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作战与消耗战略 成功伴随风险机遇挑战并存

　　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迷恋特种作战和特种部队。以前，特种作战一度只是爱好者或阴谋论者讨论的东西，现在，它已经深深植根于流行文化中了。很多电视游戏都取材于真实的和想象中的特种部队，这些游戏几乎可以使任何人感受到执行隐秘任务带来感官刺激而无需承担人身危险。人们不但想在自己的家中舒适地享受特种作战的体验，而且貌似一直对通过电影、图书、文章和纪录片来了解具体的特战任务和特种部队怀有极大兴趣，很多退役的特战队员也非常乐意通过这些媒体来分享他们的经历。特种作战的装备、技术和程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些是确保任务在战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特战队员往往要承担很大的人身危险。

　　特种作战的战术已经有了很多引人注目的革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战程序的改进和技术的整合使得特战队员在识别、隔离、击毙或捉拿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方面变得效能更高。击败暴力极端分子网络（VENs）离不开战术和作战程序的改进，但是，正如本文所认为的那样，改进战术和作战程序还不足以使我们在战略上获得长期成功。正如克劳塞维茨告诉我们的那样，要想在战略上获得长期成功，首先要了解战争的性质。在战争中，人们会使用特定的力量工具（比如特种作战）与敌作战。过去10年来，尽管特种作战和特种部队对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网络而言一直极为重要，但他们在战略上发挥的作用只能在目前的战略背景下进行评估。本文首先讨论了战略的性质，并把当前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网络的战略放在了适当的理论背景中进行了讨论；而后，本文概述了特种作战及其在战术和作战层面对实施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网络的战略所做出的贡献；最后，本文明确了在未来实施消耗战略过程中运用特种作战存在的挑战和机遇。

　　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网络的战略

　　到2011年，美国对暴力极端分子网络（尤其是“基地”组织）的打击已经进行了10年了，“基地”组织曾在2001年9月11日发动了针对美国的袭击。2011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通过实施特种作战，“基地”组织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和支持者被找到并清除，其中有两个人的死亡格外突出了特种作战的重要意义。第一个人是本•拉登，他是“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和组织领导，被击毙前，他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Abbotabad）躲过了美国10年时间的追捕。第二个人是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ulaqi），他是一名在美国出生的阿訇，在也门的“基地”组织分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奥拉基曾为很多恐怖袭击者提供帮助，包括“胡德堡枪击者”（尼达尔•哈桑）和“内裤人弹”（乌玛尔•法约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他还负责编写AQAP组织的一本名为《激励》（Inspire）的杂志。“9•11”恐怖袭击已经过去10年了，在这10年里，有大量“基地”组织领导人和成员被清除，美国国内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恐怖事件，因此有些人对全球恐怖主义仍是一个重大威胁产生了质疑。“基地”组织残余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投降或放弃武力斗争，该组织的一些分支在马里、尼日利亚、也门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一直很活跃。“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AQAA）带来的威胁至少在未来几年之内（即便不能说未来十年内）仍将存在，直到这种威胁被另一种活动或其他手段取代。

　　尽管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科林•格雷（Colin Gray）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和修•斯特拉臣（Hew Strachan）等人看来，战略的实施非常复杂，但政策制定者和计划人员可用于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网络的战略只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使用计策、肉体摧毁、火力打击和使用核武器等实施消灭战略。实施消灭战略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要有运用一切可用手段或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意志。另外一种是通过实施消耗战略实现目标。实施消耗战略的目的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削弱敌人继续斗争的物质能力和意志。人们很少有意地去实施消耗战略，这是因为人们对这一战略存有误解，甚至讽刺它既浪费资源又粗糙不堪。消耗战略也不受政策制定者的欢迎，因为实施这种战略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和物力投入。然而，反恐战争的性质可能会告诉我们消耗战略也许是最能取得成功的战略。

