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德潜艇上部署核导弹 政府对此一清二楚

　　多年来，大家都希望确切地知道以色列从德国进口的潜艇所具备的功能。现在，德国和以色列的专家都已证实，潜艇上已经部署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并且德国政府对此早就一清二楚。——《明镜周刊》

　　以色列海军的“骄傲”在波涛起伏的地中海轻轻摇曳，美丽的卡梅尔山脉倒映在水中。如果想参观以色列“海豚”级潜艇“塔库玛”（Tekumah）号，你必须先徒步通过海法港口的一个木制码头，然后爬入通向潜艇内部的隧道竖井。负责接待游客的海军军官，是一位40多岁的壮汉，戴着一副雷朋太阳镜。他轻快地走到最后一级台阶，转身说：“欢迎来到‘塔库玛’号潜艇，欢迎进入我的玩具。”

　　他转动把手打开冰箱，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西葫芦、一个存放杯装酸奶的托盘、一瓶两升的低热量可乐。“塔库玛”号潜艇奉命去执行了一个秘密任务，在清晨时分刚刚返回。

　　海军军官（其姓名被军事审查办公室列入保密范畴）带领游客穿过一对双层床，沿着钢制走廊前行。空气中弥漫着陈腐的气息，完全不是一所“男性公寓”客厅应有的气味。在潜艇中部，走廊突然变宽并且出现了一个客厅大小的房间，这是围绕潜望镜建立的一个工作站，也是指挥中心。海军军官静静地站着，用手示意大家关注周围的一排监视器，机器上的商标显示，这些机器来自于德国电子巨头西门子（Siemens）公司、阿特拉斯（Atlas）以及不来梅电子公司（Bremen-based electronics company）。

　　以色列人把指挥中心称作“作战信息中心”（Combat Information Center），是潜艇的心脏，所有的信息都汇集到这里，所有的作战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这艘潜艇是由两个坐在真皮座椅上的驾驶员控制。潜艇的驾驶舱看起来可能更像是一架小型飞机的驾驶舱，仪表盘上深度显示器红色数字不断闪烁，显示潜艇的龙骨目前位于海平面以下7.15米（23.45英尺）。

　　海军军官说：“这一切包括武器系统都是按照以色列的要求在德国建造。”“塔库玛”号潜艇由德国制造，长57米，宽7米，外表涂成蓝色，是德国精密工程的杰作，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项德国制造适合配备核武器的精密工程。

　　以色列在潜艇上部署核武器毋庸置疑

　　在潜艇指挥塔的围壳深处，隐藏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即使是在以色列也只有很少的业内人士知道，这艘潜艇部署了小型核弹头，小到可以由以色列现有的巡航导弹携带，但其爆炸的能量足以完成核打击任务并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这个秘密被认为是现代军事史上保守的最好的秘密之一。在以色列任何公开谈论这个秘密的人都将面临被判处漫长刑期的风险。

　　德国《明镜周刊》在德国、以色列和美国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在当前和过去的政府部长、军方官员、国防工程师和情报人员，已经毫无疑问：在德国航海技术的帮助下，以色列已经成功地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浮动核武库——部署核武器的潜艇。

　　外国记者之前从来没有登上过以色列任何一艘战斗舰艇。现在，在一些异乎惯例的公开场合，这个犹太国家的资深政治家和军方官员，开始愿意谈谈德国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的重要性，谈谈德国的责任，尽管通常情况下，他们不愿透露姓名。“原因非常简单，”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说，“德国正在帮助以色列维护国家的安全，德国人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事实。”

　　另一方面，在以色列进行的任何研究都将受到审查。以色列人援引的资料除了摄影师的图片都将提交军队审查。关于以色列的核能力问题，无论是陆地或水下，大家都讳莫如深。在潜艇指挥塔的围壳深处——核武器存放的地方，始终没有对游客开放。

　　25年来，在德国关于政府对以色列潜艇项目的军事援助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也是媒体和国会谈论的一个话题。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担心那种关于以色列军援的公开辩论，但是辩论还是被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重新点燃，他最近发表的一首诗歌《必须要说的话》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默克尔坚持保密，不希望军援的细节被公之于众，所以直到今天，德国政府仍坚持其立场，表示对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一无所知。

