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反思网络军队建制 未来或隶属特种部队司令部

　　摘要

　　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成立了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作为美国战略司令部（USSTRATCOM）下属的一个二级司令部，这就表示美国释放出公开承认网络空间是其最新作战领域的强烈信号。然而，与空中力量不同，决策者和战略家并没有找到一个具体解释网络空间性质的合理框架。由于缺少这种认识，网络空间非常缺乏对其作战本质的广泛政策声明与讨论，决策者和战略家将无法形成长远的网络能力。将网络司令部置于美国战略司令部之下的这种做法与网络空间作战行动的本质并不相符，美国网络司令部应努力发展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作战联盟。

　　虽然已有联合概念，但将美国网络司令部置于美国战略司令部之下的原因尚不清楚。美国战略司令部就类似冷战时期遗留任务或那些最适合于传统联合思想与官僚控制机构的交流中心，而不论他们作战行动的全球利益领域。相反，网络作战行动代表领导者必须要比大多数其他形式战争具有更多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当前这种模糊的隶属关系时代，指导路线是非常重要的，这将有助于指导网络战倡导者朝着一个“什么权力看来更像”的方向发展。透过特种作战的视角来审视网络空间，并为其内部使用适当地调整一些最佳实践，网络战场的决策者、领导者和网络战士将最终在这一新领域赢得持续成功。

　　本文的研究范围

　　许多文章曾讨论过美国政府内部、基础设施和私营部门的网络空间存在着严重漏洞。正如核战争是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尽管网络空间的性质尚不稳定，但对网络信息系统的高度依赖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必要支柱。对摆在我们互联社会面前的个人漏洞进行一些讨论非常必要，但这些具体漏洞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

　　另外，对支撑国家网络防御或加强进攻性网络能力的具体措施进行必要的分类讨论。这些讨论与特种作战部队（SOF）当前作战行动以及战术、技术和进程（TTP）非常相符。因此，通过对网络战的重要性质进行适当分类讨论，对那些通过开源信息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结合作者的个人理解，最后为文章结论和论据提供支持。

　　引言

　　经过比利•米切尔和亨利•阿诺德将军等制空权理论先驱的多年积极宣传，哈里•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签署了《国家安全法》，指示成立了美国空军，作为美国国防部（DOD）内的一个独立军种。将美国陆军航空部队调整为一个独立军种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这对于应对彻底扫清技术障碍和技术对战争潜在影响的指挥控制非常重要。二十一世纪，随着空中军事力量的蓬勃发展，网络空间迫切要求决策者和战略家面临一种新作战样式，战争通过这种新手段发起，并解决类似于米切尔、阿诺德和杜鲁门曾经同样面临的指挥控制问题。

　　美国国防部成立了美国网络司令部（USCYBERCOM），作为美国战略司令部（USSTRATCOM）下属的一个二级司令部，这就表明了美国将网络空间作为其最新作战领域的深刻认识。然而，与空中力量不同，决策者和战略家并没有找到一个具体解释网络空间性质的合理框架。由于缺少这种认识，网络空间非常缺乏对其作战本质的广泛政策声明与讨论，决策者和战略家将无法形成长远的网络能力。将美国网络司令部置于美国战略司令部之下这种部署与网络空间作战行动的本质并不相符，为此，本文建议美国网络司令部应加强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作战联盟。

　　网络司令部的当前结构

　　2010年10月，美国网络司令部具备完全作战能力（FOC），这对于完成其使命非常必要。网络司令部的使命是：“规划、协调、整合、同步和指导那些运行与防护国防部信息网络的活动，必要时指导、管理网络空间全谱军事行动……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行动自由，同时限制敌人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自由。” 这非常类似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网络司令部必须联合来自美国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职能机构来完成这项联合任务。

　　尽管已经具备了联合的结构，但是将美国网络司令部置于美国战略司令部之下的这种部署至少在职能上令人费解。美国战略司令部内相关类似的职能机构：如在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本上投入巨大的机构，这些都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与情报/监视/侦察（ISR）、太空和全球打击任务的首要障碍。然而，尽管这种新技术机构繁琐，美国战略司令部就类似冷战时期遗留任务或那些最适合于传统联合思想与官僚控制机构的交流中心，而不论他们具体作战的全球利益领域。 这并不是忽视了美国战略司令部的重要性及其组成机构，因为他们单个机构和整体都代表世界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力量投送能力。

