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周边地区形势紧迫 美军称应加强双方对话

　　执行摘要

　　本文研究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要了解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的关系，就必须回顾有关该问题的历史背景。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以1967年的“六日战争”（Six Day War，即第三次中东战争）开篇，引出了以色列海军在21世纪的发展。该部分通篇探讨了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在1967年的战争期间以色列击沉美国海军军舰“自由”号所造成的影响；标志着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关系开始更加紧密，以及美国与以色列间联系全面加强的1973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 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美国在以色列海军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化计划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评论了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关系的现状，并认为安全环境的发展可能对两国海军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包括美国和以色列都与伊朗关系紧张；以色列与土耳其的持续摩擦；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与以色列间关系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以及以色列与印度间不断发展的合作。

　　以色列在本地区越来越孤立，它与土耳其间关系的破裂，“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带来的诸多变化都表明地中海中部的环境对于以色列海军来说变得更具挑战性。考虑到埃及局势的发展，以色列海军不再对自由进出红海有把握。对于以色列海军来说，该国与印度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亮点”，因为它可能悄然利用印度的后勤支援，特别是在其与伊朗间的紧张局势日趋紧张的时期。

　　鉴于这些新兴的挑战，以色列可能会向美国求助，以获得额外的安全援助。战役层面上，在涉及到埃及海军或者土耳其海军的地中海中部危机中，以色列可能会请求美国海军进行干预，特别是如果以色列与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或者黎巴嫩真主党同时交战之时。

　　美国海军的一项关键作用将应是鼓励以色列保持谨慎与克制。以色列在该地区的许多邻国，将其看作是美国的代理人，因此，以色列人的进攻性行动，如针对伊朗发动独立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对美国带来危险的后果。美国海军说服以色列海军保持克制，很可能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为了两国海军及其各自保卫的国家利益，美国海军至少必须要尝试影响以色列海军。

　　介绍

　　在过去的六十年间，以色列海军（Israeli Navy, IN）已经从一支几百人组成的小规模力量发展成为一支包括水面舰队与潜艇舰队的高技术力量。以色列海军成立于该国独立之初，自1948年成军以来，已经历了数次转型。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爆发以来，这些转型通常是在美国的巨大援助下，特别是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实施的。值得注意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除了美国海军以外，以色列海军也具有最佳的实战经验。

　　按照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的要求，本研究探讨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合作状况。本研究试图根据中东地区目前的事态发展，找出近期和中期的潜在摩擦领域。因此，本研究聚焦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间长期的紧张局势，以色列与土耳其间的持续摩擦，以及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与以色列间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最后，本文探讨了以色列与印度间不断发展的合作，将对中东地区的海上力量平衡产生的影响。

　　美以两国海军关系的战略与战役背景

　　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关系的出发点：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自由”号事件

　　讨论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关系的最佳出发点在两国海军关系处于最低点的时候。1967年6月，“六日战争”爆发。当时，埃及海军是以色列最强大的海上对手。埃及海军的军舰数量是以色列海军军舰数量的4倍以上，它还具有可以从其盟友前苏联获得支援的优势，此时，前苏联在该地区部署了大约70艘军舰。

　　与以色列空军（Israeli air force, IAF）和以色列地面部队（Israeli land forces, ILF）对比起来，以色列空军在1967年战争期间表现不是特别好。小规模的以色列海军运用突击队袭击了叙利亚和埃及港口。事实上，以色列的6名蛙人在埃及亚历山德里亚市（Alexandria）被捕。以色列海军的通信能力具有局限性，其中包括其在与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第6舰队（U.S. Sixth Fleet）的部队保持通信方面，存在诸多严重问题。

　　从美以两国海军间关系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海军通信中最严重的故障是击沉了美国海军舰船“自由”号（AGTR-5），这是一艘在地中海东部执行情报任务的技术调查船。1967年6月8日上午，也就是在“六日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上午，美国海军舰船“自由”号距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海岸大约13海里，行驶在埃及已宣布限制中立船只运行地区中的埃尔阿里什（el-Arish）和塞得港（Port Said）港口之间。华盛顿政府承认，当时“自由”号间谍船正在行驶在危险区域，美军联合参谋部（Joint Staff ）命令其撤到距海岸100海里以外。但是，因为美国通信方面积压了工作，这条消息来到得太迟了，从而无法阻止这场事故发生。

　　1967年6月8日上午5时55分，以色列海军的侦察机发现了“自由”号间谍船。以色列海军总部接到报告，发现一艘有中立标志的船舶。在11时的换班期间，“自由”号间谍船中立的标记被拆除；以色列人声称，他们假定“自由”号间谍船已经驶离。在11时24分，在埃尔阿里什发生了爆炸，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侦察机，他们假设这是由埃及瞄向其海岸线的炮弹引起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曾得到埃及有可能从加沙地带附近实施两栖登陆的警告，于是，他重复下达之前已下达过的命令，即击沉作战地带的任何身份不明船只。据报道，因担心攻击到在该地区的前苏联船只，拉宾也建议要谨慎行事。

　　当以色列空军没有飞机可以利用，以色列海军被要求介入，但是直到以色列国防军（Israeli Defense Force, IDF）总参谋部（General Staff）敦促其采取行动，它才在30分钟后作出反应。以色列海军派出了3艘鱼雷艇，命令它们击沉以30节以上速度行驶的任何船只，当时假定这样的船只都属于埃及海军舰队。以色列海军发现“自由”号间谍船，估计其正以30节的速度驶向埃及。以色列海军并没有认出它是一艘美国舰船，并呼唤以色列空军实施攻击。以色列空军的“幻影”（Mirage）战斗机在被携带凝固汽油弹的“神秘”（Mystere）战斗机替换前，对“自由”号实施了三次扫射。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部最初暂停“神秘”战斗机发起攻击，因为“自由”号并没有还击，故有必要确认这艘身份不明的船只是不是以色列的。最后，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部还是下达了将其击沉的命令。仅当飞行员发现这艘船只标记是用拉丁文，而不是阿拉伯文，凝固汽油弹攻击才停止。

　　此时，“自由”号间谍船已被严重破坏，有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但是以色列海军发射5攻鱼雷以回应其一座机枪开火。其中一枚鱼雷击中了船只，另外25名水手被打死。这些鱼雷艇然后包围了“自由”号，向其船身射击，将其击沉。在鱼雷艇中队的指挥官确定了“自由”号间谍船的标记后，攻击仍然在继续；他无法通过扩音器联系到船员，因而射击又持续了半小时。当这次事件结束后，“自由”号间谍船共有34名水手死亡和171水手受伤。

　　“自由”号事件的后果：对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关系的影响和教训

　　直到今天，人们对以色列海军攻击“自由”号间谍船仍然存在争议。1968年5月，以色列共计向这次攻击中丧生的34名水手的家庭支付赔偿324万美元。次年3月，以色列再向这次攻击中受伤的人员补偿357万美元。1980年12月，美国最终接受以色列对“自由”号间谍船损毁的600万美元赔偿，而不是美国要求的764.4万美元。

　　以色列和美国都对此次事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时任美国海军少将的艾萨克·基德（Isaac Kidd）主持的海军法院调查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备忘录得出结论，这次袭击是一起身份判断错误引发的事件。另一方面，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和顾问，尤其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在1968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对以色列的解释不满意。克利福德主持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以色列人犯有重大过失。

　　1987年12月，美国与以色列通过换文正式了结此事。然而，一些有关约翰逊政府和以色列掩盖了以色列蓄意攻击美国船只事实的指责持续浮出水面。这些指责描述的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动机往往不同。不管动机如何，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在过去10年间解密的磁带似乎证明以色列的说法是正确的，尽管船员们暗指以色列人蓄意发动了攻击。直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解密所有相关磁带，这场争论才可能结束。

　　可能是因为美国海军法庭调查澄清了以色列海军罪责，“自由”号间谍船事件并没有阻碍以色列海军与美国海军间的正式关系，但是事实上，直到近十年后，两军的关系才变得更加紧密。这次攻击事件突显了为协调在常年动荡地区的活动，保持以色列海军与美国海军间的通讯畅通至关重要。当然，随着美以两国海军在地中海东部协调其行动，过去40年间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然而，随着以色列海军扩展行动区域，在其先前没部署过的地区或者充其量是间歇性部署过的地区，有可能再次出现通讯不畅的情况。

　　“埃拉特”号驱逐舰沉没与以色列海军重振

　　“六日战争”结束后仅几个月，埃及两艘位于塞得港（Port Said）港口的“科马尔”级（Komar）导弹艇在1967年10月20日，向以色列海军“埃拉特”号驱逐舰发射了4枚SS-N-2“冥河”（Styx）导弹，当时这艘驱逐舰正在埃及海岸外14.5海里处例行巡逻。这4枚导弹中的3枚击中了“埃拉特”号驱逐舰，致使该舰沉没，47名水手死亡，41名水手受伤。

　　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欢呼“埃拉特”号驱逐舰被击沉，10月20日成为埃及的“海军日”。对以色列人来说，“埃拉特”号驱逐舰沉没是其海军从未经历过的最严重灾难。然而，甚至在“埃拉特”号驱逐舰沉没之前，以色列人还认为，他们可以依赖行驶在地中海东部狭窄水域航速相对较慢的驱逐舰。

　　以色列海军1962年作出将水面力量转型为携带舰对舰导弹的小型快艇部队的决定，随后获得当时的副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批准，“埃拉特”号驱逐舰沉没事件证明了这一决定的正确性。这种构想仿效了前苏联发展导弹快艇的做法，但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影响到整个以色列海军水面力量。

　　1965年，以色列启动新的导弹快艇计划，该国开始改进德国“美洲豹”（Jaguar）级导弹快艇设计并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资助。以色列人通过在标准排水量为210吨的快艇上安装舰对舰导弹和电子战设备，使其作战性能优于原先设计，并称这种导弹快艇为“萨尔”（Sa'ar）级。以色列人并没有实际建造这些快艇，出于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它们在法国瑟堡市（Cherbourg）建造。初始导弹快艇项目需要组建一个中队的12艘快艇。在“埃拉特”号驱逐舰被击沉后两个月，首艘“萨尔”级导弹快艇（各种升级和船体改进型被命名“萨尔2”、“萨尔3”、“萨尔4”和“萨尔4.5”，一种更大的护卫舰项目后来被命名为“萨尔5”）交付以色列海军。1968年，以色列海军又接收了另外5艘“萨尔”级导弹快艇。次年，余下的导弹快艇必须全部偷偷驶出瑟堡港，当时戴高乐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后把它们纳入其施加于以色列的武器禁运范围内。

　　“埃拉特”号驱逐舰事件对以色列海军发展的另一项重大影响是：它促使以色列人加速发展应对前苏联产舰对舰导弹的电子反制装备。他们认识到，“如果电子支援措施（electronic support measure, ESM）无法获得敌方雷达的波长和脉冲频率，那么类似的发射能以强大的电磁能量淹没敌方雷达的发射信号，或者转换成对电子幽灵的追逐。”1970年5月，埃及的“冥河”导弹击沉了一艘小渔船，以色列海军的赋予新巡逻快艇电子战（electronic warfare, EW）能力的计划进一步得到验证。“埃及人展示了，‘冥河’导弹可能不仅会飞向排水量2.5万吨级的驱逐舰，而且也可能飞向排水量仅75吨的小木船。”显然，以色列海军想购买的这种小型导弹快艇容易受到埃及导弹的攻击，就像“埃拉特”号驱逐舰曾经遭受的那样。

　　以色列人不得不自己发展电子支援设备，它没有办法从其他国家购得这样的系统。以色列人也不能得到干扰雷达用的箔条弹和其他电子对抗（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 ECM）设备。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都没有以色列寻求的电子设备，尽管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发展反“冥河”导弹的能力，但是其不与盟国和友好国家分享这种系统。以色列海军没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它求助于一家意大利公司生产符合其要求的电子对抗系统。

　　在夺取西奈半岛的“六日战争”后，以色列的海岸线扩大了四倍，以色列海军获得了更多的军费。以色列海军需要更多的舰艇，因为红海海况复杂，这些舰艇的排水量必须比“萨尔3”级导弹快艇的排水量要大。1968年，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批准采购6艘“雷谢夫”级（Reshef）导弹快艇，这种导弹快艇也称为“萨尔4”级。“萨尔4”级导弹快艇排水量415吨，是“萨尔3”级导弹快艇排水量的近两倍。以19节的速度航行时，“萨尔4”级导弹快艇的航程为4800海里，达到“萨尔3”级导弹快艇航程的3倍以上；以30节的速度航行时，“萨尔4”级导弹快艇的航程为2200海里，达到“萨尔3”级导弹快艇航程的4倍以上。海法（Haifa）造船厂建造了这些导弹快艇，它们配备了比“萨尔3”级导弹快艇更强的火力，还搭载了以色列开发的电子对抗系统。“萨尔4”级导弹快艇最终具备了海上加油能力，这与“萨尔3”级导弹快艇不同。

