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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历史抉择(图)

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将军

解放军与北平守军换岗
解放军与北平守军换岗

  1949年2月22日,西柏坡――

  毛泽东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率部52万的傅作义终于“决定服从人民“,缘于兵临城下和幕后的数次往返……

  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同时也是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五十周年。这一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人,解放了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重要城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每逢谈到北平的和平解放,人们就自然地想到傅作义将军。是他,在这场有关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经过反复较量,终于摆脱了蒋介石的羁绊,顺应时代的潮流,站到了人民方面,从而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火的浩劫。为此,人民欢迎他,历史称颂他。

  傅作义将军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作出这种历史的重要抉择呢?

  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攻克天津之时,北平孤城已足足被围了一个月,不但效区为解放军所掌握,连水电都为解放军所控制,实已守且不能,遑论再战?眼下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选择和平谈判这一条道路了。

  傅作义将军

  解放军与北平守军换岗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1910年入山西陆军学堂。翌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太原任反清起义部队的学生军排长。1915年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回山西在阎锡山部队中任职。1924年任晋军第四旅第八团团长。1926年任晋军第四师师长。次年率部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29年任第十军军长。1930年参加蒋、阎、冯战争,任阎军第二路军总指挥。1931年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和绥远省政府主席。1933年兼任第七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率绥远军民奋起抗日,取得百灵庙大捷。芦沟桥事变后,历任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等职,率部打击日本侵略军,参加了忻口会战、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作战。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在解放战争开始的那一年,他曾通电全国,郑重声明:“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傅作义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人物!正如傅作仪的同乡、好友、大学教授、地下共产党杜任之所说的:“傅作义曾经是抗日的爱国将领,现在是华北的‘剿匪’总司令。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与蒋有较深的矛盾,但是驻在华北的蒋系六十多万军队又由他统帅。我对做他的工作常常满怀希望,可是有时又感到很棘手。”

  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干部崔月犁说:“这就要求我们对傅作义做两种可能的分析,一种是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之时,我们能把他争取过来;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他反共,跟我们打过多年的仗,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他不会轻易接受和谈。所以正像我们党所估计的那样,在傅作义还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时,他对和谈、起义会长时间处于犹豫动摇之中。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我们地下党组织在积极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时,还要配合解放做好攻城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指示是:首先是把立足点放在武装夺取上,但也尽力争取傅作义起义。

  为了便于对傅作义做工作、施加影响,杜任之结识了傅的高参刘厚同老先生。刘是傅作义的老师。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心目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曾经担任过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现在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议、出谋划等人。傅、刘的关系很深,源远流长。当年傅作义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能够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阎锡山逃走到大连后傅作义能够出任绥远省主席,后来傅作义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皆因刘厚同的高参在起作用。

  杜任之和刘厚同首次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谈话投机,但是涉及敏感的问题,杜还是很谨慎的。他含蓄地问道:“在目前形势下,傅将军是否会另作它图?”刘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反问道:“杜先生所指的形势是什么?”

  “国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共军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这是人所共知,而且无法否认的事实。”

  “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刘厚同说,“我曾多次对宜生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合人民心愿,违反历史潮流,必然失败。依我看,南京政府维持不到一年半载了!国民党江河日下,这是不可逆转的!”

  “你既然看清了形势,按刘老和傅将军的关系,何不劝他放弃目前固执的主张,另走一条生路?”杜任之说到这儿,看了刘厚同一眼,接着说,“说开了吧,刘老是否可劝劝傅将军,促使他与中共和谈,和平解放北平。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傅作义本人也不失为一个英雄!”

  刘厚同说:“宜生是一个倔强的人,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关于和谈问题他也曾想过。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他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如果傅的如意算盘得以实现,既能保持实力,又能顺乎“民情”,岂不美哉!然而局势的发展和傅作义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一百五十万大军正云集在平津、张家口地区,如果再不开始和谈,解放军下令进攻,北平指日可下,他傅作义不投降也得当俘虏!