　　网络空间作战行动发生在一种截然不同的作战渠道上，这比协调ISR活动、指挥控制核武器以及卫星定位系统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国防部将其描述为“协调美国传统核武器指挥与控制行动和太空作战；全球打击；国防部信息作战；全球导弹防御；全球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C4ISR）和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任务的相关活动，”这些任务限制了美国网络司令部的当前存在范围，削弱了其当前和潜在能力。 上述描述意味着默许未来理论发展为战争手段。这种理论发展可能会受到美国战略司令部领导者的进一步阻碍，随着逐步认识到网络空间是迅速变化与改变的环境，因此他们不愿意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去追求成功，并将这种挑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因此，网络能力必须不受传统军事思想和领导模式枷锁的层层束缚。

　　冷战时期松散的任务清单模式，对全球定位系统进行系统地离散而机械的操作，指挥控制轰炸机绕全球飞行半圈后去执行那些严格而系统的军事任务。实际上，不按照严格指导方针和既定步骤行动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07年8月，一架B-52轰炸机意外地携带6枚装有核弹头的巡航导弹从北达科他州的迈诺特空军基地飞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 然而，当前网络环境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网络环境意味着国家安全领导人必须要比其他大多数形式的战争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制造恶意软件还是寻找网络入侵起源，这似乎并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创建一种社会环境来行使这种自由就需要消除体制和文化上的障碍，也要求那些服务于军队的军人放弃军事刚性的共有权。这就意味着对网络战士的近乎绝对信任——对其可信性、完整性和团体精神的完全信任，并充分利用硅谷程序设计员广受欢迎的专业技术。

　　削弱松散结构所带来的挑战

　　要摆脱传统军事思维定势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考虑到自然产生的制度惯性会烦扰高级领导人的思维，例如越战中的叛乱事件。为了使“解除思维枷锁”变得更加容易，在当前机构的基础上创建网络司令部是非常有意义的，但由于成本和公共政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美国国防部的范围。然而，私营部门的案例还为追求进步提供一个非常得体的媒介，例如操作环境和领导思想往往与现实的军事现状相反。

　　搜索引擎巨头谷歌公司可能很好地代表了美国网络司令部所追求的可行模式。在谷歌公司，员工的工作重点放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创新与合作上。该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提供一个远离身体条件的文化氛围和军事化的严格环境。在谷歌公司，一个程序员能否做一百个俯卧撑或到每天工作达到美观整洁的标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是一名应用型人才。谷歌公司寻求那些“能够在小型、团队集中和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健康发展，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要像对自己的生活一样充满热情”的员工。 此外，除了高科技产业的最高平均工资外，员工还可以享受到很多补偿性福利，如现场洗衣和洗衣车服务，谷歌公司园区内的免费餐点、曲棍球和按摩治疗。 考虑到谷歌公司2011年379亿美元的盈利额，这些福利支出对谷歌公司来说小菜一碟。 然而不幸的是，在美国国防部内营造这样环境的成本很高。

　　美国战略司令部和谷歌公司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之所以闻名全球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反恐（CT）方案的决策者，全面理解特种作战任务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反恐任务，特种作战部队（SOF）还执行直接行动、特种侦察、非常规战争、对外军事援助、民事行动、心理战、信息战、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援助安全部队、平叛等其他核心任务。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这些任务性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不仅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联合作战司令部，而且具备了更多的灵活性、创造性、创新性以及利用其他非常规手段解决其任务问题的能力。这些特点将吸引技术精湛的网络战士加入网络司令部。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网络分队领导人必须激发并适当培养与保留的基本素养。

　　恐怖主义全球战争（GWOT）非保密报告更加强调创新，如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队员参与和国家媒体开发中心（NMEC）合作的反恐军事行动，通过分析大量的电脑、优盘和手机数据，并从中提取重要的消息、文件以及与敌人网络相关的名字。 这些工作大都涉及分布式地区分析参与，这就增加了对卫星带宽的需要。为了协调分析家与领导人的合作关系，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充分利用商业卫星的过剩带宽，并将全球台站连接在一起，努力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布式信息共享。 零星地执行作战和反恐行动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继续维持这种创新模式。例如，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正在试验被称为“纳米卫星”的新型通信卫星，该卫星只有面包大小的尺寸，徘徊在低地球轨道（LEO）上，并直接向战场上的特种部队指挥所传输数据。