　　以色列海军在整备其水面舰队的同时，也开始整顿小型潜艇部队。1968年1月，一艘满编的T级潜艇——“达喀尔”号潜艇，在苏格兰经过海试后而过境以色列途中失踪（这艘潜艇的剩余部分直到1999年才被发现）。这导致以色列海军选择采购模更小的、几乎不能探测到的“盖尔”（Gal）级潜艇。这些潜艇设计以德国206型潜艇为基础，也在英国建国；然而，该级潜艇的首艇直到1976年才加入以色列海军服役，当时“赎罪日战争”已经结束很久。

　　最终，以色列人也着手加强其海军突击队——他们的特种部队。以色列海军突击队，称为S-13或者第13中队（Flotilla 13），发展新战斗技能和练习，并改进现有武器。他们也开始运用空军的电子引导系统并在训练和作战方面与陆军突击队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在1969至1972年的埃以“消耗战争”（War of Attrition）中，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实施了许多特种作战行动，包括侦察巡逻、对陆地和海上目标的破坏行动，以及对埃及哨所日益频繁实施更大规模突袭。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对阿达比亚（Adibiya）海岸堡垒的突袭，对绿岛（Green Island）堡垒的突袭和击沉埃及的两艘鱼雷艇。在“消耗战争”期间，以色列海军第13中队的作战样式增多、重要性增加，而且其攻击的效果和获得的权力也都在增强。

　　尽管以色列政府批准了海军的“萨尔4”级导弹快艇和其他计划，但是拒绝了其将一支登陆艇部队驻扎在沙姆沙伊赫（Sharm-el-Sheikh）的请求。这一决定阻止了以色列派出一支重要的两栖攻击力量，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证明了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沉痛的。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结合提升海军突击队等级，批准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计划——采购一种用于执行打击巴勒斯坦恐怖活动的特殊类型巡逻快艇。随着巴勒斯坦人发动的海上攻击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高潮，这种 “达布尔”（Dabur）级海岸巡逻艇变得越来越重要。

　　正是在这段时间，以色列海军关于其舰队前景的决定成为其与美国同行讨论的主题。在“埃拉特”号驱逐舰被击沉后，像以色列海军一样，但规模大得多的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电子支援措施和电子监视措施计划注入大量资金。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美国海军军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空军部长的詹姆斯·罗奇（James Roche），开始参与对以色列海军的训练与战术评估——特别是对新型导弹快艇部队的评估。

　　据哈伊姆·赫尔佐克（Chaim Herzog）少将说，以色列海军在“消耗战争”期间的发展反映了下列事实：

　　以色列海军在“六日战争”中有正确的想法，但没有能力支持其实现……，以色列海军过去一直有点像以色列国防军的“灰姑娘”，这是一种基本假设所产生的结果，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所有战争必定是短暂的，仅通过伴随空中优势的地面作战就能达成决心。没有人曾经认为，以色列将不得不考虑长期的海上战争，其中包括一支大型商业船队护航。

　　另一方面，埃及人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将其海军建设一支全面发展的海上力量，使其克服了对西方国家部署在地中海上海军的畏惧。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认为，西方国家海军做出过“保证以色列海上防务”的承诺。当然，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海军，包括美国在内，曾作出过这样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海军和埃及海军这两支邻国海军间对威胁感知方式的差异，致使它们在作战需求、战术与力量组合方面都有所不同。以色列人认识到，其模仿埃及人没有多大意义：他们知道埃及人因有前苏联的支持，而得到更好的装备。以色列人似乎也已经认识到，埃及舰队正在对不同的幕后操纵者作出回应。此外，因为当时以色列海军正在进行自我重塑，“在许多方面，它是以色列国防军中唯一一个没有受到先前战争影响的军种”，它只是将1967年的教训看成是对未来提出了警示。这种前瞻性做法一直是以色列海军的一项特征，并且在近几年已经影响了其发展。

　　美国与以色列间关系的地缘政治逻辑

　　冷战时代

　　要了解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海上情况，有必要回头看看1970年9月约旦与巴勒斯坦之间爆发的危机。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托马斯·穆勒（Thomas Moorer）海军上将认为，在中东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将无法使用希腊或者土耳其的基地。在三年后的“赎罪日战争”期间，事实证明，这一预测相当准确。结果，美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空军设施）形势“相当严峻”。前苏联使美国处于“我们迫使前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时处于的相同情况”。后来，穆勒断言，“以目前战备状态，美国军队在中东地区几乎没有持久力，鉴于这一事实以及从东南亚战场（即越南战争）增援的难度与破坏性影响，美国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能希望只以美国海军部队满足地中海中部地区的作战需求。然而，正如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后来回忆说，“美国部队在数量上可能已经足够应对那种情况，但是它们还不够强大。”事实上，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呈交给尼克松总统的简报指出，如果美国海军和前苏联海军在地中海爆发冲突，美军部队将“处于明显劣势。”

　　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并非危言耸听。前苏联称作“埃斯卡德拉”的第5分舰队（Fifth Squadron）成立于1967年，成立目的是为“应对1967年6月‘六日战争’后美国和北约在该地区的海上活动高潮。”第5分舰队下辖6支特遣部队，它们部署在3个地区——地中海西部、地中海中部以及地中海东部。地中海东部地区最重要，因为前苏联人从此处进入埃及塞得港（Port Said）。1969年，利比亚发生政变，穆阿迈尔·卡扎菲（Moamar Gadhafi）成为该国的强人。在这场政变期间，前苏联人能够展示其这支新部署海军部队的能力。前苏联人进行了由70艘军舰构成的加强特混部队参与的海上演习，其中包括27艘水面舰艇。

　　在1973年10月的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接到命令，在战争开始时“对交战双方采取不偏不倚的低调态度”。这种姿势不仅仅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的问题。美国海军第6舰队是“美国在地中海盆地军事存在的标志符号和实质内容”，它在地中海东部不再占据曾经那种程度的主导地位。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后来回忆说，“在地中海东部，美国军事实力相对前苏联的军事实力迅速处于劣势。”此外，“地中海盆地往往反映出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关系状况，这两个超级大国似乎已经选定了地中海作为‘竞技场’。”事实上，当时的谋长联席会议非常关注这种平衡，希望美国援助以色列，前提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做出让步。这种逻辑是，如果前苏联实力不断增强，那么其阿拉伯附庸国——埃及和叙利亚的实力也会不断增强，及早达成协议既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当埃及人越过苏伊士运河发动战争时，正如穆勒在三年前曾预言的那样，美国不仅无法使用亚速尔群岛（Azores）拉日斯基地外的盟国基地，而且土耳其实际上给予了阿拉伯人领空飞越权。

　　1973年10月4日，这场战争爆发前夕，俄罗斯海军第5分舰队包括52艘军舰，其中有11艘潜艇（至少有2艘配备核战斗部巡航导弹），8艘导弹巡洋舰与驱逐舰。在埃及和叙利亚都实施撤离行动后，俄罗斯海军第5分舰队仍然保持在地中海东部，10月5日前苏联向该地区又加强6艘军舰，其中包括1艘导弹驱逐舰和4艘潜艇。10月6日，埃及人开始横跨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叙利亚人在戈兰高地发动进攻，此时，俄罗斯海军第5分舰队军舰数量超出美国海军第6舰队军舰数量10艘（58艘对48艘）。

　　1973年10月9日，前苏联开始通过空中和海上对叙利亚和埃及实施补给，同时，21艘前苏联海军水面舰艇处于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舰艇附近，以帮助保护运输和展示其能够“击败”美国水面战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前苏联战舰配备了舰对舰巡航导弹，而美国的水面战舰尚未具备这种能力。前苏联还组建了一支由10艘驱逐舰组成的特种护航部队。前苏联的这些军事行动示意，任何干涉其补给工作的企图都将遇到武力。

　　1973年10月10日，前苏联海军第5分舰队的规模得到扩大，波罗的海舰队（Baltic Sea Fleet）的1艘火炮巡洋舰和2艘舰对空导弹驱逐舰补充进来。4天后，前苏联海军第5分舰队的任务扩展到可以对以色列干预空运和海运的军舰开火。10月11日，以色列人击沉了1艘前苏联商船，之后，几位前苏联高层领导人——但不包括总书记勃列日涅夫（Brezhnev）和总理柯西金（Kosygin）——希望对此实施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没有公开采取进一步行动，而是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新闻声明和一封致尼克松总统的抗议信。

　　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对击沉前苏联商船表示遗憾，就像其对在“六日战争”中击沉“自由”号间谍船表示遗憾一样；以色列的道歉没被前苏联接受。虽然前苏联选择了控制公众反应，但是勃列日涅夫却命令总参谋长（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维克托·库利科夫（Viktor Kulikov）大将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以色列再次袭击前苏联目标。显然，为响应这一命令，前苏联一些军事单位，特别是空降兵部队，提高了战备等级，而前苏联操控的地对空导弹部队部署到叙利亚。

　　1973年10月13日，美国开始对以色列实施补给，美国海军第6舰队奉命以导航、监视、防空以及搜索和救援能力支持空运补给。结果，过去一直行驶在克里特岛（Crete）南部的航母战斗群变得更加容易遭受前苏联反舰导弹攻击，因为其派出了许多护航舰艇支援空中补给任务。第二天，前苏联海军第5分舰队的军舰数量已经增加到69艘，而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号航空母舰最初打算部署到地中海东部，后来奉命航行在直布罗陀以西来支援空中补给。前苏联人此时确定支援登陆部队，尽管他们没有后勤支援的保障。前苏联海军部队也向以色列飞机开火。

　　在这场被称为“冷战时代最严重海上危机”中，就在“赎罪日战争”即将结束之时，美国海军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大规模空运补给使以色列反得以扭转相对于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败局。以色列人不仅将叙利亚人赶出戈兰高地，而且还威胁到大马士革（Damascus）。此外，以色列人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包围了埃及第3集团军（Egyptian Third Army），并攻到了苏伊士城（Suez City）。10月25日早上，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以单方面干预相威胁：如果美国不加入前苏联巡逻停火线——如埃及曾经请求的那样——它将自行采取措施，派出部队加入战局，进驻停火线。当这条消息发出时，前苏联海军第5分舰队舰艇总数达到88艘，其中47艘是战舰。这支部队开始时可以一次齐射击40枚或者更多的舰对舰导弹。前苏联还向塞德港派出了8艘军舰组成的特混大队，包括1艘坦克登陆舰和2艘中型登陆舰。最后，前苏联5万名作战部队和10万名支援部队处于警戒状态，同时米格-25战斗机执行针对以色列人的空中侦察和作战任务。美国通过其全球范围的战略部队处于三级戒备状态（Defense Condition Three, DEFCON 3）作为回应。根据这种情况，前苏联放弃了利用自己的地面部队进行干预的计划。

　　前苏联仍然继续加强海军第5分舰队，显然是在回应“美国军舰集结，然后第6舰队向东移动。”美国海军部队——总计60艘军舰，其中包括3艘航空母舰，2艘两栖攻击舰——仍然日益容易受到前苏联攻击：每个航母战斗群面临受到13枚舰对舰导弹攻击的可能。穆勒曾推测，美国部队确实已经成为“即时攻击”的目标。

　　1973年10月30日，随着美国海军部队开始向西移动，这场危机开始消散。翌日，前苏联第5分舰队军舰数量达到了最高水平的96艘，第一次齐射共计可以发射88枚舰对舰导弹。11月3日，前苏联海军第5分舰队开始散去。虽然一场大会战已经避免，但是美国不应该忘记此次危机的教训。正如穆勒海军上将形象地说的那样，如果这两支舰队发生交火并且前苏联人先开火，“我们会在地中海东部失去我们的屁股。”

　　赎罪日战争中的以色列海军：获得实战技能和效能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爆发之时，以色列海军6艘“萨尔4”级导弹快艇中的2艘已经正式服役。虽然它们计划部署到红海，但是当埃及和叙利亚于10月6日发动攻击时，这两艘导弹快艇处于地中海。回想到以色列海军在1967年战争期间的平凡表现，以色列领导层决定在新一轮敌对行动中以先发制人的进攻姿态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舰队。