　　除非战争中的一方在所有方面都拥有压倒性优势，能够决定战争的节奏，并且打算彻底摧毁对手，否则，就不可能成功地实施消灭战略。战争往往是在两个有理性的、灵活的对手之间展开，他们总是力图战胜对方并阻止对方达成目标。无论是偶然发生还是刻意为之，这往往会导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直到一方认为己方继续进行战争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承受的代价超过在意志和诉求方面给予对方的打击时战争才会停止。反恐战争的性质体现在了它的变化性、冲突性和不确定性上，现在用爱德华•鲁瓦克所言的“战略的悖论”对其进行概括仍然是最恰当的。这一悖论认为，用最短时间获胜才是最可取的，但对手也同样明白这一点，所以通往胜利的道路往往荆棘密布，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与暴动有关的大多数理论（如劳伦斯和毛泽东信奉的理论）都支持在对手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采用必要的消耗战略。

　　考虑到以“基地”组织的名义或在其鼓舞下开展活动的次国家集团和个人的特点，加上领导人更愿意与他们进行有限的斗争，所以美国锁定了消耗战略。美国的核心政策文件和主张并没有明确说明要采用消耗战略来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网络，但通过《国家反恐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国家反恐战争军事战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for the War on Terrorism）以及国防部简报中的一些说法，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基地”组织及其运动仍然是一个由领导者、支持者和成员组成的地区性或全球性秘密网络，这些人在相同意识形态的旗帜下通过相互关联的不同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像传染病一样，“基地”组织支持的活动已经蔓延到了马格利布（Maghreb）、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阿拉伯半岛，并在美国撤军后重新出现在了伊拉克，这证明“基地”组织仍然具有吸引力，尽管它的暴力活动和运作已遭受重大失败。美国专门投入了大量资源用来阻止“基地”组织袭击本土。保护本土免遭袭击非常必要，但此举对于摧毁“基地”组织的作战手段或继续斗争的意志来说用处不大。摧毁“基地”组织的作战手段或继续斗争的意志的行动属于特种作战的范畴。

　　特种作战及其带来的战略机遇

　　在持久性行动中，通过特种作战来提高主力部队的效能是一种最有效的策略。在更为常规的战争中，如果特种作战运用得当，就能使常规部队在战场上有更好的表现，改善常规部队的战略效果。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军事部队和准军事部队在敌人后方实施的特种作战为挫败德军的机动防御作战提供了帮助。特别要指出的是，1944年6月盟军在西部战线和东部战线几乎同时进行的两场特种作战（在法国诺曼底的“霸王行动”和在白俄罗斯的“巴格拉基昂行动”）大大提高了常规部队的作战效能，对加速第三帝国（Third Reich）的崩溃产生了战略影响。

　　在现代的非常规冲突中，特种作战应该用在提高东道国部队（伊拉克）、代理人部队或跨部门组织（内政部、执法部门、国内的外交和发展部门等等）的效能上面，这些跨部门组织能够最好地解决产生国外恐怖主义的深层次问题。换句话说，特种作战能够在短期取得成效，从而会提高长期努力获得成功的几率。通过提高其他部队和组织的效能来削弱对手的作战力量和作战意志，特种作战为实施消耗战略做出了贡献。

　　特种作战通过多种方式在战略和作战层面上提高了主要参战部队的效能。首先，通过发起旨在夺取或重新获得主动权的反击，特种作战能够在战略上创造行动的自由或创造作战喘息空间（从时间和/或空间角度而言）。在2001年11月“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第一阶段作战期间，通过实施各种军事和准军事特种作战，联军的空袭变得更为准确，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的部队也变得更为有效了。在那时，这些特种作战行动使美国具备了充分的行动自由来更好地了解对手并采取防范措施以挫败其他类似于“9•11”那样的袭击。也许最重要的是，特种作战提高了常规部队和代理人部队的效能，使他们摧毁了“基地”组织赖以发动对美袭击的避难所、训练营、作战基地和其他设施。特种作战创造的另一个自由行动的例子发生在菲律宾。在“持久自由行动-菲律宾”（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Philippines，OEF-P）实施期间，特种作战对提高菲律宾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的能力都非常重要。通过特种作战，菲律宾政府赢得了时间和机会来处理三宝颜市（Zamboanga）和其他地区民众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潜在不满。