  为着试探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就在12月12日夜在他下令分区防守的前一天,已经派出了两位和谈代表:一位是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一位是该报采访部主任、中共北平地下党职青支部书记李炳泉。后者是地下党推荐的,是傅作义和共产党两方的联络代表。他二人携带电台一部及报务员、译电员一行四人,乘车秘密出城,在三河县找到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刘亚楼参谋长。从代表的身份来看,傅作义安排这次谈判显然是带试探性的。因而崔载之所接受的和谈指示,也是原则性的,中心是希望与中共恢复抗日战争时期那种合作共事关系。如果加以解释,还是组织什么“华北联合政府”或“华北什么委员会”那一套;而我方的基本点是停止抵抗,和平解放平津。两者差距如此之大,谈判自然无法进行下去。待崔载之回城后,傅便命参谋长李世杰:“你好好准备打吧!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李世杰表示:“我们是军人,在未实现和平之前,自然随时准备打仗。”同时,他又规劝道:“打仗容易,谈和难,谈和需要更大的勇气。希望总司令慎而思之,不要感情用事。”

  就在傅作义还在犹豫不定的时候,一个异常的沉重的打击向他袭来,12月下旬,他的王牌三十五军和增援三十五军的一0四军统统在张家口附近的新保安地区被歼灭了,傅作义听到这一消息,悲痛欲绝。

  他哀叹道:“这一下我的政治生命全完了!我现在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只剩下坠毁,埋葬自己了!”

  “不!只在脊梁不断,就永远不会趴下!”这时,他的高参、恩师刘厚同老先生走进来,口气坚定,不容置辩地说:“你的旧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

  傅作义抬起头来,望着这位像父亲一样慈祥的长辈,很明晃,他需要老人的帮助,静听说老人继续讲下去:“蒋介石现在日暮途穷,自顾不暇,大局已不可为。他要你率部南下,是拿你当替罪羊,利用你来救他的危亡。可是能挽救得了吗?你如果南下,只能使北方子弟兵与他同归于尽。况且现在北平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了。同时,你要回绥远也不可能了。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现在我们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远不如过去了,但和议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护,这可是深得人心的大事啊!”

  傅作义的另一位老朋友、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也曾多次规劝。他说:“傅先生是发奋有为、励精图治的。但是,你毕竟是叶,所依附的根已经腐烂了。所以,你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所作为。局化太大,你不如趁此机会脱离腐根。”何思源见他没有表态,又以亲身的感受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山东,对全局情况不甚了解。到了北平,我接触到的事情多了,看得也透了。觉得自己从一个低台阶攀上高台阶。我现在知道跟蒋介石走下去是一条绝路。所以,完全可这样说,不是蒋先生撤了我市长的职务,而是我何思源脱离了老蒋的羁绊!”

  作为傅作义的朋友,11月上旬,何思源曾去南京一趟,主要是为傅探听消息,和就傅所设计的什么“华北政府”或“华北行政委员会”一类的方案,听取一些意见,结果所得到的反应是冷淡的。在南京期间,何下榻在李宗仁住处。何与李交往很深,称得上莫逆之交。何李几乎每夜都交谈到很晚,有时乐观,有时伤感,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筹莫展,茫茫然然。南京之行,何思源虽然未给傅带回什么“希望”,但他觉得很有收获。这就是他本人进一步看到了蒋介石集团部分崩离析的残局,更坚定了他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的决心。他回北平后对傅作义说:“现在南京政府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蒋介石还想靠杀人稳住天下,这当然只是他一厢情愿。他已经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彻底‘挖根’万万不可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的那一套。对和谈不能再犹豫观望,已经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傅作义仍保持沉默,但这些话他都听进去了。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刘厚同老先生转告傅作义将军:“不要心灰意冷,立功可以赎罪。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认真的,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条件,和平解放北平,对国家、对人民就是一大贡献,是会得到中共的宽待的。如果一再拖延,解放军围城已久,不能一再等待,一旦城破,岂不罪上加罪?”