　　以色列海军曾经参加了两场主要的海战——一场与叙利亚人，紧接着的另一场与埃及人——在1973年10月6日到9日之间。这场针对叙利亚海军的军事行动标志着海上电子战装备首次广泛使用。10月6日至7日夜间，也就是“赎罪日战争”爆发后的首个夜晚，以色列海军着手摧毁叙利亚海军的能力。以色列海军追逐叙利亚海军由5艘舰艇组成的海上中队，其中有3艘“科马尔”级（Komar-class）和“奥萨”级（Osa-class）导弹快艇，它们可以发射SS-N-23“冥河”导弹，这种型号的导弹已经击沉过“埃拉特”号驱逐舰。以色列人认识到其“加百利”（Gabriel）舰对舰导弹射程只有20千米，仅为“冥河”导弹射程的一半，其5艘“萨尔3”级导弹快艇全速驶向叙利亚拉塔基亚（Latakia）海军基地。在击沉1艘鱼雷艇和扫雷艇后，以色列人靠近叙利亚的3艘导弹快艇，使用箔条弹和干扰机欺骗射向他们的“冥河”舰对舰导弹。“萨尔3”级导弹快艇全速航行，随后叙利亚的导弹快艇进入“加百利”舰对舰导弹射程后，“萨尔3”级导弹快艇击沉了“奥萨”级导弹快艇和两艘“科尔马”级导弹快艇中的1艘。另1艘“科马尔”级导弹快艇在浅水区搁浅，随后被以色列海军的76毫米舰炮击沉。接下来，这些“萨尔3”级导弹快艇毫发无损地返回。此次“萨尔3”级导弹快艇攻击，迫使叙利亚舰队的其余舰艇在这场战争的以后时间没有驶离港口。

　　两天之后，以色列海军由6艘导弹快艇部队组成的一支部队，炮击达米埃塔（Damiette）附近的军事设施和海防工事。1973年10月9日午夜，埃及海军4艘导弹快艇与以色列海军部队交火。以色列人再次发现其“萨尔”级导弹快艇上的“加百列”舰对舰导弹的射程比“冥河”舰对舰导弹的射程要近，因此，他们采用了事实证明已经成功攻击叙利亚人的同样战术。看到以色列人的导弹快艇全速驶来，埃及人的导弹快艇掉转方向，驶向海岸。然而，一旦埃及的导弹快艇进入以色列人的导弹射程，就被击沉了其中的3艘。埃及的4艘导弹快艇中仅有1艘能够驶出以色列人导弹的射程。

　　通过赢得了与叙利亚和埃及炮艇的战斗，以色列人获得对地中海东部的掌控权。以色列海军骚扰叙利亚和埃及的沿海和海军部队，结果两国的舰队都被限制在港口内。因此，埃及人无法完成对以色列的海上通道的封锁，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的海上通道全程开通。事实上，无论是埃及人还是叙利亚人都被迫从地中海沿岸港口的避风港发射导弹，同时依托海岸炮兵和装甲兵部队提供防护。

　　从沙姆沙伊赫和西奈半岛海岸出发，以色列人成功地封锁了苏伊士湾（Gulf of Suez），使埃及在该地区的所有军事活动丧失作用。埃及人曾计划运用小型快艇输送部队横跨苏伊士湾，以支援其在西奈半岛上推进的部队。但在1973年10月6日夜间，以色列人袭击了埃及停泊在马尔萨·塔拉马特湾（Bay of Mersa Talamat）的舰艇，从而打乱了其计划好的军事行动。两晚后，以色列海军在拉斯·阿尔萨达特（Ras al-Sadat）击沉了埃及另一艘巡逻快艇，尽管这艘快艇得到了岸基130毫米火炮的火力支援。5天后，以色列海军巡逻快艇在拉斯·加里卜（Ras Ghareb）击沉了埃及的19艘武装渔船。届时，除了成功清除了埃及在犹八海峡（Strait of Jubal）布设的水雷（阻止石油从阿布·鲁代斯运到埃拉特）外，以色列海军还已经完全控制了苏伊士湾。

　　埃及人能够封锁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从而使以色列人不能进入红海，阻止了自东非和亚洲到以色列的运输。以色列人能够成功攻击位于苏伊士湾到红海入口处的赫尔格达·安克雷奇（Hurgada Anchorage），其突击部队击沉了一艘导弹快艇，更重要的是，使埃及防守部队撤离了这片抛锚地点。以色列人封锁苏伊士湾“对埃及经济的影响程度要比普遍认识到的严重得多”，当时埃及无法运输其石油产量的80％，因为这些石油通常通过苏伊士湾运输外界。

　　埃及人封锁红海对以色列在整个战争期间发动军事行动的能力影响甚微，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进出地中海更为重要。在这场战争开始时，埃及人已经在克里特岛以东部署了一支潜艇部队，但“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它都在大海中游荡，没有造成任何破坏”，除了击沉了两艘希腊货轮。因为埃及人无法封锁以色列港口，以国防军的海运物资可以持续不断地运来，商船可以自由驶向所有目的地。

　　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1973年至1986年

　　自1949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接受美国的财政援助；自1959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在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贷款。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不久，尼克松（Nixon）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都一直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一个重要军事盟友，它面对着前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政权。”

　　但是“赎罪日战争”引发了美国与以色列间军事关系发生最根本的转变，这是通过军事销售过程实现的。“赎罪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与以色列间的关系越来越被通过以美苏在中东地区进行冷战竞争的视角来观察。1973年7月初，尼克松政府提出向以色列提供称作“安全支持援助”的要求，经济援助缓解了以色列高水平国防开支所造成的预算压力。1973年战争期间，尼克松政府要求进一步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安全援助，“以防止因埃及和叙利亚从前苏联获得大量补给而再度出现实质性的失衡。”因此，以色列在1974年也开始接受军事拨款；这一年，美国以军事拨款的形式提供了15亿美元，军事贷款最高限额也从1973年的3.075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9.827亿美元，增加了两倍以上。

　　此外，美国国会普遍认同为政府增加要求的资金。在1972年和1973年增加了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74年增加了6150万的经济援助。美国国会还批准国防部1.33亿美元用于缓解以色列在1973年战争期间的补给债务，并放宽了以色列的贷款条件。

　　美国资金的大量涌入，无论是以军事拨款、经济援助、减免债务，还是放宽信贷条件（缓解了以色列债务负担）等形式，都使以色列能够为资助其国内国防工业基础得到加强而调整预算。以色列也能够完成来自美国之外的重大采购项目。严格说来，美国援助资金必须用于支付美国的武器系统。但资金是“可替代的”。支付美国武器系统的拨款规定，不限制以色列在国内用谢克尔采购国产武器装备，如果没有安全援助款项，以色列可能也会拨款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清楚地知道这种事实。

　　随着法国总统戴高乐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以色列开始着手国产主要武器系统的建设。这些武器系统中最有名的是“幼狮”（Kfir）轻型战斗机和“梅卡瓦”（Merkava）主战坦克。但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具有灵活性，以色列人在1976至1977年，也用国防预算支持正在进行“萨尔4”级导弹快艇计划以及3艘英国建造的“盖尔”级潜艇完工。以色列人还升级了电子战能力和“百加列”导弹——将其射程从20千米增加到36千米。最终，以色列人通过使用1124型“西风”（Westwind）商务喷气机的改装机型，在1977年建立了一支海军航空侦察部队。

　　除了以色列的国防预算和国防工业从美国的资金大量涌入获益外，以色列海军也成为美国支持的直接受益者。尤其是在1978年初，美国开始向以色列出售“鱼叉”（Harpoon）舰对舰导弹（以美国提供的资金购买）。“鱼叉”舰对舰导弹的射程是“加百列”舰对舰导弹的射程近3倍，它显著增加了“萨尔”级导弹快艇的火力。以色列还继续从美国与本国的制造商购买“达布尔”级小型巡逻快艇（排水量35吨）。这些小型巡逻快艇是以色列海上反恐部队的主力，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83年离开黎巴嫩之前，它们必须应对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发射阵地发动的袭击。

　　戴维营协议的结果：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和平

　　因为1978年签订了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埃及和以色列间于次年签署了和平条约，以色列在其短暂的历史上首次不再将埃及视为敌人。对于以色列海军来说，这意味着其重点将从地中海东部唯一的真正强大阿拉伯舰队上转移出来。它开始更加专注于维持其相对于黎巴嫩和叙利亚小型舰队的优势，防止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从“母船”上发动海上攻击，并发展打击更加遥远敌人的能力，特别是针对利比亚。以色列也能够在红海集中更多的部队，首次从过境苏伊士运河上受益。

　　戴维营协定签署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援助达到创纪录的水平。1979年，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赠款比上年增加一倍以上，达到了13亿美元的新纪录。美国对以色列的贷款增加五倍以上，达到27亿美元。1980年以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额从来没有低于20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推移，贷款逐步减少，捐赠金额不断增加；同样，经济援助开始下降时，安全援助的增加抵消了经济援助的减少量。

　　美国资金的涌入，使以色列国防军，包括海军在内，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其计划，而且也开始实现其战略抱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预算资金“可取代”，以色列海军因美国援助大量增加而获得的首批有形产品是1980年面世的“萨尔4.5”级导弹舰。“萨尔4.5”级导弹舰在海法（Haifa）造船厂建造，具备“萨尔4”级导弹快艇的大部分特性，同时排水量增加了35吨左右。重要的是，“萨尔4.5”级导弹舰建有直升机停机坪，具有直升机支援能力，从而进一步扩展了以色列海军的公海到达能力，并使其既能够攻击恐怖分子的“母船”，又能够在公海登上恐怖分子的船只。

　　第一次黎巴嫩战争：1982年

　　在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前一年，以色列海军越来越经常进入黎巴嫩领海。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ited Nations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UNTSO）参谋长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报告，从1981年8月至1982年5月，以色列海军共有652次侵犯黎巴嫩领海。

　　“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开始时，以色列人于1982年6月6日越过黎巴嫩边界，之后表示，他们打算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赶回边境40公里以外。以色列海军在此次战争中没有发挥主导作用，这场战争主要是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参与的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海军提供的支援对于以色列赢得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攻击发起之后，以色列海军封锁了黎巴嫩海岸，炮击西顿（Sidon）和提尔（Tyre）的港口以及沿海公路，以防止巴解组织援军和物资从贝鲁特（Beirut）或者外部国家的输送。随着以色列国防军向北推进到黎巴嫩，以色列海军“萨尔”级导弹快艇和其他炮艇也为其提供了海上火力支援。

　　以色列海军还为一支被称为第96师的特混部队实施两栖登陆提供了支援，这支部队包括1个伞兵旅，它在西顿（Sidon）和达穆尔（Damour）之间、西顿以北阿瓦利（Awali）河口登陆。包括坦克、火炮和伞兵的这支登陆部队在登陆点选定前，已经实际部署。在此次事件中，以色列海军的突击队员曾经在阿瓦利登陆，因此，他们更加熟悉周围的地形。第96师最初打算切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部队的退路；正如以色列2名最杰出的国家安全记者后来写下的那样，“在西顿以北建立登陆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使此次作战超出了40公里的限制以外”。事实上，一旦这支两栖作战部队与以色列国防军的陆基部队会合后，它就继续向北驱向贝鲁特。

　　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后的问题

　　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后，以色列海军领导层认为，其军事行动已经证明导弹艇和潜艇运用的正确性，它们为参与地中海等封闭海域的军事行动进行了优化，质量比数量更重要。随着以色列海军得出结论，它需要扩展其导弹快艇部队，特别是潜艇的规模和航行范围，认为“传统型海军将成为需要在海上作战的大国所独有的领域”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受到质疑。那时候，以色列海军扩展其水面舰艇和潜艇航程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能够实施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当时利比亚正在试图发展核武器能力。以色列尤其重视潜艇，因为它们可以运送对利比亚海岸发起军事行动的突击队员。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色列海军获得的预算份额并没有显著改变；仅掌握以色列国防军总预算的5％左右。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以色列海军规划一种大得多的新型巡逻艇——实际上是一种小型护卫舰——它被称作“萨尔5”级。“萨尔5”级护卫舰标准排水量超过1000吨，被设想成大小是其前任的两倍以上。它将搭载1架更大的直升机，更先进的雷达与其他电子支援措施和电子对抗措施设备，装备更多武器，其中包括8枚“鱼叉”舰对舰导弹。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海军寻求升级其潜艇舰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海军的小型“加尔”级潜艇已经出现结构性裂缝，而且“达喀尔”号潜艇的悲剧仍记忆犹新，所以以色列海军下定决心，更换所有的3艘“加尔”级潜艇。