　　以色列拥有核能力的目标

　　但现在，前德国高官已经首次承认以色列存在核武器。前德国国防部计划部门负责人汉斯·吕勒（Hans Rühle）说：“我认为‘海豚’级潜艇从一开始设计就被期待具有核能力”。前国防部国务秘书洛萨·吕尔（Lothar Rühl）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以色列将在潜艇上部署核武器。”国防部武器采购部门主管沃尔夫冈·鲁佩尔特（Wolfgang Ruppelt），在关键时刻承认，他当时就明白，以色列人希望把潜艇作为那种武器的载体，因为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不可能建立陆上核武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知情的部委官员说的更直白：“从一开始该艇就主要被设计用于核能力。”

　　知情人士说，以色列拉斐尔国防技术公司已经研发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显然，这涉及到“喷气式突眼”（Popeye Turbo）潜射（submarine-launched cruise missile ，SLCM）巡航导弹类型的进一步研发，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射程应该超过1,500千米（940英里），并能携带重达200千克（440磅）的弹头打击伊朗境内目标。核弹头来自内盖夫沙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色列在那里建立了核反应堆和一个地下钚分离工厂。但巡航导弹的研发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以色列人在斯里兰卡海岸进行的一个单纯的导弹测试都被看成是公开的示威活动，以色列的巡航导弹是如何测试的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说：“潜艇是对区域威胁的军事反应，那里从不怜悯弱者。”以色列国的创始人戴维·本 ·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曾经说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治疗以色列人恐惧心理的良方，以色列人每天都生活在“明天阿拉伯人将屠杀我们”的恐惧中。“我们将不再是待宰的羔羊”是本·古里安以及奥斯威辛幸存者所吸取的教训。

　　配置核武器的潜艇对任何敌人都是一个信号，这个犹太国家在核攻击事件将不再是完全无助，它可以使用终极武器报复反击。正如以色列亚伯拉罕·博泽尔（Avraham Botzer）海军上将所说，潜艇是一种威慑力量，可以威慑敌人不会被怂恿使用非传统武器先发制人进行打击，也破灭了敌人打击后逍遥法外不受惩罚的幻想。

　　全球的政治责任问题

　　在这个以牙还牙的版本中，为成千上万死人复仇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同样将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不间断的保持把一部分核武库部署在潜艇上，这是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实施的一种战略。对于领土面积只有德国黑森州大小以色列来说，一次核打击就可以被歼灭，所以维护这种潜在威胁对它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核武库将引起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对以色列核能力的恐惧和嫉妒，并导致这些国家考虑研发自己的核武器。

　　这样就会因为德国的军援产生全球的政治责任问题。那么，德国作为此次事件的肇事者，应该被允许协助中东冲突的受害者——以色列发展能够夺去数十万人生命的核武器吗？

　　柏林政府正在不顾后果地促进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吗？还是如2008年3月总理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所说，德国愿意为源于纳粹的罪行承担其历史道义责任，这已成为德国执政者执政方针的一部分呢？默克尔告诉国会议员：“这意味着，对我来说，作为德国总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永远没有协商的余地。”

　　上周二，德国新总统乔基姆·高克（Joachim Gauck）在他第一次正式访问耶路撒冷的演说中提到了这种无条件团结的危险：“我不想去设想，当总理在政治上兑现她以色列的安全声明时将会给她带来巨大麻烦的场景。”

　　半个世纪以来，德国政府几经更迭但在其以色列政策上一贯奉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在2002年总结中说：“我想这非常清楚：以色列为了维护其安全需要武器。”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ss）：非法武器合作的开端

　　那些支持施罗德逻辑的人往往违反了德国的武器输出法律。自从德国战后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时代，德国总理与以色列的各种军事交易自始自终不经国会批准或者不通过联邦安全局，正如当时的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一名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成员（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他曾经亲自驾车运送爆炸装置。这件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施特劳斯驾驶一辆三厢轿车到科隆执行为以色列运送武器的任务，他交给摩萨德（Mossad）联络官一个用外衣包裹的物品，说这是“在特拉维夫的男孩”。包裹里是一种新型的穿甲榴弹。

　　对于每一位总理，武器输出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冷战时期，波恩担心如果东德公开同以色列结盟就可能会失去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后来，德国又担心失去德国经济奇迹的润滑剂——来自阿拉伯的石油。

　　与德国合作，也可能引发以色列各行政机关的政治辩论。犹太国家是否应该接受德国的帮助，以及以什么形式接受德国的帮助对以色列公众来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例如，后来的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他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大部分家人，在他眼中，德国人只是“这片土地上的凶手”，至今德国对以色列的财政援助在大多数情况下简称“赔款”。