  在各方的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鼓起了勇气,12月23日,也就是在解放军攻打张家口的同一天,傅作义给中共主席毛泽东发了一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 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 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 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 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十二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主席接到这一电报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只有此时,才真正具备了同傅谈和的可能。因而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日要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以下几点:

  一、 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实的,是很危险的。

  二、 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 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 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副主席)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 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 彭泽湘(此人冒充是李济深先生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所谓第三路线)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解放后在新华社工作,曾任外事部主任)奉命向傅作仪转棕了中共方面的六条意见。傅的思想向“和平”之路迈进了一步,是中共的六点意见给了他这种力量。

  在这之后,傅作义突然决定,邀请学者、名流开会,征询他们对政局的看法。他要其秘书长焦实斋立即发请贴邀二十多著名学者来中南海勤政殿座谈话。出席会议的有余悲鸿、周炳琳、马衡、郑天挺、黄觉非、朱光潜、许德珩、杨人?、贺麟、叶企荪、胡先荪、杨振声、何海秋、叶浅予等人。

  傅作义首先致辞。他说:“北平形势日趋紧张,城里城外恐怕无人不在议论、关注此事,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傅作义愿听听诸位先生的高见。”

  著名画家徐悲鸿首先发言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它在世界建筑艺术的宝库中也是罕见的。北平两百多万市民的生命和财产,系于傅将军一身,而当前的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经是非常普通的常识。为了保护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免遭破坏,也为了保护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我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顺应民心,我们不愿意眼看着北平在炮火中被摧残!”

  “如今,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讲到这里徐悲鸿停了一下,环顾四周,傅作义也和大家屏息凝神地听着,接着徐悲鸿又说,“以鄙人之见,我们唯一光明出路,也是北平全市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就是希望傅将将军派人同共产党开诚谈判,不动刀枪,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接着,历史学家杨人?教授发言说:“内战已经给人民造下了重大灾难,仗,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了,我们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能顺应民意,采取和平行动,使北平免于炮火,我杨人?作为一个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在这之后,生物学家胡先荪、故宫博物院长马衡、教授叶浅予等相继发言,支持画家徐悲鸿的意见的,诚恳地希望傅将军以历史的伟大眼光果断地处理好当前北平的和平解决问题。

  傅作义对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听得十分认真。末了,他用一句话结束了会议:“我本人非常感谢诸君直言不讳的发言!”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决定派少将政工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张东荪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与解放重开谈判。

  周北峰早年留学法国,后任山西大学法院教授,是傅作义的同乡,是位谈判老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萧克将军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他。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受降官,傅派他为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过头。不久,中共和国民党成立三人和谈小组,他又担任过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和八路军会谈过多次。

  周北峰从傅作义那里领取了旨意,第二天就和张东荪教授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即动物园),在白石桥下了车,穿过火红,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院子,对上了“找王东”的暗号,由对方的一个干部陪同,乘吉普车到了西山的一个小村庄,见到程子华将军。

  程说:“今天本来准备请你们从海淀向东去总部的,但时间晚了,要绕道北山脚下,路也不好走,你们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出发,大约明天下午就能到总部了。

  翌日清晨,在刘参谋和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下,驱车到了蓟县八里庄。当天晚上,聂荣臻将军会见了他们。聂说:“这次你们来,我们表示欢迎。1946年周先生在张家口代表傅作义将军同我们进行三人小组会谈,那时傅和我们商谈是个骗局,所以我没有和你见面,只派了我们的副参谋长王世英同志和你见了面,后来你就到了兴县见贺(龙)老总去了。这次,你看傅作义将军有诚意吗?”

  “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

  “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统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一起谈?”