　　“萨尔5”级护卫舰计划遇到来自以色列国防领导层内部相当大的反对。在可预见的未来，水面舰艇和潜艇涉及到相当巨大的费用，显然超出了以色列海军获得的国防预算份额，因此，有人担心数量不多的“萨尔5”级护卫舰能否实际建成。该计划的反对者还认为，这实际上在颠覆以色列海军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成功力量态势和战略。最终，“萨尔5”级护卫舰的反对者认为，因为以色列海军在靠近海岸作战，所有其不需要更强大的直升机能力。事实上，后者设想击中了“萨尔5”级护卫舰计划的核心，即“萨尔5”级护卫舰使以色列海军能够在整个地中海发挥重要的进攻作用——例如，攻击利比亚的目标。同样，对潜艇计划的反对和成本问题以及质疑扩展航程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

　　尽管反对该计划，但是以色列国防部还是于1982年正式批准了以色列海军的现代化计划。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海军的未来力量组成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五角大楼内部，美国海军与联合参谋部都强烈反对这项潜艇计划。以色列海军计划的先决条件是这些常规动力潜艇将在美国建造，这似乎有些不合理，因为美国军事领导层已经使美国海军转换成独自享有核动力潜艇生产能力。

　　对美国与以色列之间防务关系发展演变的直接研究

　　1985年10月，多夫·扎赫姆（Dov Zakheim）领导美国阻止以色列“幼狮”战斗机计划的工作，在与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会谈该计划期间，他提出以色列海军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他建议，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评估中以色列海军提议的潜艇与水面舰艇采购“可以使两国都避免‘幼狮’战斗机计划已经引起的那种麻烦。”扎赫姆不确定拉宾是否会同意该计划：因为以色列海军无法获得该计划的预算承诺，部分原因在于“幼狮”战斗机计划预计会耗费以色列国防军未来太多的预算，所以拉宾的默许可能是其关于继续“幼狮”战斗机项目看法的象征。到头来，拉宾支持这项研究，虽然其没有对调查结果表明态度。此项决定鼓舞了以色列海军司令亚伯拉罕·本·绍尚（Avraham ben Shoshan），他希望国防部长办公厅的干预将缓和军方对潜艇计划的反对。1985年2月，美国联合参谋部考察访问以色列时，对以色列海军声称的“加尔”级潜艇出现结构问题提出了质疑，随后得出结论，以色列海军十年内并不需要更换“加尔”级潜艇。此外，这项研究对如此大型潜艇的必要性以及建议的扩展航程提出质疑。美国海军官员们私底下推测，以色列海军建造大型潜艇的目的在于搭载特种部队登陆利比亚。如果以色列打算在阿拉伯海作战，当然这种能力同样可以用于对付伊朗。但是在当时，以色列国防部官员们几乎没有人认为伊朗对以色列构成严重威胁（事实上，在“伊朗门”丑闻事件期间，以色列于1986年向伊朗出售武器得以公开）。

　　面对联合参谋部的反对与美国海军没有机会支持在美国国内建造柴油潜艇，以色列人对于建造这些潜艇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他们能找到建造潜艇所需的资金。以色列或者在欧洲（即德国或者荷兰）建造这些潜艇，或者在海法造船厂建造这些潜艇。1985年4月，美国海军部长（Secretary of the Navy）约翰·雷曼（John Lehman）在与拉宾一起出席的联合记者招待会提出这些建议。值得注意的是，雷曼还建议，“萨尔5”级护卫舰在美国建造。

　　然而，雷曼并没有说明如何获得建造这些潜艇所需的资金。实际上，雷曼的建议既没有得到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Weinberger）授权，也没有得到海军军官们的支持。资金问题显然仍然存在，事实证明，成本研究情况对于拉宾相当具有吸引力。

　　影响海军这项研究本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哪里建造这些潜艇和水面舰艇。以色列人自己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在海法造船厂建造这些潜艇。由于在美国建造柴油潜艇已经不可能，因此在欧洲建造它们成为默认选项，而且成本研究推断那将是可行的。

　　“萨尔5”级护卫舰的建造又是另一回事了。海法造船厂已经建成过“萨尔4.5”级导弹快艇，以色列人宁愿也在那里建造大得多的“萨尔5”级护卫舰——利用来自美国的海外资金。但是扎赫姆在雷曼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的支持下，坚持要在美国建造“萨尔5”级护卫舰，当时美国的许多造船厂极其想得到该造船项目。以色列海军勉强同意了扎赫姆的建议，那项研究假定“萨尔5”级护卫舰由一家美国造船厂建造。

　　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间就哪项计划应该首先实施仍然存在分歧。美国人认为以色列人不能再等十年再替换“加尔”级潜艇，即使是扎赫姆那些人也持这种观点，他们仍然希望“萨尔5”级护卫舰计划首先展开。以色列人声称该潜艇计划是他们更加迫切的需要。现在回想起来，以色列海军之所以感到迫切需要新潜艇，可能是因为其常规动力潜艇将能够用于执行非常规任务——特种部队行动。

　　拉宾仍然担心伊拉克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导弹发展，伊拉克是“以色列情报机构重点关注的对象”。拉宾认为以色列需要“很长的手臂”，也就是说以色列要能够到达数千公里以外，依据过去的军事学说，拉宾和以色列国防军首选发展应对这种威胁的进攻能力。

　　1986年10月31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拟制的海军联合现代化报告完成。该报告的非保密执行摘要断言，以色列海军的4艘护卫舰和3艘“海豚”（Dolphin）级潜艇的计划，就其要求的能力和产生的成本而言都要求过高。然而，该报告证实以色列海军确实需要护卫舰和“加尔”级潜艇的替代型潜艇——美国海军同意这一结论对于以色列海军来说是重大的进步——但该报告重申，“萨尔5”级护卫舰是更加迫切的需要，因为它们即将取代以色列海军老旧的“萨尔3”级导弹快艇。

　　该报告还指出，如果以色列着手实施海军现代化计划，它应该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与美国合作，并最小限度地与欧洲合作。该报告建议，这两个项目合并成一个单一的一揽子计划，由美国的一家主要承包商主导，该承包商将建造这些护卫舰，同时将第一艘潜艇以及第二、第三艘潜艇的船体部分转包给德国的一家造船厂。

　　该报告最后指出，以色列海军的成本估计和美国的成本估计彼此相差已经在10%以内——以色列海军估计总额为12.5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估计金额为超过10亿美元。这种成本估计的差异表示误差幅度足够小，考虑到实际建造时间的不确定性，双方就项目成本已经达成一致。成本方面的真正问题是这些系统在生命周期内的运营与维护所需的资金流转，一般地说，是该计划的融资问题。

　　资金流转问题导致该报告得出结论，“海豚”级潜艇项目推迟两年，直到“萨尔5”级护卫舰开工建造。以色列海军的领导层，仍然希望该潜艇计划早日启动，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能与护卫舰建造同时启动。最后，他们失望了，但这并不让他们感到意外。最后，以色列海军对这项研究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se, MOD）的文职人员担心海军的计划会占用“幼狮”轻型战斗机的发展资金，他们坚持认为，在没得到美国对外军事资助（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的情况下，该潜艇项目和护卫舰项目都不应展开。美国不准备在这方面给予以色列人贷款；如果美国提供了贷款，会鼓励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可以抽出更多的资金资助“幼狮”轻型战斗机计划。扎赫姆没能说服温伯格批准拨给以色列从德国采购潜艇的境外采购资金；事实上，在进行联合研究过程中，美国国防部和海军都全面了解到，以色列人曾一直在与德国霍瓦特（HDW）造船厂和蒂森（Thyssen）造船厂谈判。但是，美国人的建议和该报告采用的美国团队提出的其他一些想法，并不令以色列国防部工作人员满意。

　　1987年8月，在来自华盛顿巨大压力和拉宾的支持下，以色列内阁投票否决“幼狮”轻型战斗机计划。这一决定将为以色列海军现代化建设实施释放资源，但以色列国防部的工作人员继续对“幼狮”轻型战斗机项目保持关注。“萨尔5”级护卫舰航程扩展旨在对利比亚等实施常规武器威慑。然而，直到1988年初，该计划仍然受到质疑。拉宾曾经下令对以色列海军的要求进行一次特殊的外部研究，并请求扎赫姆——当时他已经离开美国国防部，到由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莫迪凯（莫塔）·古尔（Mordechai (Motta) Gur）陆军上将领导的研究委员会前作证。古尔上将建议该计划向前发展，他在其“不管部部长”（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两年任期（1988-90年）和随后在1992至1994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期间支持该计划。随后，以色列海军与英格尔斯公司（后来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签订了3艘护卫舰建造合同——而不是提议的4艘——这些护卫舰在1993至1994年交付。

　　“海豚”级潜艇计划进展不如“萨尔5”级护卫舰计划进展顺利。尽管资金来源尚未确定，但是拉宾个人支持“海豚”级潜艇计划。事实上，拉宾认为这些潜艇比那些护卫舰更加重要。拉宾精心挑选的参谋长丹·舒姆龙（Dan Shomron）和国防部总监大卫·伊夫里（David Ivri）都不同意拉宾关于这些潜艇的观点。拉宾推翻了他们的意见，推进潜艇计划向前发展。

　　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正为国内造船厂寻找项目的德国政府同意为前两艘“海豚”级潜艇的建造提供资金。随着“海豚”级潜艇项目获得“免费”资金，以色列国防军的文职和军事领导层没有理由再反对该计划。在前两艘潜艇获批之后，第三艘潜艇的采购也在1994年得到通过。以色列海军需要第三艘潜艇，才能保持有1艘潜艇始终执勤。1999年，以色列海军的首艘“海豚”级潜艇交付舰队；次年，其余2艘“海豚”级潜艇加入海军服役。

　　以色列海军在冷战结束后的发展

　　基于潜艇对地攻击能力的发展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的战略形势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前苏联一直是以色列最强硬的阿拉伯敌人的主要幕后支持者，它于1990年解体。美国为首的联军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击败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此外，以色列与埃及间签署的持久和平协约以及拉宾总理个人与约旦国王侯赛因间建立的长期个人关系，致使以色列面对面的近邻对其更加安全。

　　与相当乐观地看待以色列对于其近邻的战略形势相反，拉宾越来越关注对以色列的远程导弹威胁。1991年战争期间，萨达姆·侯赛因曾经用“飞毛腿”（Scuds）导弹袭击了以色列，然而没有任何导弹对以色列造成严重损坏。当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在此次战争结束后正在发展远程武器之时，拉宾像以色列国防军一样，都对此感到非常惊讶。拉宾充分意识到以色列下一次会是这种攻击受害者，并且结果可能更具破坏性。同时，拉宾越来越关注伊朗，不仅是因为联军通过建立两个禁飞区牢牢控制住萨达姆，而且还因为伊朗既在使潜在的核威胁具体化，又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源地。按照以色列学者埃夫拉伊姆·因巴尔（Efraim Inbar）的说法，“因此，伊朗成为拉宾第二任政府的主要敌人。”

　　以色列高级领导人开始公开警告伊朗核计划的发展步伐。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长（Intelligence Chief）乌里·萨吉（Uri Saguy）少将1992年6月的预言总结了他们的观点，“到90年代底，伊朗将有可能建立独立的核能力。”以色列在此期间日益尖锐的警告，可能一直打算至少可以部分提醒美国注意伊朗新兴的威胁，但美国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1991年战争后的伊拉克。然而，考虑到这些关注，较护卫舰来说更一直受拉宾青睐的潜艇项目，在其作为总理的最后几年里，越发显得重要。

　　在那些主张向以色列海军增加拨款的军事机构外部人士当中有尤瓦尔·斯坦尼茨（Yuval Steinitz），他是当时已经加入利库德集团（Likud party）的前左派人士。1999年，斯坦尼茨成为以色列议会（Israeli Knesset）成员，大约在同一时间“海豚”级潜艇中的前两艘正式加入以色列海军服役。斯坦尼兹（Steinitz）已经不支持“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他在文章、讲话以及采访中强调，以色列在战略上仍然脆弱，以色列海军的潜艇是其保持威慑态势的重要力量。在斯坦尼兹于2003年成为以色列议会外交事务与国防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and Defense Committee）成员时，他的意见变得日益重要，并使该委员会转变成以色列国家安全问题辩论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参与机构。