　　网络空间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同样需要相应的文化创新。计算机技术处理能力和存储能力的发展速度几乎呈指数级增长，这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自1965年起就形成了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发展指导方针。 这种能力的增长已经大幅扩展到访问技术。从2000年到2011年，全球范围内使用互联网数量同比增长528.1％。 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如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一数量分别增长了2988.4％和1205.1％。 大致在与此相同的时间周期内（1998-2008），这些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分别为221％和81％。 结合起来看，这些数据表明网络作战能力发展的速度很快，并且还将继续得到加强。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提供的中间战场也通过政策和法律妥善解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大型科技公司，如谷歌公司具有大量的股东和董事会董事，他们被赋予了为公司谋求最大效益的责任。在设计或执行产品与服务中的过失，尽管让人感到不愉快，通常只会损害一个公司的利益，但并不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利益。相比之下，美国网络司令部为美国公民提供服务，因为他们推出数字化仪器来追求国家政策的最佳利益，指挥雇佣人员的结果具有地缘政治性反响。

　　事实上，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特点，揭露了如何通过战术行动获得战略性影响，例如1993年的“黑鹰坠落”事件就是典型例子。这一悲剧事件的附带效应最终影响了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不与干预的决定。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和结果，尽管网络作战和特种作战（SO）具有非传统性和敏捷性的本质特点，期望这种受政策支配的非对称性力量运用在高风险作战行动是非常合适的。在这两个领域，政策必须解决应用能力对法律、道德、伦理和政治的影响，同时不限制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井导弹手的同样可行性。

　　透过特种作战的视角来审视网络空间，并为其内部使用适当地调整一些最佳实践，网络战场的决策者、领导者和网络战士将最终在这一新领域赢得持续成功。通过深入分析，这种观点是可行的。网络作战和特种作战在人员和训练领域的本质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似性。

　　作战实践的相似性

　　网络领域的军事行动需要对该领域内作战的环境和人员都进行深入定性评估。而且，为了说明美国网络司令部就像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双胞胎这一问题，需要探索网络活动和特种作战活动之间的相似性。没有其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会像网络空间一样可以接近特种作战行动。

　　首要相似性是网络军事行动像特种作战一样，仅仅是对自身的一种战略性决策手段，但用作追求高层目标的其他军事行动的补充手段。现代特种作战意味着在一场特定战役中累积性胜利的战略，如通过抓捕/暗杀行动系统分解基地组织及其相关活动组织（AQAM）的行动，并最终导致萨马•本•拉丹的死亡。然而，尽管我们反恐行动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同理，2010年Stuxnet恶意病毒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网络事件，虽然只是推迟了伊朗核计划进程，而并没有完全摧毁伊朗核设施。 然而，这种延迟行动为政策制定者既赢得了时间和也赢得了外交喘息的机会，来评估伊朗的真正意图并设计一种适当的反应机制来应对其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计划。

　　第二个相似性是特种作战和网络军事行动具有隐蔽性或秘密性的本质。特种作战部队作为支持常规军事行动或其它政策机构的一个力量倍增器，进行严密地培训以在敌对和冲突地区完成秘密任务。 为了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特种作战部队必须进行快速、精确和隐蔽地行动。同理，网络空间军事行动具有本质的秘密属性，实现网络攻击溯源将面临严峻挑战。例如，网络空间军事行动可能源自弗吉尼亚海滩的某个郊区家庭，但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很快穿越多个战区作战司令部（GCC）的任务区域，经过几个路由器和僵尸网络，利用网络协议“逃遁”，并留下其自身签名痕迹，表明该攻击来自于一家乌克兰医院的服务器。正是由于这种攻击具有很强的匿名性，这使得要想追踪2008年攻击格鲁吉亚政府网络的真正网络源变得非常困难。尽管媒体一致猜测俄罗斯政府参与了此次攻击活动，但除了这些无端的怀疑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这一判断的有力证据。 然而，网络作战行动与特种作战部队除了在作战倍增效应有相似特点外，还有许多共同之处。

