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配图:由布莱德雷战车提供后援的步兵士兵正在进行实战演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获得的经验促进了任务指挥的发展。 |
最近,将任务指挥纳入作战理论,并对部队进行改编,引发了诸多讨论。陆军领导人已将任务指挥理论的发展、任务指挥卓越中心(位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的建立,以及任务指挥网络的创建载入史册。这些主动行为以推动陆军内部机构调整为开端,对于适应今天复杂的战略环境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我们需要继续在学术上、领导层以及其他论坛对任务指挥进行讨论,但应该认识到,我们的陆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通晓了任务指挥原则。进入坎大哈和巴格达标志着陆军正向分权以及授权的方向转型,我们会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建设。我们关于任务指挥的集体经验,在过去十年的冲突中已有所发展,任务指挥已经成为支撑陆军应对当前战斗的一项核心原则。
出于需要,我们才有所发展。为达到并超越敌人的作战速度,需要在作战部队内部的正式决策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分权。指挥官认识到,主动权与适应能力——由对意图的明确理解所导引——允许其部队在作战中取得更快的步伐。
一次哲学上的转变
当我们共同回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时,我们应当考虑,陆军要如何才能摆脱过去十年的冲突阴影,而这些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又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应该迅速将这些来自于血战中的教训制度化,否则,以后的工作将难以开展,并且还会有大量的牺牲。而任务指挥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化所需要的框架。当然,这不是一个新概念,也并非没有挑战,但对于陆军应对当前以及未来的作战环境来说,确实提供了一个最佳方案。
多年来,任务指挥理念已成为陆军的组成部分,其内在思想——适应能力,灵活性以及主动权——在陆军建立之初就存在。然而,任务指挥是一次哲学上的转变,强调在日益复杂的作战环境下,指挥官应具有中心地位,能力和权力应被下放。这推动了严格纪律下主动性的发挥,使领导者有权在其指挥官意图内调整作战行动。
任务指挥理念实现了“作战指挥”、“指挥与控制”这些术语无法达成的目标:即,指挥官需要理解,在今天的作战环境中,来自于基层战术指挥阶层的情报资料与来自于最高战略指挥阶层的信息同等重要。 它是一种心理定势,使指挥官可以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力,承担责任,从而保证陆军在作战中保持与敌人相等或略快些的步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陆军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扩充兼具适应能力与灵活性的领袖,他们是从过去十年的冲突出涌现出来的。
严格纪律下的主动权
在实际行动中有一个关于任务指挥的例子,来自于2003年初,第3步兵师向巴格达进军。尽管他们一定会在非常具体的行动计划指引下作战,以实现理想的最终目的,然而,比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对计划起支撑作用的指挥官的意图。这支部队执行了几次有限的目标攻击,或进入巴格达的“闪电突袭”。这些任务的目的是在伊拉克陆军中制造混乱,并建立基地,为进一步对巴格达市中心发起攻击做好准备。第5军和第3步兵师的指挥官们确信他们的下级指挥官对最终目标充分理解,即,将与其不相关的政权移交给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以及更广大的伊拉克社会。当这些旅战斗队向巴格达奋勇前进时,他们看到了一次机会,可以保持进攻的主动权,并且能够继续向敌人施压。他们没有在政权所在地点停留或放慢脚步,而是继续向市中心进发,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一个防御阵地。美国陆军在巴格达市中心出现,对于宣称对该市拥有权利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打击,这证明,此后,它与这个国家不再具有任何关系。其后不久,该政权崩溃,主要战斗结束。
这些闪电突袭是成功的,因为军、师级指挥员在其命令中确立了明确的意图,并信任其下属的判断,以及在严格的纪律下,应对变化中的复杂问题,承担风险的能力。其重点不仅仅在于计划和人员进展,也在于其下属指挥官对计划的执行,同时,还有赖于必须对计划做出调整所依存的条件。陆军所具有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卸掉指挥官的责任,不为他们制定决策,允许他们根据上级意图,在保持纪律的情况下发挥主动权。回顾过去,显然,指挥官们那时已经在执行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任务指挥原则。
具有灵活性与适应能力的领导人
自2003年的闪电突袭开始,陆军经历了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作战环境,考验了部队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比如,在一个区域执行联合军种机动作战的同时,实现广域安全下的稳定、持续就业。我们的领导人已在政府间、跨机构或多国环境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争取对这些在直接权力和控制外作战的参与者的能力加以运用。
几年后,当我们开展新曙光行动时,面对的就是这种环境。虽然任务的战略后果与闪电突袭同样重要,但人员纵深看起来极为不同。指挥责任已从共同训练与部署的同质化部队向模块化发展。与其他师级作战区域相似,曾经在伊拉克北部开展军事行动的陆军10个师中7个师的代表们,现在,正为共同的目标工作在一起。这是一次富于挑战性的尝试,要求在整个组织内重建信任关系。建立信任能够使工作性能倍增,从而使组织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向前迈进。那段时间,由于对陆军在战略上有所限制,要想成功完成任务,就需要与跨机构、政府间以及多国的合作伙伴合作并取得其支持。在相互信任与谅解的基础上发展稳定的关系,对于确保伊拉克内部的持续安全与公民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陆军仍会面对这些复杂的作战环境,将任务指挥加以制度化的要求愈加迫切。
我们的领导人必须学习如何提高适应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创建具有适应能力的部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一个好的营级指挥官与一位伟大的指挥官区别在于(其所带领)部队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用更具理论性的术语来讲,在于这些指挥官运用任务指挥原则的水平。 对于变化,这些部队可以轻易地预期并加以管理,指挥官们可以按其意图自信地开展军事行动,并以必要的步速对抗不断发展的敌军力量。他们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适应能力,并对灵活性强的士兵给予奖励。 同样地,我们陆军必须注重培养那些灵活性强、适应能力超群的领导人,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当前以及未来严酷、复杂的作战环境。 任务指挥为陆军提供了一种框架,(依据该框架,)可以构建兼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部队。
当我们继续就陆军中的任务指挥进行讨论时,不能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我们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教训已经形成了集体的指挥方法,并且,应当继续指引陆军摆脱(过去十年的)冲突阴影。 在过去两年中,陆军已经将作战指挥纳入其作战理论,在利文沃斯堡的合成兵种中心建立了任务指挥卓越中心,并在领导人培训中开展任务指挥课程。 要在陆军中建立任务指挥制度化框架,这些都是重要且必要的步骤,但是,我们的指挥官——每天执行这些任务指挥原则的人——将继续决定我们陆军建设的未来。
当我们从这点出发继续对任务指挥进行讨论时,我们应当对曾使用过的指挥方法进行回顾——那些使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巨大成功的指挥方法。这就是任务指挥为我们提供的原则和理念,并将成为陆军走出过去十年冲突阴影的基石。 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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