　　到2000年，尽管伊朗尚没有发展核能力，但是以色列人曾提前表示，他们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关注继续加强。事实上，在“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开始前，以色列总理沙龙（Sharon）向布什政府转达其意见，他认为中东局势不稳定的主要来源是伊朗，而不是伊拉克。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以色列并没有发挥积极作用，甚至也没有发挥支援作用，它继续把重点放在其阻止伊朗攻击的现代化努力上。利比亚核计划的终止，减轻了以色列传统对手对其的威胁，使以色列进一步把重点放在伊朗上。2000年，以色列海军在印度洋上从“海豚”级潜艇上试射了1枚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这清楚显示其战略态势旨在遏制伊朗。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与以色列海军“哈尼特”号护卫舰受到攻击

　　在2006年7月至8月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以色列海军起到了支撑性作用。以色列海军的战舰向黎巴嫩的目标发射了大约2500枚炮弹——主要攻击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在这场战争期间共计发射了近18万枚炮弹）。7月13日，这场战争开始时，以色列海军参与对黎巴嫩实施封锁，这次封锁阻止了船只与飞机进入或者离开该国的港口和机场。以色列在战争结束后仍保持对黎巴嫩的封锁，直到国际部队可以确保没有武器通过空中或海上到达黎巴嫩真主党手中才取消封锁。

　　2006年7月14日晚20点左右，为回应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设在贝鲁特总部的轰炸，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在伊朗革命卫队（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s）的帮助下，击毁了以色列海军“萨尔5”级护卫舰“哈尼特”号（Hanit），当时这艘护卫舰正在贝鲁特海岸约8.5海里处以相当慢的速度巡逻。黎巴嫩真主党发射了2枚中国产陆基C-802雷达制导反舰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射程100千米左右，安装了伊朗升级过的雷达导引系统。这些导弹显然安装在移动的卡车上，原来一直藏匿在附近的平民区中。其中一枚导弹飞越“哈尼特”号护卫舰，击中一艘距海岸60千米的悬挂柬埔寨国旗的埃及货轮。第二枚导弹掠海飞行，击中了“哈尼特”号护卫舰直升机停机坪附近的舰尾吊架。“哈尼特”号护卫舰采用隐身设计，具有低雷达散射截面，其起重架是唯一一处非隐身的区域。这次攻击是以色列海军自“埃拉特”号驱逐舰被击沉后，受到的最严重一次攻击，4名以色列水兵被打死。

　　导弹攻击造成“哈尼特”号护卫舰直升机停机坪下陷，爆炸威力触及其燃料储存装置，从而致使舰上起火。“哈尼特”号护卫舰上的舰员们用了近4个小时灭火。他们成功地保住“哈尼特”号护卫舰没有下沉，使着火的护卫舰依靠自身动力到达阿什杜德（Ashdod）维修基地——证明了护卫舰上人员的损害控制非常有效。岸上工作人员及时修复这艘护卫舰，在受到攻击短短三个星期后，它再度返回参与行动。

　　“哈尼特”号护卫舰受到攻击不仅在以色列国内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美国国内也产生重要影响，这一事件尤其成为前沿部署海军部队规划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它们行驶在政府和非政府实体都可能配备中国造反舰巡航导弹国家的沿海地区。这次攻击行动再次突显了，在相对未受过训练的操作者手中的智能武器是一种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以色列官员们承认，他们不知道黎巴嫩真主党拥有了这样的系统。此外，“哈尼特”号护卫舰在受到攻击时，其上面的自动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关闭。这艘护卫舰战备状况不佳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一种解释是，“哈尼特”号护卫舰上的艇员从来没有预计到会遭受这样的攻击。另一种解释是，“哈尼特”号护卫舰上的军官们曾担心，如果自动导弹防御系统运转，它可能会与正在该地区巡逻的以色列空军交火。然而，最终结果是“哈尼特”号护卫舰没有为遭受巡航导弹攻击做好准备。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掌握权力：封锁加沙和“铸铅”行动

　　以色列海军长期担负着保护通往以色列的海上交通线以及防止恐怖分子渗透到以色列海岸线的任务。然而，在2005年8月以色列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出之后，以色列海军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军事挑战，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了加沙地带的立法选举，之后宣布中止先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和以色列之间签署的协议。作为回应，以色列、美国以及欧盟对加沙地带实施制裁。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间的紧张在整个2006年一直是一触即发，并在当年12月演变成暴力。在沙特阿拉伯斡旋下于2007年3月成立的联合政府在当年6月解体，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间在6月7日至15日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内战。哈马斯成为胜利者，接下来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作为回应，以色列从海岸3海里以外对加沙地带实施海上封锁。以色列还建立了对这一地区的空中和陆路封锁。

　　埃及与以色列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合作，关闭了边境口岸，但它始终没有采取行动来制止走私物品进入加沙地带。埃及海军同样对加沙地带实施了封锁——尽管它几乎没有和以色列海军协调，这令以色列海军司令非常无奈。

　　随着哈马斯和其他激进恐怖组织开始源源不断对以色列南部城镇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2007年共计发射2550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以色列对哈马斯在2007年取得胜利的不安不断增加。尽管受到了封锁和制裁，但是哈马斯成功地从伊朗和其他国家偷运来火箭弹、迫击炮和其他武器。大部分偷运武器从加沙与埃及间全部边界或者从海上进入——据埃及海军下属部门人员与以色列海军军官们的私人谈话中可知，这种现象十分常见。

　　2008年上半年的大部分时间，哈马斯和以色列国防军间进行了低级别的对射。然后，在2008年6月，哈马斯宣布停火。这次停火并没有促进双方间任何和解，也没有阻止哈马斯——或者其他团体，尤其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为回应对平民的持续攻击，以色列在2008年12月底发动了“铸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

　　虽然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和以色列空军在这次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以色列海军像在以前的几场战争中那样，发挥了重要的支援作用。从此次战争的第二天12月28日开始，一直到次年1月3日，以色列海军警戒加沙海岸，在以色列地面部队加入战斗之时，以色列海军与空军一起打击哈马斯的船只、训练营地、武器生产设施、火箭发射阵地、哈马斯海军部队掌控的站台、包括哈马斯政府总理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eh）办公室在内的政府办公室以及其他目标。以色列海军运用了“台风”（Typhoon）远程控制武器系统以及导弹。

　　一旦以色列地面参加战斗，以色列海军通过使用无人机攻击地面目标来提供支援。以色列海军也可以使用海军型“长钉”（Spike）电子光学制导反装甲导弹支援伞兵作战行动。因以色列海军已经参与前一阶段的战争，随后它攻击包括哈马斯组织设在加沙城的情报总部、火箭发射阵地和海上部队前哨以及个别恐怖分子在内的哈马斯目标。以色列海军发起的这些攻击特别是为了支援和配合地面军事行动。此外，以色列海军第13中队的突击队员攻击了地面上的目标，而且还可能攻击伊朗人停靠在苏丹并打算向哈马斯提供武器的船只。后者军事行动的复杂程度与范围表明，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已经距其在独立战争期间有节制的开始走得非常遥远。

　　先发制人与以后回答问题：以色列海军海上拦截行动

　　2008年12月29日，为实施封锁行动，以色列巡逻艇拦截了“自由加沙运动”组织（Free Gaza Movement）的1艘“尊严”号（Dignity）救助船。这艘船上装载着医疗用品、医生志愿者和包括美国前众议员辛西娅·麦金尼（ Cynthia McKinney）在内的活动家。在“尊严”号救助船拒绝服从掉头的命令后，以色列巡逻艇与其相撞。“尊严”号救助船上的人员指责，以色列巡逻艇故意撞向他们的船，但是以色列否认了这一说法。无论以色列人事实上故意撞向“尊严”号真实与否，这次事件划入以色列海军“先采取积极行动，然后再解释”的长期模式。这种情况与以色列海军击沉美国“自由”号间谍船、在1973年战争期间攻击前苏联军舰、在2009年4月扣押塞浦路斯外海的一艘武器运输船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人声称，这艘船正从伊朗向黎巴嫩运输武器，打算将这武器给黎巴嫩真主党。因此，以色列人宣称，他们有权登上国际水域中的船只。2002年，以色列海军针对为加沙地带恐怖分子运输武器的“卡琳娜-A”号（Karine A）货船采取了行动，此次扣押“尊严”号救助船在某些方面与那次行动相类似，但以色列海军在2009年扣押船只发生在离以色列海岸更远的地方。

　　随着以色列海军突击队攻击“马维·马尔马拉”号（Mavi Marmara）货船，以色列海军的那种模式再次重现，这艘土耳其货船是另一支试图突破对加沙封锁的船队的一部分，该船队是“自由加沙运动”组织筹组的第9支船队。该船队不理睬以色列海军1艘“萨尔5”级护卫舰和2艘导弹快艇的警告，以色列海军的这些舰艇陪着船队到距黎巴嫩海岸约80英里处。该船队的一些船只失去功能，据报道，这是以色列人破坏的结果，但是“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和其他几艘货船继续向前开进。以色列突击队在黎明前的行动中登上所有的5艘货船。虽然其他船只上也发生了扭打，但只有“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上的人员进行了暴力反抗，结果造成8名土耳其公民和1名土耳其裔美国人死亡。此次所有的登船检验都发生在国际水域，和过去一样，以色列人以其行动适用于参与战争的国家为由进行辩解。也像过去那样，以色列人对其有争议行动的解释，成为争端双方的分析师、国际律师以及支持者间的一场大辩论主题。

　　在以色列国内，“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事件被看成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失败，因为它们没有确定突击队将面对反抗的性质。此次事件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行动规划的结果，该规划导致突击队员在反抗者受伤和死亡或者自己受伤前，无法平息反抗者的抵抗。尽管自1955年西奈战役（Sinai Campaign）以来，以色列海军就有保持封锁的经验，但是其明显没有充分做好准备，以应对那些寻求突破对加沙封锁的船只上部分和平活动人士的暴力抵抗。今天，以色列人海军宣称，为了避免未来发生像涉及“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那样的事件，已经完善了海上拦截行动（maritime interception operation, MIO）预案。

　　以色列海军的新使命：保护以色列的天然气田

　　2009年1月，以色列宣布在其海岸50英里外发现一处大型天然气田。如今，以色列的他玛（Tamar）天然气田预计将出产8.4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预定在2013年开始投产。他玛天然气田发现后不久，黎巴嫩宣布该天然气田可能是其大陆架的一部分，但以色列拒绝了黎巴嫩的要求。

　　近两年后，以色列政府于2010年12月确认在距海法海岸80英里处又发现一处大型天然气田。这种天然气田称为“利维坦”（Leviathan），有“至少有16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它是世界上过去十年间最大的发现。据预计，该天然气田在2017年将开始出产天然气。根据国际经济环境——目前国际市场上天然气供过于求——以色列有可能成为一个天然气净出口国。

　　以色列海上天然气生产的前景，给以色列海军带来了新使命。除了保卫海岸线和挫败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哈马斯）从海上偷运非法物品的企图，以色列海军现在还必须确保距离其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天然气生产设施安全。这些设施可能遭受恐怖分子袭击。此外，黎巴嫩人要求获得部分他玛天然气田，如前文所述，以色列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包括叙利亚在内的其他沿岸国家也有可能对天然气田所有权提出要求，这些都增加了以色列对保护天然气生产设施的紧迫感。因此，以色列有可能增加对水面巡逻艇的需求，它们更可能比“萨尔5”级护卫舰要小。另外，以色列海军将必须制定战术和进行必要培训，以承担海上基础设施保护这种全新的使命。

　　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的合作：综述

　　例行的相互交往

　　20世纪80年代期间，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的合作成为例行事务。它并不局限于美国的财政援助和以色列采购美国武器系统。尤其重要的是，美国海军第6舰队于1979年开始对海法进行定期港口访问；当年的一次访问中“艾森豪威尔”号（Eisenhower）航空母舰也在舰队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40至50艘美国军舰访问海法，其中包括航空母舰，例如，“尼米兹”号（Nimitz）航空母舰于1984年参加访问。而这些访问目的被说成是休息和放松，但是它们也使美国海军军官有机会与其以色列同行进行交流。由于以色列海军总部设在海法，所以到访的美国军官可能会得到有关两国海军共同关注问题的情报和其他简介。

　　冷战结束后，随着配属给美国海军第6舰队军舰数量减少以及在波斯湾存在的需求信号增多，该舰队对海法进行港口访问的次数慢慢减少。2000年10月，作为美国海军“科尔”号（Cole）在也门受到攻击的结果，第6舰队突然停止了对以色列的港口访问，因为其担心军舰和舰员容易受到恐怖分子袭击。直到2008年，这种港口访问再次成为或多或少的日常事务。

　　港口访问的恢复正值美以两国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的意见一致性增强，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增强。以色列在应对恐怖分子企图从海上进入该国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并把有益的经验和情报传授给其美国同行。此外，以色列越来越担心来自伊朗的导弹威胁，而美国对此关注并不如此密切，因此，这种担心成为双方例行国防会谈的共同主题。