　　除了上述讨论的定义关系外，我们还必须研究两者间的辩证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训，特种作战部队的作战信条便深深根植于作战人员头脑。著名的“特种作战部队真理”，这五条原则包括特种作战的特殊性质，并应用到具体发展和认识网络力量及其局限性中。

　　1）人员比装备更重要。

　　在特种作战世界中，如果没有技能精湛的特战队员进行具体操作，专业武器装备和通信能力就不可能发挥作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在特种作战部队队员的招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成熟做法和成功经验。这是因为很多作战行动都发生在那些具有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特点的地区和环境中。 这不仅要求作战人员必须正确地理解作战环境，也要求特种作战队员理解他们工作的政治意义及其长远影响。 网络作战行动也同样如此。美国网络司令部拥有非常先进的硬件和软件，这些硬件和软件可以具体应用对物理基础设施的进攻与防御行动中；但是，如果没有高素质的战士来具体应用这些系统将会影响到其行动的持续成功。网络战士必须能够认识到网络空间的机遇与不足，以及他们作战领域的特殊意义，就像特种作战部队必须理解直接或间接运用他们技能的政治后果。

　　2）质量胜于数量。

　　要想成为美国“绿色贝雷帽”的一员，参选人必须经过长达一年的全程培训，其中包括准备介绍，评估和选择课程，资格证明课程（被称为“Q课程”）和真实环境培训。 选拔结果就是那些具有文化意识和智力敏捷的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就可以在动荡和不确定的环境中去完成复杂任务。网络战士也同样需要这种精细的选拔与训练过程。尽管网络作战行动可能不像特种作战那样具有严格的身体要求，但这一领域的智能要求则需要高智商的战士能够在复杂情况下解决紧张问题。此外，网络战士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技术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具有不断提高他们技术熟练程度的强烈愿望，来满足快速变化的技术、程序和作战限制等方面的具体需求。

　　在力量保护方面，精心选拔网络战士要借鉴仔细选拔潜在的特种作战队员的成功做法。特种作战部队对他们的参选人员进行一整套智商和个性分析测试，包括那些作为雇员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都是为了确保不仅单个队员可以按照要求去执行他们的任务，并且确保在受到人身威胁或机密信息泄漏时，他们都不会对任务的安全性构成危险。网络空间作战需要非常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环境。利用这些专业技术和方法手段将产生强大的力量和责任。因此，操作网络战武器的队员必须绝对忠诚，无论他们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向个人或第三方组织地泄露秘密计划或网络漏洞。传统安全措施可能很容易忽视这些行为。因此，这就需要美国网络司令部在谨慎挑选网络战士应对任何优势和安全威胁时，都必须对发展网络空间作战的必需能力有一个基本原则。

　　3）特种作战部队并不能大规模组织。

　　作为上述几条真理的必然结论，特种部队战士和网络战士的发展并不能人为设置一个最低标准来实施选拔。因此，应该拥有一个少而精的潜在招募兵力池。这个数量会随着对潜在战士的挑选、评估和训练工作的进展而逐步减少。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可以帮助所有参选人都发展成技艺精湛的战士。能力标准很高，并不是所有性格类型和无论任何智商的人都合适在网络领域完成有效的作战任务。

　　这一原理也适用于网络军事行动。例如，恶意软件的发展是对软件开发和利用的偶然发现。这种风险将意味着需要对工程设计和测试投入大量的时间。此外，一旦这些漏洞被成功检测，对方可能会开发出阻止这种入侵的保护措施来防止进一步网络攻击。正因为如此，开发一个特殊系统的方法可能非常有限，这就需要网络作战行动必须对具体情况和系统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

　　4）技艺精湛的特种作战部队并不能在紧急事件发生后才组建。

　　在人员和能力方面，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特种部队队员和网络战士的持续发展，并且这种持续准备将使战士能够一接到命令就可以着手处理任何种类的特种行动或网络作战任务。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几条原则显然支持特种作战部队队员和网络战士要经过精心的选拔和训练，领导人必须使战士获得完成核心任务的专业知识。在网络领域，这些核心任务可能包括网络开发、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反间谍、侦察，以及用于进攻和防御目的的社会工程。不论任务如何，一个重要的作战因素制约了所有这一切可能：他们执行任务的能力需要时间来培养。