　　国防事务的合作更是问题重重。国防事物的合作开始于弗朗茨·约瑟夫·斯特劳斯时代，他很早就认识到对以色列的援助不只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务实的政治需要的结果。没有人能比大屠杀的幸存者更有效地帮助新德国获得国际尊重。

　　1957年12月，在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附近施特劳斯的家中，他会见了一个小型以色列代表团并就某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以色列代表团中最杰出的成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将成为德国与以色列军火交易中的关键人物，也是以色列的原子弹之父——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他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现任以色列总统，今年88岁。

　　武器装备的输出量没有明确的法律或预算依据

　　目前已知的武器输出开始时间不迟于1958年。德国国防部长甚至从德国的军用储备中偷偷运走武器和装备，然后向警方报案被盗。

　　许多的军火以“贷款”的名义通过间接通道到达以色列。武器装备包括西科斯基（Sikorsky）直升机、诺拉特拉斯（Noratlas）运输机、改进型M-48坦克、高射炮、榴弹炮和反坦克导弹。

　　一位德国官员在一份内部文件中承认，这些武器装备的输出量没有明确的法律或预算依据。但是阿登纳支持他的国防部长，当1967年以色列先发制人攻击其邻国并在“六日战争”（Six-Day War）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时，他表示，输出武器到以色列很明显是正确的。从那以后，施特劳斯的朋友佩雷斯不断提醒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不要忘记是谁帮助我们取得了这一胜利。

　　事实上，德国对以色列的安全保障明显的不是一个党派的政治问题，六年后，当社会民主党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波恩领导政府的时候，以色列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中处于失败的边缘。据勃兰特（Brandt）的传记作者彼得·默泽布格（Peter Merseburger）报道，虽然德国官方与战争无关，但是总理亲自批准了对以色列的武器输出。今天回顾这件事情所涉及的情形，可以判断勃兰特的决定“违反法律”，勃兰特的演讲稿撰写人克劳斯·哈普雷希特（Klaus Harpprecht）试图证明总理的行为应属于所谓的“应对超越法律范畴的突发事件”，勃兰特总理显然也把“挽救大屠杀幸存者的国家”看成了德国政府首脑首要责任。

　　德国政府为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融资了吗？

　　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人的兴趣从传统的常规武器转移。本·古里安委托佩雷斯筹划一个高度敏感的项目：“萨姆森行动”，行动以“圣经”人物的名字命名，这个人物应该生活在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压迫的时代，萨姆森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但他也被看作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人物。项目的目标是制造一颗原子弹。以色列人对他们的盟友说，他们需要廉价的核能使海水淡化，他们计划利用这些水使内格夫沙漠变得肥沃。

　　起初德国政府也被蒙在鼓里，但施特劳斯可能是例外。1961年，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治家开始换届。1961年6月12日，施特劳斯在巴黎与佩雷斯和本·古里安会谈后写下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被列为“最高机密”，他在其中写道，“本 ·古里安谈到核武器的生产。”

　　我们可以推测波兰出生的以色列社会民主主义者本·古里安在他的计划中选择了巴伐利亚保守党施特劳斯的原因，从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政府希望为“萨姆森行动”获得财政援助。

　　以色列那时候囊中羞涩，而研制原子弹需要巨额资金。这导致本·古里安与阿登纳关于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进行了多次秘密谈判。根据联邦政府应《明镜周刊》请求公布的德国谈判记录，本·古里安将使用这笔贷款在内盖夫沙漠建造海水淡化项目基础设施。

　　以色列人说：“不用担心”。

　　据说来自核电运转的民用海水淡化厂项目培育的植物的确存在，这也是内盖夫沙漠开发以及以色列短暂历史中最大的项目之一。当议会保守党领袖莱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在耶路撒冷询问该项目的情况时，以色列人解释说，通过海水淡化获得淡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任务”。陪同巴泽尔的一位官员指出，以色列曾表示，必要的核电被国际组织监控并且不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担心。

　　直到1965年，德国在此期间给予以色列总计6.3亿德国马克，但是核电运转的海水淡化厂从来没有建造，目前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支付的款项由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重建贷款银行（Reconstruction Credit Institute，KFW）处理。该组织负责人在内部讨论时表示，使用的资金从来没有审核。加州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所(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以色列核武器研究历史学家阿夫纳·科恩说：“一切似乎表明，以色列的炸弹研发资金也是由德国提供。”