　　以色列没有派军队加入美国领导的自2001年在阿富汗开始进行战争的联军，也没有加入2003年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联军。正如1991年出现的情况那样，美国政府担心其公开与以色列合作可能会危及穆斯林国家对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和“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支持。尽管如此，随着这两场冲突和反恐战争一拖再拖，美以两国以及其军队——包括其海军——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

　　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员在美国国内海豹突击队的设施内训练，而美国水兵则在以色列军事学院学习。美以两国海军军官讨论反海盗、非对称作战以及海上反恐行动。2005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CNO）的迈克·马伦（Mike Mullen）海军上将访问以色列，马伦上将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又曾经6次访问以色列。马伦上将的下一任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海军上将（Gary Roughead）于2008年访问了以色列，他与以色列海军作战部长埃利·马龙（Eli Merum）海军中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印度洋上军事行动分歧的化解

　　美以两国海军间一直以来仅部分解决的一个领域显然是消除冲突问题。虽然美国海军和以色列海军彼此都正式了解对方在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但是似乎没有关于印度洋军事行动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完善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密切关注伊朗，事实上，以色列已经偶尔向印度洋部署“萨尔5”级护卫艇和“海豚”级潜艇。

　　目前，以色列正在采购另外3艘“海豚”级潜艇，其中前2艘已经由德国资助了部分资金。以色列新采购的“海豚”级潜艇，应在2013年做好部署准备，将具备不依赖空气推进能力。以色列拥有6艘“海豚”级潜艇后，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两艘在地中海巡逻。如果以色列海军还希望始终保持1艘“海豚”级潜艇在印度洋巡逻，那么以色列将需要更多的潜艇。即使没有额外的采购，以色列可能选择其潜艇定期在印度洋巡逻。如果是这样，因为以色列在察觉到伊朗对其领土构成威胁时，似乎准备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以色列海军和美国海军之间有必要达成某些协议，这将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自身的融合和其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融合都在日益发展，但是以色列海军在印度洋的部署表明，以色列不可能满足只对伊朗采取纯粹的防御态势。如果以色列一定程度地采取进攻威慑态势，并为此目的运用其海军力量，那么美国将面临可能卷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对抗的严重风险，因为伊朗会指责美国参与谋划了以色列的任一次攻击。因此，随着以色列增加在印度洋巡逻，美国海军和以色列海军间真正有可能增加分歧。因此，消除分歧应该是以色列海军与印度洋上美国海军间系列广泛互动中最重要的事情。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太平洋司令部（PACOM）以及欧洲司令部（EUCOM）下属海军组成司令部的人员都应参加两国海军间的会谈。

　　出于这种原因，美国海军第5舰队与以色列海军间就印度洋上军事行动的密切沟通和正式了解，是主要、紧迫和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牢记早在2000年以色列曾经在印度洋上从“海豚”级潜艇上试射巡航导弹，这件事已经被声称受到美国海军监视的美国官员们和印度的报告所证实。此外，据报道，印度洋上也一直出现“萨尔5”级护卫舰。事实上，以色列海军当前的司令官埃利·马龙海军上将已经证实，以色列海军正在印度洋上实施“威慑”巡逻。

　　导弹防御合作

　　美以两国海军间就印度洋上军事行动达成某种程度的约定，应是美国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在导弹防御领域合作增加的自然结果。2001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进行了首次两年一度的代号为“杜松眼镜蛇”的导弹防御演习。此次演习大部分在陆地上时行：美国陆军第69防空炮兵旅（U.S. Army’s 69th Air Defense Artillery Brigade）驻扎在德国安斯巴赫（Ansbach）维尔茨堡（Wurzburg）的两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与以色列空军部队一道部署，以击败假想的“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迪莫纳（Dimona）核反应堆的攻击。然而，此次实弹演习还包括美国海军“波特”号宙斯盾驱逐舰参加，其SPY-1型雷达用作为导弹袭击预警。

　　“杜松眼镜蛇”演习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自2001年以来实际参加人数一直在减少。这种演习主要在计算机上进行，2001年至2009年间的演习没有进行实弹射击。另一方面，在每一次演习中海军部队的参与都有所增加。例如2009年的演习（代号“杜松眼镜蛇2010”），有地中海和红海上的3艘宙斯盾军舰与驻扎在以色列夏琐空军基地（Hatzor Air Force Base）的70名水手参加。随着海上部队的分阶段适应方案成为常规，这些相互作用肯定只会加强。

　　华盛顿政府的区域导弹防御“分阶段适应方案”

　　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9月做出放弃“第三站”欧洲导弹防御态势的决定，其中涉及捷克共和国内的1部雷达和波兰境内的10套导弹发射装置，这对美国海军和以色列海军间的关系造成间接影响。原来的“第三站”计划是以情报部门估计的伊朗将在2015年具备洲际弹道导弹能力为基础。

　　奥巴马政府新的欧洲导弹防御计划被称为“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案”（European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 EPAA），反映出民主党政府长期地认为“国家”导弹防御与“战区”导弹防御间界线分明，而后者更为紧迫的观点。因此，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案假定，伊朗对欧洲的更迫在眉睫威胁是中程弹道导弹攻击，而伊朗的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因此，该方案将弹道导弹防御重点从欧洲中部陆基站点转向地中海东部海基导弹防御系统，这种转变应从20ll年开始。

　　这种转变之后是方案的下一阶段，即在2015年将欧洲东南部的陆基站点与海基防御系统结合起来，此时，更加强大陆基型SM-3拦截导弹（称作Block 1B型）将可以使用。在2018年完成第三阶段，涉及部署更加先进的SM-3 BlockⅡA型导弹。在2020年完成第四阶段，将部署应对美国受到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的SM-3 BlockⅡA型导弹。

　　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案对美国海军力量态势和造船计划一直有重大影响。美国海军曾计划将其大约21艘军舰升级到具备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但是新计划要求再升级6艘军舰，以及对另外3艘军舰增加远程监控与跟踪能力。此外，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案要求美国海军更频繁地出现在地中海东部。2011年3月，美国海军的首艘宙斯盾军舰部署到地中海东部。

　　作为欧洲分阶段适应方案以及觉察到的伊朗威胁的结果，以色列海军与美国海军间的导弹防御合作显著加强。这种合作使以色列威慑力量中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以色列“哈尔·霍马”（Har Homa）系统（包括“绿松”雷达和“箭”式防空导弹系统）与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及“宙斯盾”系统间的互操作性得到加强。事实上，随着计划中的海基SM-3导弹部署到地中海东部的宙斯盾驱逐舰上以及陆基SM-3导弹部署到该地区，以色列海军与美国海军间的合作将肯定只会加强。

　　关于此方面，在上次“杜松眼镜蛇”演习举行后仅8个月，美国、以色列以及德国在地中海和红海联合举行了“杜松雄马”（Juniper Stallion）海上演习。为回应情报显示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的中程导弹储备增加了近一倍，2010年“杜松雄马”海上演习举行。从2010年6月6日至10日，美国海军“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号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以色列南部海岸，模拟演练应对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导弹攻击。

　　美国F/A-18“大黄蜂”战斗机执行了针对以色列空军在其内瓦提姆（Nevatim）靶场设立目标的模拟轰炸任务。参加此次演习的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美国60架F-16“战隼”战斗机，它们从欧洲的空军基地飞行到以色列，然后在红海和地中海上空演练执行轰炸任务。据报道，在此次演习举行的同一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命令美国海军第5舰队和第6舰队的军舰保持导弹防御警戒，同时，以色列保持“箭”式系统处于戒备状态。

　　以色列与印度的合作

　　以色列在印度洋上军事行动意味着，除了以色列海军与美国海军间关系以外，其与印度海军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不同于以色列海军与美国海军间的关系，其与印度海军间的联系时间比较近短，但是这种关系在非常迅速地加强。本节详细介绍了印度与以色列间关系不断变化的性质。

　　尽管在1947年投票反对联合国的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和阿拉伯国家分治计划”（Partition Plan for Jewish and Arab states），但是印度于1950年仍然承认以色列，并允许以色列在孟买（Bombay）建立贸易办事处——印度小型犹太社区大多数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居住在那里。印度也敏感察觉到其穆斯林人对此的关注，其他两个方面的因素也消极地影响印度对以色列的立场。首先，印度坚定保持反殖民主义不结盟运动立场——特别是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与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进一步加强——使印度反对以色列，以色列曾经与前殖民大国英国与法国联手攻击埃及。其次，印度已经发展了同前苏联的紧密联系，前苏联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并赞同更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

　　印度与以色列间有一个有限的合作领域，那就是安全。印度在1962年与中国的战争、1965年和1971年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期间，寻求并获得了以色列的小型武器和弹药。此外，自20世纪50年代，印度情报机构调查分析局（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 Wing, RAW）开始与以色列摩萨德（Mossad）合作，即使是在对以色列不友好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担任总理期间。最后，印度军方对以色列军方的经验和技能进行了专业评价。因为关注巴基斯坦新兴的核能力，所以印度军方自然会对以色列在1981年轰炸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感兴趣。

　　安全部门的合作需要，是两国关系在冷战宣告结束后开始解冻的一条重要原因。印度主要援助国前苏联的解体，导致印度重新评估其国际战略地位。同时，为应对经济日益全球化，印度已经开始开放经济。以色列在商业领域提供了先进军事技术和技术合作。最终，在海湾战争之后召开的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Madrid Peace Conference），标志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以及巴勒斯坦）之间的敌对关系进一步缓和，这也弱化了印度穆斯林人对与以色列保持正式关系的反对态度。

　　最后的一项主要因素是代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成为重要的国家力量。印度人民党政府在1989至1991年开始了印度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该政府坚持亲近以色列，把以色列看作是其反对巴基斯坦的潜在盟友。P·V·纳拉辛哈·拉奥（P.V.Narasimha Rao）领导印度下一届国会政府，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国防部长，非常熟悉印度与以色列间的安全合作，在1992年1月与以色列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印度的国防项目往往时间过长且成本超支，从而不能受益于尖端技术，拉奥及其政府对这一事实尤其敏感。

　　印度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关系反映了两国之间关系日益加强，尤其是因为印度海军一直以来是该国各军种中最亲近西方国家的。1995年11月，印度海军两艘军舰——1艘“戈达瓦里”级（Godavari-class）导弹护卫舰（FFG）和1艘巡逻护卫舰，首次对以色列进行港口访问，这一事件“标志着自20世纪50年代初两军关系有了重大发展”。一年后，以色列海军司令首次访问印度。

　　1996年年底，以色列已经完成了向印度海军和空军销售一些重要系统。这些武器销售标志着印以两国间的合作程度，远远超出了港口访问和参观的形式。这些合作还包括，在印度建造两艘“德沃拉”（Dvora）MKⅡ巡逻艇，以色列用它们拦截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这种安排反映了，印度正希望发展本国军事产业并且以色列愿意帮助它这样做。

　　除此之外，据报道，以色列在1996年向印度出售了“维克兰特”（Vikrant）航空母舰上使用的电子支援措施传感器，以色列海军和印度海军此时正共同开发电子对抗系统。以色列还向印度海军出售了其Do-228-101型海岸巡逻飞机使用的埃尔塔公司（Elta）生产的多模海上监视雷达，这种雷达可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就在印度授予埃尔塔公司一份用10套EL/M-2032型脉冲多普勒雷达升级印度空军“美洲虎M”（Jaguar M）海上攻击机的合同后，以色列做出上述决定。直到2001年，印度继续采购海上监视雷达和升级海上巡逻飞机。事实上，一位观察家在2004年指出，“埃尔塔公司的EL/M-2022A型海上雷达已成为最受印度海军欢迎的机载传感器，正成为其图-142海上巡逻机的标准配置，……，印度海军的1架‘北极星’（Dhruv）直升机也正在试用这种雷达，EL/M-2022U型雷达可能会用在印度无人机上。”

　　以色列继续向印度扩大出口海军武器装备。最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在2000年向印度出售垂直发射“巴拉克”（Barak）防空与反舰要点防御导弹。印度海军要求采购8套系统和200枚导弹，其中7套系统安装在其战舰上。以色列与印度于2006年开始联合开发射程更远的后续型“巴拉克Ⅱ”导弹，并预定在2011年开始试射。

　　除此之外，在2002年9月，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Israel Aircraft Industries, IAI）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industan Aeronautics, HAL）间达成了一项协议，据此协议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公司将为先进轻型直升机（Advanced Light Helicopter, ALH）生产先进航空电子组件，这种直升机承担的任务包括反潜作战。最后，印度在2003年开始订购“苍鹭”（Heron）无人机；印度已经越来越多依赖以色列的无人机技术和系统。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于2008年一致同意合作开发一种无人驾驶直升机，这种无人机将用于执行陆基和海基任务。