　　其次，特种作战的目的之一是激起敌方组织内部的摩擦。单次特种突袭能对敌方系统产生震撼，而通过持久行动保持压力则能产生持续影响，从而加大敌方系统内的摩擦。摩擦不能创造出来，但它存在于组织和决策的内部，压力、误解和人性与摩擦是密切相关的，特种作战可以以多种方式来加大这些摩擦。比如，通过实施特种作战，可切断或扰乱通信线路，从而使敌方不能像预期那样指挥和控制部队或无法有效地指挥和控制部队，在“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再比如，通过实施特种作战，可打乱敌方依据具体时间表、顺序或设想制定的计划或战略，从而迫使他们做出改变，仓促行动。在“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中，通过故意散布虚假信息使伊拉克领导人对联军部队真实的进攻路线摸不着头脑，特种作战显著加大了伊拉克内部的摩擦。特种部队还配合常规部队把伊拉克的主要部队限制在了适当的地点，使伊拉克只能通过民兵在局部地区做出无力的反击。

　　在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追随者的持久斗争中，摩擦是由“由内向外问题”（指对外联络）导致的，这个问题使恐怖组织的领导人在对手实施特种作战时面临了一个两难的选择。通信系统和可靠的通信线路对于维持一个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秘密组织和小组的网络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然而，这种通信系统和通信线路会对安全造成损害，对手可通过它来追查秘密组织及其领导者。特种作战为“基地”组织产生这个“由内向外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特种作战提高了其他政府部门破坏或攻击秘密组织的通信系统和通信线路的能力。破坏秘密小组和秘密组织之间的通信线路就能破坏使分布式秘密网络具备力量的重要联络，并使领导人无法获知追随者的消息。因为害怕被敌方特工发现或渗透，从过去到现在，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秘密组织的领导者采取的行动都是以牺牲整个组织的效能为代价的，奥萨玛•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躲藏地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另外，这些领导者还一直在清洗那些他们怀疑是叛徒的人员，此举使他们的组织进一步被削弱。很多时间和资源都被用在了查出这些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叛徒上面，而这些时间和资源原本可以用在精心策划更复杂的计划、实施创造性地袭击和使资源（如信息、重要零部件或特定的专业技术等等）共享便利化方面的。特种作战旨在攻击通信线路，扰乱或切断秘密集团或组织之间的通信，从而破坏他们之间的协调和共享。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的领导者不得不在投入多少努力保证自身安全和投入多少努力袭击对手上做出一种霍布斯式的选择。

　　持续性的特种作战行动能够对对手产生额外的战略影响。通过持续的行动，特种作战能使敌方特定的人员或弱点处在危险之中，或者对其发起攻击。我们在前文讨论过这样一个弱点：可靠的通信系统，由领导者、小组和团体组成的网络化组织通过通信系统系统进行协调和合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必或者无需对这些通信系统发起直接攻击。以前特种作战对特定通信系统发起的攻击会使敌方觉得其他通信系统也存在危险，因此“基地”组织及其分支不得不耗费时间和资源去寻求其他效率低下的通信手段。当某个“基地”组织的特定人员（如重要的炸弹制造者、资助者、支持者和其他领导者或管理人员）被杀死、被抓获或者通过威胁要发动攻击使其陷入危险之中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通过持续行动或威胁采取行动，特种作战可以使敌方特定的人员或弱点陷入危险境地。