　　最终，在1967年，以色列可能已经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关于核武库的问题，以色列政府反驳的权威答复源于佩雷斯，他说：“我们将不在中东地区引进核武器，当然我们说的是不会第一个。”这种语义含糊的核声明仍然是现在以色列政府的官方立场。

　　然而在与德国盟友的会谈中，以色列的政治家使用的语言，几乎没有隐藏真相。据说，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1977年的秋天访问波恩时，他告诉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邻国埃及恐惧“以色列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达扬说，他理解埃及人的忧虑，在他看来，对阿斯旺大坝使用的炸弹“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他甚至没有否认核武器的存在。

　　第一艘潜艇在英国秘密组装

　　一个有炸弹的国家有可能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存储以及一个安全的发射平台——潜艇。

　　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德国总理勃兰特和施密特必须处理以色列人获得潜艇的请求。三艘“盖尔”潜艇将使用德国吕贝克工程事务所（Industriekontor Lübeck， IKL）绘制的设计图在英国建造。

　　但发送这些文件到国外需要出口许可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吕贝克工程事务所赞同德国国防部将图纸绘制在英国造船厂的信笺上，并且使用英国的飞机空运到英国小镇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潜艇将在那里组装。

　　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已不再是德国和以色列武器合作的唯一目标，自那时以来，军火贸易为西德工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1977年，前三艘“盖尔”级潜艇中的最后一艘抵达海法港口。当时，没有人考虑二次核打击能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军官从美国的军事院校返回并极力称赞美国潜艇，人们才开始讨论关于以色列海军现代化中的核能力问题。

　　那时候，以色列军队中的权力斗争正如火如荼。两个规划小组为国家的海军制定了不同的策略。一组倡导发展新的、更大的“萨尔-4”（ Sa'ar 4）型导弹艇，而另一组则希望以色列购买潜艇作为替代品。当时的海军副司令员，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内情报机构辛贝特（Shin Bet）的负责人阿米·阿亚隆（Ami Ayalon）说：“以色列是一个‘小岛’，97％的商品需要通过水路到达。”

　　战略纵深

　　“即便如此，核武器越来越明显的走进中东，尤其是在伊拉克。”阿亚隆说，“事实上，阿拉伯国家对核武器越来越大的兴趣改变了以色列的防御计划。”他说，“潜艇可作为执行各项任务的一种战术武器，但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海军是否会被分配到一个额外的被称为战略纵深的任务，购买潜艇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决定。”

　　战略纵深还是二次核打击能力。

　　在辩论结束后，海军明确说明他们需要9艘护卫舰和3艘潜艇。阿亚隆后来异军突起，成为海军统帅，今天他承认这是一个“狂妄自大的需求”。但是，海军的战略家们希望预算会出现奇迹，或者有人愿意送给以色列几艘潜艇。

　　科尔和拉宾成为以色列潜艇现代化的动力。

　　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最终将以色列送入了现代化潜艇的国际俱乐部。拉宾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志愿者在英国军队的犹太军团参加了战斗，拉宾自己作为参谋长带领以色列军队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获得了胜利。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宾曾担任一个任期的总理，1984年，他在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

　　拉宾知道，1982年，德国政府在波恩已推出了新的武器出口“政治原则”。根据新的方针，运送武器可能需要“无助于增加现有的局势紧张”。这句延展性的措辞使德国对以色列交付潜艇成为可能，特别是结合前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曾经的一句名言：“任何漂浮的东西都是好的”——因为政府通常不使用船镇压示威者或反对势力。

　　二战结束后，盟军最初禁止德国建造大型潜艇。因此，德国海军首席供应商——位于北部的港口城市基尔的德国霍瓦兹－德意志船厂（Howaldtswerke-Deutsche Werft ，HDW），也就是哈达威船厂，其生产重点转移到可以运行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小型机动船。以色列人对那些可以在类似黎巴嫩沿海浅海区域上航行的船只很感兴趣，他们能够趴在潜望深度，收听无线电通讯并且对比船的螺旋桨发出的声音与内建资料库的区别。以色列人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投标，一个参与决策的以色列人说：“但德国船是最好的。”

　　1989年，柏林墙倒塌几个星期后，德国政府为建造两艘“海豚”（Dolphin）级潜艇开了绿灯，并为第三艘潜艇签订了协议。

　　这次德国与以色列的世纪的战略交易差点告吹，虽然德国已经同意支付部分费用，还明确地排除了武器系统——美国人应该支付的份额，但在此期间，以色列投票选举产生了新的政府内阁，新内阁在投资方面与原政府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90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摩西·阿伦斯（Moshe Arens），几乎成功的终止了有关协定。1990年11月30日，以色列通知基尔的造船厂，他们希望撤销合同。