　　总之，以色列的技术和武器装备对于印度海军已越来越重要，以色列的武器装备成为印度武器采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色列现在是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一直对以色列向印度销售武器装备和转移技术采取温和态度。这种态度与美国反对以色列向中国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中国被美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对手，但是印度却被视为一个潜在的盟友，尤其是在反恐战争方面。因此，美国普遍支持新德里和耶路撒冷间越来越亲密。

　　印度与以色列间的海上合作已经不仅限于军售。自2007年以来，以色列海军与印度海军间一直定期举行工作人员会谈。也许更重要的是，印度从来没有评论过以色列潜艇和护卫舰在印度洋的存在。印度海军不可能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些部署。虽然印度和以色列没有公开两国海军的活动协调，但是以色列海军的领导层希望如果政治条件允许的话，未来的合作有可能包括演习。不管怎样，以色列军舰在印度洋的存在表明，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说的那样，“印度不反对以色列在印度洋保持更强大军事存在”。

　　对未来的思考：预想的作战场景

　　1.“阿拉伯之春”与以色列在地中海的未来军事行动

　　中东地区目前的动荡不可能在近期或甚至中期平息下来。不确定的中东地区成为以色列的严重战略问题。与以色列近邻和利比亚相关的事件可能对以色列海军产生重要影响。以色列海军现在面临着自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海上威胁，并且这将影响其与美国海军的关系。以下各段概述了其中最严重的威胁。

　　以色列与埃及间的战争

　　也许所谓“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带来的最严重的关切是以色列与埃及间关系的前景。一旦这种关系破裂，就像1967年那样，可能会造成以色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或者沙姆沙伊赫受限，导致两国之间爆发战争。以色列海军，尤其是其突击部队，可能会深入参与针对埃及的任何军事行动，就像1973年战争那样。以色列海军水面舰艇相对于埃及海军水面舰艇仍具有质量优势，以色列海军潜艇也是如此；不仅它们的武器系统更强大，而且以色列海军在作战与维护做法和人员训练方面也优于埃及海军。较1973年战争时，今天的以色列海军似乎在封锁埃及方面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埃及可能会明显削弱以色列对抗伊朗军队的能力。倘若以色列与伊朗间爆发危机，埃及可能会对以色列军舰关闭苏伊士运河或者沙姆沙伊赫，也许两者都关闭，以阻止它们进入印度洋。直到2009年，以色列海军潜艇才首次通过苏伊士运河。推翻埃及以前政策的开罗新政府可能主张其对以色列的条约义务，可以不允许以色列潜艇过境苏伊士运河。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在印度洋上巡逻的潜艇将不得不绕道非洲返回大本营，从而使其针对伊朗的任何军事行动复杂化。作为回应，以色列可能会报复埃及。

　　在短期战争情况下，埃及也会对以色列构成复杂影响。在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掌权下，埃及实际上支持以色列封锁哈马斯掌控的加沙地带。同时，埃及军舰也不时地拦截目的地为加沙的货船和恐怖分子，至少他们定期登上涉嫌对哈马斯提供人员和物资援助的船只。

　　埃及新领导层似乎正朝不同的方向行动。它促成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之间的和解，并致力于结束对加沙的封锁。它已经部分解除了自己的封锁，对选定的巴勒斯坦人开放拉法赫（Rafah）过境通道。因此，非政府组织（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或者哈马斯的同情者可能寻求埃及海军给予一定程度的护航，这将使埃及海军直接对抗以色列海军。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一方力量可能抢先开火。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需要防止以色列与埃及间关系破裂，肯定会阻止两国间爆发战争。特别是美国海军，可能会被要求在地中海东部帮助维护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海军能否可靠地担当至少保持以色列海军与埃及海军间心照不宣关系的中间人，这还有待观察，但是，此事应成为其会谈的一项重点。最后，美国海军与埃及海军间的高级别对话，应围绕劝阻埃及海军领导层不向前往加沙的船队提供任务援助展开。

　　以色列与叙利亚及黎巴嫩真主党进行的两线作战；以色列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及哈马斯进行的三线作战

　　没有办法预知叙利亚的政权更迭是否改变或者如何改变其与伊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叙利亚阿拉维派（Alawi）领导层的变化以及肯定继任的逊尼派（Sunni）政权，很可能造成叙利亚与以色列间关系更加紧张，从而导致武装冲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不可能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它有可能在黎巴嫩南部开辟针对以色列的第二条战线。事实上，哈马斯也可以从加沙地带参加战争，迫使以色列面对三线作战——自1967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尽管叙利亚海军可能威胁到以色列的新天然气田，但是其不会对以色列构成真正的威胁。此外，叙利亚海军可能得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协助，无论是在威胁以色列气田方面，还是在真正威胁以色列海军水面舰队方面。如前所述，黎巴嫩真主党在2006发射陆基移动式C-802型反舰导弹，表明其防卫黎巴嫩南部靠海方向能力的发展。

　　在这方面，2010年在5月25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Sayyed Hassan Nasrallah）在“解放日”（Liberation Day）庆祝仪式宣称，“我们能够瞄准和打击以色列任何开往巴勒斯坦海岸所有港口的船只。我们决心要加入试图围困我们海岸线的这种新战场。”虽然这可能是在夸大其词，但是显然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加入冲突中的叙利亚一方（因为它很可能会这么做），那么以色列海军将被要求执行多种任务：除了对加沙实施封锁外，还要封锁黎巴嫩和叙利亚；保护以色列的天然气田；挫败黎巴嫩真主党的区域封锁企图；以及实施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的进攻性作战行动。在确保埃及不加入这场战争的同时，做这一切，将严重考验以色列的小型舰队。在这种作战设想中，美国海军可能会被要求协助以色列海军，从而使美国决策者处于严重困境。

　　以色列与土耳其间的海上对抗

　　在过去的几年中，以色列与土耳其间的政治关系严重恶化。土耳其已经表示强烈支持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和实现与哈马斯关系的正常化。土耳其是包括“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在内的加沙援助船队的出发地。土耳其已经扬言要护送未来的船队，从而导致以色列与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真正可能对抗。

　　从1967年攻击“自由”号间谍船到2011年平时拦截伊朗武器运输，以色列长期准备在国际水域实施军事行动——理由是恐怖分子、他们的同情者以及他们的武器代表了反对犹太国家的战争行为——如果土耳其军舰护送“救助”船队前向加沙，将增加了土耳其海军与以色列海军交火的可能性。土耳其这样做具有非常现实的可能性：最早由总理埃尔多安（Erdogan）在“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事件之后提出。如果以色列与土耳其（北约盟国）间出现任何对抗，美国海军将处于把双方分开的巨大压力下。

　　这些作战设想对以色列海军与美国海军间合作的影响

　　今天，出于导弹防御这一主要动机，美国海军将继续加强与以色列海军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其他军种的联系。但是如果上述事件发生，可能需要进一步扩展这种关系。

　　这种关系的扩展可能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潜在举措。一项一直在讨论的措施可能是将海法作为主要军舰的母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海军一直审查并拒绝了以后勤和警戒为理由，将海法作为1艘航空母舰母港的建议。随着派驻“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到地中海东部的计划已经成为现实，1艘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以海法为母港会标志美国对越来越受到国际孤立的以色列做出承诺，这对于美国海军来说既有更大动力又有更大压力。

　　以色列海军与以色列国防部也可能指望美国提供采购额外护卫舰与潜艇的资金援助，以色列最近完成了从德国采购另外3艘“海豚”级潜艇，其中的前2艘由柏林政府提供了部分资金。新采购的潜艇将具备现代化的安静空气独立推进能力，应在2013年做好部署准备。

　　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天然气田和应对“阿拉伯之春”导致地中海东部环境日益不稳定，以色列显然将需要扩大其水面舰队。然而，以色列将不会采购美国的濒海战斗舰（Littoral Combat Ship, LCS）。在仔细盘算过采购濒海战斗舰之后，以色列海军决定这种新型军舰价格过于昂贵，并不是符合其作战要求的正确配置。因此，以色列可能指望美国资助其建造额外的升级型护卫舰，这种护卫舰除了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外，也能使以色列海军在印度洋至少保持偶尔的巡逻。于是，以色列水面舰艇将负责拦截涉嫌向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运送武器的伊朗船只。像反潜巡逻一样，以色列军舰的存在可能会使美国海军在印度洋的行动复杂化。

　　2.印度洋上的以色列、印度和伊朗

　　以色列最近购买了3艘采用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的“海豚”级潜艇，它们将使以色列海军自2013年开始能够在印度洋进行几乎不间断的巡逻——假设可以顺畅过境苏伊士运河。然而，以色列要想在印度洋保持不间断巡逻，它将至少再需要1艘潜艇或者能够在印度洋沿岸维护和翻新潜艇。印度将是以色列拟建基地的天然候选对象。虽然印度一直在耶路撒冷与德黑兰间敏感的战争中严格保持中立，并且确实与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它不希望伊朗与以色列间爆发任何形式的冲突。秘密安排“海豚”级潜艇不经常利用印度港口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考虑到印度担心中国在瓜达尔（Gwadar）的基地，更加宽泛地讲，印度担心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国与巴基斯坦可能加强合作，印度更加可能会这么做。

　　鉴于伊朗情报收集能力有限，它将难以监视印度与以色列间合作的程度。印度海军与以色列海军间可能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尽管双方对此都不承认。本文作者在与以色列海军的讨论中，他们并不排除以色列舰队与印度舰队举行联合演习的可能性。

　　以色列维持在印度洋上军事存在将变得更加困难。然而，“萨尔5”级护卫舰在印度洋上航行的事实表明，以色列并没有完全排除在这里部署兵力的可能性——例如，如果在开往加沙的船只进入红海后拦截比其一出苏伊士运河就拦截更可取。过去，以色列几乎从来没有对其登上国际水域的船只感到后悔，它在印度洋也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在印度洋拦截为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哈马斯运输武器的船只，将使以色列海军有助于削弱黎巴嫩真主党陆基导弹部队的补给。除此之外，以色列人可能实际上欢迎以色列海军与伊朗海军发生对抗，就先进程度或者火力来说，伊朗海军舰队无法抗衡以色列海军舰队。然而，这种冲突可能会破坏该地区稳定，给美国，特别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带来严重问题。

　　结论性意见

　　以色列海军不再仅仅被看作以色列国防军陆上军事行动的辅助。除了不断发展的战略威慑任务，以色列海军也已经认识到其担任港口保护、打击海运恐怖分子和保持封锁的使命。它很快就必须承担保护以色列新天然气田的任务。在这方面，以色列海军不仅拥有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还拥有一支小型但有效的潜艇部队和一些用于执行此类任务的“保护者”（Protector）无人水面艇(USV)等无人水面系统。除此之外，以色列海军的突击队已经从一支相对无序的部队，发展成为一支非常先进的力量，尽管其在检查“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时遭遇彻底惨败。为达成上述目标，以色列已经采购了新的坦克登陆舰。

　　尽管相对于其他军种，以色列海军预算份额仍然相对较少，但是其现在很少面对以色列国防部内反对海军扩张计划：以色列最近购买的第6艘“海豚”级潜艇价格超过10亿美元（完全由以色列出资购买）。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海军不仅被看成以色列反恐作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也被看成一件可以提供对伊朗纵深发动常规打击的重要战略工具。

　　以色列在该地区日益孤立，它与土耳其的决裂以及“阿拉伯之春”所带来的变化，正在改变以色列政府的战略考量。对于以色列海军来说，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埃及终止其对加沙封锁的意愿，以及土耳其准备护送船队到达向加沙地带都会使地中海东部环境更加具有挑战性。除此之外，埃及政策的变化表明，以色列海军可能不会再确定其自由进出红海。与此同时，以色列与印度间关系日益密切，使以色列海军部队秘密地偶尔利用印度的后勤支援成为可能，特别是在以色列与伊朗间紧张局势加剧的时期。

　　以色列可能会求助美国获得额外的安全援助，特别是请求帮助解决无法满足的需求。在战役层面上，以色列可能会要求美国海军干预以色列海军与埃及海军或者土耳其海军间在地中海东部任何迫在眉睫的危机，尤其是如果以色列与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和/或黎巴嫩真主党间出现敌对行动。