  “我是奉命来谈全部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聂荣臻点了点头说:“那好。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

  “不会,不会。”周北峰说,“这次叫我出城高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

  聂荣臻说:“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将军,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就在周北峰、张东荪来到蓟县八里庄的当天,西柏坡中共统帅部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来电,指示:

  你们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一)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我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二)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三)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的办法处理。 (四)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将举行攻击。

  第二天上午10时开始正式会谈,解放军方面出席的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林彪首先发言:“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的,我们都知道了。

  今天我们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

  周北峰答:“昨天夜间我已与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

  第一次会谈主要是我方阐明了自己的要求和政策。第五天晚上进行第二次会谈,内容主要是傅部所属军队如何解放军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安排等问题。第六天上午10时,进行第三次会谈。双方继续对昨天讨论的问题陈述意见,主要是听取傅方代表的意见。下午,双方在刘亚楼参谋长整理的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会谈纪要有个附记:“所谈各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

  就在周北峰和对方商谈过程中,蒋介石派来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也飞到了北平。徐系山西崞县人,也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过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不过,徐永昌到南京政府当了部长以后,两人的来往就少多了。徐永昌的来到,傅作义照例设宴款待。寒暄以后,徐永昌开始转入正题:“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共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宜生兄独力支撑半壁河山,真是千斤重任啊!”

  傅作义哈哈大笑道:“徐先生千里迢迢专程飞来北平,就是为了给我打气来的!”

  “不,不,”徐永昌有点尴尬,“宜生兄有所不知,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啊!”傅故作惊讶道,“徐先生一定听到不少关于我的传说啦!”

  傅作义正色道:“这是什么意思?”

  “宜生兄请勿误会。”徐永昌看了看傅作义说,“共党一向狡诈多变,对于他们的权术,老兄不能不防啊!”

  “请徐先生放心。我傅作义作为党国的官员,总统委以重任,我怎么能半路撤火!”

  “那是,那是,”徐永昌松了口气继续说,“共党大军压境,总统的意思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希望平津国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可请空军协助……”

  “恐怕晚了吧?”傅作义说,“共军已经团团围困,怎么能突得出去呢?南撤只能加速被迁的命运。”

  徐永昌一回到南京就向蒋介石报告:“傅作义不愿突围南撤,是打算暗中同共产党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

  ”蒋听后十分震惊。但是,他深知自己处境艰难,形同“四面楚歌”,正是有求于傅的时候,对此只有宜智取,不可莽来。

  于是,蒋乃命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在徐永昌劝说不成后第二次飞抵北平,再次要求傅作义放弃天津,率部突围南撤青岛,然后乘舰船过江。郑介民说:“只要傅总司令南撤,我在北平所属人员一定密切配合,保证南撤成功。我已命令我所属的人员,听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像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

  傅作义仍用答复徐永昌的那些理由,婉言拒绝了郑介民的劝说,郑见劝说无效,乃布置北平军统人员,要用各种的段破坏傅作义同解放军的和谈。郑还叮嘱说:“对于那些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就把他们干掉,以起‘杀鸡儆猴’之效。”布置完之后,郑介民就悻悻地回南京了。

  郑介民刚走,负责和中共谈判的周北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周汇报和中共谈判的详细经过。傅作义看过草签的“会谈纪要”仍一言不发,在屋里踱起步来。周北峰心想:“看样子是要拖延时间,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三四天后,傅作义对周北峰说:“你可以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就说前次所谈已研究过了,只是限于十四日午夜前答复昌间太仓促,不你将同邓宝珊再去。”

  邓宝珊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密友。邓将军辛亥革命时参加伊犁起义,民国初年是国民军宿将,久负声誉。抗战期间,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陕北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在此关键时刻傅请邓宝珊作他的代表,足见其用心良苦。

  邓宝珊一到北平,就同周北峰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谈。1月14日傍晚来到通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在门口迎接。几句寒暄话说过,周北峰就提出开始谈判。聂总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要周北峰电报请示。傅回电称:“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此时天津战斗正在进行。半个小时后,傅作义就接到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告急电话:

  “报告总座!共军已发动了全线进攻。

  共军大炮十分厉害。东局子被猛攻已经陷落,运河自来水厂已被共军切断,河北区孤立无援,请速派飞机前来助战!”