　　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梦想就此失去了吗？绝不！

　　1991年1月，美空军袭击伊拉克，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做出反应，向特拉维夫（Tel Aviv）和海法发射改良的“飞毛腿”（Scud）导弹。轰炸差不多持续了六个星期，防毒面具（其中一部分来自德国）被分配到家庭。“这是一个不可思议场景。”现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抵达以色列，我们不得不在机场交给他们防毒面具，教会他们防御导弹，这些导弹是伊拉克人在俄罗斯和德国的帮助下建造的。”

　　“飞毛腿”导弹袭击开始几天后，在总理府的一次会议上德国军方官员要求提交一份秘密报告，在并桌子上倒出了一包东西。这是几十个电子零件，包括改良的“飞毛腿”导弹控制系统零部件和以及碰炸引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德国制造。没有德国技术就没有“飞毛腿”导弹，没有“飞毛腿”导弹就没有以色列人的伤亡。

　　此外，德国对另外一件事情也负有一定责任，战争开始后不久，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哈南·阿龙（Hanan Alon）在波恩访问期间会见科尔。阿龙说：“总理先生，德国先帮助伊拉克研制毒气，然后又为我们提供设备防御它，这件事情如果通过媒体传出去将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据以色列官员说，阿龙也发出了公开威胁，他说：“你当然知道，毒气和德国联系起来，听起来使人很不舒服。”

　　基尔造船厂

　　德国人得到了这个消息，“以色列-德国-毒气”在世界其他地区听起来像是“可怕的黑社会”，当时的外交部长根舍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警告说。

　　1991年1月30日，海湾战争开始两个星期后，德国政府同意提供以色列价值12亿德国马克的武器装备。这其中包括完成两艘潜艇的融资与8.8亿德国马克。预算的奇迹出现了，以色列找到了它的捐助者。

　　根据军事常识判断，一个国家购买一艘或两艘潜艇，也将会购买第三艘。通常是一艘潜艇泊在码头，而其他两艘潜艇在军事行动中轮流部署。一个以色列内阁的成员说：“我们已经订购了第一批两艘潜艇，很明显，我们也等于已签订了下一艘的订单。”

　　事实上，1995年2月，第三潜艇“塔库玛”号的合同也顺利签字，在第三艘潜艇中德国应承担的费用总额为2.2亿德国马克。

　　1995年3月29日，以色列空军的飞机降落在波恩的科隆军用机场。机上载有三名男乘客：伊扎克·拉宾总理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摩萨德首脑沙布泰•沙维特（Shabtai Shavit）。这个小型代表团驱车赶往总理的住所，科尔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乔基姆·比特利希（Joachim Bitterlich）以及情报协调员贝恩德·施米德鲍尔（Bernd Schmidbauer）在等候他们的到来。

　　送到以色列的小麦啤酒

　　当晚在波恩，科尔和拉宾进行了会谈，关于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进展仍然是步履艰难。在晚宴上，客人们对小麦啤酒的喜爱令科尔感到惊讶。以色列人很高兴，拉宾说：“啤酒味道好极了。”坚冰被打破了。

　　以色列总理感谢科尔对第三艘潜艇的支持，并希望在未来他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帮助。大约午夜时分，施米德鲍尔送拉宾返回机场。科尔在政治上利用兄弟情义的艺术无与伦比，后来他把一箱小麦啤酒作为礼物送到了以色列。

　　基尔船厂保密工作做的很好

　　自那以后，潜艇建造工程作为西方世界最神秘的武器项目之一，在基尔船厂一直悄悄地进行，德国和以色列人民之间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今天，仍有十几个以色列人长期在基尔哈德威造船厂工作。哈德威船厂的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与以色列人的家庭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在许多特殊场合，他们往往一起庆祝。但是，友谊归友谊，以色列始终不允许局外人靠近潜艇。即使在2005年购买了哈德威船厂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经理，也被拒绝访问。以色列前海军参谋长阿亚隆说：“每个参与人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该项目不会被公开辩论，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德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和潜艇设备有关的一切都隐藏在神秘面纱的后面。