　　使恐怖分子网络得以运转所需的重要人员和弱点陷入危险之中仅仅是在战略上间接运用特种作战的方式之一。实施特种作战可以加强和提高伙伴国和代理人部队的效能，这样就间接地给“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带来了挑战。在政府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国家，美国会通过安全援助及相关项目（如“反恐伙伴计划”）设法提高伙伴国部队的能力，而特种作战会促进相关项目的实施。这些伙伴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等等，“反恐伙伴计划”资助的项目提高了这些国家在本国境内识别、隔离和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的能力，特种部队是实施这些项目的先头部队。提高伙伴国的能力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果。考虑到一些伙伴国在国内还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方面的挑战，因此在实施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的消耗战略的过程中，产生上面所提到的成果需要时间，而且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取得成功。在政府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国家，或者政府拒绝合作的国家，通过训练、装备、提供情报和加强其自身的能力，特种作战能够提高代理人部队的效能。

　　挑战与机遇并存

　　消耗战略对冲突双方都有不利影响，它会消耗双方的资源。考虑道美国及其伙伴国相对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具有压倒性优势，人们会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运用消耗战略打击暴力极端分子网络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使部队恢复元气的速度要比暴力极端分子网络快得多，而且一个大国也会不像小型关系网络那样看重物质上损失。这种结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消耗战略不但涉及物质方面的因素（以物质资源为形式），而且还涉及与继续斗争的意志（国内的、政治的等等）相关的非物质方面的因素。物质和意志力的消耗并不是等同的。例如，劳伦斯认为，由于地形险峻、补给线脆弱和驻地孤立，规模相对较小的打击就能给土耳其人的意志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来说，美国针对“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持续进行特种作战的政治意志很容易减弱。

　　首先，美国实施消耗战略的政治意志减弱与持续开展行动需要针对国家存在的明确威胁有关。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本•拉登死后，打击“基地”组织的最重要篇章就结束了。美国人针对“9•11”袭击幕后领导者的报复就此完成了。政策制定者要继续针对这种被视为“没有还手之力”且在战略上越来越不重要的威胁展开行动（包括特种作战）可能会越来越困难。美国本土没有再遭受大的恐怖袭击，加上那些被美国挫败的阴谋看起来非常愚蠢，所以民众认为美国面临的威胁减退了。另外，有些对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威胁的评估与事实是矛盾的。例如，近期有评估认为“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是“对我国的重大威胁”，这些组织“富有弹性，适应能力强，会持续存在”，但事实却表明大多数附属组织只能发起规模有限的局部攻击。

　　第二种可能导致美国政治意志减弱的原因与针对“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的斗争如何结束有关。目前，负责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的人士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斗争仍将继续。斗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可能会使民众对反恐更为厌倦或者失去兴趣，特别是在更为紧迫的个人或公共政策问题（如经济问题）在人们心中居于首位的时候。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和附属组织继续斗争的国内政治意志减弱会对特种作战的效能产生严重影响。特别要指出的是，那些近年来使特种作战变得如此有效的政府各部门可能会更加容易改弦更张或者对特种作战加以限制。日前，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nited State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司令官提出了一种名为“全球追捕”（global pursuit）的方案来查找、追踪并清除世界任何地方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这种方案持续时间很长且富有进攻性。诸如此类的方案自然是要更为秘密地实施。授权实施这一特种作战方案的法律和法律框架（包括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和美国法律中有关公开和秘密行动的授权等等）被国会审查和修改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有关所谓的“定点清除”或“法外处决”在法律和道义上存在的问题也使人们对特种作战的长期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了解战争的性质对于弄清未来可能存在的挑战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能够尽早弄清并克服这些挑战的话，那么这些挑战也许就不会破坏战略赖以存在的基础了。另外，更好地了解特定的手段（尤其是特种作战和实施特种作战的部队）在消耗战略中发挥的作用能够确保这些手段没有被错误的使用或者没有对其抱有不恰当的期待。特种作战以前在用，而且以后还会用，因为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并且成功率很高，这使得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它非常有价值。认识到特种作战的主要战略作用是为其他国家力量工具获取成功创造条件将能确保人们不会将特种作战用于产生其自身的战略影响上。简单而言，不能因为特种作战运用简单，就将其视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们也许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知远/刘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