息受到严格限制形成天壤之别。

　　每一张图片都有血泪凝注，每一篇文字都生死不离，每一幅画面都激励斗志。军队媒体记者用新闻浇灌废墟中脆弱的生命，托起明天的希望。

　　采访条件的“突围”：天崩地裂中竟显英雄本色

　　人们常说，新闻工作者只存在两个地方，要么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场，要么在赶往现场的路上。随着一步步走近灾区，一步步深入震中，我的心里满是悲痛和酸楚，目之所及是残垣断壁、路桥毁坏和凄凉哀伤的眼神，连空气都弥漫着死亡与悲怆的气息，我有一种逼近地狱之门的感觉。

　　在汶川，阿坝铝厂被夷为平地，两辆汽车被滚落的山石砸烂，腾起后悬挂在公路边的树枝上摇摇欲坠。在北川，一具具遗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街上，一块块巨石把街道砸得千疮百孔。在映秀漩口中学前宽敞的坝子中，摆满了躺在担架、门板和塑料布上的伤员，呻吟声、叫喊声，不绝于耳。在青川，在什邡，在汉旺，在灾区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的情景随处可见。

　　地震灾难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精神体力的透支，挑战军队媒体记者的心理和生理极限，但他们全然不顾，把危险置之度外。在飞沙走石的山路上，在濒临倾覆的危楼前，在烟尘笼罩的废墟里，在堰塞湖的险境中……哪有困难，哪有险情，哪就有他们的身影。

　　5月14日，在汶川陆路受阻、水道不通，直升机因气象无法抵达之际，我与新华社军分社、解放军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记者搭乘救灾官兵的冲锋舟，向映秀方向挺进。在经过一个叫狗脚湾的峡谷时，突然遭遇山体塌方。霎时，随着一声声沉闷的声响，两岸高耸入云的峭壁因泥石流塌方导致的山体滑坡，如同被炸药引爆，烟尘四起，从数百米的山崖从天而降，把狭窄的江面砸得咚咚直响，激起冲天水柱。然而，鬼使神差，生死关头，冲锋舟发电机突然熄火，失去动力的冲锋舟，在江流的冲击下象一只断线的风筝向岸边漂去。剎那间，天崩地裂的巨响又一次传来，山上滚落的巨石，在峡谷中腾起阵阵烟尘，同行的记者和驾驶冲锋舟的战士拿起桨，拼命地把冲锋舟划向江心。由于用力不均，冲锋舟在江面上打转转。我们在江面挣扎十几分钟后，被一艘返航的冲锋舟发现才有幸被救出险境。而另一只载着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报记者冀惠彦、李靖的冲锋舟却没那么幸运，连人带机器掉入了岷江，好在命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冲锋舟大约在湍急的江面上行驶了半个小时后，河道被泥石流堵住了，我们只好弃舟沿着堵塞的山路徒步向映秀镇方向跋涉。那条路的艰险，不是亲临其境难以想象。路基扭曲，余震在耳，塌方不断，泥石流和巨石不停滚落，稍有不慎就会砸得粉身碎骨。由于连日阴雨不断，酥松的山体更显泥泞，一脚踏进去，烂泥便淹没脚踝。而脚下的山体同样狰狞，地震损坏的路基被划出一道道裂缝，深不见底，让人毛骨悚然，一旦发生坍塌，我们就会从几十米甚至百余米的悬崖峭壁跌落下去，葬身湍急的岷江之中。在经过4个多小时艰难徒步跋涉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孤岛”映秀，记者们顾不得喘息，立即将映秀的灾情和广大官兵紧急施救的情况，在第一时间播报出来。

　　长时间徒步行军，累的腰酸背痛、体力不支；有时给养中断，饿得头晕眼花，连水都喝不上；为赶写一篇稿子，要辗转几个灾区，与频发的余震打 “游击”。但是，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走出废墟，当一个个受伤的同胞及时救治，当一个个无家可归的受灾群众妥善安置，喜悦便涌上军队媒体记者的心头，映在疲惫的脸上和熬红的眼中。

　　军队媒体记者与人民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的真情大爱，赢得了同行的尊重和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传播技术的“突围”：为信息插上“隐形的翅膀”

　　在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从地面到空间，从有形到无形地不断拓展，传播手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汶川大地震短短十几分钟，消息就通过电视、手机、网络传遍全国乃至世界。地震信息的快速有效传播，高科技为之插上了“隐形的翅膀”。

　　5月13日凌晨，我们先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转场河南开封，接送空军某部官兵，然后再一同赴四川绵阳抗震救灾。每个同志都深知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一定要把信息尽快报道出来。在开封机场，从救灾官兵登机起，采访报道就正式展开。他们有的拍照片、有的做联机，有的发快讯，用无线上网和手机将我军官兵紧急出动、赶赴灾区的消息快速向五湖四海发布。在绵阳，军分区政委徐文良和政治部干事付晓英对北川灾情的讲述，很快通过记者的联机和快讯传遍大江南北。“太可怕了，我们那里的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有很多群众被埋在瓦砾之下，幸存下来的吓得四处逃生，几分钟前还生机盎然的小镇，眨眼间变得惨不忍睹！”在赶往都江堰市的一处十字路口，一位来自汶川县水磨镇叫谭斌的中年人描述的汶川地震惨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场联机播报，成为来自震中汶川的第一条灾情新闻，新华社军事记者李宣良根据谭斌的讲述采写的《解放军来了，我们就不怕了——汶川县一名地震幸存者讲述逃生经历》，是发自汶川的第一条文字信息。13日到达北川的新华社军分社的李刚，解放军报记者刘万平、张雷，最早用海事卫星发回了北川的受灾情况；新华社军分社徐壮志第一个到达震中汶川，用海事卫星和数字相机发回了汶川灾后的一组图片。无论是北川、映秀、平武、彭州的灾情，还是决战老虎嘴、唐家山堰塞湖和搜救失事直升机的报道，现代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变化，极大地提高了新闻报道效率。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北京等周边地区震感明显。但由于通讯设备被毁，中央判断不出震中准确位置，当时电视还不普及，传播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信息传播周期长。时任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会副主席的李玉林连夜拦了一辆救护车，颠簸四个小时抵京后，直接冲进中南海报告灾情，一句“唐山都平了”，扑到在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身上泣不成声。中央直到得知确切消息后，才仓促展开救灾部署，紧急成立组织、抽调人员、筹措物资。几天后，来自全国各地200多个医疗队，1万多名医务人员和部队官兵，才陆续奔赴唐山救灾。

　　而汶川大地震的信息传播，从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到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从小型信息工具DV，到超大型传播平台卫星转播车；从铱星电话、海事卫星联机，到小型卫星基站、多维地形图像；从太空中的“风云”、“北斗”、“鑫诺”卫星，到地上多频段辐射的宣传房车、接力通讯站等，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十八般武艺齐上阵，形成了全程全方位信息覆盖的有效载体和强大阵容，间接挽救了无数灾区同胞生命。

　　有外媒这样解读：“中国军内外媒体在汶川大地震中，不仅人性至上地报道了这场罕见的自然灾害和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而且向世界展示了她是一个有文化耐震力的信息传播大国，这必将成为中国日益开放和发展壮大的文化标志。”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汶川大地震已成为历史，但那猝然而至的地动山摇，血脉相连的生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信念，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不断跃升的政治文明和文化软实力，交织着血泪和坚强的感人场景，定格为无数震撼心灵的画面，成为我一生永远挥之不去的重要记忆，不断地激励着我向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