　　与其他常规动力潜艇不同，“海豚”级潜艇的合金舰艏上不只是装备了533毫米直径的鱼雷发射管，为了满足以色列的一个特殊要求，哈德威船厂的工程师设计了四个直径650毫米附加发射管，“海豚”级潜艇所使用的这种特殊设备的功能尚不清楚，这种特殊的设计在西方世界任何其他潜艇中都没有发现。

　　设计直径650毫米的发射管的目的是什么呢？在2006年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德国政府认为，发射管是用来转移特种部队或者是无压力存储他们的设备，例如蛙人可以通过狭窄的竖井被释放，执行秘密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人也做了同样的解释。

　　谜底揭晓

　　然而在美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推测，如此大直径的发射管可能用于发射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2000年以色列要求购买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是导致产生这种怀疑的主要原因。“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超过600千米，而携带核弹的改型导弹甚至可以飞行约2500千米。不过，华盛顿两次拒绝了这一请求。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今天仍然依靠自己设计的弹道导弹，如“喷气式突眼”巡航导弹。

　　人们普遍认为在“海豚”级潜艇上配置核导弹很容易做到，但官方的假设相反。哈德威船厂为以色列潜艇配备的是一种新研发的液压弹射系统，而不是那种压缩空气弹射系统，在此过程中，水在液压油缸的帮助下被压缩，所产生的压力将武器弹射出发射管。

　　据业内人士介绍，由此产生的动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一个三到五吨的中程导弹弹射离船。这并不能证明重量更轻的包括核弹头在内只有1.5吨的巡航导弹也不能弹射出去，比如以色列的“喷气式突眼”或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

　　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希望这些直径650毫米的发射管能够在未来，为核武器的配置预留下更大的机会。

　　德国：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毫不知情

　　德国人不想知道任何有关核武器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什么东西可说，这些潜艇是为以色列人量身定做的，而且也可能包括核能力。”一位科尔时代德国高级官员说，“但是在政治上最好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答案将是一个‘问题’。”

　　直到今天，德国前外长根舍和前国防部长沃尔克还说，他们不相信以色列已经在潜艇上部署核武器。

　　对于联邦德国国防军（Bundeswehr）专家们来说，他们并不怀疑潜艇的核能力，但他们怀疑以色列是否能够基于“喷气式突眼”研发出射程1500千米的巡航导弹。

　　因此一些军事专家认为，以色列政府是在虚张声势，企图使伊朗政府相信，这个犹太国家已经具备了海基二次核打击能力。这个传言就足以迫使德黑兰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保护自己。第一个公开怀疑德国政府支持以色列核武器计划的人是诺伯特·甘索（Norbert Gansel），一位来自基尔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他在德国国会的联邦议院发言中指出，社会民主党反对“适用于核任务的潜艇”出口到以色列。

　　军火交易仍在继续

　　德国政府至少在清理核问题上在做了一个尝试。那是在1988年，国防部国务秘书洛特·鲁尔（Lother Rühl）访问以色列期间，询问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潜艇的军事行动和战略目的是什么？”，巴拉克说：“我们需要潜艇去清除海上机动地区的封锁。”以色列人提及了“六日战争”前夕埃及海军封锁亚喀巴湾的事情。他说：“以色列人要武装起来反对埃及人这样做。”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鲁尔一点也不相信。

　　每一届德国政府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极易引起争论。德国财政部的2006财政年度的报告中提到了关于第4艘和第5艘潜艇资金供应情况，但该部官员明显地隐藏了真相。2006年8月29日，从财政部国务秘书卡尔·迪勒（Karl Diller）递交给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一份机密文件中称，“计划中的武器系统不适合配备核弹头的导弹，所以没有为以色列建造可以配备核武器的潜艇。”

　　换句话说，德国政府交付的是常规潜艇，但当交易结束后，以色列人自己进行了改装。1999年，当时的国务秘书碧姬·舒尔特（Brigitte Schulte）写道，德国政府不能“排除任何武器在交付海军后，被进行了适当的改造”。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

　　2006年以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发生战争的危险日益临近。近几个月来，以色列照会世界各地的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准备使用最先进的常规武器“掩体毁灭者”（bunker-busting）钻地弹打击位于福尔道场（Fordow）、纳坦兹（Natanz）和伊斯法罕（Esfahan）的伊朗核设施。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相信，和谈“窗口”正在关闭中，现在因为伊朗正处于将其铀浓缩设施转移至地下的过程中，现在的攻击是有效的。