　　另一方面，以色列希望美国海军不干预其在印度洋上的巡逻和潜在行动。相反，以色列海军不单独对伊朗采取行动——或者从阿拉伯海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或者即使是在公海上登上来自伊朗的船只——更符合美国海军及美国的利益。如果以色列海军在更接近其领海对上述货船采取行动，将不会受到与伊朗军舰对抗的威胁，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自身来说，政治上更安全且军事上更简单。

　　鉴于中东地区的政治前景和以色列舰队能力的变化，美国海军应当立即开始思考本文中概述的作战设想以及在未来几年内也可能出现的其他情况，并采取必要的行动做好相关准备。此外，美国海军应该加强与以色列海军的对话。为增强在决策圈内的话语权，美国海军特别应设法鼓励以色列海军保持谨慎和克制，如果仅是因为以色列地区邻国将其看成美国的延伸。对于美国海军来说，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不能独立节制以色列——是否其他部门能够做到也值得怀疑——但是为了美以两国海军及其保护的国家的利益，美国海军至少尝试这样做是至关重要的。

　　附录A：以色列海军的早期历史

　　以色列海军的开端与以色列独立战争

　　当以色列于1948年5月建国时，以色列海军几乎不存在。1943年，犹太人军事组织“哈格纳”（Haganah）组建了与地面突击队“帕尔马赫”（Palmach）相当的海上突击队“帕利亚姆”（Palyam）。大约在同一时间，大约1100名哈加纳志愿者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在以色列独立前，当时所谓的巴勒斯坦是英国的托管地）；实际上这些志愿者只有少数人参与过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欧洲难民乘坐的船只躲过英国皇家海军阻止其进入巴勒斯坦的巡逻队后，帕利亚姆队员秘密护送他们登岸，前皇家海军水兵也重新返回哈格纳。

　　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表决分治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一直反对这一提议。此后，1948年1月，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 ,在以色列独立后成为该国总理兼国防部长）领导下的犹太社区高层要求建立一支海军部队，其首要目标将是“从海上保护地面”。1948年3月17日，以色列海军成军。这支“舰队”由几艘废弃的移民船和几艘摩托艇组成，前英国皇家海军的志愿者可以对废弃的移民船进行翻修。该舰队的人员是一群乌合之众。帕利亚姆队员纪律散漫且不专业。他们强调政治高于航海技术，蔑视来自其他国家的前海军军官的军衔等级和经历，比如，为支持新生的国家，美国海军指挥官保罗·舒尔曼（Paul Shulman）和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所罗门（Solomon）和艾伦·所罗门伯克（Allen Burk）都移民到巴勒斯坦。以色列海军的所谓“领导”是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老师和官僚，他将于1949年返回教学岗位。以色列当时只能编齐一个海军连，包括具有皇家海军和运输移民经验的大约350名水手。这些水兵中有极少数是潜水员。

　　在独立战争期间，新生的以色列海军仅对抗埃及海军，因为其他攻击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没有自己舰队。尽管以色列海军规模小并且具有许多不足，但是其还是在1948年7月袭击了黎巴嫩提尔港（Tyre），以威慑该国进一步参与战争。1948年10月，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击沉了埃及海军舰队旗舰“埃米尔·法鲁克”号（Emir Farouk）护卫舰，击毁了位于加沙海岸的“埃米尔·福齐亚”号（Emira Fauzia）扫雷艇。

　　本·古里安在正式担任总理和国防部长后，意识到有必要保护本国的海岸线，认定以色列海军既需要成为一支专业的战斗力量，又需要获得常规军舰。然而，后者是不容易实现。1950年5月25日，法国、英国和美国发表三方宣言，公布了它们反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两年后，法国、英国和美国宣布成立近东地区武器协调委员会（Near East Arms Coordinating Committee），旨在协调它们对该地区的武器供应。

　　直到1955年9月，当埃及与前苏联缔结了一份重大武器采购协议时，西方国家武器协调工作名义上正在实施——尽管以色列与法国进行了一项秘密武器交易，而英国则打算向阿拉伯人供应超出向以色列供应数量更多的武器。美国几乎没有向该地区出售武器。1956年，英国供应以色列（和埃及）2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Z型驱逐舰，并提供舰上军官和水手的培训。在1956年10月西奈战争爆发前，埃及人从前苏联获得2艘“斯科理”级（Skory-class）驱逐舰和几艘“威士忌”级（Whiskey-class）潜艇。

　　因此，埃及海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胜过以色列外海军。根据这种情况，以色列海军奉命不要在地中海上发动攻击。相反，一些鱼雷艇转移到亚喀巴海湾，在那里它们辅助从“埃拉特”号驱逐舰上岸向南沿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去占领蒂朗海峡（Strait of Tiran）的地面部队。英法联合舰队打算控制地中海上的埃及海军。然而，在1956年10月30日，也就是此次冲突的第二天，埃及海军派出排水量1490吨的“易卜拉欣·埃尔阿瓦勒”（Ibrahim el-Awal）号护卫舰炮击以色列的海法炼油厂。此次炮击持续两个小时，共计发射了160发102毫米炮弹。之后，以色列的海军护卫舰、空军的飞机和法国的军舰一道赶来，追赶并击毁了埃及的这艘军舰。以色列海军最后缉获了这艘军舰，并把它添加到以色列海军舰队。

　　在此次战争结束两年后，以色列从英国购买了首批两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S级潜艇。这些潜艇的使命不仅是要击沉敌方舰船，还包括提供侦察能力并支持突击队登陆。此次采购标志着以色列海军进入试图发展一支均衡舰队的新阶段，会将其有限的资源分摊到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艇和潜艇上面。以色列海军的这一计划在1965年进一步获得动力，当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通过了以色列海军1963年的一份12艘装备“加百利”舰对舰导弹的快艇与3艘T型潜艇的采购计划。然而，以色列国防军面临预算压力，随后在1966年10月提议导弹快艇采购数量减少一半。以色列海军反对这一提议。在此期间，前苏联正向埃及出售装备“冥河”反舰导弹的“奥萨A”级和“科马尔”级快艇。其结果是，相对于以色列海军，埃及海军再次占据显著优越。

　　附录B：以色列海军与其他国家海军：土耳其、埃及和希腊

　　人们普遍认为，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它就与土耳其一直实际保持着良好关系。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多年来，两国关系间一直忽冷忽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经过激烈辩论后，选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与土耳其结盟，而是站在英国一方。随后，在1947年，土耳其投票反对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和建立犹太人国家。然而，土耳其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世界上第六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并仅在两年后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

　　因为以色列在1949年与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停战协定，以及土耳其就其控制的哈塔伊省（Hatay）而与叙利亚发生冲突（涉及贸易协定和秘密军事合作），土耳其与以色列间的关系得到改善。但是，这种状况仅维持到1955年，当时土耳其与伊拉克签订了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在随后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的第二年，土耳其将其驻以色列的外交代表团下调至最低级别（负责临时代办）。直到1992年，土耳其和以色列间才互派大使。

　　在1958年至1959年，以色列与土耳其间关系有所改善——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于1958年秘密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两国签署了一项加强外交、军事和经济联系的协议。然而，一般情况下，土耳其在1958年后越来越支持阿拉伯人的立场，甚至担保保护约旦不受以色列攻击。

　　在“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与土耳其间略有改善的关系再次恶化。在1973年战争期间，土耳其支持阿拉伯人；当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和在1989年吞并耶路撒冷时，都受到土耳其的谴责。20世纪80年代，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首次暴动期间，土耳其成为第四个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家。

　　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及随后马德里和平进程启动，促使土耳其像印度一样，在1992年将其驻以色列外交级别提升到大使级。除了马德里和平进程后的奥斯陆进程之外，其他一些因素也促使土耳其与以色列间关系回暖。这包括希腊与以色列间于1990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土耳其对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进口依赖减轻，以及缺少阿拉伯国家支持土耳其就塞浦路斯的立场。

　　随着以色列和土耳其与印度军售和军事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加强，以色列成为土耳其的一个重要军火供应国。1996年2月，土耳其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军事训练协议，其中包括两国海军互访的条款。此外，与印度不同，土耳其准备与以色列公开进行演习。从1998年1月开始，这两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一起，举行了代号为“可信美人鱼”（Reliant Mermaid）的联合搜救演习。此次演习也使以色列能够进行加油演练和测试其通信系统。

　　但是，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的冲愈演愈烈，土耳其推迟了原定于2000年11月的“可信美人鱼”演习，这也反映了土耳其与以色列间关系忽冷忽热的性质。“可信美人鱼”演习于2001年恢复，可是，当温和派伊斯兰自由与公正党（AK）于2002年上台后，这种演习具有特别的意义。早在1953年，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曾警告说：“我们与土耳其间的关系最近一直非常好，但是，这种良好的关系可能一夜间恶化。”许多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以色列军方背景的人和一些鹰派政治家，包括第一任期内的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似乎都忽视了这一明智的劝告，并设想与土耳其建立战略联盟。与此相反，从2008年以色列在加沙作战开始，因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土耳其与伊朗间关系升温，而致使以色列与土耳其间局势紧张，进而两国间军事合作实际冻结。

　　2010年4月，以色列对土耳其禁售印度与以色列联合研制的“巴拉克-8”（Barak 8）导弹，原因在于其担心安卡拉政府会允许伊朗人研究这种导弹技术（印度也反对这笔交易）。在随后的一个月，因以色列扣留了“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以色列与土耳其间军事合作几乎冻结。如上所述，在那次发生在在国际水域的突然检查中，以色列方面的规划与情报工作糟糕，缺少机构间合作，因而导致8名土耳其公民和1名土耳其裔美国人死亡。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取消了所有与以色列合作举行的演习，并削减购买武器数量。2011年3月，以色列突击队再次在国际水域采取行动，截获了一艘从土耳其驶向加沙的装满武器货船，尽管以色列强调其并不认为土耳其是同谋。

　　尽管以色列与土耳其间政治局势紧张，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内部的一些人，或者至少是以色列海军高层感到，两国军队间关系保持良好，例如，马龙海军中将一直同土耳其海军司令保持着接触。然而，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以色列海军可能正在自欺欺人：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敌意与伊斯兰自由与公正党关系不大，主要是出于自身最佳利益考虑。土耳其正在向东发展，部分原因在于超过四十多年时断时续的谈判其还不能加入欧盟，部分原因在于本国强大的经济使其能够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以色列根本不会是土耳其战略制定的一个主要考量因素。

　　正如土耳其决定将其与以色列间的外交关系升格是对以色列与希腊间关系升级的部分回应，以色列与土耳其间关系的冻结也一直同以色列海军与希腊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几个巴尔干地区国家海军间关系加强相并行。在1999年，当接任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巴拉克从黎巴嫩撤出所有以色列军队并加快和平进程时，希腊加强了其与以色列的军事关系。两国间的高层互访交流包括以色列海军司令亚历克斯·塔尔（Alex Tal）访问雅典。从2005年开始，以色列海军、以色列国防军后方司令部同希腊海军联合举行了测试对模拟地震事件反应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搜救演习。为对“马维·马尔马拉”号货船事件作出回应，尽管希腊取消其与以色列海军间2010年的海上演习，但是它已经表示其与以色列海军间的海上演习（其中还包括美国海军）将在2011年如期举行。尽管两国关系日益加强，但是希腊官员们都在不厌其烦地强调，他们不将其与以色列的联系看成是其与土耳其间关系的某种“零和游戏”。他们认为土耳其太强大，其与安卡拉政府间的关系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受到其与以色列发展关系所危害。另一方面，以色列明显将雅典政府看成安卡拉政府的替代。

　　以色列海军也与其他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海军海军举行了联合演习，但这些演习都没有其与土耳其间联合举行的演习复杂，部分原因在于土耳其海军较其东南部欧洲邻国的海军更加先进。土耳其最初以在叙利亚境内进行演习来回应希腊与以色列间合作加强，但如今叙利亚国内的持续不稳定已经危及这种演习。

　　以色列海军也已经扩展其合作业务范围。2006年6月，以色列海军首次参加北约演习。此次演习在罗马尼亚近海举行，以色列海军仅1艘“萨尔5”级护卫舰参加。然而，这标志着以色列海军首次不再以观察国的身份参加北约演习。2009年8月，以色列政府批准1艘以色列军舰参加“积极奋进”（Active Endeavor）行动，这是一场旨在发现与威慑地中海地区恐怖行动的北约军事行动。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海军与埃及海军从不没有建立过正式关系，以色列海军一直寻求与埃及海军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然而，以色列海军已经觉察到，埃及海军一直不积极制止针对以色列的海上恐怖行动。而且，埃及政权的变化，也致使以色列海军不太可能在不久以后与埃及海军改善合作关系。   知远/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