  “报告总座!小西门战斗十分激烈。共军已步步进逼,八十六军步步退守,刘云瀚军已无还手的余地,共军已经直插金汤桥!”

  “报告总座!共军已经突入天津市区,攻势迅猛,整个防区已经全面瓦解……”

  傅作义放下电话,瘫软在沙发里,好半天没有说话。仅29个小时,天津便宣告解放,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等人当了俘虏,侯镜如率残部从塘沽出海南逃。天津的解放,迫使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下了决心。他通知周北峰、邓宝珊,抓紧时间和对方会谈。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达成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派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宜生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党再次合,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专此敬候,勋安。弟蒋中正。”

  傅作义看完信,对蒋纬国笑了笑说:“请向总统致意,时至今日,一切全晚了。”

  “不晚,不晚。”蒋纬国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总统的意见是,希望总事令能顾全大局。”

  “请向总统致意,”傅作义说,“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荣辱,更不在意。国家大局高于一切。我是炎黄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请向总统致歉!”

  1月16日下午,奉命在天津前线总部进行谈判的邓宝珊、周北峰两将军,就一些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同对方举行会谈。会谈开始,罗荣桓政委说:“今天只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绥远问题,我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说。但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都之文物,能够完全归到人民的怀抱,那绥远问题又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最后,由双方代表在初步协议上签了字。明天(1月17日)邓宝珊将军,进城去见傅作义将军,向其说明双方正达成的初步协议的内容和经过。”

  就在1月16日这天晚上,林彪司令员会见了即将进城的邓宝珊,并拿出一封由他和罗荣桓将军签署的给傅作义将军的信,希望傅尽快答复。信中写道: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日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这不预。

   此公函乃体现了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的“时局声明”所提的和谈八条,是中共的最后通牒。何去何从,傅作义已没有更多的选择。北平问题除了接受和平解决外,任何讨价还价都是妄想。

  当下,傅作义即向邓宝珊说道:“我决定接受军队离城改编,由你转告解放军方面,就说:‘傅作义已决定服从人民!’”

  然而,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了电报,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有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催傅即复。傅作义拟出“遵照办理”的电稿后,立刻把政工处长王克俊叫来,并以王的名义草拟了一个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文,说明蒋电的内容,并要求城外解放军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最后企图用飞机运走这个嫡系精锐兵团及装备的梦想。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了城待编;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北平和平解放了,千年古城恢复了青春!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驻北平的庄亚人城式。沿途受到北平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全市欢声雷动,多少人激动地流下眼泪。这一天故都人民完全沉浸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欢乐之中。傅作义看了此情此景深受鼓舞,感到自己做了一件留名青史的大好事,但未亲自面会毛泽东主席总觉得心里不踏实。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中共中央总部驻地,受到中共军委副主任主席周恩来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欢迎,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傅作义向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主席和蔼地说:“你做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似的和傅作义畅谈起来:“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你还是把他甩掉了。”

  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毛主席对傅作义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傅作义一听连忙问道:“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嘛!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关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关,但主要的是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民主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这一次畅谈,使傅作义存在的内心一切疑虑完全消除了,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精神焕发,心情欢畅,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他号召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尽早开始建设。他说:“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先生的通电发表后,在全国,特别在尚未解放的蒋统区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平津战役结束不久,绥远问题即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4月24日,阎锡山固守的太原也获得解放。自此以后,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已经连成一片,成为广大的地方,为解放军渡江南进、扫清蒋军残余,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也为赢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奠定的巩固的基础。

(责任编辑: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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