　　君特·格拉斯在其最近颇受争议的诗歌《必须要说的话》指出，部署核导弹的潜艇是伊朗冲突核灾难潜在的决定性的步骤，原文如下：“其特性在于/摧毁一切的弹头/可能被引向/那尚未证实唯一存在核弹的地方”。这首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抗议，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说：“把以色列和伊朗对比不但不明智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内塔尼亚胡称之为“绝对的谎言”，以色列内政部长禁止君特·格拉斯进入以色列。

　　但是，有些人同意作者的观点。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甘索说，格拉斯引发了一个重要的辩论，因为内塔尼亚胡关于“预防战争夸夸其谈”涉及了国际法中一个棘手的问题。事实上，只要伊朗没有核导弹，以色列不可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使用潜艇，即使在过去，以色列政府曾经认为至少在两个场合有可能使用“萨姆森”。

　　1973年赎罪日（Yom Kippur）假期后，埃及和叙利亚的突然袭击使以色列的军事形势进入绝望的状态，根据当时的情报来看，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曾命令她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为核战做好准备，从地下掩体中将一些核弹运出并且交付空军部队。但在核弹头交付之前，形势发生逆转，以色列部队在战场上占了上风，所以核弹头被原路送回了它们的地下掩体。

　　绝不妥协

　　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第一时间，美国卫星注意到，以色列企图动员其核力量反击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轰炸。以色列分析师曾错误地认为，“飞毛腿”导弹将搭载化学弹头。目前还不清楚如果一个搭载神经毒气化学弹头的“飞毛腿”导弹击中了居民区，以色列将采取何种行动。

　　只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知道，现在的世界距离一场新的战争到底有多远。“以色列总理和哈梅内伊有一个共同点，”德国联邦国防部前国务秘书瓦尔特·施蒂茨勒（Walther Stützle）说，“他们喜欢发生冲突，如果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由侵略者的角色变成受害者。”施蒂茨勒认为，联合国没有授权以色列进行这样的攻击，这意味着以色列的攻击将触犯法律，施蒂茨勒现就职于柏林的智库——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WP）。“真正的友谊，”他认为，“需要德国总理挽住内塔尼亚胡的手臂，阻止他诉诸武力，德国有义务保护以色列包括防止这个国家进行自杀式的冒险。”

　　在格拉斯之前，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批评以色列方面走得更远。“因为害怕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所以在这里几乎没有人敢批评以色列，”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告诉美国犹太历史学家弗里茨·施特恩。然而施密特认为，想要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几乎是不可能的，包括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他还谴责现任总理，在他看来，现任总理基本上己是被以色列劫持为人质。施密特说：“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想与美国的政策相一致还是道德动机含糊不清，导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8年公开声明，德国为以色列国的安全承担责任。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对责任严重的夸大，这种责任听起来非常接近盟国之间的责任类型。”

　　施密特坦率地认为，柏林政府不能参与以色列的冒险政策，他明确的划出了界限：“德国负有特殊的历史道义责任以确保类似于大屠杀的罪行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是德国并没有责任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2005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施罗德在他的办公室批准交付以色列第4艘和第5艘潜艇。默克尔对此事的观点不同于她的前任施罗德，一方面，德国总理默克尔毫无疑问的将满足以色列的要求，甚至不惜违反德国的武器出口准则。该准则在2000年由社会民主党-绿党联合政府修订，允许在“特殊外交或德国利益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向不属于欧盟或北约的国家提供武器。但是，该准则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武器不准提供给参与武装冲突或者有可能为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的国家。毫无疑问，该规则将包括以色列，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德国总理同意与以色列第六艘潜艇的交易——正如她并没有让内塔尼亚胡做出妥协。

　　第六艘潜艇的交易

　　2009年8月，内塔尼亚胡访问柏林，他最近作为保守的利库德集团的负责人重新当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默克尔解释潜艇对于以色列的重要性。他说：以色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向北，向南，向东都没有战略纵深，唯一作为缓冲地带的是领空和海洋，我们需要这六艘潜艇。”

　　默克尔的回应是三个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以色列应停止其扩建定居点的政策；第二，以色列政府应该归还属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资产；第三，以色列必须允许德国继续在加沙地带建设污水处理厂。关键因素，总理补充说，是绝对的保密。如果泄露出去，这笔交易将被终止，因为德国联邦议院的阻力太大难以克服。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由德国外交官克里斯托弗·霍伊斯根（Christoph Heusgen）和内塔尼亚胡的安全顾问乌兹·阿拉德制定出细节。