　　5）大多数特种作战行动需要非特种作战部队的协助。

　　核心的特种作战任务往往需要借助传统军事部门和跨部门（IA）组织的相关力量协助，如美国国务院（DOS）、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例如，一个在非洲执行直接任务的团队，可能需要协调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前方支援基地（FSB）来实施作战行动。这种协调任务通常可以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谈判渠道展开。同样这一任务可能需要从千里之外运输特种作战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到预定作战区域，需要动用空军机动性（MAF）资产，如C-17运输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官可能会从合作伙伴的空中资产那里不断收到最新情报资源。

　　非特种部队援助的原则同样是网络领域作战行动的特点，因为网络安全漏洞存在于美国基础设施、企业和政府网络内，这就意味着这些问题并不能完全由国防部人员去一一解决。例如，当前美国网络司令部的任务是保护美国国防部信息系统；然而，保护民用信息网格却必须依靠美国国土安全部（DHS）。 考虑到黑客可以利用一个单一终端、恶意软件和探测器即可访问政府和民用信息系统，因此需要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同时开展双管齐下的防御行动。同理，对恐怖主义网络的金融渠道进行有针对性的攻击可能需要请求当事国，或通过与当事国的密切配合。用于制造伤害的恶意软件开发可能需要与私营部门专家的通力合作，而其使用后的任何结果管理则需要通过非美国国防部渠道来处理。

　　Stuxnet恶意病毒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事件就说明了这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信息安全公司赛门铁克对恶意软件进行逆向工程分析企图确定其攻击起源。 这一事例也意味着将来利用私营部门的专家意见对网络攻击进行取证分析的一种潜在途径，特别是当私营部门的这种能力超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内专家能力时。从进攻角度看，Stuxnet蠕虫病毒的架构似乎也是协作性的，因为它代表着一个“从全球网络犯罪组织对当前交易、法规和最佳实践进行了弗兰肯斯泰因式的拼凑物，而不是专用的、自治的、高级研究计划或‘欺骗工程’的产物。” 这种表述集中体现了美国网络司令部在面对网络领域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时，必须与其他政府部门、跨部门组织和私营部门建立习惯性的工作关系来适当地调整作战资产。

　　反对观点

　　主张维持美国网络司令部隶属关系现状的支持者可能会说：网络空间军事行动，特别是军事化应用网络工具对敌人实施网络攻击，远远比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模式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技术创新必须更加快速，但在发展网络战和控制网络使用政策的这一阶段，自由度和自主性受限制的文化显然非常不适宜。美国战略司令部拥有正确的思想氛围和来自多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对规划和应用这种高价值作战工具曾有历史性的管理经历，几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所以有打破力量平衡的能力。事实上，美国网络司令部拥有这种能力和潜力。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保持网络司令部在战略司令部的文化和行政序列下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在应对这些争论时，最初主张将美国网络司令部置于美国战略司令部之下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从表面上看，促进了网络司令部的成立，并在积极地调整后达到全面作战能力。然而，由于政策制定者和军方领导人认识到网络领域的作战性质远远超出了仅仅捍卫美国国防部计算机网络的范畴，它要求美国网络司令部“发展”其制度文化、领导能力和条令来适应其作战环境的相关要求。 当今世界为美国网络司令部提供了案例和渠道，这些案例和渠道为作战思想提供了正确方向；然而，私营企业内技术部门有大量案例。但是，在美国国防部内，特种作战的特点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不断招募和培养人才，为美国网络司令部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模式。

