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智库目前的状况

　　印度政府、军队、媒体和商界必须对印度智库目前的状况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曾经在华盛顿的三个公共政策机构工作过并且与六、七个机构关系密切，曾经与印度几乎每一个战略智库的一些人有过互动，对它们的发展和未来，我有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意见。所以我很自然地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不隐瞒地说，我对去年的调查亦有贡献）最新的年度《全球智库指数》的结果感兴趣。与以前的版本不同的是，2012年的指数在印度受到了一些关注，因为媒体使人们对在世界排名前30位的智库中没有印度智库印象深刻。网络杂志《外交学者》编辑史杰明（Jason Miks）也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

　　在最好的情况下，智库是政府借鉴的想法的温床，如果印度希望超过其邻居，并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它需要借鉴这些研究中心提供的观点、政策建议的积极交流和辩论。但显然，在他们的同行眼中，印度智库缺乏德国、加拿大或甚至肯尼亚的智库所具有的严谨性和影响力，至少根据这个最新的清单是这样。

　　我在这里要引用我们的作者几年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除了持久性的普遍贫穷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印度在追求其大国地位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的重要人力资本严重短缺。在一个层面上，印度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它有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与同行竞争。但这些机构大多局限于科学、工程和管理的领域，虽然存在一些卓越的中心，但平庸是印度的其他许多教育机构的标志。

　　我想首先要明确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报告的结果并不像起诉书那样看起来充满指责，因为排名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漏洞百出的。这项研究是根据挑选的专家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每年排名有巨大的波动。经营预算、学者数量、引用次数以及社会化媒体的指标等因素都没有使用，即使这些都是证明公共政策机构的质量和影响力的重要的、可量化的因素。例如，在这个调查过去的版本中，印度首屈一指的国防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在亚洲智库中的排名是相当高的，但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它的评级下降，没有明确的解释。又如，按地区进行的排名与整个排名根本不对应，这充分说明本次调查的一些方法上的缺陷。所以我使用证据时，不会过于重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结果，特别是在把印度机构的质量或影响力与亚洲其他国家和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进行比较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来讨论为什么印度——尽管智库比除中国和美国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并且有辩论和开放的文化——在这一领域仍然落后。印度学术界的质量，这是甘古利（Ganguly）教授讨论的重点，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智库产品仍然主要是描述性——仅仅依赖有时质量可疑的公共来源信息——而不是综合的或分析的。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事实上，印度智库达不到一般水平的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媒体和商界也只有这个水平。

　　智库的成功既取决于信息消费者，也取决于信息生产者。虽然印度政府已经在与智库的联系方面做出了令人高兴的努力，但它在这方面仍然受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限制。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自己的研究能力，可能的政治后果，以及对其权限的严格，在职的外交官、政府官员和军官往往不能或不愿进行介绍。当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首先成立时，现役军官被禁止与其接触。这一政策已被纠正，但这种文化还没有完全消失。相比之下，美国现役军官定期与尽可能多的安全智库互动，介绍情况，发包研究项目，并把学者作为外部提供反馈意见的人。例如，智库在制订伊拉克增兵战略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欧洲，这种模型是不同的，但即使如此，与党派有很强附属关系的智库为有抱负的政治领袖磨练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提供了一种机制。印度政府和军方——换句话说——必须更开放，更容易接受，更了解如何使用智库，以促进他们的目标，如果他们想要成功的话。最近我在新德里对印度外交部官员进行的采访表明，许多印度外交官们完全不知道智库的作用和潜在价值。

　　其次，印度媒体还没有在印度发起公开辩论，呼吁更多的国际和安全事务信息和见识。在政治舞台，宝莱坞八卦，板球比赛成绩和公司季度收益占主导地位的媒体环境中，很少有对世界或国防新闻的迫切需要，这些新闻往往被搁置一旁，以支持产生较高的收视率或读者人数的报道。因此，对重要而有特殊需要的专题，拥有专业知识和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作者却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印度凭借自己的核计划，造就了一群非常有能力而且知识渊博的核战略和防扩散专家，其素质高于世界上几乎其他任何地方的专家。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印度以外。如果要使智库变得更有效并具有更大的影响，媒体要认真对待向读者或观众提供信息的职责。

　　第三，很少被了解和意识到的是，智库界，就像任何其他行业一样是由资金驱动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是靠对制定公共政策具有浓厚兴趣的工业寡头们的慷慨捐赠建立的。即使在今天，这两个机构都收到美国公司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年度捐款，大多数其他美国主要智库也是这样的。通过捐赠给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公司受到税收优惠，而智库对他们的资金来源一般都是透明的，并向广大公众提供研究产品，而不仅是向赞助商提供，从而使赞助商获得任何竞争优势。印度新富的商业社会在了解智库的价值方面还没有完成这个飞跃。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经济上的刺激很少，而且回报往往是无形的。因此，大多数印度智库长期资金不足，资源不足。如果印度要拥有世界一流的智库，商界领袖的经济刺激必须明确，他们必须填补资金缺口。印度在这方面不像中国，由于国家的作用，智库主要是附属国家的，并由国家提供资金。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印度智库整体素质的借口。鉴于现有的专门知识水平，其学者的英语能力，以及印度社会的开放性，印度智库应该在国内和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缺乏分析的严密性和健康的机构竞争的情况往往是令人震惊的。许多领域的行业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当需要找出几个研究像中国经济、拉丁美洲、国际人权、国防预算和贩毒等这样不同领域的重要问题的杰出印度专家时，我常常感到困难重重。即使在印度自夸拥有大量专业知识的领域，如阿富汗、防扩散，或美印关系方面，专家数量还是少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说，困扰印度智库的问题肯定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深重和更广泛。

　　德鲁瓦•杰尚卡是设在华盛顿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亚洲项目“跨大西洋伙伴”课题的研究员。知远/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