　　阿拉德是一个冲动，易怒的人，有没有问题都喜欢口头攻击德国人。当默克尔在2009年7月的联邦议院的讲话中批评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时，阿拉德打电话给总理，并在电话中发出了一连串愤怒的控诉。阿拉德在结束通话时提出要求，默克尔不但要道歉，而且也收回她的发言。

　　寻求帮助

　　事实上阿拉德本来应该领导这次一再被推迟的关于第六艘潜艇的谈判，但是最后，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驻德国大使约拉姆·本兹夫（Yoram Ben-Zeev）前来助阵。

　　本兹夫已经返回以色列，他的大使任期截至2011年11月28日。他正站在特拉维夫郊区房子的外面，他的手机响了，电话来自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新任安全顾问阿米德罗尔（Amidror）。

　　“你休息了吗？”阿米德罗尔问。

　　“我正站在我的小花园，”本兹夫回答。

　　“内塔尼亚胡多了一个要求，”阿米德罗尔告诉他，“德国份准备签署潜艇协议，你需要乘坐下一个航班飞到柏林。”

　　2012年3月20日，在柏林的以色列大使官邸，本兹夫和霍伊斯根依据在手机通话中确定的细节拟定了合同。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专程飞往柏林代表以色列与德国政府代表联邦国防部国务秘书吕迪·格狼签署了协议。由于以色列政府的财政一再出现问题，德国做出了进一步让步，同意支付1.35亿欧元（1.7亿美元），并允许以色列推迟到2015年支付其应该承担的部分。内塔尼亚胡用亲笔信表示衷心地感谢。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内塔尼亚胡为了总理职位的竞选，已经完全忽略了默克尔的要求。以色列依然继续推行扩建定居点的政策，污水处理厂并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只是解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资产。默克尔显然已得出结论，没有必要进一步督促内塔尼亚胡，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

　　错过的机会

　　但德国政府不应该以此为理由暂停潜艇生产吗？这将对以色列发出一个信号，即德国的支持是附带若干条件的，但这样做将影响两国的团结，这也是默克尔不希望看到的。

　　德国政府应该利用暂停潜艇生产对以色列政府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色列政府的行为看上去更像是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国，但是总理错过了这个机会。第四艘“海豚”级潜艇“塔宁”（Tannin）号在2012年五月初被交付，在2013年初完成所有测试后服役。第五艘“海豚”级潜艇将在2014年服役，第六艘“海豚”级潜艇也将在2017年列装。

　　这些最新的潜艇对于以色列特别重要，因为他们的配备简直可以说是一场技术革命：燃料电池推进系统将保证潜艇更安静，潜航更长的时间。此前“海豚”级潜艇每隔几天就要浮出水面，启动柴油发动机为电池补充电力以便继续潜航。新的推进系统，不需要潜艇浮出水面，极大地提高了潜艇的潜航能力，其潜航里程是以前“海豚”级潜艇的四倍，新型燃料电池让它们不用浮出水面保持不间断潜航至少18天。波斯湾的伊朗外海将不再处于以色列舰队的巡航范围之外，这一切都归功于德国高超船舶建造技术。

　　在海法港口“塔库玛”号潜艇的柴油发动机低吼声中，人们几乎无法谈话。“当潜艇处于航行中并且所有的系统运转正常的时候，你几乎听不到电机的声音，”负责潜艇的海军军官说，“‘塔库玛’号可以在水下以20节的最高速度持续冲刺1小时。”但真正的技巧是“塔库玛”与其他潜艇在敌方海岸附近低速运行，非常小心地移动如同蹑手蹑脚接近他们的目标，悄悄地隐蔽在有利阵位。

　　尽一切可能

　　海军军官把潜艇看作保卫以色列的重要力量，他坚定的口气毋庸置疑，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祖国受到攻击他将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以色列海军需要这种船。”他说。

　　他也参与了对君特·格拉斯诗歌的辩论并且为辩论的激烈程度感到惊讶。他自己的家人原本来自德国，他的祖父母在大屠杀之前成功逃脱，于1934年逃离慕尼黑郊区，后来成为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他说，“但我们可以将尽最大的可能阻止发生新的大屠杀。”

　　这名海军军官可能需要在潜艇的甲板上服务一段时间。在以色列，柏林和基尔，他们已经在谈论一个事实，即以色列人将很快要订购其第7，第8和第9艘潜艇。   知远/吴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