　　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茱丽叶问道，“名字的含义是什么？”，将网络作战行动与特种作战规为同类有许多倾向性的原因。《联合出版物3-05》回答了这一问题，将特种作战定义为“当没有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应用需要时，通过对特种作战部队能力的应用来不仅实现军事目标，而且支持国家权力的外交、情报和经济手段的应用”。 网络作战的本质也暗含了这一点。举例来说，由于伊朗核设施分散很广、防护很好并且深埋于地下，很难找到可以信服的理由去轰炸伊朗核计划基础设施。然而，Stuxnet病毒却破坏了伊朗的核计划，没有动用一架飞机、一艘舰艇，也没有派遣一兵一卒进入伊朗境内作战。网络作战具有轻松到达对手的潜在优势，这点远远超越了传统军事力量应用的作战范畴。然而需要关注的是，网络作战行动的应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并且这种环境被可能的网络附带性破坏效应所环绕，以及利用网络力量来实现国家目标所产生的非对称能力。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网络作战行动与全球打击或ISR任务并不属于同类，但属于特种军事行动，为此我们一定要改变特种作战行动过去10多年的战争实践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特种军事行动不止涉及一支突击队降落在阿富汗外的联合区域，完成一项直接的军事行动任务。事实上，这种行动客观上仅代表几个小时的联合、跨机构的取证分析和目标发展，这些因素都在特种作战部队成功的搜捕行动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种精神，我们可以审视网络空间的作战性：习惯性的联合、跨机构的合作，这些成功只有通过对某一问题的全方位审视，并寻找许多途径才能解决。此外，与特种作战一样，网络作战行动必须由那些拥有战术自由度使用网络技术的专业人员去执行，并与自我实现条令相符合。

　　建议

　　考虑到特种作战和网络环境的相似性，让网络司令部进行两种形式的改革似乎更加具有实际意义。第一方案可能是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下进行外部重组。第二种方案可能是开放美国网络司令部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人员交流和联络途径。

　　调整美国网络司令部成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下属次级司令部，这种调整就类似于当初组建美国空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一样。在空军成立之初，一个巨大的文化变化就是促进了制空权理论的自由发展，从此不受那些利益仍然集中在陆地或海洋领域的母体组织的严重限制。将美国网络司令部编制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之下，使其置于上级母体组织支持下，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氛围已经受到他们作战的特殊环境和情况的严重影响——这非常类似于网络战士、网络作战领导人和决策者逐步认识的具体环境。因此网络条令将继续不仅通过国家政策塑造，而且也通过共享作战环境来审视，不断把所有具有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特点植入网络战士的头脑。

　　此外，所属关系的重新调整将有助于美国网络司令部“置于主要长期武器系统的常规[采购]系统之外”，由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具体负责。 将美国网络司令部置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之下将确保非常规领域按照非常规方式雇佣网络技术人员。迅速发展的技术创新精神，继承特种作战部队的优良传统并融合技术专家意见去精心挑选网络战士，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种方案的调整面较小，这可能是使美国网络司令部大规模调整置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之下的一种渐进方式。美国网络司令部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机构之间的人员交流将非常有效地使两个部门对彼此作战活动的理解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相互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特种作战可能需要通过网络途径来协助解决一些特殊问题。同样，网络司令部内网络战士将会从一名经验丰富的特种部队队员的规划和作战人员观点中受到启示，哪怕是其傲慢的领导特色等等。此外，这种交流不是永久性地改变职位（PCS），而可能是临时性的职位变动，例如美国网络司令部的人员被部署到战区特种作战司令部（TSOC）去协助特种作战任务的任务规划活动。

　　极为重要的是，暂时离开自身部门必须以不损害个人的成长进步为前提，而应该作为促进成长进步的手段。这一点可以通过对特种作战和网络作战行动的全机构互惠互利和作战行动相似性的理解轻松实现。这种认识的进步通过那些囊括特种作战部队和网络部队的双边和多边培训活动、训练以及现实世界的军事行动来具体促进。为了消除这种隐患，这两个司令部将吸引最优秀的人员进行彼此交流。

　　结论

　　黎明的曙光照亮了这种新战争样式。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网络的重要性作为一种政策手段，适当地为网络领域作战打下基础。对于未来网络作战的性质，以及它对战争每个细节的可能改变，网络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活动军事化都需要进行仔细审视。正如空军在成立之初所遭遇海军和陆军在制度方面的挑战，在计算机网络上抵御敌对行动的能力将使美国网络司令部从现有的其他军种及其机构中最终脱离出来。整个国防部和政策制定者在制度方面的思维方式往往很难改变，即使是面对这种类似于开启军事航空新篇章的军事变革都不例外。在这种模糊的隶属关系时期，指导路线是非常重要的，这将有助于指导网络战倡导者朝着一个“什么权力看来更像”的方向发展。这种指导路线存在于诸如科罗纳多州布拉格堡的赫尔伯特战场，更为重要的是，特种作战部队的大无畏精神依然存在和弥漫在那里。 知远/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